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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大学生造反原因与“北航红旗”的成立
史铁生：文革记愧——渴望活比不怕死更难能可贵
孔繁文整理揭发：张铁生的反动言论（1976年9月9－14日）
马恩成：陶铸在一九六六
在美国听“文化大革命”课
艾晓明：林昭给我们的精神挑战——给友人谈林昭
何以冠名“文化”的“革命”
谨防“文革”文风东山再起
李镇西：面对张志新同志的遗像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大搞所谓“红海洋”的通知
关瑾华：读遇罗文的《我家》
1968年2月8日沈阳一中革命师生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张抗抗：无法抚慰的岁月
所谓“二月逆流”事件
“九一三”事件——中共党史上的80件大事（59）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遇罗文：哥哥遇罗克的故事
“一月风暴”——中共党史上的80件大事（57）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共党史上的80件大事（61）
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中共党史上的80件大事（54）
张志新冤案揭密
“批林批孔”运动——中共党史上的80件大事（60）
《五一六通知》——中共党史上的80件大事（55）
遇罗文：文革中大辛庄屠杀调查
老舍之死：留在太平湖的记忆与思索
遇罗克——献给常识的祭品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
触目惊心的高薪阶层
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
文革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已调查到的死亡
文革“八·二五陕报事件”回顾
江岩声：“文革”万花筒：窃与偷
上官云珠的生死劫
施义普：超级政治内乱的事后鉴定：文化大革命的阶段划分
红宝书是这样炼成的
陈家琪：那富有命运特征的一天——文革38年祭
傅雷夫妇的遗书
张铁生：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
吴德：当政府失去权威的时候
萧光琰一家之死
聂元梓——从造反到炼狱
一本小书激起轩然大波
陶斯亮：一封终于发出的信
王晋隆之死和“人血馒头”
张郎郎：狱中遇罗克
余秋雨片断：1963-1980
马失途：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陈伯达：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
陈益南：文革的标志、客观作用与史学价值
郗豪生：“文革”中进行社会实验的王仁舟
陈益南：文革历史研究的若干课题纲要
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一九六六年“破四旧”简记
范学德：我怎么打人啦!?——文革忏悔录之一
范学德：“哑巴”：失去了名字的人——文革忏悔录之二
翦伯赞自杀之谜
这是为什么？
“焚琴煮鹤”诗案——老诗人邓均吾之死
“高干俱乐部”是修正主义的安乐窝
衣晓龙：“文化大革命”起因研究综述
蒯大富大字报选
文革时代的宣传口号
邓拓自杀的前前后后
“文化复兴”对抗“文化大革命”
震惊全国的“文革”重庆红港海战
重庆沙坪坝公园文革武斗墓地记
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读书运动
吴德：动荡的北京市委(
吴德：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
遇罗锦 :回忆我的哥哥遇罗克
吴小彦之死
老田：浅谈文革史研究中间的“史论”对立和“史料”分歧
唐龙潜：长埋心中的块垒——沉重岁月的剪影
封佩玲：文革中的荒唐事
卢弘：“文革”中的“英雄”是怎样塑造出来的？
摩罗：文革时期的潜在写作
田小野：怯弱的良知——我的1966年8月
聂元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由来
何蜀：“文化大革命”中的民主党派
老田：文革中间的“政治迫害”
宗璞：1966年夏秋之交的第一天
陈益南：文革中的造反派是一支奇特的政治势力
张志忠:“文革”文本中的“五四”：对历史话语的深度梳理
聂元梓：答季羡林教授
唐少杰：“文化大革命”时期清华工宣队诸问题述评
宋正容：我曾目睹北京女三中校长莎平被打死那一幕
冯骥才：“文革”进行了两千年
崇高在瞬间化作了儿戏：文革往事之毛主席万岁
辛文：忆林昭并思中国道德信仰的重建
昝爱宗：“万岁的乱世”：余华《兄弟》艰难恢复“文革”记忆
曹瑞涛：冯骥才先生《文革进入了我们的血液》的读后感
于是乎：那盏“明灯”，那支铁笔，还有那个通知
丁帆：我们需要头上的灿烂星空吗——文攻武卫篇
陈占彪：文革时期宣传画研究
魏格林：如何面对文化革命的历史
艾恺：文革：四十后的破晓
彭令范：我的姐姐林昭
刘志琴：沈元，一代知识分子的伤痛
彭厚文：“文革”前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分一线二线制度考
李逊：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范泓：林昭之死与我们这代人
王俊义：文革记忆：棺材变粪桶
欧阳龙门：罗瑞卿遭整肃的几个关键因素
陈必大：欲辨真义已忘言——纪念我的父亲
王彬彬：“文革”时期也有潜规则
谢泳：民国著名知识分子储安平文革期间失踪之谜
华新民：文革中的钱学森
缪俊胜：我给陈伯达做秘书
舒云：从矛盾重重的官史中探寻真相
高干子女的特权思想与资本主义复辟
朱正琳：我的铁窗岁月
李逊：工厂基层干部王洪文
陈益南：华国锋在文革中的崛起
王蒙：毛泽东为什么非搞“文革”不可？
傅高义 秦晖：谈邓小平与“文革”
谭天荣：新中国与“文化大革命”
吴远鹏：李慎之先生论“文化大革命”
陈夏红：压伤的芦苇：文革中的钱端升
陈昭：“文革”中的“军宣队”——一位大学“军宣队长”的回忆
唐少杰：“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现代史中的地位
李月军：锻造激情的木偶──论“红卫兵”的政治社会化
韩少功：“文革”为何结束
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的谈话记录
爱因斯坦很反动 文革批相对论的闹剧
唐少杰：“文化大革命”的一首断魂曲
郭山：历史和现实的交战：重新回到“文革”？
郭艳 陈兴玛：大跃进中的政治变迁与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王朝晖：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1966—1969）
李菁：忆张志新：我们民族那份带血的记忆
陈晓文：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
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特殊演讲
程映虹：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
张光璘：“文革”烈火从北大点燃
李辉：留在纸上的苍凉——整理“杜高档案”随感
江畹铸：郭世英在农大的最后岁月
何云峰：“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辨析
徐海亮：我看清华文革－－读《一叶知秋》
唐少杰：清华文革“七．二七事件”
何蜀：一部校正“集体失忆”的力作——读周伦佐《“文革”造反派真相》
赵宝煦：守一同志在文革中的两件事
冯骥才：非文革经历者的文革概念
刘景荣:“文革”文学研究的重大转型
何蜀：“文化大革命”中的歌曲
杨大庆：文革中的长沙“红中会”
纪琮：十年细事漫录一－文革时期的上海商品供应
阿里夫·德利克：世界资本主义视野下的两个文化革命
阿里夫·德里克：“文化转向”后的文革
王明贤：红卫兵美术运动
莫里斯 迈斯纳：文化大革命中成功的新农村建设政策
金大陆：上海文革运动中的群众报刊
程志敏：现代性语境中的文化大革命研究
徐海亮：“武汉事件”及其在文革进程中的位置[1]
佟新 沈旭：文革研究对认识中国社会的意义——一种国家与社会的视角
陈奎德：中国自由主义在文革中的萌芽
沈传宝：中央文革小组的历史沿革及立废原因探析
邓六金：我与曾山在“文化大革命”中
吴丽萍：文化大革命中的女红卫兵
谢海涛：作家徐星的“文革”编年史
胡大年：文革中对爱因斯坦的批判运动
何蜀：吴宓痛斥“文化大革命”
田沈生：中年知青的感悟——读邓贤《中国知青终结》
田沈生：一首诗的由来
傅国涌：林昭四十年祭
郭宇宽：印度就缺一次“文化大革命”？
徐贲：文革政治文化中的恐惧和暴力
徐贲：国人之过和公民责任:也谈文革忏悔
徐贲：“文革”时期的物质文化和日常生活秩序
徐贲：文革文物收藏和怀旧的大众文化
徐贲：全球传媒时代的文革记忆: 解读三种文革记忆
王小东：认识文革的两面性
张鸣:“调人”的隔膜与历史的迷雾
丁学良：围城. 驰援. 被围――文革发动四十周年祭
丁学良:“文化大革命”就是形形色色的人相互报复的革命
王海光：试解１９６７年初一份反“文革”传单
王海光：一个人的冤案和一个时代的冤案
朱学勤：1976年的记忆
姚监复：恭贺新年，笑对人生，欢度新春！
崔卫平：善是难以通约的，恶也是——两部关于文革的影片
时东陆：文革暴力探源——看电影《十七岁自行车》有感
杨东平：反思红卫兵产生的教育原因
崔卫平：中国电影中的文革叙事
姚监复：20年代湖南农民运动的“痞子运动”——文革式预演
何与怀：一个天才青年的悲剧
陈奉孝：集训队
张允若：一株御批的“大毒草”
梁立俊：阳光下的往事回忆
曹承义：中共中央委员董明会
狄马：飘风骤雨不终期：傅雷之死
林贤治：文化大革命断想
董国强：江苏「一‧二六夺权」前后的权力角逐
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
王申酉：一个以身殉道的先知
王力雄：中国从文革得到什么?
傅国涌：向死而生——纪念林昭殉难40周年
“五一六”通知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王年一、何蜀、陈昭：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
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
任仲夷：张志新案是奇冤大案
董国强：从南京大学「倒匡」事件看「文革」的复杂属性与多重面相
王年一：还原一个真实的林彪
毛泽东：党的文艺政策应当调整[1]
骆小海：《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序
王海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新进展
顾训中：“文革”风云人物的再认识——徐景贤个案解读
丁凯文：陈伯达与“文化大革命”
萧延中：“文革”的政治思想根源：史华慈论卢梭、孟子与毛泽东
徐贲：群众和“人民文革”
丁学良：四十年研磨出的文革通史
王炼利：我们为什么会助纣为虐——我的自白和反思
王炼利：怀念早逝的关碧红——谨以此文纪念文革发动39周年
周泉缨：关于清华早期造反派内部的分歧
鄢烈山：一个“黑帮分子”的心灵史——读廖沫沙的《瓮中杂俎》
董国强：张春桥宦海沉浮与“文革”悖论
何启治：《似水流年》─文革浩劫的悲歌
王友琴：刘树华之死和清华附中红卫兵
王友琴：16岁的凯蒂体验文革
王友琴：陈沅芷之死
王友琴：为李洁之死忏悔
王友琴：艰难的控诉：卞仲耘被害四十年后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潘光旦
王友琴：打老师和打同学之间
王友琴：受难者翦伯赞
王友琴：受难者林昭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程贤策
王友琴：一封等待了两年的信
文化：反省文革的一个角度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陈祖东
王友琴：张东荪一家的恐怖遭遇
王友琴：受难者老舍
王友琴：诗人和考古学家陈梦家之死
王友琴：左奶奶和马大娘之死
王友琴：“嚎歌”与对文革的“选择性记忆”
王友琴：灿烂的夕阳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的孩子们
王友琴：“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前言
王友琴：未曾命名的湖和未曾面对的历史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陈梦家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杨朔
王友琴：记载1345796名受难者——介绍俄国的两张光碟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党晴梵
王友琴：林焘先生和文革历史
郭建：杰姆逊与文化大革命
郭建：当代左派文化理论中的文革幽灵
丁学良：西方学术界迄今有关中国文革最重要的一部通史
陈家琪：我们依旧期盼着另一种形式的“文革史”
阎长贵：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是怎样发动的
梁效：孔丘其人
段拥军：文革灾难的体制性原因初探
房文斋：我为林昭拍了张照片
王友琴：红八月与红卫兵
丁东：阎长贵王广宇文革研究的独特价值
张志新：死神夺不去的勇气和美丽
李世华：我们生产队的“阶级斗争”
刘精明：“文革”事件对入学、升学模式的影响*
阎长贵：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
袁小伦：饥不择食的阅读记忆
叶维丽：《红色大院的女儿们》后语
沈睿：重庆红卫兵墓地：正视当代历史的开始？
傅瑞德：寻访遇罗克的足迹
乔海燕：在等待毛主席接见的路上
黄克诚：毛主席有些错误我有责任 “文革”我没责任
李逊：《海瑞罢官》，尚未披露的史实
胡杰寻找的不仅是林昭
寻找林昭
摩罗：圣女林昭复活记
陶东风：七十年代的碎片化、审美化与去政治化
陶东风：见证自己的污点言行与重获做人尊严
丁东：文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陈兵：北大附中“文革”初期记事
张放：文革“红卫兵”组织曾是秘密组织？
苗振亚：傅雷书信中的“死路历程”
牛辉林：夜半抄家记
聂元梓：我对《夜半抄家记》的意见
韩三洲：九十岁的聂元梓在想些什么
王学泰：文革前高校清理“反动学生”事件
陈家琪：一代人的回望
吴稼祥：虽亿万人，吾往矣
张大中：在母亲王佩英诞辰95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稿
杨银波：为信念而生，为信念而死：王佩英的道路
韩三洲：被遗忘的“文革思想者”马正秀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四——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五——“我们回开封吧”
王海光：中央党校1977年的大讨论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十——讲真话的“疯子”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七——解放了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八——幸福安定的生活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六——地下工作岁月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九——彼苍者天 歼我良人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十一——“反动立场”与舐犊之情
崔卫平：代课老师将我启蒙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十二——邦无道，至死不变
杜光：继承和发扬铁骨仁心的崇高品格
凌靖琂：从《夹边沟记事》忆我那被饿死的舅舅
童话:仰望星空的青年
裴宜理 李逊：革命的粗野
王友琴：恐怖的“红八月”
尹曙生：省长王昭之死
王友琴：“带了个好头”：红卫兵道歉
何蜀：文革中的歌曲时间
何蜀：文革中的歌曲时间（二）
杨银禄：我见到的江青三次流眼泪
李筠：我和“三家村”
丁德发：上海文革散忆
钱伯城:一代文人有厄
叶铭葆：批林批孔：毛泽东为“焚书坑儒”辩护
陈雨：从献礼片《百花》、《岁月如歌》看“文革”历史记忆的建构
陶东风：直面真相和真诚道歉才能带来宽恕与和解
朱学勤：老三届的反思存在严重问题
梁文道：文革中三岁男孩为何被打成反革命
余三定：日记里的初中生活
祝东力：“红卫兵-知青一代”的前世今生
遇罗文：我的哥哥遇罗克
杨国成：民主政治的本体和方法
李海文：《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发表前后
韩三洲：被遗忘的“文革受难者”马正秀
王辉：天津文革中的“二二一”事件
丁东：一种文风的兴起
丁东：紀念王申酉
丁东：文革研究的几个问题
傅世安：致毛泽东同志的万言书
段华明：“文革”发生的必然与偶然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王海光：武汉“文革”的口碑历史
朱永嘉：《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前后
黄志谋：登上红卫兵墓地
丁东：第三只眼睛看清华——读《清华蒯大富》
储成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偏差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储成仿：毛泽东对修正主义的认识偏差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储成仿：“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教训
唐晓峰：难忘的一九七一
李逊：一个偶然事件引爆必然发生的武斗
周大伟：从两则“将军轶事”所想到的
我参与王佩英平反工作的回忆
丁东：胡耀邦关心蒯大富
戴维堤：震惊世界的武汉“七·二零”事件
程宝林：曷彼苍天！——读李乾回忆录《迷失与求索——个中学生的文革纪实》
政治之外还有生活：文革中性压抑的反弹
储成仿：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偏差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许锡良：毛泽东为何在“文革”时要“批林批孔”?
刘泽华：我在“文革”中的思想历程
舒云：“九·一三事件”十大谜团
马文蔚：那个时代没有远去
潘鸣啸：“九一三”对一个外国大学生的影响
课本上那些课文的作者 他们都自杀了
李宇锋：“林副主席是坏的”
黄春光 邱路光：对话“九一三”
顾训中：我在空军部队经历“九一三”
廖振旅：“九一三”使神话破灭
顾土：初中生活与“九一三”
赵之洪：小道消息：“林彪出事了”
程光：我的一九七一年
周孜仁：省委秘书记忆中的“九一三”
何蜀：与“九一三”有关的零散记忆
胡小水：“九一三”断想
李延明：“九一三事件”和文化大革命
文革红卫兵抄家“硕果”累累：四百亿现金
章含之：我是如何成为“文革”风云人物的？
丁东：回首《中国》
丁东：百家争鸣的前奏
麦克法夸尔：中国该怎样书写历史
宋士华：我们公社的“101反革命案件”
《中国改革》：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会发言摘要
林建刚：极权统治下的人们
毕星星： “不须放屁” 难倒全国人民
余樵：“文化大革命”之火是怎样在体育界燃烧起来的
老骥：成都老皇城是怎样毁于“文革”烈焰的？
程敏 建军：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综述
姚小平：疯狂的像章
陈伟斯：林昭之死
赵越胜：若有人兮山之阿（上）
赵越胜：若有人兮山之阿（下）
丁东：文革时自己当不上革命主力很失落
储成仿：对“八个半月纠左”的一种解读
李文采：如何看待毛泽东发动的“文革”？
刘小枫：现代性演化中的西方“文化革命”
乔海燕：围观“游街”──以革命的名义
吴远鹏：顾准在“文革” 中——读《顾准画传》
米鹤都：关于“破四旧”的反思与追问
荆帆：《三家村札记》版本小考
周七月：我父亲被作曲的一首红歌
周大伟：从江平先生的崇德中学到我的第三十一中
廖沫沙：文革中把批斗当唱戏的“反党者”
胡楠仁：红卫兵报刊幕后往事
启麦：文革杂谈： 无神论者拜偶像
顾土：科学与文革——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之八
彭古：红卫兵留在我身上的印记
王海光 武力：伟大历史转折的伟大前提——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意义
赵明：“文革”中的谢富治
权延赤：1967：毛泽东南巡始末
李逊：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人造反派运动
何与怀：沉沦神州的血祭者
吴德：吴德口述：“文革”中的武斗是怎样被鼓动起来的
高文宜：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
郑克中：北大“文革”二三事
孙言诚：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
王友琴：学生打老师：1966年的革命（2006年增补版）
许子东：重读“文革”
吴忠：我经历的1976年天安门事件
张曙光：只有真正的改革才能避免文革
顾则徐：“文革”过来人应该说出曾经的罪孽
徐贲：“文革”的隐患在哪里
金一虹：文革时期中国妇女的劳动
刘仰：十年动乱还有基础吗？
马士田：文革中被乌云笼罩的高校里的一道闪电
碧琼子：有多少罪名曾经砸向我们——文革罪名小考
傅德怀 碧琼子：文革中柳铁地区的一次冒死上书
霞飞：革命委员会始末
陈平原：别忘记苦难，别转为歌颂
王力坚：文革中的知青地下歌曲
路阳：“文革”时期“革命委员会”体制形成过程述
解堋：预防二次“文革”需从多方面入手
毕星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革”记忆
马士田：与康生一次短平快的面对面
吴过：共和国主席一家的沉沦
红卫兵运动——中共党史上的80件大事（56）
刘景林：记者经历的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活动
印红标：红卫兵“破四旧”的文化与政治
印红标：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流派
于是乎：“老红卫兵”与“血统论”
米鹤都：我看“第三代人”
董国强：大陆学界红卫兵运动研究述评
老三反分子彭德怀反动罪行七十五例
魏光奇：透视“文革”的文化选择
陶东风：我们记住历史了吗？
彭劲秀：“文革”受害者痴迷“文革”感言
王友琴：文革历史写作的主要分歧
郭道晖：防止“文革”重演须依宪治国——纪念八二宪法颁布30年
徐庆全：“文革”中周扬为何会抵制毛泽东的旨意？
王革培：我经历的文革十年
许英杰：文革之死——文革产生的社会结构根源及其不可再生性
陈四益：造像的悲喜
廖振旅：回忆亲历的社教运动
刘青峰：试论文革前中国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沦丧
孙沛东：总体主义背景下的时尚——“文革”时期广东民众着装时尚分析
曹惠英：考察过去，映射现在──文革时期知青题材与红卫兵写作研究
陈益南：全面认识文革中的“红卫兵”
吴琦幸：知青回山村——精壮年少都不见，一片老弱病残身
程前：文革期间震惊全国的重庆红港海战
郭道晖：警惕文革元素的复活
司马烈文：寻找林昭的灵魂
项小凯：文革是民主实践吗？
倪步云：“文革”亲历杂咏（二）
叶铭葆：“文革”与毛泽东的遵义会议情结
黄岭峻 徐浩然：集体行动的易感性与自主性
董国强：从南京大学的「清队」运动看「文革」主要矛盾的转化及其后果
重温“文革”历史教训：总结历史 开辟未来
倪步云：“文革”亲历杂咏（三）
朱德：“文革”以来，军队里出了几个败类
李耐因：知情人披露新史料：审判“四人帮”的前前后后
孙沛东：裤脚上的阶级斗争——“文革”时期广东的“奇装异服”与国家规训
章敬平：1981，历史的遗憾
傅国涌：他们远比大人物重要——最早洞悉文革真相的人
倪步云：“文革”亲历杂咏（四）
陶东风：极左意识形态的巨大威力
顾土：榜样与文革
吴平祥：文革不反腐败
莫曉磊：“疯狂”与理想
杨玉鉴：文革岁月——我与遇罗克
阎长贵 王广宇：李讷在“文革”初期
赵宗彪：我们距二次文革就一个小时
何路社：“毛泽东迷信”批判
尹敏志：红卫兵运动的起源
张梦阳：论“文革”思维
张杰：文革学习班：遍地牢笼
关愚谦：我在“文革”中的出走事件
刘亚明：“文革”的国家与社会双重维度分析
乔海燕：一个红卫兵的葬礼
老愚：与人斗其乐无穷
老愚：文革前夕的“进步青年”（一）
姚蜀平：文革中的“民办枪毙”
碧琼子：主张增设美化文革罪是一种文革思维
老愚：在夺权的漩涡里
老愚：毛泽东的“红卫兵”
李伯勇：文革的实际情形与“造反”的词典定义
老愚：“大串联”的日子
碧琼子：一个造反派的遭遇和他的觉醒
百步亭渔工：我在北大经历“文革”
萧象：山雨欲来——彭真“冷藏”姚文的历史背景
李传俊：在中央文革办事机构的见闻
海鼎：文革往事：一段伤心由“画”出
罗平汉：罗瑞卿遭打倒内情
萧象：陆定一文革遭遇的历史教训
李公明：批判的历史主义绘画——写在“生于1949：李斌画展”前面
王蒙：1976年中国纪事
毛德传：公安系统的文革浩劫
欧阳斌：文革离我们有多远
王海光：血缘文化与文化大革命（论纲·上）
彭劲秀：“文化大革命”中的习家
王锐：“北大才子”沈元被处决及其他
梁小民：莫为己讳
萧象：通往文革之路——党内政争下的四清运动
麦克法夸尔：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
季北群：微博“大字报”引发网络“红卫兵”忧惧
杨国选：“文革”期间高层人事变动之谜
王敏：试论“文革”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误入歧途的历史原因与经验教训
李奎武：我的牛鬼蛇神老大哥
董郁玉：从国家政治的角度看文革——读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张辉灿：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内情
张鸣：误读的尴尬
李逊：“红八月”——十七年阶级斗争的延续
严春友：历史走出了多远——纪念遇罗克牺牲43周年
蒯大富：清华批斗王光美始末
李逊：上海的“红八月”：十七年阶级斗争的延续
遇罗锦：不屈的哥哥
傅靖生：我“斗”了我爸爸
陈明：我与妻子丁玲“文化大革命”遭难始末
尹曙生：我复查的三宗自杀案
何蜀：在一首“反动诗”的背后——从有关《悼》诗的一句“交代”说起
张鸣：文化革命，为何会革文化的命？
刘复之：“文革”期间轰动一时的“李震之死”
散木：陈白尘的“文革”日记
遇罗锦：《出身论》诞生
王友琴：关于北京大学1969年8月5日“宽严大会”的一个注解
陈云反对杀江青：不能杀否则后代不好办
庄菁瑞：文革前夕的一篇科研成果报告
黄肇炎：“革命化”的春节
谢声显：在万县旁观“夺权”与“镇反”
史云：作者与编辑的对话——《张春桥姚文元实传》代前言
李逊：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上海造反派的最初榜样
不平：一篇大字報的前前後後-----代序
文革控——大陆“文革”怀旧群体调查
王晓明：文革十年的标语口号
范世涛：文革日记：规训、惩罚和日常记录
章诒和：中国文人的别样文字——张伯驹的文革交代
曹英：文革时期的毛邓关系（二）
不平：四十年前的大字报
重庆红卫兵墓：这里的历史静悄悄
傅国涌：未名湖畔的痛哭——读林昭1958年5月4日给妹妹的信
王锐：文革中成都“五·六”事件始末
邓鹏：1967年4月后文革派系冲突的发展
王广宇：清华批斗王光美的一个细节
萧象：刘少奇是什么时候感到自己要挨整的
向红：“九一三”四十年有感
袁伟时：我的私信风波—— 兼说汤一介教授的梁效故事
白磊：从夺权到军管——1967-1968年陕西省武斗
陈益南：“文化大革命”中十个高层人事之谜
王海光：反“文革”檄文——《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解读和考辨
章诒和：张伯驹的文革“交代”
彭劲秀：致戚本禹
吴德口述：当政府失去权威的时候
苏双碧：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
程映虹：中国政治的“亚文革”状态
彭劲秀：“文化大革命”中的“公安六条”
傅洋：彭真谈文革起因——主席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黄维：文革是祸国殃民大灾难 有何值得肯定?
北岛：文革时北京四中
张永：一个美国人见证的文革群众民主
闵远：坚持否定“文革”的政治底线
石玉林：回忆文革中大学生毕业分配
鲁志强：难忘封冰那些事儿
耿鼎发：追忆死刑犯丁夏氏在狱中对我母亲的护爱
张显扬：为“人性论”平反
王冀豫：一个红卫兵的反思
黄艾禾：张静芬老师的选择
王学泰：回忆“现行反革命”狱友
邓小平谈民主：为什么“文革”悲剧只会出现在中国？
王绍光：疯狂岁月里的理性选择
刘少奇的两封检查
储成仿：建国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陈虹：“五七干校”——并不遥远的历史
齐欣：郭晓棠同志被批判的前前后后
宁稼雨：回忆我的文革“手抄本”经历
宁稼雨：破四旧与红色读书
金观涛：否定文革——八十年代的二次启蒙
施义之：文革末期我在公安部
粉碎“四人帮”——中共党史上的80件大事（63）
王永钦：“四人帮”组阁始末
赵旭：文革中被枪毙的中共县委副书记杜映华
王友琴：“文革”中的迫害同学——事实与分析
李意根：罗瑞卿的文革岁月
印红标：从“新思潮”到“新阶级”——文革中青年的社会批判思潮
龚斌：在“写作组”的日子
徐贲：“红卫兵”道歉是一种怎样的良心行为
习仲勋：文化大革命没有一点好处
张元勋：“篮桥”监狱会林昭
叶永烈：陈云在“文革”前后
萧象：毛泽东文革之初一次不为人知的回湖南
启麦：文革琐记：政治边缘处的众生相
张一虹：文革中我两次见到的张伯驹
王毅：“中央文革小组”及其基因
黄力民：林彪最后一年——基于公开资料的解读
何立波：庄则栋、刘庆棠、钱浩梁的人生沉浮
卜伟华：1967年的“围困中南海事件”
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
王锐：毛远新“文革”早期的三张大字报解读
刘爱琴：父亲刘少奇的最后岁月
余汝信：施义之之冤与李震之死——《血与火的历练》读后
欧阳龙门：林彪在“二月逆流”前后
霞飞：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中
迟云飞：文革中我接触的几位右派
新凤霞：“文革”中的溥仪
余汝信 曾鸣：“砸烂旧世界”的真实写照
韦君宜：编辑的忏悔
屠雨迅：红色的网——我的小学生活(2)
屠雨迅：红色的网（续）——我的中学生活
屠雨迅：红色的网——我的小学生活
游雪涛：文革中的特工奇人
徐贲：我40年前的一位知青亡友
陈毅之子回母校组织文革道歉会 向老师鞠躬道歉
单仁平：个人文革道歉是国家大反思的余音
王锐：“文革”初安东将军之死及其风波
韩钢：“九一三”事件考疑——以《林豆豆口述》为中心
余汝信：关锋访谈录
霞飞：王力沉浮录
陈东林：张春桥：“叛徒”与党员身份之谜
周泉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之必然
陈小鲁：文革最大的教训就是要树立宪法权威
陈小雅：林彪的罪名及其变迁
何蜀：对“文化大革命”历史分期的思考
吴兴唐：中苏“十年论战”是文革的舆论准备
陈小雅：林彪命结“收妖”篇？
章剑锋：蒯大富：落幕以后
张力奋：与FT共进午餐：陈小鲁
老愚：我的文革记忆
陈奎德：中国自由主义在文革中的萌芽
许子东：对“文革”的两种抗议姿态
武建华：“九一三”事件后对林彪驻地的清查工作
何蜀：北京市委被打倒之后——对照阅读两本书
彭令范：林昭案卷的来龙去脉
王友琴：北京第三女中校长沙坪之死
余汝信：“7·20事件”中的“8201”与“8199”
余汝信：从王光美谈严慰冰案说起
周恩锡：文革轶事后记
余汝信：1973：李震之死始末
徐景贤：张春桥“九大”整陈毅秘辛
司马清扬：文革初期人事布局中的陶铸
丁东：我的“文革”记忆与反思
隐蔽的细节：洞悉“林彪事件”的历史真实
余汝信：文革旋涡中的38军
周伦佐：“文革”中造反派与右派的真实关系
张化：刘少奇的悲剧与悲剧中的刘少奇
张业赏：1966年山东大学的“文革”
王晓明：穿越愚昧：“文革”时两次读“禁书”的奇特经历
孙一先：我所亲历的“9·13”
冯骥才：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
胡楠仁：“文革”中的陈云
王海光：“九·一三事件”谜团解析——评舒云《“九·一三”十大谜团》
余汝信 曾鸣：也谈中央文革小组的结束时间问题
余汝信：官式文革史观的范本——对《陈丕显回忆录》的若干质疑
李雪峰：鲜为人知的“文革”发动内情
何蜀：文革中重庆的“一号专案”
沈宁：北京男八中的一段往事
余汝信：关锋当过总政副主任吗？
余习广：“老革命”与“现行反革命”之路上的父亲
余汝信：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罪名考释
孙万国：林彪之垮台——重探1970年庐山会议与国家主席问题
秦剑：我所知道的“傅崇碧”冲击“中央文革”事件
李雪峰：回忆文革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从“6．18”事件到“7．29”大会
麻昌贵：关于1976年贵州牛郎追反冤案的说明和思考
麻昌贵：惊天屁案：贵州牛郎“追反”事件始末
荣兆梓：毛泽东突破斯大林模式的两次探索
何蜀：文革不是反腐败，也不能反腐败
余汝信：与戚本禹面对面
穆欣：剑拔弩张：中央文革小组实录
彭祖龙：文革期间发生在武汉的三大血案
朱嘉明：关于“文化革命”的几个假设
高子正：文革工作组与王光美之谜
王友琴：文革死难者——李文波
杨荣国：“批林批孔”运动中的红人
王友琴：不反省文革历史，如何规划未来？
萧延中：文革的政治思想根源：史华慈论卢梭、孟子与毛泽东
陈徒手：红卫兵大串联北京接待记
余汝信：维特克访华与《江青同志》
秦维宪：30年前上海民间第一案：反张春桥的胡守钧集团
朗钧：林彪为什么要坚持“设国家主席”
王建和：村级革命
阎长贵：“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来龙去脉
阎明：九一三事件后如何处理林彪等人的尸体
宋彬彬：再不道歉就没机会了
徐贲：宋彬彬的“错”和“罪”
丁东：澄清真相 分清主次
王年一：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文化大革命”由来的探讨
余楷：我们都有文革的思想基因
董恂来：从文革到改革--一种基于人性论与社会制度构建之关系的考察
佘云霞：国际社会有关童工劳动的争议及解决
余汝信：在雷英夫未被追究的背后
张曙光：有灵魂的净化才有真正的社会进步
印红标：“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矛盾
程映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根源是“宇宙终极真理”
余汝信：大醇小疵之《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戴丰仪：文革还会发生吗
袁策祥：“9.13事件”中的李文普及其他
丁东：道歉是推动反思的契机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罗应荣
刘沂伦：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二三事
印红标：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关系再考订
蒯大富：讲出文革历史真相很难
顾土：文革的自杀等于他杀
胡鹏池：蒯大富——清华园的一只蝴蝶
杜钧福：文革史中的失踪者——北京“红八月”里的“小流氓”
黄钟：荒唐年代的缩影
葛剑雄：“文革”期间的人代会
张红兵：没有地址的信——给我的妈妈方忠谋
“人生怎么能假设呢？”——专访宋彬彬
金大陆：关于“文革”研究的新思路
张胜：专门制造罪状的机构：张爱萍眼中的文革专案组
裴毅：我亲历的造神运动
葛兆光：我绝不接受有人说“文革”有可取之处
董国强：“批林批孔”运动与江苏“军管”的终结
王友琴：回应宋彬彬等
谢声显：我怎样被炮制成“从严对象”
范世涛：红卫兵抓走彭真——对照民间记载与高层言辞的变化
范达人：“梁效”几篇重点文章的写作经过
冯敬兰：“文革纪事”——生活就是斗争
王德邦：“文革”记忆
印红标：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
我怎样成了逍遥派：虞友谦研究员访谈
魏格林：如何面对文化革命的历史
丁抒：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记实
董国强：《“亲历”文革》前言
余华：时隐时现的文革历史
冯敬兰：校长是怎样被大家推向死亡的
何蜀：失败者书写历史——王光照回忆录序
尹家民：毛泽东关于军队介入“文革”的思想变化过程
余汝信：吴法宪1971年4月9日检讨解读
李慎之：我的交代和检查
董国强 Andrew G.Walder：“军管”时期的南京
王年一：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
董国强等：1967年南京“一月革命”的失败
羽之野：曹雪芹的人文精神与狼奶红学的抵牾——评“李蓝冯蔡”的反红谬说
王永钦：周恩来“文革”中是怎样批极“左”的
施宝华：李政道同江青的一次辩论
阎长贵：江青在文革中的威风
阎长贵 王大宾：从四川“揪回”彭德怀的真实情况
薛明：贺龙是如何被迫害致死
董国强：派性身份、个人处境与政治抉择
王海光：“砸烂公检法”的一个典型样本分析
韩少功：“文革”疑症及其前置条件
史华慈：德性的统治——文化大革命中领袖与党史的宏观透视
葛兆光：我的1966年大串联纪事
陈家琪：抵制遗忘
沈志荣：我的红卫兵生涯
王学东：当代四川诗歌的精神向度 ──以成都“野草诗群”为例
李亚东：查勘地下文学现场——从一九六〇年代蔡楚的反动诗说起
李亚东：“在那个阴暗多雨的季节” ——记成都“野草”诗歌群体
韩少功：“文革学”的三大泡沫
何蜀:文革时期中小学教科书摘选
高锴：老舍先生：从实心爱党到以死抗争
韩少功：“文革”疑症及其前置条件
史义军：“九一三”事件后的“批林”内情
周恩锡：文革那年抢房记
老田：回顾1973-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
韩少功：“文革”后的逆袭与重续
邹一民：文革中外交部“造反派”的短暂政治生涯
董国强：耿昌贤先生访谈录
陈徒手：“要敢于标新立异”——江青改戏闹革命
唐燕：关于北京女十中教师孙迪之死
周恩锡：老信头的发家梦
陈益南：也说说文革中的“造反派”
赵毅衡：双单向道：中国的西方热与西方的中国热
李子暘：郑念以及她的上海生与死
李锦全：“评法批儒”中的杨荣国
陈书祥：我所经历的“红八月”
齐宪未：“永远健康”与“比较健康”
黄子平：七十年代日常语言学
冯骥才：文革悲惨故事之“拾纸救夫”
樊星：“文革”的日常生活记忆
樊星:关于“文革”的狂欢记忆
何伟：陈梦家的绝路与汉字的生路
许纪霖：红卫兵这一代人
董国强：社会史视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
阎长贵：成为“坐探”以后
雷宣：成都四中官办红卫兵抄家纪实
周国平：永远感谢郭世英
启之：目的与手段：文革思维今与昔
鲁礼安：四十年的友谊――忆鲁萌（文革武汉的“北决扬”）
周策宇：如果《水浒》人物入了党
邵燕祥：什么叫“群众专政”？
贾也：谁在制造“饭局恐惧症”及“他人皆地狱”?
李月军：从边缘到中心——论红卫兵的政治社会化
陈秉安：长沙知青大逃亡
张国男：我所接触的江青
伍小戈：四十年后再谈知青
洪子诚：“幸存者”的证言
王彬彬：“红卫兵”这顶帽子
罗志田：“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史学的片断反思
甘铁生、马萧：“文革”印象：清华附中甘铁生访谈录
施芝鸿：中国改革乱象很大一部分植根于文革
吕鸿：我任红卫兵接待总站站长的日子
艾晓明：林昭遗稿研究——反抗者的内心戏剧
余汝信 曾鸣：文革期间总政没有被军管过吗
刘悦笛：如何重思文革的基本矛盾
邵燕祥：我也曾是政治童工
麦克法夸尔：我为什么研究文革
田沈生：文革札记
钱理群：一个物理学家的“改造”
郑谦：中国从“文革”到改革的历史启示
杨银波：王佩英史记——王佩英事迹之完整记录
吴忠：谈“九一三”事件
周中鉴：我的文革经历
胡鹏池：另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陶东风：探索“文革”参与者的心理世界
朱大可：记忆的红皮书
朱大可：郑念，比古瓷更美更硬的灵魂
徐宗俦：一个人在山旮旯的“文革”运动
张志恒：一个老三届人的反思
张志恒：老三届人对文革的思考
山人：谁能给老三届道歉
谢昌逵：特殊历史中的特殊世代
秦晖：从文革中的清华与广西谈起
林小仲：“老三届”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的一代
秋枫：忍辱负重命运多艰的老三届不容否定
刘双：丑陋的老三届
韩钢：“两个凡是”的一段公案
白志强：随心所欲过年
李大兴：多少风云逝忘川——我的一九七六
何兆武：批判的哲学与哲学的批判
王蒙：反思文革责无旁贷
董国强：从地方视角反思“文化大革命”
梁立俊：我们这一代人的往事与随想
卞毓方：斗转星移
张裔平：一个不“左”的生产队长
苟有富：赵树理在文革中
李克军：一个乡下少年红卫兵的文革记忆与反思
任平：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
张裔平：我与伏老师
冯骥才：搞原子弹的科学家
冯骥才：没有情节的人
冯骥才：我变了一个人
冯骥才：我这三十年呀
冯骥才：失踪的少女
冯骥才：当代于连
冯骥才：伟大的受难者们
甄炎：我亲眼目睹“文革”虐杀俘虏惨烈的一幕
亦虹：否认红卫兵虐杀：对真相与记忆的挑衅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一——无念尔祖 聿修厥德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三——王佩英的闺秀时光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十三——最后的审判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二——现在就开始回忆吧
周恩来、朱德、毛泽东逝世——中共党史上的80件大事（62）
程广云：革命悖论——重思文革
潘鸣啸：《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前言
郭建：当代文革研究中的“造反派情结”
张裔平：“文革”往事：教师不拿工资拿工分
康州客：我的红卫兵生涯
张从：“文革”第一张大字报七位作者今何在
曹柠：一份95后的文革阅读书单
章开沅：我的文革岁月
潘鸣啸：《失落的一代》第三章 社会经济动机
潘鸣啸：《失落的一代》第五章 大规模的群众运动（1968—1976）
潘鸣啸：《失落的一代》第七章 上山下乡运动阴影下的80年代
金雁：“亲人有难，我不帮谁帮？”
丁学良：西方学生上文革课常发“奇想异见”
陈意新：文革初期农村的造反运动[[1]]
王也扬：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文革”中的畸变
王也扬：“文革史学”的思想理论形态
唐晓峰：难忘一九七一
马勇：梁漱溟的“非常十年”
伍国：往事还要再提——英文回忆录中的文革记忆一瞥
郭齐勇：永久的悔与无尽的念
小鹰：文革中我参加过的“相对论批判”
陈古魁：“文革”中遭遇“文字狱”
郭世佑：家国沧桑与人才胎记：纪念高考制度恢复40周年
王利明：从造反思维到法治思维
贺阳：再读韦君宜的《思痛录》
朱学勤：鬼使神差的日子——顾准逝世35周年祭
柴静：祭顾准
丁石孙访谈录：我在北京大学的前期经历
王其科：1966～1976年农村粮食生产及产量研究——以山东省滕县为中心
郑谦：20世纪六七十年代坚持《农业六十条》的努力
董国强：社会史视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
葛兆光：非青非红
沈寂 武振平：上海文化五七干校忆往(二)
郑谦：知青史研究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唐耿良 唐力行：不思量自难忘:我在十年浩劫中的遭遇
胡一民：亲历1964年轰动全国的贵州“大四清”运动
王永魁：关于“文化大革命”称谓的两个重要概念辨析
夏新民：1967之夏：一个“逍遥学生”的渡江前后
熊向晖：关于九一三事件的一段往事
叶永烈：“基度山”案新探——中南海的匿名信风波
王海光：寻找“文革”历史的真相
钱伯城 雷群明：上海文化五七干校忆往(一)
王彬彬：回首“文革”说腐败：七十年代也能贪污五十万
金 岱：我这着棋……?
汪晖：《世界历史中的中国：文革、琉球、西藏》序言
郭小林：父亲郭小川之死
余汝信：林彪座机是被蒙方击落的吗？——对阎明复转述的苏外交官回忆录的质疑
紫虚山人：解读毛泽东的“十年文革”
丁东：项链的风波
丁东：文革后胡耀邦如何对待红卫兵领袖
丁东：评价文革的尺度问题
黄华：文革时期的荒诞外交
陈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
冯骥才：文革进入了我们的血液
陶东风：如何理解文革
陈徒手：文革期间北京清理政治环境琐记
丁东： 鬼门关前涉险生还的张赵集团
叶选基：叶帅与粉碎“四人帮”
陶东风：比谴责文革更重要的是认识文革
曹英：文革时期的毛邓关系（一）
王海光：“砸烂公检法”的一个典型样本分析
高奇：“文化大革命”后期落实干部政策回顾
王也扬：“文革史学”第一炮
冯骥才：笑的故事
王学泰：文革狱中三个案情特别的干部子弟
周质平：气节与学术——论冯友兰的道术变迁
何怀宏：受命造反的青春暴力
丁学良：判别“文革”是否再来的三个路标
曾颖：谁在怀念文革
9岁的反革命
李洪林：理论求真 风云图辩
老骥：“文革”浩劫祭﹙兼纪毛诞120年﹚
刘小枫：记恋冬妮娅
陈行之：今天：由于不允许被记住而记住
杨宪澄：砸烂公检法和清理阶级队伍
秦晖：“否定”并未彻底，“真相”仍待揭示（上）
王友琴：受难者和暴君（2006修正版）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陈葆昆
沙叶新：“书生”及“梁效”刍议
王友琴：六十三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
王友琴：纪念一位英雄的母亲
蔡禹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中国发生的历史合理性
张鸣：应该让“文革”史进入教科书
林豆豆：爸爸教我怎样学会写文章
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
金宰贤：一个韩国人眼中的中国文革
夏新民：闲敲棋子落灯花
李逊：砸“联司”大武斗之前
韩西林：反官僚主义与“文化大革命”
萧象：在左右和进退之间——文革中的聂荣臻
韩三洲：被历史遗忘的“文革受难者”马正秀
王锐：“文革”中的几件“灭门处决”案例
王锐:谁签署了遇罗克的处决令
丁学良：徐景贤是个“好教师”——读他的最后回忆
宋永毅：文革周恩来：一个被掩盖了的形象
周濂：“非经济社会”的诱惑再现
沙叶新：我和徐景贤
余汝信：既非愉悦，更无惋惜——叶剑英“将军一跳身名裂”词意辨
余汝信：为丁盛辩
陈坡：文化大革命沉思录（三）
陈坡：文化大革命沉思录（一）
陈坡：文化大革命沉思录（二）
陈坡：文化大革命沉思录（五）
陈坡：文化大革命沉思录（四）
彭劲秀：铭记“文革”教训，防止悲剧重演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罗平汉：文革前毛泽东与刘少奇产生分歧始末
周尧云：我的初中日记（1971.09.28-11.25）
朱子南：宋云彬日记反映的政治运动
费正清眼中的
丁凯文：也谈林彪九·一三事件
肖静宁：当年我被推上大批判的讲台
孙立平：我们该如何反思文革？
王友琴：相差45年去世的孙历生和于光远
姚蜀平：儿女祭（全本）
杨伊文：文革幽灵仍在中国大陆游荡
我们什么都不要—— 张志新女林林忆死囚家属学习班
纪登奎：“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
凤凰网评论部：该以怎样的历史态度评价“文革”
王友琴：不要忘记文革的本质
阎明复：“文革”让我家破人亡
丁学良：文革中的藏书、焚书、捞书——文革发动四十周年再祭
李慎之：被革命吞吃掉的儿子——怀念李炳泉
申林：无产阶级专政下毛泽东为什么还要继续革命——平等视野中的“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
文革初期与林彪有关的两个“事件”
张宁：“重庆道路”及其群众基础
丁东：追随毛泽东的“反革命”——重访原首都高校“红卫兵”领袖
王也扬：“文革”中的史学大批判运动
舒云：黄吴李邱等人的“九一三”
韩钢：空前的“文革”能否绝后？
巫宁坤：腥风千里扬州路
黄力民：1967-1968年的省级权力机构嬗变
杨奎松：我认识的“老犯人”
罗屿：刘少奇冤案中的伪证是如何炮制的？
萧象：从微观历史看毛泽东发动文革之动因
马场公彦：“文化大革命”在日本（1966～1972） ——中国革命对日本的冲击和影响
王友琴：刘少奇和文革暴力
小宝：西纠、四中学生与部级高干的红卫兵回忆录
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陈奉孝：文革中我所经历的一则笑话
陈益南：从历史轨迹思考林彪问题
秦晖：“否定”并未彻底，“真相”仍待揭示（下）
文贝：邓小平在文革中的表现
何蜀：林彪与“五一八讲话”
红色的生存恐惧──文革忏悔录
刘源、何家栋：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
丁东：周恩来苦心排位
朱学勤：我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疑惑——记朱永嘉先生
杨波：我所了解的陈伯达
许子东：文革的后果被遗忘 文革的前提在延续
程晓农：毛泽东向斯大林学到了什么？
王开石：我对1959年后林彪的理解
张鸣：大革命中的性事
王海光：文革是增长社会理性认知最好的历史
王海光：血缘文化与文化大革命（论纲·下）
王若水：左倾心理病——范元甄社会性格机制的探索
萧象：刘少奇文革命运的悲剧性
阎长贵：究竟谁利用谁？——对《决议》中关于文革定义的评析
丁学良：麦克法夸尔的文革世界
舒云：黄永胜晚年父子问答录
高放：我是文革中的反动学术权威
皇甫欣平：文革反思万言书
钱理群：“殉道者”林昭
摩罗：林昭年表
姚知非：王洪文胞弟忆往事
杜钧福：高校录取中的阶级路线——文革根源浅析
夏继波：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中同江青关系之对比与辨析
李慎之：交代我在对毛主席态度问题上的罪恶思想
尹敏志：从宝塔尖到逍遥派——北京大院干部子弟在文革
丁学良：文革专家马若德
马立诚：有人想为“四人帮”平反
余汝信：谢静宜其人其事及其他
文革中湖南的群众组织之概况——文革史研究之六
韩西林：论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几个更深层次的原因
韩西林：“文化大革命”与“平庸的恶”
韩西林：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写在毛泽东逝世暨“文化大革命”结束32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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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罗克遗作——《出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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