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帆：我们需要头上的灿烂星空吗——文攻武卫篇
“文攻武卫”
回眸文化大革命中人与人之间互相残杀屠戮的历史，我们就不能不哀叹我们的头上没有一片康德所描绘的道德文明的"灿烂的星空"了。
给博士生开设"文革文学选题讨论课程"时，我已经充分考虑到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出生于70年代，对"文革"没有什么感性的认识，可能会对那场"革命"有模糊的认知，尽管如此，出乎意料的是，我没有想到会有相当一批博士生对那场过去还不算太久的"大革命"怀有深深的眷恋和崇敬之情。在我们这些尚未垂垂老矣的人群中，似乎"文革"就是昨日之事，其痛感尚未消失，怎么就会为"为了忘却的纪念"而进行纷争呢？！
不错，在这个没有人文激情的物质化时代里，年轻一代满怀一腔热血，渴望有一场能够宣泄情感的"革命"来冲击一下这个"死水微澜"的物质文明世界，此情此意不难理解。然而，他们却不知道，像"文革"这样的"革命"是需要用千千万万的人头作代价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倒是赞同朱学勤先生对两种"革命"模式的价值取向–在法国式的"暴力革命"与英美式的"渐进革命"中，“和平演变"的价值取向似乎更有其人性化特征，而这个口号自五十年代被"美帝国主义"的预言家杜勒斯提出后，几十年来一直被冠以"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反革命高帽，无人敢问津。但是，历史却一次又一次讽刺性地证明了它的可行性。
我们需要告诉下一代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以一个怎样的血腥场面证明了它的反人性的本质！如果这样的"革命"也能成为人类文化进步的一种模式，那么，像希特勒、斯大林式的屠戮与专制也完全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无论西方的现代、后现代文化理论对"文革"的解析是如何的高深与玄妙，但它决不可以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的历史性灾难熟视无睹！它是人类历史上人性倒退道德沦丧的"革命"文化标本。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当时美其名曰"文攻武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吧！
我这里所说的"文攻武卫"是特指1967年初一直延续到1968年底的全国性的大规模的两派"武斗”。1967年7月20日全国有五个大军区发生了冲击军队的事件，武斗开始升级，已经发展到去军队抢枪抢炮了。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代表团时就明确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进一步为全国性的大规模武斗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为人性恶的能量得以最大值地释放提供了思想的温床。
“文革"前期的红卫兵（主要是那些保守派的黑字兵，绝大多数是高干子女）利用手中至高无上的特权，肆意殴打那些"黑七类”，以及他们的"狗崽子"们，名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些血淋淋的事件作为个案被历史的底片所放大后，将人们对"文革"的憎恨集中在这些红卫兵作恶的历史时段上，殊不知，对于那些没有经过"文革"的年轻一代来说，它掩盖的却是那些更大规模的血腥屠杀历史–“文攻武卫"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最为惨烈的互相屠杀的战役与战争！而这场战争的荒唐性就表现在械斗的双方均都是打着"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旗号。这一血淋淋的情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伤痕文学"中表现得很充分，最典型的是那篇叫《枫》的小说，可惜人们都淡忘了。墨写的文字是掩盖不了血写的历史的，我无意去回护早期红卫兵毫无人性的残忍暴行，从感性上来说，那时我也是在受害的"狗崽子"之列，而在声讨他们恶行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看清在这之后所发生的那场"文攻武卫"战争的本质，否则我们对"文革"的认识就会停留在肤浅的认知上。
近来读了一些国内外出版的关于文化大革命新的史料研究著作，其中罗列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案例，论证了"文革"期间的最为残酷的大屠杀是在1967年底到1968年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由当时的国家专政机器实行的直接性杀戮。就此结论我没有直接的历史感性认识，因为，即使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也不可能了解这些被掩盖在各个局部地区中秘密进行的屠杀活动，因为那时的媒体只有一种声音，一种神谕，历史的真实往往处于一种被遮盖和被扭曲的状态之中，在许多史料被封存的情况下，我只能就我看到的当时的情景和能读到的一些史料来发表我的见解，即便是这些浮出历史地表的局部事实真相的披露，也足以使生活在今天的人们震惊了。
1967年是中国大地上掀起武斗之风的"红色恐怖"的革命时代。我清楚地记得，南京的江苏饭店率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一·三事件”。其实，那次所谓的"赤字军"和"黄字军"之间的武斗，其规模以及武器的级别与死伤的程度，比起后来有些地区真枪真炮的"战役"来说，可谓小巫见大巫了。就全国而言，武斗最为激烈，级别最高的是当时的四川省，重庆则是重灾区（那时重庆只是四川的一个省辖市而已）。
1998年去重庆开中国当代文学学术讨论会，大家自发地逾墙去偷窥尚不开放的"红卫兵墓群”，那可能是当今国内仅存的一座保留得比较完好的武斗"牺牲烈士"公墓。据说，这种公墓在重庆原有很多，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后的种种政治的和非政治的原因，都夷为平地了，或建成了高楼大厦，或成为公园花坛……而进入这个公墓的参观者都是带着各种各样的心境介入那段历史的，但是，有一个共识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在墓地的大门旁写着的一行歪斜着的墨字：历史在这里沉思！那年我回来后立即用此作题，在《随笔》上写了一篇散文。
是的，倘若历史忘记了这些，就意味着我们对人性的遗忘和背叛！
仅仅以当时重庆市的武斗历史为例，就足以骇人听闻了。近读陈晓文的《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一文，可谓以那血淋淋的数据证实了武斗的残酷性。“此地在1967年夏至1968年夏一年左右的时间的武斗，见于官方记载的就有31次，动用枪、炮、坦克、炮船等军械兵器计24次，645人死亡。“我们不可能将《重庆武斗大事记》一一列举出来，单挑出几条就见凶险之一斑了。
1967年5月重庆的武斗才开始升级，5月23日重庆的"八一五派"与"反到底派"在石油学校展开武斗，双方动用的也还只是钢钎、铁棍和匕首。而到了7月8日"文攻武卫"时就进入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阶段：“两派武斗组织在红岩柴油机械厂发生了冲突，打死9人，抓走近200人。武斗中首次使用枪弹。–此次事件被称作'打响重庆武斗第一枪'。“当然，仅死9人，对于文革期间千千万万个为"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烈士"而言，实乃区区小数。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当这种奋斗如果成为一种大规模的战争的时候，“烈士"鲜血为罪恶历史所付出的代价，足令人在毛骨悚然中获得对它的深刻反思！
从小规模的械斗到大规模的战役，使"文革"由"内部矛盾"转化为"内战”。仅从1967年的7月31日到8月6日的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单就一个荣昌县的两派武斗中，“参战共600至700人，使用机枪、步枪、手榴弹等武器，双方死亡78人。“而在重庆8月5日的望江机器厂的武斗中"以3艘改装炮船组成'舰队'，沿长江炮击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国营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打死24人，伤129人，打沉船只3艘，创12艘”。像这样的战役在四川愈来愈多，也愈演愈烈。
到了8月中旬，重庆"两派在嘉陵江机器厂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直接参战五、六百人，支援人员上万，动用各式枪炮及战车、坦克，双方死亡数十人”。此时的武斗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动辄就是几千人的战斗，死亡上百人是件无所谓的事情了。其使用的武器已经从轻武器发展到了大炮坦克！“文革"时期，沿海一带的大兵工厂都内迁到了腹地的四川，就像当年蒋委员长迁都于此一样，原是逃逸战争之举，而所不同的是，这里在"文革"时期已经变成了一座中国武斗的火山，就连中共中央也无法控制局面了，因为人们已经杀红了眼！重庆地区成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quot;首恶之区”！“1967年9月1日周恩来得知空压厂一夜打了1万多发炮弹，说：'在越南1万发炮弹能打下多少飞机！这是国家财产，我想了是很痛心的。'“尽管中央下了《9·5命令》，但是仍然没能停息大规模的武斗。直到一年后，两派在大规模的武斗中抢夺了大量的援越军用物资，给红色政权造成了严重的政权危机，才不得不将他们定为反革命组织加以取缔。
如果用今天理性的眼光来看待这场"文革"中的闹剧，我们可以轻易地去轻慢和否定其一切，简单得再也不能简单了。可是，倘若我们不能从中找出其人性疯狂的根源，那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旦时机成熟，?quot;文革"这样的大革命还是会卷土重来的。我虽说不上"曾经沧海”，但也对世事略有认识。如果说在90年代我还对某些"后现代"理论倡导者鼓吹"文革"历史存在的合理性表示震惊的话，那么，进入21世纪后，我对一切鼓吹"文革"的现代性的理论已经毫不惊奇了。我们不能一味地责怪70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年人不谙世事，不通人性，因为他们没有经历那种人性恶的切肤之痛，他们对"文革"历史几乎一无所知。由感性认知的匮乏而形成的理性的混乱，使他们认为在"一千个莎士比亚"都是合理存在的语境里，就可以随意地解读"文革"了。
在"文革文学研究专题"课程中，我有意识地引导讨论了各人眼中不同意义?quot;文革"图景。果不其然，其差异性就突显出来了！从不同的感性认知中，得出的是截然不同的结论。尤其是处在当下自身的生存境况里的人对"文革"所作出的不同解释，很能使人想起"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句至理名言来。不用说由于时间而形成的代际造成了不同年龄的人对"文革"的不同理解与不同的价值观，就是不同的生存空间也会产生对"文革"理解的偏差与不同的价值判断。在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中由安阿伯密执安大学社会学教授马丁·金·怀特撰写的《人民共和国的城市生活》一章中，作者是这样说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众所周知，这里不再赘述。我们的目的旨在评论文革对人们的生活和感情造成的影响，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是如此的复杂和多方面。不论这场运动是否如口号所言已'触动人们的灵魂'，很显然，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各种各样全新的令人产生强烈情感的经历，成为市民们感觉的一部分–红卫兵在全国各地串联，揭露当权的领导人滥用职权和卑鄙的行为，中国共产党瘫痪了，抄家搜寻隐藏着的与毛主义纯洁性不一致的物件和标志，让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官员在愤怒的人们面前示众和丢脸，谴责17年来的许多文艺政策和作品，红卫兵投入到了夺权和派系斗争之中，在许多城市爆发了激烈的武斗，动用了机枪、迫击炮甚至坦克，军队干预了民间社会，老百姓的生活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同以前的情况一样，人们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事件的反应有明显的差异?
显然，作为一个没有亲历那个文化大革命语境的"局外人”，他们是永远不会理解"文革"真正的动因和它的本质内容的。且不说以上作者价值理念存在着巨大的可疑性，就其对当时基本状况的判断也是失当的。当时的专政机器瘫痪了吗？不，非但没有瘫痪，而是更集权化了！更封建化了！更加皇权化了！当然，更加匪夷所思的是，国外研究"文革"的一些学者居然把"文革"中的武斗说成是"黑社会"的打斗，这种曲解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然而，我们的下一代学人就是靠这样的史料与思想资源来解读"文革"的，你说能不从中读出荒谬的"后现代"意味来吗？其实，“文攻武卫"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的一个环链，作为毛泽东阶级斗争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发生与发展是有其必然性的。毛泽东在1967年初就发表了最高指示：“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在这些阶级斗争中，中央要抓重点，一北京，二上海，三天津，四东北。““上海的革命学生起来了，革命工人起来了，革命机关干部起来了，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就有希望了?quot;但是，这个革命并没有完全按照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设计和意愿向前滑行，这愈演愈烈的"文攻武卫"恐怕也是他老人家始料未及的，于是，在9月14日发表了又一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同时对红卫兵也发出了警告：“告诉小将，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尽管最高指示在文革时?quot;一句顶一万句”，然而，这次就不那么灵光了，直到一年后不得不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将其镇压下去，否则这场"文攻武卫"的大规模战斗还不知道延续到何时呢？而毛主席最终的目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完成"一元化"的领导，将会大大地滞后。
时至今日，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最高指示还响彻在耳畔：“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去年7月我在新加坡讲学期间，应《联合早报》之邀，作了一次关于"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代中国文学"的学术报告。报告留了一些时间给人提问，我没料到的是，一些五六十岁的人提出的问题竟是怀念"文革"的价值命题，他们对中国大陆"文革"的怀念之情几近达到了疯狂的地步，想必是当时"革命输出"的精神果实罢。使我万分感慨的是，他们在享尽了现代社会赋予的物质文明时，渴望着有一场"革命"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但是，倘若"革命"需要他们付出血的代价，他们还会这么高调吗？一如鲁迅先生所言，他们还不知道"革命是充满了污秽和血的”，一旦清楚这点，他们大概就不再叶公好龙了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过去近三十年了，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土壤还存在吗？这可能就是我们须得向现实与未来进行叩问的思想命题！
眷恋的记忆绝对是有毒的！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不管中国的这场文化大革命被披上什么样的"后现代"理论的华丽外衣，也不管这场"革'革命'的命"有多少"现代性"的元素，我还是仍然永远不能认同它那血腥屠杀的本质！因为它突破了人性的道德底线！
还是康德所倡导的人性：一旦人类失去了"我们头上灿烂的星空”，失去了道德的法则，人性中的假丑恶就会像潘多拉的盒子一样被打开。
遥望中国两千多年的文明史，我们的灵魂始终是浸泡在斗争与厮杀的汁液之中，一个没有信仰而只有人造的神的民族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民族，只有道德伦理的星空，才能拯救人的灵魂脱离杀戮的苦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