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面对的不同社会现实和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东西⽅呈现出不同的研究主题。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强调客观规律性、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西⽅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则强调主体能动性、社会批判性、马克思主义的⼈⽂性。虽然马克思提出全世界⽆产者联合起来进⾏⽆产阶级⾰命，但西⽅马克思主义者⾯对⽆产阶级⾰命在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未能发⽣的现实状况，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加以重新审视，并对⾰命道路和解放问题进⾏新的探索。聚焦主体与⾰命主题，西⽅马克思主义逐渐形成⼀条从唤醒缺失的阶级意识到批判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再到重塑新的⾰命主体的脉络。

⽆产阶级⾰命的历史出场与现实困境

在早期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整个社会体系的轴心，资产阶级和⽆产阶级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是最典型、最显著的社会关系。⽆产者只有⽤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推翻使⼈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切关系”，才能构建新秩序，获得⾃由与解放。这必然要求全世界⽆产者联合起来，“使⽆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产阶级夺取政权”。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3-06-27然⽽，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不仅没有灭亡反⽽繁荣发达，社会主义苏联却遭遇解体。在此情景下，西⽅⾃由⺠主制度以“胜利的姿态”向全世界宣告“意识形态终结”“历史终结”“告别⽆产阶级”，⼀时间⼈类仿佛失去了⾰命性向度。事实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资本主义国家的监管与统治从未离我们远去，⾰命看似退场，却依然蕴含在新的时代问题之中。正如⻬泽克所⾔，不要问“当代⾰命还有意义吗”这样愚蠢的问题，应当问相反的问题：我们今天的困境是什么？

⾰命道路的哲学反思与重新筹划

前所述，马克思之后，西⽅马克思主义者⾯对⽆产阶级⾰命未能发⽣的局⾯，重新审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试图寻找⼀条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可⾏的新道路。据此，西⽅马克思主义者开辟出⼀条从唤醒缺失的阶级意识到批判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路径。

俄国十⽉⾰命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产阶级⾰命之所以迟迟未在欧洲爆发，其根源并⾮历史进程不成熟、⾰命的物质条件不具备、⽆产阶级⾰命主体不在场，⽽在于⽆产阶级缺少⾰命意识。卢卡奇以“物化”理论开启了唤醒⽆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逻辑⼊⼝。他把阶级意识区分为“心理的阶级意识” （psychological class consciousness）和“归属的阶级意识”（imputed class consciousness）。前者是⼀种⽆意识的阶级意识，“阶级意识——抽象地、形式地来看——同时也就是⼀种受阶级制约的⼈们对⾃⼰的社会的、历史的经济地位的⽆意识”。在⽆意识的情形下，即使资产阶级和⽆产阶级实际存在着，也⽆法从根本上达到对阶级意识的⾼度⾃觉。他认为，后者才是真正需要唤醒的阶级意识。那么，如何唤醒⽆产阶级真正的阶级意识即归属的阶级意识呢？卢卡奇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结构和物化体系中，只有充分意识到现存的物化结构，才能唤醒⽆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只有达到对现存社会物化的理论⾃觉，只有社会有了意识，⽆产阶级领导社会才有可能。他强调，⽆产阶级⾰命“不仅在政权领域，⽽且同时在这⼀为社会意识的⽃争中”。

葛兰西也认为，⽆产阶级⾰命⽃争的关键在于争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但⾯对福特主义⽣产体系，他提出了不同于卢卡奇资本主义社会全⾯物化理论的思路，⽽是延续马克思对⽣产力和⽣产关系的划分，将⼯业主义和资本主义区别开来。⼯业主义属于市⺠社会的国家范畴，“在现实⽣活中，市⺠社会与国家是同⼀个东西，必须认清⾃由放任也是国家通过⽴法和强制⼿段加以推⾏和保护的‘调节’”，这不仅仅是经济活动，⽽且是“⼀种⽬的明确、深思熟虑的政策”。“国家 $\mathbf { \epsilon } = \mathrm { i }$ 政治社会 $^ +$ 市⺠社会”，⼀

个是国家暴力机构或政治法律机构即政治社会；⼀个是国家⽂化机构或意识形态机构即市⺠社会。政治社会在前资本主义国家中占据绝对优势；市⺠社会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具有强⼤力量。葛兰西希望以逐渐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阵地战”⽅式，⾛出⼀条不同于俄国十⽉⾰命的西欧⾰命之路。

20世纪30年代，随着美国“新政”实施和德国纳粹上台，资本主义进⼊新的阶段，国家机器以强⼤的同⼀化逻辑从根本上操控着⼀切，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机器的强⼤力量，遮蔽并扼杀了阶级意识，⽆产阶级⾰命暂时被束之⾼阁。在资本主义的全⾯统治下，欧洲马克思主义者不再热衷于⽆产阶级⾰命，并呈现出⾰命的悲观情绪。⽽法兰克福学派独树⼀帜，以锋芒毕露的“批判理论”保持着⾰命性。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化⼯业、⼤众⽂化进⾏批判。他们揭⽰出⽂化⼯业的实质与通俗⾳乐的实质如出⼀辙，都属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控制下的机械化复制模式。“⽂化⼯业戳穿了风格的秘密，即对社会等级秩序的遵从。”⾯对机械复制时代⽂化⼯业提供的⼀切，⼤众既⽆力拒绝，也没有能力避免⽂化⼯业的控制。可以说，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所推崇的⽂化⼯业和⼤众⽂化褫夺了⼈们的主体意识和创造能力。

马尔库塞从科学技术批判的视域发起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挑战。他认为，科学技术作为政治化了的统治⼯具，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功能，造成了“思想的单向度”。与此不同，哈贝马斯则认为，技术机械体系是“中⽴”的，⾯对⽣活世界殖⺠化的倾向，⼈类仍然有挣脱枷锁、获得解放的潜力。“科学技术是第⼀⽣产力”的⼝号释放出⼀个信号：科学技术有可能成为解放的潜力。哈贝马斯认为，⽣活世界“⽂化再⽣产”的“语⾔”媒介具有能动性、反思性、协调性，他进⽽提出“商谈伦理学”，从⽽使⼈们摆脱“系统”的“物质再⽣产”及其媒介的宰制成为可能。

然⽽，⽆论是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的否定性的批判理论，还是哈贝马斯的建构性的商谈理论，都⽆法从根本上撼动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其根源在于，⽂化批判或意识形态批判缺乏撼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性力量。因此，⾰命的理论主题从批判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转向重塑新的⾰命主体，找到⽀撑⾰命的新的现实性力量。

⾰命主体的多维透视与当代重塑

在后⼯业化浪潮中，西⽅激进左翼在继承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法和以往西⽅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架的基础上，对变化着的新形势作出新的判断，打开了新的思想格局。巴迪欧、奈格⾥、哈特、维尔诺、⻬泽克、阿⽢本、柄⾕⾏⼈等激进思想家，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强调微观激进政治学，⾃觉超越“⽂化批判的理论视野，从政治哲学的⻆度重新把⾰命的问题作为核心问题”。⾰命的中心问题从追问⽆产阶级阶级意识缺失及其根源的问题转向如何重塑新的⾰命主体或政治主体的问题。如果说早期资本主义⼯⼈阶级是变⾰资本主义秩序的主体，那么在当代什么力量能够成为撼动既有秩序的新主体呢？当代左翼学者对新主体的重塑主要呈现出四重路向。

第⼀，聚焦⽣产领域。奈格⾥、哈特在《⼤同世界》以及维尔诺在《诸众的语法》中都推崇⾃治主体——“诸众”（Multitude），并探索出⼀条⾃治与出离的⾰命路径。他们认为，在后福特制资本主义时代，以⾮物质⽣产为主导的⼩规模灵活作业将逐渐取代以物质⽣产为主导的机器化⼤⽣产。这⼀变化凸显出⽣命中不可被量化的⾮物质性的情感向度，它具有共同性特质。然⽽，资本嵌⼊政治领域与政治权力和法权相媾和，共同构成了具有强⼤同⼀性的社会秩序——“财产共和国”。资本同⼀性将腐蚀情感共同性，只有极具差异性或奇异性特质的诸众才有可能对抗资本的同⼀性筹划，从资本所构筑的同⼀性社会秩序中出离，实现⽣命主体的⾃治与创⽣。

第⼆，聚焦消费领域。柄⾕⾏⼈在《跨越性批判》《世界史的构造》中主张“消费者联合运动”，以拒买的⾃由对抗资本主义。他从交换⽅式视⻆指出商品和货币的不对称关系，即货币可随意兑换商品，⽽商品却不能，进⽽指出劳动者持有商品是被动的，但持有货币却是主动的。只要消费者拒绝购物，资本循环便会断裂，这意味着消费者拥有在⽣产领域丧失的⾃由，重新掌握主动权，获得终结资本的可能。与罢⼯相⽐，拒买似乎更有效；与⽣产者相⽐，消费者似乎更具反抗力。为此，他主张全世界消费者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资本主义。

第三，聚焦⽇常⽣活领域。阿⽢本在《神圣⼈》《例外状态》中析出⾚裸⽣命，指明我们要时刻警惕并反抗⾄⾼主权的专断操作。他从“法律—法律之例外”的结构性视⻆出发，指认当下⾄⾼主权的运作机制是国家通过宣告例外状态悬置法律，逐步将有政治和法律双重保护的公⺠降格为丧失任何政治保护的⾚裸⽣命。⼈⼀旦降格为⾚裸⽣命，便如豚⿏⼀般，可被⾄⾼权力随意扼杀或征⽤。可怕的是，这种例外状态却趋向常态化。因此，在⽇常⽣活中，我们必须时刻警惕并反抗⾄⾼主权及其例外状态的宣告。

第四，聚焦政治领域。巴迪欧在《存在与事件》《世界的逻辑》中提出，忠实于事件的主体通过实际发⽣的关键性事件打破资本主义旧模式，构建共产主义新模式。在他看来，当代资本主义是病态的，物质同质化和精神标准化盛⾏，⽽具有断裂性、偶然性、独特性、不易把握性和不可知性的事件，正好可以使政治现实与旧有情势相决裂并转向新的情势。主体只有在具体事件中呈现并忠实于事件，才有可能确⽴新的起点，打开新的视域，敞开解放政治和共产主义的崭新空间。

当代西⽅激进左翼对政治主体的建构，旨在以主体的差异性来对抗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同⼀性。实质上，他们都聚焦于⽆

⽀配⽆中心的独⽴个体，⽆法真正实现个体的启蒙与觉解、⾃由与个性。只有将个体熔铸于社会性的⼈类整体之中，把个⼈的⾃由熔铸在⽆产阶级⾃⾝解放和⼈类解放的历史进程之中，在个性与⼈类性相统⼀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权力的翻转和主体的新⽣，才有可能找到变⾰世界的真正力量。

（作者单位：四川⼤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