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齐泽克 （斯洛文尼亚人，1949年生，任教于伦敦大学）

怎样使无产阶级具备革命思想？

重述列宁

因为，无产阶级思想中，因为现有的“意识”和“语言”都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只有无意识地采取瞬间行动，革命才能成功。

所以，瞬间行动（拉康的无意识）

拉康（法国人，1901—1981）：实在界（无意识），想象界，象征界

评论：俄国十月革命是城市暴动，首先夺取首都的重要机关，然后向全国各地进军；中国革命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大城市，这需要假以时日，需要很多年积累力量的过程。但是，这种区别，是因为敌我力量对比造成的，不是因为群众思想有么有意识的问题。

难道，十月革命时，俄国的工人群众头脑里都没有意识？难道，中国革命经过漫长的过程群众头脑里都有很高的无产阶级思想觉悟？这明显不符合事实。

毛主席说，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因此，不能因为群众头脑里受资产阶级思想奴役太严重，就放弃思想意识领域的斗争，去搞所谓“无意识”的瞬间行动。

反过来，假设靠“瞬间行动”革命成功了，如果人们的思想觉悟普遍不高，碰到新的问题很有可能很快又发生资本主义复辟了，而且多数群众对这个复辟并不强烈反对。

当然，一场革命要成功，也要抓住具体的历史机遇，不可能等着人们的思想完全革命化以后，再去进行革命。二月革命导火线：饥荒、失业；十月革命：7月屠杀

法国的“黄背心运动”，去年的哈萨克动乱，无意识？但它们不是革命。

革命过程本身，也是一个思想革命化的过程。列宁说过，群众在革命时期一个星期内所学到的东西，比平时糊涂生活中一年学到的东西还要多。可见，即使行动起来，仍然有一个促使群众思想革命化的问题。或者说，只有革命运动起来了，人们的思想才能更快地革命化。

另外，阶级的、群众的思想革命化过程，与个人思想认识的构建过程，是两码事。个人的主观思想构建过程：毛主席的“二再”和“二去二由”；利己与利他；公和私。阶级的思想觉悟：本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思想家、政治家，政党，把积极分子与一般分子区分开，发挥积极分子的作用。

再说，心理学、精神分析，是研究人们的下意识精神运动规律的科学，而人的立场、观点、政治态度，跟下意识的精神活动，又完全是两码事。怎么能把“精神分析”引入社会科学呢？

二、赖希(1897–1957)，美籍奥地利人

赖希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正确地说明经济发展过程在实际上是如何被转变为意识的，这个缺陷可以用精神分析加以弥补。赖希还认为，马克思主义过于注重"宏观的革命"而忽视"微观的革命"，即只注重外部世界的革命而忽视社会同个人之间的冲突，忽视对群众的心理结构的改造。然后，赖希就致力于所谓“性格结构”研究，试图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与马克思主义嫁接起来。

1928年在奥地利，1930年代在德国，都是大量作心理调查、心理治疗，结果先后被奥共、德共开除。迁居美国后，仍大量做心理调查、心理治疗。最后，因心理治疗仪被控欺诈，被捕入狱，病逝于狱中。

我们说，对群众进行思想工作、思想灌输、思想动员，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意，决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缺陷。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可以爆发出物质力量尽管马恩对如何具体动员群众，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总结，但是列宁有“先锋队”和“灌输论”思想，斯大林、毛泽东领导的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有大量动员群众的经验。

当然，重视人们的经济生活变化怎样转变为人们的思想意识变化，这个出发点是对的；重视如何具体地从思想上动员群众，这个出发点是对的；重视如何改造个人世界观、使个人思想革命化，这个出发点也是对的。正如毛主席所说，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对吧？但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心理学，例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嫁接起来呀心理学研究的是人的下意识的精神活动规律

三、埃里希·弗洛姆（美籍犹太人，1900—1980），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弗洛姆讨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应付孤独感的几种心理机制，他称之为性格的动力倾向性：接纳倾向性。这种倾向性的人没有生产或提供爱的能力，他所需要的一切完全寻求别人帮助、依赖别人，是接受者而不是给予者。剥削倾向性。这种倾向性的人，并不期望接受，而是依其暴力、诡计等，从他人处巧取豪夺，以满足自己的欲望。贮藏倾向性。这种倾向性的人把外部世界视为威胁，通过贮存和占有而获得安全感。市场倾向性。这种倾向性的人的价值观是在市场上把自己当作商品，使自己具备适合雇主所需之性格特征。创造倾向性。这种倾向性的人充他发挥其潜能，成为创造者，对社会可以作出创造性的奉献。

上述前四种倾向性都是人格的病态表现，针对有心理疾病的人而言，提出应当根据患者的心理需求合性格倾向实施治疗与拯救；只有创造倾向性是人格常态的、健康的表现，对一般的健康人，应加以积极的引导，促使他们的人格健全地发展。

大家想一想，这种心理机制的分类，是要改造和推翻资本主义呢？还是要改造个人以便适应资本主义呢？

四、马尔库塞（美籍犹太裔，生于德国，侨居美国，1898—1979），甚至还有人提出过“三M”——Marx, Mao, Marcuse，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马尔库塞所处的环境：资本主义变成了“一体化社会”，把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没有了反思能力，没有了反抗性，变得消极沉默，政治上没有了反对派，文学艺术只提供享乐；消费水平的提高，淡化了阶级差别。

弗洛伊德（奥地利人，1856—1939）：本能，自我，超我；本能：生的本能，死的本能

本能的革命（也称“爱欲革命”、“爱欲解放”）：人类社会，特别是剥削阶级社会，是建立在对个人欲望的压抑基础之上的。文明越发展，人的本能受压抑越重。因此，文明是奴役人的力量。

马尔库塞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人的实现”和“人的解放”。马尔库塞既反对改良主义、议会道路，又不主张暴力革命，而是主张用一种“非暴力的反抗”他把这种“非暴力的反抗”称为“大拒绝”。所谓“大拒绝”其实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文化抵制运动，包括拒绝使用死气沉沉的语言、拒绝穿戴整洁的服装、拒绝享用高档消费品拒绝生产维护统治者的物质工具和思想工具，等等。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一些新左派把马尔库塞的这一斗争策略具体化为不事生产、留发蓄须、穿着破烂、聚居生活的“街头嬉皮士”运动，以示对现存秩序的不满与反抗。

造反青年的精神领袖。

五、总结

“西马”中的“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有缺陷，他们要给予弥补。什么缺陷呢？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说清楚经济基础怎样决定上层建筑、人们经济生活的变化怎样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从宏观上分析了资本主义，却没有告诉我们怎样动员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其实，这是“西马”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

我们说，他们处在资本主义制度极其稳固、人民思想普遍不觉悟的状态下，想要找办法动员群众、激发群众的思想觉悟，这个出发点是好的，这是首先要肯定的。但是，他们注重人的主观世界观改造，却把心理学的“精神分析”搬过来，试图与马克思主义嫁接起来，这就走向荒唐了。这就是从一个正确的出发点，走向了荒唐的结果。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西马”不注重实践，而是从书本里讨生活，总是认为之所以无产阶级革命陷入低潮，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不完善，如果经过他们完善一下基本理论，或许革命高潮就来了。这种认识，是典型的书呆子想法。

我们说，心理学，是研究人的下意识的精神活动规律的。而人是否觉悟、是否革命，那不是心理方面的问题，不是下意识中的问题，而是人生观、世界观的问题。人生观、世界观，属于哲学的范畴。广义的哲学，就是人对世界总的看法，就是世界观。狭义的哲学，就是恩格斯说的，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存在和思维的关系问题。

在人生观、世界观方面，马恩虽然没有详细论述，但是马克思青年时代就写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恩格斯一生虽然富有，却把一切贡献给了无产阶级事业，这种实践就最好地诠释了他老人家的人生观。列宁写过《欧仁·鲍狄埃》一文，阐述了鲍狄埃的革命精神。斯大林写过《论列宁》一文，阐述了列宁的崇高风范和革命精神。毛主席则写了《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阐发了张思德、白求恩的革命精神。毛主席还倡导过雷锋精神。所有这些，还不足以给革命人民树立光辉典范吗？难道要从下意识层面去研究人的心理特点，才能促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吗？

再有，个人的思想革命化，与一个阶级、与广大群众是否思想革命化、是否能行动起来，又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对于阶级和群众来说，必须建立先锋队，必须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必须建立阶级的和群众的各种社会组织，必须进行对本阶级的和广大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必须经过本阶级的和人民群众的政党、领袖和骨干群体，形成本阶级的和人民群众的政治主张、思想体系。有了这些硬件和软件，才能使无产阶级组织成为阶级，用马克思的话说，使无产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这里，需要研究人的下意识心理活动吗？

确实，人民要革命的话，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不可缺少的。人民的思想觉悟要提高，既要靠客观形势的教育，又要靠无产阶级自身主观力量的建设，包括政党、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领袖集团，包括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思想体系，等等。客观方面的因素，就好比物质现实力量，主观方面的因素，就好比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精神力量。毛主席说过，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也可以变物质。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可以迸发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这里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需要的是借助客观因素、发挥主观努力，从政治思想上去教育群众、启发群众，而不是研究人的下意识心理活动。

列宁最反对“群众自发论”，他认为，单凭群众的经济维权斗争，不可能产生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说，群众受剥削、受压迫，可以产生反抗意识。当然，也有一部分群众被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所吸引，可能经过维权斗争，就不革命了。有的，甚至甘愿做奴隶，想着把奴隶做好，以便往上爬。反过来，有些人，特别是青年人，思想觉悟高、自觉参加革命，并不是因为自己受剥削、受压迫。那么，是不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就是不必根据人的经济地位划分阶级，而是要根据人的思想划分阶级呢？

我们说，不是这样。例如，被压迫阶级，他们的思想再落后，再被统治阶级奴役，他们本身还是受压迫的阶级，顶多起到统治阶级、维护剥削制度的作用，但是被压迫者自己不可能因为思想受了统治阶级影响，自己就变成统治阶级了。所以说，根据思想划分阶级，是荒谬的。人的思想，终究还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只不过，这种反映过程，不是简单直线的，而是曲折的。毛主席说过，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要经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逐渐觉悟起来。毛主席还说，忽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而在这个曲折的过程中，需要无产阶级先进分子、需要一部分进步青年、进步知识分子，作为先锋和桥梁，去根据群众的实际处境和实际社会斗争，去启发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所以说，单纯坐等群众的经济处境去促发群众思想革命化，那当然是幼稚的。同样，单纯靠激发人的主观思想，丝毫不结合群众的客观处境，企图搞单纯的“精神革命”、“思想革命”，那也是不对的。人们的现实经济生活、政治处境，对人的思想革命化，有着不可缺少的作用。

当然，主动去启发群众、教育群众，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人们起来革命，也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启发群众、教育群众，主要还是要从政治观念、政治思想方面去启发、教育群众，而不是从心理层面，像治疗精神病人那样，去干预人们的下意识心理活动。再者说，“西马”的“精神分析学派”搞了很多理论，也没有最终向我们说明白，即使是从心理层面，怎样去干预人们的心理活动，达到启发群众思想觉悟的作用。

无论是齐泽克的“无意识”，还是马尔库塞的“本能革命”，都是脱离实际的经院哲学。可见，“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荒谬的，是好看却不中用的摆设，是对实际不起作用的“无果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