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老多”四十四年祭
张雄飞
如果以1968年8月20日桂林“八·二0行动”的那天，作为“桂林老多”被武装镇压而覆灭的标志，那么到如今，已经整整四十四年了。
回想起这个顺应文化大革命历史潮流而起的群众组织，从极盛到覆灭的全过程，真是让人五味杂呈：既有热血沸腾的感慨，又有叫人泄气的袁：既有然泪下的怀念，又有义愤填膺的愤怒….更多的，是让人一生挥之不去的思索..·
桂林老多”（下简称“老多”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全国闻名的革命造反派（周总理语）。但这个造反派，为什么会从在桂林全面掌权的极盛，逐渐走向衰败，最后被韦国清伙同黄永胜武装镇压而消灭了呢？
“老多”的覆灭，可不可以说，是全国许多“革命造反派”在文革中的典型事件呢？
带着这些思索，我们又回到那段历史之中.
一“老多”覆灭的根本原因
“老多”覆灭的第一位原因，在于自身的矛盾性。也就是说，在于“老多”的最高决策层没有理解和把握“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条真理，在一系列重大决策中犯了错误。而韦国清等大搞阴谋诡计，把“老多”打成“反革命”，最后以武力镇压消灭，则是第二位原因。
“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到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后来，中国革命又受了敌人的严室打击，是因为我们党内产生了司险主义。当看我们清算了这种冒险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又重新发展了。由此看来，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见毛泽东《矛盾论》）用上述哲学的观点看“老多”的覆灭，更十分清楚了。再看看古人怎么说的？
唐朝大诗人杜牧对战国时期六国及秦国覆灭的原因，作过这样的分析：
“鸣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见杜牧（《阿房宫赋》）
当然“老多”的覆灭，与六朝及秦国封建王朝阶级性质不同，但哲学上的道理是相同的。所以我敢斗胆说：老多”如果从1967年1月在桂林全面夺权成功后，少犯错误，特别不犯大错误，绝对不会有最后那种血淋淋的悲惨结局。
二，必须澄清几个错误观点
这是论证“老多为什么覆灭所必须的。因为这篇拙文只要发表，必定会有人用各种“理由”反驳为“老多”决策层辩护，所以老张要先占“文斗制高点”反驳者很可能有这样七个主要“理由”：之一：“历史应该由后人来写”
当知道老张要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就有原“老多”主要头头发话了，说“历史都应该由后人去写，我们老了，应该保养身体，安度晚年。”
历史，固然应由后人去写，而且往往“应由”胜利者去写。例如现在的桂林官方的大部头《桂林市志》，对于桂林市文革部分，就是由一些持“联指”观点的胜利者、被派性蒙蔽了眼晴的无良文人写的，里面充满了回避、歪曲、造，是随心所欲胡编的桂林伪文革史。对此我已有长文《一部掩盖韦国清广西文革罪恶的市志》予以全面揭露，但结果如何，不去说它也罢。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作为亲历者，把自己的经历和切身感受写出来，不可取吗？作为“老多”的上层负责人如今来说这种话，不知别人如何，我是很难理解。
之二：老多’的主要头头当时还很年青”历史上干大事者，多数都是年轻人，历史对他们的成功与失败，不会用年龄来说事。例如王明（陈绍禹）在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取得了中央主要领导地位时，才24岁，比“老多”那个最高负责人还小7岁。但历史评价王明对中国革命所造成的严重损害时，并不原谅他年轻，照样做出“在党内推行了一条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的结论。历史是无情的判官。
之三：他们当时没有那么高的水平：他们为什么当时不讲“我没水平，不当头头”呢？他们当时觉得自己有水平得很，当桂林造反派的头头，是理所当然非我莫属。所以左一个命合，又一个指示，要求组织坚决执行，并且多数重大决策，都是和群众没商量的独断专行。
失败就失败了，历史只看两军相争谁胜谁败的结果和谁是谁非？从来不去追究领导者的水平高低。况且，当时三个全来自广西师范学院的“老多”最高核心，第一把手是教师，第二和第三是即将毕业的本科生。其中教师是中共正式党员，另两个是中共预备党员。他们的政治素质、学历、文化历史知识不能说不高，应该属于高水平那个档次了。
之四：谁现在来说这个事，谁是事后诸葛亮”还是用杜牧的《阿房宫赋》最后那几句赋来回答：
“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假设杜牧生在秦代，按照“历史是由后人写的”观点，杜牧写这个揭示秦王朝灭亡原因的赋，也是不应该的了？杜牧在这里并没有说当代的人写当代的历史是错误的，他只是说“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那么如果“秦人有暇自哀”呢，他总不会也反对吧？
之五：这是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的错误造成的”虽然有这个关系，也不是主要的。如果中央主要负责人做出了“武装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决策，那么为什么不在全国执行呢？唯独在广西，发生了全区性的对“造反派”的武装镇压呢？而且就在中央下达的解决广西问题的《七·三布告》中，也没有对“广西4·22”进行全面打击的意思，我们从《七·三布告》的行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几点：
（一）依然认定广西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这是个大前提。既然党中央依然把“广西4·22”定为“革命群众组织”就没有进行武装镇压的意图。
（二）布告明确限定“必须依法惩办”的，是“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
（三）布告明确规定“两派群众组织中的坏人，由两派群众各自清理；同时，要把一个组织混进了环人同这个组织严格区别开。”既然明确规定“两派群众组织中的坏人，由两派群众各自清理”，就更加说明中央的方针不是全面镇压“造反派”了。后来韦国清们不执行中央这些指示，那是另一回事。
所以，认为中央在处理广西问题时的错误，是造成“老多”覆灭的主要原因，是不对的。
之六：是韦国清和黄永胜一伙的错误造成的”，虽然有这个关系，但也不是主要的。
韦国清是广西的主要负责人，为什么唯独在他主持下的广西文化大革命，竟发生了对“造反派”进行全区性的武装镇压消灭的事件（例如广西四个主要的市地南宁、柳州、桂林、梧州便是先始于“大武斗”，后终于“造反派”被军事镇压消灭，其他多数市县也是如此）？为什么其他省和自治区，虽然也有发生诸如大规模武斗，诸如重大的杀人事件等等，但那都是局部的，即一个省中的一个或几个市地，一个市地的一个或几个区县，都没有广西的这种结果？这就让人不由地这样思索：
（一）韦国清怎会变得这么残忍？是什么原因让他对“造反派”这么仇恨？“造反派”的哪些批斗他的行为，让他怀恨在心？并让这种仇恨，发展到斩尽杀绝的极端？别省（区）的领导人为什么没有这种状况？
（二）韦国清这样做，如果没有中央的支持，是不可能的。那么，广西“造反派”又因什么决策和行动的错误授人以柄，让韦国清有向中央谎报军情的材料，让他诬万陷害“广西4·22”的阴谋得？
（三”老多”是桂林市的“造反派”组织，它的决策与行动，怎么居然会直接关系到整个“广西4·22”的生死存亡？
之七：覆灭的主要原因是广西?保守派力量远远超过造反派的力量。
力量对比是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但不是主要因素，因为力量对比可以互相转化。而且所有成功的社会革命，革命者都是先弱后强取得胜利的。所以，问题结症在于：“老多”（也直接影响“广西4·22”为什么不能最终实现这种转化？为什么在运动中失去许多转化的机遇和条件？
三，谁掌握着“老多”的最高决策权？（一“老多”的组织结构：
与文革中的任何市一级大群众组织一样“老多”的组织结构，也分成三层。底层是各工厂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学校的造反派组织：第二层是按系统联合的造反派组织：第三层是全市所有系统联合组成统一的造反派组织。
“老多”是个在桂林各行各业人数最多的群众组织。各基层单位“战斗队”名目繁多。第二层组织的构成也很复杂，但具有全市性影响、存续时间长的大概有这样几个：代表工人的有“桂林市工人红卫兵总指挥部”（简称“工总”“桂铁工总”“桂林市职工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工代会”；代表郊区农民的有“桂林市农民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农代会”；代表学校红卫兵的有“桂林市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老多”夺权前称“桂林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简称“红总”）；代表全市学校教职员工的有“教工井冈山”；代表市直机关职工干部的有桂林“市直机关职工、千部革命造反团”（简称“市道总部”）。第三层是由第二层组织联合组成的统一组织“桂林市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简称“造反大军”“桂林地市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简称“地市造反大军”）
（由全市各行业学校青年混合组成的“五四雄鹰”，是个观点与“老多”相同的造反派，但在组织上独立于“造反大军”之外。）
（二）按照常规，老多”的最高决策指挥权，应该在以“造反大军军长”为首的领导班子那里，其实不然，“老多”的最高决策指挥机构，并不是“造反大军”下面的例子，便可证明：
1968年3月底，在桂林支持“老多”的6955部队（即野战部队47军141师），奉命移驻湖南。临走时，给“老多”留下500支崭新的现代化轻武器一一56式冲锋枪、班用机枪、半自动步枪等。这批枪，是由该部坦克团的副政委孙仁魁，亲自交给“老多”三个最高决策人的。这三个人是“团长因为他1967年，就接替南宁的会春生，任“广西4·22赴京谈判代表团”团长，因此简称“团长”，下同）“军长（即“造反大军”第二任总指挥，所以简称“军长”，下同）“政委”（即“武斗”期间“老多”的武装“红卫师”政委，所以简称“政委”，下同）
在广西师范学院（下简称“师院”）皇城院本部的一个教室里，孙仁魁亲自拉开盖着油布的枪支给他们三人看，然后交给他们说：肯定要大打了，这几百条枪就留给你们了。大打的时候，一切决策，就由你们三个人决定。但有个原则，你们三个人，要一致同意的时候，才能用这五百支枪，只要有一个人反对，都不能使用以上据“团长”回忆一一张雄飞注）
虽然上述三人的结合，没有任何组织形式，但事关“老多”生死的大权，实际就掌握在他们手中，因为在桂林支左的6955部队，最信任的就是他们三人，按理说，他们就自然成为“老多”的最高领导核心了。
（三）然而实际情况又远非如此“老多”一些重大决策，又往往由“团长”一人决定。这种状况，也是自然形成的：
1“团长”是“师院老多”的第一号头头，而“师院老多”又是全市“老多”的灵魂，因为“师院老多“1）造反最早：1966年6月4日，便贴出学院和桂林市的第一张大字报《李德韩副院长在“文革”中充当什么角色？》，轰动了全市，成为桂林市革命造反的先声；（2）斗争最坚决：文革初期就打倒了学院的院长、党委书记张xx、党委副书记陆xx及吴xx三人，其后又写了予头直指区党委和市委的大字报《炮轰区党委》、《火烧伍晋南》（区党委副书记–张雄飞注）、《火烧工作队》，激发了极具轰动效应的“八七事件”；（3）斗争成果最显著：八月，由于“师院老多”的坚决斗争，区党委不得不做出决定并报经中央批准，撤销黄×桂林市委书记和徐×x桂林市委副书记兼“文革领导小组”组长的职务。政委”（外语系学生）率领师生，将徐××戴高帽游街示众，引起社会极大反响。不久桂林市的革命造反运动进入高潮，“桂林老多”成为压倒多数的一大派群众组织。这样“团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事实上被支左部队最为器重的、被全市造反派承认的“老多”最高负责人了。
（对此“团长”自己也回忆说：这几百条枪就是部队暗送的，他们走了以后（指那次被孙仁魁召见的“军长”和“政委”－－张雄飞注），孙仁魁对我讲：老实告诉你，部队最相信的就是你，你是老师，他们两个都是学生，不管怎样，你考虑问题，都是成熟点，讲是讲三个，实际上什么事情还是你拿主张啊。”
2，团长”又是讲师、中共正式党员，而“军长”和“政委”都是还没毕业的学生和中共预备党员。这样就不讲别的，单从师生关系来说，学生自然要听老师的了，更何况他还是学院造反派组织的第一号人物呢！
3，由于政治条件、工作水平“团长”都深得6955部队首长们的好感和信任，所以在桂林支左的主要部队一一6955部队，大凡关系到“老多”的重大事宜，都争求和采纳“团长”的意见，所以一一
4，团长”在2011、2012年间，在几次朋友聚会上，都告诉大家一些往事，在谈到如何任命“造反大军军长”时，他说：造反大军的几任军长，都是我任命的！我筹备好的（意指他筹备向部队推荐谁当“军长”之事一一张雄飞注），跟黄××讲：你出来当军长，你是中文系的（“团长也是中文系的一一张雄飞注），我和周××保你出来’，他就当了军长，是我喊他出来的。后来黄xx支韦了，我讲（对部队首长讲一一张雄飞注）周××蛮好的，可以当军长，这样他就出来了。所以大事情他（指支左部队一一张雄飞注）一定要经过我的。部队也是不相信他们的。
5，1967年6月底，当“老多”在“支韦”和“打韦”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而分裂时，当“造反大军军长”黄××哭着向在北京的“团长”汇报，请示他怎么办时“团长”命今他坚持“打韦”，于是“老多”就坚持了“打韦”的立场和行动（后面再详述“团长”如何一人决定“老多”坚持“打韦”的过程）由此可见：当“团长”在北京做出如此重大的“打韦”决定时，并没有与在桂林的“老多”主要头头们通过必须的民主程序（诸如召开“造反大军”常委会，各大总部负责人联席会议等等）充分讨论，而后才形成决议。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老多”的实际领导核心，是上述三人；而一些重大决策，往往是“大权独揽”的“团长”一人拍板。
根据以上实际情况，为了简便明了，我在后面的叙述中，把这三个朋友合称为“三人团”请原谅！
四老多三人团”的决策错误（一）1967年1月19日不该游斗韦国清
桂林的“文革”形势，迅速向“老多”有利的方向转化。到了1966年底，老多”已成为在桂林压倒多数的群众组织。在全市夺权的时机成熟了。于是，1966年12月18日，由“工人红卫兵总部”和“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等组织发起，正式成立桂林市“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即“造反大军”），为全市造反派联合夺权做组织上的准备。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夺权成功，全国掀起了夺权的“一月风暴”。
“老多”立即响应。于是由桂林市“工人红卫兵总指挥部”、桂林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教工井冈山总部”、“职工、干部革命造反团”和外地“驻桂联络站”等十二个群众组织，组成“夺权行动委员会”。从1967年1月24日晚8时分别进驻桂林市委、市人委、市“文革办”、市公安局，并发布《第一号通合》（夺权后以“夺权行动委员会”名义发布的12个通今，都是“团长”亲自撰写的，这事也可说明他在“老多”中的权威和地位一一张雄飞注），规定中共桂林市委、市人委、市“文革办”、市公安局等党、政、财方面工作，必须在“夺权行动委员会”人员监督下进行。
为了造声势，在夺权前几天一一1967年1月19日“造反大军”在桂林组织了一次批斗韦国清及地市全部领导干部的声势浩大的大会。在广西官方于1987年“处遗”后写的权威资料中，是这样记载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造反大军’连续三天在桂林市体育场召开几万人大会批斗韦国清、黄云等一批区、市领导干部。批斗大会由黄××（师院学生）主持，在批斗中给韦国清和地市领导干部挂了黑牌，戴了高帕，有些被批斗者还要下跪。当时被批斗的还有：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贺希明，桂林市委副书记刘竹溪、徐为楷，桂林地委书记王祝光、副书记李云亭，区党委派来桂林市的“文革”顾问林中等一批领导干部。在会上批斗发言的有师院师生谢荣杰、周××、刘××、甘恒彩、李宝雄等人。批斗后，数十辆载人汽车进行大游斗，韦国清同志还披着用“工人赤卫队”和“红旗红卫兵”的袖章缝制的衣服坐在第一辆汽车上。”
1，韦国清是怎样来到桂林的？据原中共桂林市委副书记王同连同志回忆：
“（1967年1月17日）韦国清去桂林，我们事先都不知道。他可能通过他的办公室或者他的秘书，跟桂林造反派联系的。整个过程，刘××（即师院学生造反派头头、前面说的“政委’一一张雄飞注）都清楚。刘××他们给他打保票：我们批斗你，但我们保证你的人身安全，为了你的安全，你住在我们的学生宿舍。这样韦国清是坐若吉普车去的。车直接开进广西师院去。刘××他们给他安排到外语系二楼一间学生宿舍。宿舍里边有三个架子床，韦国清就睡靠里边那付架子床下边那个铺位。中间有张学生自习用的三开桌，周围摆了些凳子。所以到了晚上十点钟左右，就通知我和刘竹溪（时任中共桂林市委副书记一一张雄飞注）两个人去，我看那情况他是刚刚到，吃完饭以后，就坐在那里等我们。……他坐在凳子上，贺希明坐在床边，段远钟（时任中共广西区党委常委、区工交政治部主任一一张雄飞注）就不坐，在那里走来走去，韦国清就讲了段远钟：老段，你坐下来，静下来好不好？你象没有魂似的。段远钟当时的心情很沉重，韦国清讲他以后，他才在靠近窗户那张椅子坐下。.….
2，韦国清为什么要来桂林？据王同连同志回忆：
“桂林造反派、师院老多提出来要批斗韦国清，批判他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要求就是向区党委提出来，韦国清也不会乖乖地去桂林接受批斗，肯定是中央给他施加的压力，他才乖乖地去桂林接受批斗。中央肯定对他表示：不要怕群众嘛，该接受批判，你就接受批判嘛，该检讨的，你就检讨嘛。‘所以他就带若贺希明，段远钟，崔泛（后补书记）和一个办公厅主任黄继全，还有他的秘书小黄，警卫员小邓去桂林接受批判了。
那天晚上我们去到之后，韦国清没问桂林的情况，直截了当地就对我和刘竹溪讲：看来过去我们对中央的精神领会的不够，我们的一些想法和作法，看来是有问题的，那么现在就应该紧跟中央的有关指示，都要支持桂林的革命派。他的意思是支持桂林老多，但他没有明确地讲支持桂林老多，（张雄飞插话问：当时他住在广西师院，在那个环境下，他讲支持桂林的革命派，可不可以理解他的意思就是支持桂林老多？‘王答：就是支持桂林老多。包括工人红卫兵等革命造反派。）他讲：你们要支持他们啰，你们也不要想不通。也不要再犹豫了。他的原话我记得很清楚。他的意思是你们要思想转变，要旗帜鲜明的支持他们。他还说：我呢，看来这一关，是一定要过了。我说：我们尽可能地给学生这些头头做工作，既然要批判，就要文明的批判，不要搞一些越轨的东西，不要搞不文明的举动，这个呢，我们要尽量去做工作。韦国清对此也没有什么表示。
我们谈话的时候，走廊里经常有学生走来走去。刘xx他们是不让人知道韦国清来的，那些学生是监视。
从韦国清那里出来，我和刘竹溪就找了刘xx，因为他是学生的头头。刘×x当时也表示可以考虑，可以考虑。你们放心，你们放心。”
接受批判，支持“老多”，就是韦国清那次主动来桂林的目的。
3，“老多”不该对韦国清进行污辱性的游斗。王同连回忆：
隔了一天，就在体育场开了个十万人的批斗大会。事前就通知了，广播喇叭到处喊：要开大会批斗韦国清。他们让地市的主要领导都去陪斗，我也作好了思想准备，斗韦国清，我们这些人去陪斗，那是没话好讲的。但有个事，不管在当时，还是以后，我都觉得心里不平衡呀，这是怎么个情况呢？我有美尼尔斯综合症。那时我才40出头，但那个病一发起来，就动也动不了。那时也太疲劳了，休息也休息不好，头天晚上和韦国清谈话以后，我的心里就觉得压抑得很，就在批斗韦国清的头一天晚上，我发病了，倒下呕吐，天旋地转。组织部长程鹏和几个干部，把我抬到他家里，放在他家的二楼上面，叫我好好休息。好了一点，他的小脚老伴，就给我搞了点小米稀饭，喝了还是吐，一个晚上都睡不着。第二天，上午接近八点钟，来了一帮人，有学生红卫兵，工人红卫兵也有，要拉我去体育场批斗，我说我这个病动也动不得，连眼睛都不敢睁，天旋地转地又呕又吐，不能去了。他们说“你装病，装死’，就来几个人揪。程鹏的老伴也说：他一宵都没睡，他病了，吐得一塌糊涂，你们不要再他啦。他们也不听，两个年青姑娘上来一拖，我又吐了，他们看这情况就算了。
地市的各个领导千部都去了，在台上，一个人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人名，下面写着“走资派”
批斗韦国清，有一些过激的行动，刘×x给他戴高帽，他那个警卫员小邓，就把那个高帽戴在自己头上，他们这推带操的，又拿过来戴在韦国清头上，这些都是不文明的行动。后来韦国清连夜就回南宁去了。
韦国清被游斗的情形，我也亲眼看见了。19号那天开大会我没资格参加，因为我还是个“靠边站”的小当权派，歌舞团的造反派组织不让我去。当长长的载着许多当权派的卡车队，缓缓驶到桂林市中心十字街的时候，我看见了韦国清：
他盘腿坐在第一辆大卡车驾驶楼的顶棚上面，身上穿着一件由造反派用瓦解的“赤卫队”和“红旗红卫兵”袖章特制的又大又宽的长袍，活像个红衣教主，胸前挂着块百底的大木牌，写在上面的“韦国清”三个大黑字，打了个大红叉。他头上戴着顶用白纸糊成的长长的尖顶高帽，高帽上面的“韦国清”三个黑字，也打了红叉。两个红卫兵站在他身后，二人一手抓着他的后胸，一手摁他头上的高帽，很是神气。
我特别注意看韦国清的表情：他坐在那高高的卡车驾驶棚上，一动不动，一声不，紧闭双眼，脸得红红的，可见精神十分痛苦，抵触情绪相当大和强烈，他肯定把这次“游街示众”，当成奇耻大辱了！
因为这种戴高帽游街的方式，只有在满清和民国时期杀死刑犯时才运用的。韦国清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知道和见过这种事，如今用在了他的头上，怎能不让他感到羞耻和愤怒？更何况他又是个开国元勋、共和国上将、一方“诸侯”？！
现在，我们可以来探讨“老多”此次游斗韦国清时发生过激行动错误的原因，以及所造成的后果是什么了？
4，游斗韦国清都错在哪里？
（1）这一次韦国清是主动来桂林的，他来桂林的目的是两个：
第一，屈于文革的革命造反高潮和中央对“革命造反派”及对“老多”的支持的压力（桂林市委书记黄?，副书记徐×x被撤职就是中央支持的结果），他不能不承认文革初期镇压桂林革命造反运动的错误，并为此向桂林的革命造反派检讨接受批判，以便向中央交代和在群众中过关。
第二，来桂林做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表态支持“老多”既然他动员市级领导干部表态支持“老多”，那也就意味着他也要表态支持“老多”了，这也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和任务。（他此次没有公开表态支持“老多”，可以看成是被游斗后的突然改变！）
韦国清此来的目的，老多三人团”知不知道呢？回答的肯定的，因为韦国清道接在“政委”的监控之下，并在“政委”的眼皮底下，召集市委两个副书记去开会，指示他们支持“老多”“三人团”能不知道吗？既然知道了，为什么还采取过激行动？人家是来向你赔礼道歉支持你的，你还戴高帽游斗人家，这不是很愚蠢的吗？
（2）我们不妨假设：那次“三人团"如果灵活地改变策略，对韦国清运用比较温和的、他能接受的方式批判他，既让他检讨，又让他支持自己，可不可能呢？我看完全可能。比如：取消召开十万人批斗韦国清及地市两级领导干部的大会，不对韦国清等领导干部进行污辱性的戴高帽游街示众，改为只在小范围一一如全市造反派骨干千人大会等，让韦国清及区市（地）两级领导千部，坐在主席台上检讨，群众代表上台发言进行批判。这样做，结果我想定会是皆大欢喜，说不定韦国清还会被那种礼遇文明的批判所感动，在大会上宣布自己也支持“老多”呢！
（有人可能会说：文化革命不是“温化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对当权派讲礼仪文明，就是压制群众革命对运动的积极性！我说：就因为文化大革命在很多场合下不讲礼仪文明，才失败了！）
（3）文革中“老多”虽然从始至终“打倒韦国清”，但并没有“政委”所说的他有“三麻袋打韦材料”，真正能拿出的“打韦”理由，也就是韦国清压制革命造反派，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及领导工作中的其他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错误等，并没有类似如“叛徒”“历史反革命”“反对毛主席”等等足可以打倒他的问题。所以到了1966年的年底，老多”对韦国清的要求，也就是两条：检讨错误，支持自己。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老多”硬是住韦国清不放呢？我看恐怕是下面这个极“左”思想在骨子里作怪：
“我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开始正确，就会一贯正确。所以对反对我的人，始终贯彻坚决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是我的革命原则性的具体表现。既然我是完全正确的，所以对领导干部，进行七斗八斗就是无可非议的，他们只有服服帖帖，向我投降，才是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好干部！
5，游斗韦国清造成的后果。（1）游斗韦国清是“老多”极盛而衰的转折点。
在游斗韦国清之前，持“老多”观点和参加“老多”组织的成员，可以说占全市人口的99.5%以上，对立面“赤卫队”和“红旗红卫兵”已经彻底瓦解，持相反观点的人，最少时也就剩300多人了。这是“老多”的极盛时期。而游斗韦国清，则是“老多”从极盛走向衰落的转折点。因为从那以后“老多”便没有了顺风顺水所向无敌的日子，面对的都是对立面“联指”等的缠斗、恶斗，不仅没完没了，而且让“老多”越来越难招架，最后全军覆灭。
（2）游斗韦国清暴露“老多”没有正确的干部政策。
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即通过最大限度地发动群众，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重建国家政权。所以，干部问题，就是文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可以说“老多”虽然革命造反非常勇敢坚决，但从夺权成功至覆灭，都没有正确的理解和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其集中表现，自然就在于如何正确对待韦国清这个问题上了。
文化大革命中干部政策的核心思想，是打倒应该打倒的，团结依靠应该团结和依靠的。要做好这一点，除了要求革命造反派严格审查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外，就是要正确对待虽然犯过错误、但不属于“非无产阶级司合部”的那些人，按照毛主席“正确处理两种不同性质矛盾”的思想，执行“批评、团结…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干部政策，实现政权的更新。
“老多”在文革中，为什么没有好的干部政策？
因为“老多”是通过激烈的“革命造反”对抗，获得了1967年在桂林堪称完全的胜利，所以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老多”在干部问题上采取以斗争为主的策略。简单地说“老多”是用对千部“七斗八斗”的方式，把反对自己的千部，斗得服服帖帖，然后要他们支持自己。
“老多”在干部问题上运用“斗争哲学”，是吃到了甜头的，如斗倒了市委书记黄×、副书记除x×，又通过激烈的‘七斗八斗”，把市长冯邦瑞，市委副书记王同连、刘竹溪斗得老老实实来支持自己。
其实上面三个市委领导千部支持“老多”，并不是因为被“老多”斗得服气了才伏首称臣，而是因为中央和部队对“老多”的支持，韦国清也要他们支持“老多”，也就是说，他们的党性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心中，则对“老多”有许多怨气。不信，请听听王同连同志在几十年后怎么回忆那段历史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哪个冯邦瑞市长了，那时他们叫他做“邦市长’，叫“黑帮市长。老邦’，邦瑞同志呢，脾气比较倔，他不背（指学生要他背《毛主席语录》一一张雄飞注），他说‘我的年纪比你们大了，我记忆力不好，我背不下来，背了几句，确实背不下来。不背学生就批他，什么上纲上线的话都讲，讽刺挖苦的话也讲。”
（冯市长在1967年表态支持“老多”后，就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一直支持“老多”，为“老多”吃了很多苦头，受了十几年政治迫害，是“老多”的患难之交。但在文革初期，因市委书记黄×、副书记除x×被打倒，王同连又没来，就由他来和革命造反派打交道，所以挨“老多”斗得最多最惨，但他从不对“老多”记仇“邦市长”“老邦”的绰号，就是“老多”在批斗中给他起的，不过这绰号，最后也从戏弄视，变成亲切尊敬的称谓了。我在王城师院大门前的大榕树下，就听过“政委”和“邦市长”的辩论。“政委”在辩论中，尽设法出“邦市长”的洋相，如叫他背“语录”，让他背不下来在听众面前出丑：明明知道他的家庭出身是地主，还总要他报告家庭出身，搞得“邦市长”不得不用浓重的河南腔，拉长了声音答道“地一一主一一”，引来听众的哈哈大笑。一一张雄飞注）
“这样搞的我们几乎是没法休息，晚上也整你，你住哪里，他也知道。搞的后来，造反派就说我们对群众运动不支持呀，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呀，拿我和刘竹溪去游街，先后游了两次。这个游街也是相当利害的，是桂林造反派组织的。他们用一个大卡车，从阳桥就把我们拉上汽车，因为我们住在环湖路四号。拉出来，戴高帽，车的前面横梁上吊个灯泡，罪名是“镇压群众运动。最糟糕的是，那个牌子上的铁线，太细，从南边游到瓦客棉纺厂，从棉纺厂回头游到北门，又从北门打回头游到阳桥，才把我们放下回家。回到家以后，我和刘竹溪两人的脖子上，就像牛拉车，拉的几道沟，皮破出血。刘竹溪比我胖，他勒的沟比我还深。游斗开始的时候，还叫我们跪在卡车前面的一张小条凳上，在紧靠驾驶台上放条凳，后来看我们支持不了，才把条凳拿掉。
那时我的家属没去桂林，我在刘竹溪家里吃饭，他平时爱喝酒，加上疲劳和心里难过，拿起一只大大的玻璃杯，倒满桂林三花就喝，喝完以后，他就流泪哭了。他就讲了：同连呀，这样下去，我们怎么办？‘我说：怎么办，现在我们在这里，已经是这种形势啦，我们是区党委支持，叫我们这样工作，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只有顶着，能顶到哪天算哪天啰。我心里也没有底。我劝他想开一点，不要太难过，这样伤身体，我看这个事情，不是短期能解决的，我们还要做长期的打算，我们总不能够逃离职守呀！都要坚持呀！他老伴包的饺子。
被游斗没有多久，因为把我们搞的太辛苦太疲劳了，白天晚上休息不好，我和刘竹溪、牛命之（副市长一一张雄飞注）三个人商量：弄一辆车，把我们送到甲山（饭店）那里休息。弄到车，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我对他们说：到那里没人找，我们可以睡个好觉，恢复了力气，明天我们再回来。到甲山是十二点钟，吃了碗面条，睡下没有多久，到了两点半钟，外面鸣鸣呀呀又喊又叫的把我们搞醒了，一帮人又把我们拖起来，拉到饭店外边坐君，不准睡觉，他们守君。天明的时候，他们开来一个大卡车，这帮人不是学生，是帮工人，但是哪个单位群众组织的？搞不清。他们把我们三个人拉上卡车，用绳子绑上，每个人头上戴个高帽，上面写若“潜逃政治犯王同运”，潜逃政治犯刘竹溪”，潜逃政治犯牛命之”，然后拉到桂林游街。这时间是67年的春节前。这时候，我们的思想很不舒服。对很多事情想不通，也想不清：这样搞下去还怎么得了？人受不了，整个工作也瘫痪，很迷茫。牛命之和屠利尤（老红军、城建局长一一张雄飞注）两个老同志，来找我流君眼泪问我：怎么办？你是市委副书记呀，你主持工作呀，你说怎么办呢？我说“哎呀，你们都是老同志啦，你们看这种局面怎么办？现在中央表态就是这个样子。
王同连同志调来桂林后，就没有压制过“老多”，并且早就倾向支持“老多”后来也是因为支持“老多”被韦国清关押数年，被迫害十几年，也是与“老多”共患难的领导干部，老多”对这样的干部也“七斗八斗”，足可证明“老多”从来没有正确执行干部政策了吧？
不要以为，只要大方向正确，就可以对当权派们，任意进行强制性的七斗八斗把他们斗得八方来朝，乖乖地支持自己。这是天真的想法，因为即使是文革，欲得到领导千部支持，除了斗争，还要学会团结争取，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人都是有自尊心的具体的人，如果造反派因为自己正确，就一个劲地斗别人，人家就会想：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凭什么支持你！历史事实不是果然如此吗？比如“老多”除了把韦国清的支持斗跑外，当在桂林的对立面“联指”的人数逐渐多起来的时候，很多原先支持“老多”的干部，不是又反过去支持“联指”了吗？
在文革中，当一个群众组织，让最初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深陷“以我为中心”“唯我独革”的极“左”思潮不能自拔的时候，其失败，也就随之而来了。极“左”思潮与失败，是不可分离的李生兄弟。
（3）如果说：桂林游斗韦国清，是造成广西文革运动分裂成“支韦”“打韦”两大派的主要原因，那是不准确的，因为广西的文革（特别是广西首府南宁市的文革），这所以分裂成两大派，主要原因是区市两级领导干部之间政治观点和政治利益的分歧和争斗，从而致使群众也分裂成支持不同干部的群众组织。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代表“中央文革”的驻桂联络组组长、“中央文革”记者站负责人王荔坐镇广西指挥运动。下面引用几段史料《《二·一九声明》发表的前前后后》，来说明王荔在广西文革早期的作用及领导干部们的分歧分裂：
摘录：《二·一九声明》的发表..·.也是广西领导层中部分干部造反的一个重要行动。
以韦国清、乔晓光为一、二把手的区党委，看到毛泽东对上海“一月风暴”和“上海工总司”夺权的肯定、支持。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一日晚，便派书记处书记安平生在西园饭店召开区，市厅局一级以上的部分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了区党委常务书记乔晓光的指示，要求各级领导支持“造反大军”夺权.·
以中央“文革”记者站负责人身份出面的王荔（旅大警备区政治部保卫干部借调到“中央文革”，奉中央文革记者站之命，于二月初从武汉来到南宁了解夺权情况，王到南宁后即与各方面频繁接触..
二月二日王荔在听取了区党委宣传部造反组织《倒海翻江》头头秦朝泰、刘德胜、农烈、游建安等关于广西的夺权情况汇报后，便说：广西夺权没有成功，关键是没有结合领导干部。青岛市王效禹站出柬，与群众一起夺权，中央很快就承认”王还授意秦朝泰等人组织一些人专们做领导于部的工作。之后，秦朝泰、刘德胜、农烈、游建安等十二人组织一个《尖刀班》，以串连领导千部起来造反、打倒韦围清和乔晓光，准备三结合为主要任务。
二月八日王荔听取秦等人组织《尖刀班》等活动情况汇报后，一方面对他们一系列的做法加以肯定，并布其“要抓紧做工作”同时指出：贺希明在区党委书记中的大字报较少，段远钟看问题较客观，头脑不那么顽固，谢王岗有造反精神、态度坚决，程泛写了不少揭发区党委的大字报”要他们做好这几个人的工作。
二月九日王荔又与秦朝泰一起到贺家，劝说贺站出来和群众一起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反，揭发区党委的问题，支持真正革命造反派。当时贺希明尚有顾虑，说自己任过伪职，能力差，资历浅，在几个书记中是最“矮的一个，当个助手可以，领头不行。并向王荔详细地讲了自己的历史。王荔则说：历史上的问题，组织已做了结沦，群众会理解的，你站出来领个头。”二月十日晚《尖刀班》的秦朝泰等四人再次到贺家劝说。此次会见，贺讲了自己对“文革”的看法，还向劝说者透露了区党委在研究处理文革初期挂林问题的分歧，说区党委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伍晋南提了不同意见，书国清便对伍晋南说：我还是第一书记嘛！不当书记了也不轮到你！”把伍压下去。贺还就韦、乔是否可以打倒表了态。说：乔晓光的三反言行很多，是可以打倒的。韦国清有不少错误，是否打倒拿不准。”
之后，桂林老多“倒海翻江”的头头、骨干又多次做贺的工作，谢王岗也二次到贺家，动员贺站出来和他们一起造韦、乔之反。与此同时，秦朝泰等人也串连了伍晋南、李殷丹，段远钟等。
二月十四日，为了加紧做领导干帮的工作，经秦朝泰等人和桂林老多张欣烈商议，决定把《尖刀班》扩大为《尖刀队》，并推举张欣烈为负责人。二月十六日，王荔再次到贺希明家开展劝说工作。此次贺明白表示：我也想造反，最近同谢王岗、段远钟等人（有）接触，要揭发韦、乔，支持造反派。”王荔也赞誉贺在区党委群众接待站召开的揭批韦、乔群众大会上的发言为“革命行动。”在王荔、秦朝泰等人一再动员下，贺希明下了造反决心，亲自动手起草造反声明，在写了一半之后，找段远钟商量，段同意贺的观点，并由段续写完声明草稿。二月十七目下午“桂林老多”的张欣烈，倒海翻江”的头头们在区党委宣传部二楼的小会议室召开领导干部座谈会。到会的有贺希明、李殷丹、段远钟，尚特、谢王岗、高信、孙立海、黄季权、段纯和、阎光彩、刘洋江、管世新等十二人，王荔也派文革记者站记者邹宗定参加。主持会议的张欣烈说：据我们了解，大家想站出来支持造反派，今天请大家来就形势交换意见。”然后由贺希明主持，到会十二名领导干部逐个发言，均表示要站出来支持“造反派”贺提出：是不是要发表一个声明？”对此大家一致同意，贺即把写好的声明福在会上宣讲。晚上继续开会，讨论声明内容，着重讨论关于砸烂区党委，打倒韦国清和表态支持的群众组织名单两个问题。阎光彩、段纯和、刘洋江等人认为说韦国清是“三反分子”还不充分，对“打倒”表示犹豫。谢王岗、段远钟、高信、尚持等认为说韦是三反分子的理由虽不充分，但可以提打倒韦国清。最后统一于“不够三反分子也够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都同意“打倒”的提法.·
二月十八日晚饭后，除尚持外，其余十一名领导干部在军应机秘书韦英生办公室再次碰头。首先谢王岗转达《尖刀队》的意见。管世新对“声明”中提出“碰烂区党委，打倒韦国清”的口号有不同看法。谢王岗等人说：是口号嘛！有什么问题！”还有人说：砸烂也就是一分为二的意思廉！”如是不再讨论就基本定了下来。只是多数人对声明中罗列的名单表示还要考虑，特别对《工总》认为更要慎重；对签名站出来造反的领导干部中，没有农业口的，认为是个很大缺陷。贺希明便提出要找一个壮族领导干部参加，最后确定吴洪宁，并派管世新去串连。还派段远钟、刘洋江深夜带声明稿到广西军区招待所给王荔看，并向王提出：我们搞一个声明，你看行不行？韦、乔能不能打倒？支持这几个群众造反组织有没有把握？王荔看后，说没有什么意见，但让把稿子留下，再找“三司驻邕联络站负责人一起研究。之后王荔通知贺希明等人在刘洋江家碰头。到场的有贺希明、段远钟、刘洋江、谢王岗、黄季权、段纯和、阎光彩等。此外，还有南下串连队两个负责人。王荔对《声明》表示赞赏，支持这一革命行动，对支持“工总”建议改为“希望‘工总”通过整风，成为一支更加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大家采纳了王荔的意见，并肯定了“砸烂区党委，打倒韦国清”的口号。
二月十九日，由贺希明的秘书郑博然把《声明》抄成大字报。在韦英生办公室由贺希明、李段丹、段远钟、阎光彩、段纯和、谢王岗、管世新、刘洋江、吴洪宁、孙立海、黄季权、高信等十二人一一签名，并张贴于区党委大院，造反声明（印二，一九声明）正式发表（附后）。
另据了解，在《声明》发表之前，安平生以为打倒韦国清是中央的意图，有意参与十二人的活动，一次在程曙天家碰头，贺会以抓、促需要带着安平生与会，提出让安平生参加，刘洋江当场反对，其他当面不置可否，待安走后，都发表否定的意见..
但贺希明等十二名领导干部的活动仍在进行。三月八日在刘洋江宿舍开会，贺希明主持，主要讨论成立领导干部联络站及把队伍扩大到处级干部的问题。当时有人提出这样搞法，还是请示广西军区为好。决定由段纯和等人请示。三月十日段等人向王希永（军区副政委）、孙磊（军区政治部主任）请示。王、孙向段等人谈了二点，其中一点说：领导千部应到群众中去，与本单位群众一起闹革命，自己有错误就（要）猛检讨”段纯和等感到这么搞法有问题，如是商定今后不再参加十二人活动。当天在向贺希明汇报军区意见的同时，段纯和、刘洋江、闷光彩三人申明了他们的立场。三月下旬他们还给广西军区领导递了一份详述十二人活动经过的材料。至此，二·一九声明”的签名者出现了原则分歧，随着形势的急剧发展而分化为支持对立的两大派组织“联指”和“4.22”两派（联指支持韦国清，打倒伍晋南，4.22反之），经过长期复杂长期的派性斗争之后，支持“4.22”的贺希明、谢王岗、高信等等分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叛徒、特务、死不改悔走资派而长期关押。支持“联指”的则因支韦有功而得到重用.·
附件《二·一九声明》（略）《二·一九声明》签名的领导干部：贺再明（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副主席）李殷丹（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段远钟（区党委常委、区工交政治部主任）阎光彩（区党委委员、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段纯和（区党委委员、区财贸政治部主任）谢王岗（区党委候补委员、宣传部副部长）管世新（区党委候补委员、公安厅厅长）刘洋江（区工交政治部副主任）吴洪宁（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孙立海（区党委办公厅副主任）黄季权（区党委办公厅主任）高信（区党委宣传部秘书长）（4）但桂林游斗韦国清，是造成广西分裂成两大派的动因之一这个事实，也是不能否认的。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说地球的第一次转动，是上帝推动的。但“上帝第一次推动地球”，是无法证明的主观臆断，而“桂林老多”首先促使韦国清仇视革命造反派”，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
王同连同志回忆：后来，在四月初，我和黄东红（桂林?红总’负责人之一、桂林医专学生造反派第一号头头一一张雄飞注）去南宁…我看到了南宁两派分裂，支持韦国清的，反对韦国清的，已经显示出来了。”张雄飞插话问：现在可以谈这个问题了：广西分成两派，当时是不是来源于韦国清的好恶？”王答：对，对，对，是来源于韦国清的好恶，而且对群众运动，特别是桂林老多批斗他，有过火的行为对他的刺激太大了，他耿耿于怀。他这种人呀，当然不能叫常胜将军啰，但在部队里面，他是立过赫赫战功的人，戎马一生，对他的打击刺激太大了，所以他耿耿于怀，对桂林老多，对4·22’，他是非常反感！张雄飞问：可不可以说：他反对革命造反派，是从桂林的批斗开始的？”王答：对。当时他去桂林接受批斗，虽然内心不愿意，但当时中央的精神就是支持革命左派，为了表示自己也是紧跟中央的，所以他勉强地去了，但没想到搞成那么一个局面。”
（韦国清反感“老多”，恐怕还有个不大也不小的事情：当韦国清到桂林住进师院外语系后，行动即没有了自由，被以“政委”为首的学生们所控制。所以“政委”能够随便接近韦国清。于是，在批斗韦国清之前“政委”私下要求韦国清答应：运动后送他去深造。韦国清拒绝了，说：你去找伍晋南吧，我不管这些事，我是管党政和干部的，他是管文教的。这件事，在“老多”中影响也很坏，很多人几十年了都没忘记，认为“政委”的私心，在文革的高潮中都敢这样暴露，在批斗韦国清之前，还想走人家的“后门，拿原则做交易，这就让人怀疑他参加文革的动机纯不纯了？“政委”在第二天的批斗大会上，亲自给韦国清戴高帽，这除了有在万人大会上表现自己之嫌，还让人怀疑有池私愤的因素。这件事情，能给韦国清留下好印象吗？只能让他更鄙视仇视“老多?）
那是整个广西文革中唯一的一次韦国清甘愿接受批斗并且还要表示支持革命造反派的事例。此后再没有既可得到中央支持，他本人又愿意接受的批斗机会了。由于“老多”的过激行动，给整个广西的文革，带来了很大的变数。这真正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历史有时是由偶然性书写的！
（5）我们不妨比较详尽地引用历史资料，来说明因“老多”游斗韦国清，在《二·一九声明》发表之前，促使广西的革命造反形势，迅速发生逆转的情形：
1月19日的游斗一结束，韦国清二话不说连夜回南宁，从此对“老多”恨之入骨，再也没有一句支持“老多”话。如果那次韦国清在桂林公开表态支持“老多”，那么他其后支持广西其他造反派，就是可预期的了。广西的革命造反派，就有可能不会有1968年那悲惨的命运了。
“元月二十一日晚上二时，区党委书记安平生主持召开西园会议’，针对当时南宁面临的夺权形势，传达区党委第二书记乔晓光的指示：区、市党委的屁股一定要坐在“工总”方面，一要支持“工总”封管《广西日报》行动，二要支持“工总”夺权’。傅雨田、江平秋、黄荣、肖寒、韦纯束等区、市一些领导干部参加了这次会议。”
（张雄飞按：由此可见，韦国清1月17日去桂林动员桂林市的领导干部支持“老多”，不可能不是区党委的集体决定的个人行为，这在组织原则上是讲不通的。所以在1月21日，虽然区党委中支持韦国清的成员，对于其在桂林被游斗，还来不及做实质性的反应，而且后来区党委态度的180度转变，也是用隐蔽的方式，即通过操纵支持他们的群众组织暗中实施的。）
“元月二十三日，在上海一月风暴”、“全面夺权”的反革命浪潮的影响和推动下，南宁市各造反派组织成立了以广西工总，为核心，有二十六个群众组织参加的广西革命造反大军夺权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造反大军），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宣布向广西区党委、区公安厅、区广播电台、《广西日报》社及南宁市委、市公安局等单位的所谓·走资派夺权。接着，各基层单位的造反派也纷纷起来向本部门，本单位的“走资派展开了全面夺权。同日，在以工总，为主体的造反大军宣布夺市委的权的情况下，南宁市委革命造反兵团’正式成立。“兵团”采用巴黎公社的做法选举出“兵团’服务员，梁明芝等人为‘兵团’主要负责人。”
（张雄飞按：这个“兵团”在“工总”夺权的压倒优势中成立，可否看作由“工总”主导的革命造反政治格局的结束？加之“工总”又学习了“老多”的过激作法，更加速了这种形势的发展。）
“元月二十五日，“造反大军’围抄了当时被造反派红卫兵攻击为“保皇派的?赤卫队和?盾牌红卫兵总部，加深了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裂痕。
元月二十九日，‘广西工总’及所属各分部，在南宁市组织对所谓走资派”、‘当权派’的大游斗。被戴高怕、挂牌游斗的区、市领导有伍晋南、霍泛、钟枫、贺亦然、谢王岗、陆地、肖寒等近百人。”
“二月一日，南宁市内出现‘广西工总’搞‘打、砸、抢、抄、抓，的大字报传单。主要内容说：‘工总参加夺权以来吸收大批?牛鬼蛇神”、“中上层领导严重不纯’等等。
同日，由广西汽车工人革命造反司合部发起召开有六十多个群众组织、自称有四万人参加的朝阳广场誓师大会，宣布正式成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广西联合司今部（简称无联后来发展为联指）。
二月三日，原‘赤卫队’和*盾牌’红卫兵联合在朝阳广场召开大会，自称有三万人，宣布成立广西无产阶级红色造反者联合司合部（简称红联），并发表联合宣言。”
支持韦国清的群众组织终于再次高调出场了，而且其势力发展得如此迅猛，行动如此统一，这是偶然的吗？后面的那只手一一韦国清，已经清晰可见。
对立派势力再起的巨大压力，造成了革命造反派内部的严重分歧和分裂：
“二月四日至八日，南下串连的首都三司’散发《南宁文化大革命到了关键时刻》的传单，传单主要内容是指责“广西工总”不坚持文斗搞武斗”，“高度运动群众”，“总部头头高高在上’，认为造反大军不理解夺权意义”，“夺权不掌权‘等等，引起各群众组织的强烈反响。”
于是夺权变成了退权：
“七日，‘广西工总’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开门整风，并制定出整风方案。提出：1、开门整风；2、撤出在区、市机关的进驻小组；3、要求军区接管区党委、人委、公安厅；4、要安平生（区党委书记）出来抓生产。八日晚上，广西红卫兵总部’与首都三司’驻联络站在市工人文化宫召开辩论会。会上三司’代表重申《南宁文化大革命到了关键时刻》一文的观点，广西红总代表会春生则认为三司’在对待广西南宁文革看法上犯了严重错误…。这场辩论说是广西工总’一军挑起的。与此同时，南宁市各群众组织纷纷用大字报、传单散发工总和“造反大军的问题，并出现·碰烂工总’、“造反大军必须大乱等大幅标语。部分大标语、大字报、传单则是反对首都三司的观点，指责三司’搞折中主义”。围绕砸烂与不砸烂“工总问题，开始了群众组织间观点不同的派别争论。”
下面可视为南宁革命造反派的“滑铁卢”之溃：“二月二十二日凌晨四点多钟，广西无联’出动五十多部汽车和数千人，抄了“工总总部和财贸分部的“家”，抢走工总‘大旗和招牌，使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加深。”
2月份南宁出现的混乱局面，可以看出韦国清通过暗中扶植他的势力的策略，从造反派内部和外部进行里应外合的反击，自的是先制造造反派的分裂和混乱，然后趁乱反夺权，打垮造反派。他的目的，很快就达到了。所以可以说：1967年2月份是广西革命造反派走向全军覆灭的转折点。从2月份以后，广西革命造反派便没有了“盛大节日”的欢乐，有的是为了生存那没完没了的苦斗与挣扎！
这些，难道与“老多”1月19日游斗韦国清的致命决策错误，没有关联？！
（6）代表“中央文革”的王荔，对“老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例如“老多三人团”的“团长”，就会对朋友说：“我和王荔很熟，经常在一起吃饭和打乒乓球。”一个大学的讲师，能与在广西代表“中央文革”的人物这样亲密，能不言听计从地听其指挥吗？但“团长”与王荔在桂林文革中都有什么具体活动？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尤其需要指出的是：1967年“中央文革”的“王关戚”被免职王荔不知所之后，任“广西4·22驻京代表团团长”的“团长”，为什么在“支韦”和“打韦”的这些重大问题上，并不听改组后的“中央文革”的？那时“团长”他们主要与北京的哪股势力联系？受哪股势力的影响和支配？更是个“历史之谜”。这个问题本应是后话，但提前在这里说，对于读者的联想思考，也许有好处。（二）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合部唱反调的错误
在文化大革命，听不听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话？按不按照这个“司令部”的指示办事？是每个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大方向问题，是决定这个组织的生死存亡的最大问题。
“老多”在“打韦”这个问题上，是与党中央唱反调的，因此也就犯了方向性错误，其“走向反面”的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自从1967年2月19日，区党委副书记贺希明等12名领导干部发表的“二·一九”声明，第一次提出“打倒韦国清”这个口号以后，到1967年6月周总理等两次接见广西两大派代表时，关于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对韦国清持什么态度的谈话，可以认为是中央在广西两派在“支持”和“打倒”韦国清的问题上争论了4个月之后，有意向广西两派传达的重要信息。1，第一次接见（6月1日）：
当“老多”代表李××在汇报南宁两派“5·25”武斗说5·25是韦国清一手操纵”时，周总理则说：5月25韦国清还在北京呀！
当柳州“4·22”代表明××谈到韦国清时说：老保到处造谣说毛主席说过韦国清是好同志，江青同志也谈过，还说康生同志也说过，…我们不清楚，想问首长。”康生说：“我插句话。是，我是说过。”
在这次接见中，周总理等并没有否认毛主席和江青关于“韦国清是好同志”的讲话，并且康生还明确说“是，我是讲过的。”其实这已经完全默认毛泽东主席有过那样的谈话了。
2，第二次接见（6月14日）：
在那次接见中，柳州“4·22代表”再次提出“老保到处造谣说毛主席说韦国清是好同志”，并把一张传单呈给周总理看，内容是：毛主席在接见越南代表时，当越南同志问到韦国清同志的问题时，主席说：韦国清同志是好同志、好党员，是我们司合部的人，请你们放心。
对此周总理回答道：主席是说过的，越南同志对韦国清同志是很尊重的，韦国清同志在越南是有功劳的。对韦国清站出来的问题中央是要支持。韦国清同志在越南有威望，有功，这是事实。你们把他斗来斗去，上了人家的当！他有错误是要检查的，韦国清同志也准备回去检查，我们要给他创造条件嘛！这次到北京来就是要创造条件廉！
广西4·22”和“老多”，在提出“打倒韦国清”这个主张时，恰怡没有考虑当时中国与越南的重要外交关系这个大格局。在越南抗法战争中，越南对韦国清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帮助取得了边府战役的胜利非常感激，胡志明主席和韦国清，也有很深的私交，据说过春节时，胡志明主席多次请韦国清全家去越南过节。
关于毛主席是在什么情况下说“韦国清是个好同志”？则有这样的传闻：当越南胡志明主席知道广西要“打倒韦国清”时，便对毛泽东主席说：如果你们不要韦国清，我们要！毛主席于是回答道：韦国清同志是个好同志！当然，这些都不足为凭，最权威的，是上述周总理等的谈话。（以上见两派所作的1–8次接见纪要）
在1967年的“6·1”“6·14”的接见中“老多”的主要头头杨××、李××也参加了，并且还向周总理汇报其他问题，然而，对于周总理等如此重要的表态，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依然坚持“打韦”立场，这就不能说不是个严重错误了。
3，中央对“4·19"声明中的广西两个负责干部都否定了，并在6月29日的第三次接见中，也否定了伍晋南在‘广西日报事件”等对广西造反派的支持。周非常严厉地说我再一次整告，伍晋南，你们三人再搞什么支持之类的东西，我就要把你隔离。”这就意味着，中央并不支持“广西4·22”支持的三个主要干部伍晋南、贺希明、霍沃，而支持广西新班子这样的组合一一韦国清、伍晋南、广西军区等军队负责人。
对于中央这样明确的表态，老多”也不认真考虑然后迅速转变立场而一意孤行，怎能不失败？！
（三）造成“6·29老多”大分裂的错误1，驻桂支左部队全变为“支韦?
1967年6月份，周总理等中央首长接连3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时，关于韦国清的谈话，对在广西的支“左”部队，对“桂林老多”，都产生了极大震撼，桂林的支“左”部队，全部转为“支持韦国清”了，并且纷纷作劝“老多”放弃“打韦”立场，转变为“支韦”的思想工作。例如军分区司合员景伯成、政委张耀青亲自劝说“教工井冈山”的主要头头许×ד支韦”；部队支“左”办公室主任张体成动员“工总”主要头头高×ד支韦”，等等。2，三人团”的“团长”坚持“打韦”
由于他一个人坚持“打韦”，决定了“老多”整个组织继续“打韦”的立场！请看他回忆当时如何一不听中央的“支韦”表态，二不理踩驻桂部队的“支韦”规劝，按照自己的观点坚决“打韦”：
“在北京，6955和我商一过，他们发的电报也给我看过，电报讲：中央6月29第四次接见，中央的态度已表明，要支韦，我们应该马上支韦并做好群众的工作。他那个电报是这样发回桂林来的。那是67年6月29日的事。
张骥和我商量了，研究了这个事情，他讲：你们要不要转？中央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他是6955的政委呀，他和郝忠云代表去北京的呀，他是代表团的呀，他问你们要不要马上转？‘我讲“我们转，老多转，那就出卖广西4.22，广西4.22还是受压的时候，老多转，等于借老多这个刀，去杀广西4.22，老多不能做这种事情。这句话打动了张骥。那时联指会讲：老多转到联指这方面来了’，那就雄死了，广西就完了的，广西4.22就完了的。
和6955商量之后，把张骥打动了，他才松了口，他讲：你们搞你们的。有他这句话，我们才敢动，如果6955在北京硬和我翻脸，我也不敢动的啵。
我们每一天都和6955有密切联系的，有什么事都紧急商的。张骥讲我的电报就这样发了，大家最好达成统一意见。我讲你们如果一定要我们这样做，就是借我们的手去杀4.22，我们就犯罪了，就要成为历史罪人了。张骥松口了，讲那你们就吞看办嘛，你们捐你们的嘛。我讲你们也搞你们的，你们那样做是支持中央，我们也不反对。
后来我答复桂林：和6955商量了，他们支韦由他们去搞，随他去，我们也不要得罪部队，我们坚定不移打韦。老多不管怎么样，不要犯历史的错误。”
3，黎原劝告也不听。
最重要的是：驻桂主要支左部队6955的最高首长47军军长黎原，专程从湖南衡阳来桂林，在广西师院里坐镇十天动员“老多”支韦。（这件事，是“团长”近年几次在朋友聚会上说的，不然我们依然不知道。我也有其谈话录音。）可惜“老多三人团”，特别的“团长”不听，依旧坚决“打韦”
4，不转变“打韦”立场导致“老多”大分裂。
部队的思想工作很起作用“老多”数以万计的成员，尤其是产业工人，在选择自己的立场时不能不考虑毛主席党中央和部队对韦国清的态度，于是很多成员接受了“支韦”观点，甚至“老多”的最高决策层，也发生了动摇。如“老多”成员唐荣尧回忆说：
“当时我们在师院里已经写好了大标语：坚决支持韦国清同志出来闹革命！那时已经是晚上12点钟了，准备连夜贴出去。有人说等一等，等北京来电话再贴。后来北京来电话了，说不要贴了，继续打倒韦国清！
当时是谁在北京？是“团长”：谁能从北京发来如此重要的指示？唯有“团长”：桂林等的就是他的电话。但他的“最后指示”不是支韦，而是“继续打倒韦国清”！所以在那关键的时刻，在“团长”主持下的“老多”，从此永远失去了那历史性的机遇，也使得在一年后，成千成万的造反派及支持造反派的干部，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也是在近年“团长”在朋友聚会中回忆这件往事时告诉我们一个重要情形：当时他在北京，在标志“老多”大分裂的“6·29”事件发生之前，造反大军军长”黄××，打电话向他汇报“老多”在“支韦”和“打韦”问题上发生分歧和分裂的情况时，一边哭，一边汇报，问他怎么办？“团长”批评了他，叫他坚决顶住，坚持“打韦”不能动摇，打韦”的决定不能变！
但黄××没有听他的，改变了立场“支韦”，原先的“老多三人团”分裂。5，老多”分裂成“支韦“打韦”两大派。关于桂林的“6·29”，桂林官方的权威资料是这样写的：（二十）六·二九联委成立
在驻军支持下，由工人红卫兵’主要负责人高桂英，以及市直机关干部杨德广（公安局）、李建华（市经委）、柴俭（贫协）、汤秋生（郊区）等人发起?支持韦国清站出来闹革命活动，组织‘六·二九，联委。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在市体育场召开有七万人参加的成立大会，由高桂英主持，黄××（桂林‘老多’、师院学生）、驻军负责人及六九五五部队副政委赵保立等讲了话，这个组织一成立就遭到“造反大军和“联指，的极力反对，部队也无能为力，不到一个星期就垮了。
七月三十日晚上，桂林地、市‘造反大军’六万余人，在市体育场联合召开打倒韦国清暂师大会。会上，市委副书记王同连、市长冯邦瑞、法院副院长阁进兴、市监委副书记许正义、监委委员邵永清、统战部科长任雁惠等六人发表了‘打韦声明，从此全市支韦和打韦’的两大派进一步明朗了。”
高桂英是“工总”的第一把手，黄××是“造反大军”的军长”，与会的7万人，都是“老多”的成员（这以产业工人为主的7万人后来基本没有回来，他们中的多数参加了“桂林联指”一一张雄飞注）部队的负责人赵保立是支持“老多”的军队干部。“老多”从此以后，便失去了两员大将和半壁江山（后面“老多”紧接着开的“打韦”6万余人大会，也没超过前面的7万人）。此时的“老多”在桂林虽然还占多数，但已没有了压倒的优势了。
这个“6·29联委”的成立，决非偶然，是黎原来桂林做不通“老多”主要负责人的“支韦”工作后，采取的一个折中办法，企图在桂林先搞个“支韦”的中间派组织，避免在桂林出现两大派的争斗，然后让“老多”遂渐转变，也可让广西避免两大派在“打韦“支韦”上的恶斗。以黎原为首的部队的负责人们，头脑是清醒的，是有战略眼光的，他们的设想也是好的，但是面对着从文革初期就以硬斗为主要手段的“老多”，他们失败了，恐怕，他们也没想到“老多”这个“对手”，如此强大吧。
6，三人团”无情打击组织内的“支持”派。
“老多三人团”对“打韦”确实坚决，对“支韦”者的打击，也毫不留情。在事隔44年之后，高桂英是这样回忆那段历史的：
“我从打韦转变成支韦，是部队动员的，军管会的主任张体成就亲自和我谈话，动员我支韦。那时我们的想法也很简单，既然中央和部队支持韦国清，咱还有啥说的，就支持呗。但那些老多的头头不同意，骂我们是叛徒。我们组织了个6·29联委’，在体育场搭了个草棚做办公室。这“老多，也不让，把我们的草棚砸了，我们搞不下去，也就散了。可我一直没有参加“联指”，有人动员我参加，我不干。”
黄××也始终没参加“联指”！
自从“1月风暴”夺权后，老多”的形势一道是相当相当的好！如果在6月份，听了黎原的话，转变为“支韦”，就不会有“6·29”的大分裂，并且会在桂林以主导者的格局继续执掌大权，甚至可以避免整个“广西4·22”，最后被当作反革命镇压的命运。
7，为什么说“老多”可以挽救“广西4·22”夜灭的命运？
“团长”在近年的朋友聚会中说为什么“老多”不能“支韦”：如果“老多“支韦”，就会当背叛革命造反派的叛徒，就会变成韦国清屠杀全区造反派的一把刀子，变成帮助韦国清镇压造反派的帮凶。直到现在，他还没看到另一种可能：老多”那时如果带头“支韦”，就会成为引领广西革命造反派走出困境绝地逢生的英雄！
我们说这样的话是有根据的。请看当时的“老多”，对广西首府南宁“4·22”的影响有多大：
“老多”因为造反最早并取得文革早期的巨大胜利，所以在全自治区的造反派中，有极高的威望，而且“老多”也不甘寂寞，高举着“革命造反”的大旗，到处发动群众，掀起造反高潮。其积极并卓有成效的革命造反，确立了这个组织在广西造反派中的“领头羊”地位。如：
（1）1967年2月份，当南宁的造反派，把专门负责做区党委主要领导人争取工作的“尖刀班”，扩大为“尖刀队”的时候，推举“老多”在南宁串连的负责人张欣烈当头头（见前述）。
（2）从下面这段周总理等第三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的谈话纪要，也可看到“老多”在全自治区文革中的影响力：
“总理：你们造反精神很好。我知道，桂林一开始就搞得不错嘛！你们原来是师院啰，文化大革命改为革大，老多为全区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勋嘛！我们认为桂林搞得很好嘛！
伯达：走过了头，就成反面。
总理：（向伯达讲）桂林是搞得不错。我和你们商量一下，现在大家都起来了，你们可以回来了廉，像红代会一样。不然，到处的老多都被围，各处都打电话来给你这个头头，向你们告急求授，你这个头头连接电话都接不赢。
伯达：不要包打天下了，回来把斗、批、改搞好。
杨××：我们原计划是派一百多、两百人左右出去搞调查，不是串联，这对我们家里没影响，对全区文化大革命有利。后来因被走资派动农民来围捕，有的去增援，现在可能增多了一些。
李××：钦州只去了七个‘老多’却调动一万多人来搜捕。
杨x×：容县去进行调查的只两个老多，也调动三千人来围。
总理：于是，你们老多就越去越多
（3）1967年“老多"的第一号头头杨××，便接替南宁的会春生，继任“广西4·22赴京谈判代表团”团长。这是个相当重要的职位，它可以左右或决定“广西4·22”一切重大问题。
“老多”，当时是广西革命造反的一面旗帜。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当时“老多“支韦”了，南宁就可能也跟着“支韦”，柳州也会效仿“老多”当三个主要城市“支韦”了，全区的其他市县，在“支韦”这个问题上，就没有悬念了，广西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和格局，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广西4·22”和“桂林老多”，就有可能躲过被武装镇压的一韧。
1967年的6月，是个决定生死的6月“老多”放弃了生的抉择，选择了死亡…
8，我们应当从中吸取什么教训？
毛主席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当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时，应当从中汲取什么教训呢？我认为“老多”的性格，决定了“老多”的命运。那么“老多”的性格又是什么呢？
（1）先天不足，后天也不足，这表现在1967年1月夺权成功后的一系列决策的错误上。“老多三人团”并没有真正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基本属于一轰而起，一轰而散的盲目状态。比如“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他们没学会这个理论体系所提供的斗争策略和艺术，只记得一句话：造反有理”
（2）老多三人团”，都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孤芳自赏和狂热的劣根性，由于文革早期的胜利，由于“为全区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勋”，便在他们的思想里极度膨胀，变成了“唯我独革”“老子天下第一”的极端骄傲的“斗争主义”，比如在对待领导干部的问题上，其集中表现就是：只有你妥协来投降我，没有我妥协去团结你的可能性；因为我正确，所以你反对我你就是错误的；因为我正确，所以采取什么方法来批斗你，都是正确的；因为我正确，所以你必须对我的批斗毫无怨言才是革命的。文革中发生的这种极端主义、教条主义思潮，是难以服众的，尤其在领导干部中，很多是屈于形势，不得不服，但心里反感，渐行渐远，最后分道扬，比如韦国清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3）在运动中追求极端民主，只做自己愿意做的事，只根据自己的需要做对自己有利的事，不知道什么叫做大局？也不知道如何牺牲自己的局部利益，服从大局。这种极“左”的、也可以说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潮，是文革造反派中的通病。
其实毛主席早就说过：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再大的民主，也是运用这个手段，来达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
“老多”在1967年6月以后，一不听中央的；二不听部队的。真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因此，当中央认为你不听指示时，便受打击了；当中央信了韦国清谎报军情，也认为你是反革命时，就受镇压了。这就是“桂林老多”的剧，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可惜直到如今，老多”的“三人团”，还没认识到这个问题，依然陶醉于“英雄情结”之中。
（4“老多”其实并不民主，在“三人团”中，权利又高度集中于一个人－－“团长”手里。而“团长”对那两个人一一“军长”和“政委”，是大事小事都说了算（如前面说的“团长”在北京下命今叫前任“军长”坚持“打韦”等。还有一些事后面再叙述）
今年（2012），我问原“工总”第二头头刘××（“武斗”结束时任“桂林地市造反大军联合总指挥部总指挥”，及“工总”主要负责人之一“老多”市革委会委员唐×ד老多”市革委会委员高×ד老多“教工井冈山”第一负责人许××：
“你们知不知道6955部队走的时候，给老多’留下500支枪、47军军长黎原在师院坐镇十天动员老多支韦这两件事？”
他们都说不知道（还有“老多”其他一些头头也说不知道）。特别是刘××说：整个武斗期间，我们‘工总四野’的武器，都是我们自己搞来的，师院老多没发过我们一条枪；黎原来桂林我们也不晓得，我们要是晓得，把‘工总一起拉出去，他?师院老多有×名堂！
像黎原来桂林这样重大的事情“老多三人团”居然连上述重要的头头都不让知道，可不可以认为这是有意封锁消息呢？可不可以认为这封锁消息的目的，是害怕群众知情不听自己的指挥呢？
“老多”的“民主集中制”，就是这样实行的。
（四“老多”1967年“8·10"抢枪是错误的这个事件，权威资料是这样记载的：“地、市‘造反大军八·一O夺枪
在江青….和武汉七·二o’事件的影响下，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桂林地、市造反大军在周××、谢荣杰、刘天偿、刘××、黄×x等人的指挥下，当天下午夺了军分区武器库和桂林地区公检法军管会、桂林市武装部的枪。以后灵川、临桂县人武部的枪也相继被抢。据被抢枪单位统计，被抢走各种枪支五千四百五十支，各种枪弹五百五十三万五千二百发，手榴弹三千一百二十六枚，炮五门，炮弹五百五十六发，其他军用物资八件，同时还抢走了大批炸药。·…联指’头面人物被迫逃离桂林，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加剧。”
对于这个行动，坚决支持“老多”的桂林市委副书记王同连、刘竹溪、市长冯邦瑞，都是不赞成的。几十年后，王同连同志是这样回忆的：
抢枪这件事我不知道，这事我是不支持的。抢枪之前没有任何人通知我们，他们知道我和冯邦瑞是不支持的，怕我们走漏消息。刘竹溪也来和我谈，我对他说：这件事我们事前都不知道，现在他们已经抢了，我们也就不要表示反对了，估计他们也不会把枪送回去。”
当时“老多”是桂林市的掌权者，上述三个市委干部，是明确表态支持“老多”的，是“老多”信任的和在掌权中结合进市“生产指挥部”的。像“8·10行动”这种桂林全局性的大事，居然不让他们知道。可见“老多三人团”，自1967年夺权成功以后，实行的是“大权独缆”，并且对所有重大的决策，都这样有信心的独断独行！
现在看来，前面三个市委领导同志，是有眼光的，如果“老多”真正的信任他们，在决策重大问题时，吸收他们参加，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可以少犯很多错误。（从“老多”对这三个干部态度，可以看到“老多”在执行“解放干部“三结合”政策时，是留有一手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这个其实是广西师院的“三人团”，在桂林市的掌权中的最高领导地位。）
为什么会这样？这其中有没有个人野心？已永远是历史之谜。只可恰王同连和冯邦瑞，因为坚决支持“老多”被韦国清怀恨在心，受了十几年的审查、批斗、牢狱之苦，尤其王同连，被关在监狱中竟长达九年，他的身体和仕途，就这样搭进去了！而师院那个“三人团”呢，没有一个在文革中蹲过监狱。
为什么说“老多”搞的“8·10行动”是错误的？我以为：
1，当时“老多”人数在桂林还是压倒多数，又是掌权的组织，在政治资源上，有看别的组织无法相比的优势。因此，桂林市的政治形势、生产状况、社会秩序，都是稳定的，老多”并没有受到对立组织的压制，特别是武力的威胁。因此“老多”当时应该做的，是如何继续稳定社会，掌好权，用好权，同时做好与“联指”的团结工作。
2，“8·10"抢枪，等于“老多”自己制造了让桂林市从此动荡紧张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局面。这个地方已经是你的地盘，为什么唯恐天下不乱自己在自己的地盘制造紧张局势呢？这不是掌权者的大忌吗？可能有人会说：只要韦国清不支持“老多”，桂林迟早还是要乱。这也对，但如果“老多”在夺权后，一直把桂林治理得很好，一直得到中央的支持，那么，当1968年韦国清拼命向“老多”扣屎盆子的时候，起码不会这么得心应手吧？
3“老多”是想借武汉“7·20”事件的“东风”在心理上给“6·29”以后内部的反叛倾向和外部的“联指”势力，造成使之“臣服”的威，但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是下策，内部的离心倾向，外部的对立势力，不仅压不服，相反越压越多了。（“师院老多”因为在文革初期，使用硬碰硬的方法取得了胜利，就错误地认为这是获胜最有效的法宝。所以说“老多”的决策层，后天也不足了。）
4，这又是一次“老多三人团”以我为中心、唯我独革的极“左”思潮的表演。抢枪后“老多”对领导干部和“联指”群众采取的高压政策，就说明这一点：
“地、市造反大军游斗地、市领导干部及改组“抓促指挥部’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上午，桂林地、市‘造反大军’，师院?老多及六九五五部队共七万多人，其中部队全体人员及部份“造反大军人员荷枪实弹，全副武装，在市人民体育场集会，隆重庆祝毛主席在首都天安门城楼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一周年大会，会后举行了武装游行。
下午，师院老多将桂林地、市领导干部黄云、徐为楷、陈秉德、李云亭等同志戴上高怕，挂上党内一小撒走资派”的黑牌，押上汽车，绕桂林市主要街道进行游斗。尔后，‘抓促指挥部多次开会，批判陈秉德，陈被迫检讨，表示支持造反大军’。但‘造反大军夺枪后，为了进一步掌握财政大权，于九月二十日印发了改组通知，由张永信（军代表）、冯邦瑞、王同连、潘文元（总工会干部）等人组成新的领导小组，从而改组了“抓促指挥部’。”
“夺枪之后，造反大军’对一些不同观点的群众、干部采取坐猪笼、剪头发、披麻包、挂黑牌、抄家等，进行侮辱人格的批斗、游斗。”
这些作法，除非实行专制统治，任何时候都是一着败棋，都不会有好的结果，加之广西还有个“大背景”韦国清，越这样搞越糟！
5“老多三人团”，原以为通过武装造反派，通过部队的“武装大游行”（当时6955部队的坦克都开出来示威支持“老多”了），就可以对反对派起震作用，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岂不知，广西的“支韦派”，是得到韦国清和广西军区支持的，而此二者又都有党中央和林彪、黄永胜军队这条线的支持的。于是“老多”面对的，其实是一个无法战胜的对手。如果明智，只能智取，不可以硬碰硬了。然而“老多”的“性格”让它必然依旧采用硬碰硬的斗争策略。
现在回想起来，在1967年的6月份以后，韦国清操纵保他的势力，对桂林采取的策略是：打乱桂林“老多”夺权后的社会稳定局面，挑起两派的尖锐冲突，制造混乱，然后乱中夺权，伺机把“老多”打成反革命加以镇压。这样“老多”的“8·10行动”，就正中韦国清一伙的圈套，果然，大麻烦就接踵而来了：
（1）1967年9月13日，发生了“白沙事件”：
桂林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贸洪起打电话给荔浦县人武部，要求流落到荔浦的桂林?联指’成员迅速回桂林?抓革命、促生产’；并通知荔浦县从九月十四日起停止给桂林联指’成员供应粮食等生活物资（这个指合，明里长了“老多，的威风，其实是帮倒忙，是个阴谋，也说明“老多三人团”被胜利冲昏头脑时的糊涂一-张雄飞注）。桂林?联指成员为了得到粮食等物，以解决生计问题，九月十四下午七时许，桂林、阳朔、荔浦、雁山的·联指’约四百人，全副武装，分乘十二辆大卡车，由荔浦、阳朔向雁山方向奔驰。
十五日凌晨与造反大军’驻守在雁山的下属组织发生了武装冲突，当场打死造反大军’下属组织及雁山镇小孩各一人，打伤数人，并占领了植物研究所、劳动大学、粮店、食品公司、商店、战备物资仓库及邮电局等单位。
清晨七时零五分，支持造反大军的六九五五部队闻讯赶去，“联指撤退到白沙粮管所，部队继续追去，武装冲突开始后，雁山、荔浦、阳朔等地*联指’武斗人员陆续赶来支援，这时六九五五部队相继拉来了四门大炮，二辆坦克，增援了三个连的武装兵力。前后共出动汽车四十八辆（小吉普五辆、解放牌四十三辆）和摩托车十多辆。
下午六点，这些?联指’成员在当地?联指人员的掩护下全部撤出了白沙。六九五五部队及“造反大军也相继撤走，结束了这场武装冲突。
此次武装冲突事件，“联指’死七人，伤三十人，解放军死一人，“造反大军’死一人，雁山镇死一小孩。”
（2）1967年10月底“桂林联指”民兵师成立：
桂林市*联指民兵师于一九六七年十月底由李××，卢向平（市体委干部）发起成立，其成员约五千多人，均系由部队复员、转业军人组成。民兵师下设司合部、政治部、后勤部、五个团和一个独立营。师长孙忠禄（市一建工人）、政委袁国湘（综合电机厂工人）、参谋长卢向平。民兵师从成立至一九六八年八·二O’后解散，历经九个多月。”
（3）1967年10月7日，桂林“联指”回城，成立联合组织“联委”，强占市委机关大院做武装据点，与“老多”进行武装斗争：
“十月七日起，原由于’八·一0夺枪被压逃离在外的“联指’人员陆续回到桂林。
十月二十四日桂林?联指和?革联’成立了“桂林市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委员会（简称?联委）。主要负责人：曹铁军、李××、柴俭、孙宝山，于十一月十八日占领市委机关院子为据点。”
（4）“11·22事件”。1967年11月22日，发生了驻桂林支持“联指”的地方武装部队“九九分队”向“老多”示威群众开枪，打死“老多”干部群众三人。桂林的局势因而进一步恶化。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桂林*造反大军’共三万人，在市体育场召开了“强烈抗议桂林“联指”破坏《十条协议》的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途经市委大院·联指据点南面围墙边时，游行队伍中有数人被?联指，从墙内扔出的砖块打伤，顿时队伍起哄。一些人涌进了九九分队驻地，想通过九九分队翻墙冲进市委机关内。被九九分队武装人员阻拦。
游行队伍进入警戒线后，九九分队有的战士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机床厂王占金、二运公司赵巧苟、毛巾厂刘锡光三人，打伤数人，游行队伍迅速撤离现场。
事件发生后，六九五五部队很快赶到现场，将九九分队人员撤到奇峰镇六九五五部队驻地办学习班，避免了事态的发展。”
此后桂林两大派的“武斗”便持续不断，道到“七三布告”颁布，直到“8·20革命行动“老多”被武装消灭。
（五）愚囊制造在京殴打韦国清事件
也是在1967年8月10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发生了把韦国清打伤的事件：
“在北京，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纠集广西四·二二汇报团和北京红代会人员二百多人，再次冲击京西宾馆，打伤韦国清。上午，会春生、石怀宇、李跃增、雷激、何作然等人去京西宾馆找王希永，以联指围攻广西日报社为借口，要王希永把韦国清找出来解决广西武斗问题。王希永同意了。下午二时，广西四二二代表团团长杨×x在三二四号房主持代表团全体会议，讨论去京西韦国清问题。会上决定：一、由曾春生带五个学生去找王希永，由王希永将韦国清骗出来；二、其他成员第二批去，红代会、汇报团第三批去（红代会由龙智铭同北京地质学院联系来人来车）；三、把韦国清揪到地质学院或西苑旅社扣押起来，要挟中央同意打倒韦国清。做法是：先向韦提出四点要求，要韦签字，韦如果不同意签字，就以此为借口把他揪走（四点要求是：（1）承认广西日报社武斗是军区支持*联指搞起来的；（2）立即停止武斗；（3）给伤病员治疗；（4）给“四二二’各据点送粮食）。…..晚饭后，曾春生、何作然、石怀宇、何作然、雷激第一批到京西宾馆。不久，李跃增、何作然先后打电话给刘德胜，说韦国清出来了，催他们快去。十时左右，杨×x便率领第二批人赶到（其中有刘德胜、李××）。接见地点在东门接待室，门外停放两台准备走韦国清的汽车。接见人除韦国清外，还有王希永、徐其海、陈发洪和一四一师政委张骥等人。杨××等赶到后，便拿出四点要求，要韦国清签字，韦不签，但王希永马上签了，大家对韦更不满。这时，北京红代会的人已经来了，有人在门外打手势，示意要揪走韦，韦见势不对，说要出去小便，想从小门离开。北京红代会黄××和广西“四·二二汇报团一伙人乘机要抢韦上汽车，京西宾馆的警卫战士、工作人员和厨师等闻讯赶来保护韦，并把他们隔开，但黄××等一伙人冲进去，扯掉韦国清的领章，卡住他的脖子，把他推倒在地上踢打，韦的小腿、腰部、眼角、面部均受伤，流血不止，迷过去（后警卫战士将他送回房间）。保护韦的警卫战士，有的门牙被打落，有的被打得脑震荡，有的肝损伤（伤势重的留下后遗症，退伍后生活有困难，还不断到京找韦国清解决问题）。当时在会议室的“工总”成员，也围攻、辱骂、推打了徐其海副司令员，并撕了他的领章和帽微，抢走了他的军帽。零时左右，在京的广西军区支左办保卫干事童坤等，分别打电话给总理办公室和广西联络组。王荔假地和副组长周枫、组员罗安民赶到京西。当时事已平息，周枫向广西军区司志了解情况后向总理值班室周家鼎报告。周家鼎传达总理指示：要四·二二马上离开京西，如果再这样做，中央就要考虑你们是不是造反派了。周枫向四.二二’几个主要头头口头传达，劝说他们回去，才散了。
为什么把这件事也说成是“老多”的错误呢？因为“老多”的代表参与了这个事件“广西4·22赴京谈判代表团?的团长，又是由“老多”最高决策人担任，其责任就更加重大，可以影响和甚至决定看整个“广西4·22”的命运，而且“团长”又亲自指挥了殴打韦国清的行动。
关于京西宾馆打伤韦国清的事件，2010年12月19日，一个南宁的朋友在桂林丹桂大酒店请喝早茶时，“团长”是这样回忆的：
“联指在北京抓了伍晋南、贺希明，霍泛三个人的时候，我们就想报复，也抓他们三个人。先抓了安平生、乔晓光，很顺利。抓韦国清时，京西宾馆的解放军很敏感，派两个连保护。两个连算什么，我们硬把韦国清抓出来了。这个事情，全部是我指挥的。拿去游街呀（指1967年1月19日游斗韦国清），全部是我组织指挥。打韦国清的时候，柳州的××x打得最凶，有人还上他的肚皮踩了几脚，把他的屎都踩出来了！
殴打韦国清，错就错在：
1，韦国清本来就已经仇恨“老多”和“广西4·22”了，这回又被打成重伤，特别是连屎都被踩出来，这是何等痛苦和难堪的事！想想韦国清是何许人也，竟被这样污辱和暴打，能不增加对“老多”和“广西4·22”的仇恨？恐怕吃人的狠心都有了。所以最后“老多”和“广西4·22”被他彻底镇压，除了路线之争，个人情感不能说没有关系！
2，当时韦国清在京西宾馆被打伤消息，即所谓“八·十事件”，立即在广西广大“联指”群众中，掀起轩然大波。“袁兵必胜”，各地韦国清的支持者们，利用这件事大做文章，取得了很大的宣传效果，两大派之间的对立，更加难以弥合了！
3，广西4·22”失去了中央和毛主席的信任，甚至引起了他们的不满！所以毛主席11月14日接见韦国清所作的特别姿态，决非偶然！下面是“团长”于2008年10月19日的回忆：
“后来为什么同意支持韦国清呢？就因为毛主席接见我们那晚上，可能是11月14号，和申儒成我们都参加了。原来我在后面的，后来跑到前面第三排去。毛主席接见我们的时候，一大排人，林彪呀一大排人，毛主席就找到韦国清来，这样子（做二人手臂挽手臂的样子）挎着手照相，看到这样子，我们尿都彪，赶急支持韦国清。”
张雄飞插话问：是67年11月？
“67年11月，好像是14号。当天晚上，我马上要广西4·22代表团’支韦，广西4·22代表团’马上改变态度，我写的赚。我们回来没敢怎样讲了，看到这个场面没敢讲了，只能支韦了。”（从这段话中也可见“团长”在“广西4·22"中的极大权威–张雄飞注）
但是韦国清并没接受“广西4·22”这种近乎投降的“支持”，他于1967年11月已经得到中央的“尚方宝剑”–任命他为“广西革命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后，便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战略方针：即用军事手段而不是“大联合”的和平手段，来解决“老多”和“广西4·22”对他的反叛了。
如果我们要探寻什么是促使韦国清坚决用武力消灭“老多”和“广西4·22”的关键事件和切入点，我认为1967年在京西宾馆发生的“八·十事件”，最有说服力。
（六）在1968年处处被韦国清牵着鼻子走
1968年7月以前，是广西两派全面大打的7个月，其形式表现为两大派“武斗”其实已经不是派性战争一一“武斗”，而是韦国清及其帮派势力预谋的动用国家机器（军队、城乡武装民兵、各级政权机关革委委员会等），对“广西4·22”进行全面武装镇压的战略方案的实施。还是那位对广西文革调查研究了几十年的南宁朋友，对韦国清如何实施其战略方案，有很精准的部析，他说：
“韦国清因被4·22’批斗忍受不了，仇恨‘4·22’，所以有消灭4·22’的战略方案，并一步一步实施。如柳州4·22从河北转移到河南，他是最喜欢的，这样河南的铁路线就被4·22’控制了，就容易犯错误，果然4·22’在河南抢援越物资。他就把铁路中断和责任推给4·22’了。
韦国清一开始就用农村包围城市，4·22不会用。
韦国清坐镇北京指挥。伍晋南为保自己的清白不介入’，这是对不起广西支持他的老百姓的。韦有三条指挥线：军事系统，政权系统，联指’系统。4·22则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指挥。
韦国清是相当狡猾的政客，也是非常有军事头脑的军人，如他消灭了荔浦修仁4·22’，就稳定了桂林；消灭了宜山县‘4·22’，就稳定了河池地区；消灭了北流县4·22’，就稳定了钦州地区。
也是在（1968年）5月份，当广西各地建地市县革委会的时候，广西4·22遂渐得势，一些负责干部如柳州的梁×、柳铁的张×等倒向4·22时，韦国清就在各地制造武斗’，首先是打北海4·22’，要不是55军副军长孙凤章派两个连去，北海4·22’就被消灭了。第二个打北流，北流的4·22’没抵抗，民兵进去照样屠城。广西有12个县被居城。所以，1968年夏天全广西的大打，就是在韦国清的阴谋之下搞起来的。”
此外，原“广西4·22”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广西大学教授朱仁同志，也提供了惊人的史料：
“1968年春，韦国清与黄永胜在广州有个四点秘密协议：
1，定广西4·22为反动组织，不投降就武装消灭；2，所有支持4·22的领导干部，都定为走资派；3，以搞农村包围城市，武装消灭4·22；
4，梧州是广西4·22力量最薄弱的城市，先打梧州，然后再打南宁、柳州、桂林。果然，对梧州的武装包围和进攻，都早于柳州和桂林在4月中旬就开始了。”
广西医科大学黄卓正教授参加了1983年广西区党委组织的“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简称“处遗”工作队，1984年他根据官方资料编写的《广西“文革”大事记》，是一本很权威很可信的历史资料，其中记载了韦国清在1968年初，如何通过广西军区发指示指挥受他掌控的群众组织“广西联指”地方基层革命委员会镇压“广西4·22”：
元月五日，韦国清在两派骨千会上作学习元旦社论的报告。
元月八日，联指，指挥部向下属组织传达指挥部关于一个目的，三个月打法’的战略决策。‘一个目的即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三个打法即·人民战争，搞军区的检查和‘打外围战。对这个战略决策还规定了四点：一、4·22想要一半权，一点也不给，权只能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二，与4·22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没有联合的余地，4·22’不投降，就坚决消灭；三，凡参加4·22’的领导千部，一律当走资派打倒；四，争取在四月以前解决各县，四月以后集中力量解决四市，争取八月成立区革委会，各县自己能解决的自己解决，自己力量不足的，附近县互相支援，一定要在四月前解决各县。这个战略部署’，要求在元月十八日前传达到各县，并说明是军区的意图。当时，联指’公安厅的吴××负责到柳城县传达。军区和?联指，的这个战略意图，后来得到了完满的成功。继靖西县在武力镇压4·22’的基础下建立革委会后，又出现了平果、灵山、防城、钦州、容县、玉林、陆川、桂平、贵县、凌立、乐业、融安、柳城、平南、傅白、马山、上林等县的“联指’在人武部的支持指挥下对4·22’和其他群众进行大屠杀，在压垮、消灭一派之后，建立起联指’一派掌权的革委会。这些地县的大屠杀，都是当地人武部一手策划指挥的。例如，防城县于元月下旬由县‘抓促指挥部召开会议布置杀人的·刮十二级台风’，然后全县开始全面乱杀人。灵山县二月十八日开始在鸣河江河滩上杀了三人，县人武部长徐广杰亲自组织县四级干部会议的代表到现场参观，看完后还哈哈大笑。之后，全县开始大屠杀，还由县‘抓、促指’布杀人进度，后感到不妥，改由人武部一副科长负责。玉林的大屠杀，则是军分区政委甘照参谋长达志伙同地区联指’头目王叙镇于三月十七至二十日召开各县革委会、人武部负责人会议进行布置，然后各县分别行动的。陆川县人武部政委钟振华、王岐山利用三代会期间个别人玩抢走火误伤人一事，向军分区谎说是‘4·22’组织开枪打伤三代会’代表，然后钟振华在县革委会上宣布：经广州军区批准“三·二四”事件是严童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然后建立作战机构，调动民兵进城，镇压陆川的*4·22。玉林军分区还派一个加强排参战。几天之内就杀了一千二百多人。玉林地专“联指’攻打州佩4·22据点，是军分区副政委孙景芳指挥，并和县人武部政委王振，镇人武部长关海山、183医院政委黄凤琴一起研究策划的。容县人武部长王惠卿也调动民兵打黎村。平南县所谓“农民法院’大量乱杀人，县人武部会秀说：农民法院好..··。到三月底，80%以上的县均在武力压“4·22’以后，建立起革委会（革委会建立后接看清队’，更大规模乱杀人），然后，把武装力量集中打大一点的城镇和单位。如梧州市和平桂矿等。在镇压平桂矿时，梧州军分区政委付亨通、副司合员李钱荣和张容林、里林等人在军分区和公安处多次密谋，组织队伍，确定战案，划分战区，决定由言川、钟山、贺县、昭平和苍梧北面的几个公社负责打平桂矿一带，由蒙山县支援打桂林，由腾县支援打南宁区展览馆和医学院。经周密布置后，于四月成立了‘攻打平桂联合指挥部’，由邹高金任总指挥，李钱荣副司合员到前线指挥。各县民兵均由各县、公社人武部负责人带队。广西?联指，总部派陈忠民坐镇，并负责和南宁颜景堂联系汇报。作战时，因子弹不足，平桂指挥部还派人到南宁求援，颜景堂亲自驾摩托车到各单位牧案子弹支援平桂前线。打下平桂矿后，参战者每人由县革委会发给印有保卫红色政权的背心。战死的修建烈士纪念碑。打下平桂矿后，还举行隆重的‘祝捷大会’，会上把抓到的俘虏杀害供祭烈士。由于各地县的大屠杀，更多的幸存者逃难到南宁、柳州、桂林，而这些逃难者又被指为反革命、反共救国军和·牛鬼蛇神’等继续被清剿屠杀…….
朱仁教授的揭露，黄卓正教授的记述，也把韦国清如何先与黄永胜把“广西4·22”定为反革命组织并制定了武装消灭的方针，然后怎样在1968年初，通过广西军区，又由广西军区通过他们掌控的群众组织“广西联指”，在全区进行具体的作战部署，按预定的战略方案，在全自治区对“广西4·22”进行武装镇压的历史事实讲得十分清楚了。
韦国清武装镇压广西文化大革命的那笔账，已经被历史所清算，并且将继续被历史清算。现在我们探讨的是：当韦国清实施武装镇压的战略时，就桂林而言“老多三人团”制定了什么正确的方案对应？是千方百计化解韦国清的阴谋、全力保护“老多”群众降低流血程度呢？还是被韦国清牵着鼻子走，继续往他设好的圈套里钻？继续为韦国清提供向中央谎报军情的材料？遗憾的是“老多三人团”的作为，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面对这样强大的敌人，这样庞大的国家机器，如果要求“老多”还能全身而退，是不可能的，但允许“老多”的决策层，在这样残酷的斗争面前，可以听天由命，无所作为，也是对广大“老多”群众不负责任、不公平的。因为自文革开始，老多三人团”，就主导着、指挥着、有时甚至是无情地命合着“老多”，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
那么到了这血腥的1968年“老多”应采取什么策略，才是合理的呢？我斗胆以为：尽可能地保全自己，尽可能地避免被武装消灭，尽可能地让自己组织的成员一一尤其是长期被“三人团”蒙在鼓里的普通成员，少死一些人；少挨关一些人；少挨判一些人；少挨斗一些人；少让一些青少年因为参加“老多”，便在广西一辈子背着“反革命”的政治包而毁了政治前途：少让一些人不要因为“参加武斗”，一辈子都在广西受压制，受歧视而吃尽这样那样没完没了的苦头！我看，这个要求还不算高，在1968年中，还有机会做得到。
然而，我们看到的是“老多三人团”从曙志满到手足无措的尴尬。他们在1968年，都把希望寄托在渺茫的“中央支持”之上，师院王城里那安装在独秀峰上的高音喇叭，白天黑夜都在广播着“北京来电”“特大新闻”的“好消息”（这个强有力的宣传工具，由?师院老多的大喊大叫兵团负责人官××等操控，很多极左思潮，大量的假消息，就是由他们用高音喇叭向群众灌输传播的，他们是三人团的得力助手，为推行“三人团’的旨意，起了极大的作用）。而广大“桂林老多”成员（尤其是工人和学生红卫兵），却依靠着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执着追随，依靠着“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坚定信念，依靠着不服韦国清残酷镇压的反抗精神，对韦国清的军事围剿进行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抗击，才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自己，并让桂林市数以方计的居民群众免遭如钦州市那样的屠城之灾（钦州市被屠城，仅县委书记就被杀了三个）！老多”广大成员这段反“军事围剿”的历史，应该正面歌颂！
且看看“老多三人团”，如何在1968年，让“老多”步步陷于被动的？
1“三人团”束手无策跟着韦国清的指挥棒转。
当韦国清基本扫平各县“4·22”之后，便对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四市动手了。在大举进行武装进攻之前，先用挑的策略，制造两大派的紧张局面，逼得“4·22”不得不打，然后把“挑起武斗”的罪名，强加在“4·22”头上，并添油加醋编造谎言向中央报告，使他的军事镇压合法化。
“老多三人团”并没有看清韦国清的阴谋，还一味采取针锋相对的策略，见招接招，十分被动。因为斗到了那个局面，已经被韦国清逼到墙角无法脱身，为了求生，只好吃自己造成的战略被动的苦果。于是，联指”抢占据点，老多”就跟着去抢占据点；“联指”抓人“老多”也跟着抓人：“联指”去抢解放军的枪，老多”也跟着去抢解放军的枪，如此等等。对此官方资料是这样记载的：
“五月三日（桂林）“联指’发出《公开信》勒合造反大军静坐人员于五月四日中午撤出警司，香则将采取最坚决的行动。五月四日“造反大军’未撤出警司，“联指’武斗人员便于当天带若背包集中于市委院内?联指?据点，并抢占东、南、北门的制高点，造反大军’也相继占了市中心的制高点。
双方占据制高点后，堆沙包、筑工事，拦截和搜查过路车辆、行人，互相抓、打对方人员，互相攻打对方据点。
联指武斗人员先后发表了《关于桂林局势的紧急户明》、《紧急动员今》、《进驻大联委的声明》。造反大军也相继发表了《严正声明》和五·一九《紧急声明》等。同时，两派的武斗组织也相继成立，双方都在作大武斗准备，并动员家属群众搬家。”
桂林市?联指，为了解决武斗急需的武器弹药，从五月十日起在李××、一铁军等人的带领和指使下，先后到一C四、三〇一、警司、军分区、六九五五部队、空军机场、雷达站、市武装部、南站军管分队等处，夺了十五次枪，共抢得各种枪支二百余支，子弹二万五千多发，手榴弹五百多枚和一批军用物资，抢枪中打伤战土多人，地区?联指也夺了九次枪。
从五月二十三日起，在刘天偿、周××的组织下，‘造反大军’分别夺了北站运住柳州二化厂的苏制TNT烈性炸药五十吨和北门护路部队及军分区仓库的枪、炮以及弹药，总计各种枪支三千四百一十支，子弹二十六万九千二百十三发手榴弹三千四百枚及各种炮八门。”
2，一个脱离实际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方案？
“五月十三日晚，“造反大军’负责人刘××、周××、孔×x（齿轮厂干部）、戴xx等人在师院历史系刘×x的房间召开会议，会上分析了形势，确定了“针锋相对，文攻武卫，立足于打，的方针，并提出了分为：防御、相持、反攻三阶段的红色山城保卫战的作战方案。
五月十四日至十五日，周××等在师院召开工总’常委会，刘天偿说：“现在联指占了那么多据点，我们只有打才有出路，只有打才能把主动权夺回来’。刘××说：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在他们没有准备好之前，就把他们干掉。‘”
从表面上看，上述决策和方案真是气冲牛斗，然而其盲目性和主观随意性明显可见。
（1）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可以看到“三人团”和其他头头们在制定上述“12字方针”的时候，是完全不了解对方的战略意图和已经实施的战役部署的。并且连猜都没往那个方向猜。
（2）没有考虑党中央对广西两派的内战局面，是怎样看待的？更没有弄清楚，中央在广西这场内战中对“老多”和“广西4·22”能够给予什么支持？可以得到多大程度的支持？或者，如果中央完全不支持怎么办？
（3）老多三人团”没有从全国的总局势中考虑到底应当采取什么战略方针，才能把“老多”的利益，与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利益、国家的利益联系起来结合起来，以取得政治和道义的主动性，然后从中谋取自己的最大利益。“三人团”不去有效地争取中央的支持，更没有从中央的大角度制定自己的战略，从而把桂林的“武斗”降低到仅仅是两大派派斗的水平了，怎么能得胜呢？如果对广西的那场“大武斗”“老多三人团”有战略上的独到见地，可能就不会有最后的全败了！
（4）把“红色山城保卫战”的作战过程，主观定为“防御、相持、反攻三阶段”更是荒唐。这是典型的死搬硬套本本的教条主义，竟把毛主席制定的抗日战争持久战的对形势的分析和策略，套到小小的桂林来了。首先桂林不是独立王国，上面能让你想打多久就打多久吗？其次，就凭“老多”真正能打的那1000多人枪，能长期抵挡桂林12县民兵的轮番进攻吗？再次，在只有几万群众的“老多”区域，有什么人力物力支撑“老多”打持久战？“老多”即便打到最后发展为3000人枪，机动兵力也不多，也没战力向桂林地区的12个县反攻，更何况这12个县民兵又是得到广西各县市“联指”民兵支援的，待他们打平了南宁、柳州等地的“4·22”，再集中兵力对付桂林，“老多”能打得赢全广西的民兵吗？！这些脱离实际的幻想，在桂林的“武斗”后期，便被事实粉碎了：“老多”的主力“红卫师”和“工总四野”，因缺乏后备兵力，打来打去，守来守去都是那些人，不像“联指”民兵可以轮换，已经疲惫得连守据点的班排都难调动了，且士气也“三而竭”了，如果再打一至两个月（我恐怕还把时间估计多了），“老多”十有八九在战场上就被消灭了。“老多”最怕的就是持久战！这是我在“武斗”中的亲身经历和体会！
（5刘××说：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在他们（指?联指）没有准备好之前，就把他们干掉。””人家早就准备好了，只有我们还蒙在鼓里！另外“把他们千掉”不就是全歼的意思吗？朋友，打仗不可能就像去赶集那么容易啊！
3，打第一枪”造成政治上的更加不利。
人们都知道，历史上很多军事冲突，都讲究避免“先打第一枪”，为的就是要争取道义和政治上的主动。不过客观来说“老多”当时已经被逼得在政治和军事上完全被动的情况下，先不先开第一枪？都无关大局了。不过，当现在我们以总结经验教训为目的来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探讨“老多三人团”那时的指挥是否得当，还是有意义的。史料记载：
‘五月十六日晚，由戴××（‘老多红卫师’第一任师长，不久即阵亡于榕城饭店的攻坚战一一张雄飞注）率领七十余人，乘夜暗潜入预定位置，先用炸药包将百货站办公大楼炸开了两个大洞，尔后向大楼发起冲击，“联指成员何嘉荣、杜修柱、军管战士谭绍宏被打死，打伤多人。”
这就是“老多”打响的桂林“武斗”第一枪。于是由韦国清势力把持的桂林市“革委会”、桂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马上利用这个事件大造舆论，在1968年5月19日，以市“革委会”和“驻军支左领导小组”的名义，发布《紧急通告》，不管来龙去脉，把“挑起武斗”的罪名，稳稳地安在了“老多”头上。下面是《通告》的部分原文：
“更为严重的是，当进攻者打信号弹撤退时，在桂林百货站办公大楼附近的仓库执行军管任务的人民解放军战士谭绍宏同志和伴送他的仓库保管员，徒手去观察情况，准备向上级报告情况，制止武斗，走至路灯照明下，被进攻者所设的埋伏打死。
这一事件，是发生在周总理发出五月七日三条命合之后；是发生在市革命委员会发出了第二号公告和三条决定，两派表示愿意执行周总理的命合和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号公告、三条决定，撤出据点上交武器之际。在此情况下，市造反大军下属个别组织向联指据点发动进攻，挑起武斗。
这种行为是完全错误的。这一事件是一种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因此，市造反大军必须做出检讨，承认错误，必须立即交出杀人凶手，并发动群众揪出幕后策划者。，
这个《通告》的泡制者，肯定又迅速将此“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向广州军区和中央报告了。这样，“老多三人团”，就又给韦国清送去了一份谎报军情的好材料！
4，配合”韦国清实现选择战场的战略目的。
自“5·17事件”以后，桂林的“大武斗”开始了。韦国清的“挑畔策略”，得到完全的实现。这样“老多”也就“配合”韦国清，在最合适的时间，选择了最合适的战场。
为什么说是“在最合适的时间，选择了最合适的战场”呢？
1968年，正是越南战争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也是中国抗美援越最紧张的时候。穿越广西南北的铁路干线，就成了“越南的战略大后方”一一中国援越的生命线。韦国清就是要在这个中国抗美援越最重要的时刻，在这最重要的区域制造大规模武斗，然后把“挑起武斗”“破坏铁路交通”的责任，强加在“老多”和“4·22”身上，从而把他们置之于死地！
在制定战略和指挥战役上，身经百战”的上将韦国清，在广西确实是高手，施计搞阴谋“老多”和“广西4·22”也绝对不是他的对手。可的是：老多”和“广西4·22”始终轻视这个对手的狡诈。起码我们在桂林的“武斗”的全过程中，看不到“老多三人团”对韦国清搞阴谋诡计有足够的警觉！
那位南宁朋友，在谈到韦国清如何制定战略消灭“广西4·22时，会对我说：
“1968年5月份，韦国清，魏佑铸和焦红光（魏、焦二人时为广西军区和驻桂空七军主要负责人–张雄飞注）秘密跑去了北京，接着广西就出现了三件事。一是柳州联指一万多人，一下子全部撤过河北去，使铁路交通中断了；二是报告中央广西出现了反共救国团.当时越南战争的夏季打得正紧张，韦国清等就谋划使广西这段抗美援越运输大动脉不通，并制造政治大冤案来不断地
》…..刺激中央和×××，最后弄出了个《七三布告》
这是韦国清最恶毒的两个阴谋。所以说，韦国清是在抗美援越“最重要的时刻最重要的区域”，预设了一个对他来说最有利的战场。
不是么？当“柳州联指一万多人，一下子全部撤过河北去”，河南就全部被“柳州4·22”占据了，而铁路“柳州站”和枢纽都在河南，后来武斗大打一起，火车一停，他不是就把“破坏抗美援越交通”的罪名，硬扣在“4·22”头上了？加之又在“4·22”的组织中“发现了反共救国团”，这不是又顺理成章地增加了“4·22”一个新罪状：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操纵下，破坏抗美援越？
5，抢夺抗美援越物资的错误。
更遗憾的是：对于韦国清那样大的阴谋“老多三人团和柳州“4·22”的头头们，不仅没有察觉，还中了韦国清下的“示形”套子，分别在柳州和桂林，犯了抢夺抗美援越物资的错误。史料记载：
“柳州市‘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为了对付柳州·联指，的武装围剿，于五月廿一日组织人员到火车站，将9257次列车八辆授越的1700余万发子弹抢夺并分运到市内各地?
“一九六八年五月下旬，桂林“造反大军’与‘联指’的大规模武斗已经开始，武斗双方的头头们心里都在紧张的盘算着，如何才能搞到更多的武器，打跨对方，在武斗中，夺得最后胜利’，加之‘造反大军’所处的形势又不利，只要哪里发现武器弹药，无论如何也要抢。
五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时许，造反大军桂铁总工的陈x×（桂铁职工）带了一包炸药到师院图书馆的小楼（当时为造反大军政治部八找到·造反大军军长周×x和作战部长刘××说：昨晚我们从停在北站的一个火车皮里搞了十几吨炸药，不知效果好否，所以我们只搞了一小部份，还有大部份至少还有四、五十吨，如效果好，再多搞一些出来，对我们“造反大军”的“战斗”有利。”于是，周××立即找到化学系吴×x等人。要求他们迅速把炸药化验。经化验得知这是苏联生产的TNT型烈性炸药，效力高，可制造手榴弹和其他爆炸武器。经刘××、周x×、陈××、谢x×、李××、孔××（桂林齿轮厂工人）研究决定，晚上把车皮上的炸药全部搞回来。
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周×x亲自到火车北站找封陈xx再次详细了解情况。晚饭时分，周x×、刘x×、孔xx、谢x×一起布置了后勤部准备汽车。
行动前“桂铁工总”头头把车皮开到木材加工厂附近的公路与铁路交叉路口，晚上十点钟，造反大军军长周×x带领二百多人乘坐十二辆汽车到达停车地点，一个多小时后，即十一点多钟，车皮上的TNT型烈性炸药全部被抢运完。在抢运过程中，刘x×、戴××（桂林铸造厂职工）、廖x×、沈××、陈×x等人负责组织“红卫师”一百多人分别到现场和观音阁、二级站、群众路口等沿途设卡警戒，以防对立派的偷袭。
这些烈性炸药本来是运往柳州二化厂，制造援越武器，打击美帝侵略者的，造反大军，利用这些烈性炸药制造了多种爆炸武器，并全部用于桂林武斗
这样，我们就又帮助韦国清完成了他向中央编造的一个大谎言：破坏抗美援越“战备大后方”交通运输的，是“柳州4·22”和“桂林老多”！
（七）武斗”前后，没能站在国家大局的高度制定保存自己摆脱困境的策略。
我知道，这个小标题，一些人看了会觉得很刺眼，甚至又会厅责张雄飞：你事后诸葛亮到如此地步，我们怎能有水平站在国家大局的高度呢？我们没有，你更没有，那时候任何人都不可能有！现实可能是那样。但历史的结果也很简单：因为你没有那个水平，所以只能完蛋！
1，没有考虑国家当时被两个超级大国夹击之中。
当时国家所处的大环境是：都是敌人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对中国形成了“南北夹击”的战略威胁。在北边，苏联的百万装甲集群和大军，摆在边境线上，虎视耽，随时准备进攻，中国的北方多是平原地带，阻挡装甲集群，是很困难的。在南边，美国正在对北越发动猛烈进攻，中国援越部队，已经开进越南参战，边境线上，几乎天天都有激烈战事。美国只要在北越得手，其大军，也不会停留在睦南关以南。
欲化解这种威胁，当时的重中之重，是迅速打败美帝，然后才能全力对付苏联可能发动的大规模侵略战争。
要实现这个大战略，重要一条，就是保障“越南的战略大后方?的铁路交通畅通无阻。
如果这个时候“老多”及柳州等地的“4·22”，能主动积极与中央配合，从国家的大局出发，做出牺牲，主动撤离铁路沿线，中央必然肯定这种为国着想不顾派别牺牲的精神，那时候在政治上就主动得多了！
2，在“坚决打”战略思想支配下的错误。
遗憾的是：在那生死存亡的时刻“老多”和“广西4·22”并没有察觉背“破坏抗美援越铁路交通”黑锅，是最致命的危险！在“坚决打”的战略思想的支配下，还拼命往韦国清摆好的“伏击圈”里钻：
在柳州，韦国清们指今“联指”从柳州河南的铁路区域撤出来，柳州4·22”就去占领了。
在桂林，全州、灵川、兴安等县“联指”民兵围困攻打桂林机务段的“桂铁工总”“三人团”立即派“红卫师”前往解围，打退了民兵的进攻，夺回了北站的阵地，并牢牢地加以巩固。
假设：如果柳州“4·22”不占铁路区：桂林“老多”在解了“桂铁工总”之围后，主动撤离北站铁路区，把“桂铁工总”及家属群众，转移到市区里来，策略上不是相当主动了吗？
可能又有人会说了：你尽说没军事眼光的外行话，如果老多’放弃了铁路沿线的据点，把西边的隐山一带屏障让给联指’，就无险可守了！联指，民兵，就可以突破桂师一线阵地，直插十字街打到·老多的大本营师院本部来了！
这话表面看似乎有道理，其实不然。在武斗期间，老多”守的隐山、照面山、雷劈山几个山头，并没有发挥“屏障”作用“联指”民兵进攻西线的几次大的战斗，如1968年7月13日的榕湖饭店战斗、7月24日（官方记载是23日，有误）的桂师战斗等，联指”都是从隐山北面，穿过支持他们的广州军区104部队的驻地和百岩山北面的稻田，翻过铁路，进入他们的武斗据点游泳馆，然后再从游泳馆发起进攻的。“老多”的三山据点，如同虚设。
3，占领铁路线带来的政治被动。
由于“老多”占据了敏感的铁路线，那些本来可以避免的政治被动就来了，如桂林市革委会给“老多”罗织的罪状中就有：
“四，炮击铁路桥梁，向我解放军抢修铁路通信线路的战士射击，打死、打伤我军战士。在中央三合五申之后，还搜查45号列车，直接对抗中央关于恢复正常通车的指示。”（见“八·二0公告”
其实这都是些“莫须有”，比如“炮击铁路桥梁”，是因为“联指”民兵在“武斗”正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在桃花江的铁路桥中间，搞了个机枪火力点，向我隐山一带射击（现在看这是明显的“钓鱼策略”了），所以“老多”仅有的一门山炮，才向铁路桥的机枪火力点打了两炮，还没打中，没想到竟引来如此严重栽赃。至于“打死、打伤我军战士”天晓得是谁干的？鬼晓得有没有这回事？反正在我负责指挥的西线“老多”诸据点，没听说有人故意向解放军射击，更没有什么打伤过解放军的。那“搜查45号列车”更是莫明其妙，反正你有武装人员上车看看，他就说你“搜查没商量了。
韦国清们就是用这些“源源不断”的谎言，向中央诬告，造成“老多”政治上的被动！
“谎话说了一百次就会变成真理”，如果我们能远离铁路这是非之地，结果将是他想讹也讹不上了..·
（八）知道已被定为反革命还要打
据“团长”近年在朋友聚会中回忆：1968年6月，在桂林的“武斗”打得最激烈的时候，为了摸清中央和广州军区对“老多”的态度，他专程从北京秘密去湖南长沙，找6955部队的团政委孙仁魁了解情况。6955部队因“支左错误”，已被从桂林调到湖南去了。孙仁魁他们已经被审查，并且行动自由也受到了限制。孙仁魁是在晚上，穿着便服秘密在湘江边和他会面的。
“团长”说孙仁魁明确告诉他：广州军区已经于3月份，在广东的惠阳开会，定“老多”和“广西4·22”为反革命了。
因此孙仁魁劝“团长”说：老多”不能再打了，越打越吃亏，最后要被部队镇压的。他劝“老多”要立即停火，上缴武器，这样损失才会小一些。
“团长”从长沙得知这个情况后，即回北京，但是，他没有听孙仁魁的劝告，我们也没有看到在那生死关头，团长”采取任何措施挽救“老多”于灭亡！
（此文发表后，有新证据证明：团长”去长沙找孙仁魁了解广州军区情况并得知广州军区已将“广西422”定为反革命的时间是1968年3月，作者将为此写个“特别纠正补充”加以叙述，现对此文暂不作修改–张雄飞2012年11月4日注）
1，他没有把这个情况，立即通报在桂林指挥作战的上层头头们：如向“老多”下属的工总刘××、工代会的李×、红代会的廖××、农代会的阳×x以及地区“造反大军”的负责人等等通报。
2，更没有发扬民主：想方设法和桂林的头头们取得联系，讨论“老多”是战是停这件大事情。
3，他没有“下死命令”：要“老多”停止作战，立即停火，上缴武器，争取和平解决桂林问题。
这里，我想特别说明在“下死命合”这四个字里面，有着特殊的涵义：即“团长”在“老多”中有着说一无二、没人可以取代的特殊权威。例如，他在回忆当桂林专区革命委员会、桂林市革命委员会、桂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联合于8月8日发布《关于坚决落实“七·三”布告立即全面收交武器装备的紧急通告》，严厉规定“从通告发布之日起，到八月十二日十八时止，上交完毕。交枪光荣，藏枪犯罪。过期不交者，以反革命论罪，并由解放军强行收缴”之事时，说他这样命合交枪：
68年8月份，我在北京写了两个电报给桂林，第一个发给部队，委托部队，要坚决说服老多交枪：第二个是我自己打电话，先打桂北，又打6955部队，但是当天晚上电话很不清楚，桂林这边硬说听不见，是他们故意搞鬼，要切断我们的联络，到9、10点钟都没打通，我就等。后来桂林电话来了，听得见了，我就下死命今要家里头交枪，坚决执行中央命合，没得话讲了。我是看了毛主席的接见，想老多完了，完了，全部死定！
“7.30’打完（指解放军炮轰*4·22展览馆、解放路等据点一一张雄飞注），联指学生讲给我听：部队准备好了大炮，还有多管炮，全部用大炮，如果你们再不交枪，就把你们‘革大（即广西师院一一张雄飞注）轰平完去！他讲南宁全部是解放军用炮轰的。”
“8月4号我看了毛泽东讲话的文件（指毛主席接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讲话文件–张雄飞注），8月6号接见，我下死命今给桂林，8月12号一定要交枪。”
由此我想：既然对于8月“老多”交枪这件事，团长”可以“下死命令”一定要交“老多”执行了，那么在6月份，他已经知道广州军区把“老多”定为反革命了，为什么不能“下死命命”，要“老多”不要再打以避免覆灭呢？！
4，还有：6月份，当“团长”知道“老多”和“广西4·22”已经被定为反革命后，还可以做什么事情呢？有大量的事情可做！因为一个月，可以决定一个群众组织的命运，甚至一天也可以决定一个群众组织的命运！
（1）首先，就在6月份“团长"和“广西4·22谈判代表团”，还有一个休兵罢战靠坡下驴的好机会：6月13日，中央专为广西问题，发了个特急电（即“6·13通知”–张雄飞注），要求两派停止武斗，撤离铁路系统，上缴抢去的援越物质武器等，其中特别强调一一
“（四）各群众组织及其负责人，在切实执行以上各点，改正错误以后，可以不予追究。两派争论的问题，可以派主要代表到北京协商解决。
但奇怪的是，在“团长”已经知道“老多”和“广西4·22被定为反革命的情况下，居然还漠视这个特急电，没有和在京的谈判代表团，趁此机会，采取断然措施执行中央指示，并请求中央落实“可以不予追究”？！
因为问题重大，有必要把这个“特急电”的全文，抄录于下：
中央“六·一三”特急电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筹小组、广州军区、柳州铁路局军管会，并转造反大军、联指：
英雄的越南人民正与全世界革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进行着英勇的斗争。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坚决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广西地处我国援越抗美斗争的最前线，铁路交通战线的革命职工和广大革命群众直接担负若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重大而光荣的责任。
最近，广西柳州地区的一些群众组织，在武斗中，竟违背中央通合，抢走了我国援越物资和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并且武装袭击列车，破坏铁路设备，使柳州地区的铁路运输完全中断。这样，就严重地妨碍了援越物资的供应和对外贸易的运输，并且直接影响到广西、贵州、云南各省人民的部分生活。这种行为是完全错误的，必须立即改正。中央希望你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执行下列各点：
（一）铁路两派群众组织应立即停止武斗。外单位人员必须立即撤出铁路系统各单位，不得介入铁路系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二）铁路职工和各群众组织的所有人员应立即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彼此不再歧视，对工作不再干扰，对生活不再亏待。并在铁路军管会的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迅速恢复交通运输，保证铁路畅通，更好地完成援越物资运输和出口任务，为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和支援世界各国反帝斗争立新功。
（三）全部交回抢走的援越物资和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
（四）各群众组织及其负责人，在切实执行以上各点，改正错误以后，可以不予追究。两派争论的问题，可以派主要代表到北京协商解决。
（五）中央贡成广西革筹小组、柳州铁路局军管会召集柳州地区各群众组织代表讨论执行本通知的具体措施。中央相信，柳州铁路职工和广大革命群众，一定能够立即行动起来，用保证铁路运输的实际结果，证明他们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文革中央军委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三日
（2）即便没有“6·13通知”“团长”也应该为广西造反派的生存，十万火急地做下述工作：
A，立即以“广西·22赴京谈判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做通在京谈判代表的思想工作，做出“广西4·22”主动在广西全境停止“武斗”的决定；
B，立即通过已有的直通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渠道，向中央汇报“广西4·22”主动在全境停止武斗、撤离铁路治线、上缴武器、请求保护全组织成员生命安全的决定。
C，立即通知在桂林的“老多”头头，为求生存，立即停止作战，主动撤离铁路浴线，上缴武器，请求市革命委员会和支左领导小组保护全组织成员的生命安全。如果在桂林的头头们想不通，就以他的权威“下死命合”必须这样执行！
（3）完全可以设想：在中央如“6·13通知"所表达的正在为如何制止武斗，如何让广西的铁路交通畅通无阻而特别急切的关键时刻，对上述决定，中央肯定是欢迎的！老多”与“广西4·22”的覆灭危机，也就可以化解于对“6·13通知”的切实执行之中了！而且，下面的悲剧也就不会发生了：
A，不会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的《七·三布告》了！
B，不会有桂林的“八·二0革命行动”了！
C，不会有《七·三布告》颁布后，在广西出现的大屠杀了！
D，南宁“4·22”展览馆，解放路等据点，就不会被解放军炮轰了！
（4）诚然，在执行“6·13通知"过程中，可能还会出现许多我们无法估量的变数，但是从总的方向来说，只要“老多”和“广西4·22”认真执行中央这个通知，上面讲的四个结局，起码其烈度可以大大降低了，人可以少死许多许多了，总比不审时度势盲目“打到底”招来灭顶之灾要好得多！
（5）上面的设想，肯定有人反驳：柳州和南宁（南宁铁路也归柳州铁路局管辖）的“4·22”，就不会理采北京代表团的决定，因为那时赴京谈判代表团已鞭长莫及了。
据我所知，情况恰恰相反：
A，近年“团长”还多次说：我和柳州白××，是生死之交！白××是柳州造反大军的第一头头，既然两个第一头头是生死之交，问题不是很好沟通和解决么？更何况，柳州造反大军的第三号头头明××，也是“4·22赴京代表团的成员，是柳州造反大军派驻北京的全权代表，再通过他与柳州造反大军协调，就不在话下了。
B，至于南宁，就更好做工作了，那时南宁的“4·22”，最盼望的，就是代表团的“北京来电”！下面是个讲起来还让人心酸的往事：
那位南宁朋友告诉我：南宁*4·22’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武斗总指挥史苗画说：南宁群众相信4·22，觉得只要还听到4·22的枪响，就有希望。到了解放军就要进攻的时候，熊一军还要他顶三天。顶了三天又要他顶三天，说会像1967年那样，中央就要发电报来了！于是为了让南宁群众听到4·22的枪声，史苗圈带领五十多个人，前面六挺机关枪开路往外冲，可是他和冲在最前面的几个人没被打死，成了俘虏，后面的人全部被打死了！……·
在那种如此绝望的状况下，谁还愿意再打下去？谁不期盼能有个生的转机？南宁的“4·22”，天天翘首“北京来电”，对于他们的代表团的正确决策，他们怎么会不执行呢？！
可是他们哪里知道，远在6月份（那时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啊），他们的“赴京谈判代表团”团长，就知道他们的命运了！.
四，韦国清的历史地位一一“酷吏列传”（一）错误性质与历史定位
在给这篇文章画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还须阐明本人对“桂林老多”和韦国清的错误性质，历史定位的基本看法。
二者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当把对方认作阶级敌人后，就会尽自己的可能，把对方“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比如“老多”吧，在运动的早期得理不饶人，死住韦国清“执行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放，就不讲究“有理，有利，有节”了，致使韦国清极端反感和不服。现在回过头来看，在文革开始之初，在大多数领导干部对它还不理解的情况下，作为管理一方的“封疆大吏”，出于维护地方秩序和稳定而采取一些防范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例如韦国清在运动之初为了让运动不发生混乱，派工作队进学校；为了“防止坏人操纵”，在机关工厂成立赤卫队：怕“坏人制造暴乱”，调几个步兵连集结桂林步校防范等。他这样做，确实在群众运动的启动之时，起了阻碍运动压制群众的作用，但他“向毛主席请罪”了，向群众认错了，特别“向桂林老多革命小将”赔礼道歉了，那不就行了，还把人家抓来戴高帽游街示众，就难免发生民逼官反的现象了。
“国清同志”的错误就更不用说了，为了泄私惯，为了报仇雪恨，他居然不顾“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后果，无视无数群众干部的生死，蓄意制造“反共救国团”冤案，编织许多罪名谎报军情，违背中央精神，把一大派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最后杀人如麻，成了历史的罪人。
这样，二者就在本质上，发生不同了：老多”没有大规模的关押和屠杀群众和各级干部，韦则反之。
所以：
1“桂林老多”犯的是由于历史局限性所致的人民内部矛盾的错误：韦国清犯的则是不可饶恕的屠杀人民罪。
2，桂林老多”的历史定位自然不是“反革命”，而是“犯错误的革命造反派”：韦国清的历史定位则不应该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去的地方应该是中国的《酷吏列传》。
（二）韦国清的罪恶
文化大革命中韦国清对广西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在1983年广西进行的“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的运动中，已经有十分充分的揭露，并且据传：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全区各市地县“处遗办公室”上报的“处遗材料”，汇编出版了千万字以上的十八册《广西“文革”档案资料》。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关心广西“文革”的人们，将会看到这十八册宝贵资料，到那时，人们将不会怀疑上述结论。我有这个信心。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部“十八册宝贵资料”，由于对文化大革命持全盘否定的立场，因此有些评论并不正确，有些事件写得还不够，有些问题分析还不透，有些真相还不敢说，有些死亡数据被缩小了等等，但它仍不失为宝贵的历史资料。
韦国清的罪恶，无非是两条：第一，谎报军情，蒙骗中央；第二，屠杀人民，罪大恶极。
韦国清就是先用“谎报军情蒙骗中央”，骗取支持而获得某些授权，才能达到他邪恶的泄私愤、对革命造反派和人民群众复仇的目的。他是个变质的、骨子里反对文化大革命、想终生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红皮白心”的军阀走资派，这种人无论什么时候，人民都应该加以遣责！
细心的朋友，当您看完下面这段来源于历史资料的引文，就会清晰地看到韦国清如何谎报军情蒙骗中央，如何残酷屠杀革命造反派和人民的滔天罪恶了。
关于《七·三布告》的形成
及造成的严重后果（全文）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根据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反映片面性的情况，发布了《七·三布告》，它的主要错误，是把当时造反组织的一些错误行为，定为反革命事件。区革筹小组在贯彻执行布告中，支一派，压一派，动用了军队，调动了民兵，镇压一部份群众，并为派性严重的人和坏人所利用，导致大量乱打、乱杀人的严童后果。
(一)
从一九六七年春开始逐步形成的“广西联指”和“广西四·二二”两派对立的造反组织，到一九六八年春围绕建立各级革委会的问题，矛盾急剧发展，斗争日益激烈，大小武斗，几乎遍及全区城乡。武斗前期以拳头、石块和棍棒为主，后来演变为动用真枪真炮的大厮杀。而且，这些厮杀，是由军队率领“联指”武斗人员以“剿匪”的形式进行的。如一九六八年四、五月间，广西军区、南宁军分区、宁明县人武部、崇左驻军六五O部队。宁明驻军六八八部队各一个连，宁明驻军二个连，凭祥边防部队四个连，共八个正规军连队和复石公社民兵（联指）约一千多人围剿“四·二二上石农总”六、七月间在梧州军分区和各县人武部策划指挥下，集中贺县、钟山、高川、昭平四县“联指“保红”武装和梧州专、市“联指”武斗人员近万人，围剿四·二二派“平桂井冈山”，都是动用各种热武器进行的。南宁、梧州、柳州、桂林四市从四、五月开始，两派也加紧抢夺解放军大批武器弹药，调动大批人员进行武斗。在武斗中由于双方打枪开炮，投放炸药，不少商店、民房、江面上的船只、公私财物毁于大火之中。在此期间，南宁、柳州、桂林三市还连续发生影响广西全局的几起重大事件：（1）四月廿八日来南宁学习的崇左县革委会副主任林兴和常委祝之洪在新华街看大学报时为该县流室犯陈龙生勾结“四·二二”几个人抓获后被活活处死；（2）五月二十日“四·二二”炸毁“华强粮店”的严重事件；（3）柳州市“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为了对付柳州“联指”的武装围剿，于五月廿一日组织人员到火车站将9257次列车八辆援越的1700余万发子弹抢夺并分运到市内各地；（4）五月廿三日桂林造反大军将苏联援越的五十吨黄色炸药从火车上全部抢运回来，并将其制造各种炸弹用于桂林武斗；（5）五月三十日“四·二二”区展览馆据点为拔除一街之隔的“联指”据点区林业厅大楼，派出十二人冒充解放军把据守大楼的“联指”成员13人打死，并把大楼炸毁；（6）六月十九日至二十日，广西“联指”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组织雄厚力土攻打四·二二“火种兵团“据守的区水电设计院大楼，并打死“四·二二”成员六十二人；（7）五月十七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公布了所谓《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公告》（影射四·二二的组织已为反团所把持）。对上述一系列事件以及其他县市的一些事件，广西革筹和广西军区都片面地指责是“广西四·二二”一派造成的“反革命事件”，并多次向中央作了报告。据查，在“七·三”布告发布前的半年多时间里，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上报了有关广西“文革”问题的电报多达80多份，其中绝大部都是程度不同地指责“广西四·二二”一派群众组织的，把“四·二二”说成是被“阶级敌人”操纵尽做坏事的“反动组织”如六八年五月十四日由韦国清签发的《关于广西阶级斗争形势的情况报告》中，明确指责改组后的“四·二二”一部份“是由坏人操纵的坏组织”“在政治上有反动纲领”：在行动上，他们搞了很多破坏行动”“在他们控制的据点，大搞打砸抢抄抓杀奸等罪恶活动，并派人到专、县去挑动武斗。”
剖拆“广西四·二二”抢夺援越抗美物资，炸毁区林业厅大楼并杀害“联指”人员等等都是“四.二二”的严童错误行动，但不宜以这些错误定为反革命事件，作为敌我矛盾来定性。同时也不能完全无视“联指”的一些错误行动而不加以制止。如六月十九目至二十日“联指”攻打水电设计院“火种兵团”，并打死“四·二二”六十二人事件，明明是“广西联指”的一个严重错误行动，但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在六月廿二日上报中央的报告中却说“进驻“兵团’据点的外来人员不断挑起武斗，封锁街道，打死打伤过路群众，并经常向官桥、长理、葛麻等生产队在田间劳动的农民射击，引起群众极大的愤怒。”这次事件“联指”仅死亡三人，而报告中却说“联指伤亡较大”关于破获“中华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主要罪犯已拿获六十三人归案（只有三名漏网），不存在侦破和继续追查这个组织的问题。但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在向中央报告和向下通知中，却夸大问题的严童性，提出和号召进一步侦破和追查“反团”，说“反团”总部设在“4·22”控制区，已经钻进了群众组织，有的还当了头头。于是很快的在全区撤起了追查“反团”的高潮。如广西军区支左千部王生江，党授意从广西“4·22”分化出来的罗振龙、会学文（现在南宁市八中任教）胡编乱造许多虚假案情，在南宁市制造许多假案，牵连五千多人。而且公布“反团”案的时间，恰在“七·三”布告的前夕。
（二）中央颁发《七·三》布告最先是由广西军区司今员欧致高和广西革筹小组副组长安平生于七月五日晚向广西“联指”和广西“四·二二”常委传达的。当一百万份印好的《七·三》布告七月七日由北京空运到南宁后，广西革筹小组立即派军区政治部主任、区革筹办公室负贡人孙磊和区革筹宣传小组负贡人马文明召集新闻单位开会，布置宣传《七·三》布告。同日，驻南宁部队派出宣传车，调动三万名干部战士组织四十三个宣传队宣讲散发《七·三》布告，八日区革筹、广西军区、南宁市革委会举行一千多人的大会，热烈欢呼《七·三》布告的颁布，并派出两架飞机，从凭祥至南宁一带散发《七·三》布告九万多份。十五日还在区体育场召开善死捍卫《七·三》布告大会。欧致富、肖寒分别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强调要结合三查”，清理阶级队伍、向阶级敌人发动全面的、不停顿的、猛烈的进攻，刮一场十二级台风，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一小最大的走资派及广西的代理人贺，霍、傅、谢、袁之流批深批透，批倒批臭，把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当时来参加大会的河南片“联指”通过邕江大桥时，遭到“四·二二”某组织据点开枪射击，打死群众二人、伤二人，大会宣布这是一小撒阶级敌人反对中央《七·三》布告，破坏“七·一五”大会的反革命事件。据查，在宣传贯彻《七·三》布告期间，全区共散发《布告》一千万份（仅南宁地区即印发509·5万份），各地、市、县所在地都先后召开千部群众大会，共约有三百万人参加。从七月八日到八月廿二日四十五天时间里，单是《广西日报》就一共刊登了以《七·三》布告为宣传主题的文字稿件共六十一篇（包括九篇社论）。这些稿件大肆动派性，鼓吹所谓群众专政，为大肆镇压群众制造奥论，为在全区内大刮“十二级台风”推波助澜，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广泛宣传《布告》的活动，无论是召开群众大会或在报刊连篇累牍刊登的有关稿件，不仅宣扬了《七·三》布告的错误观点，而且在一些方面还有所发展。如《广西日报》的“九论”和其他报导，根据广西革筹和广西军区贯彻《七·三》布告的指导思想，大搞派性宣传，必然导致派性的恶性膨张，使得一些人在派性的影响下犯错误，也使一些坏人得以利用派性作掩盖，大肆进行破坏活动，这就大大地助长了全区随便杀人的腥风。
在发动强大政治攻势的同时，广西公检法和南宁地区革委会、南宁市警备司合部等根据广西军区的部署售召开专门会议，讨论研究了关于执行武装包围广西“四·二二”解放路、区展览馆、百货大楼等据点，进行“火力掩护”，强行收缴“四·二二”武器问题，并从二二0、六六0团调四个连队的兵力会同广西“联指”以及南宁，玉林地区等十多县“联指”武装民兵参加围剿广西“四·二二”于七月十五日下午开始对上述广西“四·二二”的据点和控制区逐步缩小包围圈。双方互相开枪、炮击、投汽油弹。使一些街道的民房、商店和停泊在江面上的船只起火燃烧。与此同时，南宁市革委、南宁市整备司合部、政治部针对“四·二二”火力封锁朝阳路至邕江大桥迅速地发布了《关于恢复邕江大桥、朝阳路等全市交通的通告》，为围歼“四.二二造奥论。
桂林市在持续了两个半月的大规模武斗基本平息的情况下，军队和“联指”为了巩固和扩大战果进而把对方消灭，地、市革委会和驻军领导小组秉承广西革筹和广西军区意旨，先后发布了《关于落实七·三布告，立即全面地收缴武器装备的紧急通告》及《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七·三布告的公告》，并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在多次动员和周密的准备后，于八月二十日掀起一个大规模抓捕“四·二二”的暴力行动（即八·二O行动）。这个行动，随即蔓延至桂林地区各县城乡。其他县市也以“春死捍卫七·三布告为名，刮十二级台风，更猛烈地向“阶级敌人”进攻。总之，自中央发布了《七·三布告》后，广西形势进一步恶化，《七·三布告》成为镇压“四·二二”的一场更大规模的杀人行动在广西城乡迅速开展。
（三）“文革”期间，广西死亡八万四千多人（一九八四年统计数），其中《七·三布告》后死亡四万九千二百七十二人，占总数58·3%。如按革委会成立之日为分水怜，则在革委成立前死亡一万二千四百五十七人，占总数14-7%，成立后死七万一千八百一十六人，占总数85·3%。在死亡八万四千多人中，武斗死的仅三千三百一十二人，非武斗情况下，被乱打死、逼死或失踪的八万九千八百一十人，占96%。从以上统计数字中我们可以春出：在“文革”十年期间（1）广西杀人多是在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的；（2）杀人多是在非武斗情况下，被个别或集体加以杀害的。
《七·三布告》下达后的杀人，不仅数量多，而且很集中。如桂林地区在“文革”期间死亡人数一万一千九百一十八人，在《布告》后死亡的九千八十七人，占死亡总教的90%左右。宾阳县由于该县支左人员、县革委主任、694师副师长王建勋等的积极贯彻《七·三布告》，仅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的十多天里，就打死逼死三千六百八十二人。占该县“文革”期间死人总数的90·34%。南宁市在贯彻《七·三布告》很短时间内，仅围剿“四·二二”据点解放路等就打死一千五百五十八人，为《七·三布告》前死亡人数二百六十一人的六倍。
(四)
对《七·三布告》的认识，在三中全会特别是六中全会中央彻底否定“文革”之后，广西区党委还一道坚持“四·二二”干了一系列坏事，发布《七·三布告》连行镇压是正确的，由于有《七·三布告》，广西一直保持了比较稳定的政治局面，经济获得持续的发展，从而迟迟不开展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直到一九八三年初，党中央调整了区党委的领导班子，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后，才认识到“布告本身确实存在错误，主要是把当时群众组织的一些严重错误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作为敢我矛盾。同时在执行上是根据这种错误的定性，号召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连攻，过后又调动了军队和民兵，镇压一部份群众“并导致大二杀人的后果：从此，压在人们头上的长达十五年之久的“七·三布告”才得撤销，文革”中八万四千多冤魂才能得以平反昭雪。
据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报告”的电报及南宁市和有关的地、县文革大事件整理
写在后面的话
本人自2009年开博客写桂林及广西“文革”往事，至今快三年了。写作的过程，也是我反思的过程。因此，在这反思的过程中，我的某些思想观点，与初发博文之时，难免没有差异甚至改变。但我觉得这是正常的思想深化的结果，不能说是晚节和思无定见问题。我想，如果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思想观点还是几十年不变，成了死水一潭，就是思想僵化了，那才可怕。为此，特在这里说明：如果我对桂林和广西的文革，观点有什么不同，就以这篇文章为准。
我还想到，《桂林老多”四十四年祭》是篇得罪人的文章，一经发表，在老朋友中间，将会引起很大反响，有支持者，也会有反对者，有的朋友，可能更视我如天外来客，从此义断情绝，分道扬。
我渴望友谊，看重友谊，珍惜友谊，但良心一一特别是政治良心，让我不得不甘当孤家寡人。
真理往往最初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当你选择追求真理的时候，就准备着要做寂寞的独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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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4日于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