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程 | 第二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第一节 文艺批判揭序幕，白色专政造恐怖

一、重上井冈山

1965年，3月16日，毛泽东从北京到武昌下榻梅岭，44天后离开武汉到长沙，5月21日再从长沙出发，经株洲、醴陵、攸县、茶陵、莲花、永新、宁冈，沿着1927年秋收起义之路重上井冈山。

毛泽东在火车上对随行的张平化说：

“问题不在于谁的判断正确，在于包产到户还是农业集体化。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强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走到资本主义的斜路上去。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客观上就是阶级斗争。现在大些人不愿意承认它。我找了一些同志谈话，有人听说我国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孙中山也不讲阶级，只说有大贫、小贫之分。还有没有阶级？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个根本问题。一部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在无产阶级掌权了，不让资产阶级复辟。资产阶级掌权，不让无产阶级起来，不是你压迫我，就是我剥夺你，这就是阶级斗争嘛。不过形式有所不同，资产阶级嘴里不承认，实质一样。我们共产党的第一课就是阶级斗争，血淋淋的阶级斗争。”“我的人生第一课也是阶级斗争。1906年底这条铁路上萍乡、浏阳、醴陵等地爆发了起义。声势很大，涉及周围十几个县，衡山、平江、万载、宜春、修水，好几万人，连韶山小山沟都震动了，我父亲做小生意半路打道回府。可惜不到一个月起义失败了。火车运来清军，抓住造反的人，挖心而食，杀人像割稻子一样。起义军有个领袖叫刘道一，是个同盟会会员，二十多岁，后被人出卖，宁死不屈，头被砍了四次才落下，惨烈得很。我从小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件事，官逼民反。”

一到井冈山，毛泽东说，

“一回到井冈山，脑子里就看到了他们一张张年轻的面孔，都是活生生的。他们都是有坚定信仰有牺牲精神的好同志，牺牲时都只有二十多岁呀！”

当时主席吸了一口烟，继续说道：

“井冈山斗争说到底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枪杆子青年运动。井冈山斗争高举五四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进一步反剥削反压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五四青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井冈山的斗争是伟大的，这些为革命牺牲的青年人是伟大的。”“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当然，像’二十三条’讲的，这里绝大多数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还是个认识问题、教育提高的问题。怎样教育提高？”“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我侄子毛远新在哈军工读书，他们那个学校高干子弟比较多，有些还是保送的。毛远新高中毕业时也被保送到哈军工，我不赞成，才又去考。考上了清华，第二年转过去。陈赓那时还活着，当校长。他们放假回家，黑龙江省委还请哈军工高干子弟吃饭，工农子弟就不请嘛！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

毛泽东的话语犹如黄洋界的泉水涓涓不息，又像井冈山龙潭的瀑布呼啸而下，汪东兴、刘俊秀、王卓超三人一阵惊叹，又一阵尴尬。毛泽东超凡的记忆令他们叹服，博大精深的思想又使几位一时难以体会。也可能毛泽东察觉了一二，滔滔不绝的话停了下来，喝了一口水，话题一转，说：

“在为井冈山根据地牺牲的先烈中，还有被错杀的英烈，宛希先、袁文才、王佐等人，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想过这件事没有？”

5月25日在井冈山宾馆，毛泽东的思路沿着当年的历史跳跃性前进。老人家若有所指地说：

“路线对头，也会出现打败仗的时候，有时候是敌人太强大，有时候是我们的判断出现错误。不能简单的以一两次失败挫折来判断路线问题。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我们就会变得比较聪明起来，当年在井冈山，开始不会打仗，后来是十六字口诀越用越活。”“战争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这个胜仗和败仗，不光看有哪些成绩和错误，还要看举什么旗帜。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张国焘的路线不对，在一定的时间内，比我们的势力还要大，但长久地看，就不行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能会是这样。党内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充分认识。我们反复说，中国还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性。苏联已经是修正主义当道了嘛。”

那天毛主席反复强调这些，那个年代报纸上也比较注意宣传"反修防修"的问题。毛泽东还问他们，认真读过"第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没有？这篇文章中有段讲"苏联特权阶层"的话是他改写的，对苏联修正主义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你们下山后，找一找，看一看，就了解中国为什么要反修防修了。主席说的这段文字在山上就找到了。毛泽东讲的是这么一段：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文字很尖锐、很透彻。当时我们几个都感到苏联这样的事情离我们国家、离中国共产党很远，记得5月25日那天下午，汪东兴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国家谁走资本主义道路，全党全国都不会答应。

毛泽东此时抽上第五根烟，缓缓地说，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我们要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修正主义，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

在座的几人频频点头。

毛泽东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肩膀，又坐下。问：“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是什么？”

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艰苦奋斗。”

毛泽东笑了，慈爱又无奈地笑了。王卓超说，毛泽东那笑容就像老师听到学生回答，感到文不切题。他叫我们再想想，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面，只是一点，还差两点，叫从制度方面想。汪东兴一拍前额，说：“支部建在连上。”

毛主席点点头，继续说：

“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

1965年5月25日下午，在井冈山宾馆115房，毛泽东将井冈山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老人家重新讲到《井冈山斗争》一文中他写过的话：“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说全国都需要推行政治民主。

刘俊秀当时用请教的语气说：现在工厂不是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

毛主席说：

“两者不一样，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的，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都有些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

那天，毛主席说：

“我们这支军队为什么成为新型的军队，就是在改造旧中国的同时，也改造我们自己。人的思想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井冈山上袁文才、王佐，不是被改造了过来，为井冈山根据地做了贡献。红军中的不少干部原来是旧军官，一个月拿不少大洋，后来不是心甘情愿和士兵一样嘛？关键还是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官兵一致。”“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苏联修正主义正是有了一个特权阶层，把列宁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不能像他们。即将取消军衔制就是一个努力。在怎样防止特权阶层方面要有一整套好制度，要继承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一样深远。它们是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三个支点。”

1965年6月下旬，上海卫生战线召开了一次巡回医疗队报告会。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我国上层建筑整体状况忧心忡忡，对医疗卫生不为工农兵服务，只为少数人服务的干部保健制度多次提出批评，对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非常担心。在这种背景下，有些省以及上海市委派出巡回医疗队到基层和农村，为工人和贫下中农送医送药。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第六人民医院当年派出了以各科科主任和副主任为主要成员的巡回医疗队，上海第六医院妇产科主任胡志远在农村巡回医疗队中，还发明了一种比较简便的方法治疗农村妇女多发病，受到当地好评，也成为上海巡回医疗报告会的主要内容。毛泽东了解这些情况后，可能联想到上个月重上井冈山及红军医院在建设根据地斗争中的作用。最初红军医院设在茅坪，后来搬到小井，一直坚持免费为老百姓看病。那时候，药比较少，一点儿阿司匹林都是宝贝。有药，只要老百姓需要，首先为他们治病；其次，才是战士、党员；最后是党的干部。战士们死不同意，要把药留给干部，相互谦让，那种场面让人流泪。现在，共产党掌权了，怎么能把老百姓忘了，把工人、农民忘了，怎能把井冈山的传统忘了？不能忘。6月26日，毛泽东有感而发，说了下面这段话——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两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六四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是没有结束的，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这段话一年后被称为光辉的"六二六指示”。

毛泽东生前曾向一同重上井冈山的护士长吴旭君和自己的亲属都说过这样的话：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可以看到，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是在党内分期已经不可调和的时候。“四清"运动是解决路线斗争的一次温和的尝试，然而在官僚的阻挠下，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要不要来一场更激烈的路线斗争，在于官僚斗争的同时，推进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正是毛泽东所思考的。重上井刚山，正是在为这一场不知胜负的革命鼓气。但是，尽管革命面临着重重风险，但是想到当年在井冈山牺牲的先烈，以及由此推及到为中国革命牺牲的两千万烈士，难道要让他们的鲜血白留？他们浴血奋战，爬雪山，过草地，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难道不是为了中国穷苦大众的未来？眼看着中国的革命成果即将被那些官僚主义者窃取，眼看着人民的江山可能复辟，眼看着工农群众可能"吃二茬苦，受二茬罪”，就算再艰难、再危险的，也要革命到底。

二、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纪要》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打响了这场伟大的革命的第一枪。

……在这个历史剧里，吴啥同志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分高大，他"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是当时被压抑，被欺负，被冤屈人们的救星”，在他身上，你简直找不出有什么缺点。看来，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他不但是明代贫苦农民的"救星"，而且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这个戏里，作为正面英雄人物出现的，只有海瑞一人。农民只能消极地向大老爷喊冤，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把自己的命运托给"海青天"。为了衬托海瑞形象如何高出于所有封建官吏，其他出场的主要官吏统统设计成坏蛋。海瑞的妻子和家人也是"明哲保身"派，只有他母亲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所有农民都被写得消极无为，没有一点革命的斗争精神，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来向"海青天"告状，哀求青天大老爷为他们申冤作主，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显然，在《海瑞罢官》的作者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这样，戏中就把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法庭，统统美化成了离开地主阶级专政而独立存在的超阶级的东西，宣扬了被压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经过任何严重斗争，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要向"清官"卑躬屈膝地叩头，实行封建皇朝的"王法"，就能把贪官污吏一扫而光，就能求来"好光景"。

这里，姚文元主要批判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吴晗抹去了国家的阶级属性，另一个就是吴晗宣扬百姓要等待"救世主"，这本身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中无产阶级要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这也正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一个很大的分歧，也是"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

在官僚集团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必须要启发、发动和组织群众，对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进行批判，而不是依靠官僚来运动群众。只有人民群众的斗争，能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能够推动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而《海瑞罢官》却宣扬官老爷为民做主，抹杀人民的积极性，抹杀了只有人民群众才能解放自己这一事实，这既不符合历史，又有悖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

而对这一问题的批判，首先是震动整个文艺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人，更重要的是，宣扬群众要自己解放自己，而不能依靠官僚，只有群众在斗争中，在无产阶级阶级代表的领导下提高觉悟，逐步掌握政权，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才能防止复辟，才能继续推进社会的改造。

因而，正是这篇文章，打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揭开了这一伟大的世界历史时刻的序幕。但这个时候，官僚集团并没有感受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他们还认为文化大革命无非像之前的任何一场文艺批判或是政治运动，完全可以被他们掌控，被他们引向他们的轨道。1966年2月4日，北京市市长彭真作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制订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经刘少奇批准后，成为这次文艺批判运动的纲领。彭真等官僚希望把这次运动限制在学术批判的范围内，而不涉及政治问题，很快各地领导都加入了这场批判运动中。

然而，这一次运动逐渐展露出不同于以往的情况。也是在2月，江青在上海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以此为基础，经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修改，经毛泽东3次审阅，4月10日经中央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发表。纪要中说：

“事实上，在我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文化战线上都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我们党的历史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也都包括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文艺界在建国后的十五年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从事京剧改革的文艺工作者，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向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进攻，锋芒所向，使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从思想到形式，都起了极大的革命，并且带动文艺界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泥塑《收租院》等，已经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批准，在国内外观众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这是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将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创举。它有力地证明：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也是可以攻破的，可以革命的；芭蕾舞、交响乐、雕塑这种外来的古典艺术形式，也是可以加以改造，来为我们所用的，对其它艺术的革命就更应该有信心了。有人说革命现代京剧丢掉了京剧的传统，丢掉了京剧的基本功。事实恰恰相反，革命现代京剧正是对京剧传统的批判地继承，是真正的推陈出新。京剧的基本功不是丢掉了，而是不够用了，有些不能够表现新生活的，应该也必须丢掉。而为了表现新生活，正急需我们从生活中去提炼，去创造，去逐步发展和丰富京剧的基本功。”

“近三年来，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另一个突出代表，就是工农兵在思想、文艺战线上的广泛的群众活动。从工农兵群众中，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善于从实际出发表达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文章；同时，还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歌颂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的大跃进，歌颂我们的新英雄人物，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工农兵发表在墙报、黑板报上的大量诗歌，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划出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

“我们也要标新立异，要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我们有了这样的样板，有了这方面成功的经验，才有说服力，才能巩固地占领阵地，才能打掉保守派的棍子。”

“但是，要搞出好的样板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在战略上一定要蔑视它，而在战术上却一定要重视它。创作一部好的作品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抓创作的同志决不能采取老爷式的态度，决不可掉以轻心，要同创作者同甘共苦，真正下一番苦工夫。要尽可能地掌握第一手材料，不可能时也要掌握第二手材料。要不怕失败、不怕犯错误，要允许失败、允许犯错误，还要允许改正错误。要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实践，精益求精，力求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在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逐步掌握各种艺术的规律。不这样，就不可能搞出好的样板。”

“在文艺工作中，不论是领导人员，还是创作人员，都要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提倡"群言堂”，反对"一言堂"，要走群众路线。"

“要提倡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打破少数所谓"文艺批评家”（即方向错误的和软弱无力的那些批评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

“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之类小人物。”

“在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不要搞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

“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

《纪要》既批判了错误的文艺创作路线，也客观地分析了新中国以来文艺界的得失，对国内外各流派，认为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同时还提出了在批判、吸收的基础上创新，创造出样板的思想，这些都是文艺革命的正确方向。改开以后，官僚及其走狗对这篇《纪要》歪曲解读，恶毒攻击，可见其用心险恶。当然，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必须要取得军队的支持，因而毛泽东采取了争取林彪的路线，这一点从《纪要》的题目和内容都有体现。军队由于经济建设被边缘化，因而在文革开始时，军队是站在支持的立场上的，但是随着共同敌人的倒台，军队官僚也越来越站到了无产阶级的对立面。

从1965年末到1966年初，文化大革命主要还是序曲阶段，主要是中央的斗争。要想发动起文化大革命，就要批判党内的错误路线，将文化革命范围扩大，转变为一场政治运动。5月4日至5月2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这一轮斗争的集中爆发，会议上正式提出"彭罗陆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革命集团”。彭真等人想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制在文艺批判领域，要求运动必须要有党委领导，因此与江青、陈伯达等人发生严重分歧；由于担心当权派在地位和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后会寻求军队支持，因此打倒了与当权派关系密切的罗瑞卿，使林彪基本掌握了军队实权；陆定一是中宣部的负责人，实际上就是错误文化路线的领导者，要想进行意识形态的变革，掌握宣传机器的中宣部当然也要进行换血；而杨尚昆是因为卷入了当权派"窃听"毛泽东的案件而受到审查。随着中央斗争以革命派阶段性胜利告终，文化大革命开始发动起来。

三、从"五一六通知"到"五十天白色恐怖"

5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它宣布撤消了原先的《二月提纲》，并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设立了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任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后来陶铸也担任顾问），组员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通知》中第一次指明了文化大革命的总路线：

“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里明确阐明了，文化革命不只是文化革命。实际上意识形态的革命只是一个切入点，文化大革命根本上是要进行阶级斗争，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从而推进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很快，文化革命就得到了社会的响应，第一个响应的是北大的聂元梓。

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聂元梓等人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点名批评北大党委领导领导限制运动的发展的做法。实际上，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北大以及工作组就极力压制给党委提意见的人，直到《五一六通知》发出，聂元梓等人受到鼓舞，贴出了这张大字报。[^2]可想而知，如此"大胆放肆"的言论遭到了北大党委的激烈批判，聂元梓被打为"邓拓帮凶"、“叛徒”、“严重违犯党纪国法的大坏蛋”。但是，聂元梓的大字报迅速得到了中央革命派的支持，毛泽东称其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6月1日，在邓拓等人被打倒，《人民日报》被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控制后发表了第一篇文章：陈伯达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对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切遗产、风俗、习惯，都必须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加以透彻的批判。……资产阶级启蒙人物总是卑视群众，把群众当作愚民，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当然支配者。无产阶级思想革命家同他们根本相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是在唤起人民群众的自觉，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

这里，实际上是从"破四旧"的角度来阐释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也确实是把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作为入手点。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的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登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对聂元梓大字报全文登载并且给予极高评价。

在中央对聂元梓大字报予以重视和肯定的鼓动下，一些高校、中学开始了对党委的批判，开始指责官僚限制运动的发展，文化大革命的矛头迅速从文化领域指向政治领域。一些学生还自发成立了群众组织，比如5月29日清华附中学生王铭、张晓宾、张承志等人成立的一个名叫"红卫兵"的造反派组织。

但是，中央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官僚们还极力想把运动控制在自己手中，他们还希望这是1957年"双百"运动的翻版，他们还说文革就是"引蛇出洞"，也就是引出那些批判官僚的人，然后予以打击。6月3日开始，刘少奇开始派工作组进入各学校"领导"运动，各校开始停课。同日，刘少奇主持制定了工作组的"八条指示"即"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搞示威游行”、“不要串联”、“不要包围黑帮住宅”、“防止坏人破坏”。鉴于之前的教训，在外地视察的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态度暧昧：“也可以不派嘛，乱就乱它一阵。“后来又说：“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6月4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专程前往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在3人一再的坚持和保证下，6月1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把派工作组在全国铺开。工作组进入学校后，打击造反派，保护保守派，开始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残酷的镇压，为了把运动引向官僚的轨道，工作组还打击了一大片干部，这就是"五十天白色恐怖”。[^3]

当时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是北京师大一附中高一学生，她可以经常向刘少奇汇报情况，而刘少奇也根据女儿的汇报，做出指示，让刘平平转达给工作组。

六月九日，曾有第一批工作组进师大一附中。这期间"揪出"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六月十七日以勾德元为首的新工作组进校，这个新的工作组和刘少奇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新工作组进校不到十小时，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团’三家村’的全部资料，师大一附中，四类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两天后，由刘少奇亲自向工作组下达命令，定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说：敌人占百分之五是指全国，具体到你们学校和党支部，那就不行了！“于是，该校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百分之七十七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这些干部、教师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权利，甚至被迫进行非法的长期的"劳改”，以至受毒刑拷打。工作组制造了师生之间的对立，以至互相斗争，互相残杀。

工作组的作法引起了一些师生的不满，六月二十日，一附中的学生陈永康、何方方（均是革干出身、中共预备党员）起来造反了，贴出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工作组"盗用党的名义，利用职权，进行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他们"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千方百计地制造纠纷，煽动、挑拨、好像对待敌人一样’审讯’‘斗争’革命同志，转移群众的斗争视线”。

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刘少奇接见了该校工作组组长勾德元等四人，说：“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大字报谁都可以利用。““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出大字报［指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是好事，蛇出洞了，首先就要把敌人搞清楚。”[^4]如果说，向工作组发难使人想起一九五七年"向党提意见"的鸣放运动，那么，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特别是所谓"引蛇出洞"策略，就成为刘少奇心目中的一个关键性的参照系，这期间他的指示、谈话，都反映出他准备把一九五七年反右的一整套作法运用到当时的运动中去。

除了五七年反右，另一个被格外注重的参照系就是不久前的四清，特别是以"桃园经验"为象征的：严格的等级秩序、严密的信息控制、政策神秘化、给群众分类排队等具体操作。刘少奇的女儿根据她对刘少奇指示的领会，在日记中写到：“老师不许秘密开会。同学也不许。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只许开一种秘密会，就是北京市委传达指示（只许党员的），工作队革命委员会的给群众排队，可以秘密，这是必要的，但也要少数学生参加，告诉他们保守秘密。“另一方面，是对群众"闹事"的可能场景的厌恶和防范：“可以让大家学毛选，社论，准备材料，不要让大家没事，没事就会闹事。”[^5]

从六月二十四日到三十日，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一附中工作组有计划地组织了对陈永康、何方方等学生的三次大规模的斗争会，每次都有几百人参加，仅第一次斗争会就开了八小时。当时负责向中央汇报中学文化革命情况的北京市文革主任石琪，宣布"陈永康、何方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斗争会还引发了工作组赞许下的武斗：工作组七月十一日向刘少奇汇报说：“陈、何等人经过我们三次大辩论，已打下了他们的气焰，现在还在学校检查。第二次辩论会有一个左派学生打陈一个嘴巴。牛XX（另一名反工作组的学生）这个学生，害怕辩论，吓得跑回家了，三天没来学校，还扬言要绝食、要以死来威胁我们。”[^6]

三次斗争会后，全校一千名师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一百五十名之多。有一个班还被打成了"右派班”，该班"只有一个左派，一个中间偏左，其余全是右派。“被斗的学生在学校遭到极端的歧视，一天到晚谁也不和他们说话，何方方蹲在教室里的一个角落里，弯着身体学毛选，一蹲就是半天，七月底串连开始以后她去北大看大字报，竟被人告密说她是"反革命头子”，把她赶出了北大。[^7]

而邓小平曾亲自指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胡当时负责北京市西城区的中学文化大革命）把师大女附中当作运动重点，并搞成"典型”。而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也在该校上学，邓小平通过邓榕了解该校的运动情况，做出指示。

六月四日，团中央派出了中学的第一个工作组进入师大女附中，并公开宣称"教师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按法律应该坐班房，应该判处死刑”、“教师是四清对象”、“学生都是修正主义苗子”。工作组进校后对教师进行排队、整理材料，挑起了群众之间、师生之间的对立，有的学生在教研组门上贴上"鬼斋”、在教师宿舍区贴上"狼狗窝”。一些师生对工作组进校以后把矛头指向群众非常不满，六月十七日，高三（四）班李黎黎等十三人贴出了题为《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问工作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在工作组的策划下，当晚全校召开大会，就这张大字报展开了"大辩论”，在工作组的煽动下，不少学生跳上台去大叫在学生中也有5%，也有右派，现在牛鬼蛇神在表演，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等等。另一方面，梁二同等学生上台支持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组织的对少数学生的围攻直到深夜十二点，而后又叫各班回去继续和贴大字报及支持大字报的学生进行"辩论"。会后邓榕赶回家向邓小平汇报，问他反工作组对不对，邓说：“反工作组不对，这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邓小平这样一句话，导致了许多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

为了镇压反工作组的学生，工作组搞了"全面开花”，叫各班按着工作组树立的"样板"抓右派。当时高二（二）一个班就斗争了十二个被斥为"右派"的同学，其中张XX、朱XX被定为"反革命"。张XX被斗了两天一夜，朱XX只许在"牛鬼蛇神圈"里活动，剥夺了她们的一切政治权利，并被监视起来。有的同学被逼出了神经分裂症。[^8]

女附中反工作组的事件导致了邓小平本人对该校的直接干预。下面是胡启立对有关事实的回忆：“六月二十日，胡克实（当时的团中央书记）突然通知我说，要我同他一起去见邓小平。我吓了一跳，不知象邓这样的人为什么突然叫我？去了以后，邓……具体指示我说：‘那十三个人并非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不同情那十三个人’。又说：‘中学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枪毙的杨国庆就是中学生，只有十九岁。对这种人就是要反击。‘又说：‘反动的学生会暴露出来，暴露出来先摆一下。‘邓这几句话就给那十三位批评工作组的同学定了性质。我回来后，就赶快通知工作组，那十三位同学不是积极分子，要坚决依靠支持工作组的大多数。这样必然造成工作组拉一批打一批，更加挑动了群众斗争群众。“六月二十七日，梁二同等十八人又贴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继续反对工作组。对此邓小平十分恼火，下令让卓琳打电话给刘志坚，要刘了解梁二同父亲的情况，“企图进行政治迫害”。

邓小平进一步下达指示，要求运用"群众运动"的形式来打击反工作组的少数学生。胡启立回忆：“六月二十日，胡克实指示我，应象师大一附中那样在学生中组织辩论会，辩论和孤立那些反对工作组的同学，当时我有些犹疑。胡克实要我向邓办公室打电话请示。六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邓小平通过他在师大女附中读书的女儿向工作组传达邓的指示说，对少数反对派中的顽固分子不管不好，这样会使他们越来越往那边跑。工作组可以和他们展开辩论。辩论也要有些力量。让那些争取过来的人也参加辩论。……七月五日，邓亲自找我和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及两位学生代表到中南海开会。他又一次当面指示要组织辩论。当时一位同学代表说反对工作组的人都不愿意参加辩论了，怎么办？邓竟指示说：‘她们不来，缺席辩论也可以嘛！’”

根据邓小平在十天内连下的三道指示，不顾工作组同志的反对，七月七日到七月九日接连召开了三天的辩论会，围攻反工作组的学生，制造白色恐怖。[^9]

除了带头反工作组的学生外，其他很多学生也没有幸免于被打击迫害。邓榕后来对师大女附中的五十天回忆到：“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我做大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掉。为了开一个改选会，商量半天，估计各种情况。恶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10]

五十天内，女附中的干部统统"靠边站”，六个校一级领导干部五个被斗，六个教研组长也有五个被揪斗，37个班主任有32个被围攻斗争，教师被围攻、斗争的占50%以上。七月初，刘少奇、邓小平制定一个对中学干部、教师进行"集训"的方案，以便结束中学运动，尽快开学。从七月二十三日开始，工作组组织了包括即将退休的老教师和半退休病号在内的师大女附中干部、教师"集训”，按照"四清"的操作方式，集中解决他们"洗澡下楼"问题。每个干部、教师都跟着一个"左派学生"，工作组把干部、教师的排队类别和主要材料告诉这些"左派"，他们随时可以叫干部、教师交代问题。七月二十五日，工作组组长张世栋讲：“洗澡下楼不要’就事论事’，要猛上纲。““有人要洗烫水澡。革命小将在把关，守得很严。“集训期间，干部教师的精神受到巨大摧残，很多干部教师都讲，去集训就象进了"集中营”，有的教师说：“再过几天，我就要被逼疯了！“有的教师写了遗嘱、绝命书。[^11]

清华大学由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亲自蹲点，工作组进校后就声称：“蒋南翔坏了，那么从党委、团委到系总支、分团委、党支部也都坏了，各级干部没有一个好的”，“清华是黑窝”，“整个清华的党组织是一个庞大的保皇党”，“清华干部8年也改造不过来”。工作组不准干部看大字报，不准参加运动和任何会议，仅数力系一个系内，党支委以上、教研组主任以上干部55人中，被工作组打成"黑帮”、“黑线"的有39人，占干部总数的71%，该系党总支委员12人全部被打成"黑帮”。6月19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学生蒯大富率先"炮轰"工作组，要求夺权，许多人响应支持。工作组认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右派学生，后因绝食以示抗议，被开除团籍并关押18天。刘少奇对他在清华的女儿刘涛说：“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在关押中，蒯大富写下37份大字报，“炮轰"工作组组长叶林，“要我承认我是反革命分子，这永远也办不到！就是上了绞刑架，我也将宣布，我是革命者，我是坚决革命到底的！”

同"四清"一样，刘少奇采取大兵团作战。既然按照刘少奇、邓小平的理解，文革是最新的、空前规模的政治运动，因此派工作组的数量也要空前规模了。一九六六年北京有六十所高等学校，三百一十二所中等学校，还有半工半读的学校约一百所左右。六十所高校中有四十七所派了工作组。北京市各中学的工作队是由团中央系统抽调了一千五百多名干部组成的。仅在北京市的文教机关，就派出了7239人的工作队，其中仅清华大学就派出了五百多人的庞大队伍。[^12]

工作组进入各校后的作法并不完全一样：有的原党委已经垮台，工作组进校后取代原权力机构，有的工作组和校党委站在一起，和一部分师生群众发生矛盾冲突，有的工作组对本来就存在矛盾的学校中的两派支持一边，反对一边，加剧了矛盾。然而所有的工作组行为一致的地方在于：都按照"给群众分类排队”、“上下左右一起扫”、“打击一大片"的"桃园经验”，主观上十分真诚地开展运动；其次，以五七年反右为参照，视反对工作组的群众为"右派”、“反革命"或者"假左派、真右派”，实行打击迫害。清华大学的一位政工人员后来回忆到：“当时北京市大多数高等学校都出现了反对工作组的现象，派出工作组的领导人认为这是五七年右派进攻的重演，还认为有旧北京市委的黑线在里面起作用，总之是牛鬼蛇神大出笼，要引蛇出洞，然后予以歼灭，他们把这个部署总称为’反干扰’，在清华就是’反蒯’。”[^13]

在反对工作组中，很多学校爆发了轰动性事件。北京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发生了"十号事件”。六月十日，金融系十名青年教师和系里的一部分学生组织群众集会，揭发院系领导的问题，并把矛头指向了商业部派来的工作组。院党委陈如龙和工作组把该事件打成"向党猖狂进攻"的反革命事件，十名青年教师被打成反革命。工作组召集金融系的教师干部在下午和晚上连续两次组织斗争会，实行逼供信，强迫造反师生承认是"反党”、“反革命”，交代"反党纲领”。宣布对他们"实行专政”，“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据当事人的控诉，在工作组和校当局的煽动蒙蔽下，“不明真相的群众不分昼夜到我们宿舍围攻、声讨、斗争、示威，在楼道走廊，宿舍内外，床上桌子上，书上图片上，抽屉里以至烟盒火柴盒上，到处贴满了’打倒XXX’，‘反革命’，‘反党分子’，‘混蛋’等标语、口号，甚至把标语、漫画贴在我们背上，对我们实行体罚和人身污辱。““晚上一点钟以后，还有人每过一会来敲打一次门，不叫我们睡觉。他们还让同学昼夜站岗放哨看守我们，甚至拿着木枪、木棍看着我们，对我们实行隔离，限制我们的自由，不准我们找人谈话，不准我们出外买纸烟，监视我们的一切行动。当我们向他们提出了强烈抗议后，他们还说什么这是’群众运动嘛’，“是可以理解的’"。[^14]

北京地质学院爆发了"六·二〇"事件。据首都三司编写的《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记载，六月二十日，“院党委常委李贵和部分干部、教员一起上书党中央、国务院，揭发工作组的错误，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广大学生的支持，师生团结起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矛头指向邹家尤工作组。当时的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陶鲁笳、地质部副部长兼党委书记何长工断言地院有’地下司令部’，并指示工作队抓李贵。薄一波后来在地院工作组整李贵的黑材料上批道：‘看来李贵至少是个右派，可能还是个反革命头子。‘第二天地质部的领导人还调来一批机关工作人员，为邹家尤工作组呐喊助威，并组织家属、小孩搞游行，作为反击。”

北京师范大学爆发了"六·二〇"事件。谭厚兰等十七位学生贴出了《孙友渔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一些师生纷纷支持。上午十时，工作组组长孙友渔急忙作"广播讲话”，认为大字报"别有用心”，“他们的命运与牛鬼蛇神联系在一起”，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预谋活动”，“要赶工作组下台”。于是，以"横扫外围”、“反干扰”、“抓游鱼"名义的围攻开始了。大字报的作者没有屈服，中午又贴出了《孙友渔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报。当晚，围攻和批斗的现象愈演愈烈，写大字报的人被整了黑材料，戴上"右派”、“反党"“反革命"等帽子，被限制人身自由，甚至不许吃饭。[^15]

北京林学院爆发了"六·二〇"事件。六月二十日清晨，林学院学生蒋书铭、曾宪均五人根据访问新市委接待站大学组许克敏后所得记录，整理成大字报《与新市委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也称《二十二个问题》）。这份大字报回答了当时运动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深受群众欢迎，广为传抄，不胫而走，到六月底，就贴遍了哈尔滨、呼和浩特、上海、广州、武汉、重庆、西安、长沙等三十四座大中城市。这份大字报，被薄一波和北京市新市委打成"反革命黑纲领”、“大毒草”，声言要"消除流毒，肃清影响”。大字报的作者、林学院的五位学生被打成"反党小集团"，遭受长期的残酷斗争。据此，薄一波把林院定为"反干扰"的重点学院之一。七月九日，工作组召集十二个院校四千余人参加的"批判反动的二十二个问题大会"，斗争蒋书铭等人达八小时之久，并宣布"取消蒋书铭等的预备党员资格"。

同一时候，清华工作组把清华大学转抄这份大字报的三个人打成"小三家村"、“反革命”，教师史XX因翻印《谈话纪要》被打成反革命，忿忿服毒含冤而死。据不完全统计，四千余人因传抄这张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四人被逼自杀身死，二人吐血，二个人被逼死。[^16]

这张大字报到底邪恶在哪里，使工作组视它为洪水猛兽呢？和当时各院校普遍反对工作组的言论比较，它并没有什么特别"反动"的地方，最不对工作组胃口的，不过是"对出身不好的人更要欢迎他们揭发问题"、“有人盲目地拥护党委，以为通过运动可以入上党，或当个好党员，那就倒霉了"等话，以及把运动的政策向群众公开、和群众直接见面这种作法本身。

在六月二十日前后几天时间里，北京市有三十九所大学发生工作组被群众轰赶、工作组反过来打击群众的事件。工作组对发表反工作组言论的群众的定性也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透过"反右”、“匈牙利反革命暴乱"的棱镜，将反工作组的风潮理解为"向党猖狂进攻”。比如，北京外语学院的"六·一三集会"被打成反革命集会，性质类似的反工作组的"六·一六"赶工作队事件，被打成"小匈牙利事件"。总之，工作组对群众的作法，用我们熟悉的话来概括，就是以革命的、“极左"的词句上纲上线，扣帽子、打棍子。然而不应忘记的是：这正是在文革运动后来的受害者——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发生的！

鉴于北京高校反工作组的风潮兴起，北京市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六月二十三日在北京饭店召开市委工作会议，作了著名的"六·二三"报告，认为"情况复杂，反革命、黑帮、保皇派，资产阶级的’权威’及其拥护者、右派学生跳出来，趁机制造混乱，浑水摸鱼，与工作组争夺领导权”，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对黑帮的仇恨，企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现阶段，拥护新市委还是反对新市委，是拥护还是反对党的重要标志。““对右派赶工作队一定要清理。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一定要站起来保卫党，不站起来，纳吉就要上台了。”

北京各高等学校，先后传达了李雪峰的"六·二三"报告，把"反干扰"推向顶峰，“高校和中学一片白色恐怖”。据《大事记》记载，在"反干扰"时期，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17]六·二〇以后，工作组利用干部急于参加运动、要求解放的心理，诱导他们通过积极参与围攻反工作组的学生来换取早日"洗澡下楼”，让他们"将功补过、立功赎罪"。例如清华大学工作组让下楼的干部参加"反蒯"运动。

首都的政治气氛浓厚、消息灵通，发生上述矛盾斗争可以理解。然而，北京并不是例外，五十天里，类似的矛盾冲突也在全国各地上演着。唯一不同的是：北京高校的工作组大多是中央各部派去的，而各省的工作组是由各中央局和省市委派出的。

在广州发生的一起轰动一时的事件，是由一封北京来信引发的。六月间，华南工学院学生高翔收到其妹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介绍北京文化革命的情况，高翔等学生在六月二十四日贴出了"北京来信"，并写了《告全院学生党员书》的大字报。“北京来信"中有这样的话：“除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各级党组织领导都可以怀疑。“顿时，学生奔走相告，争相传抄。

当晚，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主持召开会议，把"北京来信"定为反革命信件，决定派出专案组进行侦察。二十五日凌晨一点，在工作队和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张进策划下，一些工农和革干子弟举行紧急会议，连夜写出批判文章、大字报，指责"北京来信"是"反革命暴动的宣言书”，是"裴多菲俱乐部反革命纲领的翻版”，是"匈牙利暴乱的前奏”。工作队还布置对有关学生进行监视、跟踪。因"北京来信"受到镇压，五名学生赴北京反映情况，被省委拦截和控制。华南工学院萧玉祥等十八名学生写了一篇"各兄弟院校联合起来"的信件，提倡串连，也被定为反动信件进行追查。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出版的第七期《中南文化革命简讯》（当时中共中南局的一份内部刊物）报道了这一事件，并把这一事件形容为"华南工学院就一封反动信件展开的一场斗争"。将近一年后的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周恩来在对广州两派代表的谈话中，特地为"北京来信"事件平反，他说："‘北京来信’那个斗争是受压迫的。是广东革命群众第一次受当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省委的迫害，也是受到陶铸的压迫。"[^18]

中南地区在五十天内压制群众的现象是普遍的。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四月中旬在武汉洪山宾馆会议就上提出了文化大革命是"四清"加"反右"的观点。七月三日，王任重和陶铸起草了《给湖北省委的信》，信中说：“首先打击最猖狂最凶恶的敌人，即首先打击大多数群众最痛恨的敌人。……有的是干部、教师和大学生中的反革命分子，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本院可以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中地斗，打掉他们的气焰。"。在此影响下，武汉大学工作组的负责人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五七年反右的最高阶段”。[^19]

这个思路被工作组在武汉大学付诸实践：“全校干部和教师（总数是1242人）被打成’黑帮’、‘黑线’的232人，党支部副书记和教研室副主任以上的干部被打成’黑帮’的108人，有4个单位总支的一般干部被100%打成黑帮或靠边站。工作组抛出武大’三家村’以后，又在各系各单位大揪小’三家村’，有的单位硬性抓出三个来凑成一个’村’，全校有大小’三家村’十多家，总务处一个单位就有四个’三家村’，修缮组、机械厂的工人也成了所谓’三家村’的大老板。”[^20]

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发生在武汉墨水湖中学。六月初，该校师生萧维业等人写大字报揭发学校当权派压制学生革命的行为，遭到学校当权派的威胁、恫吓，后来工作组进校，冲突进一步发展，由王任重亲自出马，把师生的行动看作是"反革命阶级报复”、“反革命暴乱的典型”，要中南局批发文件到基层，并上报中央（后来没有批准）。六月二十一日，学校工作组接到市委的指示，第二天就把这些起来造反的群众打成"反革命"，分别看押起来，组织群众斗争。七月十一日，公安局逮捕了他们，关进武汉监狱，先后审讯了六次，威吓他们说：“你们有两条路，如果不承认，等着你们的就是棺材、监狱、判无期徒刑，承认了你们是反革命，你们就有活路。“不久，他们就被分别判刑，其中有的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最小的三个十六岁的学生，也被判刑五年或三年。同时，工作组根据王任重的指示，举办了"武汉墨水湖中学现行反革命罪行展览”，把造反群众说成是"假左派、真右派”、“法西斯暴徒"等等。这个展览会展出了两个星期，在武汉市造成很大影响。王任重还亲自指示，要为这件事写社论和报道，武汉市长亲自审稿，市委机关刊物《支部生活》已排了版，《公安报》抢先登载，还计划八月五日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开公审大会。[^21]

另一桩残酷迫害的典型案例，发生在北京师范大学临汾分校。以武永泰为首的工作组是六月二十日进校的，“原来受到黑党委压抑的广大革命师生，敲锣打鼓，用热泪迎进了他们，并对他们寄予无限的希望。“而工作组的政策是，全部干部"靠边站”，“在横扫的基础上找重点”、“剥笋政策”，并把斗争矛头转向一般干部和学生，把学生干部也当作"当权派”，整个分校一片白色恐怖，一名班团支书高尚年，在工作组进校第三天就被逼自杀，据他的同学后来的控诉，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真是猖獗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逼死一个人就象杀一只小鸡似的平常。当把高尚年从井里捞出来时还说：看看死了没有，如果没死还得拉去斗。“另一名被打成"三反分子"的学生干部李志宇，在工作组"天天敲"的口号下，不时被提审、被斗争，低头、立正、手放下的训斥声接连不断，并被关在屋子里写检查。[^22]

在吉林省长春市的东北人大（即吉林大学），发生了所谓"红旗事件”。六月十三日起，东北人大师生的大字报开始贴出揭发党委第二书记陈静波与原东北人大校长兼第一书记匡亚明的关系的大字报（六月十三日，江苏《新华日报》刊登了南京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匡亚明被揪出的消息）。六月十四日，省委召开紧急会议，派市委书记处书记李一平为首的工作队到东北人大灭火。工作组进校后，工作组和给党委提意见的群众发生了各种冲突。六月二十一日，“在一片’李一平’滚蛋的声浪中”，市委工作队召开东北人大全校党员大会。会上李一平号召党员表态支持工作队。市委第一书记宋洁涵对工作队员讲：“往外赶工作队，说明有坏人捣乱。要准备斗争。“会上决定，晚上开群众大会，把市委工作队扩大为省市委工作队，仍由李一平任队长。全校党员大会的消息传出后，很多群众义愤填膺。当晚，群众从四面八方向校大礼堂聚拢，打破了工作队"凭票入场对号入座"的规定。群众进入礼堂后，发现台上无国旗，仅有主席象，还歪挂在那里。同学们上前与工作队交涉。要求把主席象摆正，挂上国旗。工作队的副队长说：“得请示省市委。“这一下激怒了师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三、四百革命小将自己动手摆正了主席象，又登台扛起国旗。“十一点钟，省市委从郊区公安分局调来两汽车公安人员，帮助"维持秩序”，后又由各工厂、机关、学校临时抽调二百七十多名四清干部，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韩容鲁为首组成工作队。“全体队员强行登台向革命群众示威”，这就是轰动全城的"红旗事件”。“红旗事件"被省市委定性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事件、“右派捣乱"事件。事后，宋洁涵指示工作队要详细调查"红旗事件"的参与者，整理黑材料。省市委工作队对学生进行排队，把全校数名敢于造反的学生打成"反革命”。[^23]

工作组与群众面对面对峙的场面，也几乎同时发生在重庆大学校园。以下是群众出版物《八·一五战报》所叙述的事件经过：

以张种玉为首的重庆市委工作组6月8日进校之后，肯定校党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委”，不准贴校党委和党总支的大字报，发生了压制群众运动的现象。在师生的强大压力之下，6月16日工作组被迫叫校党委书记郑思群就压抑群众的一系列错误向全校师生员工作一次假检查。而当晚，由各系党总支书记照定下的框框分别向群众作检查。但是这样作却更加暴露了工作组、校党委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在无线电系党总支召开的检查大会上，一些参与了以前官方秘密会议的同学自动起来揭发了系党总支召开秘密会议以及会上布置的压制群众的种种措施，师生情绪高昂，纷纷要求当时追随校党委的一年级辅导员刘XX交出指示其开秘密会、布置开黑名单的幕后指挥。接二连三的提问弄得刘XX手足无措，冷汗横流，不断以目光向当时在场的校党委委员王XX和工作组组员张XX请示和求援，张、王上台几次也不能控制会场，为了挽回败局，他们请示了校党委办公室主任丘崇兴和市委工作组组长张种玉，丘崇兴数次从同学手中夺过话筒，叫大家"这个会不要开了！时间不早了，快回去休息！"（当时是晚上十一点多钟，而同学们认为时间还早）留在后台的工作组组长张种玉也极力劝阻在后台排队准备发言的同学：“今天很晚了，这个会准备不充分，开不好，谨防阶级敌人利用。“软硬兼施，终于制止了这次大会的继续召开。据形容，此时"重大校园内象堆满了干柴，只要一点火星，立刻就会燃烧起冲天大火”。

6月18日，工作组副组长张海亭的报告是"六.一八"事件的导火线。那天上午，无线电系的同学听说电机系的一些同学因揭发校系两级的问题受到围攻，马上组织全系同学排着队伍冒雨前去声援。工作组副组长张海亭出来接见同学时，说：“你们的热情是好的，但是，这么多人，乱糟糟地来，解决不了问题……电机系的问题，他们自己解决，你们还是回去学习文件吧！“同学们对他的态度十分反感，不再搭理他，而诵读了给电机系同学的声援信，两系同学一起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号，一时群情激愤。

声援结束后，无线电系的同学又找人去把情况讲给作镇重大校园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何正清，要求他对此表态，但何正清认为工作组副组长张海亭是正确的。联系到工作组到校后的一系列表现，同学们认为市委工作组"和校党委串通一气，镇压我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天中午，就有几个班的不分同学分别联名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加急的求援电报（有的电报被邮局卡下来了，未发出）。共同的信念，共同的行动，使一些同学结成了某种集体。

6月18日下午，张海亭代表工作组给全校党员和团干部作了一个报告，认为"共青团员要坚信市委，坚信党中央，对于上级组织的决定，即使是错误的，也必须坚决执行”。被同学们认为是划框框、定调子、泼冷水的报告。

6月18日晚上，无线电系召开团员大会，（有部分青年同学参加），传达下午张海亭的报告，在传达过程中，同学纷纷递上字条，对报告的许多观点提出疑问，并要求发言对其进行批判。报告传达完毕，就已经有人跳上台去，准备发言。但是，当时负责传达的系团总支书记高XX和工作组成员张XX拒不同意，于是，在要不要继续把会议开下去，要不要批判这一报告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突然电源被切断，工作组的另一成员杨XX跳出来指责同学批判张海亭报告的行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事情的过程中，又有人打电话请示住在松林坡的重大工作组组长张种玉，他十分不满地回答：“你们实在要开就开吧——叫工作组成员全部回来开会！“在场的人都知道事情变得严重了。一些胆小的人离开了会场。三、四百名坚定分子留下来了，大家推选出了几个人组成了会议临时主席团（绝大多数是同学们上午推选出的学生代表），有人搬来了录音机，为大会录音，有人自动维持会场秩序，大会继续开下去了。

同学们争先恐后地跳上台，对工作组和校党委串通一气、压制群众的行为进行揭发和控诉，提出了"不信任工作组"“在党中央毛主席没有派人来之前，自己组织起来闹革命"等口号，还有人提出：鉴于工作组和校党委串通一气、压制群众，为了保证文化革命运动的正常进行，必须"接管广播站"“接管武装部”；最后，会议决定：要把学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向党中央、毛主席直接汇报，第二天要在全校公布大会材料，用放录音、大字报、演讲等方式揭露市委工作组。也有人提出，有人要切断我们和党中央毛主席的联系，电报发不出去，我们要杀出校门去，到工农兵中去宣传，争取工农兵对我们援助。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会场的气氛越来越热烈，等待上台发言的人在台后派成了一条长蛇阵。电机系、机械系、冶金系和其他外系的同学也来声援了，也要求发言，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两点钟。大会之后，在校内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揭穿市委工作组的大阴谋、大骗局！““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响彻夜空。

就在同学们的自发会议进行的同时，市委宣传部长何正清就在党委礼堂，宣称：无线电系集会是反革命事件。当时何正清和张种玉研究了两项措施：第一调军队来，如果学生上街游行就镇压，第二立即把机械系的工人集合起来，拿上工具去"保卫"一大楼（无线电系集会所在地）。

“六·一八"集会的消息马上传到市委大楼里面，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和其他几位书记通宵未眠，共同策划对策。工作组亲自布置对无线电系师生进行围攻，指定两个同学各筹一篇稿子，声讨无线电系"反革命事件”。6月19日凌晨起，无线电系的学生在宿舍、在路上到处受到围攻，校园内贴满了"愤怒声讨无线电系一小撮人非法集会的反革命罪行"等巨幅标语和"声讨"大字报。晚上，工作组和校党委组织了斗争会，对"六·一八"集会的参加者和支持者实行绑架和斗争。重庆市委、省文革小组专门为此事发表了歪曲事实真相的"情况简报”。然而，事件之后，重庆市委也被迫调回了原来的工作组组长张种玉、张海亭，又派了新的更大的工作组进驻重大。[^24]

最后来看一起发生在校园之外的冲突，这就是南京"六·一三"事件。六月十二日，南京大学揪出了匡亚明，六月十三日《新华日报》登出了一篇《坚决支持南京大学师生的革命行动》。南京的大中学生对这篇文章有很多批评和责问。认为文章把揪出匡亚明的功劳加在省委头上，说是省委及时发现的，从而给省委定下不容怀疑的调子。六月十三日中午，南京农学院两位同学给《新华日报》贴了第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这里有鬼》。不到两小时，报社内外贴满了大字报。报社部分工作人员虽然手拉手筑成好几道人墙，也阻挡不住到报社内贴大字报进行辩论的群众。于是，公安局的人员来了，开头来了几十人，后来增加到二三百人，他们同报社的工作人员一起，把到报社内贴大字报和进行辩论的群众赶了出去，然后关上铁门，惟恐进来一个学生。“门内外严阵以待，如临大敌，把革命群众当成洪水猛兽。”

本来到报社去贴大字报和辩论的群众比报社工作人员和公安人员多得多。后来，报社的铁门关上了，门内是有组织的"保卫党报"的公安人员、报社的编辑和记者、印刷厂的工人、半工半读的学生，外边的公安人员不时从外边拉进一些学生和青年工人，一进门，便被团团围住。这样多数变少数，各个击破。比如，六月十三日晚上，宁海中学一个干部子弟被拉进报社，报社一大群人与他辩论，逼他承认错误，他不承认，报社领导就让工人们斗争这个"反党"学生，拍桌子打板凳地骂了一个多小时，骂后还不让回校。

事件延续到第二天，六月十四日，逸仙桥小学一位少先队辅导员因爬墙贴大字报，被公安人员拉了下来，衣服都被撕破了，拉进报社后要他承认错误，许多人与他轮番辩论，他不承认错误就把他关在报社的乒乓球室里，最后用吉普车把他押到公安局。和这位辅导员同时被拉进报社、遭到围攻、被扣上"反党"帽子的人很多，其中大多数是青年学生。

这些人被拉进报社，公安人员便强迫他们拿出证件，之后向其所在单位党委或居民委员会通电话，调查被扣人的政治情况，然后威胁说：“你的底细我们全知道了！“有些学生在报社门口多停留一会，或多去过几次，或者与报社人员发生过争执，于是公安人员便把他们的单位、姓名记下来，准备顺藤摸瓜。

在第二天，报社印刷厂三个工人在街上贴了一张揭发报社问题的大字报，“这下子可翻了天啦”，报社当权派便组织工人开小组会批判他们，说他们被坏人利用了，要他们承认错误。

凡是贴出和送进的大字报，不管内容、作者，报社都组织人整理了，贴在街上的大字报全部拍了照，照片洗出后，用放大镜一张张把内容整理下来。“这是自觉地运用五七年反右斗争的’经验’来对待群众”。“六·一三"事件被省委和报社打成"少数坏人闹事"的事件。怀疑过《新华日报》的群众被搞得人人自危，有的还被迫亲自到报社编辑前检讨、认错。[^25]

五十天内，全国各地的类似事件很多，较著名的还有西安交大"六·六"事件、青海"六·十"事件、广西西大"龙乾运事件"等等。如果中央再不采取果断行动，那么文化大革命将无几而终，反而加强了官僚的专政。但这一次，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派绝不会妥协。

第二节 阶级斗争大爆发，万里河山红烂漫

一、从八届十一中全会

1.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

就在"五十天白色恐怖"之时，毛泽东正在外地视察，这是重大历史转折时争取各方力量的举措。6月份，在南方视察时，毛泽东写下了《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栏静听潇潇雨， 故国人民有所思。

此时的毛泽东，踌躇满志，正在准备将革命推向高潮。7月8日，他在韶山滴水洞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象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帮，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的很凶，简直吹的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的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将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今后还要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信中说的朋友，自然是林彪。当时毛泽东为了推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只能团结军队干部。但是对于林彪鼓吹《毛泽东语录》，宣扬个人崇拜，毛泽东并不认可，但是为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他只能"违心地"默认。他实际上对这场运动能否胜利，并不抱有信心。因为这场运动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对先锋队中走到群众对立面的人。正是因为这样，斗争形势错综复杂，真假难辨。

原来是先锋队领导人民革命，现在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了，要反对先锋队中的走资派，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十分艰难。要建立新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以及文化，更是艰难。因而毛泽东把它看做总演习，实际上也是为以后修正主义上台，人民反对修正主义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让人民看清资本主义复辟的本质。时至今日，可以说，文化大革命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但是毛泽东的愿望达到了。人们正是通过毛泽东留下的这笔财富，真正分析清楚了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由此也可以看到，毛泽东本人当时十分清醒，人们所说的毛泽东当时"老糊涂"了，完全是无知或是蓄意污蔑。

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看到革命的群众被工作组残暴镇压的景象，悲愤地说：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这是方向性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得稀巴烂！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

7月21日，毛泽东又怒斥工作组：

“你们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呢？一起阻碍作用，二不会。一不会斗，二不会改。……有些人不想想，一不上课，二管饭吃，三要闹事，闹事就是革命。工作组出来后，有些要复辟，复辟也不要紧，我们有的部长就那么可靠？有些部、报馆是谁掌握呀！许多工作组就是阻碍运动，如清华、北大。文件要马上写上，行凶、杀人、放火、放毒的才叫反革命。骂人、写反动标语的不能抓。历史反革命留下用，表现不好的斗嘛！不准打人，叫他们放嘛！贴几张大字报、几条反动标语，怕什么？！”

随后，毛泽东立即派出中央文革小组与被镇压的学生进行联系。7月21日，王力、关锋去清华探望被王光美工作组关押的蒯大富。7月22日、23日，陈伯达、江青两次到北大进行调查。

7月24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北京广播学院出席群众大会，江青在会上说：

“有些同学有意见，说你们之间不谅解，但你们之间不会有很大的冲突，不能进行迫害，只能怪背后领导他们的人，你们大门关得紧紧的，门口贴着封条，XX不准来，比中南海还紧，我要来放火，我要提出抗议，如果你们不改，我就把你们的门涂成黑门。”

7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第4次前往北大，召开了万人辩论大会。在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的安排下，李洋洋代表31名高干子弟联合发言，“给工作组唱赞歌”，认为工作组的错误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但遭到另一些人的批驳。江青在大会上说：“昨天同志们递上来的条子，毛主席都一张一张地看了。毛主席最了解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革命行动！“顿时北大学生们情绪激动，口号四起。

最终，在毛泽东的坚持下，7月28日，北京市委作出《关于撤销各大中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宣布工作组从北京市中小学校撤出，并说明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26]。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组织回信，支持他们的"造反"行为：

“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

“五十天白色恐怖”，反革命的镇压，使一大批青年真正看清了革命的方向，他们认定了毛泽东代表着反压迫、反迫害，代表着翻身解放，代表着"造反有理”。至此中央文革派与基层造反派的政治整合开始基本成型。随即，围绕着撤工作组和保工作组的争论在学校中白热化了，这时候学生已经明确分裂成了两派：造反派和保守派。

但是，这时，很多人还没有认清党政官僚的面目，再加上高干子女的迷惑，很多人都不知道文革的方向。而且很多人在未来形势不明的情况下，不敢于批判工作组，而出头的造反派政治组织还没有力度。因而，面对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往往是高干子女、且有官僚支持的保守派，造反派并不占优势。

2. 八届十一中全会

1966年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4日，毛泽东在会议上激烈地批判了工作组。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分别！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很危险。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

当刘少奇说"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讽刺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插话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这时，毛泽东已经不准备再留情面，他把矛盾公开化了。5日，毛泽东在会上散发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8月6日，林彪回京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实际上是出于中央可能出现动荡，需要军队来稳定的考虑。同日，在党内已严重分裂的情况下，陈云致信毛泽东，表示"完全拥护毛主席和中央采取的方针。“8月8日，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起草，毛泽东审阅，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系统阐释了文革的理论和政策，被称其为"文革宪法”。

“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图1 “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毛泽东（八届十一中全会）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刘少奇由党内第2位降至第8位，实际上等于在中央基本倒台了；林彪成为党的唯一副主席；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中央书记处的职务被撤掉；陶铸上升为仅次于毛、林、周的第四号人物。这样，刘少奇为代表的官僚在党内斗争中暂时失败，文革派掌权，文化大革命真正全面开展起来了。同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通过，当然其中个人崇拜的话毛泽东违心地接受了，但在后来适当的时侯予以了批驳。

“全会认为，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关键在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就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要敢于革命，善于革命。不要怕出乱子。反对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包庇右派，打击左派、压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制造许多框框，束缚群众的手脚。反对做官当老爷，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要热烈支持革命的左派，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全会认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展开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进一步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是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我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最可靠、最根本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