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阶斗 | 阶级分析篇二 中国资产阶级分析

中国资产阶级由两部分构成，其一是以党政军企事业单位高级干部为主体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其二是以民营企业所有人为主体的私人资产阶级。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有如下特点：（1）在经济层面，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各行业的垄断程度很高，并且控制了国计民生相关的主要产业。（2）在政治层面，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垄断了几乎所有的政治权力。（3）从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受益来看，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占有以国企为主的生产资料，并按照各自在官僚体系中的地位分享剩余价值。

私人资产阶级有如下特点：（1）在经济层面，私人资产阶级主要分布在竞争性行业，难以介入国计民生行业。（2）在政治层面，私人资产阶级不享有政治权力，仅仅能够按资本体量享受一定的政治身份。（3）从私人资产阶级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关系来看，两者间的关系因私人资产阶级资本体量的大小而不同，其中私人资产阶级中的垄断资产阶级，逐步被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吸纳，成为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特殊成员。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窃取了人民的政权，复辟了资本主义制度，使得工农再次沦为资本的奴隶，他们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劳动人民的最大敌人。但是，由于现今无产阶级的主体已经变为新工人，他们又多数受雇于民营企业，因此当他们在斗争时，首先碰到的往往是私人资产阶级。而作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暴力工具的国家机关，有时还以一种超阶级的态度、貌似公正地处理劳资纠纷，这就会给无产阶级一种错误的感觉，即他们的敌人似乎仅仅是私人资产阶级，而不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因此，理清资产阶级两个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以及他们对待无产阶级的态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第一节 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以国有资本集团为主要经济基础，国有资本产出占GDP比例在3成左右；私人资产阶级以民营企业为主要经济基础，民营资本产出占GDP比例超过6成¹。

（一）中国垄断资本的现状²

不论是制造业500强，还是服务业500强，亦或是中国企业500强，国企均占有主导地位。

1、制造业500强

基本情况

2018年，中国制造业500强合计收入31.84万亿，净利润8177亿，纳税1.6万亿，纳税额占全国税收的11.06%。

在500家垄断制造业寡头中，国企占比不足1/3，但资产占比却超过6成，在制造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表2. 10：制造业500强所有制结构

行业结构

重化工业在制造业500强中占重要地位，排名前十的制造业企业除华为外均为重化工行业³，且国企占据8席。

制造业500强中黑色冶金占76席，汽车及零配件占31家，在这两大行业中，国企均占据重要地位。

表2. 11 制造业营收和利润前五的行业

2、服务业500强

基本情况

2018年，中国服务业500强利润合计25936亿元，雇佣员工超过1500万，纳税合计18914亿，占全国税收的13.13%。服务业500强中，国企数量超过一半，收入和利润占比均超过7成。

表2. 12：服务业500强所有制结构

行业结构

服务业500强中，利润超过100亿的共计37家，最大37家净利润20998亿元。37家企业中，有21家金融机构⁴，2家电网，5家房地产（恒大、碧桂园、富力、龙湖、万科），2家电信，4家互联网（BAT+网易），以及华润、招商局和上海国际港务。

上述企业中，国企在金融、电网、电信中占据垄断地位，华润、招商局和上海国际港务亦为国企。民企在房地产和互联网行业占主导地位。但是，服务业中盈利能力最强的是商业银行。500强中有45家商业银行，利润合计14600亿元，占服务业500强利润的56.29%，而最大的六家国有银行，利润合计10763亿元，占服务业500强利润的41.50%。可见，国企垄断了服务业中最赚钱的行业。

3、中国企业500强

基本情况

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合并计算，中国最大的500家公司控制了52189家全资子公司、11581家参股子公司和14202家分公司，营业收入71.17万亿元，雇佣员工3191.34万人。

这500家企业中，263家为国企，其收入和利润占比均超过七成，纳税贡献更是高达8成。

表2. 13 ：中企500强和民企500强分结构对比

表2. 14：中企500强分所有制结构对比

行业结构

中国500强行业分布中，前十大行业提供了80%以上的利润，其中前四大行业均为服务业，合计提供利润63.27%。

上述行业中，国企在银行、金融、电网、电讯占有垄断地位，控制经济上游。

表2. 15：前十大盈利行业数据

（二）国有企业

国有资本集团分央企和地方国企两大类。

截至2013年末，中央企业及其下辖企业共计5.2万家，地方国有企业及其子公司共计10.4万户⁶。除金融企业外，2017年，中央国有企业资产总额76.2万亿人民币，2017年，地方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07.3万亿。

1、央企

央企是国资集团的核心，主要分布在基础行业、支柱行业和命脉行业，全面掌控中国经济的上游。

央企按归口单位分为三类：国务院直管央企、国资委直管央企和财政部直管央企。

国务院直管央企

国务院直管两家央企，即中投公司和国家铁路集团，行政级别正部级。国家铁路集团即为原铁道部，下辖庞大的铁道系统，控制整个中国的铁道运输。中投公司是平台公司，除部分海外业务外，主要通过中央汇金管理中国庞大的金融国资系统。

国资委直管央企

截至2018年终，国资委直管企业约96家，此为狭义的央企。96家央企中，49家为副部级单位，正职由中央组织部任命，领导班子由国资委企干一局管理；另外47家为正厅级单位，领导班子由国资委企干二局管理。

2003年组建国资委，有184户央企划归国资管辖，其中将近1/3的央企分布在一般竞争性领域⁷，经过十多年改革，央企基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集中到基础行业、支柱行业和命脉产业中。

财政部直管央企

由财政部直接或间接持股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央企称为金融央企，包括三家政策性银行⁸、五大国有银行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¹⁰、五大保险集团¹¹、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及五家大型金融控股集团¹²，共计23家公司。

2011年，这些金融央企总资产约为134.6万亿元，大约分别为同期国资委央企的4.26倍。

2、地方国企

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国有经济要控制涉及国家安全行业、自然垄断行业、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除央企外，地方国资亦有相关布局。

省级国资

地方国企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省级国企。2011年底，省级国企数量约为900家，资产总额约为19.07万亿元¹³。省级国资主要分布在能源资源¹⁴、原材料¹⁵、运输设备和装备、交通航运等行业。

市级国资

首先，市级国资主要分布在基础行业和公共服务领域，如城市供水、供气、供热、公共交通和公共设施等行业和领域。比如武汉市近8成的国有资产集中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其次，地方国资一般会成立土地整备公司，囤积大量土地并出售，是房地产行业的重要一员。最后，地方国资会根据自身情况培育支柱产业。

平台公司

投融资平台公司是特殊的地方国企。2009年后地方大肆成立平台公司，至2013年左右，共有约7000个融资平台公司成立¹⁶。平台公司政企不分，任职人员多具有较强的政府背景，最初主要是执行政府意志，帮助政府获取资金。平台公司发展极快，将近一半的地方国资都分布在来自地方投融资的平台企业中。

从政企关系来看，地方政府对地方国企干预程度要大于中央层面。地方国资管理机构的独立性较小，受地方政府影响较大；地方政府往往主动调整国有资本布局，比如将国有资产大量注入地方融资平台用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

3、国资集团的特点

垄断程度高且掌控经济命脉

央企

央企通过其布局，有力地垄断了中国经济的命脉和基础。通过铁路集团及其配套企业¹⁷，其垄断了整个中国的铁道运输。通过其他运输集团，布局海运和航运渠道¹⁸。通过9家上游发电集团¹⁹、两大核电集团²⁰，掌控了全国50%以上的发电量，并通过两大电网²¹，垄断中国用电。通过三桶油²²，垄断整个中国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并垄断了几乎全部的乙烯生产。通过中粮、中储粮，垄断控制全部粮食购销。通过移动、联通和电信，垄断通信基础领域。通过中央汇金下辖的五大行，垄断中国绝大部分的信贷资源。通过航空航天²³和兵器工业²⁴掌控或垄断和军事工业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行业。通过各种专卖公司²⁵，控制特殊物品买卖。

地方国企

省级国企在能源运输等行业有重要布局，是央企在相关行业的重要补充。市级国资通过公共事业，垄断了自来水、燃气、交通等多项民生产业。地方国企还通过各种土地储备公司或城投公司，垄断了几乎全部城市土地。

在支柱产业和上游产业占重要地位

支柱产业，指规模大、带动性强的产业。包括机械电子、化工、建筑、汽车等行业。央企在上述行业也有相对全面的布局，汽车行业有两大汽车集团²⁶、数家电子科技集团²⁷、两大化工集团²⁸、不少于五家的大型垄断建筑集团²⁹、数家和机械相关的制造业巨头³⁰。

上游产业主要是提供原材料和生产资料的行业。在竞争性行业中，央企主要布局上游产业，比如煤矿或钢铁等有色金属³¹，央企加上地方大型国企，生产了全国超过60%的高附加值钢材。

统筹协调程度高

国企虽有竞争，但并非各自为政，而是统归上级单位管理。上级单位可以根据需要，协调央企的人事和市场行为。一声令下，三大运营商即可换帅，南车北车即可合并。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以央企为核心的国资集团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垄断资本集团。

（三）民营企业

1、基本情况

国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民企弥补了相应的空间。

私人经济分成两大部分：其一是个体户，中国个体户户均两个劳动力，主要靠自身劳动获取收入，属于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其二是私营企业，主要靠剥削获取收入，是典型的资产阶级。

根据2013年数据，个体户加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在三大产业的比例大致为2.9%、27.33%、69.76%。

剔除个体户，单看私营企业，在三产中的分布大致如下。

表2. 16：私营企业产业分布

在第三产中，私营企业经营批发和零售业的最多，户数占第三产业经营企业的51.26%，从业人员将近3500万，占整个私营企业雇佣人员的28%。

表2. 17：私营企业第三产业部分行业数据³²

在第二产业中，除了被国企控制的命脉行业外，民营企业均有涉及，尤其在资金和技术门槛不高的生活资料领域，民企占比往往超过一半。

下表显示第二产业部分行业民企的份额。

表2. 18 2006私营部分行业资产比重

民企广泛分布在制造业下游，一般而言，资金和技术门槛越低，民企所占的比例越大。

2、和国企的合作

数十年的发展中，民营企业形成了众多的垄断集团，其中最大的500家民企俗称为民企500强。2018年，民企500强收入的入围门槛156亿元。

这些大型垄断民营集团，往往会通过某种形式和国资集团合作。

PPP和混改

国企集团为了撬动更多的资本，使得更多资本服务于自身战略，也主动通过各种方式团结垄断民企，PPP和混改就是两个重要的措施。但这些措施能否见效却很难说，比如混改的效果就并不理想，“央企及其子企业和地方企业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占股份制企业的比重还不高。不高的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和民营企业的经营者对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混合所有制都还心存疑虑，都还看不准，在心理上和政策上都还存在一道无形的墙。政府部门、国资部门、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对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可能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违法违纪担心，怕惹上贪污、行贿受贿的嫌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造成对与非国有资本的混合非常谨慎，宁愿国有和国有资本的混合，反正肉烂还是烂在一个锅里；非国有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担心加入国有控股的公司后没有话语权，被国有企业兼并了³³。”

再比如，民企垄断集团参加PPP项目多有担忧，下表是200多家垄断集团填写的担忧原因:

表2. 19 不愿参加PPP的前十大原因

一带一路

民营垄断资本会出于经济和政治的考虑，主动或被动地投身国家战略，例如华为出于发展需要投身国家5G战略；再如垄断民企在国内无法解决产能过剩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于是很多垄断民企为了缓解产能过剩，减少用工成本，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在沿线投资布局。截至2017年，共有446家垄断民营企业参与了各类国家发展战略，其中181家参与了一带一路建设。

表2. 20：拓展国际市场动机

（四）两大资本集团的经济关系

通过对央企、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的行业分析，以及对各种500强垄断资本集团基本情况和行业结构的财务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国企集团在各方面均占据主导地位。

从行业结构看，国企经过80年代的放权让利、90年代的所有制改革后，以2003年国资委的筹建为标志，以“四个集中”³⁴、“五个优化”³⁵为导向，全面向核心领域收缩布局。以央企和大型国企为核心的国资集团，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单一垄断资本集团。国企通过垄断金融、基础设施、电信、能源、电力、重要原材料等方面，占据了整个经济的主导地位。民营企业看似数量众多，纳税、雇佣人员、乃至对GDP的贡献似乎都超过国企，但民企的水、电、工业用油、相当部分重要原材料都由国企提供，与经济活动息息相关的通信全部由国企掌握，交通大部分由国企掌握，与劳动力再生产直接相关的粮食全部由国企控制，与扩大再生产关系密切的信贷资源大部分被国企掌握。民企看似庞大，却不得不仰承国企之鼻息。

从净利润看，263家最大的国企，净利润是余下237家最大民企的2.36倍，是最大的500家民营企业的1.99倍。其中，六家最大的国有银行利润已经高达10763亿元，几乎与最大的500家民营企业的净利润持平。在前十大盈利行业中，民营企业仅在住宅地产、互联网和家电制造中占优势，而国企却垄断了银行、多元化金融、电讯服务和电网行业，并在汽车及零配件、房屋建筑和黑色冶金行业占重要地位。

从组织程度看，国企相互之间虽有竞争，但毕竟是统属官僚体系管辖的单一资本集团，国资委和财政部可协调央企的市场行为，各级地方国资委可协调地方国企的市场行为。民企没有共主，各自为政，难以统筹协调。

故此，在两大资本集团中，国企占主导地位，掌握整个经济的命脉，因而也掐住了垄断民企集团的生命线。

第二节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构成及占有剩余价值的特点

和经济基础对应的，中国资产阶级也分成两大类型：集体占有生产资料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各自占有生产资料的私人资产阶级。

民营资本家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他的产权明晰，主要通过持有公司股权占有生产资料，他应该享有多少利益，能够明确地计算出来，并且能够合法地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以官员为主体，他们名义上是公仆，却在不受人民监督的情况下拥有支配生产资料的权力，进而也拥有了占有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权力。官员按级别分享利益，通过违法或灰色的方式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

（一）官僚集团概述

我国有公务员约700万，准公务员约500万，事业单位人员约4000-5000万，加上军队人员和国企公职人员等，约有6500万以上在编人员，此外还有大量临聘和劳务派遣人员，这构成我国财政供养人员的主体。上述人员中，在党政军、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中行使实际的行政管理职权的干部，以及国企中高层实权干部，属于我们这里所说的官员。这些人包括：中央政府各部委和直辖市中具有实际管理职权的处级及其以上级别的干部；各省市、地区中具有实际管理权限的科级及其以上级别干部；各级国企中由国家管理的干部；军队中具有实权的干部。

根据《中国当前各阶级规模和结构》一文估算，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人数估算大致在560万。

由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垄断了全部政权，因此中国政府首先代表着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其次才代表着整个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

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是由社会主义复辟而来。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府管辖经济的方方面面。走资派复辟之后，政府的性质虽然变化，但仍然掌握着庞大的国企资产以及几乎全部的城市土地，因此保留了很多对经济的干预职能。能够干预经济，就是能够支配生产资料，各级官员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人物，虽享有生产资料的支配权，但官僚集团政治上还自诩为人民的代表，因此各级代表人物在法律上不能享有生产资料的收益权。官员为了获得与其支配生产资料的权力相匹配的权益，必然会违法乱纪以权谋私。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通过犯罪或违纪的方式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重要特点。

（二）占有剩余价值的形式

官员集体虽然占有以央企为核心的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但囿于公仆的外衣，官员只能以非法或灰色的方式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官员占有剩余价值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三公消费、职务犯罪、亲友经商。

1、三公消费

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主义余风尚存，官员的贪腐行为尚不严重³⁶，三公消费是官员特别是中下级官员占有剩余价值的主要形式。

80年代，国家赋予行政事业单位一定的收费项目，旨在弥补预算财政缺口，增加办公经费。这部分收入没有纳入预算管理，成为单位财政供给外的小金库。行政罚款、国有资产租赁和收费、部分国有企业利润、社会保障收入等，构成小金库的重要来源，有些地方小金库的收入占到单位收入的一半以上³⁷。

上述收入中，部分收入直接源于官员对国资有生产资料的占有或支配，如某些单位通过房屋出租获取收益，或出租国有设备获利。部分收入源于官员的审批权力，如审批盖章的收费，这种审批大部分和经济活动相关。

数额巨大又不受监管的小金库，被各级官员用于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和公款旅游，这就是三公消费。

“八项规定”前，三公消费达到顶峰。《法制日报》引述，“近日有媒体称,全国三公消费总额突破9000亿元,相当于2012年全年财政收入的10%³⁸。”

三公消费第一大头是公车消费，支出占三公消费4成。以前只有部级干部才有专车，1984年后取消了这个规定，现在乡镇科级干部都可以配专车。“公车变成了个人财产，司机变成了官员的家庭服务员。” 在一些地方，公车“接送孩子上学、办私事、外出旅游，司空见惯，路人皆知，甚至出现霸王车、特权车³⁹”。公车私用外，还超标配备，“有的领导为了显示自己位高权重，拿公家的钱配置豪华轿车，公车更新换代的频率也高⁴⁰。”

公款吃喝，源于业务招待。计划经济时代也有招待，当时讲究“四大”：大锅饭、大白馍、大碟菜、大杯茶。改革开放之后，“四大”成了“四要”：要食材珍贵、要做法独特、要讲究排场、要欢庆热闹。官员以招待为借口，巧立名目、大摆宴席，铺张浪费、大吃大喝之余，还动用公款置办奢侈礼物送给同僚以编织自己的关系网络，既满足了自己奢靡的生活，又疏通了关系为仕途铺路。

公费旅游，都披着考察学习的皮。领导干部学习培训的地点，非名山大川不行，动辄要住五星级酒店，甚至非总统套房不住。90年代以来，官员已经不满足于在国内以招商引资、学习交流的名义吃喝玩乐了，出国考察成了公费旅游的大头，“根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2000年以后，出国学习、培训、考察之风愈演愈烈⁴¹。”更有甚者，公费出国旅游还闹出过国际丑闻。据香港《星岛周刊》2006年12月4日报道：我国10名高官手持假冒的芬兰政府的邀请函，兴致勃勃地到芬兰“考察学习”，结果被芬兰政府拒之门外。芬兰政府即时向外界宣布了自己的这一“正义之举”，并批评道：“假冒调查研究之名前往外国旅游的情况在中国很普遍。”

大官大贪，小官小贪。身居高位者挥霍奢侈的程度骇人听闻。如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日均挥霍公款4万元；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在上海高级宾馆包租房间办公，每天食宿费高达一万元，提供4辆高级轿车给自己的情妇在北京、上海使用⁴²。

三公消费的每一笔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剩余价值。对官员的铺张浪费，老百姓极端痛恨，老百姓编排民谣讥讽说：“官府一次宴，百姓一年汗……村干部一年喝头大水牛，乡干部一年喝头大铁牛，县干部一年喝座小洋楼。”

2、职务犯罪

犯罪官员遍布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国有企业。其中，国有企业数量最大⁴³，占36.7%，其次是党政机构，占26.6%⁴⁴。1992年以前职务犯罪并不多，高级官员职务犯罪更少。1992年南巡后，中国资本主义快速发展，职务犯罪爆炸式增长，国企和党政机关犯罪强度分别是前期的138倍和30倍⁴⁵。

中高层官员职务犯罪和经济息息相关，“经济发达地区腐败案发率相对高，西藏、青海、宁夏、内蒙、海南、陕西等欠发达地区较少；国土资源、交通、铁路、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金融、石化石油、移动、电力等垄断性中央国有企业一把手腐败案也相对较多⁴⁶。”腐败行为已涉及经济社会生活领域深层，在土地和房地产、能源与矿产、金融投资、工程建设、企业经营、卖官买官、司法腐败等领域，腐败更为频发。

受贿罪占官员犯罪的绝大部分，十八大以来落马高中，受贿罪的比例高达79.02%⁴⁷。各级官员，受贿后常常通过“打招呼、批条子等行政干预方式帮助企业贷款、协调违规运营、引进工程项目、审批计划指标、违规低价批地、帮助提拔调动、庇护走私违规进口、干涉行政执法和司法案件、权色交易等⁴⁸”。

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至2013年，省部级一把手受贿的主要领域，第一是房地产，占66%，犯罪行为从土地出让、拆迁、承建、开发到销售，涵盖房地产开发的所有环节；第二是企业经营，占63%，涉及财政补贴、项目审批、项目投资、工程承揽、企业上市收购、企业贷款，甚至走私等各个方面⁴⁹。老百姓说：“一批工程上马，就会有一批干部下马……一批管理办法出台，就会有一批干部发财。”不论是地方大员还是局委办的官员，都有人财物的支配权，“条子工程”、“人情工程”、“关系工程”大行其道。沈阳市长慕绥新对重大项目以及大块土地批租，都由他一人自作主张，土地出让金说免就免。

整个官僚体系是按级别集体占有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因此也必然会要求按级别集体享有生产资料的受益权。腐败案中就体现为一把手带头，窝案频发。

改革开放至2013年省部级落马官员中，7成以上是窝案。“围绕54名省部级一把手，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贪腐团队，他们荣辱与共，互相依靠，共同腐败，先后被查⁵⁰。”

“一查就一帮，一动就塌方”，官员以地域、校友、工作关系、亲属关系等各种纽带，形成团团伙伙，按级别集体享有生产资料的受益权。山西塌方式腐败暴露后，出现了“以白培中为金主包括白云在内的五台帮，以张中生为代表的吕梁帮、以令政策为首的运城帮等本土帮派等。其中运城帮实力最为醒目，包括山西省原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山西省原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山西省原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太原市市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太原市公安局原局长柳遂记等⁵¹。”

很多官员曾经也是有志青年，但是当他们“手握实权，却眼看着身边的商人过着比自己好百倍的生活⁵²”，心理必然失衡，用权力兑换资本。云南原省委书记白恩培，在主政云南期间接触了大量的房地产商，“他们就住豪华的房子，坐豪华的车，个人还买的私人飞机。（我）也想追求像他们一样的生活，这思想就变了。”

我们前面讲过，不光是党政官员，国企官员也是贪腐的主力军，某些年代国企腐败更甚党政系统。

国企官员掌握庞大的生产资料，个人收益却远逊于同等规模的民企老板，于是他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贪污腐败，花样百出。中央巡视组曾痛斥某些国企内外勾结、明火执仗地猎取国资。“全民股东从来都是只投资不受益，而且一年到头在为垄断国企打工，忍受着他们左手要涨价右手要补贴，贡献出全球最赚钱的银行、全球最赚钱的电信公司、全亚洲最大的石化企业，贡献出动辄高达数万亿的国企巨额利润……国企蛀虫腐败之甚，是产权虚置状态下投资回报制度失灵的表现，因为理当属于全民股东的东西全民股东拿不到，高管们于是通过各种办法自己私分——如果国企巨额利润长期无需反哺于民，近水楼台者必然想尽办法据为己有⁵³。”

官员享有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却不能享有生产资料的受益权，这对矛盾导致官员必然腐败，因此在现行体制下不论靠什么方式都无法解决官员的腐败问题，他们的腐败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在谈中国政府对官员的监督存在的问题时曾说：“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同级监督同级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组织监督时间太短，纪委监督为时太晚。”实际上，管理体系内部，不论是同级、下级、上级还是纪委，相互之间在本质上不是监督，而是腐败共同体。

人民痛恨贪污腐败，贪腐的每一分钱都是人民滴下的血汗。通钢的老工人，一顿老拳打死了官商勾结试图侵吞国资的建龙总经理，吓得政府官员瑟瑟发抖。

3、亲属经商

原云南省长李嘉廷的儿子李勃说：“身在侯门，不当革命接班人就当商人。”

红顶商人是一群特殊的资本家。他们通过股份公司按份占有生产资料，他们又是干部子弟或者近亲，在整个改革开放年代，通过别人无法企及的方式侵吞了巨额利益。

在改革开放的每一个阶段，都活跃着红顶商人的身影。

改革开放初期，官方汇率下人民币估值一直被高估，只要进口商品到国内转手一卖就能赚钱。计划经济时代统购统出，盈亏抵消。外贸放开后，干部子女就通过特权把持大把商品进口许可证，倒卖赚钱。80年代，一个干部子女通过倒卖进口证，在香港购置半山别墅、赛马和游艇⁵⁴。

双轨制时期（1984-1993），计划内商品和计划外商品有巨大价差，比如1988年1吨钢铁，计划内800元，市场价格1500元，从计划内购置商品，市场一卖就赚钱。1987年，商品、资金、外汇的价差合计2000亿以上，占国民收入20%。干部子弟利用权力大肆倒买倒卖。89学潮最初的导火索之一，就是反对官倒⁵⁵。

国企改制时期（主要是1997年后开始的大规模国企改制时期），国企从竞争性行业退出，大批国企私有化，国企资产以低廉的价格转卖给私人，干部子弟从中鲸吞蚕食，非法获取大量利益。

金融资本时期，即1992年以后，股票和房地产兴起，红顶商人在这次浪潮中得到的财富远远超过之前两次。在原始股赠送，上市指标，土地批租，城区改造等各项事情中，大肆获利。

除此外，高官子弟还成立公司在官员或其朋友管辖的领域做生意，获取巨额利益。

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一轮视频通报，“半数被巡视对象暴露出领导干部用权力为亲属、子女谋利的问题，这样的结果令人震惊⁵⁶。” 新华社归纳了亲属经商的惯用套路：1、官商权钱利益互补型。家庭成员有人当官，有人经商，“权为商开路，商为权巩固”。2、借壳捞钱型。子女成立壳公司，虚构交易利益输送。3、利益集团交换型。官员先施惠于其他官员或商人，再打招呼让其“照顾”自己的亲属，异地交易利益互换⁵⁷。

中国高官子女经商，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落马老虎，子女大多涉及商业。周永康的儿子周滨，经营的生意涉及水电、石油、文化旅游、投资、房地产等；苏荣的妻子于姐，染指江西的矿产资源、土地出让、房产开发、工程项目等诸多领域；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化名“王诚”，和侄儿令狐剑一起构建的财富版图涉及公关广告、私募、城市安防、网络信息安全等板块，获利以亿计。福建原副省长徐钢曾对弟弟提出两不准：做生意时不准与老家人士交往、拿项目时不准提徐钢的名字。但据原同事透露，徐的亲弟弟主做为基建项目供应沥青的生意，另一名亲戚在做筑路机械的生意，这“在交通系统不是秘密”⁵⁸。更有甚者，南巡之后历任总理的家属均有人搏击商海，且都斩获颇丰。

国企领导亲属亦有违规经商，特点则是靠山吃山。“中央巡视组第三轮专项巡视的结果反馈，多家被巡视单位均涉及亲属违规经商等国企利益输送问题，还点了中国联通、中船集团、神华集团、东风公司的名⁵⁹。”

第三节 私人资产阶级的构成及占有剩余价值的特点

四十年来，私人资本家从无到有，成为中国剥削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按估算，私人资本家人数大致占全国就业人数的2-3%。

他们是工人口中大大小小的老板，他们按股份占有生产资料；他们在经济上依附国资集团或被国资集团扼住发展的咽喉；他们在政治上处于无权的地位，参政议政是他们能够获得的最高的政治待遇，他们中的小微企业老板，被地方官员吃拿卡要，上了规模的资本家和官员狼狈为奸甚至是成为高级官员的白手套。私人资本家大多处于产业链的中下段，依靠血汗工厂残酷地压榨和剥削人民。40年来，私人资本家积累了巨额的财富，根据《胡润百富榜》，1999年中国大陆有50人的资产超过5000万元，到2017年，有2130人的资产超过20亿元，排名第一的许家印资产2900亿人民币，相当于29万产业工人毕生积累的财富的总和。大资本家购买豪宅、私人飞机，出入高档酒店，包养情妇，过着糜烂的生活。这一切风光的背后，是工人被榨干的青春。

（一）私人资本家的来源和构成

按2014年调查数据，当前私人资本家平均年龄46岁，男性占85%，七成以上大专以上学历。48%曾在体制内工作，其中82%担任中层以上负责人。家庭年均收入：中部为109万，东部67万，西部57万⁶⁰。

私营企业有四次发展高潮：第一次，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私有企业的发展壮胆。第二次，1992年南巡后，终止了姓社姓资的争论。第三次，十五大之后所有制改革进一步松动，国企破产大批工人下岗，私有经济进一步发展。第四次，2002年加入WTO后，出口带动投资，私营经济大幅发展。

私人资本家按来源分成类：“下海”型；“改制”型；“跳板”型；“跨界”型；“草根”型⁶¹。

四个阶段私人资本家来源大致情况如下：

第一阶段，私人资本家主要来自回城青年和其他无业人员。随着政治风险减小，专业技术人员和干部的比例增加。

第二阶段，一是下海经商人员增多⁶²，二是大量国企干部摇身一变成为私人资本家。下海人员的背景对企业很重要。1997-1998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1.9倍⁶³。本阶段私营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大量的权钱交易。企业主正规交易活动占41.5%⁶⁴，其他都是违法或灰色地带。据戴建中估计，1989到1998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2700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5%。但是，对相当部分小型私人资本家而言，他们权钱交易的机会不多，由于权钱交易导致他们经营处于不利环境，他们对此也颇有不满。按1995年调查显示，私人资本家对现实中最严重的社会问题评断，排第一的是权钱交易，占37.3%，排第二的是三乱（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占31.4%⁶⁵。

表2. 21 五类人员分结构比例⁶⁶⁶⁷

第三阶段，1997年后改制的国企干部仍然是私人资本家的主要来源，事实上，“一直到2005年前，虽然少数年份偶有波动，改制是中国私人资本家的一个主要来源⁶⁸。”

第四阶段，2002年后创业人员逐步成为私人资本家的主体，特别是在2005年后，经历跳板的企业主“几乎占据半壁江山，成为私人资本家的主要来源⁶⁹。”

另外，私人资本家中党员比例从80年代开始一直保持平稳，在25%左右；1997年后快速增长，到2005年达到顶峰，在40%左右，表明大量国企官员改制成为私企业主；2005年后，由于体制外创业者成为主体，党员比例逐年下滑，到2014年时，比例将至16%左右⁷⁰。私人资本家的“体制内色彩”显著下降。然而，近年来两新组织搞党建，私营企业往体制靠拢的趋势又在加强。

（二）私人资本家剥削的部分特点

私人资本大多处于产业链低端，为了获取利润，必须要延长工作时间、压低工人工资，他们不在意生产安全，与其花钱买安全的设备，还不如花钱打点官员。超长加班和工伤事故，就成了中国私人资本家剥削的特点之一。

1、超长加班

2017年深圳最低工资标准为2130元，这是大部分资本家愿意支付给普工的最高的基本工资。工资2130元，如果按劳动法支付加班费，按底薪给工人缴纳五险一金，五险一金合计支出大致为360元。假设工人一周五天，早8点到晚8点，午饭和晚饭各自休息1小时，再假设工人周六加班8小时，周日休息一天。一个月到手工资大致为3360元。

这样的厂，是工人眼中的烂厂，因为没有加班，没法赚钱。但就是这样的厂，每月加班已经高达76个小时，严重违反《劳动法》的规定。私人资本家填补的是国企退出的下游行业，多是技术门槛低，竞争激烈的行业。为了赚钱，资本家想方设法延长工人工作时间，压低底薪是主要的办法。底薪低，工人不得不“自愿”加班，资本家既可以最大限度压榨工人，还可以用加班为手段来“管理”工人。中国大部分制造业，不是8小时工作制，也不是10小时工作制，而是12小时工作制，早8点到晚8点。

资本家还通过调休、综合工时、提高产线转速、增加单位时间产量等各种办法，来变相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工人被极端压榨，每天精疲力竭，一回宿舍就恨不得躺下睡觉。

日本宪法学界有句话，“工厂大门一关，宪法就进不来了。”对资本家而言，在利润面前，宪法都不算什么，《劳动法》更不在话下。

凡是敢于反抗和挑头的工人，都会被厂方针对，其中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不给加班。这在常人看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成了资本主义对工人最有威慑的手段。资本主义的异化无处不在。

2、工伤和职业病

如果工人是机器，那资本家还会保护他们，因为机器是资本家买的，坏了要花钱修，还要计提折旧。然而，工人不是机器，是随时可以解雇的劳动者，他们是自由得一无所有的人，当他们青春耗尽的时候，可以一脚踢开。

建筑作业中，打碎的岩石粉尘被工人大量吸入，会导致肺部患上不可逆转的绝症——尘肺病。如果工人使用水钻而不是风钻，就可以有效防止粉尘，预防尘肺病，但是，“老板们从来没提过给我们打水钻，因为打水钻进度比较慢，进度慢就影响他们的利润。我们也不想得罪老板，不敢得罪，得罪以后就失业呀，老板心太黑。”面对尘肺工人的维权，政府之间，政府和资本家之间，相互推诿，一拖再拖。

《广州日报》2005年4月8日报道，广东省有1300多万农民工，珠三角企业每年发生断指事故个案至少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只。为了珠三角的工业辉煌，民工们“贡献”的手指头已经以几十万计。

工人时刻被笼罩在工伤和职业病的阴影中，下表显示，25%以上的工人被潜在的工伤或职业病包围。

表2. 22：2016年目前工作有毒害情况调查

面对工人的残躯和那些死难的冤魂，资本家没有丝毫的愧疚。1993年的致丽大火死了87人，时隔多年举行纪念，纪念现场一个资本家质问工人：“那么多名人伟人最后不都死了，你们老纠缠过去干什么？”

工人当然要纪念，工人必须要纪念。纪念是为了寄托哀思，是为了揭露罪行，是为了展望未来，是为了工人逐步扩大的团结，最终是为了砸碎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

第四节 私人资本家的政治行为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的资本家，一定会要求有相应的政治地位。资本家获得政治地位，可以更好地了解政府的动向，获得项目、优惠贷款和政策支持，可以减少政府执法部门刁难⁷¹，并且可以请政府出面镇压工人反抗。也即，资本家关注政治、参与政治的主要目的是经济利益。那么资本家都关心什么呢？

据2018年《人民政协报》发布新闻，归纳资本家的八大诉求：提高市场需求、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减少企业税、降低融资难度、希望政府不要不作为、减轻转型压力、提升产权保护力度、减轻行业准入和政策歧视⁷²。

上述信息与近几年民营经济调查数据基本吻合。2014年数据显示，私人资本家最迫切的诉求是“在企业开办和扩张等过程中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简化行政手续”，占48.5%；第二诉求是“进一步地加大在吸纳就业方面的资金扶持、补贴和税收优惠的力度”，占20.5%；第三诉求是“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占12.7%⁷³。

2013年调查显示：在影响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中，资本家认为最大的问题是缺少技术和人才，其次是融资成本高，第三是税费重，“行业准入门槛高”排在倒数第二。在对政府干预市场方面，资本家最不满意政府重复监管和相互推诿⁷⁴。认为执法不公的排在第三，但是比例并不高。

具体对行政审批而言，绝大多数希望简化手续，要求审批透明。

表2. 23：2013年被调查企业分项诉求

资本家希望通过影响政府政策达成诉求，但是当前情况下，资本家不能直接执政，也不能通过合法的“政治献金”培养自己的代言人，于是他们只能通过参政议政以及和官员结交来达成诉求。

一方面，资本家积极入党，参加工商联，甚至参加政协和人大，以便获取利益，寻找靠山⁷⁵；另一方面，他们将大量利润用于公关打点以维护关系。小微企业多是临时打点，应对检查官员的吃吃喝喝，大中型企业多是长期“感情投资”，以备不时之需。

表2. 24：2013年部分调查企业分红和摊销公关费⁷⁶

参政议政是资本家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与官员结交属于资本家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中某些成员之间的关系。下面两部分我们将分别介绍这两种关系。

(一）私人资本家和政府：政治参与的类型、动机和途径⁷⁷

类型

以福建私人资本家为例，我们可以窥见资产阶级参与政治的基本情况。按对政治的参与热情，福建私人资本家分成四个层次：

1、政治冷漠层

政治冷漠层大约占10.4%，主要分布在微小企业，多为从事餐饮业、小商品批发业、家庭工厂等行业。这些行业竞争激烈，资本家挣扎在生死边缘。

2、关心政治层

该层次比例最高,占被访企业主总数的69.7% 左右。该层多为中小企业，生存竞争激烈,但略有盈余；资本家虽忙于生意，无暇顾及政治问题，但是对关系到私营经济发展命运的政策仍十分关心。福建调研显示，福建私人资本家最关心的社会议题是“政府政策的透明度” 和“国家政策的连续性”,分别占被访企业主的41.8%和40.0%。

3、政治诉求层

该层比例在15.7%左右，主要是大中型企业的企业主,基本完成了原始积累,生产经营较为稳定,有一定的精力对社会政治生活产生兴趣。关注的问题集中在和企业发展相关的产业政策、经济政策、执法规范等方面。这个层次的私人资本家不仅关注政治,而且也意图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4、参与政治层

不到被访企业主总数的2%。处于这一层次的，主要是大型或者特大型企业的企业主，企业发展十分稳定,在地方或全省乃至全国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他们与政府官员接触频繁,表达企业的政治经济主张，同时政府也通过人大政协等各种渠道吸收他们，授予他们各种政治荣誉。这些上规模的私营企业的企业主占有较多的政治资源, 基本上都是福建省省级或者市县级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⁷⁸。

动机

全国范围内调研显示，私人资本家政治参与主要是为了获得资源发展企业。福建调研中，“参政动机为发展企业”的占第二位，第一位是“提高政治地位”。二者并不矛盾，获取政治资源可以更好地得到经济资源，企业主提高政治地位，拓宽关系网，和官员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都能获得更多的资讯、更优惠的政策，便于捕捉商机、获得信贷资源，并最终建立有利的市场地位。

表2. 25：2012年福建私人资本家政治参与动机

全国范围内调研显示，私企业主第二动机是“获得政治保证”，福建第三位动机是“保护企业不受刁难”，二者是一个意思。

整体而言，私人资本家对于当地政府对私营经济的良性影响和作用的认同度不高。

表2. 26：福建企业主对政府的认可情况-1

具体而言，私营企业在市场准入、信用贷款、土地出让、招标投标、产品进出口权、征地、水、电、气、热及交通等方面存在着政策性歧视。

表2. 27：福建企业主对政府的认可情况-2

途径

人大政协

人大政协是资本家参政议政最主要的途径，大约1.7%的资本家进入到各级人大政协⁷⁹。

资本家进入人大政协最关键的因素是资本体量，“一个县级规模私营企业的企业主更有可能成为县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一个省级规模私营企业的企业主更有可能成为省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一个在国家拥有相当影响力和规模企业的私人资本家更有可能成为全国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不同体量的资本家关注的问题也不同。本地资本家更多关注本地的实际问题，人大政协中最常见的议案就是和私营经济发展相关的议案，比如，“关于加强外来务工人员引入,解决企业用工荒难题的建议，关于进一步加大对我省中小微企业培育和扶持力度的建议，关于促进企业产品开拓国内外市场的建议……”。

特大型或者大型私营企业的资本家有更大的抱负，往往通过全国人大或政协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直接影响国家政策方针。他们关注的往往是更宏观的问题,比如国家对私营企业和私人资本家的相关政策和待遇等等。

另外，有一些资本家，除了关注本身利益外，还以其他阶级代表的面貌出现。比如有类提案：“关于尽快实施汽车限购令和公车限制令的建议；关于打破福州北峰山区道路交通瓶颈的建议；关于守住社会道德底线应从少儿抓起的建议，等等。”

整体而言，大多数私人资本家只是以个人地位或身份参政议政,并不能代表本阶层的群体利益,多数情况下，他们还不能协调一致，通过组织化的行动向政治系统施加压力。

由于人大政协的通道有限，现实中大部分资本家无法参与其中，于是他们通过各种办法和政府官员建立联系，试图影响政治或至少是获取利益。

基层自治

比如农村的村民自治和城市的居民自治，就是资本家活跃的舞台。他们愿意当选，因为有利益，他们能够当选，因为有财力。“2003年在浙江台州市换届中选出的4399名村支书中，经商办企业的有1386名；换届选出的3684名村民委员会主任中，经商办企业的有1743名⁸⁰。”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No_12(2014～2015)》在全国范围内对约6000名企业主进行调查，显示资本家有4.28%的企业主在政府部门任职，其中1.58%在村委或居委，0.83%在乡镇或街道，1.87%在政府部门。

入党

资本家通过入党参与政治，是重要途径之一。577位福建私人资本家的抽样问卷调查显示,29.3%是共产党员,其中有将近1/3是企业注册后入党的⁸¹。

对于资本家入党动机的回答中,有占被访总数47.7%的资本家选择“为了企业的发展”。

资本家还会在企业建立党支部，其中认为建立党支部有利宣传企业的占69.2%，有利于企业管理的占76.6%，有利于和政府部门沟通的占71.9%。

工商联

现实中，一方面由于上述政治参与渠道有限或有一定门槛，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小微企业忙于生意，无暇参与政治，因此大部分企业主仅仅是加入工商联或其他商会获取一份归属感。福建省私人资本家绝大多数都参加了各级民间商会组织和民间团体,有的还在各级商会中担任领导职务。另外，福建大型私营企业也会通过工商联向政府提出提案，这样更容易得到政府重视。

（二）私人资本家和官员：三种典型关系

调查显示，福建私人资本家遇到不公正待遇的解决途径，第一是通过法律途径，占26%，第二就是找党政领导，占25.7%。

资本家非常重视建立和维护与官员的关系，甚至直接让亲友成为官员。调查显示，福建私营资本家家属普遍具有某种干部身份,这些形成了私人资本家与政府之间进行各种联系的一条纽带,也构成了私人资本家重要的社会资源和政治资源。

建立联系最终是为了获得利益。中国私营企业有五大原罪,即行贿⁸²、偷税漏税⁸³、虚假注册资本和抽逃资金⁸⁴、非法集资、高利贷。地方政府往往睁一眼闭一眼，一旦资本家遇到执法部门检查,资本家与官员的关系就是最好的保护。

事实上，资本家进入人大政协的目的，整体来说也是为了更好的和官员建立联系，获取利益。

表2. 28：福建企业主家属任职情况

资本家和官员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三种。

1、被动打点

福建企业主认为最难沟通的部门，第一是公安和消防部门，其次是地方政府、税务部门，再次是环保、质监部门，其后是工商、物价等部门。“有的私营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确实受过地方政府管理部门的刁难,如有的管理执法部门工作作风差,办事拖沓,无效率;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等始终是令私人资本家们头疼的事情。如个别党政官员行为腐败、风气不正,到私营企业吃、拿、卡、要、报销各种费用的现象时有发生。”还有公务员在执法中，“滥用行政处罚权、自由裁量权,搞“议价罚款”,以权谋私,徇私枉法等。”

小微企业人脉薄，自己经营过程中又常常违法违规，面对政府正常检查或无理刁难，只有“破财免灾”。这种代价小到请客吃饭, 大到送礼、送钱。小资本家无可奈何，只能被动应对。

据调查，私营企业遇到的纠纷中,与当地政府有关管理部门的纠纷排在第三位。

表2. 29：福建企业主眼中的政商关系

2、主动围猎

犯罪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参与，通过拉拢政府官员，获取经济利益。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资本家不可能直接掌握政治权力,但他们又掌握了庞大的经济权力，于是就利用经济权力交换政治权力，获取更高的收益。

小微企业被动应对政府，一定规模的企业和政府官员接触往往是主动的，一个官员的周围，往往有一堆准备围猎他的老板。这种关系往往需要长期经营，须知权钱交易很少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维系这种关系的，不仅仅是利益，还有“信任”。在西方，这种关系通过政治献金合法化，而在中国却是非法的。但是，资本家迫切需要政治代理人，更何况地方政府本身就拥有大量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是资本家天然的生意伙伴，任何资本家只要影响了政府就能获得更多的订单，与政府的代表即政府官员建立良好的关系至关重要。

“吴启柏刚调到高碑镇，好友张勇就和几个老板一起设宴庆祝。……2012年，吴启柏看中一套价值50万的别墅，但是资金不足，张勇知道后从某位老板手中要了50万……第一笔接受后，所谓的礼尚往来便理所当然⁸⁵。”

《2013中国企业家犯罪（媒体样本）研究报告》中披露，贿赂型犯罪是资本家最典型的犯罪之一，国企以受贿为主，民企以行贿为主。另外，资本家还帮助官员拉票贿选，提供“政治献金”，培植代言人。

私人资本家是政治的局外人。一定规模以上的资本家，他们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发展的趋势导致其必然渴望获得与之匹配的政治地位，政府虽主动提供诸如政协人大等政治安排，但一来通道有限，二来参政议政毕竟不如实权在手，资本家出于利益考虑,必然和官员勾肩搭背，贿赂官员以寻求代理人，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

3、白手套

白手套是充当黑钱漂白的中间人，是从事非法活动的合法外衣，里面包裹着那双见不得人的脏手。

中国的高层官员，都有自己家族的白手套。身在其位的，除少数坊间传闻外，我们难以知悉详情。但是通过政治斗争落马的高官，我们还是能看得清清楚楚。

周永康的儿子周滨有三只白手套，分别是拉古娜海滩的黄家、“中旭系”的实际控制人吴兵和周滨的同学米晓东。

北京有个公司叫中旭阳光，这个公司成立后就拿下中石油旗下8000多个加油站零售终端信息化的单子，公司大股东是詹敏利，也就是周滨的丈母娘，其夫家姓黄，就是拉古纳海滩的黄家。

大渡河水电站的开发，是归五大电力公司之一的国电来做。但就是在这里，一家小公司拿下了其中一个水电站，这个水电站每年卖电的收入是9个亿。这家小公司的股东共计三个，其中两个最终控制人是詹敏利，周滨的丈母娘。而在前台跑腿的，就是中旭系的老大吴兵。

第三只白手套是周滨大学同学兼室友米晓东。在两人的合作中，9：1的分成比例多次出现。周滨通过中石化集团公司总经理王天普，为盘锦辽河油田天意石油装备有限公司在石油系统销售顶驱设备提供帮助。事成之后，周滨、米晓东通过北京汇盛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收受天意公司给予的4210万元，分成比例9:1⁸⁶。

刘志军的白手套丁书苗号称“高铁一姐”，一度被称为白手起家的典范。某次，刘志军授意丁书苗承接高铁论坛生意。丁书苗问，这生意怎么做，赚不赚钱？刘志军骂她是猪脑袋，告诉她其他不用管，一切按吩咐办就行。丁书苗没敢再追问，只是几个月后，公司账上“糊里糊涂”多了一个亿⁸⁷。

翻看反腐的各种新闻、纪实、监察公报之类的消息，几乎每一个落马的高官，都有自己的白手套。

第五节 资产阶级两大集团的关系及其对无产阶级的态度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⁸⁸。”

中国官僚集团，是这样的一个阶级，他们以人民的名义，集体占有全部的城市土地和国企生产资料，制定产业政策、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管理经济运行的重大事项，设置重要行业的准入标准，他们在社会劳动组织中占有支配地位，因而他们必然会要求获取和自己支配地位相匹配的收益。但是他们又是从社会主义复辟而来，他们的《宪法》写着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他们的法律禁止他们以官员的身份占有与其支配地位相匹配的剩余价值。于是，现实的矛盾推动他们必然走向贪污腐败或者放纵子女经商。他们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资产阶级。

对社会而言，清廉的官员是整个社会的点缀，是偶然的；贪腐的官员是整个社会的常态，是官员支配生产资料又无法合法获取收益所必然导致的，是符合矛盾发展趋势的。

在中国，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屁股大多不干净。西方多党制国家，党派之间议会斗争，往往暴露出很多资产阶级的丑态。中国一党独大，但是党内存在众多派系的相互斗争，反腐往往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老百姓通过落马的老虎多少也能窥见中国特色资产阶级的荒淫无度、穷奢极欲。央企华融董事长赖小民落马后，被爆出有“3个100”：100多套房、100多个关系人、100多位情人。一个6旬老汉，坐拥上百套房产，藏匿数亿现金，包养了100多个情人，甚至还不乏家喻户晓的女明星，其生活糜烂至极。

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不被其政敌以反腐之名收拾掉，也为了晋升获取更多的利益，众多官员拉帮结派，攀附高枝。腐败案往往都是窝案，里面团团伙伙，帮派横行。宦海险恶之下，官员似乎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于是求神拜佛，大搞封建迷信，将命运寄托在虚无缥缈的风水之上。大师王林的离去，不知带走了多少官员的秘密。

他们推翻了人民政权，复辟了资本主义，和人民有着深刻的矛盾。改革开放之初，国企干部借放权让利和承包经营，大肆贪污腐败。工人说，“工人穷，干部富，车间主任万元户，厂长挣钱没有数。”80年代中后期，双轨制下官倒盛行，成为引发89学潮的主因之一。90年代中期，国企改制，员工大面积下岗，生活毫无着落，多少女工迫于生计沦落风尘，多少家庭破败，有自杀的、有病死的、有上访被关押的，官员贪污腐败穷奢极欲的背后，隐藏着多少无产阶级的悲欢离合、妻离子散。资产阶级手中沾满了无产阶级的鲜血。新世纪以来，房地产突飞猛进，征地拆迁又沾染了多少血污？至于基层干部吃拿卡要、横行乡里，更是数不胜数。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乌坎事件源于农村基层干部的贪污，晋宁事件源于资本和村民的冲突，启东事件中数万市民为了保障环保安全而上街游行甚至一度占领市政府。在他们的主政下，新的三座大山压在人民身上，而曾经被人民打翻在地的资本家被请回了庙堂。

他们窃取了人民的资产，盗用了人民的名义，还想伪装成人民的代表，但是人民心中雪亮，人民说，“一等公民是公仆，子孙万代享清福；二等公民搞承包，吃喝嫖赌全报销；……十等公民老百姓，失业下岗不敢病。”

有时候，他们也表现出中立的模样，在工人罢工的现场居中调停；有时候，仲裁庭也会做出有利于工人的判决。但是这一切，不过是维护资本主义生产的外部条件所必须的手段而已。对这一切，人民看得清清楚楚。2005年，重庆特岗工人上万人游行，集体去给烈士先烈扫墓，维稳的警察劝其散去，工人说：“我们哪里都不去，我们要去给烈士扫墓，我们要去让烈士看看，他们鲜血打下的江山，今天到底成了什么颜色！”

党内资产阶级是以公仆为名掌权的资产阶级集团。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跟江西省委副书记王卓凡等人谈官僚主义的问题：“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中国会不会这样？毛泽东很担心。1975年他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这群人“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

中国资产阶级中的私人资本先天不足。国有资本控制了经济的命脉，提供经济活动所必须的水、电、油、汽和通信；垄断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须的粮食供应；在和经济活动息息相关的运输、原材料等行业占据重要地位；在大型支柱产业如汽车、建筑等行业中举足轻重。私人资本占据优势的战略性产业如互联网产业，其互联互通的物理基础也掌握在三大运营商手中。私人资本只能在国有资本营造的平台上蹦跶，怎么跳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私人资本家在政治上处于无权状态。国有资本与国同体，是政府的亲儿子，私人资本只是复辟的走资派偷偷摸摸弄出来的私生子。多少年来，私人资本家一直要求走资派及其继承人承认他的身份。面对政权，小的资本家只能忍气吞声，坐视官僚集团吃拿卡要，大中型资本家却不甘现状，他们要发展，他们需要自己政治上的代言人，以打击竞争对手，镇压工人反抗，获取更大利益。他们围猎官员，殷勤献媚，官员半推半就，勾肩搭背。偷税漏税、抽逃出资、非法集资、贿赂公职，哪个大一点的资本家逃得脱这些原罪？更不用说私人资本家在发展过程中以及其残酷的手段压榨工人的每一滴血汗，镇压工人的每一次反抗。多少农民工背井离乡，多少留守儿童在苦难中成长。资本，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它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滴着血，然而，中国私人资本毛孔里面的血尤其肮脏。

十六大后资本家可以名正言顺地入党，但还是不能获取政权。私人资本家可以按照资本体量享有一定的政治待遇，进入人大政协，甚至选举党代表。他们在庙堂之上与官员推杯换盏，与权力勾肩搭背，看似风光无限，但充其量只能充当政治舞台的背景。人大政协与其说是资本家的黄马褂，不如说是资本家的金锁链，是代表国资集团的政府用来换取资本家长子权的红豆汤。无产阶级不能为了一碗红豆汤而放弃长子权，但资产阶级能，因为他们知道长子是国企。

上了规模的资本家中，除小部分信奉“在商言商”的资本家试图远离政治外，大部分积极融入国家战略，“一带一路”、5G战略、“2025中国制造”上都有他们的身影。还有一部分资本家，充当政府高官的白手套，积极提高自己“赵家人”的含量。这些资本家中，最特殊的一部分，也就是对国家战略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已经被国家收编，成为了真正的赵家人，比如华为、腾讯。

对于整个阶级而言，大量私营资本家是中小资本家，面对政府政策上和执行中的不公平状态，确有不满。也有资本家雄心不死，试图问鼎政权。1989年学潮时有过他们的身影，2011年颜色革命前后他们也蠢蠢欲动。但整个阶级本身还是各自为战，缺乏统一协调，广大零散的中小企业主组织化程度低，处于政策体系的角落。即使进入政权体系参政议政，他们也主要关心各自利益，而并不能代表本阶层的群体利益，提案很少触及国计民生和大政方针，他们在对付无产阶级时体现出极强的阶级意识，他们不会轻易让任何一个工人从他们身上多拿走哪怕一分钱；但在面对同为资产阶级的国有资本集团时，他们缺乏团体意识和集体认同感，没有共主，没有带头大哥，还不能形成利益集团。2017年以来舆论再次将其拖入风口浪尖，国进民退甚嚣尘上，似乎是生死存亡之际，也仅仅听见几声哀嚎，而看不出他们通过组织化的行动向政治系统施加压力的能力。

但是，当他们转过身来面对无产阶级的时候，又是那么地凶恶：他们压低基本工资，使得无产阶级不得不“自愿”加班，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2-13小时，拿到手的工资却仅仅能够糊口。致丽大火的死者，尘肺病的难友，手指被切断的工人，接触香蕉水患病的白血病人……多少无产阶级被迫暴露在危险的环境下工作，多少无产阶级被榨干青春活力而仅剩一副残破的身躯。

不论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还是民营资本家，都是占有生产资料剥削人民的剥削阶级，都是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他们仇视工人，他们恐惧工人，而他们被政府称为“社会主义建设者”，成为他们的掘墓人将是他们仇视和恐惧的无产阶级。不打倒垄断资产阶级，劳动人民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受奴役受压迫的地位。

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