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为了改造犯人——辽宁营口劳改总队一大队五中队改造罪犯的基本经验

营口劳改总队一大队五中队是在1956年建立的。过去关押的罪犯绝大多数是刑事犯和人民内部犯法分子；1965年初分类编队后，专门改造刑事犯。

十年来，五中队遵照党的劳改方针政策，比较用心、比较充分地对罪犯进行了工作，把大批罪犯改造成为新人，废品次品很少。从1961年到1965年9月释放的罪犯，有312名分布在13个省57个市县，经逐个考察，表现好的占64.1%;一般的占33%;有轻微违法行为的占1.6%;重新犯罪的占1.3%。

在考察中，发现了许多坏人变好人的生动事例。惯窃犯李和凤捕前以偷窃为生，释放后积极劳动，以场为家，多次被评为五好工人。1963年10月拣到95元现款，原封没动交给政府，退还了失主。他说：“要在过去我偷还偷不到手呢，现在经过改造，知道一分钱也是凭劳动得来的，不能损人利己。”反革命犯张振奎，1963年春，冒着生命危险，从深水渠里救出了一位落水孕妇。这个妇女事后五天生了孩子，群众说他救了两条人命。盗窃犯胡玉安捕前好吃懒做，耍钱闹鬼，偷偷摸摸，群众都叫他“胡闹”。释放后热爱集体，关心生产，积极劳动。1965年春，生产队培育的秧苗，由于缺乏管理经验，发生立枯现象，他根据在劳改队学到的生产技能，设法抢救，大部返靑；但因稻苗不足，生产队决定把部分水田改种旱田，经他积极建议，补育了秧苗，满足了需要。插秧时，生产队采用一穴多株，完全依靠主穗的习惯栽培方法，他又根据劳改队的生产经验，建议釆用一穴少插，依靠主穗，争取分蘖的新的栽培技术，使水稻总产量由去年5万斤增加到13万斤，获得丰收，受到了社员的赞扬。连他的70多岁的老奶奶，看到孙子学好了，也含着眼泪感激地说：“这多亏毛主席，多亏共产党啊！”这些事实，再次证实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即：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确才行。

十年来，五中队由于突出政治思想改造，生产任务也完成得很好。1963年水稻亩产825斤，在全总队占第一位，超产21万斤。1964年由于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全总队水稻普遍减产，但这个中队水稻亩产仍然达到725斤，超产3.5万斤。1965年换给五中队840亩低产田，经过一年经营，水稻亩产量也比1964年提高57.1%。犯人说：“人到五中队变了样，地到五中队也变了样。”这个事实，也再次证实了毛主席的正确教导，即：人的工作做好了，物也就有了。

从客观上说，五中队改造工作条件并不太好。1964年以前罪犯人数多，不少又是外队转来的落后闹监犯；生产经营项目多，劳动现场很分散，以1960年为例，在48平方华里的方圆内，就经营84块不连片的土地；初期只有3名干部，后来增到8名，其中6人是从部队转业来的，没有劳改工作经验，文化水平低，工作困难很多。在这种条件下，五中队之所以能够较好地完成了改造罪犯的任务，主要是由于党委和上级的正确领导，全中队的同志，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劳改方针政策的结果。

回顾过去十年，五中队的同志贯彻政策，改造罪犯，从不会做到比较会做，从不自觉到比较自觉，经历了—个反复实践，逐步提高的过程。现在总结起来，五中队改造罪犯的基本经验是：

坚持阶级教育和政策教育

五中队关押改造的刑事犯，劳动阶级家庭出身的约占90%以上。对这类犯人，怎样教育他们认罪呢？前几年，五中队的同志也不清楚。当时主要依靠大队讲课，但多是针对反革命犯讲的，与刑事犯的思想对不上号，效果不好，有些不认罪的还是不认罪。后来他们参照部队对战士进行阶级教育的经验，在犯人中也搞了一个阶级教育，但由于对象不同，缺乏经验，碰了不少钉子。比如盗窃犯孙树永，家里苦大仇深，几辈子受地主剥削，解放后翻身忘本犯了罪。入监后有罪不认，胡搅蛮缠，硬说自己是劳动人民，犯点错误不该判刑。干部就对他进行忆苦思甜，就事论事地批评他一顿。孙犯听后大哭一阵，心酸好几天，连饭都吃不进去。但过了几天，他又向犯人流露自己不该判刑，并且与落后犯勾结，竟想越狱逃跑。阶级教育在这个犯人身上是失败了。但是，也有成功的。比如破坏军婚犯汪振甲，经过阶级教育就真正认了罪。这个罪犯，因为奸污军属判刑四年，入监后不认罪，也强调自己是贫农出身，犯点罪不该判刑。经过多次教育，仍不接受改造。后来调查发现这个罪犯从小给地主扛活，风里来雪里去，一条腿冻成残疾，每逢阴雨天就犯病。他们便抓住汪犯闹腿病的时机进行了阶级教育，着重指出：腿病是受地主压迫的结果，犯病时应当回忆阶级苦，仇恨旧社会，翻身后的好日子是解放军流血牺牲换来的，破坏军婚就是翻身忘本，恩将仇报，丧失立场，只要彻底认罪，改造思想，还可以争取回到人民队伍中来。这次教育打中了要害，引起汪犯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痛恨自己翻身忘本，流泪检查说：“我犯罪是忘了阶级苦，翻身忘了救命人，奸污军属，确实有罪，这是立场变了。”从此，他真正认了罪，积极接受改造，多次受到奖励，释放后连续几年被评为五好工人。

五中队的同志经过反复实践才逐步认识到，对劳动阶级家庭出身的罪犯坚持进行阶级教育，是启发他们彻底认罪，改造思想的有效办法。但在教育中必须注意：阶级教育要与促使罪犯认罪结合起来，不能单搞忆苦思甜教育。五中队的同志说得好，“光叫犯人流泪，不让他认罪不行”；不能就事论事地进行认罪教育，“要叫犯人自己承认立场变了，挖出犯罪的老根子来。”他们摸索到这些经验以后，阶级教育就越搞形式越活，越搞效果越好。已经采取的教育形式有：经过调查，在做好准备的基础上，抓住有利时机，个别地进行阶级教育；还组织罪犯忆苦思甜，参观社会，邀请犯属讲家史，搞规劝。在教育中着重引导罪犯联系实际进行一比二查一挖，就是：搞新旧社会对比；查认罪程度，查改造表现；挖犯罪根子。这样做，就把阶级教育和促使罪犯认罪结合起来，收到良好效果。判刑四年的盗窃犯李芳斌，入监后一直不认罪，经常打架斗殴，拒绝劳动，并与一些落后犯在一起胡说乱道，不守监规。五中队经过调查，发现该犯出身于贫农家庭，五岁时死了父亲，母亲守寡做工把他抚养长大。初中毕业后当了工人，但由于跟坏人混在一起，不断接受资产阶级的思想腐蚀，终于犯了罪。因此，就抓住李犯母亲接见的机会，请她讲了家史，李犯边听边哭。这时，为了把阶级教育引导到促使认罪方面来，干部便顺势利导地指出他所以犯罪，是由于接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结果，犯罪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脚，因此是背叛劳动阶级的可耻行为；今后只有认罪悔罪，改造思想，转变立场，才能重新做人。教育后让他回去好好想一想，有了认识再找干部谈。李犯回到监号思想斗争很激烈，过了几天找干部检讨说：“我是好了疮疤忘了痛，还怎么能做劳动人民的后代！我错了，但还年轻，有决心彻底改造自己，重新做人。”此后，李犯果然有了显著转变，成了积极接受改造的犯人，1962年还揭发了一起现行反革命案件，先后9次受奖，1次减刑，于去年10月释放。出监后当了工人，结了婚，1965年春天特意从营口市回到五中队看望干部。

事实证明，五中队就是这样通过针对性的阶级教育，使大多数劳动阶级家庭出身的罪犯逐步从不认罪到认罪，过了认罪关，真正开始接受改造。

但是，以后在工作中又发现：许多犯人即便已经认罪和基本认罪，但依然悲观前途。为了使犯人增强改造信心，安心改造，五中队始终坚持进行政策前途教育。发现担心家庭生活困难，子女受岐[sic]视的，就着重向他们讲述犯人中家庭生活困难，受到政府救济，子女也都获得升学、就业机会的例子，阐明一人犯罪不株连家属的政策；发现悲观前途，顾虑刑期长和怕戴帽子的，就着重讲述刑期长的犯人中因表现好减了刑，阐明注重改造表现的政策，等等。讲后还叫犯人自己在中队里去打听。这样教育，犯人容易接受，他们说：“五中队的干部教育犯人净捞干的，讲实际，讲政策，句句说到犯人心眼里去。”有些犯人经过教育情绪就稳定下来，但以后干部发现光稳定情绪还不行，这样做会使犯人假积极，假改造，出现假象。赌博犯冯喜林出身于贫农家庭，入监后认为一切都完了，悲观失望，丧失改造信心。到五中队以前，由于一贯拒绝劳动，经常散布反动言论，先后押过107天小号，从原判3年加刑到7年，因而更加悲观。1960年调到五中队后，干部首先给他讲述刑期长的罪犯表现好减了刑的例子，鼓励他安心改造努力争取。经过一段教育，冯犯情绪稳定下来，开始有了转变，干部及时表扬鼓励，促使冯犯更加积极。可是在年终评比奖励时，冯犯因为没被减刑，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又拒不出工劳动了。经研究认为：这个犯人是为了争取减刑才伪装积极的，思想并没得到真正改造。这件事对干部教育很大，认识到搞政策前途教育，不能仅着眼于稳定情绪，更重要的是从改造思想出发，解决犯罪本质问题，否则，只能收一时之效，遇到问题就会反复。接着，他们在继续对冯犯进行教育时，就着重引导他改造犯罪本质，严肃地对他讲，只有彻底改造思想，真心改恶从善，才能得到宽大处理，投机取巧是不行的。同时还举了在监内不认真改造思想，出监后又重新犯罪的例子，指出只有真心改恶从善，才能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出去以后为社会所欢迎，不然，即便混出监去，也要重新犯罪。这样进行敎育，果然生效，冯犯检查了过去错误的改造态度，表示要认真改造思想，走改恶从善的道路，后来连续两年被评为劳改积极分子。从改造冯犯的过程中，五中队的同志体会到，政策前途教育要结合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前途讲罪犯个人前途，不能单纯讲个人前途。

经过总结经验教训，干部增强了信心，工作越做越活。过去只靠干部讲本中队的事，后来进一步请犯属规劝，邀社队干部报告，找出监人员讲话，举办出监人员事迹展览，组织犯人出外参观，公布有教育意义的犯属和出监人员的来信，让犯人相信党的政策，认清大好形势，看到前途，决心改造。犯人反映：“过去政府干部说话只相信50%，释放人员说话相信70%，家属说话相信90%，剩下10%还要亲眼瞧瞧。现在我们听也听了，看也看了，政府干部说的话都是千真万确。对我们乘说，现在只剩下—条，就是好好改造了。”

在组织劳动中突出思想改造

组织罪犯劳动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他们成为新人。“改造第一，生产第二”，五中队的同志一开始并不明确。只是早晨到号里撵犯人出工，白天到现场看犯人劳动，遇到不出工的犯人就处罚。结果，使犯人产生了错觉：有的把劳动看成单纯“惩罚”和“劳役”，抵触情绪很大；有的则把劳动好坏看做是改造好坏的唯一标准，甚至表示要“劳动赎罪”，在改造中出满勤，一个工不欠；而老残犯和没有劳动基础的犯人，又认为失掉了争取宽大的条件，没有前途，悲观失望。许多犯人拒绝劳动，工作越发被动。有一次，上级又调给五中队一批老弱病残犯，有的同志认为不是好劳力，怕背包袱，完不成生产指标，不愿意要。对这件事他们重新学习了劳改机关的性质任务和劳改工作的方针政策，通过学习逐步认识到：老残犯也是犯了罪才送来改造的，这些人不管能不能劳动，劳改机关都有责任改造他们，不能因为体力不好就不收留。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着重加强思想教育，合理组织劳动，在照顾到老残犯特点的基础上认真改造他们。于是对这批罪犯，就本着能干啥就干啥的原则分配了劳动，加强了思想教育。这样做的结果，许多犯人过去把劳动看做是罚苦工、罚劳役的思想很快消除了，自觉出工劳动的人数越来越多，生产任务也完成的很好。从此，干部尝到了甜头，提高了认识，工作越做越自觉。几年来，他们坚持从改造人的目的出发，抓住组织罪犯劳动的各个环节，具体地体现了“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劳改工作方针，从而促使犯人逐步从强迫劳动走向自觉劳动，在劳动中改造了思想。

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摸索到三条具体经验：

第一，因人派活，按活派工。对于每次具体生产任务，实事求是地安排足够数量的劳力，不随便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安排劳力时，则根据犯人的体力状况、技术专长、改造表现，分配力所能及的劳动。能下水的插秧，不能下水的种菜，重活干不了的干轻活，实在不能劳动的就不派劳动。强奸犯王彦山，判刑12年，年过60，双眼近乎失明。他入监时认为进劳改队就是罚苦役，感到没有奔头，丧失了改造信心。后来五中队分配他在菜园喂养几头猪，并告诉他能干多少就干多少。他干的很用心，千部表扬了他，从此，王犯怕罚苦役的顾虑消除了，有了信心，积极改造。有一天，菜地窝棚着火，王犯抱起自己的棉被把火扑灭，一直表现很好，多次受到奖励。五中队这样做，使罪犯真正认识到“组织犯人劳动，不是为了折磨犯人，而是为了改造犯人”，具体兑现了改造政策，大大调动了罪犯劳动改造的积极性。

第二，由轻到重，逐步适应。五中队的同志在长期实践中体会到，有三种人不能让他们从事重劳动：一是新入监的犯人；二是没有劳动习惯的犯人；三是病后有待康复的犯人。组织这些犯人劳动时，必须有一个由轻到重，逐步适应的过程。对那些能劳动而不肯劳动的犯人，则由干部分工包干教育，亲自带领出工劳动。历史反革命犯王树香，转过几个劳改队一直拒绝劳动。五中队干部研究认为，这个罪犯反动思想根子很深，必须强迫劳动改造，但要讲究方法，让他逐步养成劳动习惯。于是决定先让他到地里看看。有一天，干部领他走到地里，他把一小片秧苗说成是韭菜，干部抓住这个机会，问他吃过韭菜没有，他说吃过，干部说：“看你，不劳动连韭菜和秧苗都分不开呀！”王犯听后脸刷的一下红到耳根，接着干部对他进行了劳动光荣，剥削可耻的教育。然后问他会不会打坷垃，他说试试看。干部一边教，他一边打，一头晌只打了炕席那么大块，还累得满头大汗。在当天晩上的犯人讲评会上，干部表扬了他，说他过去不会劳动，不爱劳动，今天干了，并且是用力干了，这就是很大的进步。王犯听了，受到很大鼓励。以后，干部又教他种菜，插秧，通过劳动随时随地继续进行劳动光荣，剥削可耻的教育。就这样先看后试，由轻到重安排劳动，终于把这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改造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新人。临释放吋，他感慨地说：“政府能把我这个人改造好，说明共产党的劳改政策太伟大啦！今后我不仅要继续改造自己，还要教育我的子女热爱劳动，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几年来，五中队一直坚持这样做，使许多罪犯消除了顾虑，接受了改造。

第三，考察劳动，注重态度。为了把罪犯参加劳动引导到改造思想的轨道上来，五中队的同志对犯人考核、讲评、奖惩都坚持劳动态度第一，劳动数量第二；改造思想第一，劳动表现第二的原则。反革命犯薛公财，年近70，判了15年徒刑，入监后认为自己没有劳动能力，无法争取，等着死在监狱里，表现悲观失望。后来，五中队分配他看管菜地，防止牲畜祸害蔬菜，他干的很用心。有时天气不好，他怕牲畜祸害蔬菜，拄着拐棍也要坚持出工。干部抓住这一点表扬了他，使他感到有了希望，更加认罪服法，积极接受改造。经过四年改造，确有认罪悔罪表现，给他减了一年刑。薛犯感动地说：“想不到看菜也能减刑！”五中队把这件事大肆宣传，并组织犯人讨论，许多犯人在讨论中说：“这都是政府的好政策啊！”就这样，五中队通过大量事实具体体现政策，迈步把组织罪犯劳动引导到思想改造的轨道上来，从而促进了罪犯改造的积极性，加速了思想本质的改造。

五中队的同志体会到，在整个劳动教育过程中，都必须把犯人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联系起来，把个人学会劳动本领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联系起来，才会更加有效地激发罪犯劳动改造的自觉性。盗窃犯张启捕前游手好闲，入监后在别的中队改造期间，因为悲观前途，整天愁眉苦脸，一直拒绝劳动。干部批评，他说：“你爱咋说就咋说，我反正豁出去啦。”后来因病调到五中队，先不让他劳动，病好体力恢复后，在劳动中给他讲参加动与改造思想的关系，养成劳动习惯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还教他学生产技能，告诉他学有一技之长，释放后为国家建设多做贡献。最后，终于使他看清前途，转变态度，开始积极劳动，成为积极接受改造的犯人。释放后表现很好，社员说：“张启跟改造前变成两个人，政府真没白教育他。”

几年来，五中队这样做，就具体体现了“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劳改工作方针，使许多罪犯改变了好逸恶劳，鄙视劳动的思想，逐步过了劳动关。从而，也为他们释放后到社会上参加劳动，创造了条件。1961年以来，五中队释放出去的罪犯，已经就业的就占90%以上，多数表现较好，当地群众表示满意。

经过实践，五中队的同志真正懂得了：劳动是改造罪犯的一种手段，生产必须为改造服务。组织罪犯生产劳动，要突出政治思想改造，并让罪犯树立劳动观点，养成劳动习惯，学到生产技能，从根本上消灭犯罪。过多的在经济上做文章，把劳动当成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

运用政策策略，促使罪犯分化

几年来，五中队在改造罪犯工作中，很注意运用政策策略去分化瓦解罪犯。

第一，在日常工作中坚持把犯人当人看待。五中队的同志说：“如果不把犯人当人看待，那就一辈子也改造不好犯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不仅尊重犯人人格，不打、不骂、不污辱、不虐待，还能从狱政管理，劳动生产，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具体兑现“把犯人当人看”的基本政策。比如：组织罪犯生产时，不搞超体力劳动；遇到春秋水凉，夏季炎热，雨雪后道路泥泞等情况，考虑到某些犯人的实际困难，适当给予安排；当犯人患病时，则认真给予治疗，等等。1962年6月一天正在插秧，突然下了大雨，盗窃犯吕洪凯连淋带冻，旧病复发，蹲在地上发抖。干部发现后给予适当的照顾，同时召呼犯人收工，使在场犯人受到了革命人道主义教育。但是，起初有的同志对这种做法心里没底，害怕犯了右倾。指导员就给大家讲部队尊重俘虏人格，讲究斗争策略，瓦解敌军的故事，然后指出：现在犯人也是一样，目的是改造他们，所以这样做也没有错。大家认识一致了，从此就更加坚定不移地按照党的政策办事，那怕是细小的生活问题，也都充分体现拿犯人当人看待的精神。比如：犯属送来食品，检查时乱抓乱扔最容易引起反感，五中队的同志就一面询问:坏没坏。一面顺手检查，同时介绍监内生活情况，按规定收下了应当收的东西，使犯人和犯属很受教育。有一次发现一个犯人收工时往回割蒲草编扇子，他们想到天热蚊子多，犯人不得休息就会影响改造，于是每年快到夏天时就专门组织一些下不了地的老残犯人编蒲扇，每人发给一把。犯人说：“政府处处把犯人当人看，咱们还能不往好道上走吗？进了五中队，就觉得有了希望。”五中队的同志就这样通过一系列工作，具体体现了主席关于改造人的思想和党的革命人道主义政策，把阶级观点和策略观点具体统一起来，有效地瓦解了犯人的思想。

第二，根据劳改政策，实行区别对待。奸污犯周树高捕前是解放军某部连长（保留军籍），入监后不安心改造，经常流露说：“参军十几年，现在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又和一些反革命弄到一块，一切都完了！”有些反革命犯讽刺打击他说：“你是解放军能咋的，还不得和我们一块改造！”他听了这些话，更加悲观失望，感到没有出路。干部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你不要胡思乱想，党保留了你的军籍，对你还是关怀的。政府对你的看法跟反革命、坏分子不一样，不要忘记党对你的关怀教育。”就这几句活，使周犯心里落了底，他说：“这回我放心了，一定要好好改造自己。我犯罪是因为没有听党的话，在改造中一定要听党的话。”以后，又安排他当犯人值星员，还叫他参加零星分散的劳动。周犯觉得有了希望，改造表现一直很好，后来被提前释放。经过实践，他们进一步认识到：要想充分发挥政策威力，不仅要宣传党的政策，更重要的还要把党的政策具体兑现到犯人身上，不然，就是一句空话，达不到瓦解罪犯思想的目的。从此，思想更加解放，工作更加大胆了。投机倒把犯王发金，贫农出身，捕前是共青团支部书记，入监几年一直表现很好。可是今年9月间王妻因受婆母虐待，发生严重纠纷，来信提出离婚，要王犯在15天内答复。五中队考虑到发信来不及，真的离婚对王犯改造极为不利，于是根据劳改工作细则规定的精神，经过总队批准给假让王犯回家处理。王犯回到家里还不到两个小时，他的岳母和妻子就赶车来拉东西，办理离婚手续，由于王发金及时赶到了家，做了工作，婆媳重新和好，妻子也不离婚了。王发金写信感激说：“政府的这种恩情，我们一家人永远报不完。”后来他提前三天回到劳改队，见到干部就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队长就看我今后的表现吧！”不几天，他老婆也寄来了感谢信，检讨王发金犯罪她也有责任，表示要和王发金一起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准假这件事，在犯人中震动很大，纷纷议论说，“这是政府革命人道主义的具体表现，是古今中外没有的事”，“党的政策光明伟大，再不好好改造，简直对不起政府。”王发金回家的事，也带来了极好的社会影响。他到家前后三天，全村有250多人去看他。有的说：“王发金改造四、五年身体很好，真和旧监狱的犯人不同了。”也有的说：“只有共产党才能这么办。王发金今后应当好好改造，决不能再做对不起人民政府的事啦！”

第三，对罪犯实施奖惩时，注重现实改造表现。五中队的同志在工作中发现，判过几次徒刑的和加过刑的犯人，对前途最悲观，没有改造信心。他们说：“无论怎样争取，减刑是没有希望的，但出监时帽子可跑不了！”为了调动这些犯人的改造积极性，五中队的同志很注意抓住典型，兑现注重现实表现的政策，突破思想缺口。贪污犯姜崇才在别的中队时一直抗拒改造，还曾越狱逃跑，捕回加了三年徒刑。后来转到五中队，在干部长期耐心教育下，有了突出转变，真正认罪悔罪，又提前九个月释放。这件事对犯人震动很大，特别使一些多次判刑改造或加过刑的犯人受到启示，发生分化。惯窃犯李继仁，入监后一直装瘸，连续四个月拒绝劳动。几个干部轮流教育，他不认帐，一谈就顶。后采发现他曾经流露：“判过四次劳改，就是好好改造，政府也不相信。”于是，五中队针对他怀疑政策，悲观前途这一思想举了姜崇才的例子，指出一个犯人不论过去判过几次刑或表现怎样坏，只要决心走改恶从善道路，确实有悔改表现，同样可以争取到政府的宽大处理。经过这样反复教育，李犯终于动摇，要求干点轻活。以后，当他稍有好的表现就及时表扬鼓励，得病时又给予及时治疗和适当照顾，终于使这个犯人相信政策，认清前途，彻底暴露了思想，承认自己装瘸企图鬼混刑期的错误，并说：“装瘸的滋味不好受，怕别人看出来，不注意又忘，真是活受罪。”表示今后要老实改造，重新做人。从此，这个犯人再也不装瘸了。

第四，认真贯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对犯人的反动思想批判斗争从严，处罚加刑从宽。1963年末，以反革命犯王贵为首的四个犯人组织了反革命团伙，预谋破坏。当宣读《双十条》时，向犯人讲解了“主动交代罪恶不加刑，主动交代反动思想不斗争”的政策，这四个罪犯主动坦白自首了。经过批准，召开犯人大会宣布对这四个犯人不加刑，起了很大分化作用。会后，不少犯人交代了反动复辟思想，有的还交代了余罪。五中队的同志从中认识到：既要看到多数犯人是可以改造的，又要看到劳改队里改造与反改造斗争是相当激烈的，因此一定要正确地运用斗争策略，分化瓦解敌人。1962年春，反革命犯王永强乘[sic]我检查政策的机会，给十几个犯人代写申诉书，还煽动说：“申诉一张纸，不改也够本。”在他煽动下，不几天犯人就写了34份翻案书。五中队把他揪出来以后，召开了犯人大会，组织批判斗争，也教育了其他犯人，跟着闹翻案的许多罪犯收回了翻案书，承认了错误。

五中队这样认真执行政策的结果，积极改造的犯人越来越多，监内改造秩序越来越好。从1961年到1965年6月，犯人被加刑的只有两人，受行政处分的87人次，相反地，减刑的就有53名，受奖的1051人次。事实证明，只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运用有理有利有节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就能够把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使绝大多数犯人接受改造。

坚持因人施教，改造顽固闹监犯

五中队的同志在建队初期感到最挠头的问题，就是如何改造顽固闹监犯。有的干部找闹监犯谈话，方法简单，情绪急躁，往往三句话没说完，就闹僵了。有一次，闹监犯李百凡装病不劳动，教育也不听，干部就把他押起采，先后押了几十次小号，结果对抗情绪更大，工作越发不好做。同时见到别的中队，用捆绑、带镣子、押小号等压服方法，犯人也总是压而不服。五中队的同志从大量事实中得出结论说：“这么多年来，从没看到一个犯人是押小号、带脚镣改造好的。”有了教训，五中队就克服了单纯压服的方法，坚持以说服教育为主，针对他们的出身经历和在监表现，抓住活思想，运用活教材，摆事实、讲道理，不怕麻烦，耐心教育，收到良好效果。

1960年，大队调给五中队一名闹监犯叫于国柱。这个罪犯是贫农出舟，因为偷盗粮食，判了8年徒刑，先后转过三个劳改队也没改造好。到五中队以前，经常拒绝劳动，不接受教育；有一回跟别的犯人打架没占便宜，竟气得一头撞在柱子上碰个头破血流；还曾三次企图自杀未遂。到五中队初期也是如此，教育不听，一谈就顶。有的同志灰心说：“没法治啦，若把于国柱改造好，除非太阳打西边出！”后来，他们就从摸清闹监原因入手，讯问了过去跟于犯一起转来的犯人，发现于犯说过“偷400斤粮食犯不上判8年，这哪天才能熬到头。”弄清了他所以闹监，主要是因为不认罪，悲观前途，闹来闹去，失掉了改造信心，破罐子破摔。针对这一情况，经过反复研究，决定首先稳定情绪，让他能够听进话去，然后再进行教育。于是，在管理上与其他犯人同样对待，毫不岐[sic]视。过了一段时间，于犯抵触情绪开始缓和下来。这时，便着手对他进行教育，使他基本上认了罪，坚持出工劳动了。有一天割稻子中间休息时，干部又特意地走到于犯身边问他累不累？他强笑着说:“说不累可是假的。”干部接着对他说：“你看，要把粮食拿到手，从种到收得流多少汗，要是有人从你手中把粮食偷走，你会怎么想呢？400斤粮食不算多，摊到一家就会出人命！”于犯听后红了脸，没有吱声，以后越琢磨干部的话越有道理，真正开始认罪。然后，又针对他存在刑期长不好熬的思想，用原判15年因改造表现突出三次减刑共提前7年多释放的宋玉良的例子教育他，指出只要彻底改造，就可以得到宽大处理。从此，于犯认罪服法，看清前途，积极劳动，主动帮助别的犯人改造，连续八次受奖，还被减刑半年。临释放时，他特意从出监队回到五中队看望干部，并含着泪水感激地说：“要不是政府教育我，骨头渣子都说不上扔到那里去了。共产党的恩情，我一辈子也不能忘记！”通过对这个犯人的改造，五中队的同志体会到：对于闹监犯，必须拿他们当人看，尊重人格，不污辱，不岐[sic]视。只有这样，才能为主动进攻和进一步改造他们创造有利条件；闹监犯越闹，越要认真兑现政策，用政策瓦解他们的反改造思想，首先把情绪稳定下来，然后再做艰苦细致的教育工作，对症下药，因人施教，否则什么教育也硬灌不进去，收不到效果。五中队的同志改造顽固闹监犯越多，经验也越丰富，敢于打硬仗，工作更加主动。

流氓犯任杰是营口劳改队出名的反改造“尖子”，今年7月从小号提出就调给了五中队。他从小出家当过道士，参加过蒋匪青年军，解放后两次判刑，多次拘留，从21岁到今年37岁，基本上没离开过劳改队和看守所。由于他不断犯罪，给家里造成麻烦，连他的母亲都不要他。到五中队前，一贯闹监，胡作非为，散布反动言论，先后押过30多次小号，还加了两次刑，从3年加到9年，就在加刑以后，他写了两首反改造的打油诗，一首写道：“太阳出来笑呵呵，我的改造真不错，3年徒刑干了9年多，窝窝头吃了一火车。”另一首写着：“胸怀大志，把青春献给劳改队；理想远大，做一辈子劳改犯人”。其他犯人说：“要把任杰改造好，除非石头开花。”这个闹监犯到五中队后，干部弄清他所以闹监，主要是不相信政策，丧失了改造信心，以为无论怎样做也不能好了，就横下一条心胡闹起来。因此就首先全面兑现政策，使他消除疑虑，逐步树立改造信心。过去他只有一床小破被，两头不够油，因为他闹监，也不发给他。五中队认为这是个突破口，一天出工后，就给他送去一床被。任犯收工回来，看到自己铺头上有床新被，有的犯人告诉他是队长发给他的，感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从这以后，他再没说过反动话，劳动也比较积极，接着又把他从军管队调到干管队劳动，这一措施更加触动了他，他说：“政府信着我了，我得好好干。”从此，改造表现越发好起来，经常反映周围犯人的情况，经调查全部属实。但是任犯的转变引起了部份落后犯人的不满，处处孤立打击他。有一次出工站排时，任犯不小心踩了犯人白恩林一脚，白犯当场大骂，高喊：“打倒反改造分子任杰！”在秋季评比时，还给任犯凑了几十条缺点。这种岐[sic]视打击，又使任犯丧失了信心，他说：“我算没法争取了。”于是再次拒绝出工，并且对过去加刑问题提出了申诉。这时，有的干部也沉不住气，认为任犯确实顽固不化，不整整他不行。针对这一问题，五中队的同志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人是可以改造的论断。毛主席说：“采取镇压、压服的方法，他们宁可死。你如果采取帮助他们的方法，慢慢来，不性急，一年、两年、十年、八年、绝大多数的人是可以进步的。”又说：“思想斗争同其它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学习了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又联想到这个犯人押过30多次小号越押越坏的实际情况，一致认识到蛮干下去是不行的，又开始冷静下来。进一步研究了任犯的情况，并旦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干部首先分头找犯人谈话教育，告诉他们要积极帮助任犯改造，不得岐[sic]视，为任犯扫清了转变回头的障碍，使他开始转变，参加了劳动；当他有了一点转变以后，在一次谈话教育中，又给他一本《愚公移山》阅读，告诉他在改造中要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他表示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为了教育他认罪，就领他到营口市参观阶级教育展览，对他进行阶级教育，他看后痛哭流涕，检讨自己忘本犯了罪；基本认罪以后又在半个月当中，每天拿出半天时间把他留在监舍专门学习《重在表现是党的阶级政策》、《二十三条》和其他有关文章，并结合本中队的真人真事，进行政策前途教育，总队召开犯人奖励大会吋，也让他参加受教育，使他开始看清前途，认识到在改造中胡闹是自己坑自己；当他有了明显转变以后，为了进一步使他安心改造，还派人邀请他的母亲到劳改队来接见，并介绍任犯好的表现，使任母对任犯寄予希望，和好母子关系，协同政府进行教育。任犯听了他母亲期待他早日回家的话后，流泪表示说：“我多年想见母亲的愿望今天实现了，今后一定要好好改造自己，争取向母亲报个喜信。”通过以上一系列工作，每次都有些效果，最后积小胜为大胜，使这个犯人承认受了老反革命的影响，矛盾已经转化，主动撤回申诉，表示认罪服法，接受改造。他检讨说：“我的罪恶实在严重，几年来给政府添了不少麻烦，想不到政府能这样仁至义尽地教育对待我，我只要有一点血性，也应良心发现，用行动报答政府。”在新年前夕，他还在一首表示改造决心的打油诗中写着：“宜入新春春意闹，队规纪律十四条，必须牢牢记在心，改恶从善光明道。”五中队就是这样耐心地教育，把大批落后闹监犯改造好了。

几年来，从其他中队陆续调给五中队195名落后闹监犯，经过教育改造，绝大多数人有了不同程度的转变，其中还有12人减了刑，53人受了奖。实践证明，落后闹监犯能不能改造好，关键在于千部的认识问题能不能解决。只要干部的脑子里有了毛泽东思想，有了党的政策观念，并且落实毛主席指示，落实党的政策，绝大多数落后闹监犯是可以改造好的。实践还证明，改造落后闹监犯，必须有信心，要耐心，很用心。尊重人格，消除岐[sic]视，弄清原因，对症下药，坚持说理、启发、诱导、鼓励，指前途，给出路。单靠压服，训斥的方法是不行的。

变消极防御为主动进攻

五中队直接担负着改造教育犯人的任务，但每天又必须处理许多事务性工作，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建队初期，他们也没办法。犯属来接见就把犯人领去，在一旁监听；犯人通信就逐封检查，看看有无串连犯罪等问题；犯人出入监就登记检查，办理手续。结果，每天工作忙乱被动，不能主动进攻。后来，他们回顾过去连队对战士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体验，就开始注意在管理工作中抓住时机，针对犯人思想实际，主动进攻，效果很好。

五中队的同志在长期工作中体会到：罪犯在通讯接见、入监、出监、年节假日、发放物资和患病时思想问题最多，在这些吋候，如果思想教育工作跟不上，就会引起罪犯思想波动，使工作陷于被动。因此，他们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就着重抓了以了四个环节：

一是抓住通信接见时机进行思想教育。犯人在通信接见中经常碰到的问题是：家中长期无信，亲人不来接见家庭生活困难，妻子要求离婚，等等。犯人家属接见时，他们首先给予热情接待。主动宣传党的劳改政策，介绍犯人生活和改造表现，然后要求他们协同政府教育罪犯。对于打算提出离婚要求的，则尽量劝解说服，分析利害，动员他们在自愿的基础上考虑亲人的前途，不要离婚。流氓犯范铁环入监后怕老婆离婚，思想包袱很重。一天，他妻子前来要求离婚，五中队干部就向她宣传党的劳改政策，介绍了范犯的改造表现，范妻感到有了盼头，主动表示不离婚了，在接见时对范说：“我本来想和你离婚，干部说你改造好了早出去，我就不离了。家里孩子有我照顾，只要你好好改造，我一定等你。”范犯听后，放下了思想包袱，安心改造，表现很好。通过实践，五中队干部认识到，在各项管理工作中抓住思想实际，在各个环节上体现政策，是教育改造罪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份。因此就坚持下去，做得很耐心，很细心，甚至在通信接见中发现可能影响改造的一句话，也都认真对待，及时教育。有个犯人入监不久，为了表示劳改队的生活不错，叫家里放心，在家信中写着连一个窝窝头都吃不了。五中队检查发现后，就对这个犯人说：“窝窝头有大有小，咱们这里一斤多重一个，农村才一二两重一个，你本来要安慰你的父母，可没说清，反会使你父母怀疑你生了病吃不进饭、而增加挂念。”这个犯人听后非常感动，他说：“政府为了改造犯人，连这些小事都想到了！”赌博犯于庆久改造了好几年，他的父亲从没来接见，他以为父亲一定死了。每次家中来人接见时都询问，可是回答很笼统，他越发怀疑。干部发现后，就给他家写信询问情况。他父亲接信当天就照了一张照片，叫于犯姐姐亲自送来。他看父亲很精神，冲着干部就喊：“我三年多的疙瘩，这下可解开了。”以后改造表现很积极。

二是抓住入监出监时机进行思想教育。犯人入监时和出监前顾虑最多，五中队很注意抓紧教育。犯人一入监，他们就找谈话，运用实例交待党的政策，并组织观看释放犯人新生图片展览，解除犯人的疑虑和恐惧。特别运用传统教育的方式教育新入监的犯人，收效很好。有一次，一批犯人刚刚调入五中队，干部特意把他们领到一块菜地，对他们说：“这里原先是一片坟场，几年前由几十名犯人开成菜地，现在地变了样，人也变了样，许多罪犯就是在这块菜地里改造成为新人的。并向他们介绍改造好的犯人事例，告诉他们今后就在这里劳动，只要向改造好的犯人学习，一定也会在这里改造好的。这批罪犯当场表示态度，决心好好改造，重新做人。犯人出监前，则主要采取个别谈话，单独编组学习，到出监队探望等三种形式，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告诫他们出监后要遵守法令，继续改造自己，并且做好各种思想准备，不要发生问题。反革命犯李同玉，已经打好行李搬出监号，当天没走了，为了对这个犯人进行最后一次出监教育，干部给他安排好住处，还给拿了三个窝窝头，对他说：“再吃劳改队最后三个窝窝头吧，以后一定要遵守政府法令，巩固改造成绩，可别再吃劳改饭啦。”李犯听后激动地说：“队长对我这样关心，您尽管放心吧，我一定听政府的话，好好改造自己。”释放后，还经常写信向五中队汇报改造情况。

三是抓住年节期间和发放物资时机进行思想教育。在年节期间，干部都深入监号，组织犯人座谈，搞文娱活动，对情绪不好的进行个别教育，减少他们思家念子情绪。许多犯人说：“我们在这里改造几年了，从来没有看见那个队长在家消消停停地过个年。谁家没有妻子老小，队长这样关心咱们，再不好好改造简直没有人心了。”五中队的同志认为，年节工作如果跟不上去，犯人就容易产生对立情绪，因此他们对这项工作做的很用心很细致，就是对犯人春节晚上吃饺子这件事也抓住不放，一抓到底。犯人分组包饺子，少面缺菜也都亲自过问，妥善处理。有一次发现有的组包饺子，到最后剩一团面，干部便到伙房要来两棵白菜，叫犯人再包些菜饺子，并告诉他们做出记号，大家分着吃。犯人说：“队长把我们的生活安排都想到家了。”在困难时期，物资供应不足，有时分配下来的衣被、食品不仅数量少，质量也有好有坏。五中队在发放物资时首先进行思想教育，发动犯人讨论，把质量好的衣服发给刑期长、没有家、家属不常接见的犯人，把少量食品发给年老、有病和无人送东西的犯人。许多犯人说：“我们虽然没有分到东西，但受到了新的道德品质教育。”正是由于他们注意在日常工作中对罪犯进行新的道德品质教育，使不少犯人开始树立新思想新风尚。仅1964年到1965年6月，就有89名犯人拾到钱物交公，反革命犯马德荣一次拾到现款40多元，也主动交还了失主。

四是抓住犯人生病时机进行思想教育。犯人有病时，思想问题很多。起初五中队只给有病犯人治病，思想工作没跟上，结果许多犯人特别是平时表现不好的犯人，病后思想越来越坏，抵触情绪越来越大。五中队接受这一教训后，在犯人病期结合治疗，抓住思想实际，进行了革命人道主义的政策教育，使许多罪犯进一步相信政府把罪犯改造成为新人的政策，积极接受改造。特别是对有些平时不听教育的罪犯，抓紧病期教育，可以收到平时收不到的效果。反革命犯林同生平时表现不好，后来他得了肺病住院治疗。干部以探病为名两次到医院对他进行政策教育和革命人道主义教育，瓦解了他的反动思想。他病好后主动坦白交代了长期隐瞒的两条血债，还经常向犯人说：“在家靠父母，改造靠政府，共产党改造好了我的思想，还救活了我的命。今后一定要靠近政府。”五中队及时抓病期教育，也教育了其他犯人。反革命犯于鹏飞说：“犯人有病时政府这样关心，我过去当工头的时候却不管工人死活，有病就一脚踢开，对比之下更加感到自己罪恶严重。”五中队的同志体会到，抓紧犯人病期教育，最容易瓦解罪犯思想。据调查，前后有36名落后犯人就是由于抓病期教育开始转变的。

许多事实表明，改造过程中发生的各种事情，都会直接地影响犯人的思想改造。因此，必须在日常管理工作中抓住有利时机，进行思想教育，才能变消极预防为主动进攻。事实还表明，在日常管理工作中，抓好思想教育，就容易在犯人的思想上打开缺口，乘胜向纵深发展，扩大战果，取得最后胜利。

做好社会考察，提高改造质量

根据全国第十三次公安会议的有关指示，五中队在上级的支持和协助下，从1964年5月开始，采取派人和发信两种形式，依靠群众，对释放人员开展了社会考察工作。他们结合考察改造质量，突出地抓了以下三件事：

第一，落实社会改造。对释放人员，特别是对有帽子的，均逐个向当地组织落实社会改造，并详细介绍他们在监改造表现，尽量争取把他们放在群众视线以内，实行包干教育和监督生产。盗窃犯朱玉清出监后社会改造没有落实，当地组织对他抓的不紧，有时还有偷摸行为。五中队在社会考察中对他进行教育，并切实落实了社会改造。由治保主任包干教育。以后，他改掉了恶习，表现很好，经常写信向五中队汇报改造情况，并说:“我一定要继续好好改造自己，还要教育我的儿子，决不能让人家说什么爹养什么儿。”社员说：“朱玉清与过去大不相同了。”事实表明，依靠广大群众对释放人员进行经常性的教育改造工作，把劳动改造与社会改造紧密结合起来，更能有效地巩固改造成果。第二是进行补课教育。把表现差的和一般违法行为的人列为重点，坚持进行补课。补课采取两种形式:居住分散的派人上门教育;居住集中的，召开小型座谈会进行教育。这样做效果很好，普遍对党的负责到底的政策很感激，纷纷表示要继续改造自己，争取做个合格的公民。出监人员李明瑞出监后表现很不好，还有时赌钱。群众不敢管，队长管不了。五中队干部在考察时，群众说：“这个人教育不好了，你们把他带走吧。”但李明瑞一见五中队的干部就耷拉了脑袋，主动交代了违法行为，检讨了错误，经过教育，还下了七条保证。以后又经过当地公安机关组织群众进行批判教育，现在表现很好。

第二，协助解决问题。对有家无业，生活困难，表现很好的，与当地劳动部门联系，帮助他们就业；对有家无业，表现不好或无家无业的，经批准动员他们回场就业；对家庭不和，妻子作风不正派的，发展下去可能出问题的，则协同当地有关部门向双方进行教育，阐明利害，要他们冷静，正确地处理问题。出监人员孙宪文，释放后遵纪守法，积极劳动，可是他的妻子作风不好歧视他，不与他同居，儿子也撵他，处境困难。五中队干部发现这一问题后，立即主动与当地干部一起向双方进行了教育，最后共同订了八条家庭和睦公约。这样做，本人、家属、群众和基层干部都很满意，他们说：“犯人都放了，劳改队还帮助解决问题，这真是负责到底。”

第三，总结经验教训。对出监表现好的，就引导他们谈改造体验，从中总结工作经验，并把他们的好事迹拍成照片，或邀请他们回场讲话，教育犯人；对出监后表现差的，则动员他们大胆提出改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征求基层组织和群众的意见，从中吸取敎训。特别是对出现废品次品的原因做了分析研究，发现这些人在监时多是犯人的小组长，勤杂人员和长期借给别的中队劳动的犯人。对他们过去放松了教育，思想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因此放出后又进行违法活动，甚至重新犯了罪。这样，就把社会考察与当前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从中吸取了教训，改进了工作。

实践证明，开展社会考察有五个好处:一是争取了群众对劳改工作的监督和支持，密切了劳改机关与群众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了劳改工作的群众路线；二是教育了干部，增强了工作责任感和改造的信心；三是向群众宣传了劳改政策，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四是总结了经验教训，改进了当前工作；五是对出监后表现不好的及时补课，比较有效地消除了重新犯罪的因素，有利于巩固改造成果。

改造好犯人，关键在干部

十年来，五中队能够把大批罪犯改造成为新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一个好的班子，一个好的队风。

五中队的同志听毛主席的话，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他们多数同志是从军队转业来的，起初没有劳改工作经验，不知怎么改造罪犯，就按照党对俘虏工作的教导摸索着做。以后又结合工作学习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毛主席指出“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强迫他们劳动。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象我们对俘虏军官们已经做过的那样。”他们在改造罪犯工作中，始终按照毛主席这一教导，认真贯彻执行政策，把思想教育做得很深很活很细。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个别同志在地里煮了两穗包米吃。对此，中队同志立即严肃地开展了批评，大家认为：劳改干部在地里随便吃东西，不能仅仅看成多吃多占，更重要的应当看到对犯人的政治影响。以后，他们又学习了《为人民服务》，从思想上更加明确了：在困难时期要看到光明，提高勇气，经受住困难的考验。从此，认识统一，行动一致，顶住了暂时的困难，还打退了罪犯联宗续谱，物质引诱等一次又一次的软化进攻，全中队的同志没有一人吃亏上当。罪犯王佣夫在犯人中评论说：“我在伪满时蹲过监狱，那时的看守替见了犯人的东西没有不要的，现在共产党的干部真是廉洁奉公，一清如水，不佩服不行啊！”

1963年五中队被评为先进单位以后，为了防止干部滋长骄傲情绪，又组织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虚心使人进步，骄倣使人落后”的指示和先进单位的亊迹，找到了差距，因而工作中更加谦虚谨愤，兢兢业业。

五中队的同志常年坚持轮流跟班参加劳动，把锻炼自己与改造犯人紧密地结合起来。当看到新入监的犯人没有劳动习惯，体力不好时，就主动教育鼓励;看到不懂技术，害怕劳动的罪犯，就教给技术，并结合生产讲劳动光荣，寄生可耻的道理。他们在实践中体会到，干部参加劳动时对罪犯进行劳动教育，犯人最易接受，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教育罪犯，效果最好。比如有时劳动中遇到大雨，浑身浇透，天晴出工时，为避免犯人借口没衣服换不出工，干部也不换掉淋湿的衣服。犯人看到队长都是这样，有些本来想找借口的，这时也无话可说了。春天育苗地里有冰碴，秋天割苇子水凉，有的犯人不愿意下水，五中队的同志就首先下水示范，犯人说：“队长不怕冷下了水，咱们犯了罪的人还有啥可说的！”

五中队的同志继承和发扬了党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建队初期，设备几乎一无所有，他们主要的不是依靠伸手向上级要，而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几年来犯人多，干部少，任务重，他们从不叫苦，而是朝朝暮暮，辛勤工作，十年如一日。有的新同志感到不习惯，几个老同志就给他们讲过去在战争年代里艰苦奋斗的故事。他们对党的事业这样尽心尽力，对待个人的生活却很艰苦朴素，严以律己。在困难时期，他们虽然经管菜园，条件极为方便，但没有一个人乱吃乱拿，就连食堂改善生活，户口在家的同志也从来不进食堂吃一顿。炊事员说“五中队的干部真行，干起工作个个象老虎，一到吃吃喝喝连边都不沾。”五中队干部的这些优良作风，对犯人的改造起着直接影响和潜移默化的作用。释放犯人回绍祥的鞋子露了脚趾头，他儿子要他买双换换，他说“这双鞋可早着呢，在劳改队时指导员一件大衣穿了13年，我们应当好好向这些干部学习。”很多释放犯人在座谈中也说“我们只要学到五中队干部艰苦奋斗作风的一半，今后也就不会再犯错误了。”

五中队的同志还有个调查研究的好作风，凡事都亲自动手处理。比如：犯人组长反映情况，亲自调查核实;上级拨下物资，亲自登记发放；组织犯人劳动，也亲自布置任务。这样做，就比较有效地防止出现狱头，为犯人创造了良好改造环境，使得党的政策能够真正落实。反革命犯吴会恩在释放后说“我在别的中队改造时，受狱头的欺负，真不想活下去了，后来调到五中队，没有大犯人小犯人之分，感到精神愉快，才真正安心改造。”

五中队的同志在长期实践中，对劳改工作产生了浓厚感情，热爱劳改工作。他们说“劳改工作做长了很有滋味，现在一天不进监号也象有件事没完似的。”特别是当他们看到亲自改造过的犯人，变成了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人，听到家属对党对政府的感激，群众对党的改造政策拥护和赞扬时，就更加认识到劳改工作的伟大意义，体验到毛主席关于劳改工作其味无穷这一教导的真正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