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伪满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教育改造经过

抚顺战犯管理所

(1964年7月8日)

爱新觉罗·溥仪，3岁“登极”。1911年，亦即他6岁时爆发辛亥革命，被推翻下台。此后，仍留居宫禁，过了14年“帝王”生活。1924年，被冯玉祥的部队赶出紫禁城。随后他投奔日本公使馆，积极进行复清活动。1932年3月，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在东北当上了伪满洲国皇帝，1945年8月在沈阳机场被苏军逮捕。

在苏联关押期间，他的岳父荣源、弟弟溥杰，侄子毓喦、毓嶦、毓嵣和随侍李国雄，医生黄子正、妹夫万嘉熙、润麒等人，在狱内仍称他为“皇上”，给他叩拜，为他服务。从吃饭到洗衣服、睡觉都由这些人侍候。为了应付回国后的斗争，推卸罪责，统一他和小家族与随从人员的供词。溥仪还把珠宝藏在皮箱底部夹层里，怀着怕死的恐惧心和不死的祸心回到我国。教育改造溥仪的工作，就是从瓦解狱内“小朝廷”开始的。

一、瓦解狱内“小朝廷”

1950年8月1日，苏联把伪满战犯移交给我国，溥仪自感罪恶严重，定被杀头不可，因此一坐上我们的列车，就精神紧张，恐惧异常，多方探询政府对他的态度。在列车上，再三的向我们工作人员表白：“我是个念佛的人，连苍蝇都没打死过。”当同犯看他吋，他也神经质的乱喊：“你们看我干什么，反正枪毙的不过是我。”他作贼心虚，发现他的侄子毓喦和我们谈话，就怀疑是检举他，一边在暗中严加注意，一边向我们说：“我那个侄子最坏。”列车进了长春车站，他听到站外有朗朗歌声，他便自言自语地说：“这里是我当皇上的地方，人到齐了，要公审我了。”列车到了沈阳，他同其他战犯一起走出了车站，他转身对他的侄子毓喦说：“完啦！我带你一块见祖宗去！”到东北公安部临时休息时，桌上摆了一些水果、纸烟、点心，他抓起一个苹果边咬边说：“这是送命宴。”我们的工作人员拿着一张纸，他疑是判决书，一把抢下来，一看是个战犯名单。他的怕死表现是非常明显的。

来到抚顺初期，溥仪仍然和他的家族、随从人员住在一个监号里。我们在日常的观察中发现，这些人对溥仪很尊敬，也都很怕他，给洗衣服、叠被子、穿鞋，以至盛饭、端菜。在苏联时叫他“皇上”，现在则改叫“上边”。我们找他的家族和随从人员个别谈话，回监号时，他总要问：“工作人员都问了些什么？你都怎样回答的？”

鉴于这种情况，有两个问题，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一是溥仪继续和他的家族、随从人员住在一起，既不利于对溥仪的教育改造，也不利于对他的家族等人的教育改造；二是溥仪为什么要严密控制他的小家族和随从人员？其中必有原因。为了有力地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弄清他们的内幕，来抚顺20天以后，我们决定把他们分开关押。分开以后，溥仪和他的家族等人的可疑活动，就更进一步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一）溥仪公开向我们提出要求每天和家人、随从见一次面，其理由：一个是说他和家人从来没分开过，离开他们非常不习惯，一个是生活上要依靠他们，自己什么也不会。当我们没有答复他的要求时，他就利用上厕所和散步时间，偷偷地与家族等人接触。（二）我们布置战犯写自传，发现溥仪的自传和他的家族等人写有关溥仪的问题，一模一样。这些自传材料中把溥仪说成是一个遭受“不幸”的爱国爱民的人物，是被日本人从天津“绑架”到东北来作[sic]了皇帝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的措施是，对他的生活习惯予以适当的照顾，因他确实没有独立生活能力。只要他自己照顾自己，可不参加监号里的轮流值日。当时为了避免在同监号中发生不好的影响，我们当同号犯人宣布说：“溥仪身体不好，暂不参加值日”。但是我们告诉他：这种照顾是暂吋的，经过一段锻炼，还是要和其他犯人一样参加值日，并向他指出应该学会生活，不能永远依靠别人侍候。

与此同时，我们加强了对他的小家族、随从等人的教育争取工作。我们把毓喦、毓嶦、毓嵣和李国雄等人组织在一起，成立了劳动号，放宽了管理，除了要他们给各监号挑水、送饭、打扫院子等轻微劳动以外，又组织他们学习社会发展史，并进行了个别的教育争取工作。我们选择争取的第一个对象是溥仪的随侍李国雄。他与溥仪其他家族等人所不同的是，我们知道他出身于穷苦家庭，从小被买进紫禁城，一直侍候溥仪，跟随溥仪先后达30年之久。他与溥仪的其他家族所共同的地方是，同样听信了溥仪是真龙天子的神话，把生命寄托在溥仪身上；同样听信了关于共产党是“洪水猛兽”、“极残暴、极凶恶”的反动宣传。因此，来所初期，对我们非常恐惧，担心将和溥仪一起被我们杀掉，看见我们就躲开。后来，他看到我们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对他们都很和气，共产党并不象[sic]他想象的那样可怕，恐惧紧张的心情开始减退。成立劳动号后，我们要他负责管理，因他没有文化，我们指派毓喦帮助他学文化，并对他说：“好好学习文化，将来出去有用。”这样，不但使他感到共产党相信他、关心他，而且觉得有了出去的希望，这就使他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由恐惧我们，逐渐变成不害怕了，由不敢接近我们变成愿意接近我们了。学习了社会发展史后，他初步知道了社会上有阶级，对溥仪是真龙天子的神话发生了动摇。这时，我们告诉他说：“你和溥仪是两个阶级的人，溥仪是大地主的代表，共产党才是给穷人办事的。”就这样，经过比较长时间的教育，他终于觉悟了，流着眼泪向我们倾吐了跟随溥仪吃了不少苦头，说溥仪常打骂他，而且是叫两人对打，或是自己打自己，他说：“我跟随溥仪这么多年，他没给我一支烟抽，我没给共产党办一件事，可是共产党给我烟抽，还拿我当人待。”因此，他得出一个结论：“共产党比皇上好。”就这样，他把知道溥仪的事情，诸如积极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在苏联溥仪如何假造历史、统一自传的秘密都合盘托出来。并说：“溥仪天天和我见面，也就是怕我向共产党讲了真情实话。”毓喦是溥仪在三个侄子当中最信任的一个。除了经过学习，批判了忠君思想，提髙了认识以外，有两件事对他教育极大。一件事是所里给所长新割了一块铺桌面的大玻璃砖，割的碴口不齐，要他给磨平，不慎将玻璃打成两半。他想，我过去给溥仪干活时，稍微做出点差错就得拳打脚踢，现在我是犯人，而且打坏的又是所长的玻璃，准是定打不饶，因此吓得面色苍白，大哭失声。可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我们工作人员走过来，不但没打没骂，连声严色厉的批评都没有，反倒安慰他一番说，不是故意弄坏的，不要害怕，以后干活时注意就行了，使他感动的第二件事是，由于前途悲观，产生了自杀念头，把石腊[sic]塞进尿道，打算憋死，当时被送进医院，因无特效药，医院现去北京买回药品，给他把石腊[sic]取出来，引起了他的深刻而明显的对比。他说：“我跟随溥仪多年，大病小灾，闹过不知多少次，溥仪从来没有看过我，只知叫我干活。现在我自作自受，共产党为了救我，现从北京买药。共产党才是真正关心我的人。”这件事过了不久，他主动要求找所长谈话，向我们首先检举了溥仪假造历史和从苏联回国前收藏珠宝玉器的秘密。他说这件事就是他和溥仪两个人知道，要求管理所立即没收。我们对他的进步进行了鼓励，又告诉他，溥仪也是迟早会进步的，还是等他自己说出来的好。”

经过比较长期的工作，溥仪的家族等人纷纷向我“投诚起义”。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判断，溥仪所以严密控制小家族等人，其秘密也就是两件事，一是伪造假历史，一是隐藏珠宝玉器。我们虽然已掌握了这些情况，但没有及时触动溥仪，主要考虑了两个问题：一是他当时自感罪恶严重，一直恐惧怕死，在旧的恐惧心情没解决之前，再去触动他，必然又要增加新的恐惧。二是我们已掌握了情况，暂不拿出也不影响安全管理，还有必要进一步观察溥仪的动向，同时通过这件事表明我们的文明大方，这样争取溥仪的小家族也有利。因此，我们决定等待。过了一个星期，毓喦又来找我们，心情激动的说：“我见了那箱子刺激太大，那里装的是人民的血汗，也有我的罪过，一见那箱子我就受不了。”要求管理所一定快点处理。后来，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便写了个纸条，利用送饭的机会，交给了溥仪。

1951年初，溥仪当所长查监号时，跑了过来，献出了乾隆的田黄石印，说：捐献给国家，支援抗美援朝。所长对他说：“你把东西拿出来给国家这很好，不过，对于人民来说，更有价值的是人，是经过改造的人。”这次拿过毓喦给他的纸条，那纸条上写道：“我们都是有罪的，一律应该向政府坦白，我从前给你藏在箱底东西，你坦白了没有，自己主动交代，政府一定宽大处理。”溥仪看了纸条，实在感到小家族变了，既然向他提出了警告，说不定就要向管理所检举，他这才拿着隐藏在箱底的468件首饰，找到所长争取主动来了。他站在所长面前哭丧地说：“我溥仪没有良心，政府给我如此宽大待遇，我还隐瞒了这些东西，犯了监规，犯了国法，这些东西本来不是我的，是人民的血汗，我到今天才懂得，才想起了坦白交代。”我们故做[sic]不知地对他说：“你这些东西当初没有交出来，是犯了监规，今天你能自己来坦白，承认了错误，这说明你有了悔悟。”并立即把管教员找来，当着溥仪的面点收，又给他开了一张存条。他连忙声明：“我不要存条，政府不肯没收，我也要献出来。”我们则说：“还是给你存起来，对我们来说，更有价值的是经过改造的人。”溥仪的两个秘密被迫揭穿了一个，但另一个，即假造罪恶历史问题，仍然迟迟没有交代。

二、思想缴械，彻底认罪

应该怎样迫使溥仪从思想上缴械投降，彻底低头认罪？当时我们认为应解决以下3个问题：

（一）溥仪由于长期过着与社会隔离的宫廷生活，不知道他的卖国活动给中国人民带来多少严重灾难，因此，必须通过大量事实，来教育他了解到其罪恶的严重性。

（二）溥仪认为他当皇帝出于迫不得已，因此必须揭露他的积极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复辟活动的罪恶本质。

（三）溥仪不相信党的改造政策，以为共产党迟早也要把他杀掉。因此，必须向他反复交代党的政策，使他了解只有彻底认罪，接受改造才是唯一出路。

对溥仪的认罪教育工作，就是从教育他认识由于自己的罪恶行径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开始的。1954年3月，高检工作团来抚对日本战犯和伪满战犯开始进行侦讯工作。为了配合侦讯工作，我们在战犯中开展了认罪检举运动。这时，溥仪认为公开审判的日子就要到了，生命就要结束，畏罪怕死的心情到了顶点，彻夜不能睡眠。我们在给伪满战犯作报告中谈到，要他们交代自己的罪行，并且检举日本战犯和其它汉奸的罪行，同时反复交代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溥仪又耍了花招，在写坦白材料时，把自己主动干的坏事，别人不清楚的不谈，别人清楚的就推在日本人身上。如在伪满末期，苏联对日宣战后，他担心日本人把他抛弃，为了取得日本人的信任，在一天夜里，他把张景惠和武部六藏找去，下了一道口头“敕令”，命他俩紧急动员，全力支持日本皇军抵抗苏军的进攻。把这件事推到关东军特派侍从武官吉冈安直身上。他为了骗取我们的信任，又把其它战犯议论的情况收集起来，写检举材料，因他不知底细，乱写一气。我们看了他写的材料后，把他找来个别谈话。问他：“你在检举材料上说，在日本战犯、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策动下，日本侵略者在一年中掠去东北粮食1600万吨，是一年吗？是那一年，这1600万吨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日本对东北财富无不尽力搜刮，粮食是产多少要多少。”我们又问他，“东北粮食年产量是多少？”他说不上来。“那么你这条检举的根据是什么？”他看蒙混不下去了，才说出，原来是从同监号的两个大臣议论中听来的。我们又问他：“你相信不相信这个材料？”他说“没有把握。”我们说“为什么没有把握的材料还要写上呢？”他说不出话来了。这时我们对他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教育，告诉他“不论自己坦白，还是检举别人都要实事求是，是你的罪恶，想推也推不掉；不是你的也绝不会算在你的帐上。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政府是实事求是的，绝不会冤枉人。”他见骗局被戳穿，又害了怕，回号后，急忙写了一份检讨书，交给了我们。

为了教育溥仪认识自己所犯罪恶的严重性，我们要他参加了日本战犯的认罪检举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他亲耳听到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由于推行“大东亚圣战”，征粮，抓劳工，成千累万的东北人民死于冻饿劳累之中，听到了许许多多集体屠杀惨案的悲惨情景，也听到了比野兽还凶残的“皇军”奸淫烧杀、骇人听闻的罪行，听到了日本的宪兵警察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对抓来的人施用令人毛骨悚然的种种毒刑，溥仪听了这些以后，开始认识到自己罪恶的严重性。他说：“原来‘大东亚圣战’的内容，就是这么一幅血腥的图画，我当年祝福、遥拜、维护、依靠的‘皇军勇士’就是这么一群凶恶残暴的野兽。”

紧接着我们又把人民群众的血泪控诉材料拿给他看，又在他面前展开了人民群众在康德年间的一幅又一幅的灾难重重的图画，有多少人家惨遭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多少人死于冻饿、残酷的“矫正辅导院”、被埋进万人坑里，又有多少人濒于饥饿死亡的边缘，奔波流离。看了这些血和泪、怨和恨的控诉，溥仪感到了自己罪恶的深重，他说：“东北是座活地狱，这座地狱就是在‘执政’、‘康德皇帝’、‘王道乐土’等等幌子下存在了14年。所有那些残酷的暴行，都是在我这个‘执政’和‘皇帝’的标签下进行的。”

从日本战犯的认罪悔罪中，从人民群众的血泪控诉中，从配合运动放映的电影中，溥仪看到有无数的英雄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民族的生存向日寇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不仅有威武不屈的赵尚志、赵一曼，宁死不作阶下囚的“中华女儿”，就是许多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也不顾生命攸关，积极支持抗联。所有这些，把他过去那套为自己辩护的、“屈服于日本人的压力，出于不得已，因而无罪”的道理打得粉碎，使他羞惭地感到自己贪生怕死、卖国求荣是有罪的。

尽管溥仪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动摇，但他对个人的具体罪行仍然不肯交代。这时，我们为了进一步使他认罪又做了以下两项工作：一是组织溥仪和伪满战犯以及他的小家族座谈参加日本战犯认罪检举大会的感想。在会上溥仪讲完了坦白的材料.没等表示完认罪决心，他的侄儿毓嶦、毓嵣怒气冲冲地指问：“你说了这么多，怎么不提毓喦给你写的纸条！”溥仪见势不妙连忙说：“我正要说这件事，我交出珠宝玉器是由于毓喦的启发。”接着又有一些战犯也检举了他一些具体罪恶。处于四面楚歌境地的溥仪，预感到众叛亲离的可怕，但他仍然以为李国雄、万嘉熙、毓喦等人，对他未必能像毓嶦、毓嵣那样无情，说不定他们知道的事情还没有检举出来，因此，他还企图蒙混过关。二是在会后我们把小家族等人写的书面检举材料拿给他，他一见这些把他如何出走天津投靠日本，如何召见武部六藏、张景惠，以及在苏联如何编造假历史，订立“攻守同盟”等问题都给兜出来了，他傻了眼，感到再继续隐瞒下去确实得不到宽大了，他这才把全部真实的罪恶事实做了彻底交代。他在坦白材料的最后写道：“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三、进行理论教育和劳动教育

溥仪彻底认罪以后，感到自己的罪恶太严重了，人民政府对他定杀不饶，因此他十分悲观绝望，只有束身待罪，等候处理了。这时我们教育他说：“只要你真正认罪，有了悔改表现，一定可以得到宽大。共产党说话算数，你应当积极改造，争取重新作[sic]人。”经过我们的几次教育，他的情绪虽然有所安定，但对于党的宽大政策是否适用于他仍是将信将疑。1955年3月，贺龙元帅和叶剑英元帅来战犯管理所，接见了溥仪，对他说：“好好学习、改造吧!你将来能亲自看到社会主义建设实况的。”他这才感到有了活命的希望。

为了巩固认罪成果，挖掘犯罪根源，提高思想认识，从1955年起我们对战犯进行了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了要溥仪和其它战犯一起学习“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等政治理论书籍外，又专门要溥仪重新学习“什么叫封建社会”、“中国近百年史”等书籍。溥仪学习很认真，在书上加眉批，写心得，并能联系思想进行自我批判，我们则对他注意了个别进行辅导。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以后，他开始骂起西太后和王公大臣来，说这些坏蛋不但丧权辱国，害国害民，也害了他自己，使他步他们的后尘，走过了前半生卖国犯罪的道路。他说：“经过学习，现在我完全清楚了，淸朝的灭亡、伪满的倒台、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我的企图靠外敌复辟满清的思想，不仅是犯罪，也是根本办不到的。”

在对溥仪进行政治理论教育的同时，又进行了生活和劳动的教育。溥仪活了四十多年，从来没叠过一次被，铺过一次床，倒过一次洗脸水，没有给自己系过一次鞋带，连脚都是别人给洗的。但自命不凡，唯我独尊，对于这样一个连起码的生活知识和能力都不具备的人间废物来说，进行生活和劳动教育是有着特殊意义的。远在1950年来所初期，我们就注意了对他进行生活和劳动教育，我们采取了要他和家族隔离的手段，剥夺了他的生活上的特权地位。但在认罪教育以前他除了整天畏罪怕死以外，并不认为自己有劳动改造的必要，因而无甚进步。监房里规定了战犯轮流值日制度，他和家族在一起时，都是别人的事，他不干。搬到别的监房以后，他把倒尿桶看成是上辱祖宗，下羞子孙的要命事，以不习惯的名义，拒绝参加。他总嫌别人脏，开门时推门板，或是用纸垫着门柄，洗澡时，他也总是走在前头，第一个抢先跳进池子，等别人下去，他就出来了。我们发现后，给他指出：“你这是皇帝架子没放下来，在监狱里还高人一等，以后必须和其他犯人一样。”同时教育其他犯人对他进行监督。生活上的无能也是可见一斑的。比如早晨，别人早把脸洗完了，他才穿上衣服刚要去洗脸，发现被子没叠，又去叠被子，等他洗完脸，别人都吃上饭了。他穿的衣服也总是褶褶巴巴的，不是少个纽子，就是扣错了纽子，两只鞋，有一根半鞋带。有一次吃韭菜馅包子，看守员见溥仪吃得很香，问他：“你喜欢吃韭菜？”他说：“我没吃过，不知道。”战犯们哄堂大笑，对他说：“你吃的不是韭菜吗！”有些战犯看他如此无知无能，都嘲笑他。一天伪满战犯正珠尔扎布（蒙族）对他说：“当年我母亲简直拿你当神仙那样崇拜，真可惜，她已经死了，不然我一定要告诉她，宣统是个什么样的废物。”自己的无能无知，同犯的嘲笑，使得溥仪除了增加怨恨之外，失去了进取心。基于这种情况，我们注意了对他微小进步的鼓励，当别的战犯嘲弄斥责时，我们给他解围，教育其他战犯对他帮助。1953年春，我们组织战犯给哈尔滨一家铅笔厂糊纸盒，溥仪不但糊的效率很低，而且经常出错，遭到同犯们的围攻。一次，他把纸盒上下两厢糊到一块了，战犯宪均发现后拿起来问他：“你这是怎么糊的，怎么打不开？你这不是故意报废么？”溥仪反驳说：“谁报废，我糊的差点，不见得就不能用。”溥仪把盒抢下来，先扔到废品堆了，又拣起来放到成品堆里。宪均又说了一句双关语：“你放在哪里，也是个废品！”第二天他加了好大小心，结果又出错了，把标签糊倒了。又被宪均发现了，两人又争吵起来，这时，我们的干部进去了，知道是因为糊倒标签引起的以后说：“溥仪不会糊纸盒，现在会了，就是个进步，标签倒了不是什么大事嘛，在上面再糊上个正的不就行了吗？”才平息了这场争吵。经过认罪教育和系统学习，溥仪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现在他才相信了共产党完全是为了改造他，要他重新做人。他也感到自己确实是无能无知确实需要改造。因此再遇到同犯指责，他只感到羞愧，而从不反驳，并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因而进步较快。比如每次组织劳动前要集合点名，他照例是拖拖拉拉，落在人后，边系纽扣，边向队伍里跑，生活委员、他的侄儿毓喦当众批评他，他也不觉得难堪了，经过几次帮助很快也赶趟了。有一次把他分配在花畦里拔草，战犯正珠尔扎布一把抢下他手里拔掉的东西批评道：“你真会挑，拔的全是花苗，你简直是个废物！”他正站在那低头难过，我们看守员跑过去，对正珠尔扎布说：“你骂他有什么用，你应该帮助他，教给他怎样拔，这样他下次就不会弄错了。”从此以后，溥仪再遇到不懂不会的事情就向同犯请教。也能和大家一起积极劳动了。

他迷信神灵，不杀生，害怕报应，别的战犯都积极参加除四害，打苍蝇，他遇到苍蝇就赶跑，别的战犯打的苍蝇没死的，他还偷偷地往外放。我们发现后，批判了他的迷信思想，对他进行了卫生常识教育，并且给他规定了定额，每天打100个苍蝇，指定专人验收。以后又给他规定了打老鼠的任务，他也完成的很好。有一次，他超过了两倍完成了捕鼠任务，我们给予了表扬。经过长期的教育和劳动锻炼，溥仪不仅能够自己洗衣服，做针线活，而且积极参加战犯的轮流值日，把倒尿桶也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了。特别是，不怕脏，不嫌累，劳动时抢重活干，挑土抬煤时，是干的最多的一个。

为了把他改造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为他有一些中医的基础，我们组织他和其他几名战犯一起学习中医。他在学习过程中，因成绩有些不如别人，曾一度灰心丧气，失掉信心。这时，我们除了对他进行正面教育以外，在考试时，通知医务室有意识地多给他一些分数，并当众表扬他的成绩，从而坚定了他的学习信心。

溥仪还积极参加文娱活动。从前，每次开晚会演出都没他的份儿，嫌他碍事。这回把他编进了歌咏队，十分用心地学会了东方红、歌唱祖国等歌曲，后来又叫他在演活报剧“侵略者的失败”中扮演一个英国左派工党议员，演得很好。我们及时对他进行了鼓励。事后他说：那天晚上，他第一次因兴奋而睡不着觉。

为了进一步巩固对他改造成果，鼓励他的改造信心，于1956年2月和1957年6月，两次要他和其他伪满战犯一起到社会上参观，先后到过抚顺、沈阳、鞍山、长春、哈尔滨等城市，参观了几十处工厂、矿山、农业生产合作社、学校、商店以及养老院、托儿所等社会福利部门。为了加深他的认罪思想，在参观中，我们都事先和被参观单位联系好，让伪满受过苦，遭受过不幸的人，给他作报告，作响导，在介绍情况时，既讲现在的幸福生活，也讲康德年间的苦难。如在参观抚顺龙凤矿时，是个伪满当过矿工的王主任给他当响导，在向他介绍了现在矿工生活以后又向他介绍了康德年间矿工的悲惨生活，不仅被饿死、冻死、病死，还因为矿内经常发生爆炸冒顶事故，有许多矿工被炸死、压死。溥仪听了，当众跪在地上，连连磕头，表示向在伪满受到苦难的工人们谢罪，并痛哭失声。在去抚顺郊区台山堡农业生产合作社参观时，我们安排溥仪访问一家姓刘的社员，刘老大娘向他介绍了解放后特别是合作化以后她家吃得饱、穿得暖的幸福生活以后，又向他介绍了伪满时期像乞丐一样的悲惨生活。她说，“我们种的是稻子，吃的都是橡子面，家里查出一粒大米，就是经济犯，大姑娘披麻袋片，老头子被抓劳工死在外头……。”溥仪听了又跪地请罪，他说：“我就是过去勾结日本鬼子、抢走了你们的粮食、害死了你们亲人的伪满康德皇帝溥仪。”这时，刘大娘对他说：“事情都过去了，不用再说了，只要你们肯学好，听毛主席的话，作个正经人就行了。”溥仪听了，更加放声地哭起来。在参观的过程中，他所看到的，到处是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的景象，人们发奋劳动，生活幸福；他所听到的，不论是工人和农民，老人和孩子，都是说不尽的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感谢和热爱。然而一提到康德年间，就是说不完的苦难和仇恨。这两次参观，对溥仪的教育极大，感受极深，他在参观感想中写道：“社会全变了，中国人全变了，我立誓要作个人民希望的正经人。”

四、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决裂

经过我们长期教育改造，溥仪有了民族自豪感，对自己过去的罪恶深恶痛绝，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也有了无比仇恨。1956年8月审判日本战犯武部六藏、古海忠之，溥仪出庭作证。事前，我们对他进行了教育，指出：“中国近百年来受到帝国主义侵略，你勾结帝国主义犯了不少罪行，今天我国审判日本战犯，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你作为中国人在法庭上作证，这也是你立功赎罪的机会。”他表示一定要在法庭上彻底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狠狠打击帝国主义。他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准备证词非常用心，白天念，晚上念，吃饭时和睡觉前都在准备。由于他准备的充分，在审判武部六藏和古海忠之，溥仪出庭作证时证词说的很有力。他说：“我过去是当过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伪满洲国的皇帝。在伪满根本上我是没有实权的。统治和支配伪满实权的，就是伪满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和他的辅佐者伪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他们在日本关东军司令官领导下奉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操纵了伪满的走狗政权来奴役我国东北人民。在伪满，各部有日本人次长，各省有日本人的省次长，各县有日本人的副县长。而伪各部的日本人次长则掌握部的实权，省的日本人次长则掌握省的实权，县的日本人副县长则掌握县的实权，这形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伪满由中央到地方的一个整个操纵支配网……”

溥仪出庭作证后，我们对他进行了鼓励。他激动地说：“我虽然是一个中国人，但从未作过对中国人民有益的事情现在我第一次作了对祖国人民有益的事情，心里特别高兴。”

溥仪在改造期间，有不少外国记者来找他采访，有的从外国来信要求他回信。他们来访来信的目的，主要是想从溥仪的嘴里找到不满共产党的言论，企图以此作为反华宣传资料，但是没有达到目的。1956年8月18日英国路透社记者齐德威来管理所访问溥仪。

问：这么长的时间政府对你既没有审问又没有处理，你是否感到不合理？

答：我的罪行是严重的，我想由苏联回到祖国，便应当受到严厉的惩处，可是到现在我仍受到祖国温暖的待遇，我实在感谢。

问：政府已经知道你和大臣们都是傀儡，实权是掌握在日本人手里，那么，你为什么还要求严惩呢？

答：虽然实权是操纵在日本人手里，但是，我的罪行也是很严重的。比如，我在天津时曾给南次郎写过信，向他说明我有意复辟满淸，所以后来日本人不找别人，单单把我拉出来当了伪满皇帝，这就是无言的回答。在伪满成立之初，我曾和本庄繁签订了密约，为了我个人的地位，出卖了东北人民的利益；又如：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次郎回国前向我辞行时，我曾主动的向他提出了建议：日本正在南进，因此应该和苏联携手，以巩固北方，同时更多制造飞机，以便控制制空权。总之，日本人要一个，我就拿100个。

问：你作为淸朝的末帝，看到这样的下场，不觉得悲哀吗？

答：不，这是封建社会的结果，我过去是个鬼，今天祖国人民才把我由鬼变成人，所以现在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时候。

为了使溥仪从思想上，彻底割断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联系,我们于1957年10月，布置他写作忏悔录——我的前半生。开始时，思想有顾虑不能大胆揭露宫庭[sic]的丑恶生活，因他有封建道德观念，特别是对他们的祖宗不敢批判，我们发现了这些思想问题，对他进行了耐心的教育批判，着重指出，这是没有从思想感情上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决裂的表现。从而提高了他的思想认识。经过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了初稿。

五、释放以后

经过长期的教育改造，溥仪确实有了改恶从善的表现，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于1959年12月释放。

溥仪离开管理所前，我们鼓励了他在改造中的进步，同时给他指出，他的社会关系是比较复杂的，不但自己要继续改造、进步，而且要影响自己的家族，不要反而被他们给溶化了。他记住了这些话。在家族中只要遇到一些属于原则性的问题，他都能坚持原则，开展批评。

有一次他和堂叔谈话，对方说：“溥仪过去在日伪时期犯罪也是迫不得已。”他当即反驳说：“是自己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卖国投敌，应由自己负责，绝不是什么不得已。”使对方无言以对。

还有一次，他的一个堂弟与他谈话时，曾说：“杜聿明有血债，你没有直接血债，和他不同。”溥仪反驳说：“我在东北当了14年日本走狗，支持日本侵略战争，牺牲祖国1000多万人，损失人民财富5000亿元，我的血债比杜聿明的大的多！”使堂弟哑口无言。

他的一个族兄和他谈话，还不自觉应声说：“嗻！嗻！”(这是过去对皇帝的专门答话，意思是“是！是！”），溥仪忙批驳说：“怎么还说嗻！嗻！我们应该根绝过去旧关系，那是我犯罪的道路！”对方只好陪笑接受，点头称是。

溥仪出监头一年的工作单位是北京植物园，除积极认真完成自己工作任务之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如，他们单位组织民兵训练，因他已超龄，没有让他参加，可是他跑到支部几次申请，并说：“作为祖国大家庭的一员，我也应该站在保卫祖国的岗位上。”支部只好同意他当了一名超龄民兵，天天参加操练。

在这期间，他住在妹夫万嘉熙家。为了保持已养成的劳动习惯，同时也是为了向人民进一步赎罪，他每天总是早早起来主动扫大街。有一天，扫了很远忘记回家的路，找错了门，一位老大娘把他送回家。他每次外出乘车总是让别人先上，有一次他把售票员也给让上车了，人家以为他不上车，没等他上去便把车开走了。

1961年，溥仪被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任专员职务。他作为一个外国人最感兴趣的新闻人物，经常接见外国记者，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每次对答记者的提问，都很严肃、认真、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感谢党对他的宽大处理，表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走。

在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的几年中，溥仪的工作态度一贯认真负责，积极肯干，他常常讲，自己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争取为人民多做一点事情，以赎罪于万一。由于他工作态度严肃认真，积极肯干，曾多次获得文委领导上的表扬和同事们的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