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解放》杂志刊登印共（马列）安得拉邦委员会的党内通信认为“党内存在修正主义思想残余是受到挫折的主要原因”
【本刊讯】印共（马列）《解放》一九七一年七月一—一九七二年一月的一期上刊登了一篇印共（马列）安得拉邦委员会的一封党内通信，题为《反修斗争》，全文如下：
（原注：下面是印共（马列）安得拉邦委员会致安得拉邦全体党员的一封党内通信的英文译本。安得拉邦委员会在这份重要的文件中，总结了过去三年来该邦农民武装斗争的经验，分析了遭受挫折的原因，坚定地拥护查鲁·马宗达同志的革命路线，发出了在党内外开展反修斗争的号召。）
在安得拉邦，我们党在经受严重的挫折之后，正怀着对我们的斗争的必胜的坚定信念向前迈进，使敌人的希望破灭了。
在过去三年中，全邦的革命斗争对其胜利具有重要意义，而从所遭受的挫折来说，则是件沉痛的事。
我们的损失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我们在安得拉邦几乎失去了党的全部领导权。每当受到严重挫折之时思想上发生混乱，对党的总路线及其策略产生怀疑，这种情况在革命斗争史上是常见的。
党在我们邦里和全国今天所面临的情况就是如此。
在我们邦里，除了失去党的领导以外，思想上的混乱业已成为我们的革命斗争向前发展的一大障碍。
除非我们有效地克服这种思想上的混乱（也就是说，除非我们能够在马克思主义一列宁主义一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取得党内想思上
1972年6月26日的一致)，否则我们既不能找出过去遭受挫折的真正原因，也不能以正确的认识来推进这场斗争。基于过去三年我们在斗争过程中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所犯的错误以及至今我们在认识上的错误，有必要根据我们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做出明确的决定，从而使我们在作为世界革命一部分的印度革命中成功地发挥我们应发挥的作用。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克服目前存在的已经成为我们的革命实践的一个障碍的思想混乱状况。只有这样，我们的斗争才能以锐不可挡之势向前发展。
基于这个目的，安得拉邦委员会向安得拉邦全体同志发出了这封党内通信。
正是我们的党同三十年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根深蒂固的修正主义进行了一场正的斗争。纳萨尔巴里斗争是印度有自觉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的先驱，宅给予印度修正主义以十分有力的打击。从纳萨尔巴里斗争到现在，印度共产党（马列）的历史就是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思想同毛泽东思想之间的斗争史，这一事实决不应当忘记。这是党的过去和现在的历史，而且将来也仍然是这样的历史。
在像印度这样一个小商品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半随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里，在我们斗争的过程中长期存在着产生修正主义的必要的物质基础。只有当今后我们也能够同以新形式出现的修正主义进行斗争时，我们的斗争才能够走向胜利。这是我们应当从世界革命运动史中学习的第一个经验教训。
修正主义路线
下面是过去三年斗争中在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滋长起来的混乱思想的种种表现形式：
（一）我们不仅在战略上而且在战术上轻视敌人。这导致遭受到严重的挫折。
（二）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中央的冒险主义路线，使我们遭到种种挫折。
（三）由于实行消灭一切阶级敌人的错误政策，由于我们没有利用阶级敌人内部的矛盾，使我们遭受到许多损失。
（四）由于我们没有认识到一部分地主肯定会参加民主革命，
1972年6月26日2因此，我们在实践中采取了一条冒险主义路线，从而使我们遭到了挫折。
（五）游击小组行动是不许可的。只有在人民参加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消灭阶级敌人或没收他的财产。我们就是由于小组行动才遭到挫折的。
（六）由于过去在某些地区我们没有开展经济斗争，因此，这些地区的人民没有参加行动。在这些地区，我们必须通过经济斗争来教育人民参加革命。我们之所以遭到挫折是由于我们依靠游击小组来发动武装斗争。
（七）在平原地区，当人民还没有准备参加行动的时候，发动武装斗争是错误的。因此使我们遭到了挫折。
（八）在得到现代化武器之前，发动武装斗争是错误的。我们是由于缺乏武器而遭到了挫折。
（九）当我们在斯里卡库兰面临着遭受挫折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后退一步，通过经济斗争来发动群众。
认为我们的同志只有少数人持有这种思想是不对的。这些想法在党内是从上而下普遍存在的，当然程度和形式是不同的。
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想法归纳成为一种综合性的思想，那么关于我们的解放斗争，我们可以得出下述的结论：
“通过经济斗争，人民具备了进行武装斗争所需要的初步觉悟。有相当数量的群众直接参加，这是人民已经具备了进行武装斗争的初步觉悟的正标志。只有当人民准备直接参加武装斗争的时候，才应当发动武装斗争。在没有人民参加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通过经济斗争集中力量发动群众，目的是使他们具备武装斗争的初步觉悟。在发动武装斗争后，我们只能消灭万恶的阶级敌人。至于其他阶级敌人，我们可以对他们进行革命政策的教育，然后把他们释放。地主阶级中的一部份人不是参加民主革命，就是间接支持我们。我们必须先夺取现代化的武器，然后才能发动武装斗。不夺取最低限度的现代化武器而要发动武装斗争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把地形和武器放在首位。在平原地区进行游击斗争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选择山林地带有利地形，在这些地区有组织地从事进行游击行动的工作。只有当游击斗争取得了进展，我们掌握了主动权的时
31972年6月26日候，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斗争首先扩大到平原然后扩大到城镇地区。在没有达到那个阶段之前，我们不能够在平原或城镇作战，因为这种战斗可能刺激敌人。自卫是重要的。如果我们能使革命不受到敌人的攻击，那么未来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毫无疑问，这种认识是纳吉·雷迪集团在过去三年里在安得拉邦所鼓吹的错误认识的另一种形式。这种认识从一开始就完全违背了我们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政策。从一开始我们就反对这种错误的认识，同以毛主席的思想为幌子而宣扬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观点的纳吉·雷迪修正主义集团决裂了。
革命路线
让我们看看我们党对我们的解放斗争的理解。可以简单地概括如下：
“我们生活在一个光荣的时代，一个帝国生义及其走狗走向彻底崩溃，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最后胜利的时代。七十年代是解放的十年。胜利已经不远了。全国革命形势大好。印度革命者必须准备为在飞速前进和给帝国主义致命打击的世界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作出勇敢的牺牲。认为自卫是重要的，这是自取灭亡的想法。当帝国主义庞然大物在遭到各国革命者的打击一一一个打头，一个打脚等等一一的时候，印度革命者必须成功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们当前的革命任务是，动员我国被剥削人民准备作出无限的牺牲。认为经济斗争可以使人民产生进行武装斗争的必要的初步觉悟，这是幻想。这种理解是通往修正主义的大道。那种认为人民直接参加武装斗争就是一个国家革命形势的标志，也是自取灭亡的想法。这是修正主义者用以伤害革命的又一狡的武器。人民道接参加斗争是人民自发性的表现，但不是革命觉悟的标志。我们的革命任务是使人民觉悟起来，帮助他们懂得，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建立红军也是我们的革命任务。只有通过游击战争，我们才能动员人民和发扬他们的积极性。我们一定要放弃一切鼓励同敌人进行公开战斗的方法。我们要采用游击战术。从动员人民直至同敌人战斗，我们都要使用游击战术。
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以不同的方法建立人民
1972年6月26日的军队。印度革命面临的迫切问题不是已经建立的红军在革命战争中采取怎样的军事战术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从基层建立红军的问题。革命的迫切任务是老老实实地、不折不扣地依靠工人、贫苦农民和无地农民，把他们固有的阶级仇恨转到革命的目的上来，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把阶级斗争提高到最高的阶段，由来自斗争中的战士们组成红军。
消灭阶级敌人的战斗，即查鲁·马宗达同志制定的政治路线，是完成建立红军这一革命任务的成功的和实际的方法。这一方法是印度在为解决建立红军问题的革命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起来的。
歼灭（敌人的）战斗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使人民准备好向阶级敌人报仇的阶级斗争的较高阶段。另一个方面是，它造成红色恐怖，迫使阶级敌人逃出村庄，为各基本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夺取政权铺平道路。只有当我们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来贯彻这一方针时，我们才能迅速有效地把红军建立起来。这是印度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保证。如果我们忘记了这场歼灭战的第二个方面，我们就必定走上经济主义。事实上，这就是安得拉邦发生过的情况。
在我们领导着我国革命，在世界反动派害怕世界人民的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原原本本地照搬中国同志在一九三六年在建立解放区方面所采用的一切方法。印度的革命形势大好。全世界的革命力量在胜利前进。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世界革命胜利的保证。在我国各地建立一些解放区是可能的。通过在广大的地区大规模展开歼灭战，我们就能为建立红军和解放区铺平道路。在我们前进的过程中，历史将向我们提出解放区的明确位置的问题。认为把我们的全部力量集中在一个“方便的地带，等待光荣的未来”的想法，是自取灭亡的。
只有我们完全依靠贫苦农民和无地农民，歼灭战才能取得胜利。游击小组应由基本阶级组成。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只能做政治委员的工作。有关歼灭战的一切问题应由游击小组的成员用民主的方法加以解决。诸如歼灭战的目标的问题和与此有关的具体问题应留给游击小组成员解决。除非游击小组违背了我们革命的目标，否则党无须进行干涉。
简言之，这就是我们党对如何具体执行我们的眼前任务的意
51972年6月26日见。
同志们！现在，很显然，在解放战争问题上有两种理解一—两种对立的理解。
经济主义是一种理解的基础，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另一种理解的基础。以毛主席的思想为幌子的新的修正主义是一种理解的基础，把毛主席的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印度的具体条件，则是另一种理解的基础。第一种理解把革命形势推入修正主义的泥坑，因而损害了革命事业；第二种理解开展和扩大以我国大好革命形势为牢固基础的歼灭战，因而要求有为建立红军和解放区的牺牲精神。另一种理解是一息的修正主义的垂死扎。第二种理解是毛主席思想的生动体现。
因此，我们的同志必须同第一种理解，即修正主义作坚决的斗争。我们必须从我们的理解中肃清所有这些反革命垃圾。以毛主席的思想为幌子的修正主义更加危险，因为它可以在革命队伍中间造成相当大的混乱。因此我们的会议给这种修正主义下了正确的定义，把宅叫做帝国主义的最后一支后备队。
我们只有战胜这种新型的修正主义才能够前进。
修正主义的理解是使我们遭到挫折的唯一原因
让我们详细探讨一下我们的一些同志为我们在斗争中遭到的挫折提出的“某些原因”。他们的议论（正如已经说明的）的实质是，我们所以遭到损失，是因为左倾冒险主义。
有些同志说：“我们的理解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中央委员会或查鲁．马宗达同志强加给我们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指示，所以我们受到了挫折。”邦委员会坚定地认为，这一看法是不正确的。必须认识到，从斯里卡库兰斗争开始道至今天，修正主义残余在我们的认识和实践中始终是很嚣张的。更明确地说，过去和现在，执行的并不是查鲁·马宗达同志的理解。实际上，执行的是一些与他的理解相违背的东西。过去和现在，以查鲁·马宗达同志的理解为名，搞了一些与之不同或相反的东西。除非我们清楚地理解这个明明白白的事实，否则我们就无法找到我们失败的真正的原因，就有危险陷入经济主义，把武装斗局限在森林里，从而损害
1972年6月26日6了革命事业一一这一切都是以“顺顺当当地领导斗争，今后不再遭受损失”为名。这种自负的态度无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修正主义。
要理解上述论点，必须理解斯里卡库兰斗争的意义。
由查鲁·马宗达同志领导的纳萨尔巴里农民武装斗争的烈火点燃了斯里卡库兰。在共产党（马列）的领导下，斯里卡库兰农民斗争达到了游击战的新阶段，比纳萨尔巴里斗争更高的阶段，成为印度其他地区的榜样和鼓舞的源泉。斯里卡库兰游击斗争的烈火燃遍安德拉邦各地和印度其他许多地区。游击斗争在比哈尔和孟加拉进入了新的阶段。我们的孟加拉同志已把这场斗争发展到下一个阶段，即为建立红军打基础的阶段。在印度革命史上的第一支人民军队正在西孟加拉同印度反动军队和警察进行英勇的战斗。
在过去三年里，通过在全国各地开展武装斗争，我们给予老牌修正主义者以沉重的打击。我们在企图创造了一种武装斗争的气氛。在这个国家，人人都在谈论我们的武装斗争。人人都在决定他对革命应采取什么态度。毛泽东思想已经在受剥削者和收入低微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广为传播。至少我们在几个邦已经创立了游击区。至少我们在一个邦已经打下了建立红军的基础。这样，我们在朝着持久的农民武装斗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
简单说来，这就是斯里卡库兰斗争对印度革命的影响。
三年来我们斗争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寻常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斗争已在印度革命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
这只是斯里卡库兰斗争的一个方面。作为革命者，我们还必须考虑斯里卡库兰斗争的其他方面。为什么我们的游击小组不能及时从敌人那里夺取武器呢？为什么我们没有认真地试图建立红军呢？为什么我们没有在敌人加紧集中的时候组织小型的游击小组和把我们的活动扩大到广大地区呢？为什么我们没有在安得拉邦广大地区造成红色恐怖使敌人无法过太平日子呢？为什么我们没能为贫苦农民和无地农民夺取政权铺平道路呢？所有这些问题都说明了斯里卡库兰斗争的第二个方面。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出自于不切实际的思想，而是在这场斗争实际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这些问题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为了使我们的斗进一步发展，这些问题必须加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都表明了我们在斯里卡库兰斗争中失
1972年6月26日败的原因。由于我们没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场斗争没能发展到更高的阶段。由于没能做到这点，我们失去了主动，吃了许多条条框框的亏，面临多次失败。用革命的观点来看，以上就是我们“在斯里卡库兰遭受挫折”的正原因，也是“我们在斯里卡库兰暂时退却”的正原因。在查鲁·马宗达同志直接领导下的孟加拉的同志，纠正了这种偏差，在印度革命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章。
纳萨尔巴里斗争使印度人民相信，坚持持久的武装斗争是印度解放的唯一道路，但正是斯里卡库兰放弃了公开的战斗而定了游击斗争的基础。正是西孟加拉邦先走了一步，从敌人那里夺获了步枪，建立了红军。
不幸的是，那些认为我们遇到挫折是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同志提出了我们失败的不同原因。按照他们的说法，许多同志被捕和许多同志牺牲是我们遭受挫折的原因。按照他们的说法，如果我们坚持执行这一冒险主义路线，我们就必然会受到更多的损失。由此他们得出错误的结论：我们之所以受损失是因为“我们在战术上视了视人，并且执行了一条冒险主义路线”。因此他们得出了一个反革命结论，那就是：“我们必须向后退一步，在经济问题上动员人民”。以斯里卡库兰县党委会名义散发的一本十六页的小册子不过是对这种自取灭亡的理解的一种表白而已。邦委员会毫不含糊地批判了这本十六页的小册子。邦委员会祝贺那些在全邦与这本小册子进行斗争的同志们。邦委员会认为所有这一切反革命思想是散布在我们中间的修正主义思想的顶峰。
邦委员会坚定地认为，我们只有清除这种错误思想在坚定地依靠无地和贫苦农民的广泛规模进行歼灭战，才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
修正主义存在于我们之间决不是偶然的；这种修正主义的种子在斯里卡库兰斗争开始时就已经在我们的理解中播下了。
虽然我们党同在过去三十年中间发展了的修正主义展开正的斗争，但是事实上，修正主义残余还在我们中间作。我们在同纳吉·雷迪集团进行斗争中会经起过值得称道的作用，我们和他们划清了界限。然而在许多问题上我们的实践仍没有脱出纳吉·雷迪政见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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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安得拉邦的同志们——坚信，在毛主席的思想指导下，通过持久斗争，首先解放农村，然后包围和解放城市，我们能够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邦国家，但是我们在许多问题上仍然存在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们的想法在革命实践问题和创造性地应用持久斗争的原则于我们国家具体条件方面违背了毛主席的思想。虽然我们在这里或那里发现了偶然的冒险主义事件，但是在过去三年中修正主义的残余在我们的实践中一直具有较大的影响。这种修正主义的理解已经成为斯里卡库兰斗争发展的障碍。
虽然我们与纳吉·雷迪集团在组织上划清了界限，但是由于我们中间的一些修正主义思想残余，我们未能明确地揭露修正主义的政治观点。虽然我们在诸如他们拒绝领导斯里卡库兰斗争和至少拒绝支持这一斗争等问题上会经充分地揭露了他们，但是我们却对经济主义一一他们的政治观点的基础一—这一点缺乏恨。我们没有向党员有效地说明经济主义是反革命的。相反地，当我们的斗争在热火朝天展开的时候，我们发表了名为《把我们的斗争扩大到新的地区》的传单，这是以号召开展武装革命斗争为幌子而搞的一种经济生义变种。尽管由于有斗争性同志的坚决抵制使这个传单没有起很大的作用，但是这样的理解在领导中自始至终占优势。由于继续存在这种错误的理解，我们遇到了挫折，在遇到挫折的时候，有人以斯里卡库兰县委会的名义又发出了号召：“动员人民注意经济问题！”
对于毛主席所说的“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句话，总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起初我们没有明确理解在印度目前条件下如何建立红军和解放区的问题。相反地，我们有许多不切实际的思想。尽管我们同纳吉·雷迪划清了界限，但是我们仍相信自发性。我们并没有明确理解运动发展的原因，没有能够在运动的每个关键时刻采取主动行动。我们错误地认为，山林地区足够建立解放区了。我们且有一种不切实际的观念，认为由一个点扩大革命活动，就可以建立解放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许多同志从平原地区派到斯里卡库兰的原因一—不能归结于其他原因。只有在估计了所需要的同志的人数和适合我们这个邦的草命斗争心脏斯里卡库兰革命需要所必备的品质以后把我们的同志从其他地区派
91972年6月26日到斯里卡库兰，这是一回事。把所有仅表示有热情参加这场斗争的人统统派去，这是另一回事。我们把所有可动用的同志集中到一个地区，是由于领导机关有不切实际的思想，以为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够创建一个解放区。因此我们没有能够有效地在这个邦的各地动员和组织革命者，在全邦制造红色恐怖，为地主在村子里继续生活下去制造困难条件，为建立红军和夺取政权铺平道路，从而为建立多个解放区定基础。让我们考查一下我们在平原地区所进行的斗争。甚至在做出了在平原地区开展斗争的决定以后，我们在实践中并没有重视查鲁·马宗达同志的指示。实际上，我们仍旧在执行与他的指示相违背的东西。我们在每次行动中都发动大批人参加。（在平原地区开展的多次行动中，游击小组的人数由二十五人到七十五人不等。）我们没有组织小型的游击小组。游击小组的生活和活动置于阻挠游击小组采取主动行动的区委员会的直接监督之下。各级领导鼓吹有限的目标：只消灭劣迹昭著的敌人而不进行歼灭战以大张旗鼓恐吓地主阶级。在处理所有这些问题过程中，我们违背了中央领导机关的指示。我们的确歼灭了平原地区的阶级敌人。但问题是，我们抱着使我们有许多条条框框的错误的政治观念和组织观念采取了这些行动。
同志们！单单消灭阶级敌人对革命活动来说是不够的。我们要建立红军。人民必须夺取基层政权。执行歼灭敌人的计划只有抱着为建立解放区定基础的目的才是革命的。不然的话，这种歼灭计划就会成为另一种形式的经济主义。因此查鲁·马宗达同志批评安得拉邦的同志在实践中只完成了歼灭计划的一个方面，而没有认识到这个计划的第二方面的正意义。
查鲁·马宗达同志规定对阶级敌人的歼灭战是“阶级斗争的更高阶段和游击战争的开始”。如果我们把这场斗争局限在歼灭计划的第一个方面——不管我们的意图如何一—我们就滑到经济义的泥坑里去了。只有当我们很好地使歼灭计划的两个方面协调起来，我们才能建立红军，夺取政权和为建立解放区定基础。只有这样，歼灭计划才能使革命前进。
我们的修正主义思想方法导致我们在平原地区受到了挫折，这一点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但是有一些同志争辩说，“在平原地区
1972年6月26日10开展游击斗争是不可能的”。另一些同志则说，“没有人民参加的游击小组活动是冒险主义”。由于我们放眼看到在西孟加拉邦平原地区正在建立红军因而现在很难说不可能在平原地区进行战斗，于是有些同志对我们在平原地区进行斗提出了其他一些反对理由。他们说，有现代化的武器，进行斗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有依靠附近的丛林才能够在平原地区展开斗争”；“如果我们不与丛林地区保持密切联系而在平原地区作战，这会使我们受到损失”。这是那种不可能在平原地区作战的老调的新的变种。
由于我们对在平原地区进行斗争的目的不明确，我们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法。我们没有完全依靠基本阶级。这就是我们没有能够把我们的斗争扩大到平原地区和丧失各级领导权的原因。
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革命中各阶级所起作用的问题。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土地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轴心。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筑固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了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通过与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进行斗争而取得政权。尽管随着斗争的发展，对于富农（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将会到我们这边来，大部分人将保持中立，而一小部分人可能会加入敌人阵营）的作用进行过普遍辩论，但是党内仍在讨论富农在斗争初期的作用。在象印度这样落后的国家里，富农也进行封建剥削。因此在革命的最初阶段，在革命力量占优势以前，富农是反对革命的。因此有人认为，我们只有通过对富农进行尖锐的政治斗争才能争取中农。但是如果认为一部分地主会支持我们的革命或者保持中立，那是错误的。不幸的是，我们邦的领导持有这样的思想。这个邦的领导在一本小册子中发出“一部分地主将会参加民主革命，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他们参加我们的革命”的论调，这决不是偶然的。这反映了我们对各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的错误理解。由于这种错误理解，诸如“对一些地主进行我们的政策教育后丝毫别碰他们”和“利用地主之间的矛盾”等荒诞口号出笼了。难道这种态度不会损害我们在农村制造红色恐怖和从地主手中解放农村的斗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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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一再赞扬党代会的决议，但实际上包括党的各级领导在内的同志们却受到这种错误思想的毒害，这种错误思想是我们斗争过程中所犯的许多修正主义错误的根源。
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是各阶级在革命中所起作用的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伟大的列宁成功地把第二共产国际分裂立场埋葬掉了，第二共产国际认为“无产阶级不需要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和“作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但是，在修正主义统治时期，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虽然在口头得到确认，但实际上却被取消了。这种情况在我们国家也同样发生了。
在我们取得政权时，修正主义削弱无产阶级专政，而当我们为夺取政权而进行斗时，修正主义则取消无产阶级领导权。
在修正主义统治的三十年里，我们领导过许多次农民斗争。在许多村子里，共产党成为一种“相当大的力量”和一个“多数党”。我们给这些村子一种爱称叫作“红色的村子”。但是当阶级斗争激烈起来的时候，这些“红色的村子”和“多数党”的漏洞就暴露出来了。它们象纸糊的房子一样倒塌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红色的村子”不是在阶级斗争中诞生的。它们是阶级合作政策的产物。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以基本阶级作为主要盟友的并以完成土地革命为目的的统一战线不是这些“红色的村子”的基础。这是地主领导下以阶级合作基础以维护封建剥削为目的的“红色的村子”，而这一切又都是在共产党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造成的结果。从上到下，地主成为共产党的各级领导人。这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现代修正主义所造成的。
那么，在抛弃修正主义以后我们又处于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还没有治愈这个病。即使在今天，我们党还控制在小资产阶级手里。我们的干部中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即使在今天，贫苦和无地农民的村子仍然不是我们活动的中心。领导权没有掌握在基本阶级手里。在农村里，我们仍然以小资产阶级和富农的房子作为庇护所，打听是否有贫苦农民准备与我们“合作”。我们同这些基本阶级依然没有那种牢固的和生动的接触以使我们能把贫苦农民的茅舍作为庇护所，打听是否有小资产阶级准备与我们合作。这是我们的根本弱点。我们只有通过加强执行消灭阶级敌人的计划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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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6月26日克服这个弱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挥基本阶级的战斗主动性。我们可以把已经参加这些行动的积极分子调动起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把他们提升为领导。这样，我们就能够为开展斗争定牢固的基础。存在于我们中间的修正主义已经成为行使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绊脚石。最近，有人以强烈的口吻争辩说，“为了组织以贫苦农民和无地农民为基础的游击小组，我们需要等很久很多年。”认为从当前革命时期的性质来说，去争取基本阶级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想法是不现实的。而且，对这些同志来说，更重要的是认识到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是没有捷径的。
让我们探讨一下党组织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正确的政策一旦确定以后，阶级斗争的胜利就取决于党组织的力量。伟大的列宁谜责第二共产国际否定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一个有纪律的党的必要性。但是在现代修正主义统治时期，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被降到了最低限度。在过去三年中，我们在党组织的问题上也受到了修正主义行为的毒害。例如：把许多同志从平原地区派往斯里卡库兰。但是党对这些同志的到达和突然离开没有很好掌握。党对斯里卡库兰需要从外界得到援助的性质和程度缺乏估计，对什么样的干部才能正好满足斯里卡库兰斗争的需要这一点也没有明确的意见。他们的原则是：“凡是能够到斯里卡库兰来的人，就让他们来吧。凡是想要离开斯里卡库兰的人，就让他们走吧。这种进进出出，对运动毫无损失。”这种思想表明了在组织问题上的自发性。这表示我们没有认识到计划和预见的必要性。结果，我们只好跟在事情后面跑。实际上，我们受到了这种自发性的危害。
在斗争过程中，当地同志和外来同志之间产生了矛盾。党的领导机关和特区（我们运动的中心）领导机关之间产生了矛盾。这导致了最坏的宗派主义，对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还遇到许多组织问题。但是领导依赖自发性。它并没有试图去创建局面。我们把主观因素一—党的作用一—降低到了最低限度，受到了那种认为客观条件有利就足以使革命成功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毒害。从邦委员会的编制和职能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思想。邦委员会没有成为掌握整个运动的正的委员会，也没有进行足够的尝试使之成为真正的委员会。无疑地，要成为一个具正的委员会
131972年6月26日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在这里，问题不在于时间，而在于正确的思想。实际上，邦委员会已经成为一个普通的团体，而斯里卡库兰区委员会则成为正的邦委员会了。例如：邦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不知道斯里卡库兰领导内部存在的矛盾，虽然他们之间的这些分歧的消息已经在资产阶级报纸上广为传布了。在党组织中发生这种遗憾的事情的原因不能简单地归答于一、两个人。这无助于我们接受正确的教训。发生这种事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修正主义思想，这种修正主义思想否认取得革命胜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除了客观条件外还有主观因素（一个有纪律的党）。显然，在我们党的各级党组织从上到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的修正主义思想残余，是我们受到挫折的主要原因，而不是象有些同志所说的左倾冒险主义。
总而言之，修正主义在我们理论上和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如下：
那种认为在平原地区不可能作战的观点；我们没有能够用秘密的办法组织小型的游击小组；我们汽有能够在游击小组内大量发展贫苦和无地农民使他们成为指挥员；我们在对把特殊地区划给游击小组给他们民主权利方面态度犹豫不决；认为在发出制造红色恐怖的号召使地主无法在农村生活下去时，一部分地主就会参加我们革命，这个估计是反动的；我们所抱的那种只能消灭那些劣迹昭著的地主而对其他地主，则在向他们讲明我们的政策后就不应触动他们的态度；在“把斗争扩大到新的地区”的传单中表现出的经济主义，我们没有能够把力量集中到运动的下一阶段一一建立红军和夺取政权从而建立解放区；邦委员会（斯里卡库兰区委员会委员除外）仅仅起到旁观者的作用，而斯里卡库兰区委员会实际上变成了正的委员会；我们没有能够为了革命的利解决斗争过程中产生的组织问题。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修正主义思想的表现，这种情况各级党组织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即使是领导站在坚决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最前列，我们仍旧未能清除过去很多年来存在于我们思想中的修正主义灰尘。我们没有能从修正主义在组织问题和斗争方法上所散布的传统影响中解脱出来。我们不得不在党内对这些修正生义的残余和修正主义的工作方法展开一场坚决的斗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推进革命事业，胜利完成历史任务。在党内反修斗争中，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了这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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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6月26日个重要的问题。认为这种妨碍我们斗争的修正主义思想是少数人的事，是个很大的错误。如果我们不了解这种修正主义的理解从上而下各级都不同程度地普遍存在着的实际情况，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在全党进行一次坚决清除修正主义的党内斗争的必要性。而且，认为通过对少数人采取行动就能够根除党内的修正主义，这是一种幻想。邦委员会反对所有这种思想。它认为，修正主义是全党原来就有的一种思潮，而不是安得邦少数几个人所具有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的第七次全体扩大会议所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下述摘录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和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在党的历史上，会经有过反对陈独秀主义和李立三主义的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必要的。这些斗争的缺点，是没有自觉地作为改造在党内严重存在着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步骤，因而没有在思想上彻底弄清错误的实质及其根源，也没有恰当地指出改正的方法，以致易于重犯错误；同时，又太看重了个人的责任，以为对于犯错误的人们一经给以简单的打击，问题就解决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全党整风和党史学习中所采取的方针，即‘惩前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正确态度的模范”。
同志们！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过去三年中修正主义以各种具体表现形式如何成为我们开展革命斗争的障碍。我们只有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不然，我们就不能前进。
在我们革命实践过程中必须牢记以下五点：我们必须完全和唯一地依靠贫苦和无地农民。我们必须组织贫苦和无地农民的游击小组。我们必须在歼灭战的各个方面给这些游击队以民主权利。我们必须遵照敬爱领袖查鲁·马宗达的指示，在平原地区以秘密方式组织游击小组和开展活动。我们必须在整个邦尽可能大的地区进行歼灭战，制造红色恐怖，使地主在农村中不能平安地生活。我们应该认注意以上几点，战胜修正主义，奋勇前进！
“农民武装斗争万岁！”“印共（马列）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一九七一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