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
第一节革命风潮一日千丈
一、“洋人的朝廷”
《辛五条药》签订之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地位完全确立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更紧密地结成反动的政治同盟，残酷地压榨中国人民。帝国主义凭借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掠夺到的权益，“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①，加紧侵略中国
在政治上，帝国主义极力控制清政府。帝国主义的所谓顾问充厅于清政府的财政、经济、军事、外交等要害部门。美国的精琦当上了中央的财政顾问，日本的坂西少佐充任直隶督练公所的军事顾问。他们名白顾问，实掌大权，清政府的许多重大决策，都受他们左右。帝国主义的军队驻扎在京津、津榆沿线，控制着京津一带，清政府几乎把自己置于帝国主义刺刀的保护之下。庄而皇之的紫禁城失去了昔日的威严，座落在东交民巷的“使馆区”俨然成了清王朝的“太上政府”帝国主义的传教士深入到我国各地的城镇乡村，横行霸道，控制和窃夺各种权利，法
①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296页国天主教士王安之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凶条南昌知县江召棠，陕西竟有知县被教民掌握着。流窜黑龙江的“洋人”更是无法无天，他们公然大摇大摆地闯进各个村镇要粮派款，讹诈钱财，随意捕人，清政府的地方政权也不敢过问。一九○二至一九○三年，清政府又分别和英国、美国、日本签订了通商行船条约，使帝国主义获得免征厘金，增开商埠，扩大内河航行等利权。湖南长沙、山东济南、云南昆明、广西南宁、河南郑州、东北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等三十八处，陆续开为通商口岸。到一九一一年以前，帝国主义在中国开辟的通商口岸达八十二处之多。帝国主义商船在中国江河横行，军在中国沿海游式。这些通商口岸变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个据点。同时，帝国主义在一九一一年以前已经在中国十六个城市设立了“租界”，并继续霸占着香港、台湾、澎湖等地，强行“租借”着澳门、九龙、胶州湾、旅大、威海卫和广州湾。这些地方完全变成了帝国主义控制下的独立王国，他们勾结当地的军阀、官僚、买办、地主和流氓恶棍，建立起非常残酷的殖民统治。
在经济上，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路权、矿权达到了疯狂的程度。粤汉、正太、沪宁、陇海、沪杭甬等干四条铁路被帝国主义所控制。全国九于六百多里的铁路中，中国自己的只有六百多里。帝国主义通过这些四通八达的铁路，控制沿线的城镇、乡村，掠夺沿线的矿产和农副产品：安徽的铜官山矿权被英国霸占：四川巴、万两县的油矿权被法国霸占；云南省有七个府的矿权分别被英、法霸占：山西的矿产被英、意垄断：东北的矿产几乎全被俄、日分占：甚至连顺德、内丘、盐城这样的小矿也被帝国主义侵占；如此等等，中国的路权、矿权不断丧失。与此同时，中国的财政金融也落入了帝国主义的魔掌。继英、德、日、俄相继在中国开设银行后，美国的花旗银行和比利时的华比银行也在上海设立支行。据统计，到一九一三年，外国在中国设立了二十一个银行和一百零一个分行。帝国主义利用这些银行进行资本输出，设厂开矿，贷款给清政府，逐步控制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中国的海关、常关、盐课管理权这时已全部丧失。中国的许多城市，都设有帝国主义利用中国原料、雇用中国工人所开办的工厂。一九O一至一九一一年，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设立的较大工厂（资本在十万元以上）为过去六十年开设数目的两倍以上，而资本投资额几乎为其五倍。这些工厂残酷榨取中国工人血汗，牟取巨额利润，垄断市场，囤积居奇，压迫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如英国的怡和洋行，共有三十多个企业，从保险、地产、轮船、码头直至电车、铁道、纺纱、丝、打包、木材、电灯、制糖、制冰、冷藏等等，无所不有。又如日本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垄断的企业包括铁路、煤矿、自来水、电车、电灯、染织、酿造、榨油、印刷、旅馆等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垄断企业网。帝国主义控制着中国煤矿机器开采的百分之九十一点九（一九一二年），生铁生产的百分之百，棉纱市场的百分之七十六点零七（一九O八年），铁路交通的百分之九十三点一（一九一一年），内外航运的百分之八十四点四（一九○七年）。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和掠夺，使中国陷人了“其商凄凉，其农憔悴，其士苦，其工苦”，“闻其声则号寒啼饥”，“问其事则儿荡产”的悲惨境地。①
在文化上，帝国主义通过加紧在中国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刊和吸引留学生，奴役中国人民，培养洋奴走狗。到一九○五年，仅基督教教会所严密控制下的学校总数就多达两千五百
①《国魂篇》《浙江潮》第1期。八十五所，学生总人数达五万七千六百多名。一九○七年，这个数字又在猛增，仅美国所办的学校就多达一千一百九十五所，在中国的传教士多达一千四百二于六人。沙俄也在这时创办和加强了北京的《燕都报》、旅顺的《关东报》、沈阳的《盛京报》、哈尔滨的《远东报》，宣扬侵略有理，进行奴化教育：妄图独占东北，肢解中国。值得指出的是，帝国主义这时狂热地展开“尊孔”活动。美国传教士丁题良在一九○一年狂叫“孔子是圣贤中的圣贤”，“孔子加耶稣”，就“没有不可克服的障碍”。①英国传教士罗约翰在一九三年出版了他的《在满洲的传教方法》一书，大肆兜售他尊孔侵华的反动经验。他毫不隐讳地称孔学是他们侵华的“武器库”，叫“孔子伦理中有无数方法，只要传教土具有同情的智慧，作为武器来利用他们，会有无可估量的价值”。②一九○五年，沙俄在其出版的《大百科全书》里，把孔老二吹捧为“志在为人类幸福奠定基础”的救世主。沙俄东正教北京主教莫诺肯提，公开宣称“东正教道义纯正”，“堪与夫子之道相辅而行”。④所谓“相辅而行”，就是把东正教的侵略之道和孔老二的卖国之道结合在一起，同恶相济，侵略奴役中国人民：这就是他们“尊孔”的本质所在。有一个无耻的中国人讲得更明白，他说：“孔教日忠恕而已，西教日爱人如己：孔教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教日已之所欲，必施于人：孔教以老安少怀友信为仁，西教以医药义垫善举为仁。流异源同，归于天道。”5这真是难得的妙文，几乎不用做任何注解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
①丁题良：《震旦学或中国的智者》第247一248页
2)罗约翰：《在满洲的传教方法》第244一245页
③沙俄《大百科全书》，圣彼得堡一九五年版，第11卷、第666页。
④北洋洋务局编：《乙巳年交涉要览》卷2，第88页。
5陶浚宣、程宗裕编：《教案奏议汇编》序。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①
帝国主义采取政治、经济、文化等形式掠夺中国的结果，使中国呈现了“谓之不亡不可，谓之亡亦不可”的严重局面。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地指出：“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那一点，我还有分！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
替洋人，做一个，守土
官长。压制我”，众百
姓，“拱手降洋”。②这
字字带血、声声含泪
的言词道出了亡国大
祸的迫在眉睫，揭露
了清政府卖国崇洋的
反动本质。
清政府在彻底投
降帝国主义之后，还
挂出了一块“新政”的
招牌。所谓“新政”，
就是把康有为、梁启
超在戊戌变法时提出
的口号接过来，也搞
什么“变法维新”。一
一九一年后帝国主义在中国争霸图
九O一年，清政府下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55页。
②陈天华：《猛回头》：《辛亥革命》第2册，第151页。诏要进行“变法”，并设立“督办政务处”，从事“新政”事务。清政府在这时提出办“新政”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一方面，《辛丑条约》之后，清政府“儿皇帝”的地位确定了，它要苟延残喘，必须乞求帝国主义主子的支持，这就需要在各个部门来一个“变法”，变得更好地去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另一方面，由于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反革命两面派嘴脸和卖国贼面目彻底暴露无遗，人民反清斗争与日俱增，使清朝统治摇摇欲坠，于是清政府妄图用这种“变法革新”的姿态去欺骗人民，抵制革命。如果具体剖析一下“新政”的内容，清政府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人民革命的反革命企图就昭然若揭了。
第一，清政府“新政”的重要内容是改革军制，编练新军和警察，强化反革命的军队。一九O一年，清政府下令各省设武备学堂，并在本年内淘汰绿营、防勇十分之二、三，从中精选部分人员组成常备、续备、巡警等军。一九二年，清政府为了推广北洋和湖北编练新军的经验，急命河南、山西、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各省派代表到北洋、湖北学习操练，学成回去编练新军。一九三年，清政府在中央设立练兵处，主管练兵事务，并在各省分设督练公所。一九四年，清政府将新军的官制、训练、招募条件、退休征调、给养军器等作了严密规定，同时把新军明确分为常备军、续备军、后备军三等，做好了编练新军的一切准备。一九O五年，清政府又制订了在全国编练新军三十六镇（镇相当于师）的庞大计划，统一分配和布置，限各省分别在二至五年内按时练成。为了加强对人民的监视和镇压，清政府还在一九○五年设立了巡警部（后改为民政部）。
第二，清政府在“新政”中调整一些机构，颁布一些法令，以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除于一九一年七月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外，一九三年清政府还设立了商部（后改为农工商部），聘请张誉等在实业界势力雄厚的人作顾问，并陆续颁布了《奖励公司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公司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等一系列关于发展工商业的规章条令，企图以此来拉拢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使张誉一类人去死心塌地维护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为了向帝国主义主子献媚，清政府颁布了《商标注册暂拟章程》、《重订铁路简明章程》、《重订矿务暂行章程》等一系列法令，明确规定要保护帝国主义在华修筑铁路、开采矿产、兴办工厂、资本输出等项特权，为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大开方便之门。同时，清政府还在“裁气员”的旗号下，对一些机构和官员进行调整，把那些和帝国主义关系不大的机构撤销，将一些不适应卖国投降的官员罢免。清政府的“新政”，就是要博得帝国主义的欢心。
第三，清政府假“新政”之名，推行尊孔读经。从一九○一年开始，清政府陆续采取废科举、废八股、办学堂和派留学生等措施，并令各省设立学堂，在中央成立学部以管理全国学堂。这无非是由于以前那种私垫、科举作为推行尊孔读经的工具不灵了，现在换一块学堂的招牌，以便照旧贩卖黑货。清政府明确规定各学堂以四书、五经为主课。一九○三年清管学大臣张百熙、荣庆和湖广总督张之洞所订《学堂章程》中进一步规定，“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①其后，清政府更把读经作为大小学堂的必修科目，定“忠君、忠孔、尚公、尚武、尚实”为办学的总纲。更为荒唐
①《学堂章程》，《大清新法令》第11册。的是，各学堂还炮制赞扬孔丘的歌曲，命学生歌唱，每至孔丘诞辰，各学堂致察作乐，歌功颂德。清政府还在各地大修孔庙，把祭孔从中祀改为大祀。那拉氏无耻地宣称：“孔子至圣，德配天地，万世师表，允宜升为大祀，以昭隆重”。①派往外国的留学生，清政府也把“尊君、尊孔”作为他们的做人标准。可见，清政府的这种废科举、办学堂和旧的私塾、科举考试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换了一块新招牌，而尊孔读经逆流却比过去更猖狂了。
第四，清政府利用搞“新政”来解决财政危机。帝国主义索取大量赔款，使清政府感到府库空虚，庞大的官僚集团荒淫无耻的生活耗费，使清政府财力枯涸。因此，清政府假“新政”之名，向广大劳动人民巧取豪夺。什么纳钱交粮、烟税、酒税、戏捐、学捐、油房捐、赔款捐，捐上加指，税上加税，名目繁多，不胜枚举。清政府本来每年收人纹银七、八千万两，一九三年增到一亿两，一九一一年猛增到三亿两。数年间，人民的负担增加了三倍。再加上那些承办“新政”的贪官污更，为了贪污中饱，任意增税加捐，广大人民被逼得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挣扎在死亡线上。仅湖南一省，灾民达十余万人。灾民们全靠“剥树皮，掘草根，勉强过活”，最后“树皮草根剥掘都尽”，只好沿街乞讨，“老弱者横卧街巷，风吹雨淋冻饿而死者，每日数十人”。至于卖儿女，更不可胜数。更为悲惨的景况是，“妇女无处行乞，母子相抱而泣，或将三五岁幼孩忍心抛弃，幼孩饿极辄取街上粪渣食之”。②这一幅幅惨不忍睹的灾民图，是对清政府“新政”的血泪控诉。
“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封建势力和帝国主
①《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第5607页
②《湖南荒象志》《汇报》第2974号
义勾结在一起，把人民推向了绝境。
帝国主义是清王朝的后台老板，清朝
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清朝既是封
建的朝廷，也是洋人的朝廷。因此，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
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时就主要表
现为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
矛盾。当时的一些报刊曾指出：清政
府“惟以媚外为宗旨”，“甘心为外人之
愧儡而不辞”，“外人不过间接以亡我，
而政府乃直接亡我”。①中国人民逐
渐认识到，要解除帝国主义的民族压
迫，首先要推翻清政府。清朝政府一
日不去，中国一日不能自主，瓜分之
祸一日不息。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朝
的统治，就成了中国人民最迫切的要
求。
官肥民瘦图
二、群众斗争风起云涌
二十世纪初年，社会上普遍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这世界不得了，富的富（得）不（得）了，穷的穷（得）不（得）了，不造反，不得了。”这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的极端尖锐化，而且道出了
①《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461页广大劳动人民不忍黑暗，要奋起造反的心声。随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统治的加紧，很快出现了一个人民革命的高潮。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接连不断，农民阶级的武装暴动如火如茶，少数民族人民的武装起义层出不穷，汇合成惊天动地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
辛亥革命前，中国的产业工人约五、六十万。一九○二年，上海耶松船厂的广大工人群众，不忍地狱般的黑暗生活，一年之内发动了两次大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反对资本家对工人的迫害。
一九O三年，云南个旧锡厂工人掀起反抗法帝国主义修筑铁路，侵占锡厂的斗争。数日内，群众响应者万余人，攻下临安、石屏等地。河西、江川、宁州、泸西、元江各处工人群众也揭竿而起，清朝官吏惊呼：“势等燎原，几难收拾。”①这场斗争一直坚持了三个多月，显示了无产阶级的巨大力量。
一九O四年，成都兵工厂全厂六百多工人举行了持续十六天的大罢工，抗议资本家克扣工资。盛京辑安一带的伐木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反对日本掠夺我国木材。
一九五年，汉口铜货帮三千多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罢工，反对资本家克扣工资。同年，上海华新纱厂工人举行了反对日本吞并该厂的罢工斗争，愤怒的群众痛打出卖该厂的中间人，洋鬼子吓得狼独逃窜。这年五月，安源煤矿工人：面对帝国主义分子的横行霸道，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工人们团结起来，向帝国主义分子冲去，把洋楼打得稀巴烂，帝国主义强盗吓得夹着尾巴逃往湖南。事后，他们心有余悸地供称：“各工人势甚汹，几
①《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第5053页成不了之局，烦言喷喷，人心惶惶”①
这时工人群众的斗争虽然仍是自发的、分散的，但却此伏彼起，接连不断，从一九○一到一九五年，较大的工人斗争达三十五次之多。这些涓涓细流，必将汇成滚滚的波涛，涌激荡。
农民阶级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一九○一年，山西高平县爆发了反捐税、反洋教的群众斗争。广大农民群众不满清政府借“新政”为名，增收苛捐重税，他们在铁匠牛文炳的率领下，奋起反抗。他们在各村发布告白、“鸡毛传单”，誓与清政府“决一死战”。十一月十三日，数千群众冲人县城，打开监狱，将六名义和团首领救出，并把洋教士住过的房屋统统捣毁。
一九三年，山西永济县发生了群众性的反抗柿酒税斗争。永济县山丘纵横，柿树成行，过去农民用柿酿酒，向无酒税。清政府办“新政”后，永济县令随便抽收酿酒税，激起群众愤怒。数干群众组织起来，涌进县城，把县衙捣毁。县官吓得惊慌而逃，被追停止收酒税。同年，云南镇边厅彝族张朝元聚众三千余人，佤族李三明、刀文林云集五、六于人，先后发动起义，互相配合，“攻据汉土城寨”：同时，声势浩大的广西会党大起义也在这一年爆发了。广大农民群众和受革命影响的部分清军纷纷起来，矛头直指地主豪绅、贪官污更、洋商洋教士。一九○四年，起义大军迅猛发展，遍及全省，控制了广西几十个州县。七月，起义军攻下柳州，分兵三路，直趋广东、贵州、湖南，各地人民纷纷响应。清政府急派十几万大军前来镇压。起义军虽然英勇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于一九五年失败。这次起义极大的振奋了
①一九O五年六月十二日《时报》全国人民，推动着人民群众革命高潮的到来。
一九◎四年，江西乐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抗“靛捐”的群众斗争。革命群众在夏廷义的率领下冲进县城，夺取洋枪，捣毁收税的捐局、厘卡和绅士的房屋。大小官更惊恐万状，抱头鼠窜，江西巡抚急速加派瑞激带兵千人，赶往乐平。由于混人革命队伍的奸细的出卖，抗捐斗争失败了。同年，云南省永善县革命群众组织红灯教，竖起造反大旗，明确提出要“打灭洋教，重兴拳会”，给洋教士以重创。广西省罗县欧四等人发动武装暴动，两千多人立即响应，一举攻占了罗县县城，清朝官更望风溃逃。
一九○五年以后，农民群众的反抗斗争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各地反抗斗争的次数在增加，规模在扩大。一九○五年，四川巴塘藏族人民发现清朝驻藏帮办大臣风全祖庇洋人，怒不可遏，聚众三千余人：杀死凤全及其随员五十多人和法国天主教司锋两人，并焚毁教堂、粮署，给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应有的打击。同年，湖北宜城县“屯农”发动了反抗清政府减价征缴屯田的斗争，他们鸣锣聚众，响应者云集，数日内汇集三万多人，将县署包围，把土豪驱走，和清军搏斗，震动了湖北全省。山西绛州教士为非作岁，抢占民产，清朝官更有意包庇，激起人民反抗怒火。当地会党首领童文修等率众起义，起义队伍兵分两路，一路攻人终州城，一路攻入茅津渡，声势大振，当地部分清军投人起义队伍。清政府极为恐慌，急调河南和山西清军联合把起义军绞杀。
一九六年，河南遂平县苗金声率众起义，反抗当地官更祖护教民，欺压百姓。当起义队伍攻至武城，敌人早有准备，于是转攻西平县的大王庄和金钢寺，向城南进军。清军惊恐，电请省里派兵镇压。当时湖北清军首先赶到，将起义军残酷镇压。同年，陕西省扶风、渭南两县人民对清政府增派铁路捐税不满，奋
起抗争。他们使用原始武
器将从华州到华阴的洋人
的教堂、电线、电杆和洋学
堂全部击毁。接着，攻人
城内，把洋教堂、官钱局、
官盐局全部砸烂，教民望
风逃避，官吏被迫宣布停
征路捐，惊慌而跑。清政
府立刻调附近清兵前来，
残杀乡民，把革命风潮镇
压了下去。
一九O七年，江西南
康县人民不满传教士的作
威作福，举行暴动，上下二
一九O六年南昌人民反帝斗争
百余里同时响应，烧毁教堂、教民房屋，杀死教士，袭击保护教堂的清军。起义军执旗持械，围攻赣城，“图攻郡城”。清朝急调广东、湖南的军队才把起义镇压下去。同年六月，四川开县谭汝霖等不忍洋教士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率众将县里教堂、学堂和教民霸占的民房砸毁。开县知县亲率防勇团丁前来镇压。谭汝霖率众迎战，轰团勇，夺去军械，清军大败，退守县城。广大群众闻讯，纷纷起来参加战斗，声威大振。于是分为三队，一队奔万县，一队围攻开县县城，一队往新宁。大队所过之处，洋学堂、酒捐局、油厘局全被打毁，绅士财产一律抢光。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洋教士、土豪劣绅的威风
工农群众前仆后继、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不仅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政府的反动统治，而且在斗争中使自己得到了锻炼提高。他们的斗争具有极其鲜明的特点：
第一，人民群众的斗争发起快、次数多、规模大。许多地方的斗争在一天内聚众于人，在几天内就聚众万人，甚至几万人。只要有一人登高疾呼，响应者就遍及各地。正象清朝官更所供认的：“一有倡首发难之人，遂成星火燎原之势”，“虽拥一妇人女子、稚儿顽童，一朝而可以啸聚千百人。”①这说明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哪里点火，哪里燃烧。一九五年的群众斗争为九十多次，一九○七年便增到一百九十多次。各次人民群众的斗争有的遍及全县或几十县，有的遍及一省或数省。例如广西全省十五个府，除桂林、平乐两府外，其他十三府的群众斗争，“无处无之”。山东曹州府十一个县，县县爆发了群众反抗斗争。甚至连清政府统治最严密的直隶也是各种反抗力量“啸聚成群，所在皆有”。清朝官吏一再哀鸣“遍地是“匪’”，“无地不“匪’，无人不“匪’。”透过这些诬的字眼，可以明显地看到群众斗争的烈火遍地燃烧。
第二，人民群众的斗争具有极大的广泛性。一九○三年六月，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奏折中说，当时参加反抗的“有会而“匪”者，有兵而匪’者，有民而匪’者，有商而匪者，有官而匪者。”岑春煊的攻击，从反面透露了当时投人反清斗争行列的阶层的广泛性。不仅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部分士兵反抗清朝统治，一些商人、中小地主和下级官更也由于本身利益受到侵犯而图谋反抗。据一些官更在奏折中讲，一九○一年山东潍县商人罢市，一九○四年江苏镇江各县罢市，一九五年江苏清江罢
①《光绪二十九年四月署理四川总督岑春煊折》，《清军机处档案》。
?《光绪二十七年直隶总督李鸿章片》，《清军机处档案》。市，福建厦门商人罢市，一九七年广州钦州罢市，甚至有些身着“摩序衣冠”的士绅，也参加了群众的斗争。同时，不仅汉族人民反抗激烈，蒙、藏、回、苗、葬、僮、黎、佧佤等兄弟民族的群众起义也经常出现。全国人民的普遍觉醒，迅速趋向革命，标志着清朝统治即将土崩瓦解。
第三，人民群众的斗争形式多种多样。遍及全国的人民群众斗争，有的继续高举义和团的革命旗帜，采取反洋教的方式，从反对洋教士的胡作非为引向反对清政府的苛政暴敛：有的采取抗捐抗税的形式，从直接反对清王朝的残酷剥削引向反对其主子帝国主义者：有的采取反饥饿的形式，从人民生活中最道切·的问题引向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有的利用过去的秘密结社，更大规模地展开斗争，如大刀会、小刀会、三合会、龙华会、哥老会等等：有的公开采取“揭竿面起”的方式，聚众起义，据守山林，和清政府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他们的斗争策略也极为灵活，遇强敌，分散隐蔽：强敌追，分为数股：敌逃跑，集中出击，使得清朝官吏哀叹：这些起义“旋灭旋生，猝难尽绝”①
第四，人民群众的斗争锋芒有着明确的针对性。他们开始把反清政府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工人群众在斗争中，既反对资本家，又打击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农民群众在抗捐抗税和反饥饿斗争中，既打击封建地主，又捣毁洋行、商店：在反教会斗争中，既焚教堂，杀死传教士，又击毙保护教堂的贪官污更。这些都反映了人民斗争觉悟的极大提高。
在工农群众自发的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收回帝国主义霸占的路权、矿权的反帝爱国运动蓬勃开展。
①《光绪二十八年九月署理四川总督岑春煊折》，《清军机处档案》。
一九三年，湖南、湖北、广东的绅商发起收回美国霸占的粤汉铁路，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加，坚决要求清政府废除与美国合兴公司签订的出卖粤汉铁路的章程。经过两年的坚决斗争，于一九五年将粤汉铁路读回，由三省自己筹款修筑。这次斗争的胜利，是对各省人民的极大鼓舞。一九四年，四川广大群众奋起揭露清政府出卖川汉铁路的卖国罪行，要求自行筹款修路。一九O七年，河北、山东、江苏三省商民士绅发起了自办津浦铁路的斗争。江苏人民也群起反对英国修筑沪宁铁路。浙江和江苏的商民为了收回苏杭甬铁路的修筑权：自己成立商办铁路公司，并加紧筹集股份，组织人力，要动工修筑。他们不畏清政府的镇压和英帝国主义的桐吓，举行集会，发刊文章，和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政府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一九七年，有的学生以身殉路，有的工程师绝食而死，显示了他们誓死争回苏杭甬铁路的决心和勇气。
广大人民群众在争回路权的同时，掀起了收回矿权的热潮。一九五年，黑龙江省人民经过坚决的斗争，收回了被沙俄占据的都鲁河金矿。同年，山西绅商及广大群众要求清政府撤销和英国订立的卖国的“采矿条约”，决心收回英国福公司在一八九八年霸占的山西平定、孟县、路安、平阳、泽州五处的煤矿、铁矿和石油矿。斗争展开后，不仅受到山西全省人民的大力支持，而且远在日本留学的山西籍留学生也发表声明，反对英国福公司的强盗罪行。在革命群众的强大压力下，英国福公司不得不在一九七年撤走，五处矿权收归山西人民所有，他们成立“保晋矿务公司”，自行开采。这场斗争的胜利，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一九O八年，奉天（辽宁）人民经过英勇斗争收回了锦西暖池塘煤矿。山东中兴煤矿排除了德国的股份，收归华商自办。一九九年，四川商民组织江合公司，收回了江北厅煤矿。安徽路矿公会联合各界人士，发起组织了“铜官山煤矿抵制会”，发动群众和英帝国主义分子斗争，终于收回了铜官山煤矿的开采权。湖北、云南等地也陆续展开斗争，收回了一些矿权。
在遍及祖国各地的收回利权的爱国运动中，一九五年的反美爱国斗争尤其振奋人心
美国为了开发西部的金、银、煤、铁矿山，在鸦片战后的几十年间，从中国拐骗十多万华工。这些华工被美国看作最廉价的劳动力，资本家随意侮辱，任意鞭打，他们被关在木笼子里，听候使用。华工不仅开矿，而且修铁路、开荒地、开果园、洗衣、织布。美国西部的繁荣，倾注着华工的血汗。七十年代后，美国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接连发生，许多工商业倒闭，大批工人失业，工人们展开了规模巨大的罢工斗争。美国资本家为了镇压工人运动，转移斗争视线，煽动排华活动。他们叫晒什么：美国工人之所以失业，生活苦，是华工、华侨夺了他们的饭碗。他们煽动群众把华工的金钱抢走，房屋烧毁，把檀香山华侨居住的唐人街全部烧光，甚至鞭打屠杀华人。有一矿山，一次就杀死华人两万多。不仅如此，凡是经过美国国境的中国人都要遭受非人的虐待。中国人抵美，美国常关就以检疫为名，把他们关在木笼子里，横加凌辱，连清政府的外交官也逃不过
美国政府的这种法西斯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中国人民通过各种报刊向美国政府发出强烈抗议。一九○四年，正值清政府和美国政府于一八九四年订立的《中美会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期满，中国人民纷纷要求废除这一不平等条约。凶狼的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正义呼声不但充耳不闻，而且惨杀华工日甚一日。长期充积在中国人民心头的怒火进发了。一九○五年五月，上海工商界召开大会，声讨美帝国主义迫害华工的罪行，号召展开强大的抵制美货运动。他们提出的具体办法是：（1）不购用美货：（2）一律不用美国轮船运货：（3）不作美国商行的买办翻译；（4）被迫为美国做工的工人一律停工；（5）华人子弟一律不入美国所立学堂读书。他们并向各省发出呼吁，要求采取一致行动。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学生、妇女、商人以及一些爱国资本家，直至儿童都热烈响应，踊跃参加，立即展开抵制美货活动。上海缝纫工人不作美国布料衣服，刻字工人不刻印美货商标：香港搬运工人不运美国货物：广州食品工人不用美国面粉：汉口、镇江、营口等地的码头工人拒绝装运美货：国内各地的学生不用美制文具书籍：嘉定各县的农民群众将美货统统烧毁；甚至连南洋、日本、美洲、欧洲各地的华侨也动员起来，不用美货。当时祖国各地反美集会轰轰烈烈，演说之举激浪滚滚，电报传单频传交飞，形成了近代史上空前规模的反美运动。
反美爱国运动的猛烈展开，使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政府极为恐慌。清政府急忙下令查禁各地的集会演说，逮捕参加爱国运动的各方人士。美帝国主义一面
广州人民宣传反美运动的纸鸢进行外交吓，一面和上海以及其它一些地方的买办资本家勾结起来，千方百计地加以破坏。美帝还向那些参加了反美斗争但和帝国主义有某些联系的资本家、商人施加压力，威胁利诱，迫使其屈服。随着这场运动的深入发展，资本家和商人退缩了下来，而买办洋奴又从中破坏，加之清政府的疯狂镇压，最后运动遭致失败
反美爱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却广泛地宣传了反帝爱国思想，提高了全国人民的觉悟，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推动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山雨欲来风满楼”全国人民的反抗斗争犹如滚滚长江波涛，一浪高过一浪，猛烈的冲击着清政府这只即将沉没的破船。一个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就要到来了。正如孙中山所敏锐地指出的那样：清王朝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①“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②
三、革命、保皇决分二途
热火朝天的人民革命运动，使以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为阶级基础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为阶级基础的资产阶级保皇派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一八九五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举国舆论莫不自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漫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
①②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2、63页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加以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整。国势危急，复爱不可终日，有志之王，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①这表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二十世纪初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与此同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头子的资产阶级保皇派也在猖狂地活动。早在一八九九年，康有为就在加拿大建立了保皇会。随后又在南洋、欧、美、澳等地到处设立保皇组织。没过几年，保皇派的势力“凡百七十余埠，遍于五洲，会众以数十万计”②，形成了一股反动的政治力量。这些保皇分子，一面在经济上到处骗取华侨商人的钱财，在世界各地设立公司、银行，牟取暴利，作为保皇的活动经费，当时的上海广智书局、广西天平山锡矿、香港华益公司和振华实业公司、墨西哥银行和轮船公司、纽约的杂碎馆和琼彩楼等，全被保皇派所占有：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大搞保皇活动。康有为一伙在温哥华、维多利亚等地为载活祝寿，艺讨载活多活儿年，幻想有朝一日载活复辟，自己好作开国元勋。保皇势必反对革命，他们“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③
革命派和保皇派，一个要革命，一个要保皇，两个营垒，两条路线，针锋相对。但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康、梁一伙保皇派反革命真面自的认识，却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过程。
①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4—175页。
②《开国前革命与立宪之论战》，《建国月刊》第8卷、第6期，第3页。
③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3页。
戊戌变法失败后，孙中山等许多革命派认为康、梁吃了清政府的苦头，这下该幡然猛醒，改弦易辙，奋起反清了。孙中山几次派人去找康、梁，谋求和他们联合反清。但康有为死抱住他的改良主张不放，反复强调：“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①可是，狡滑的梁启超，为了挖兴中会的墙角，扩大保皇会的阵地，乘康有为离开日本之机，十分亲热地表示要和革命派合作到底，并假悍地表百只要合作，孙中山可当会长，他自己当副会长。梁启超这一“进步”姿态，使不少革命党人受骗上当。
革命派在日本横滨设立的兴中会分会，团结了不少革命志土。梁启超一伙恨得要命，为了扩充保皇势力，他打着“合作”的旗号，把革命派在横滨创办的中西学校抢夺过来，改为大同学校。他们在大同学校大搞尊孔保皇，“每星期日，生徒须对孔子像前行三跪九叩礼。”谁不服从，就“迫令退学”。他们讲课答题，全“歌颂圣君誉扬新政”②，搞得乌烟瘴气。甚至有一次孙中山到大同学校去都遭到了冷遇。同时，梁启超一伙摇唇鼓舌，大肆在兴中会中活动，诱骗蒙蔽了不少兴中会会员倒向保皇派的行列，兴中会横滨分会几致瓦解。
兴中会檀香山分会是孙中山最早建立的，它犹如一把火炬，屹立海外。一八九九年冬，康有为指示梁启超到檀香山去建立保皇会。善耍阴谋诡计的梁启超找到了孙中山，极力表白要“合作到底，至死不渝”，并骗取了孙中山的亲笔信，介绍梁到檀香山。梁一到那里，就以孙中山的“亲密战友”自居，到处招摇撞
①②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49、51、52页骗，胡说什么保皇和革命自标一致，殊途同归，只不过为了掩护革命，在国内能公开活动，“用保皇会的名义则进行可以使利”。加上他带有孙中山的亲笔信，致使许多兴中会会员纷纷加人了保皇会，连孙中山的哥哥孙眉也不例外。革命派在檀香山的阵地被保皇派窃据了
孙中山等革命派在广东和长江流域经过长时间的艰苦努力，把广东三合会和两湖哥老会联合了起来，于一九○○年春夏之交，在香港召开兴中会、哥老会和三合会联合大会，推举孙中山为总会长，准备利用北方义和团运动兴起，清政府无暇南顾的时机，发动一次武装起义。可是，保皇分子又打出“殊途同归”的旗号，通过诱骗手法，把哥老会龙头拉了过去，不搞反清，而搞“勤王”，结果惨遭失败，使兴中会在长江流域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群众基础遭到严重摧残。
一九一到一九○四年，保皇派为了夺取更大的地盘，陆续出版了《清议报》、《新民丛报》、《外交报》、《东方杂志》、《扬子江》等刊物，以此为阵地，向革命派进攻。为了迷惑革命派，梁启超这时装出一副折衷公允的面孔，大肆贩卖孔老二的中庸之道。一九○一年，他在《清议报》上发表一篇《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的妙文，极力鼓吹“道相行而不相”，把自由与专制、利已与爱他、独立与合群等一系列的社会现象说成是合二而一，同出一源。他还把自已打扮成求团结合作的化身，攻击革命派“不识群义”这无非是企图抹煞是非界线，在“合作”的幌子下将革命势力一举消灭。为了进一步向革命派灌迷瑰汤，梁启超还陆续发表了《过渡时代论》、《新民说》、《论立法权》等论文，高谈什么“大变革”、“大破坏”。将其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主张标榜为“无血破坏”，用以对抗革命派的“有血破坏”这充分说明梁启超的所谓“变革”、“破坏”，其实质是让清政府做出一点改革的姿态，分给他们一部分权力，抵制革命派发动的暴力革命。一九○二年，康有为发表了《辨革命书》，赤裸裸地为清政府歌功颂德，对革命派恶毒攻击。他把载活吹捧为仁至义尽的旷世圣主，推行的完全是“大地各国所未有”的“古今至仁之政”。他胡说：革命者开口必攻清政府，“此为大怪不可解之事”。②一九O三到一九四年，梁启超见群众革命斗争风潮已甚，其伪装赞同革命难以骗人，就索性摘去了“合作”的假面具，接连发表了《论俄罗斯虚无党》、《新大陆游记》、《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等论文，公开咒骂革命如蛇蝎猛虎，使人民“朝避猛虎夕长蛇，新鬼烦冤旧鬼哭”。甚至胡说：“中国每当国内革命时代，即外族势力侵人时代也。”③他还极其恶毒地要清政府出兵屠杀革命派，叫什么“后膛枪出而革命绝”
保皇派从组织到政治思想领域大肆向革命进攻，从反面教育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认真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深感过去只专心致力于武装斗争而没有注重抓舆论宣传工作的不足，认识到击退保皇派的进攻，肃清“保皇毒焰”，是将革命向前推进的关键，他明确指出：“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于是他积极组织革命力量，向保皇派开战，决心夺回被康、梁一伙骗去的阵地。
一九○年四月，在孙中山的积极倡导和支持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保皇派盘踞的横滨办起了《开智录》，鼓吹反清革命，驳
①②康有为：《辨革命书》，《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214、212页
③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807、810页
④孙中山：《致黄宗仰乌目山僧函》。斥保皇谬论，开始了革命和保皇的交锋。一九○三年七月，孙中山亲自奔赴横滨，向那些受保皇派蒙蔽的青年讲述国内外的形势，谈论革命，讨论反清救国的道理和方法，帮助他们从思想上划清革命和保皇的界线。同年八月，孙中山为了组织革命力量，还在东京的青山创办了一所军事学校，不少革命分子积极入校学习。孙中山在青山军事学校的誓词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驱除鞋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①的革命纲领，这就从思想上武装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使他们明确了斗争目标，看清了革命和保皇的根本区别。青山军事学校立即变为革命派鼓吹革命的生气勃勃的场所。此后，孙中山不辞辛苦，又转战檀香山。檀香山这时已被保皇派控制，孙中山以仅有的十几名革命分子为骨于，并改组《隆记报》为兴中会机关报，大张旗鼓地宣传反清有理，保皇有罪，揭露保皇派的反革命面目，使许多误入保皇会的兴中会会员幡然醒悟，投奔革命阵营，革命空气又重新弥漫海岛。这就更加激起了保皇派的仇视，他们在保皇派的机关报《新中国报》上连刊文章，恶毒攻击孙中山。孙中山针锋相对，接连写了《驳保皇报》、《敬告同乡书》等文，将康、梁一伙的丑恶面目揭露得淋漓尽致，把保皇派的谬论驳得体无完肤。孙中山尖锐地指出：“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梁启超“一人而持二说，首鼠两端，其所言革命属真，则保皇之说必伪，而其所言保皇属真，则革命之说亦伪矣”康有为的《辨革命书》就是要人们“不可行革命，不可谈革命，不可思革命”②，死心踏地充当清王朝的奴仆。孙中山的这些言论，似钢刀利剑，打中了保皇派的要害，使保皇势力
①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74一75页
②孙中山：《敬告同乡书》：《孙中山选集》上卷，第51、52页在檀香山一不振，使当地侨胞“耳自为之一新”，坚定了跟随孙中山反清革命的决心。
一九四年春，孙中山从檀香山到达旧金山。旧金山有一个反清秘密团体致公堂，人员遍布美洲许多地方。九年前孙中山曾在这里宣传革命，使致公堂变为一个重要革命组织。但此后被康、梁一伙破坏，保皇势力竟把持了致公堂部分权力。孙中山团结致公堂总理黄三德等一起宣传革命宗旨，打击保皇派的气焰。他们将保皇派占领的致公堂的机关报《大同日报》夺回来，由革命派担任主编。《大同日报》连刊革命文章，使革命思想荡及全美。经过实地的调查研究，孙中山感到致公堂在保皇派的破坏下人员混杂，思想混乱，有必要从组织上、思想上进行一次整顿。他协助黄三德等人，对所有致公堂会员重新登记，注册载明。同时为致公堂重订新章程，明确指明致公堂以“驱除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致公堂的纯活性，增强了战斗力。同年夏，孙中山又和黄三德一起到洛山矶、华盛顿、费城、芝加哥和纽约等数士城市的华侨中宣传革命，各地致公堂热烈欢迎，保皇分子望风而避，革命派在美国的华侨中打下了基础。紧接着，孙中山又赶往欧洲，把在德国、比利时、法国留学的革命分子组织起来，成立了革命团体，加入者近百人。从此，保皇派在欧洲失去了立足之地。
孙中山在和保皇派的斗争中，表现了坚毅的革命精神。他一日认清了保皇派的反革命真面目：就组织革命派奋起反击。从日本战斗到檀香山，从美国又奋战到欧洲，终于夺回了被保皇派占据的阵地，取得了胜利。一九○四年后，孙中山“漫游所到，凡有华侨之处，莫不表示欢迎，较之往昔大不同矣。”①在东南
①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5页。亚，革命派在华侨中组织的中和堂，“分会遍设槟榔屿、吉隆坡、怡保、坝罗各埠，从者日众”。①革命势力在一天天壮大，保皇势力在一天天缩小。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对保皇派的反击，从政治上、组织上划清了革命和保皇两条路线的界线，使革命思想深人人心，为革命派在组织上进一步发展，舆论上扩大宣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四、民主潮流浩浩荡荡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和康、梁一伙保皇派作斗争的同时，开展了大规模的舆论宣传工作，为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大喊大叫。
在这场大造革命舆论的运动中，年青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一批勇敢的闯将。他们在义和团运动后，面对民族危机的严重，自睹阶级压道的加深，许多人由爱国趋向革命。他们不满中国的现状，仇恨帝国主义的侵略，痛感民族的危亡，愤恨清政府的腐败，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象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②
日本的东京，中国的上海，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极为活跃的两个地方。“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
①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75页。
②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1358一1359页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演讲”。①“东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②一九O二年春，正值明朝灭亡二百四十二周年，革命派积极活动，准备以纪念明朝的灭亡，来申厅清王朝的罪行，唤起大家反清革命。他们经过串联，有数百人要求参加这一活动，并写出了纪念会宣言书，分发海外华侨，声势越搞越大。这可吓坏了清朝驻日公使蔡钧，他乞求日本政府横加阻止，致使纪念会没有在东京开成，而改在横滨举行。一九○三年春节，留日青年学生借团拜宣传革命。许多青年登上讲台，慷概激昂地发表演说。他们愤怒揭露清政府卖国崇洋，大声疾呼亡国灭种危在旦夕，强烈呼吁大家积极投入推翻清政府的斗争。参加团拜会的青年，个个怒发冲冠，表示和清廷不共戴天，决一死战。有的青年索性把名字改为“‘扑满”、“打清’之类”，“这些大号，自然和实际的革命不甚相关，但也可见那时对于光复的渴望之心，是怎样的旺盛”。③
在上海，一九二年蔡元培等组成了中国教育会。从文化教育人手，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恰好在这一年，东京留学生与驻日公使蔡钧发生冲突，一部分人被逐回国，上海南洋公学也发生学潮，二百多名学生退学。蔡元培等马上设立爱国学社，接纳这批人入学。不久，南京陆师学堂也有一部分学生退学来到爱国学社。这些立志改革现状、热情奔放的青年，聚集一堂，意气风发，倡言革命，爱国学社变成了宣传革命的场所。他们经常在张园集会，批评时政，鼓吹革命。他们翻译了大批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作品。卢骚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
①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56一557页。
②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5页。
③鲁迅：《杂忆》.《鲁迅全集》第1卷，第204一205页。理》、赫胥黎的《天演论》等等成了他们的必读书。还有美国独立史、法国革命史等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书籍，他们也如饥似渴地学习。他们力图运用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等作为思想武器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在翻译阅读西方资产阶级作品的同时，这批青年知识分子又办起了各种报刊。宣传革命的《国民报》、《游学译编》、《新湖南》、《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苏报》、《大陆月刊》、《童
革命派发行的书刊子世界》、《女子世界》、《中国白话报》等刊物先后在东京和上海等地出版。革命派以这些报刊杂志为阵地，大力鼓吹革命，击清政府，宣传民主思想，批判改良主义，阐明政治主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随着革命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涌现了许多出色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章炳麟、邹容、陈天华、秋瑾就是他们杰出的代表。
章炳麟（一八六九一一一九三六年），号太炎，浙江余杭人。青年时期，他就注意研究法家著作，并推崇他们反抗外族人侵的正义行动。申午战争后，他在民族危机的强烈刺激下，孜孜不倦地阅读日本和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学方面的书籍，从中寻求“学理”，并开始投入救亡图存的活动，参加康有为等改良派主办的《强学会》，为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撰写文章，鼓吹维新变法。一八九八年，他曾被张之洞拉去主编《楚学报》，但他不受张之洞的笼络，旗帜鲜明地反对张之洞宣扬孔孟之道、鼓吹“忠君”思想的《劝学篇》，结果被赶出武昌。但这时他对清政府反动面自的认识仍十分肤浅。一八九九年五月，他写了一篇《客帝论》，鼓吹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可以承认清政府为“客帝”，让它“悔过自新”，发奋图强，共同御侮。八国联军的侵入，《辛五条约》的签订，从反面给章炳麟上了重要的一课，使他不得不面对严酷地现实来重新考虑问题，促使他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他开始认识到，清政府已彻底变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要御侮必须反清，于是，他写了《客帝匡谬》，纠正了自己过去的错误，指出不推翻清政府，“欲士之爱国，民之敌汽，不可得也”。一九○○年，他坚定不移地反对唐才常以“勤王”为号召的“自立军”活动，毅然剪去发辫，并写了《解辫发》一文，表示与改良派决裂。同年，他编辑出版了在这以前所写的包括《商》、《尊苟》等五十篇文章的论文集一《篇书》。一九○一年，他写了《秦献记》，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高度赞扬了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秦始皇建立秦王朝的功绩，肯定了秦始皇厚今薄古的重要措施一“焚书坑儒”，大力提倡秦始皇的变革精神。这年初，他看望了他的老师俞樾，俞樾搬出孔老二的一套，骂章太炎“不忠”“不孝”敢于造反的章太炎并没有在骂声中妥协，他写了《谢本师》一文，驳斥了俞樾的谬论，宣布和俞樾断绝师生关系。一九二年，他又修改出版了《书》，其中增加了《学变》等一系列尊法反孔的文章，为蓬勃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大
郸容焉造舆论。
书
一九O三年，章炳麟针对康有为一伙保皇派为清政府歌功颂德，写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严正指出：清政府是
书人民的仇敌，帝国主义的帮凶。载活小丑，“未辨麦”，只会“尊事孔子，奉行儒术，崇饰观听”，“以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象载活这样的皇帝，连自已性命都握在那拉氏手里，望他改革立宪，犹如“酿四大海水以为酒”，白日作梦。针对康有为“只可立宪，不可革命”的谬论，章炳麟有力驳斥道：要立宪必须经过革命，不革命就无法立宪。“流血成河，死人如麻，为立宪所不可幸免者”。“以一人之诏旨立宪，宪其所宪，非大地万国所谓宪也”。他热情奔放地歌颂革命能改变一切，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针对康有为散布的“天命论”，章炳麟一针见血地指出：“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合众共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章炳麟还揭露了康有为的卑劣用心，指出康有为名为“致书”华侨商人，实为致书清政府表功，是“热中于复辟以后之赐环”。康有为是载活的“私友”，人民的“公敌”。①这篇文章打中了康有为的要害，剥下了保皇派的画皮，为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传诵一时，影响颇大。
邹容（一八八五一一九○五年），字蔚丹，四川巴县人，是一位朝气蓬勃、敢打敢冲的革命青年。少年在校读书时，就注意时政，敢发议论，常与那些孔孟之徒辩论，“指天画地，非尧舜、薄周
孔，无所避”。②一九O一年冬，
邹容冲破封建家庭和亲友的阻
著遗容部
挠，启程赴日留学。一九二年
草
春到达日本东京，并很快投人
了热火朝天的革命运动。留学
生的每次集会，他一定慷概陈
词，鼓吹革命。同时，他抓紧一
切时间认真学习西方资产阶级
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和美国、法
国、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史，从
中吸取养料。一九三年，他
回到了上海，为热气腾腾的革
命气象所感动，立即投入了爱
国学社所组织的革命活动。同
革命军年，邹容以酣畅淋漓的笔墨，写出了《革命军》。章炳麟为之作
①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752-760页。
②章炳鳞：《赠大将军邹君墓表》，《辛亥革命》第1册，第365页序，并在《苏报》上加以介绍。《革命军》出版的消息象一股春风，很快传遍大江南北，人们争相购读。
《革命军》是一本系统讲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书，分七章，主要论述了三个问题。
第一，击清政府，论证反清的必要性。邹容明确指出：清政府是一个卖国政府，它“割我同胞之土地，抢我同胞之财产，以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家奴一日之安逸”。为了换取帝国主义支持，清政府“驱策我、屠杀我、奸淫我、笼络我、虐待我”，今日加赋，明日增税，直至“妻典子而后已。而又美其名日薄赋，日轻税，日皇仁”，实际“则是盗贼之用心条人而白救人也”。邹容作了一首奴才歌，十分形象地揭露了清政府从政治思想上残酷统治人民的恶果。“奴才好！奴才好！勿管内政与外交，大家鼓里且睡觉。古人有句常言道：·臣当忠，子当孝”，大家且勿胡乱闹。”鉴于中国在清政府的统治下这种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状况，邹容急切地呼吁：“天下事不兴则亡，不进则退”，为了使中国不亡，必须打倒清政府。
第二，擂起革命的战鼓，阐明革命的重要性。邹容在《革命军》的开头，就“破嗓裂喉”，热情颂扬革命，指出：“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要打倒清政府，不可不革命：要使中国独立，不可不革命：要使中国民主自由，不可不革命：要使中国富强，不可不革命。“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邹容号召人们要奋起革命，“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剑，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同清政府“驰骋于枪林弹雨之中”
第三，歌颂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论述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必然性。邹容在《革命军》中反复强调要用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去教育人民，使他们懂得封建专制制度的反动性，懂得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合理性，懂得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观念。邹容明确指出：“自世界文明日开，而专制政体一人奄有天下之制可倒。自人智日聪明，而人人皆得有天赋之权利可享。”为了实现这种天赋之权利，他提出推倒清政府，建立中华共和国；区分省分，选举议员，选举总统：人人为国民，男女平等：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授，不可夺之等项主张，表述了较为完整的资产阶级政治观念。书的末尾，邹容激情满怀地高呼：“中华共和国万岁！”①
《革命军》虽然是那么薄薄的一本小册子，但却是投向当时中国社会的一颗巨型的精神炸弹。短短几年间，《革命军》发行百万册以上，“不翼不胫”、“飞走海内”，读了没有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的。它教育了整整一代的资产阶级革命者。正如亲身经历过辛亥革命的鲁迅所指出的：“尚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作的《革命军》”。②
革命派在政治思想领域里发起的强大的攻势，使清朝统治者恨得要命，怕的要死。一九○三年六月底到七月初，清政府以《苏报》登载了章炳麟介绍《革命军》的文章和邹容、章炳麟低毁政府，谋为不轨为借口，勾结帝国主义，通过上海租界巡捕房逮捕章炳麟、邹容等人，封闭了苏报馆，制造了轰动全国的“苏报案”。在租界的会审公解上，清政府作为原告一方，章炳麟、邹容作为
①邹容：《革命军》，《辛亥革命》第1册，第333一364页
②鲁迅：《杂忆》，《鲁迅全集》第1卷，第205页。被告一方。堂而皇之的清政府居然和中国人民打起官司来，而地点却在上海的租界里。清政府的洋奴嘴脸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审判中，章、邹二人据理力驳，使清政府的代表理屈词穷、丑态百出，大灭了敌人的威风。清政府黔驴技穷，乞求帝国主义毫无道理地将章炳麟判处三年徒刑，邹容两年徒刑。邹容在狱中倍受折磨，最后死去，年仅二十一岁，为革命献出了年青的生命。
邹容死后，革命派利用报刊杂志，发表许多文章、诗歌，表彰他的英雄业绩。成千上万的青年志土苦读他的《革命军》，燃起了革命烈火，投入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洪流。
另一重要的革命宣传家陈天华（一八七五一一九○五年）、字星台，湖南新化人。少年时就有反清思想。戊戌变法的失败和义和团的被镇压，使他更感到国内政治空气室息，为了寻求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的真理，一九三年赴日留学。他到达东京后立即投入了爱国革命运动。他忧愤祖国民族灾难的深重，仇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蚕食鲸吞，写血书数十封，邮寄国内各学堂，唤起人们反帝激情。他和湖南留日学生杨笃生等创办《湖南游学译编》和《新湖南》杂志，写了许多宣传民主革命、介绍欧美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文章。一九○三年他写成了《猛回头》、《警世钟》两本通俗小册子。
这两本小册子表述了明确的反帝爱国思想。《警世钟》的开头，就用血泪交织的语言，沉痛地呼号祖国被瓜分的惨景：“暖呀！暖呀！来了！来了！甚么来了？洋人来了！洋人来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家都不好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贵的，贱的，富的，贫的，做官的，读书的，做买卖的，做手艺的，各项人等，从今以后，都是那洋人畜圈里的牛羊，锅子里的鱼肉，由他要杀就杀，要煮就煮，不能走动半分。”在这种“瓜分豆剖逼人来，同种沉沦剧可袁”的严重状况下，陈天华强烈呼吁向帝国主义作斗争。他号召大家举起革命大旗，挥舞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他说：“洋兵不来便罢，洋兵若来，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把，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只要我全国皆兵，他（指帝国主义）就四面受敌”。陈天华坚定地表示，要“杀尽仇人方罢手。”他相信只要大家团结一致，就会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
这两本小册子还表述了鲜明的反清革命思想。《警世钟》和《猛回头》明确指出：清王朝是亡国的祸根。即使是它办的“新政”，也“不过借此掩饰掩饰国民的耳目，讨讨洋人的喜欢罢了”，不但没带来“一线光明”，“那黑暗反倒加了几倍”。清政府将人民搞得如“风吹萍叶，莫定西东”，“烽烟滚滚血横流”。所以，要救亡，必须杀尽“媚外的汉奸”，举行暴动，反清革命。①他希望通过一场“十万横磨如电闪，一妻入幽燕。挟秋霜，挥落日，扫浮烟”2的威武雄壮的武装革命，来建立一个政治上独立、民主，经济上繁荣昌盛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猛回头》、《警世钟》文字浅显通俗，内容激动人心，书中充满爱国热情和扣人心弦的言词，对于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人民是极有感染力的。因此，它很快地便流传全国各地，特别是在两湖各学堂和新军军营传播更广，对宣传反清革命，促进武昌新军起义，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①参见陈天华：《警世钟》、《猛回头》，《辛亥革命》第2册，第112一170页
②陈天华：《狮子吼》，《陈天华集》第92页
此外，在女革命家中，秋瑾是一个杰出的代表。秋瑾（一八七五一一一九○七年），浙江山阴县（今绍兴）人，是一个出身于小官僚地主家庭的“名门闺秀”。但在民族危机的强烈刺激下，在革命风雷的鼓舞下，她进发出爱国激情。一九○年，她到了北京，进一步自曙了清王朝的腐败，帝国主义的凶恨，就下决心“匡济艰危”，献身祖国。一九○四年四月，她冲破封建家庭的层层束缚，自筹旅费奔赴日本留学。一到日本，她就投人了火热的革命斗争。她发起并参加了以反清为宗旨的“共爱会”和“十人会”，创办《白话》杂志，积极参加各项革命活动。她“每大会集·必抠衣登坛，多所陈说，其词淋漓悲壮，荡人心魂，与闻之者，鲜不感动愧报而继之以泣也。”①秋瑾虽是一个妇女，但她有旺盛的革命斗志、蒙迈奔放的性格和火一般的炽烈感情。为了宣传革命，打击敌人，她写了不少文章和诗歌。她在《对酒》诗中写道：“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②表现了她为革命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秋瑾还是孔孟之道的积极批判者。她猛烈地冲击孔老二宣扬的“男尊女卑”等等吃人的儒家旧礼教，响亮地提出：那些腐儒说什么“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夫为妻纲这些胡说，我们女子要是有志气的，就应当号召同志与他反对。”③她明确指出：妇女要解放，必须“自立”，“欲自立”，非参加革命不可。一九七年，她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在发刊词中响亮提出要“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
①陈去病：《鉴湖女侠秋瑾传》，《辛亥革命》第3册，第184页。
②秋瑾：《对酒》，《秋瑾集》第48页。
③秋瑾：《警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秋瑾集》第5页。
④秋瑾：《致湖南第一女学堂书》，《秋瑾集》第5页。夕”，“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投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放一大光明灿烂之异彩”。秋瑾的这些宣传活动，对民主革命的兴起，尤其是对广大妇女的走向革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宣传活动，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蓬勃兴起。他们那种饱满的政治热情，感情充沛的言词，悲壮激烈的行动，对于在清政府黑暗统治下的中国人民发生了巨大的感染力，起到了革命的先锋和桥梁作用。
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大部分人对于帝国主义本性认识不清，主要是宣传反清，没有把斗争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并且在宣传民族主义中，还夹杂着大汉族主义。他们没有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他们的宣传活动还主要局限在知识分子中间。这就使得他们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随着运动的深人，他们有的人就落伍了。
第二节孙中山创建同盟会及其三民主义
一、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
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有力地推动了革命组织的建立。继兴中会成立后，在二十世纪初又涌现了一些革命的小团体。
一九三年冬，上海爱国学社的蔡元培等人，和军国民教育会浙江籍留学生合作，并设法和正在狱中的章炳麟取得联系，在
①秋瑾：《（中国女报》发刊词》，《辛亥革命》第3册，第183页。上海成立了光复会，以推翻清朝统治为宗旨，联络江浙一带会党为进行革命的主要力量。一九四年春，光复会陶成章等人为了联络会党，举行革命，帮龙华会起草了《龙华会章程》，明确提出了“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们霸占”的口号，反映了广大贫苦农民的迫切要求，得到了江、浙一带人民尤其是会党厂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光复会的组织不断扩大，在长江流域一带颇有影响。
一九四年二月十五日，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刘一等在湖南成立华兴会，提出了“驱除虏，复兴中华”的革命口号，确定了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响应推翻清朝的战略方针，并组织“同仇会”，作为联络会党的专门机关。当时参加华兴会的有数百人，他们分头活动，准备武装起义。黄兴等人和湖南会党首领马福益取得联系，决定把马福益能调动的十万会众作为主力，并让长沙武备学堂的华兴会员联络长沙新军，共同起义。同时布置兵力于岳州、常德、浏阳、宝庆、衡州，准备义旗一举，五路响应，夺取湖南，进攻北京。他们计划在那拉氏七十寿辰，即十一月十六日这天行动。不料在临近起义的日子里事机败露，清军四出捕人，黄兴被道逃往上海，奔赴日本，长沙起义流产了。
一九四年夏，湖北革命党人吕大森、张难先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以补习科学为名从事革命工作。他们从实际的斗争中认识到，要运动军队非亲身投入行伍不可。于是许多革命党人纷纷投人湖北新军，进行艰苦的宣传革命和发展组织工作。
从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到科学补习所，这些小团体都把推翻清政府作为革命的目标，都在积极联络会党和新军作为发动起义的主要力量，都主要活动于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一带。它们在实际斗争中也都感到组织狭小，力量不足，不能适应全国
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这
些共同的特点和共同的要
求，成为他们联合起来建
立一个统一组织的基础。
一九五年，革命形
势蓬勃发展，组织一个全
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时
机已经成熟。因为民主思
想的深人人心，为成立资
产阶级政党准备了思想条
件：革命小团体的涌现，为
成立资产阶级政党打下了
组织基础：在舆论宣传和
孙中山革命小团体中出现了许多精干的宣传家和组织活动家，为成立资产阶级政党作好了干部准备。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积极开展建党工作。七月，孙中山到了日本，同黄兴、宋教仁等商组统一的革命政党。但有的华兴会员出面反对，孙中山对这些人作了耐心的工作。孙中山指出：革命必须内部统一。中国现在怕的不是帝国主义瓜分，而是我们革命队伍的不团结。现在各省干各省的事，互不相统，即使将来革命成功了，也会出现二十多个地方政权之间的斗争，那时帝国主义从中干涉，必然会亡国。黄兴等人非常赞同孙中山的主张，支持孙中山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团体，成立统一的革命政党的工作。
七月三十日，各个革命团体的代表七十多人在日本东京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讨论筹组统一政党。到会人员分属十七省籍，唯甘肃省没有赴日留学生而缺席。会上，孙中山提出建立中国革命同盟会。一些沉醉于驱除满族实行民族复仇的分子，反对这个名称，主张叫对满同盟会。孙中山等革命派和这些人作了坚决的斗争，反对把民族革命变成民族复仇，主张把满洲贵族和满族人民分开，坚持叫中国革命同盟会。还有少数人以当时革命仍在秘密进行为借口，反对同盟会用“革命”二字。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孙中山作了让步，遂定名为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在讨论同盟会的纲领时又出现了激烈的斗争。孙中山提出同盟会的纲领是：“驱除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而有些人却坚决反对把“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的政纲。对此，孙中山则寸步不让，明确指出：平均地权的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同等重要，要为民众谋幸福，解决象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那种贫富不均的社会问题，就必须平均地权。同盟会既是革命政党，就要看得远，就要“将种族、政治、社会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结果孙中山的主张得到了通过。同盟会成立的预备会议，排除了各种干扰，取得了成功。
八月十三日，东京留学生界举行集会，欢迎孙中山，到会者一千三百多人，盛况空前。孙中山当场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给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巨大的鼓舞。八月二十日，同盟会正式举行成立大会，到会者三百多人。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同盟会总章》，选举孙中山为总理，并依照《总章》的规定，设同盟会总部于东京，各地分设支部，由总部统一领导，总部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选举黄兴为执行部庶务长，代表孙中山在东京主持日常工作。此后又编定了《革命方略》，规定了同盟会纲领的实施计
①冯自由：《二民主义与三民主义》《革命逸史》第2集，第143页
同盟会成立划和其他各项具体方针政策。其中有《军政府宣言》（即同盟会宣言）、《军政府与各国民军之条件》、《招军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条件》、《略地规则》、《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十一月，创办《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同盟会成立后，立即分派人员到国内外各地设立支部，扩大组织，不及一年，入盟者逾万人。
同盟会是一个有明确政治纲领和完整组织机构的资产阶级政党，它是二十世纪初年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成长壮大的必然产物。从一九五年前后，在人民群众反帝爱国运动的推动下，民族工商业又有较大的发展。例如在棉纱业中，一九○五年上海设立振华纱厂，江苏常熟设立裕泰纱厂，宁波设立和丰纱厂。一九O六年太仓设立济泰纱厂，无锡设立振新纱厂。一九七年崇明设立大生第二厂，萧山设立通惠公纱厂，江阴设立利用纱厂。此外，丝、面粉、榨油、碾米、卷烟、火柴、造纸、造船、采矿等民族工业都有较大的发展。同时，这个时期的许多手工工场逐步向机器工业生产过渡。如天津的肥皂业，山东烟台的丝业，奉天大连等地的榨油业，广东三水的丝业，武进的印刷业，东蒙大布苏的造碱业，天津的铅油制造业，杭州、武进、芜湖的碾米业，四川的炼铜业，云南个旧的锡矿业，江苏宝山的制薄荷油业等，都在不同程度的部分采用机器生产。据统计，从一九O五到一九一一年，新设厂矿三百二十二家，资本额为七千七百三十四万二千元。这七年的资本总额为前三十余年资本总额的一点四倍。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了较显著的增长。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建立一个符合自己利益的政权，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束缚，独立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同盟会的成立，正是民族资产阶级这种要求的集中体现。
同盟会的成立，使全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了一个统一的领导。原来的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小团体，活动范围局处一隅，号召力也仅限于某些地方。兴中会多活动于广州、香港和海外华侨，华兴会局限于两湖，光复会则活跃于江、浙。这些小团体基本上没有脱离旧式会党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内部也各立门户，行动不一。同盟会将这些小团体合为一大团体，把地处一隅的组织发展为全国性的革命组织，把旧式会党的痕迹去掉，采用近代政党的组织形式，这无疑是一个巨大进步，它将大大促进革命运动的发展。
同盟会的成立，统一了全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那些分散的革命小团体各有各的政纲，十分不统一。华兴会、光复会着重于“驱除鞑虏，复兴中华”，兴中会起初也只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几乎都没有涉及土地问题。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宣传革命中还夹杂着一些大汉族主义、民族复仇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想，给一些人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同盟会把政纲明确规定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个字，就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了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从思想上武装了起来。
同盟会的成立，壮大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同盟会成立后，参加者络绎不绝，尤其是一批年青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的加人，为同盟会增添了新生力量。这批青年富于政治热情，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敢打敢冲，逐步锻炼成同盟会的骨干力量。同时，同盟会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在各地发展的革命力量，集中起来，统一使用，统一调动，有助于打击敌人，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后来孙中山曾兴奋地回忆说：同盟会成立后，“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①
但是，同盟会毕竞是一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松散联盟。它在思想上、组织上，以及在组织武装斗争上都没有达到很好的统一。同盟会“驱除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纲并没有被全体同盟会员所接受。同盟会中的有些人出身于大地主阶级家庭，靠封建剥削过活，他们可以接受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和“建立民国”的主张，却十分反感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还有些受种族复仇主义和封建专制思想影响很深的人，不仅反对“平均地权”，面且对“建立民国”也漠不关心，他们积极的仅仅是反满，反对清政府。思想认识的不一致必然导致组织上的分裂。全体
①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6页同盟会员仅在反对清朝皇帝这一点上有共同语言。所以随着革命的深人，同盟会中又产生一些独立活动的团体，有的甚至把同盟会的政纲也随便改来改去。
总之，尽管同盟会本身存在着不少难以克服的弱点，但它的成立却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人了一个新阶段。
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一九五年十一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进一步把“驱除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旧三民主义。
民
发
H
亲
同盟会机关报—民报
所谓民族主义，就是“驱除虏，恢复中华”，其核心是武装推翻清朝满洲贵族统治，解除民族压迫。孙中山这种民族主义思想，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清王朝推行民族压迫政策的产物，它反映了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内外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的历史特点。二十世纪初年，清王朝和帝国主义完全勾结起来，更紧密地结成反动的政治同盟，共同压迫和奴役中国人民。清王朝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因此，要反帝，要取得民族独立，首先必须推翻清政府。这是民族革命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孙中山曾明确指出，帝国主义“贪欲无庆”，清政府“助桀为虐”，“为之鹰犬”，“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清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推翻清政府，客观上就打击了帝国主义，摧毁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工具。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反帝要求。同时，当时清政府在国内还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任意欺凌压榨，这种民族矛盾也是极端尖锐的。要解决这种民族矛盾，实现国内各民族的平等，唯一的方法是推翻清朝的满洲贵族统治。这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又一重要内容。孙中山曾经多次强调，这并不是民族复仇主义。他指出：我们讲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如果认为“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②这样，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就把反对国内民族压追同反对卖国政府、挽救民族危亡结合了起来。另外，当时清王朝为了苟延残喘，命集权，强化军队，人民没有一丝一毫的民主自由，要反抗，唯一的路是武装夺权，任何改良主义都是行不通的。孙中山就明确指出：清政府“死命把持政权”③，要实现民族革命，只能拿起枪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具有三大优点：第一、抓住了当时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的集中反映一一革命人
①孙中山：《驳保皇报》。
②③孙中山：《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3、74页民和清政府的矛盾。第二、把满洲贵族和广大满族人民区分开来，和当时一些人宣传的民族复仇主义划清了界限。第三、既抓住了革命的根本问题一政权问题，又采取了暴力革命这样一条夺权道路。因此，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有利于和改良主义划清界限，有利于推翻反动的清王朝，在当时起到了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奔向革命的积极作用。
但是，孙中山虽然有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但并没有深刻认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对帝国主义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有的帝国主义国家来援助中国革命。这就忽视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的矛盾，放跑了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敌人帝国主义，只抓住了“走狗”，面放掉了“主子”。在他主持下制订的《对外宣言》中，公然宣布“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赔款外债，“照旧承担”：“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这样的外交方针，实质是讨好帝国主义。孙中山企图不正面反对帝国主义，而取得民族独立，只能是幻想，其最后失败是必然的。
所谓民权主义，就是“创立民国”，其核心是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孙中山的这种民权主义，是他向西方寻找真理和当时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当时，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已经开始衰落和走向反动。但是，把这种东西搬到中国来，仍然有着进步意义。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对外没有民族独立，对内没有政治民主：随着民族工业的逐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在逐步壮大，它们强烈要求改革现状，夺取政权：无产阶级虽然诞生了，但还没有当作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因此，历史的旗帜只能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是企图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王地上竖起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大旗，这种旗帜在当时具备着既有革命性又有绝对不能成功的双重特点。不过，孙中山对资产阶级共和国充满着信心。他指出：“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①将来推翻了清政府，“现在恶劣政治，固然可以一扫而去，却是还有那恶劣政治的根本，不可不去。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②他还深刻地指出：皇帝思想就是亡国思想，铲除这种思想，荡涤封建专制的毒素，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他主张按照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给国民以民权，让国民来选举总统，选举议员，制订宪法。他根据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三权（立法、司法、行政）分立的学说，提出制订五权分立（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的宪法的主张，绘出了一幅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的蓝图。这样，孙中山就把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结合了起来，既提出了夺取政权问题，又提出了建立政权和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问题，从理论上解决了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同当时一些人还存在的推翻清政府后重建汉族帝国的陈腐观念划清了界限，也驳厅了改良主义者所鼓吹的君主立宪的反动主张，从思想上武装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
当然，孙中山在这里所宣扬的民主、自由、平等有着鲜明的阶级烙印。资产阶级民主同封建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个大进步，但它只能是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穷
①②孙中山：《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5页人和被剥削者是陷阱和骗局。不仅如此，孙中山比较注意打倒封建皇权，却忽略了摧毁封建皇帝的统治根基一整个地主阶级，尤其是对汉族地主抱有幻想。同盟会发布的《招降满洲将士布告》，一开头就对封建的官僚、军阀、地主讲什么：“我辈皆中国人也”，“论情谊则为兄弟，论地位则为仇”，只要你们“奋激而起”，或“隐忍未发”①，就是革命的盟友。这一方面为地主、官僚、军阀乘机钻入革命队伍进行破坏提供了可乘之机，另一方面又模糊了革命群众的阶级意识，削弱了革命的反封建意义。直到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才认识到：“吾人虽革去满洲皇统，而尚留陈腐之官僚统系未予扫除，此真吾辈破坏之道未工之过也。”②
所谓民生主义，就是“平均地权”，其核心是解决土地问题孙中山提出民生主义，并不是偶然的。当时中国封建王地制度依然占着统治地位，民族资产阶级需要市场，需要动员革命主力车农民参加民主革命，因而要求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同时由于孙中山考察和研究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看到那里阶级矛盾尖锐，无产阶级革命正在兴起，为预防中国将来也发生类似的革命而主张解决土地问题。孙中山指出：“英国财富，多于前代不止数千倍，人民的贫穷，甚于前代也不正数干倍，并且富者极少，贫者极多。”在孙中山看来，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没有进行社会革命，“解决土地问题”。③因此，他主张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贫富不均的现象作为前车之鉴，大搞社会革命，实行民生主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具有两大特点：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
①《招降满洲将士布告》，《辛亥革命》第2册.第33页。
②孙中山：《救国之急务》，《孙中山选集》上卷，第427页。
③孙中山：《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6、7页。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正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这显然反映了孙中山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真挚同情和对西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赞助，使他的民生主义涂上了一层主观社会主义的色彩。其次，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2他击大地主垄断土地，主张“平均地权”，这就为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列宁指出：“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土地国有就是：尽量铲除农业中的中世纪垄断和中世纪关系，使土地买卖有最大的自由，使农业有最大的可能适应市场。”所以，平均地权是“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3孙中山“平均地权”的方针是革命的，但其方法却是改良的。他主张“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的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这显然是一种改良主义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制止大地主的土地兼并，仅仅有利于资本家去发展工商业，根本不能解决广大穷苦农民无地或少地的问题。虽然如此，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还是触及到了中国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土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反映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尖锐对立，促进了农民对地主的斗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仍不失为民主主义的精华。
但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本身有着严重的缺点。孙中山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寄于同情是难能可贵的，但他把民生主义误认为社会主义，要“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
①②③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425427页。
④孙中山：《同盟会宣言》，《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9页一役”①，这就十分错误地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种性质不同的革命界限，完全变成了不能实现的空想。孙中山没有将平均地权和农民无偿地获得土地的问题联结起来，他反对用暴力革命的方法去夺取地主的土地，反对农民起来“夺富人之田为己有”②，反对农民起来推翻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毛主席曾经深刻地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需要市场，他们也赞成耕者有其田’：他们又多半和土地联系着，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又惧怕“耕者有其田’。”③这就决定了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不可能实现的历史命运。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的政治路线，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武装斗争，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毛主席指出：“旧三民主义在旧时期内是革命的，它反映了旧时期的历史特点。”④三民主义的政治路线，是帝国主义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的产物。它是要用革命的方法，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精神来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它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要求，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迫切愿望。孙中山在概括其三民主义时写道：我们革命的自的，是为中国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制，故要社会革命。”5在那群魔乱舞、民族灾难深重的黑暗时代，孙中山高高举起了三民主义这面
①孙中山：《民报发刊词》，《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2页。
②孙中山：《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8页。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976页
④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54页。
5孙中山：《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9页。革命旗帜，起了极大的革命作用。它是动员广大群众起来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思想武器，是激励人们奋起革命、冲锋向前的强大动力。对此，伟大导师列宁曾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①
孙中山制订三民主义、观察国家民族命运的思想武器是民生史观。民生史观是他的思想路线。孙中山站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场上，从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向西方资产阶级学来了机械唯物论和进化论等，并继承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提出了宇宙起源的观点：他既认为宇宙起源于物质性实体，断定从地球的形成到人类生命的诞生，都是“物质进化”的结果：又承认独立精神力量的存在，说什么“总括宇宙现象，要不外物质与精神二者，精神虽为物质之对，然实相辅为用。”②他把这种观点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就形成了民生史观。所谓民生，他指的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他把民生看作高于一切的“历史的重心”，而不辞千辛万苦地企图解决它。他认为历史是不断前进的，历史的进化不是“循序渐进”，而是飞跌发展，因此，新陈代谢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的，人类的前途越来越光明。他对于近代历史的发展，更是充满无限的希望。他说：“近代文明进步，以日加速，最后之百年，已胜于以前之千年，而最后之十年，又胜已往
①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424页
②孙中山：《军人精神教育》之百年，如此递推，太平之世，当在不远。”①他从这种历史观出发，认真研究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得出了必须进行民主革命的结论。他认为清王朝已不合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而中国要前进，就必须“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②，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实行“共和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解决“平均地权”问题，这反映了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对人民生存问题的深切关心。但是，他把社会发展的动力归之于人的求生欲望和本能这个精神因素，却是非常错误的。因为任何民生都是受一定的生产方式所决定和制约的，生产方式的变更促使民生的改变。要解决民生问题，必须实行改变生产方式的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是阶级斗争，而不是民生问题。尽管他天天在从事阶级斗争，但他是用抽象的民生来解释阶级斗争，他既不承认中国有阶级斗争，更不承认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他认为中国人都贫，并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只是大贫与小贫而已。他由否认阶级斗争而导致了“社会互助”论。他错误地宣称：“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③正因为他只讲阶级互助，不讲阶级斗争，因而在三民主义中不敢直接提出反帝的口号，对汉族封建地主、官僚抱有联合反清的幻想，不许农民用暴力夺取地主的土地，既要发展资本主义，又要避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孙中山的这种物质和精神并重，承认历史发展，但又否认阶级斗争的观点，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二元论。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所谓民生
①2③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42、168、141—142页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D孙中山的这种二元论，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两重性在哲学上的反映，这种观察人类命运的思想武器，必然要打败仗
第三节“革”与“保”的路线斗争
近代第三次思想解放潮流
一、革命派和保皇派的大论战
同盟会成立之后，革命风雷激荡全国，康有为、梁启超一伙保皇派十分惊慌，他们大肆制造反革命舆论，妄图扑灭革命烈火。一九五年，保皇派以《新民丛报》为基地，对同盟会的政纲进行了恶毒的攻击。革命派并不示弱，立即以《民报》为阵地，给予猛烈反击。两军对垒，旗帜鲜明，论战激烈。同盟会在《民报》第三号上发表题为《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的号外，列举了双方在十二个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其中主要的是：“《民报》主共和，《新民丛报》主专制”；“《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革命，《新民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以专制”：“《民报》以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丛报》以为革命反以得专制”：“《民报》鉴于世界前途，知社会问题必须解决，敌提倡社会主义，《新民丛报》以为社会主义不过煽动乞写流民之具。”随后，《民报》发表一系列专文，对保皇派的反动谬论逐条驳厅。革命派和保皇派都集中了精干分子展开了激战。
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49页
在香港和广州，保皇派利用《岭海报》（在广州）《商报》（在香港）向革命派进攻：革命派以《中国日报》（在香港）为阵地进行反击。
在新加坡，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和革命派的《中兴日报》展开论战。
在檀香山，革命派的《民生日报》对保皇派的《新中国报》给予痛击。
在旧金山，革命派办的《大同报》和保皇派的《文兴报》进行激烈的论争。
如此等等，双方在国内外的二十多种报刊都投入了论战。
革命派和保皇派的论争基本上是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进行的。
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政府，是革命派和保皇派争论的第一个问题。
康、梁一伙从维护清朝封建政权的立场出发，大肆宣扬“忠君保皇”，极力鼓吹载活的“圣德”。他们胡说：光绪帝不复位，中国必亡：光绪帝一复位，大地莫强。对以光绪帝为代表的清政府是万万不能造反的，谁要造反，就是“贼寇”，谁要反清，就是“祸首”。
革命派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自古以来都被那君臣大义的邪说所误。所谓“忠君”，这是吃人的信条，奴隶的咖锁，反对人们造反的刑具，必须砸烂。象载活这样的“小丑”，“一手掩尽天下目，一人独压万人上”。①敲中国人民的骨髓，以博取他一人
①《中国尊君之谬想》：《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543页。的淫乐，根本谈不上什么“圣德”以载活为头子的清政府，“其君则盗魁也，其官吏则群贼也，其朝署则割地权所也”。①督抚仰外人鼻息，利权任外人索取，赔款代外人搜刮，教案听外人裁决，中国的利权、财权、兵权、交通权等全受外人控制。中国本似一完美之人，被清政府“东割一肠肺，西断一咽喉，四分五裂，鲜血淋漓”。这样卖国的清政府，“实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欲救亡而思扶满”③，实际是向操刀者摇尾乞怜。“为独立计，为救亡计”，必须打倒清政府。因此，对清政府是革还是保，是区分革命还是反动，进步还是保守的试金石。康、梁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被革命派驳得哑口无言，其反革命面目暴露无遗。
于是，康、梁一伙又搬出“革命亡国”论向革命派进行攻击，叫喊什么革命会造成连年战争，流血成河，亡国灭种。
革命派勇敢地回击道：这是“杞人之忧也”，“不知革命而孩革命”也。革命犹如治病，清政府已经病入膏育，非用刀砍不行，“舍革命无由”。④革命派指出：清“政府之待人民以兵力”，人民就必须对它还之以武力。5清政府“竭其残暴手段以压抑之”，人民就必须“出其相当能力以反抗之”，这样的“杀人流血之暴祸”，“革命是也”。所以，“杀人流血”是清政府逼出来的，革命必须流血，不流血不能革命。至于保皇派用“亡国灭种”来恐吓，这是“见将溃之疽而戒勿施刀圭，遇拂衣之火而嘱毋毁墙壁也”。“试
①《醒狮》第1号，第2页
②《中国尊君之谬想》、《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543页
③吴樾：《意见书》，《辛亥革命》第2册，第433页
④6《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128一132页。
5《中国新报》，《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817页。一翻（英、日）两国之立宪史，其杀人流血之数，殆不减于中国列朝一姓之鼎革。”①革命派向保皇派郑重宣布，他们不仅要革清王朝的命，而且上下古今，宗教道德，政治学术，一视一听之微物，都要加以革命的洗礼。“革命者，救人救世之圣药也！”②
康、梁一伙为了反对革命，又抛出厂“革命召瓜分”的谬论，胡说革命一起，外国就要人侵，中国会被瓜分。
革命派批驳说：这是欺人之谈。革命可以杜瓜分之祸，而决不会招致列强的瓜分。保皇派这种叫晒是媚外恐外思想迷住了心窍，不懂得对于帝国主义列强，我愈畏缩，他欲窥伺，我能奋发，他就会敬畏。象清政府这样日日向外人叩头，天天向外人艺怜，难道中国就不会被瓜分吗？中国被瓜分的原因是由于不能自立，所以不能自立是由于清朝反动统治，因此革清朝的命，便能免除瓜分之祸。同时：革命派因受到全国人民风起云涌的反帝爱国运动的鼓舞，认为在打倒清政府的革命中，只要四万万人投入战斗，帝国主义就不敢出兵十涉，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征服中国。即使帝国主义一旦干涉，中国人民发奋抵抗是必然的。有的革命派坚定地表示：“瓜分”谬论吓不倒我们，外侮愈烈，我们众心愈坚。诚然，在革命派中有这种强烈反帝思想的是极少数，但他们这些言论，却有力地驳厅了保皇派“革命召瓜分”的反动谬论。
要不要兴民权，人民群众能不能享受民主权利，是革命派和保皇派论争的第二个问题。
一九O六年，梁启超写了一篇《开明专制论》，对孙中山等革
①《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128-132页。
②陈天华：《中国革命史论》，《陈天华集》第3页命派宣传的民权主义大肆攻击。谬论之一就是：中国今日只能行专制，不能行“共和”，更不可兴民权。
革命派严厉驳厅道：封建专制是中国几千年来延续的“弊政”，在这种专制统治下，人民一无自由，三不平等，三无民主权利，完全是皇帝的“奴隶”。它把中国人引向世界“劣败之林”中国人民早就不堪忍受。因此，仅仅推翻清政府，犹如“改朝换代”，还不能扫除封建专制的恶果，必须同时举行政治革命，清除封建专制的毒焰。革命派还进一步指出，按照人类“进化之公理”，今日之专制政体已不合时代潮流，“开明专制”是亡国之道。清政府一日不去，专制政府就一日不倒，亡国大祸则一日不可免。谁搞专制，谁就是逆潮流而动，“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①革命派坚定地说：兴民权，才是时代的潮流。无权利者，非国民也：无责任者，非国民也：无自由之精神者，非国民也；不平等者，非国民也。民权，民权，“得之则存，舍之则亡！”
保皇派被驳得张口结舌，于是以退为进，说什么我们主张现在实行专制，然后实行君主立宪，进一步实行共和政体。
革命派反驳道：不对。事物发展总是要后来居上。中国现在本来落后于欧美，还购珊而行，亦步亦趋，何时才能解放呢？孙中山指出：这就象铁路上用的机车，现在已大有改进，难道我们修铁路还用“最初粗恶”之机车吗？“于此取譬”②，保皇派不是十分可笑吗？
康、梁一伙大肆攻击民权主义的谬论之二，是什么中国现在
①孙中山：《同盟会宣言》，《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9页。
②孙中山：《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5页。“民智未开”，中国人“既缺乏政治习惯”，“又不识团体公益”，根本没有享受民主权利、当“共和国民之资格”。
革命派回答说：这是一派胡言。当今，不是“民智未开”而是民智大开，民主共和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人民群众中间到处蕴藏着反清革命的种子。“即以目近而言，民族主义提倡以来，起而应之者，如风之起，如水之涌，不可遏抑，是岂绝对无能力者所能之耶？”1孙中山指出：“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②革命派还指出：人民群众的智慧是在斗争中发生发展的，“民智”是在革命斗争中提高的。一九五年的“东京罢学事件”和上海反美罢市运动，都说明中国人“能力发舒，一日千里。”象这样民主共和的思潮已经变成了广大人民的革命行动，难道中国人民还不懂“政治习惯”吗？革命派进一步指出：中国人民既然能够推翻清政府，就一定可以享受民主权利。何况自由、平等、博爱是人类的本性，欧美国家的人可以选举议员、选举总统，中国人同样可以这样做。革命派大声疾呼，必须“扩张民权”，“民权主义方岁！”③
保皇派攻击革命派民权主义的谬论之三，就是“民权兴”，“内乱生”。保皇派胡说什么你们名日兴民权，实际搞内乱：即使
①《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121页。
②《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第2册，第4页
③《民权主义！民族主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815页。将来你们能“颠覆政府”，你们之间也会争权夺利，内乱不休。康有为写了一篇洋洋万言的《法国革命史论》，将法国革命后各派争权的原因归结为设议院，兴民权。
革命派驳厅这种谬论说：恰恰不是“民权兴，内乱生”，而是民权不兴，内乱必生。中国历史上“草味英雄崛起”，打倒了旧王朝，然后“彼此相争”，各据一方，根本原因是他们把国家当做“私人的财产”，只推翻旧皇帝，而争做新皇帝，没有革除封建专制的统治，没有举行政治革命，兴民权，设共和政府。革命派满怀信心地说：我们这次革命，不只是打倒皇帝改朝换代：更重要的是要建立民族的国家、民主立宪政体和实行民生主义，这就革除了封建专制的弊病，改变历史上群雄相争夺相我杀的局面，而为中国革命史开一新纪元。至于说法国大革命中曾出现内乱，这是仅仅看到了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实质所在。法国大革命彻底摧毁专制之淫威奠定了民权之基础。正是由于这次大革命，民权自由的旗帜，到处飘扬，唤起全欧之大革命，尊人权贯自由平等之精神，于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发生一大变革，世界所以有今日之进步者，完全是由法兰西之革命促成的。
要不要解决土地问题，要不要“平均地权”是革命派和保皇派论争的第三个问题。
以康、梁为头子的保皇派，大都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他们代表的是由大地主、大官僚向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转化的那部分人的利益。他们同封建王地所有制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很大的一部分财富是由封建剥削而来的。他们一听到革命派要“平均地权”，就气急败坏，群起反扑。梁启超拍胸躁脚，发誓骂道：“虽以匕首携吾胸，吾犹必大声疾呼日：敢有言以社会革命即王地国有制，与他种革命同时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虽与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①
梁启超气势地质问革命派：中国土地制度完美无缺，一没有贵族兼并土地，二土地极为平均，三“赋税极轻”，你们要“平均地权”，这不是危害“国本”，反对人民“殖富”吗？
革命派斩钉截铁地答道：否。中国的土地制度不是完美无缺，而是弊病百出。正是由于地主垄断土地，“民生之穷，未有甚于中国今日也”。那些大地主，“高语仁义，哗言功利”，残酷地掠夺人民，劳苦农民终年耕作，“汗被体，泥涂足，岁云秋矣”，一无所得，而大地主“坐而视仓箱之盈”。那些手艺工匠，也是困苦不堪。陶瓷工人家无瓷器，木匠盖房自家屋却无一橡，缝纫工人家中“衣架不足以去寒”。象中国北方的农村，实际还是“农奴制度”。农民不仅每年拿出十分之七的东西奉献给地主，而且象终身奴隶一样，“生杀与夺”之权都操在地主的手里。这样的土地制度不可不改革。有些革命党人严正指出：“土地者，一国之所共有也，一国之地当散之一国之民。今同为一国之民，乃所得之田，有多寡之殊，兼有无田有田之别，是为地权之失平。”③所以，必须“均配土田，使耕者不为佃奴。”④
保皇派又跳出来说：你们“平均地权”，是博取“下等社会之同情”，是煽动“赌徒”、“乞写”起来暴动。
孙中山说：我们就是要实行“平民革命”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朱执信也说：“政治革命之主体为平民”，“社会革命的主体为细民”，我们的革命就是要动员这些下层的力量，他们是“中国革
①
《开明专制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189页
②
《哀贫民》，《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786页。
③
《悲佃篇》，《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752页。
4
《五无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755页。命运动之力”①，而靠“豪右之族”是根本不行的。有的革命党人更为坚决，公开表示：“今之田主，均大盗也”，“敌豪富之田”，就是要夺，而“欲借豪富之田，又必自农人革命始。”②这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某些人，要到农民那里寻找力量，举行革命，这是十分可贵的。
保皇派忧心仲仲，叫什么：这样一来，你们不是要让“自不识丁”的贫民当议员吗？
朱执信理直气壮地答道：讲对了！试问，无立锥之地的贫民就没有资格当议员吗？贫民同样有两眼两足，同样“耳聪自明”，难道仅仅因为穷就不能当议员吗？天下那里有这样的“不通之言”呢！我们政治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抑豪者而利细民”，所以“贫民专政”③只能是对政治革命的促进。
以上三个问题的争论，归根到底是要不要实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政治路线，即要不要武装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场论战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充分表现出坚持革命，反对改良，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坚持革新，反对保守的生气勃勃的奋发向上精神。他们那种对前途充满信心的乐观精神，对保皇派不屈不挠的斗争毅力，对错误论调口诛笔伐的战斗热情，都是应该赞扬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二十世纪初，“这个阶级不是在衰落下去，而是在向上发展”④
①③《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438、441、443、444页
②《悲佃篇》，《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754页。
④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424页
二、回击尊儒反法逆流
在革命派和保皇派展开革命、还是保皇的大论战中，同时进行着尊法反儒还是尊儒反法的斗争。这是几千年来的儒法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
尊儒反法向来是反动派反对革命的思想武器。早在一九一年康有为就接连写了《（中庸注）序》、《<孟子微》序》、《《论语注）序》、《（大学注）序》等书，竭力吹捧孔老二“荡荡如天”，“广大配天地，光明并日月，仁育覆后世充全球”。①一九○二年，梁启超写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表面上反对将孔学定为孔教，实质上说孔学比任何宗教都高，吹嘘“孔教者，悬日月，塞天地，而万古不能灭者也”。②一九○五年，保皇派机关报《新民丛报》在一期中专门摘录了孔、孟、程、朱、陆、王等人的话，鼓吹尊孔读经。一九○六年，康有为尊孔的调门更高了，狂叫“应大呼孔子万岁！”③一九○七年，康有为指使其门徒陈焕章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立昌教会（后改为孔教会），并编写《孔教约编》，要译成英文，广为散发。同时陈焕章为了宣扬孔教，用英文写成了《孔门理财学》。在狂热鼓吹尊孔的同时，他们对历史上坚持革新，反对守旧，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法家进行了恶毒地攻击。梁启超攻击荀况“误尽天下，遂使吾中华数千年，国为无法之国，民为无法之民”胡说“王安石变法，为世垢病。数百年来，变法二字，
①康有为：《（中庸注》序》：《康南海文集》第5卷。
②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170页。
③《法国革命史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330页。
4《论立法权》：《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159页。为一极不美之名词。”①麦孟华攻击商鞅“专恃功利主义，而偏缺道德教育。”梁启超更是咒骂法家“徒知治标而不治本”，攻击素始皇“焚百家之语，坑方术之士，而思想一室。”②尊儒反法的谬论一时甚器尘上。
击退这股尊孔反法的逆流，打倒孔丘这尊偶像，给法家以正确的评价，这是关系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能否向前推进的重大问题，是革命派和保皇派之间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同康、梁一伙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第一，批判孔老二，解除思想桔。
早在一八九七年，孙中山就揭露“四书五经”养成人们“盲从之性”，“不敢违反”③封建皇帝的反动统治。一九○二年，章炳麟在《书》中痛斥孔孟之道是卖国之道，帝国主义侵华是掌握了孔老二的“秘方”：《论语》自相矛盾，前言不答后语，只不过是孔老二反动言论的大杂烩。一九○六年，章炳麟在日本东京发表著名演说，斩钉截铁地宣布：孔教“极坏”，“使人不脱离富贵利禄的思想”，“我们今日要实行革命，提倡民权”，“孔教是断不可用的。”同年，他写了《诸子学略说》一文，进一步揭露了孔丘的反革命挣拧面自和儒学的反动本质。他痛厅孔丘象柳下跖所揭露的那样是一个“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寄生虫，是一个专门以“富贵利禄为心”的野心家，是一个如墨子所刻画的“便辞利口”“覆邦乱家”的那样政治骗子，是一个“污邪诈伪”的反革命两面派。他批判以孔丘为代表的儒家是“腐儒”，引诱人们“活之哉，沽之哉”，“封侯富贵”，升官发财。“儒术之害，则在淆乱人之思
①《敬告我同业诸君》、《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221页。
②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168页。
③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孙中山选集》上卷，第23页想。”他还揭露孔老二的“中庸之道”是“国愿”，“无可无不可”，其宗旨多在可否之间，议论止于函胡之地。”章炳麟对孔学的这些批判，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孔运动的展开。一些人纷纷起来向孔老二开火，向儒家宣战。陈君衍写了著名的反孔文章《法古》，痛斥孔老二是历代反动派的统治工具，“所以那些独夫民贼，喜欢他的了不得”。邹容在《革命军》中更充分揭露了儒生的丑态。他指出：那些儒生就是对孔庙中为孔丘上供的冷猪头垂涎三尺，他们利用孔丘一伙鼓吹的“一团和气，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声音律，六品官阶，七言诗句，八面张罗，九流通透，十分应酬大本领，钻营奔竞，无所不至”。有的革命派还指出：清政府就是利用孔老二的“酸腐”说教，鼓吹儒家的“圣贤古训”，作为迫害人民的“快刀利剑”。陈天华嘲笑那些儒生“八股以外没有事业，五经以外没有文章”，怒斥“那些迁腐小儒，至今还说，忠君，忠君，遵旨，遵旨”，这是要把人民弄到“没有种子方休”。2柳亚子进一步指出：“还有一般迁儒，来拍皇帝的马屁，立出种种荒谬绝伦的邪说，说什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又说什么“君使臣死，不得不死。’任他把你浑身剁做肉酱，不敢喊一声冤，叫一声痛：任他把你妻女来抢夺，还要三跪九叩首的谢恩。”③把小儒的丑态揭露得淋漓尽致。革命派还认真研究了我国的历史，大胆地指出“国亡于儒”，“使中国而于致今日也，其儒之罪哉！”他们和儒家势不两立，号召人们要“儒冠、裂儒服以为国民倡”④
?《国民意见书》，《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901页
②《警世钟》，《辛亥革命》第2册，第113、126页。
③《民权主义！民族主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813、814页。
④《国民新灵魂》，《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574页。
第二，批判封建礼教，扫荡奴隶哲学。
革命派在向孔丘开炮的过程中还向封建礼教展开了激烈的进攻。他们尖锐指出：“礼立于中国三千年矣，而中国文弱也几千岁。”“礼之耗人血消人气”，“我四万万人消没于礼之一字也。”①他们揭露封建礼教中的“君为臣纲”就是“叫人尊君亲上，把君民、官民的名分定得顶严，百姓有共皇帝或共官吏为难的，动不动就说他是乱臣贼子。”②封建皇帝就是利用孔老二这一套，维护君权。“君主无圣人，则其压制臣民较难，惟有圣人而君主乃得操纵自如，以济其奸。”“圣人与君主，互相为因，互相为果”，狼为奸。③那些皇帝装腔作势给“圣人”“祭庙、拜圣像、用圣言，彼非真信圣人也，信圣人之学说之足以驾驭国民也。”④革命派还对“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教条进行了批判。他们指出：“君可不敬，臣不可不忠，父可不慈，子不可不孝”5，夫可为所欲为，妻却毫无任何自由。尤其是广大妇女被封建礼教“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球几是常常的滴着，生活儿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6所以封建礼教是吃人的魔鬼，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宋儒尊三纲”，“名为尊圣道，实则塞人民之心思耳目”。其实，他们“日日言五帝三王而淫虐愈甚，日日言治国平天下而糜烂愈甚。”“惟其礼乐大兴于是乎有虚
①《权利篇》.《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479页。
②《国民意见书》，《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913页。
③④《中国尊君之谬想》，《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545页。
?《权利篇》，《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481页。
?
《敬告姊妹们》，《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845页
《道统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736页。伪。”D革命派进一步指出：“凡所谓儒者，皆奴隶之学也。”②“重礼则养成卑屈之风，服从之性，仆仆而惟上命是听，任如何非礼，如何非法，而下不得不屈从之。”③对于这种奴隶哲学，必须“思之”、“痛之”、“改革之”。
第三，批判“法家亡国论”，坚持革命暴力。
保皇派对法家的攻击，名目很多，但主要之点就是攻击法家实行“暴民政治”，专恃“暴力”，不施“仁政”。因此，革命派在猛烈地批判孔学的同时，勇敢地回击了康、梁一伙对法家的污蔑，大胆地肯定了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他们指出：秦皇、汉武“南征北伐，演轰轰烈烈有名誉有光彩之事业，此岂非我民族可赞可叹可歌可泣之历史，足令后世子孙拔剑起舞，而生继承祖宗盛业之雄心者乎？”④章炳麟赞赏荀况的“法后王”精神，推崇韩非的“法治”思想，歌颂秦始皇创立的中央集权的秦王朝，表彰汉文帝“好刑名之言”，赞美王充是汉朝了不起的人物，肯定诸葛亮的赏罚严明，钦佩曹操的“用人唯才”。他尤其对著名的法家商给予极高的评价，在《商鞅》一文中，表扬商鞅敢于发挥革命暴力的作用，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推行其法家路线，因而使秦国富强起来。他指出：那些攻击商的儒生是只见“初政之醋烈，而不考其后之成效。”如果拿商鞅和儒生比，一个是高山、一个是水沟。革命派对法家如此赞扬，是为了阐明这样一个道理：新兴的封建制代替腐朽的奴隶制不通过暴力革命不可能实现，
①《广解老篇》，《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430一431页。
②《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389页。
③《权利篇》，《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481页。
④《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465页而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要代替没落的封建制度，同样必须坚持暴力革命。这就迎头痛击了保皇派“只可立宪，不可革命”的反动谬论。
第四，批判“天命论”，坚持“人定代天”
康、梁一伙保皇派还大肆贩卖孔老二“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反动“天命论”。他们胡说什么人世间的一切都是由“天命”所定：让载恬当皇帝，搞“君主立宪”，这是由“据乱世”到“升平世”，是上天安排的、不许变动：人生的遭遇、祸福、寿天是天老爷所定，“虽至仁圣，难与命争。”他们还大肆宣扬鬼神迷信，叫晒“不迷信鬼神者，即拂弃一切，则愚民无所禅而纵恶。”他们就是这样疯狂地鼓吹“天命论”，借以抵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革命派绝不容许“天命论”的流毒到处泛滥。他们严正指出：“天”是人们杜撰出来的，事物的发展不在天，而在“人也”他们提出了一个十分鲜明的战斗口号一“革天”。他们揭露孔老二所鼓吹的“天命论”是反动派的武器，罪恶的渊数，精神的牢狱。历代的封建帝王，利用“天命”，“私其国、奴其民”，“愚弄黔首，矫诬天命，国人所用而独有之，以保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①那些祸害人民的坏蛋，妄称“天命”，“假符窃，以扰乱天下之安宁”而一般信“天”的人们，“供天香，进天灯，敬天神，拜天老爷”，“绥尽无量英雄之气”，“以阻人群之进步”，“中国数千年之坐误于此者多矣！”所以“天之不可以不革也。”②革命派进一步指出，“天者冥冥而无足凭者也”，就是说“天”是没有权威，没有意志，没有神性的。他们赞扬“人定胜天”的口号，进一步提出“人定代天”，“代天者，以已之权行已之志，无所谓天者也。”③
①邹容：《革命军》，《辛亥革命》第1册，第334页
②③《革天》，《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716一718页他们要行的志，就是要通过革命手段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去代替清王朝的封建主义。革命派在批判“天命”的同时，向神学迷信发起进攻。他们认为神学“崇奉一尊，则与平等绝远也。欲使众生平等，不得不先破神教”。①他们向基督教信奉的上帝挑战，大胆地质问：如果说上帝是创造主，那末上帝是谁创造的呢？他们揭露帝国主义者“口言上帝，直以上帝为其杀人戮人之前导。”②革命派这些反天命、反神学的言词，如锋利的钢刀，戳穿了康、梁一伙的妖言诡辩。
鲁迅指出：“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③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孔学的批判，是革命派和保皇派大论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把孔老二这个封建社会里的偶像从神圣的庙堂里推了下来，剥开了孔“圣人”的画皮，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封建思想对人们的束缚，也回击了康、梁一伙掀起的尊儒反法逆流，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
三、论战的意义和局限
革命派和保皇派的这场大论战，从历史刚刚揭开二十世纪的幢幕就开始了交锋，一九五年至一九○七年全面展开，斗争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涉及问题之多，都是空前的。在论战中，革命派以昂扬的斗志，严密的推理，激烈的言词，击溃了保皇派，终于夺取了思想阵地的领导权。一九○七年八月，保皇派的喉舌一一《新民丛报》实在办不下去了，被迫停刊。十月，梁启超在
①《无神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503页。
②《续无神论》，《浙江潮》第3期。
③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全集》第6卷，第317页日本东京开“政闻社”成立大会，他刚一上台，革命群众就奋起怒斥，他丧魂失魄，从后台溜走了。这年冬天，为了躲避热火朝天的革命斗争，梁启超流窜到了横滨乡间。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他眼看论战失败景象，抑正不住心头的悲愤，写了一首悲凉凄惨的诗：“泪眼看云又一年，倚楼何事不惨然。”“伤离念远何时已，捧土区区塞逝川。”保皇派妄图捧区区保皇之土，去塞民主革命的滚滚洪流，最后只能落得个“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
革命派在这场大论战中的胜利，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继太平天国反孔斗争、戊戌变法时期改良派和顽固派论战之后第三次思想解放潮流。对此，毛主席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毛主席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指出：“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①
经过这场大论战，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得到了广泛的宣传，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甚至连保皇分子也不得不承认：“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革命党指政府为集权，曾立宪为卖国，·立宪党者，不过为名义上之鼓吹。气为所镊，而口为所箍”。他们无可奈何地哀鸣：“革命党之势力”，“如决江河，沛然而莫之能御也。”②论战的胜利促进了革命力量的壮大，而革命力量的壮大又促使舆论宣传工作的更大规模地展开。一九七年，上海一些革命志士
①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②《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607一608页成立《南社》，很快就有一千多人加入，他们以研究文学为名，鼓吹反清革命，影响颇大。同时上海的革命派编印了《女界钟》、《自由血》、《苏报案纪事》等书，创办了《神州女报》、《神州日报》等报刊，扩大革命宣传。香港设立《东风报》，广东设有《国民日报》、《南越报》，贵州设有《西南日报》、《黔报》，湖北设有《武昌白话报》、《汉口商务报》等，东北设有《长春日报》、《东陆公报》、《大中公报》，华北设有《民意日报》、《国风日报》、《帝国日报》，这些几乎遍及全国的报刊，成为革命党人鼓吹反清革命，提倡“国民精神”，互通声息，互相鼓舞的重要舆论阵地。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①
经过这场大论战，批判了尊儒反法的社会思潮，在一定程度上解除孔孟之道的封建伦理观念对人们的束缚，激励人们奋起革命。一九○七年后，孔孟之道赖以维护的君权在人们心目中开始破产。保皇分子承认：“今世民权自由之大义，如日中天”，“近数年来，自由民权之学说，膨胀于国民之脑中，莫不愤概于国权之衰弱，而切齿于政府之腐败者。”②鉴于这种民权思想潮流势不可挡，保皇派不敢公开宣扬维护封建专制政体，而积极劝说清政府搞君主立宪去抵制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他们向清政府开出这样的反革命“秘方”：“实行改革，以与天下更新，则革命党不期弹而自弹。”③这说明孔老二一伙鼓吹的“三纲五常”已经不足以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了，说明“三纲五常”在群众中已失去了
①《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2③《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612、613页市场，而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却充实着人们的头脑，促进着人民的觉醒。
经过这场大论战，进一步划清了革命派和保皇派的界限，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了保皇派的反革命本质。一九七年以后，保皇派的势力在国内外逐步萎缩，活动市场也只有几个小据点了。甚至一些一贯为康、梁卖命的保皇分子也不得不宣布退出保皇会。例如在加拿大的温哥华，“保皇党之登报退会者相继不绝”。在缅甸的仰光，连当地保皇党机关报《商务报》的主笔都宣布要同保皇派一刀两断，愿接受革命真理。在新加坡，有许多受保皇派毒害的华侨从“梦中惊醒”，反戈一击。保皇派的各种论调被人们斥之为“政治吗啡”，保皇派头子梁启超被骂作“文妖”。保皇分子一个个成了孤家寡人，臭不可闻。这样就保证了孙中山三民主义政治路线的贯彻推行。
但是，不容否认，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论战中对不少问题的解释是错误的。在驳房保皇派提出的革命会招致瓜分的问题上，虽然有个别人提出过反帝的口号，但大部分革命派始终不敢正面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简单地把中国被瓜分的原因仅仅归之为清朝腐败，认为只要推倒了清朝，中国就可杜瓜分之祸。他们还强调自己发动的革命不是“排外”，面是“文明革命”，不会有损帝国主义的利益：他们甚至向帝国主义许愿，表示将来革命成功后，照常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有的人甚至天真地认为干涉别国内政不符合国际法规定，而西方“文明之国”决不会这样做的。正因为他们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在对保皇派的驳厅上就显得是软弱无力。在驳厅保皇派提出的革命会引起下层群众暴动的问题上，革命派认为只要注意调和内部，进行“有秩序的革命”，就能把群众运动严格限制在自已铺设的轨道上，而不会发生内乱。十分明显，他们既不把信心寄托在广大人民的力量上，又自认为是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者，自信能够掌握局势。这说明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期，对人民群众也不能摆脱固有的阶级偏见。在回击尊儒反法的逆流中，革命派也并不是坚决彻底的。他们有的人敢于指名道姓地批判孔老二，但也有人颂扬孔老二；有的人批判宋明理学，但却歌颂孔丘、孟输：甚至有的人在同一篇文章中既说几句孔老二的坏话，又说孔老二有这样那样的“功绩”。在对法家的评论上，有的肯定秦始皇在历史上有进步作用，有贡献：有的又咒骂他是中国专制暴君的鼻祖，攻击“焚书坑儒”。诸如此类，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的认识是十分肤浅的。他们只不过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他们的观点、方法来探讨儒家和法家，决不可能对历史上的儒法斗争作出科学的评论。他们在评论历史上的儒法斗争中出现的各种矛盾现象，是他们政治上的两重性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这表明他们不可能彻底批判儒家，正确地评价法家。
一九O五年至一九O七年，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朝气的几年：他们这样大张旗鼓地批判保皇派，为革命派推翻清朝封建政权做了舆论准备，推动着辛亥革命的迅速爆发。但是，斗争的胜利，并不等于斗争的结束。“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深人发展，革命派和保皇派的斗争也在更加尖锐激烈地继续进行。
第四节哀求立宪和武装反清
一、围绕预备立宪的论争
面对日益高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洪流，清政府积极谋求对策。一九O五年，清政府继“新政”的阴谋破产之后，又挂出了“预备立宪”的招牌，七月，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在欧美、日本逛了一圈，让梁启超拟了一个“立宪”方案，于一九O六年归国，纷纷奏请“立宪”。在载泽上那拉氏的密折中说：实行宪政有三大好处，一日，“立宪之国君主，神圣不可侵犯”，“相位且夕可迁，君位万世不改”，可以“皇位永固”；二日，一旦改行宪政，列国之鄙我者，转而敬我，“将变其侵略之政策，为和平之邦交”，可以“外患渐轻”：三日，革命党所以鼓动人心者“日政体专务压制”，一旦“改行宪政，则世界所称公平之正理，文明之极轨，彼虽欲造言，而无词可借，欲倡乱，而人不肯从，无事缉捕搜拿，自然冰消瓦解”，达到“内乱可弹”。他们认为“欲防革命之危机，舍立宪无他道”他们以一九五年俄国沙皇假立宪为例，说明“立宪”是对付人民的一种以退为进的手段。这就道破了清政府假立宪的动机和实质。那拉氏非常赏识载泽的这个反革命建议，七次召见出洋大臣，并开“御前会议”反复策划，认为假立宪确实对维持苟延残喘的清朝统治大有好处。于是，在九月一日发出了“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
①《奏请宣布立宪密折》，《辛亥革命》第4册，第28一29页
反动派是绝不会自动放弃手中一丝一毫权力的。清政府在诏旨中宣布，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不能立即实行宪政，首要任务是改革官制，整顿法律：广兴教育，清理财政·…若干年后“查看情形”，再“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在这期间，天下的“臣民”要忠君爱国，保守和平，尊崇秩序，切勿革命，以养成“立宪国民”的资格。“预备仿行宪政”实际上变成了一纸永远不兑现的空头支票。清政府假立宪之名，行反对人民革命之实的罪恶用心跃然纸上。
对于清政府这样的“预备立宪”，究竟怎么看，是好还是糟，不同的政治集团表明着不同的政治态度。
以康、梁为头子的保皇派，一听到清政府要立宪的消息，就高叫“伟哉！此举！”犹如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到处炫耀。一九七年，远在海外的康有为宣称什么自前光绪皇帝不危，无须再保，于是把原来的保皇会改组为国民宪政会，并无耻地表示不再和那拉氏计较旧怨，准备回国和清政府携手推行宪政。梁启超也在日本东京成立了政闻社，把湖南、湖北、江西、江苏、浙江、福建、河南、山东、云南、贵州、四川、广东等各省在日本的立宪分子拉在一起，发宣言，订纲领，为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摇旗呐喊。《政闻社宣言书》提出四大纲领：一日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二日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日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日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并奴颜婢膝地向清政府表白他们“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对于国家，绝无扰治安之举。”①政闻社还出版机关刊物《政论》，为清政府预
①《政闻社宣言书》《辛亥革命》第4册，第115页。备立宪大造舆论。一九八年二月，政闻社迁到上海，联络国内立宪团体，秘密走访王公大臣，并向南北各省扩大其组织机构，为立宪奔走呼号。
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等汉族大官僚对立宪也表示附和。但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想借立宪打击皇族亲贵，迫使他们交出更多的政权，改变那种皇族亲贵把持朝政的局面。这不过是大狗与小狗之争，反映着清政府内部矛盾的尖锐和危机的严重。
国内的立先分子张骞、郑孝背、汤寿潜、谭延间等最为活跃。他们听到清政府宣布要立宪，如猿得芋，闻声起舞。就在一九○六年、张骞联络江苏、浙江、福建等地的官僚、名土、资本家在上海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背为会长，张赛、汤寿潜任副会长。接着，汤化龙在湖北成立宪政筹备会，谭延筒在湖南成立宪政公会，丘逢甲等在广东成立自治会，和清政府一唱一和，遥相呼应。参加这些团体的大都是官僚地主兼资本家，有的是铁路股东，有的是工厂主，有的则是资产阶级化的地主士绅。这些人既在经济上有一定的实力，又在清政府官场里有不同程度的政治地位。例如张骞，他中过状元，曾任翰林院编修，文创办或参加投资纺织、交通、农牧、渔盐等各种工厂企业二十五个，资本高达九百万元。同时他还是南通一带拥有三千二百多亩土地的大地主，又在苏北创建垦牧公司，对农民进行封建剥削。郑孝官至四品京卿督办龙州军务，又是大生纱厂的股东。汤寿潜曾授两淮盐运使，又是浙江商办铁路公司的经理。谭延间是进士出身，并与湖南的矿业资本家联系密切。汤化龙也是进士，同时参与汉口银行公会、湖北商团联合会的事情。这种亦官、亦绅、亦商的状况，决定了他们在经济上妄想通过立宪取得清政府对他们所办工厂企业的进一步保护，尽快地发展他们的工商业，在政治上企图通过立宪，从清政府那里分享一些权利，改变他们自前那种没有实权的现状。但他们最怕的是一旦革命起来，把清政府打垮，会破坏了他们所需要的社会秩序，损害了他们工矿企业的发展，因此对革命恨人骨髓。
以上三类人，有个共同的自的，就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企图让清政府作一些立宪的姿态，好平安渡过革命风潮，继续维持反动统治秩序。康有为曾不打自招地说过：他向来不忧外国之并吞，而深惧革命之内乱，立宪不立宪尚其次，而革命不革命乃真要事。张誉曾供认，“革命风炽，而立宪之说以起”。“立宪，可以安上全下，国犹可国。”①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一封信中就说得更为露骨。他说：革命派“真心腹大患，万不能轻视者也，近顷江西、湖南、山东、直隶到处乱机蜂起，皆彼党所为。今者我党与（清）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命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②十分清楚，他们不共戴天的仇敌，是革命党而不是清政府，同清政府“死战”是假，通过立宪扑灭革命才是真的。正是出于这样一个共同的反革命企图，康、梁一伙和张誉之流事通一气，并暗地里和那些附和立宪的汉族管勾勾搭搭，发起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立宪活动。
立宪派为了达到他们的反革命自的，曾大肆宣扬“立宪救国论”。他们开动宣传机器，竭力颂扬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功德”，胡说五大臣“出洋游历，考察政治”，是清政府吸取了日本“区区岛国、崛起东海”的经验，是要“取列邦富强之精髓，以药我国垂
①张赛：《啬翁自订年谱》
②赵丰田：《梁任公年谱长编》。危之疾”。这是中国人“莫大之幸福”。①他们耸人听闻地把立宪比作一艘遇到风浪的船找到了“指南针”。只要这个“指南针”一到手，国家就会保证安全，人民就会增进幸福，中国可开文明之花，揭独立之旗。他们还断言，中国“自强不自强之机，则断然取决于立宪。”宪政“不立”，“吾国必亡”。2梁启超更为狡猾地把立宪说成是拯救人民于大旱之中的及时雨。他胡说，人民对于清政府立宪，“如渴望饮，如饥望食，如寒望衣，如喝望荫，如风雨望蔽，如望杖，如警望相，如临河望筏，如陟险望梯，如久病望医，如大旱望云霓霖雨”。③一言以蔽之，立宪就有一切。
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相反，始终对清政府反对革命的预备立宪进行抵制和批判。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消息一经传出，革命党人吴樾就怀揣炸弹，进人北京火车站，要和五大臣拼命。但刚一上车，因人群拥挤，炸弹爆炸，五大臣中有两人受伤，吴樾当场牺牲。同时，革命派写了大量的文章，揭露清政府预备立宪的阴谋，批判立宪派的反动谬论。孙中山指出：“宪法二字，近时人人乐道，便是满洲政府，也晓得派遭奴才出洋考察政治，弄些预备立宪的上谕，自惊自扰”革命派形象地揭露道：清政府立宪就象是一个恶鬼改变一下鬼脸，来欺骗人们。清政府的立宪又如一只破船，“水要进来，拿一块烂手巾勉强塞住”。5革命派急切地呼吁：“同胞！同胞！其以满政府派五大奴人欧，即以
①《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360页。
②《论立宪与外交之关系》，《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576-577页。
③《论请愿国会当与请愿政府并行》、《辛亥革命》第4册，第131页。
④孙中山：《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9页。
5《劝告国人反抗伪立宪文》、《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24页此为立宪之确据乎？鸣呼，此真保皇家之好梦耳”。求清政府立宪，就如缘木求鱼，求慈善于魔鬼。清政府的立宪诏旨，虽“童子愚，亦知其伪”。①有的革命派还进一步揭露道：清政府“看见革命的势力，一天大一天，就想利用立宪两个字，骗骗汉人，叫他不要讲革命”。其实，“预备立宪，就是预备排汉的代名词，也就是预备实行专制的代名词。”清政府“设一个陆军部，想夺各省的兵权：设一个度支部，要夺各省的财权：又设一个邮传部，想握全国的交通机关，另外又设一个农工商部，想骗商人的财产，又想握各省实业权”。2清政府的这种立宪就是“谋中央集权，拿宪法做愚民的工具。他的心事，真是一天毒一天”3照清政府这样立宪下去，只能是满洲贵族享幸福，广大人民无幸福：满洲贵族有自由，广大人民无自由；满洲贵族有权力，广大人民无权力。这完全是强权宪法，满洲贵族宪法，是清政府压迫人民“使之万劫而不可复之宪法也”。4这种立宪，只能亡国，不能救国。革命派曾尖锐地指出：清政府立宪是“非媚外不可的”。那个积极鼓吹立宪的郑孝就供认：要中国立宪，“除非把中国一切地方，尽行开放，同外国人杂居”。这是赤裸裸的卖国主义。因此，革命派得出结论：中国如果真立宪，必须经过革命，必须打倒清政府。清政府标榜的“立宪”根本不可能实行。对于立宪派的可耻嘴脸和卑劣用心，革命派也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他们厅责立宪派的请愿活动“手段卑劣”，“迷乱后生”，“洼误国民”，是“汤止
#《四川讨满洲》，《辛亥革命》第2册，第324页
②《谕立宪党》，《辛亥革命》第2册，第364、371页。
③《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4页
④
《满政府之立宪问题》：《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550页。
5《谕立宪党》，《辛亥革命》第2册，第366页沸，抱薪救火”，“希冀个人之富贵，抛弃民族之积耻。”①他们揭露张骞、汤寿潜几个人的立宪活动是想“升大官发大财”。
革命派对清政府预备立宪以及对立宪派的揭露与批判，戳穿了清政府的阴谋，驳倒了立宪派的谬论，剥下了立宪派假立宪之名、行保皇之实的画皮，划清了“革”与“保”两条路线的界限，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
二、立宪派的叩头请愿
一九O七年秋，清政府为了掩人耳目，作出一点立宪的姿态，宣布在中央开始筹设资政院，令各省筹办谐议局，作为中央和地方的谐询机关：责成宪政编查馆编写议院选举法和君主立先法大纲：并假悍惺地宣布要在今后逐年推行宪政。
清政府的这些举动使立宪派眉飞色舞。但他们看到革命风潮一日千里，深感清政府的步子太慢，不足以达到尽快扑灭革命的目的，就准备来一个联合大请愿。一九O八年六月，张骞以预备立宪公会的名义，向湖南宪政公会、湖北宪政筹备会、广东自治会及河南、直隶、山东、山西、安徽、四川、贵州等省的立宪派头自发信，相约齐集北京，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康有为也在海外把二百余埠的华侨立宪分子联合起来，上书清廷，请速开国会。梁启超把持的政闻社在《为国会期限致宪政馆电》中，明确要求清政府在三年内召开国会。八月，各省请愿代表相继到达北京，向都察院呈递国会请愿书，他们联络近四万人在这份请愿书上签了名，以显示他们的声势。
①吴樾：《意见书》《辛亥革命》第2册，第432一436页
但是，清政府的立宪本来是一出假戏，是要借立宪为名集权皇族，这批立宪分子看不出清政府这种花招，一定要把假戏真做，又动员了这么多人签名，这不能不引起清政府的愤怒和恐慌。于是，清政府采取了个杀鸡给猴看的手法，说政闻社“良秀不齐”，“纠结党类”，“阴谋煽惑，扰害治安”，下令严拿康、梁党徒，将政闻社社员陈景仁革职拿问。立宪派吃了一记响亮的耳光，纷纷如鸟兽散。
清政府虽然驱散了立宪派，但也不能不正视其可危的现实，不能不应付一下立宪派的立宪要求，缓和一下和立宪派的矛盾，于是在一九○八年九月间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九年后正式召开国会，推行宪政。同时还颁布了一个《钦定宪法大纲》。这个大纲共二十三条，其中关于“君上大权”的就有十四条，规定皇帝有颁行法律、陟百司、设官制禄、宣战议和、解散议院、统师陆海军、总揽司法权等至高无上的权力。关于臣民义务的九条，除了纳税、当兵等项义务外，还有一些在封建专制法律许可范围内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权利和自由。这样的宪法，和封建专制政体没有什么两样。连立宪派看到之后，都极为不满，纷纷指责清政府，要求来点实际的行动，缩短预备立宪期，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梁启超向清廷沉痛陈述：“宪政之能成立与否，则数千年国家之存亡数万万国民之生死系之。”现在定九年预备期，这是“涂饰耳目，敷衍门面”，自欺欺人，根本达不到立宪的自的。他向清廷苦苦哀求，希望清廷“庶几改之，余日望之！”①其他的许多立宪分子也对清政府的立宪骗局表示失望，纷纷活动，准备再次苦谏。
①《立宪九年筹备案恭跋》《辛亥革命》第4册.第155页
正当立宪派欲动之际，干一月间，载活和那拉氏相继死去，三岁的薄仪继位，改一九○九年为宣统元年，其父载洋任摄政王，总揽大权。载洋进一步假立宪之名，行皇族集权之实。他鉴于清朝统治集团中满汉官员矛盾的尖锐，又对汉族地主官僚代表袁世凯拥有大权忧心仲仲，就借口袁脚有病将其开缺回籍。接着，他任命其弟载洵为海军大臣，载涛为军谐大臣，自封代理陆海军大元师，弟兄三人分掌军政大权。为了掩盖皇族集权，载注下诏重申预备立宪的决心，命令各省务必在一九○九年成立咨议局。
立宪派对成立属于所谓地方议会性质的机构谐议局异乎寻常的感兴趣。他们纷纷和各省的达官贵人纠合在一起，搜取了谐议局中的各级权力。各省谐议局几乎清一色地由立宪派分子任议长，如张骞任江苏咨议局议长，汤寿潜任浙江谘议局议长，谭延筒任湖南议局议长，汤化龙任湖北谐议局议长，蒲殿俊任四川谘议局议长。这些立宪派头目以“国民代表”的资格自居，批评时政，发表演说，通电来往，准备发起一次全国性的大请愿，再一次促清政府加快立宪步伐。张骞对此最为积极，他在十月就发表了《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书》，严厉指出：清政府不速开国会，就要众叛亲离，那时就连我们这些立宪派也只能“袖手旁观”，眼看着革命党把清政府推翻。他要求清政府必须缩短预备立宪时间，在一九一一年召开国会，组成责任内阁。张誉同时呼吁各省组织起来，联合请愿。十二月，湖南、湖北、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山西、广西、吉林、黑龙江等十六省咨议局的代表在上海开会，组成国会请愿同志会，并决定分道奔往北京，向清廷上书苦谏。张誉慷概激昂，专门写了《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一文为代表们送行，竭力鼓吹一个“请”字，叫清政府一次不答应，我们就第二次再请愿，二次不行，再来三次，三次不行，“至于无穷”，何时答应，何时而止。
一九一O年一月，各省咨议局代表齐集北京，向都察院呈递请愿书，要求代奏清廷。结果清廷无视他们的苦求，以“国民知识不齐”为理由，坚持九年立宪期，给立宪派泼了一盆冷水。立宪派并不甘心失败，他们本着张塞制订的请愿精神，又筹备第二次大请愿，并在北京组成国会请愿同志会，指责清政府顽固鄙陋，不达民情，反复向清政府讲述只有立宪，才能消灭革命，收拾人心，国会早开一天，君权早稳定一天，民气早平静一天。国会请愿同志会还创办了《国民公报》，并派人到各地作宣传组织工作，忙得不亦乐乎。与此同时，远在日本的梁启超也不断给他们打气，发表了《论请愿国会当与请愿政府并行》，鼓励立宪派要“竭诚尽敬以请愿国会”①一九一O年六月，立宪派组织了十个请愿团体，号称代表二十多万人，下跪上书清廷，哀求速开国会。清廷召开御前会议，以“财政困难，灾情遍地”为借口，加以拒绝，立宪派又碰了一鼻子灰。但是，立宪派并没有从中吸取任何教训。他们一面发表文章，声泪俱下地向清政府陈述不开国会，国必大乱，乃至于亡；一面又组织人力，准备第三次请愿。张塞向各省谘议局议长发函，邀请他们到北京，组成“议长之请愿团”。同年八月，各省咨议局在北京开联席会议，通过向刚刚成立的资政院提出《请开国会案》，并推汤化龙为主席，蒲殿俊为副主席，决定借资政院开会之机，发动大请愿。为了壮大声势，他们和各省的督抚取得联系，请求一致行动。许多督抚也看到如果不速开国会，必然大局难支，人心涣散，就由云贵总督李经羲出面，事通程德
①梁启超：《论请愿国会当与请愿政府并行》，《辛亥革命》第4册，第127页全、锡良等人：征得十八个督抚的同意，两次向清廷发出了请开国会和速组责任内阁的电报。同时，立宪派为了造成声势，在许多城市发起了请愿活动，天津有一千多人赴督抚衙门请愿，福州有数千人向督抚乞求立宪，开封、太原天天有人到衙门呼吁速开国会，奉天各府县则纷纷写信给谐议局，准备集合“万数千人”到省城去叩头请愿。各地频繁展开的请愿活动，给在京的立宪派头目壮了胆。十月，资政院正式开会，经过立宪分子的反复哀求，通过了《请开国会案》。十月二十六日，资政院又通过了《陈请速开国会具奏案》，再一次请求清政府务于一九一一年召开国会。这时清政府眼见各地革命党人频繁活动，立宪派又这样吵闹不宁，道不得已充许缩短预备立宪期，将九年改为五年，决定在一九一三年召开国会，并要于一九一一年先成立新内阁。同时，又下令遭散各地请愿代表。
这时，江浙等立宪派分子如张塞之流，一方面镊于清廷的压力，另一方面又自我安慰，认为总算清廷作了点退让，就不再坚持在一九一一年召开国会的要求，停止了请愿活动。但湖南、湖北、四川的代表，则准备发动第四次大请愿。东三省的立宪派更陆续派代表赴京。这下可触怒了清廷，命令马上将东三省的代表押送回籍，并通知京内外各地对请愿活动严行禁正，随时弹压。天津学生听到这个命令，愤怒异常，不少学堂宣布罢课，并通电全国要求采取一致行动。清政府凶相毕露，派出几百名警察镇压学生运动，同时将天津学界请愿会的负责人温世霖发配新疆。立宪派分子惊恐方状，纷纷潜逃。从此，他们的请愿活动就烟消云散了。
一九一一年五月，清政府裁撤军机处等机构，公布了新订内阁官制。载洋任命庆亲王奕助为总理大臣，由他筹组新内阁，在总理、协理和各部尚书十三名国务大臣中，汉族官僚仅四名，蒙古旗人一名，满族八人，而八名满人中，皇族又占五名，被人们讥讽为“皇族内阁”。清政府借预备立宪集权皇族的阴谋暴露无遗。立宪派分子企图从清政府手中分一点权力的愿望已成泡影。但他们仍然执迷不悟，张誉、汤寿潜等写信给载洋进行苦谏。各省谐议局议长、副议长赶赴北京召开第二次联合会议，上书力争，提出现在所组内阁，不合君主立宪条例，要求改组。然而清政府却恶狠狠地回答：这是“君上大权，议员不得妄行干涉”并把请愿代表逐出北京。立宪派分子一个个大失所望，痛哭流涕，发表《宣告全国书》，叫如此下去，中国前途“旦暮不保”。张塞也发出哀鸣：“是时举国骚然，朝野上下，不加离心力百倍，可惧也！”①立宪派已经预感到革命风暴的即将来临，纷纷收起了立宪叫嚣，准备另谋出路，投机革命。
立宪运动是对民主革命的一种反动。它随着革命的高涨和清王朝的发可危应运而生，也随着清王朝的命集权而四处碰壁。它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人们，使大家看到，要实现民主政治，必须坚持武装反清的革命道路。
三、革命派的武装起义
和立宪派相反，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揭露批判清政府立宪骗局的同时，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始终坚持了武装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路线。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从孙中山组织革命的小团体起，他就进行了几次反清的武装起义。到了
①张誉：《啬翁自订年谱》。同盟会时期，更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直至辛亥革命，武装推翻了清朝。”①
一九O六年，革命派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萍浏醴起义。萍乡、浏阳、醴陵一带，地处江西、湖南交界，会党势力雄厚，群众基础较好，革命气氛甚浓，加之水灾严重，豪绅横行，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反抗怒火愈演愈烈。这时，同盟会会员刘道一、蔡绍南等从日本来到这里，积极宣传革命，组织起义。起义军拟分三路进兵，一路据浏阳、醴陵，进攻长沙；一路据安源路矿为根据地：一路从宜春、万载东去南昌，进取江西。十二月四日，起义首先在浏阳的麻石爆发。接着，萍乡、浏阳、醴陵相继发动。酝酿已久的萍浏醴起义爆发了。
起义军定名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推洪江会首领龚春台为都督，发布文，宣布“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建立共和民国”，“使地权与民平均”。②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安源煤矿工人纷纷前来参加战斗，贫苦农民积极投奔革命队伍。旬日内，起义军迅速增至三万多人，占据文家市、上栗市、桐木、宜春等地，威震长江流域。孙中山闻讯后，急派宁调元等人到苏、皖、湘、鄂、赣等省，发动起义，以图响应。东京的许多同盟会员纷纷请求回国，参加战斗。
这时，清政府调集湘、鄂、赣、苏四省军队前来镇压，帝国主义的军舰也闯人长江，伺机干涉。但是起义军毫无惧色，手持刀矛，英勇奋战，屡败清军。起义军坚持苦战一个多月，终因敌强我弱，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旗号不一，互不相统，而被清军各个击败。反动派四处清乡洗劫，疯狂进行反攻倒算，革命党人遭到
①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10页。
?《中华国民军起义文》，《辛亥革命》第2册，第477页重大牺牲。
反革命的屠杀吓不倒革命人民，萍、浏、醴起义激励着革命志士继续前进。一九O七年，出现了一个武装起义的高潮。这年春，孙中山到越南河内，建立同盟会支部，联络两广会党，运送枪炮弹药，发动了西南的六次武装起义。
一九七年五月，革命党人和三合会联合，在广东潮州黄冈发动起义，一举攻下黄风，用孙中山名义布告安民，附近官更望风潜逃。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急率清军前来镇压，起义军誓死抵抗，用刀矛迎战，击退敌兵多次进攻。但因为敌我力量悬殊太大，起义失败。
接着，孙中山又指派邓子瑜等人往广东惠州联络会党，在七女湖举行起义。起义枪声一响，归善、博罗、龙门等处闻声响应，一举夺取了当地清军防营的枪械，击毙清军水兵多人，震动惠州。清军增派大量援军，将起义镇压下去。
一九O七年秋，广东钦州、廉州一带人民不满清政府的苛捐重税，开展了规模巨大的抗捐抗税斗争。清政府派郭人漳等带兵前往镇压。黄兴等人图谋发动起义，一面派人和抗捐抗税的群众联系，相约举行武装起义；一面又亲自到郭人漳处活动，让他反戈相向，以便实现雄据两广、进取长江、挥师北伐、推翻清王朝的战略计划。郭人漳大要反革命两面手法，表面上未表示异议，但等到革命党人于九月在钦州王光山发动起义，率军万余人，攻下防城，进逼钦州后，郭人漳竟向革命党人射出罪恶的子弹，屠杀起义军，使防城得而复失。起义军因毫无思想准备，败退于两广交界的十万大山。钦、廉、防城起义又失败了。
一九O七年十二月，孙中山和黄兴亲率革命党人进攻广西镇南关，夺取炮台，准备和退人十万大山的革命队伍会合，进取广西。但十万大山的队伍道远难来，孙中山等坚守炮台七昼夜，被迫退往越南境内。清政府勾结越南反动政府，胁迫孙中山离境。孙中山临行前，指示黄兴再一次在钦、廉和云南河口一带发动起义。
一九O八年三月，黄兴率领一支以华侨革命分子为骨干的二百多人的短枪队，攻入两广交界的钦州、廉州、上思一带，历时两个月，大小数十战，还是无法打开局面，败退下来。
同年四月，革命党人黄明堂在云南河口发动起义，率军击杀清兵，攻占河口，布告安民，声威大振。清政府调兵反攻，黄明堂坚守二十多日，弹尽粮绝，退往越南。革命党人在西南发动的第六次起义又失败了。这几次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使民主革命思想在西南广泛传播，为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创造了条件。
正当革命派在西南和清政府的反动军队作战的时候，长江下游一带的革命党人也打响了武装起义的枪声。光复会领袖徐锡麟为掩护革命用钱捐纳为道员，充任安庆警察学堂监督，暗中进行革命活动，联络革命青年，进行革命宣传，积极准备起义。秋瑾则以她所主持的绍兴大通学校为基地，联络会党，运动军、学界，秘密组织“光复军”，和徐密谋于一九○七年七月中旬在院、浙两省同时起义。六月间，清政府已有觉察，到处查拿革命党人，徐锡麟怕日久生变，乘七月六日巡警学堂毕业典礼，巡抚恩铭及文武官员前来祝贺之机，枪杀恩铭，并率学生杀向军械局，准备开仓取枪举行起义，结果被清军包围，双方激战六小时，徐锡麟被捕，大义凛然，从容就义。远在浙江绍兴的秋瑾还没有来得及响应起义，清军就包围了大通学校，逮捕了她。在审讯时，敌人对秋瑾施以酷刑，逼其招供革命党人：秋瑾毫不畏惧，一言不发，只写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字，英勇就义于绍兴轩
雄英帼巾
孙中山亲书追悼秋瑾烈士的挽亭口下，表现了一个革命党人可贵的革命品质。在安庆充任清新军队官的革命党人熊成基，由于来不及响应徐锡麟起义，就继续隐蔽下来。一九○八年十一月，熊成基乘载活和那拉氏相继死去，人心惶惶之机，率马炮两营千余名新军起义，进攻安庆，和清军激战一昼夜，攻城不下，转攻合肥，因兵力只剩八、九十人，加之追兵又至，熊成基逃走，起义失败。
起义接连失败，并没有使孙中山灰心。同盟会领导人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感到过去起义失败的原因在于地点选择偏僻，运送弹药困难，主要依靠会党，指挥不一，战斗力不强。所以在孙中山的指示下，黄兴设同盟会支部于香港，在广东新军当中活动，利用新军力量，秘谋再次起义。经过革命党人的艰苦努力，新军中许多人倾向革命，不少人加人了同盟会。一九一○年二月，广州新军和巡警发生冲突，同盟会员倪映典乘机率三千新军起义，进攻省城。但因势力孤单，倪映典中炮牺牲，死难和被捕者三百多人，广州新军起义又失败了。
这次起义失败之后，许多革命党人泄气了。他们“举自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晞嘘太息，相视无言”。①针对
①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80页这种情况，孙中山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召集会议，大讲“革命风潮已盛”的大好形势，热情鼓励大家振奋精神，坚持战斗。这次会议决定集同盟会的精干力量，和清政府决一死战。会后，革命党人很快投人了紧张的起义准备工作。孙中山亲自到华侨中募款，派人到国外购买武器，黄兴在香港组织统筹部，在广州布下三十多处秘密据点。他们并选出敢死队八百多人作为先锋，计划先占领广州，再分兵出湖南、江西、福建，夺取长江中下游，然后大举北伐。许多华侨纷纷回国，准备参加战斗，革命党人决心为革命百死不辞。
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起义的枪声在广州城头响了。黄兴率敢死队攻人两广总督衙门，两广总督张鸣岐穴墙而逃。黄兴下令焚烧总督衙门，并率队转攻督练公所，正遇大队清军，双方展开激烈巷战。革命党人将生死置之度外，英勇战斗，杀死大量清军，自己也有较大牺牲。黄兴手指和腿脚俱受轻伤，忍痛率余部一面迎击敌人，一面后退，最后被迫化装逃至广州河南。其余各路队伍，也和清军展开激烈巷战，彻夜相攻，但都先后失败。许多革命党人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不少人落入敌人魔爪，概就义。广州人民激于义愤，不顾清政府的道害，冒着生命危险，收验烈士遗七十二具，葬于黄花岗，这就是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所以这次起义也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虽然损失了同盟会的许多骨干分子，但它直接推动了武昌起义的爆发。正如孙中山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中所指出的：““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止，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革命党人发动的十多次武装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反动统治，并宣传了革命，振奋了人心。革命党人赴汤蹈火，肝脑涂地的英勇战斗精神，激发了人们旺盛的革命斗志。革命党人用暴力革命的实际行动向革命人民昭示，只有坚持武装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才是唯一正确的革命路线。这和立宪派叩头请愿的保皇路线形成鲜明的对照
革命党人发动的起义所以遭到失败，主要原因是：第一，他们搞单纯军事冒险，没有发动群众。萍、浏、醴起义和一九○七年的钦州、廉州起义只是利用了一下群众的自发斗争，而其他各次起义依靠的全是会党和新军。会党和新军虽然也是群众的一部分，但会党是一些原始形式的民间秘密结社，不加以改造，不能充分发挥其革命的战斗作用：新军终究是清朝的军队，也不能作为联系群众的纽带。这样，革命党人不去做艰苦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工作，结果使自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起义虽然发动，却根本无法坚持下去，有的甚至几小时之内就瓦解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革命党人没有扎根于群众，起义之失败是必然的。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他们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不敢依靠群众；而英雄史观又使他们看不起群众。他们有的人鼓吹“有秩序革命”，迷信只要英雄振臂一呼，革命即可成功。甚至有些人对武装起义也不感兴趣，专门搞暗杀活动，希望刺杀一两个清朝的头面人物，获得革命成功。这是十分错误的。
第二，没有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镇南关起义只夺了个炮台，徐锡麟起义连一个学校都没有掌握，钦州、廉州之役幻想依靠郭人漳反正，就连黄花岗起义也没有在广州一带建立起坚实的地盘，结果使这些起义只能打一两个胜仗，不可能夺取最后胜利，只能打速决战，不能打持久战。同时，因为没有根据地，武装起义中的人力、物力、财力都出现了矛盾。参加起义的革命党人都是临时集中的，更不用说什么严格训练：其枪弹大都从海外运来，数量有限；其钱财基本上靠从华侨中捐募，也不能维持日久。这种人力、物力、财力的不足，使起义队伍经不起敌人的反攻。
第三，没有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徐锡麟和秋瑾起义虽先有联络，可最后各干各的；西南的六次起义也是互不相统，各自为战：熊成基起义只是自已单干：倪映典起义也没有很好做统一部署。没有统一计划，没有统一行动，分散了革命力量，结果被敌人各个击破。这反映了同盟会的组织涣散，领导不力。
这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失败之后，一些革命党人悲观失望了，他们被“黎明前的黑暗”迷住了眼晴，看不到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但是，全国各地的许多革命党人仍然在失败中摸索前进，开展艰苦的革命活动，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在湖北，科学补习所在一九○四年被破坏后，革命党人又于一九○六年成立日知会，组织革命斗争。日知会遭破坏后，他们又于一九O六年冬建立群治学社，后改名振武学社。一九一一年一月，革命党人又将振武学社扩大改组为文学社，在新军、会党、学生中积极开展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不到半年，参加文学社的人达三千以上。
在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秘密联系会党，在军队、学堂中进行事联，准备武装起义。
在长江流域，一九一一年夏，宋教仁、谭人凤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积极联络新军，发展组织，密谋起义，大大推动了长江流域的革命工作。
在河南，同盟会员创办《河南》杂志，鼓吹革命，在黄河两岸策动武装斗争。
在陕西，同盟会员井勿幕等在各阶层人士中积极进行扎扎实实的宣传组织工作，创办学堂、印书局，散发宣传品，会员扩展到十余县，积极联络哥老会、“刀客”组织，汇成一支反清力量。
在四川，同盟会员吴玉章（永珊）等积极展开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在贵州，张百麟等组织“自治学社”，几乎遍及全省，积极在学堂、军队、会党中开展工作，并办《西南日报》，宣传革命，推动着革命高潮的到来。
在直隶，尽管清政府严密控制，同盟会也已建立，秘密开展反清活动。一九一一年春，旨在抗击沙俄侵略的“抗俄铁血会”和“共和会”等组织在北京开会，成立“革命联合会”，促进了直隶革命的发展。
在东北，宋教仁等在一九七年已建立辽东支部，和吴禄页、蓝天蔚等革命党人一起发展革命力量。一九九年，孙中山又派廖仲恺等到吉林，发动群众，开展革命工作。
如此等等，同盟会的组织几乎遍及全国。一处革命火起，便立即变成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