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反对帝国主义走狗北洋军阀的斗争
第一节反击袁世凯尊孔复辟逆流
一、反攻倒算和“二次革命”
袁世凯窃取民国临时大总统以后，立即向革命人民进行反攻倒算，着手建立专制独裁统治，阴谋复辟封建帝制，妄图实现其“将万世一系之专制君主易为袁姓”1的狼子野心。
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却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势力，打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以袁世凯为头子的北洋军阀虽然窃夺了中央和许多省份的政权，但并没有囊括整个中国。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被迫交出了中央政权，但终究保留了民主共和的形式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继续掌握着江苏、江西、安徽、广东等七、八省地盘和十几万军队。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虽然遭到摧残，但是自发的反抗烽火仍在到处燃烧
面对这种局势，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势力深感不安，都想方设法地力图使中国政局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英帝国主义的喉舌伦敦《每日电讯》，早在一九一二年三月，
①《袁世凯之隐衷》，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七日《时报》。就忧心中地说：“中央权力既弱，统一之策难期。”①一九一三年四月，德国外交大臣雅哥叫晒什么：“据我的意见，总统选举举行后立刻承认不仅意味着袁世凯权力的实际增加，而将相当加强其反对中国南部分裂运动的地位。”②当时帝国主义列强都想扶植袁世凯集权专制，以便压服南方资产阶级革命力量，扑灭人民群众的革命火焰，稳定自己在中国的统治
大地主大买办阶级也把维持自己反动统治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的身上。辛亥革命虽然赶跑了皇帝，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但是广大农村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动，封建王地所有制和地主蒙绅的统治依然如故，建立在这种旧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一地主阶级专政的封建官僚的国家机器，只是换了一块民国的招牌，而被原封不动的保存下来。过去那些效忠于清王朝的官僚政客，现在摇身一变而成了民国的显要。大地主财产世袭的要求，希望由皇帝的世袭秩序重新表现并重新巩固起来。买办资产阶级为了保持自已的资财和剥削阶级的地位，支持袁世凯搞专制的统一，成了北洋军阀统治的社会支柱。那些满脑子孔孟之道的官僚政客，对封建王朝充满依恋之情，对共和制度充满刻骨仇恨。他们葡富在袁世凯面前，支持袁世凯搞专制，复辟帝制，企图攀龙附风，借以巩固自己既得的政治经济利益。袁世凯正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利用封建官僚的国家机器，依靠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和封建买办官僚政客的支持，从总统爬上皇帝的宝座的。
列宁指出：“在革命已经爆发、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什么人都来参加革命，有的是由于单纯的狂热，有的是为了赶时髦，有
①《辛亥革命》第8册：第521页
②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第262页的甚至是为了贪图禄位，在这时候做一个革命家是不难的。”①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中，有一些人怀着追名逐利的个人野心卷进了革命洪流，参加了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但是，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这些人屈服于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势力的武力威胁和政治诱降，而成了革命的叛徒，随落为复辟派。他们抱着“从龙”之愿，拥戴袁世凯，企图捞个“开国元勋”，高官厚禄。例如汪精卫、孙毓筠、刘师培、胡瑛、李燮和之流，就是这一类人。他们是新生的地主买办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代表，是袁世凯建立独裁统治的社会基础之一。
袁世凯搞复辟，还同他的家庭出身和个人经历有着密切关系。他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恶霸地主家庭。他的父亲是地主武装的头子，曾同清军一起屠杀捻军和老百姓。他本人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受到中外反动派赏识的北洋军阀头子。他长期在孔孟之道和封建官场的污泥浊水中滚爬，心里充满着强烈的权势欲望和封建帝王思想，幻想着有朝一日能黄袍加身，建立传子传孙、“万世一统”的世袭统治。他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竭力纠集死党，拼凑反革命的黑班底。他积极扩军，把北洋六镇扩充了好儿个旅，派段芝贵编练拱卫军二十营，派倪嗣冲在皖北编练二十多个营，并指使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办起一个“陆军模范团”，自任团长，袁克定任副团长。“模范团”所有官长都要宣暂绝对服从袁世凯的命令，为袁氏父子效忠出力，“不惜牺牲性命”，做到“杀身成仁”北洋军和“模范团”成了袁世凯反攻倒算、复辟帝制的“御林军”
富有反革命经验的袁世凯深深知道，要搞专制独裁、复辟帝
①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50页制，首先必须从镇压人民革命、反攻倒算开始，收回地主买办阶级在辛亥革命中失去的权力：而且反攻倒算愈是彻底，反革命的权力愈集中，帝制复辟的阴谋就愈有实现的可能。因此，袁世凯窍国后，就以镇压革命为已任，疯狂地向革命人民进行反攻倒算，实行“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①，为帝制复辟开辟道路。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每一次革命以后，反革命总是王权赖以复辟的生存条件。”②
袁世凯进行反攻倒算、集权专制，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凭借他所窃据的国家头目的合法地位，充分利用他所算夺的国家权力；第二，篡改和利用孙中山曾经提出过的“统一”的旗号，高喊什么“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统一政权”、“统一国家”、“统一行政”、“统一制度”、“统一民国”，甚至学校也要“统一”“尊孔读经”，也就是要把军、政、财、文等大权，全部“统一”到他手中。因此，袁世凯的反攻倒算、集权专制，搞得特别凶狼和特别残暴。
“有军则有权”，这是袁世凯从开始其反革命生涯以来多年积累的经验和坚守不渝的信条。因此，他的集权专制首先是从“统一”军权开始的。袁世凯一朝权在手，便三令五申强调：“军人乎，国之爪牙”，“对于本大总统，有服从之义务”③，“服从命令为军人之第一要义”。袁世凯规定“军人不得私组政团”，“不准干预政治”，否则，就要严加“取缔”，按法“惩办”袁世
①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972页
②马克思：《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02页。
③袁世凯：《告诚军人训令》，《袁大总统书渎汇编》卷2，第28页。
④袁世凯：《布告军界文》，《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2，第6页。
5袁世凯：《致南京留守黄兴函》，《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6，第1页。
?袁世凯：《复王芝祥军统函》，《袁大总统书读汇编》卷6，第4页凯还以“近日军队复杂”为借口，下令“实行收束之方”。①十分清楚，袁世凯的这些命令，矛头都是针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都是为了收缴资产阶级革命派手中的军权而发的。他是要资产阶级革命派把军权全部交出来：不准资产阶级革命派到军队中去发展革命党和进行革命活动：不准资产阶级革命派利用军权干预他的集权专制：要求军队必须忠诚于地主买办阶级、忠诚于他这个反革命头子，为其集权专制、复辟封建帝制的反革命事业服务。这实际上就是向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群众发布逼降令、宣战书
先下一声“统一”令，接着袁世凯就挥舞起杀人的屠刀，恶狠狼地向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人民群众砍将过来。
一九一二年八月十五日，袁世凯仿效孔老二杀革新人士少正卯的卑劣使俩，无中生有地以“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图谋不轨”的罪名，枪杀了参加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前湖北省军务司副司长张振武和湖北将校团长方维，制造了一起“中外震孩”的谋杀案件。
在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间，仅在辛亥革命首义之区的湖北，袁世凯及其爪牙就血淋淋地残杀了二千多参加辛亥革命的革命党人和革命将士。袁世凯的表弟、河南督军张镇芳，两年之间，在河南也滥杀了成千上万的群众和革命党人。
袁世凯这一系列的反攻倒算、倒行逆施，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和激烈反抗。
袁世凯是个“腰藏方把刀，面带三分笑”的极其凶恶、狡诈的家伙。他同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为了平息舆论，欺骗群众，麻
①袁世凯：《莅参议院宣言》、《袁大总统书读汇编》卷首，第3页痹革命党人，撰取更大权力，在挥舞屠刀大砍大杀的同时，还故作姿态，与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握手言欢。一九一二年八、九月间，袁世凯在“共商国是”的幌子下，邀请孙中山、黄兴入京会谈。
袁世凯的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的反革命两手政策，对资产阶级革命派起了极坏的分化作用。在新的阶级斗争形势下，面对袁世凯的反革命两手政策，在要不要维护辛亥革命成果、坚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问题上、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路线分歧和斗争日益突出起来。孙中山等少数人，虽然存在着妥协性一面，也曾一时受骗上当，但革命性一面还是其主流，他们仍然坚持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而且一旦认清袁世凯的反动面目以后就坚持武装反袁：而以宋教仁、黄兴等为代表的多数人则不同，妥协右倾思想占了上风，他们认为：“今，革命之事毕矣。”①
一九一二年八月，孙中山到达北京。老奸巨猾的袁世凯以欢迎总统的盛大礼仪隆重接待，并在会谈中装出十分恭顺和谦虚的样子，表示赞成革命。孙中山讲什么，他就赞成什么。如孙中山说，北京内外受困：最好要迁都南京：袁世凯答应可以考虑。孙中山说，现在欧美许多国家都实行币制改革，中国也该实行：袁世凯点头称是。孙中山说，中国以农立国，应该实行“耕者有其田”；袁世凯也表示“事所当然”。当时，孙中山正热心于建筑铁路，以实现“民生主义”：袁世凯就授予孙中山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并高呼“孙中山先生万岁！”
在对待袁世凯的态度上，黄兴、宋教仁是右倾妥协派的代表。早在“南北议和”时，黄兴和宋教仁等就极力主张对袁世凯
①宋教仁：《代草国民党大政见》：《民国经世文编》第2册，第40页妥协退让。临时政府北迁后，黄兴本任“南京留守府留守”，统率南方部分军队。但到一九一二年六月，他竞屈服于袁世凯的军事压力和政治诱惑，自请撤销南京留守府，解散南方军队，把资产阶级革命派仅有的一点权力也拱手让了出去。八月，黄兴和同盟会的实际负责人宋教仁，未经孙中山的同意，不顾同盟会内一些人的激烈反对，在“新旧势力合作”、“朝野合作”的口号下，把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几个小党团合并，改组成国民党。虽然名义上孙中山担任理事长，但实权操纵在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手中。改组后的国民党，加大了不少官僚、政客和立宪派人物，同原来同盟会上层右倾妥协派合流。国民党的政纲把同盟会秘密时期的“平均地权”改为“采用民生政策”：取消了同盟会公开后的“男女平等”的主张，并把具有斗争意义的“力谋国际平等”改成了不敢冒犯帝国主义的“维持国际和平”。国民党和同时期的其他党派已没有多大的区别，丧失了早期同盟会的革命性。九月，黄兴到北京后，到处拉拢官僚政客加人国民党，他甚至把独夫民贼、反革命头子袁世凯当成自己的同志，劝袁世凯参加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的首领（袁未加人）。
宋教仁更是一个典型的议会迷。清政府被推翻以后，宋教仁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了。因此，他说：“以前，是旧的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①以“建设”代替“破坏”，以“政治的见解”代替“铁血的精神”，这无疑是宣布放弃革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正是在这种右倾思
①蔡寄鸥：《鄂州血史》第225页。想指导下进行的。宋教仁说，他所要努力以赴的“大革命最终之日的”，就是“在将来建设一良好政府与施行良好政策是已：而欲建设良好政府，则舍政党内阁莫属”。①他幻想用《临时约法》和国会来限制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幻想争取议会中的多数来组织“责任内阁”，实现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宋教仁的奔走活动下，在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到一九一三年二月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在议会里取得了大多数席位，成了第一大党。宋教仁欢喜若狂，满以为可以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出组“责任内阁”，当上内阁总理了。为此，他遍游湖南、湖北、安徽、南京、上海，到处发表讲演，鼓吹应由多数党组织责任内阁。
但是，贪得无厌、寸权不让的大野心家袁世凯却收买共和、统一、民主三个小党，合并成进步党，以梁启超、张骞、汤化龙等立宪派和旧军阀、官僚为主干，来和国民党相对抗。接着就以刺杀宋教仁为突破口，挑动内战，向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全面的进攻。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即在国会开会前夕，宋教仁在各地游说后，准备由上海乘火车进京活动，不料在上海车站惨遭暗杀。宋教仁临死前，还致电袁世凯，说什么“望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民确立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犹生”。可见，宋教仁对窃国大盗、阴谋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始终没有切实的觉察。柳亚子曾写了一首词，哀悼宋教仁：“不用吾谋恨，当年计岂迁！操刀一割，滋蔓已难图。小丑空婴栏，元凶尚负隅。伤心邦国，不独协黄墟。”2诗的头两句，是带着遣责和遗恨的心情说的，因为当年主张北伐、反对向袁世凯妥协是被看作不切实际的迁阔，现在却怎样呢？第三、四句是指没有把革命进行到
①宋教仁：《国民党欢迎会演说词》《宋渔父》第1集，后编。
?《宋渔父先生哀三》，《宋渔父》第1集，后编底，姑息养奸，以致袁党坐大，欲去不能了。宋教仁之死，证明了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议会政治”是绝对行不通的。
宋教仁被刺后，袁世凯表面上故作震惊，说：“竟有这种事呢？”“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宋逛初（宋教仁的字），少了一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他大耍“贼喊捉贼”的把戏，下令“追查”，声称“务得确情，按法严办”。
但是，人民群众的眼晴是雪亮的，一时全国舆论哗然。事实查明，刺杀宋教仁的凶手是武士英，指使人是袁世凯的“长江侦察科长”应夔丞，亲自布置暗杀的是袁世凯的特务头子、内阁总理赵秉钧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而幕后的策划人正是袁世凯自已。因此，当时有人写了《挽宋教仁联》，揭露说：“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即应丞），他说是赵秉钧，我说是袁世凯。”
刺杀宋教仁是袁世凯发动内战的一个信号，“宋案”发生后，袁世凯便秘密下动员令和大借外债，决心以武力消灭南方的革命力量。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袁世凯同俄、英、法、德、日组织的“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合同》，以盐税收人作抵押，借款二千五百万英榜，作
赵秉钧给应夔丞（桂馨）的密信为反革命内战经费。对于这次借款，革命导师列宁曾写道：“中国的新借款被用于反对中国的民主派：·欧洲’拥护准备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所有一切反动势力和中世纪势力实行联盟的。”①
“宋案”和“大借款案”发生后，袁世凯和国民党的斗争更为激化。这一严重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国民党内部，就使早已存在的路线斗争更加尖锐。血的教训，惊醒了孙中山，使他认清了袁世凯的反革命本性。他毅然表示“非去袁不可”，力主“武力讨袁”，准备发动“二次革命”，举起了反袁的旗帜。但“武力讨袁”的主张，反响极为冷落，只有李烈钧等少数人响应。国民党内右倾妥协派黄兴、陈其美等多数人，对袁世凯心存幻想，对反袁斗争缺乏信心，不愿放弃已经到手的利禄，不愿重起干戈，主张“法律解决”。他们认为，有国会，有司法，可依法处置，坚持静待法律解决。他们极其天真地向袁世凯建议组成特别法庭，审理“宋案”。袁世凯假意赞成，暗中指使司法总长许世英，以“不合编制”为名，加以拒绝。孙中山对黄兴“法律解决”的右倾妥协主张进行过批评，“颇以公（指黄兴）言为不然”，但黄兴“不之听”②，固执己见。还有一些人，以叛徒、内奸注精卫为代表，投合袁世凯反革命两面政策的需要，在南北之间进行“调停”。这时，国民党内部在讨袁问题上，不仅主要领导人物之间意见存在严重分歧，而且属于国民党势力的各省，也是各怀心事，无法统一
袁世凯摸清了国民党内部对反袁斗争缺乏准备和一致意见，于是先下手为强，六月下令解除了李烈钧等人的都督职务，
①列宁：《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列宁选集》第2卷，第450页
②孙中山：《致黄兴书》，《孙中山选集》上卷，第96页。
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指示同志赴各地起义接着发表《传语国民党人》的最后通，公开指责、威胁孙中山等人“除捣乱外无本领”，要“举兵征伐之”。七月十二日，袁世凯便派北洋军进驻江西，发动反革命内战：黎元洪也派军相助。在孙中山指示下，李烈钧于同一天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发布《讨袁文》。十五日江苏宣布独立，十八日广东、安徽两省宣布独立，二十日福建宣布独立，二十二日上海国民党有关方面组织讨袁军，二十五日湖南宣布独立，八月四日四川宣布独立。这些省份虽然宣布独立，但各省区内部意见不一，江苏都督程德全、福建都督孙道江、湖南都督谭延间本身就不主张独立，只是道于形势，而不得不宣布的：彼此之间互不统属，没有统一的领导与部署：大都缺乏实力，只有江苏、江西军事力量较强。于是，袁世凯派北洋军阀段芝贵率第一军攻江西，冯国璋率第二
①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49一50页军攻南京。七月二十五日湖口失陷，八月十八日南昌失陷。黄兴在孙中山的命令下虽然也到南京参加了反袁，但于八月二十九日由于前方兵败而出走。九月一日，南京被暂时依附袁世凯的封建军阀张勋攻陷，遭到野蛮的焚掠屠杀。其它独立各省份情况更差：上海方面组织起来的讨袁军不久瓦解：江苏都督程德全在宣布独立后便溜往上海：安徽都督柏文蔚独立时和以后没有在安庆，八月六日即被人宣告他的“罪状”，宣布取消独立：八月九日，福建取消独立：八月十二日、九月十二日，湖南、四川也先后宣布取消独立。至此，“二次革命”从起兵不到两个月就以失败而告终，资产阶级革命派掌握的地方政权全部丧失，北洋军阀势力则进一步扩张到整个长江流域。“二次革命”虽然是孙中山发动的一次武装反袁斗争，是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一次努力，但是宣布独立的七省打算不同，行动不一，有的动摇妥协，投机观望，先后宣布取消独立：有的内部分歧，涣散无力，很快瓦解。特别是国民党已放弃了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前的革命纲领，丧失了同盟会原先的民主革命气息，成了争权夺利的官政治集团，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而帝国主义却在政治经济各方面全力支持袁世凯，进步党和旧官僚对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又大卖力气，在国会中通过“讨伐”案。所有这一切主客观原因，造成了“二次革命”的失败。“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但继续坚持反袁斗争：黄兴则远走美国，更加右倾妥协。
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使全力对付国会和《临时约法》，“力谋国权之统一”。①他在“二次革命”期间和稍后，没有
①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120页立即解散国会和内阁，这是因为他还要暂时利用一下国会把他推上“合法”的正式大总统的宝座，还想要利用内阁来部署他解散国会的命令。于是，他一方面收买、分化国民党议员，使国民党分裂为各种小集团；另一方面则利用进步党人。一九一三年七月，他任命进步党熊希龄组织内阁。九月，内阁正式组成，其中包括有进步党人梁启超、张骞等人，号称“第一流人才内阁”，实则用以欺世惑人。
熊希龄内阁组成后，接着演出了一场选举总统的丑剧。本来国会于一九一三年四月召开后，应该先制订宪法，然后依据宪法选举总统。但袁世凯却道不及待地要做总统，而对制订宪法并不感兴趣。他指使其党徒、各省都督，由黎元洪领衔通电叫壤：先选总统，后制宪法。同时他又艺灵于帝国主义，说什么不先选出总统就得不到列强的承认，而帝国主义也就作出这一姿态，支持袁世凯的阴谋。就这样，国会议员们在袁世凯的威胁利诱下，居然先炮制出一个《大总统选举法》。袁世凯急于要在武昌起义三周年时登上总统宝座，于是胁迫国会匆忙在十月六日投票选举。他怕国会中的进步党议员靠不住，就先指使他的亲信梁士治高价收买一批议员组成“公民党”，作为选他做总统的御用工具。十月六日这天，袁世凯派便衣军警、地痞、流氓数千人，打着“公民党”旗帜，把选举会场包围的水泄不通，声称：“非将公民所瞩望的总统选出，不许选举人出议场一步！”议员们从上午八时到下午十时，共十四个小时被包围在会场里，饿着肚子，连续投票三次，最后好不容易选出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公民团”才欢呼鲨跃而去。
袁世凯被选为正式大总统后，国会对他不再有用了，于是就转而废弃国会。千月十日，他在宣誓就任正式大总统时，宣言要为集权专制而“修明法度，整饰纪纲”。他攻击国会是“暴民专制”②，胡说什么国会继续存在，“政权无由集中”③，“不宜于统一国家”。政权如果不集中到他袁世凯手里，就会“贻害全国”，“转至乱亡”。因此，“议会政治之万不宜于今日之中国也”。十一月四日，他借口国民党议员与“二次革命”有牵连，下令解散国民党，撤消国民党议员资格，派出军警连夜追缴他们的议员证书、徽章。这样，国会议员被逐者超过半数，已不足开会法定人数，国会事实上被扼杀。在国会无法活动以后，袁世凯制造了一个御用机构“政治会议”，由他指定一些军阀官僚、封建余擎和进步党人组成，作为其反动统治的遮羞布。一九一四年一月十日，经这个“政治会议”议决，由袁世凯正式宣布命令，解散了国会。国会从选举袁当大总统到被袁解散，时间仅三个月。随后，袁世凯又下令撤销各省省议会，停办地方自治。这样，象征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国会以及各地有关机构就被袁世凯一扫而光。在这些都办妥之后，给袁世凯副署反动命令的熊希龄内阁，也就失去了效用，于一九一四年二月被袁世凯一脚踢开。
袁世凯在当上正式大总统并解散国会之后，立即转过手来向《临时约法》开刀，要求“政治会议”修改约法。这个御用工具马上议决，并于一九一四年二月召开一个新的造法机构“约法会议”，这个同样由地主、官僚、买办、军阀和进步党人拼凑起来的班子，连忙炮制了一个迎合袁世凯独裁专制的《中华民国约法》。一九一四年五月一日，由袁世凯正式公布。这个袁记“约法”把总统的权力扩大到和君主专制时代的皇帝一样，规定在总统府下设政事堂，大总统下设国务卿，作为辅助总统的办事机构和人员。据此，袁世凯立即设立政事堂并任命他的心腹清末军机大
①②345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101、121、111、122页臣徐世昌为国务卿，资产阶级的内阁制完全被取消。按照袁记“约法”规定，成立“参政院”代行立法之权，“参政”全由袁世凯任命，七十个“参政”中尽是些封建余孽、进步党人、反动政客等。六月二十一日，袁氏“参政院”成立，黎元洪任院长。这个“参政院”又制定了一个“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可以无限期连任，而且被选举人由现任总统推荐。这样一来，袁世凯不仅可以终身担任总统，而且还可以把他的子孙推荐为总统候选人，由袁家后代世袭总统。这正如毛主席所说：“他们和专制皇帝有什么分别呢？他们的宪法也好，总统也好，都是假东西。”①
袁世凯解散了国会，废弃了《临时约法》，就把辛亥革命后仅存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形式也彻底消除了，建立起了他的专制独裁统治。这样，“中华民国”只是虚有其表的一个招牌了。正如当时的一首诗所说的：“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②至此，袁世凯已经集中全部权力，扫除了政治障碍，为帝制复辟铺平了道路。只要摘掉“民国”这块招牌，帝制时代即可复现。
二、投靠洋大人，充当儿皇帝
袁世凯从其大半生的反革命经历中懂得，自已之所以能够由清朝的一个无足轻重的奴才爬到民国总统，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如今要实现专制独裁、复辟帝制的阴谋，那就更需要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了。于是，他利用“大总统”至高无上的地位，肆无忌禅地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去换取帝国主义对他进一步的支持。
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第694页。
②蔡济民：《书愤诗》，一九一二年九月十三日《民主报》
一九一二年三月，袁世凯刚当上临时大总统，就急急忙忙地发布了一道《通伤保护外人文》，声言“敦睦”（即卖国）邦交是北洋军阀政府的对外方针，要各地官吏和驻军“切实保护”所有外国在华的“生命财产”，要用武力防止人民群众的革命活动触犯帝国主义的利益。四月，袁世凯在参议院发表宣言，无耻地恭维在辛亥革命中乘机敲诈勒索中国人民的各个帝国主义是什么“悉皆和平中正”，对这些“友邦”的“睦谊”和“赞助之诚”，表示感激涕零：大肆叫什么对帝国主义要“以开诚布公、巩固邦交（即卖国）为重。凡从前缔结之条约，均当切实遵守，其已缔结而未办之事，迅速举办。”②袁世凯为了避免触犯洋主子，特地发布命令：“禁止报纸对外国公使作任何攻击。”③这还不够，袁世凯在一九一二年十月，再次发布宣言，公开宣布要把中国全国利权彻底向帝国主义“开放”，借以同帝国主义“沟通感情”，还极其无耻地吹嘘这种卖国主义的做法，是什么“效法列强先进之精神”。④这样，袁世凯一上台就亮了相，即要自动做帝国主义温顺恭敬的奴才。一九一三年，袁世凯为了求得帝国主义支持镇压“二次革命”，特地向各国驻京公使表示，他的政府的一贯态度是“力求所以外人之望”。5一九一三年十月，袁世凯当上正式大总统后，更宣告与帝国主义讲“敦睦”，讨取洋主人的欢心和支持，是他的政府对外政策的“唯一之基础”总之，袁世凯为了搞专制独裁、进而登上皇帝的宝座，在对内残酷镇压人民群众的同时，对
①袁世凯：《通伤保护外人文》，《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2，第3页。
②袁世凯：《莅参议院宣言》，《袁大总统书读汇编》卷首，第4页。
③《德国外交文件中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第344页。
④袁世凯：《国庆纪念日宣言》，《袁大总统书读汇编》卷首，第11页。
5袁世凯：《通告各国公使书》，《袁大总统书读汇编》卷5，第7页
6袁世凯：《答外交团颂词》，《袁大总统书读汇编》卷首，第27页外竭力推行票洋卖国的投降主义路线，不惜把中国的大好河山作为投靠洋大人的贡品。
一九一四年八月，帝国主义国家爆发了重新瓜分殖民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时，西欧帝国主义国家忙于狗咬狗的互相厮杀，暂时无暇东顾。日本帝国主义便趁机扩大其侵略势力，妄图变中国为它独占的殖民地。它以对德宣战为借口，出兵山东，占领德国租借中国的胶州湾和胶济铁路沿线各地。日本得知袁世凯想当皇帝，便由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暗示支持并趁机要挟，于一九一五年一月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袁承认。当日置益手递条文的时候，曾对袁世凯说：“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大总统再高升一步”。这就是说，你袁世凯不是想当皇帝么，日本是赞成的，但必须承认这个“二十一条”。卖国贼袁世凯笑纳条约，低首而退。
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共分五号：
（1）承认日本享有原德国在山东侵占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
（2）延长日本租借旅顺、大连两港和南满、安奉（丹东至沈阳）两铁路期限为九十九年，承认日本在东三省南部及内蒙古东部的特权；
（3）汉治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开采：
（4）中国沿海港湾岛屿只能租借给日本，概不让予第三国；
（5）中国政府必须聘请日本人作政治、军事、财政顾问，中国警政和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日本有在武昌和九江、南昌间，南昌和杭州间，南昌和潮州间的筑路权，有在福建省内进行铁路、矿山等投资的优先权。
这些条件实际上是要把中国的广大地区和中国政府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变中国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要袁世凯充当日本卵翼下的儿皇帝。
当日本强迫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时，俄国积极支持日本的侵略行径，并向日置益提供有关情报，充分暴露了沙俄的侵略本质。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袁世凯保守秘密并全部接受。经过几个月谈判，日本于五月七日提出最后通，限四十八小时内答复。袁世凯复辟帝制心切，于五月九日，除第五号“容日后协商”外，全部承认。
除此之外，大卖国贼袁世凯为了实现其专制独裁和当儿皇帝的迷梦，还先后和俄、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签订过一百多个不平等的合同、协定和条约，大借外债、拍卖税收、铁路、矿山和领土等主权，以换取帝国主义主子的支持。
由此不难看出，近代中国反动派的复辟活动，是同卖国活动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复辟狂也必然是卖国贼。
袁世凯竭力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大肆拍卖国家主权的活动，使帝国主义主子体会到：袁世凯确实是一个比清政府更合心意的忠实走狗。因此、美、日、英、俄、德等帝国主义回过头来，对于奴才袁世凯的反革命复辟事业竞相支持，以便通过袁世凯在中国捞取更大的利益。
在经济上，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实行专制统一需要反革命军费，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立即送去二千五百万英榜的巨款。袁世凯图谋恢复帝制派儿子袁克定到德国活动，德皇威廉二世立即表示支持，并写密信给袁世凯，答应“财政器械给以大力援助”
在军事上，袁世凯“围剿”白朗起义军，一九一四年二月间，俄、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马上派军事人员到河南信阳等地“观战”，并出谋划策，要“中国政府宜用飞机抛掷炸弹、电石，将“匪军”全部一举剿灭”，假若“中国无此等飞行家，可向外国聘任之”①沙皇俄国立即派出了飞行员协助袁世凯对白朗起义军进行狂轰滥炸。
在政治上，袁世凯要当正式大总统，帝国主义“外交团”表示这是“能为中国开始一新幸福时代之先步”，“各国于此举，亦利助成”。②袁世凯要恢复被推翻的君主专制制度，梦想当皇帝、帝国主义立即表示支持。日本首相大限重信屡传言：“中国应该有皇帝”，“袁大总统可以放心进行”；英国赞同说：“若中国无内乱，则
袁世凯亲往德国使馆随时可以实行”帝制复辟：美国声
进行勾结的丑态称：“函盼”帝制运动“能在短期内顺利完成”，并派古德诺在袁世凯身边充当顾问，公开鼓吹帝制。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也竭力帮腔鼓吹，说：“治理中国永久之政策，舍专制必无适宜之体”③。他还上书支持袁世凯“为君主之治”④，当中国的大皇帝。沙俄则尽力帮助袁世凯镇压人民革命，为帝制复辟扫清障碍。
①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大公报》。
②《外交团渴见颂词》，《袁大总统书读汇编》卷首，第28页。
③李佳白：《中国果适用专制独裁乎？》，《尚贤堂纪事》第6期，第10册
④《节录李佳白博士上大总统书》，《尚贤堂纪事》第6期，第10册。
袁世凯明明是靠大肆拍卖国家主权换取了帝国主义主子的支持，却恬不知耻地吹嘘这是自己的“外交成功”，并向各帝国主义国家感恩不尽，极力阿奉承：称颂美国“互相扶助之美德，长存不衰”①；称颂日本“敦睦邻好，厚爱我中华民国有加无已”②；称颂英国对他的支持，表示“本政府莫名欣感”③；称颂沙俄“永矢亲睦之意”，表示“欣感良深”4；甚至称颂日本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是“双方信好，东亚之福”看，袁世凯奴颜婢膝、媚敌卖国到了何等地步！其实，袁世凯卖国外交的“成功”意味着什么呢？这正象列宁所愤怒遣责的：这些帝国主义列强“与那个野心家、卖国贼、反动势力的朋友袁世凯联合起来扼杀落后’亚洲的共和制度！”
三、掀起尊孔复古逆流
在历史上，一切已被推翻的腐朽没落阶级，总要制造反革命舆论，总是“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袁世凯和一切复辟派一样，为了实现专制独裁、复辟帝制的阴谋，一上台，就立即抬出孔老二的亡灵，刮起尊孔复古的妖风。
一九一三年六月，袁世凯发布《通令尊崇孔圣文》，狂叫：“天
①袁世凯：《致谢美国承认中国民国书》，《袁大总统书续汇编》卷首，第14页。
②袁世凯：《答日天皇祝词》，《袁大总统书读汇编》卷首，第18页。
③袁世凯：《答英国公使呈递国书颂词》，《袁大总统书读汇编》卷首，第18页。
④袁世凯：《答俄国公使呈递国书颂词》，《袁大总统书读汇编》卷首，第23页。
5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146页。
?列宁：《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列宁选集》第2卷，第450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人民日报》生孔子，为万世师表”：孔学如“日月之无伤，江河之不废”：孔孟之道是“国家强弱，存亡所系”。因此，他袁世凯的中华民国，要“根据古义，将祀孔典礼，折衷至当，详细规定，以表尊崇，而垂久远”。①一九一四年一月，袁世凯指使他的御用机构“政治会议”，通过了祭天、祀孔两个议案。下令全国一律施行祀孔典礼北京文庙由大总统主祭：各地文庙由地方官主察。这年的九月二十八日，袁世凯身穿离奇的古衣冠，亲率文武百官到孔庙，大行三跪九即礼，演出了民国以来第一次祀孔朝圣大丑剧。十二月二十三日，袁世凯又穿起特制的古怪祭服，亲率百官拥进北京天坛进行祭天活动。这一年，袁世凯还发布《崇圣典例》，给孔老二的子孙后代加官普爵，让他们仍旧享受清朝封建专制时代的“荣典”。一九一五年二月，袁世凯通令全国学校恢复被南京临时政府废止的“尊孔读经”，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把“尊孔尚孟”列为“教育要旨”。
袁世凯一面通过他所控制的政权大造尊孔声势，一面网罗社会上的封建余孽、军阀、官僚、反动文人等反动势力，借用孔教会社的力量，充当吹鼓手。
一九一二年夏，保皇派头子康有为从国外写信给他的弟子陈焕章、麦孟华，要他们在上海筹组“孔教会”。在帝国主义分子、传教士李佳白支持下，他们与清朝“遗老”沈曾植、梁鼎芬等于十月七日在上海组织起“孔教会”，袁世凯政府立即批准立案，并称赞说：“该会阐明孔教，力挽狂澜，以忧时之念，为卫道之谋，苦心孤谐，殊堪嘉许。”②一九一三年九月，孔教会在曲阜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袁世凯对参加这次会的人给以“核减车价”的优
①袁世凯：《通令尊崇孔圣文》，《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2，第51页
②《教育部批》，《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1号。待。在这次会议上，推康有为任总会长，决定将总会迁往北京（次年又迁曲阜），并印行《孔教会杂志》。袁世凯赞助支持孔教会的尊孔活动，其自的是想加以笼络，把它拉入自己的怀抱，为我所用。但袁世凯搞专制独裁、帝制自为和孔教会拥薄仪复辟的宗旨有分歧。因此，袁世凯对孔教会存有戒心，于是，他指使亲信于一九一三年四月，在北京另立“孔社”，以徐世昌为名誉社长，徐琪、饶智元为正副社长，印行《孔社》杂志，设立什么“博闻图书馆”、“信古传习所”，并大搞什么孔老二的“诞生纪念会”等等。袁世凯对这些活动或派代表参加，代为致辞，或捐助款项，给以支持。“孔社”并在各地设立分社，成为由袁世凯直接操纵的全国性的御用尊孔工具。此外，一九一二年，王锡蕃等在济南成立“孔道会”，次年移北京，推冯国璋为名誉会长，康有为为会长。一九一二年六月，赵戴文等在阎锡山指使下组织“宗圣会”一九一三年九月，沈维礼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寰球尊孔总教会”，得到黎元洪的支持。一九一五年八月，大劣绅、反动文人叶德辉在长沙成立“经学会”，鼓吹尊孔读经。这批反动家伙对辛亥革命、共和制度仇恨至极。康有为在武昌起义后不久就咒骂共和“为暴民无政府之政，可以亡国，今共和告成数月矣，惨状弥布”。①在一九一三年二月，他主办了反动刊物《不忍》杂志，在创刊序言中，他猖狂喊叫对辛亥革命的一切都“不能忍”，大肆攻击辛亥革命造成了“举国礼坏乐崩，人心变乱”②的局面，狂吠什么“自共和以来，教化衰息，纪纲扫荡，道凌夷，法守教，礼俗变易”③，胡说“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中国今日之时，无立民
①康有为：《中华救国论》，《民国经世文编》第2册。
2康有为：《议院政府无干预民俗说》，《不忍》第2册。
?康有为：《中国学报题辞》，《不忍》第2册主之理也”。他还配合袁世凯的反攻倒算，恶毒咒骂秦始皇“以六经为无用，而焚书坑儒”，“不行仁义，此秦所以亡也”。他攻击法家的法治路线是：“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其祸倍甚”。②劳乃宣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就在《民是报》上抛出《共和正解》，疯狂反对共和制度。一九一四年，他更诬蔑辛亥革命建立的共和制度是“三纲沦，九法教，千圣百王相传之遗教，扫除破坏，荡然无复几希之存”。叫晒什么“纲常名教，中国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国之大本”③，必须恢复才不至于亡国。
这批妄图开历史倒车的封建余孽，疯狂吹捧孔老二，妄图把孔孟之道奉为“孔教”，当作他们的救命稻草。康有为在《不忍》杂志抛出“宪法草案”，主张“以孔教为国教”，胡说什么“有孔教乃有中国，无孔教是散中国矣”。一九一三年八月，陈焕章、梁启超、夏曾佑、王式通等以孔教会名义，向参众两院提出“请定孔教为国教”的请愿书，因遭到全国舆论的反对，而未能得选。但是，这帮尊孔小丑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支持下，仍然大搞尊孔活动。各地的尊孔团体和黎元洪、冯国璋一类军阀官僚也都写黑文，发通电，大造“孔教”的反革命舆论，刮起一阵阵阴风。
这伙反动分子还在各地上演“祀孔”丑剧。一九一三年二月，扬州“尊孔崇道会”在孔庙祭孔，与会的牛鬼蛇神五态百出，“大半苍苍白发，豚尾犹存，其行礼时，均三跪九叩首”。同年九月三日，孔教会在北京国子监举办“秋丁祀孔”，又在曲阜“祭
①康有为：《救亡论》，《不忍》第7册
②康有为：《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
③劳乃宣：《续共和正解》，《桐乡劳先生遗稿》卷3
④一九一三年三月一日《民主报》。孔”。九月二十八日孔丘生日，在国子监举行“祭祀典礼。鲁迅在日记中曾辛辣地嘲骂了这出“蔡孔”丑剧：“至者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顷刻间便草率了事，真一笑话。”①
袁世凯一伙和这帮封建余孽大刮尊孔反法妖风时，尽管他们在拥立谁当皇帝这一点上的意图并不一样，但其反革命目标是相同的，都是想利用孔老二这块“敲门砖”来敲开复辟之门。因此，他们彼此配合，互相呼应。袁世凯指使怂惠下掀起的这一阵阵尊孔反法的恶浪，是为袁世凯搞专制独裁、复辟帝制鸣锣开道的。
袁世凯是怎样利用孔孟之道作为搞专制独裁、复辟帝制的思想理论武器的呢？
第一，以孔老二的“克已复礼”作为开倒车、搞复辟的反动政治纲领。
袁世凯上台不久，就首先恶毒污蔑和猖狂攻击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朝、创建资产阶级共和国、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的革命行动，是什么“越礼”。②他大肆散布“今不如昔”的滥调，攻击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是“波邪充塞，法守荡然”③，“纲纪丧，流无穷”④，“儿成为土匪禽兽之国”。怎么办？袁世凯提出“欲遏横流，在循正轨”6，要“循礼”。他说：“本大总统深惟中华立国、以孝梯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惟愿全国人民恪循礼法，共济时艰”：必须“恢复（旧）
①《鲁迅日记》上册，第73页。
②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68页
③6袁世凯：《通令尊崇孔圣文》，《袁大总统书渎汇编》卷2，第51、52页
47袁世凯：《通令国民尊崇伦常文》，《袁大总统书读汇编》卷2，第17、1718页。
5《政府公报》第642号，一九一四年二月二十日。秩序非此无以靖地方，亦非此无以立国也”。①显而易见，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袁世凯为了向辛亥革命实行彻底的反攻倒算，把孔老二的“克己复礼”当成他“立国”“恢复秩序”即搞专制独裁、复辟被打倒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由此，袁世凯提出了“道德为本，法律为用”2的反动口号。所谓“道德为本”，就是把孔老二那套“克己复礼”、“忠信孝悌”的伦理道德，作为立国的根本。所谓“法律为用”，就是用封建统治阶级的法律作为镇压革命和统治人民的手段。袁世凯说：“奉公守法者则为是为善，越礼犯上者则为非为恶。”③他把“循礼”还是“越礼”，作为“是非善恶”的标准，要人们去奉他袁世凯之“公”，守他袁世凯之“法”，规规矩矩地听候他的摆布，让袁世凯放肆地搞反革命复辟活动。相反、谁要是维护辛亥革命中出现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反对尊孔复辟，那袁世凯就可以给你横加一条罪名，叫做“越礼”。而“越礼”就是“为非为恶”，他袁世凯为了捍卫孔孟的“圣训”，就要镇压你。袁世凯就是这样打着“克已复礼”的破旗，向广大的革命人民疯狂进行反攻倒算、搞反革命复辟的。
第二，叫孔孟的“大一统”、“定于一”，借以实现专制独裁和复辟帝制。
袁世凯为了实现反革命的“大一统”和反革命的“定于一”，又从孔孟的“经典”中寻找理论根据。他宣称：“《春秋》著“大一统’之文，孟子垂“定于一’之训，微言大义，深人人心”。他说：孔孟的“大一统”、“定于一”的“圣训”，与近代资产阶级法学家所说
①袁世凯：《通告各国公使书》，《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5，第6页。
②袁世凯：《莅任正式大总统宣言》：《袁大总统书读汇编》卷首、第6页。
③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68页。的“统治权“唯一不可分’之原则，实为先后相符”袁世凯强调：综观历史，“断未有政权能一，而其国不治，亦未有政权不一，而其国不乱且亡者！”①按照袁世凯的这个反革命逻辑，除了全部权力都统一到他的手里，中国就再没有出路了，“统一”是他的“救国万应丹”因此，作为国家的头目，他应该“总揽统治权”，“力谋统一”。袁世凯还无耻地宣称，即使他复辟封建帝制，“去共和之余毒，复古国之精神”，其目的也无非是使以后的国家“定于一统”。③可见，袁世凯所要求的“统一”，绝不是中国人民的统一，绝不是中国民族的统一，而是封建买办阶级反人民、反民族、反革命的统一。谁要是反对袁世凯的反革命统一，袁世凯就可以打出“卫道”的黑旗，给你扣上“破坏统一”的“暴徒”、“叛兵”、“乱党”的罪名，然后“用兵定乱”。袁世凯武力镇压“二次革命”，就是身体力行了《春秋》“大一统之义”袁世凯搞帝制复辟，准备让他的子孙世袭商替，就是身体力行了孟输“定于一之训”，将统治权定于袁氏一家之手。袁世凯就是这样引证孔孟之道的“大一统之义”、“定于一之训”，来“证明”自己搞专制独裁“家天下”的必要性。
第三，宣扬“忠信笃敬”、“礼义廉耻”，奴役人民，驱使其爪牙为自己搞专制独裁、复辟帝制卖命。
袁世凯一再叫曦要以孔老二的“忠信笃敬”“礼义廉耻”作为“民国”的道德标准。袁世凯特别强调说：“忠之为义，亘古不
①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121、122页。
②袁世凯：《通告各国公使书》，《袁大总统书读汇编》卷5.第6页。
③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320页。
④袁世凯：《莅任正式大总统宣言》，《袁大总统书读汇编》卷首，第6页
56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51、57页。废”，即“效忠于君”，“效忠于国”。也就是说，全国的官民，要效忠于地主买办阶级专政的反动国家，要效忠于他这个反革命头子，要效忠于他复辟的反革命事业。袁世凯在他所控制的北洋军这支反革命武装中，千方百计地树立他的个人权威。他的死党向士兵灌输袁世凯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是升官发财的靠山。甚至还在各营中设立袁世凯的长生禄位牌，要士兵供俸。
袁世凯专门颁行了《告诫军人训条》，强追官兵遵行。其中第一条规定就是军人要“本忠诚，守信义”。②袁世凯在《告诫军人训令》中要求军人严于“克己”，做到“四母”：“毋出位以侵权，毋忘分而旷职，毋逞忿以轻生，母苟全以惜死。”③
袁世凯对“陆军模范团”的成员更是竭力灌输孔老二的“臣事君以忠”的思想，来培养对袁家父子的“忠心”。
袁世凯就是这样利用孔孟之道这一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来奴役和镇压人民，培养为专制独裁、帝制复辟效劳的忠实爪牙。
第四，扯起“天才论”、“天命论”的破旗，为登上皇帝宝座制造舆论。
袁世凯为了实现帝制复辟的阴谋，还求助于孔孟之道的“天才论”、“天命论”。为了把自己装扮成“真命天子”，他特地征引了儒家“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④“天生民而之君，使司牧之”的反动谬论，要人们相信他的复辟帝制“盖有天命，非人力所能施”，而且天老爷这种意志是“久稽”
①袁世凯：《通令整肃官文》，《袁大总统书汇编》卷2，第72页。
②袁世凯：《告诫军人训条》，《袁大总统书读汇编》卷2，第30页
③袁世凯：《告诫军人训条》，《袁大总统书读汇编》卷2，第28、29页。
④5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285、322页（长久拖延）不得的，现在他就是秉承“天意”，象牧养牛羊一样地来统治人民的。①他无耻地宣称：“国体既定帝国，帝位必归圣人”。“圣人”又是谁呢？当然是袁世凯自己了。请听袁世凯的自吹自擂：“四年以来，国家多故，拯民水火，登之社席，我四万万蒸黎身家子姓，实托我大总统一人之覆！”②大有孟当年所说的“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③的派头。
袁世凯批阅审定的、由杨度公开发表的《君宪救国论》，更是命宣扬“上智与下愚不移”之类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唯心史观，吹捧袁世凯是什么“盖世英才”①因此，由他这个“天才”来当皇帝，自然是“顺应天人”、“承天建极”5了。袁世凯不仅胡说自己是“天才”，应该当皇帝，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而且认为自己的儿子和老子同一个血统，也是“天才”、“全才”，应该享有老子同样的特权当皇帝，“父传子，家天下”，“传之万世”，世袭罔替。
第五，鼓吹孔丘的“大同”，为媚敌卖国寻找借口。
袁世凯为了给其卑鄙的卖国行径寻找借口和遮羞布，又无耻地打出孔孟“小国师大国”的反动旗号，作为他卖国投降的理论根据。他在一九一三年十月《莅任正式大总统宣言》中说：“孔子喜言大同”。“凡我国民，既守本国自立之法律，尤须知万国共同之法律，与各国往来，事事文明对待，万不可有歧视外人之意见，致生障碍，而背公理”。要切实承认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一切卖国条约。“凡我国民，当知此为国际上当然之理”。在同
①孙曜：《中华民国史料》中册，第74、75页。
②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287-288页。
③《孟子·公孙丑下》。
456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181、288页
7袁世凯：《莅任正式大总统宣言》：《袁大总统书读汇编》卷首，第8一9页年的《通令尊崇孔圣文》中，袁世凯还鼓吹：“孔学博大，与世推移。以天下为公为大同。”①在这里，袁世凯用封建卫道士加买办洋奴的语言，大谈孔老二的“大同”说教，并以此为根据制造了所谓“文明无国界”的谬论，把出卖祖国主权说成是“当然之理”，把承认和签订卖国的不平等条约说成是同帝国主义“礼尚往来”。袁世凯这样胡的险恶用心究竟是什么呢？其一，他妄图使中国人民本着所谓“大同”之教，服服帖帖地遵守帝国主义在中国建立的半殖民地统治秩序，毕恭毕敬地给帝国主义当奴隶，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不能有丝毫的不满表示，更不能进行反抗斗争：其二，要使他自己如同那拉氏一样，“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使帝国主义强盗为所欲为地践踏中国的国家主权，把中国“公”之于国际帝国主义，成为任其宰割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袁世凯的尊孔活动得到了帝国主义的积极支持。披着传教土外衣的美国侵略分子李佳白，在上海开办的“尚贤堂”中，特增设“国粹科”，聘孔教会发起人之一姚丙然为该科教务长。一九一二年九月在孔教会开场前夕，李佳白即拉引孔教会发起人陈焕章在“尚贤堂”讲演“孔教论”。孔教会出场后，李佳白立即捧场，于十一月间刊行陈焕章的《孔教论》，并与李提摩太一起撰写序言，大加喝采。李佳白在一九一三年又出版《尊孔》一书，胡说什么“孔教昌则民国愈固”在孔教会大肆鼓吹“明定孔教为国教”时，李佳白立即配合发表《读孔教会请愿书》，肆口胡言：如果不定孔教为国教，“大非民国前途之福”。2他还卖力宣扬读经，说什么“见华人倡言废经，极其骇惶，幸有恢复读经之议，并自基
①袁世凯：《通令尊崇孔圣文》，《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2，第50页
②《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8号。本小学起”。①沙俄贵族、文化特务盖沙令，于一九一二年窜到中国，先后在青岛、北京、上海等地与那些封建余擎、复辟分子相勾结。他到处发表尊孔演说和文章，恶毒攻击说：“今之最险者”就是“孔教或被废弃”，并胡说什么孔孟之道是“中国独一无二之根本也。国家新命之所托，舍孔教奚属哉？”这个沙俄侵略分子到处鼓吹尊孔，妄图扼杀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狂喊乱叫：只有尊孔，才能实现中国“古道之复兴”，才不致“人人之心皆为革命所颠倒”。②这个沙俄反动家伙还特别鼓吹孔老二的“礼”，说“礼”是“孔学之花”。并向袁世凯献策：你要想当皇帝，“首要问题就是乞求孔夫子的权威”，从而“达到”你所切望的“一切改革”③，明目张胆地鼓动袁世凯之流要死抱住孔老二“克已复礼”的纲领，借助于孔老二的幽灵，以达到其复辟的目的。德国侵略分子卫礼贤，于一九一三年“协助”钻在青岛的一些清朝“遗老”，创设“尊孔文社”。袁世凯的日籍顾问有贺长雄和美籍顾问古德诺都鼓吹尊孔，参加“祭孔”活动。有贺长雄还发表《宪法须规定明文以孔教为国家风教之大本》的黑文，配合孔教会的活动。
帝国主义这些洋儒们支持中国的封建复辟派，大搞尊孔活动，就是妄图用孔孟之道这剂鸦片烟来麻醉毒害中国人民，以期达到侵略中国的目的。李佳白供认不讳地说：“采用中国方法，讲中国经书，能使华人反教仇外之趋向渐次消灭，且以得着中国许多有势力之朋友。”④
①李佳白：《论小学读经》：《国际公报》一九二五年
②盖沙令：《论孔教乃中国之基础》，《中国之新命必系于孔教》，《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1号。
③盖沙令：《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第2卷（一九一四年）。
④《李佳白博士重述其对于中国之友谊计划》，《国际公报》第5卷，第45、46号合刊。
不难看出，孔老二这具政治僵户，不仅具有封建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买办性的品格，一身二任。中国的反动派想利用孔老二这块敲门砖来敲开他们的复辟之门，利用孔孟之道这块遮羞布来投降卖国。而外国侵略者则想利用这块敲门砖来打开侵略中国之门。正因为如此，袁世凯的尊孔复辟、尊孔卖国与帝国主义的尊孔侵华又结合了起来。而袁世凯遂成为尊孔、卖国、复辟三位一体的可耻典型。
四、“洪宪帝制”丑剧
袁世凯在镇压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各地农民的反抗斗争，破坏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大肆制造了尊孔复辟舆论，并取得了帝国主义的支持以后，就加紧推进帝制复辟阴谋。一九一四年三月，他开始举行县知事考试，恢复封建时代的考试制度。三月，他制订公布了《觐见条例》，恢复了封建皇帝的“见”制度。七月，他恢复封建时代的各种官制，将辛亥革命以来各省的都督改称“将军”，在北京设“将军府”由段祺瑞主管：各省民政长改称“巡按使”，各地区观察使改称“道尹”七月二十八日，他公布《文官官秩令》，把文官分为卿、大夫、士（各又分上、中、下）九等，总统府秘书也改称“内史”等等。各种官职名称古色古香，上面只欠一个皇帝了。
袁世凯把这一切安排就绪后，他那复辟帝制的丑剧就接连上演了。一九一五年八月，首先由袁世凯的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一篇《共和与君主论》的奇文，作为袁氏帝制丑剧的开场锣鼓。古德诺以所谓“总结”中外历史经验为名，歪曲历史，借古讽今，恶毒诬蔑中国“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专制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也。”他还胡说什么：“中国百姓，习于君主，鲜有知大总统者，故君主恒为人所尊敬”他的结论是：“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这是唯一的出路，否则“断无善果”。①紧接着，又由袁世凯的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抛出了《共和宪法持久策》的黑文，恶毒诬蔑中国人不适合共和政体，鼓吹君主实较民主为优，中国必须象日本那样实行君主制，集权于袁世凯一身，国家才不会分裂等谬论。两篇黑文，一个腔调，就是公开鼓吹由袁世凯作统治中国人民的皇帝，才是“适宜”的，“名正言顺”的。袁世凯把这些公开策划恢复蒂制的谬论视为至宝，不惜血本，用巨款买下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的一个版面，专供这两个吹鼓手大放厥词、大造复辟帝制的反革命舆论。
紧跟洋博士后面，袁世凯的御用爪牙也如蝇逐臭，鼓噪而起。一九一五年八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下，为袁世凯所收买的反动政客杨度、老君主立宪派严复和同盟会叛徒孙毓筠、胡英、李变和、刘师培等人，组成了所谓“筹一国之治安”的“筹安会”（后改名为“宪政协进会”），假借研究学术为名，公开宣传、策划帝制复辟。他们在成立宣言中，对古德诺“君主实较民主为优”的复辟舆论大加赞扬，吹嘘古德诺是“大政治学者”，他对中国应该实行君主制的主张，是“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政治之得失，自为深切明著”：大肆诬蔑共和国体不适合中国“国情”，悍然宣称“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政体”，如果“长此不图，祸将无已”“筹安会”还打着儒家所谓“拨乱世反诸正”的破旗，提出立国之道不外二端，首是“拨乱”，次是“求治”。妄称共和制度不能求治，反而
①②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170、171、172、173、174-175页滋乱。提出中国“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①杨度还在《君宪救国论》这篇又长又臭的黑文中，为袁世凯称帝而贩卖孟轲“定于一”的黑货。他胡说什么：“所谓一者，元首有一定之人也”：“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②露骨地鼓吹“去共和”、“求君主”，请袁世凯出来当皇帝。“筹安会”还公推孔老二第七十六代孙孔令始为“名誉理事”，孔令贻派出“代表”参加它的一切活动，彼此狼独为奸，充分暴露了“筹安会”的反动本质。
“筹安会”一登场就亮了相，它完全是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的哈巴狗。因此，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纷纷要求取缔“筹安会”，请诛“六君子”以谢国人。并愤怒批驳那种所谓“中国不适于共和，不能不用君主政体”的反动谬论，“真狗不食之语也！”③
袁世凯对人民的愤怒呼声置之不理，反而公开替“筹安会”开脱罪责，说什么：“筹安会乃绩学之士所组织”的“自由研究”机关，
袁世凯箍制言论，查封报社“政府未便干涉”④袁世凯还大要两面派手法，对天赌咒发誓说：我袁世凯对“帝王总统，均非所愿恋，汶上秋水，无时去怀！”5他还装腔作势地说：
①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2册，第114页。
2③45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186、188-189、242、240、241、240页。我“已备数橡之室于英（国）伦（敦），若国民终不见舍，行将以彼土作汶上”①，当从此不再过问政事的隐士，以终天年。同时，袁世凯又派出武装警察严密保护“筹安会”和杨度等人的住宅，又给予巨额经费，以资活动。在这里，“筹安会”到底为谁家筹“长治久安”之策，又是为谁家所养，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经过“筹安会”的一阵蛙鼓鸦噪之后，袁世凯又导演了一场假造“民意”和所谓“劝进”的丑剧。
一九一五年九月一日，“筹安会”拉拢各省旅京人士拼凑了各省“公民请愿团”，向参政院请愿，要求“变更国体”，由袁大总统登极做皇帝。六日，袁世凯特派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到参政院发表自己的“宣言书”。首先他假悍地表示：“维持共和国体，尤为本大总统当尽之职分”，现在大家“请愿改革国体，于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似难相容”。接着，来了个大转弯，说：“然大总统之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②这无疑是说，我袁世凯是不想当皇帝的；如果“民意”需要我袁世凯当皇帝，那我袁某只好“自应仍听之国民”，变更国体，去登金銮宝座了。袁世凯的爪牙们，见到这个情景，都纷纷跑出来与“筹安会”争功夺宠。袁世凯的心腹宠臣梁士治想当“新朝宰相”，在九月组织起所谓“全国请愿联合会”，逐渐取代了“筹安会”的地位，成为鼓动复辟帝制的中心。在他们的鼓动和收买下，一时间，全国各地五花八门的“请愿团”闻风而起，纷纷出笼。什么“乞写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等等，光怪陆离，乌烟疗气。
这时，袁世凯当皇帝的心切，但表面上又要装出尊重“民意”
①②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235、257页的样子，于是授命代行立法院职权的参政院，就“国体变更”问题，征求国民“公意”。参政院按照袁世凯所要求的“立法贵简，需时贵短”①的原则，于十月八日炮制了《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从十月二十五日开始选举国民代表大会代表，三天之内，各省“国民代表”全部选出。从二十八日起，开始国体投票，结果全国“国民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全部赞成君主制，无一人反对。同时，各省都写有文字完全一样的推戴书：“余等国民代表，代表国民之真意，劝今大总统袁世凯，进位为帝，并授以国内至大至尊之君权，天许以此位，传其子孙，以至万世。”表面上看起来，好象是袁世凯当皇帝，真是出自“民意”，众望所归。其实这纯粹是骗人的鬼把戏。事实上，从选代表到投票，以至推戴书，全是袁氏党徒们依照主子的旨意而一手搞起来的，推戴书由他们密电全国各地，规定“此五十字，无论如何，不可更改”。2为了达到预谋的目的，他们答应从帝国主义的借款中拿出一部分来“稿赏”这帮走狗。在这期间，一些尊孔复辟小丑也爬出来献媚。十二月五日，“孔道会”头目王锡蕃等致电“国民会议事务局”“宪政协进会”拥袁称帝，说：“自闻君主问题之表决，皆盼我皇帝应天顺人，不日即正大位”。③孔丘的七十六代孙、“衍圣公”孔令始也致电袁世凯及“宪政协进会”，胡说什么：“共和国体既不适用于中华，君主立宪已征大同于民意”，“函应早正帝位”，并且表示在登极之日孔府将“提灯庆贺”，“悬彩庆贺”。④
仅仅“国体投票”，袁世凯还嫌不够，他授意参政院于十二月
①②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258，272页。
③《爱国白话报》一九一五年，第833号。
④《孔府档案》第6593号十一日以国民代表大会的名义，向他上“总推戴书”这时他文一次施展两面派使俩，一方面导演“劝进”，一方面又故作“谦虚”，假装不受。他搬弄孔老二那套“信义”的说教，说什么：“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警：愿竭能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普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但是话头一转，又说：“改用君主立宪”，民意所归，“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惟有丰功伟德者，始足以居之”。①弦外之音就是想要参政院替他洗刷背叛民国的罪名，返歌他的“丰功伟德”，以便在他那野心家、阴谋家、卖国贼的丑恶面孔上，涂上一层油彩，抹上一层灵光，用以欺世盗名。
袁世凯的爪牙们对主子的真实意图，自然心领神会。于是，参政院当天下午开会，仅花了于五分钟，就起草通过了二千多字的第二次推戴书送去。
这份“杰作”对袁世凯竭尽歌功颂德之能事，肉麻地吹捧他是“功崇德茂”、“迈越百王”的“圣君”。把他背叛民国、帝制自为的罪行，完全倒栽在人民的头上。说什么：“前次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是顺从“民意共和”：现在，“民意已改”，“民意君宪”，“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当皇帝是“以民意为准的”。共和也好，帝制也好，“凡此皆国民之所为”，跟袁“皇帝渺不相涉”，“有何嫌疑之可言”？把袁世凯美化成“无负民国”的“大忠仆”，是“千古鼎革之际，未有如是之光明正大”的伟人。2这样，就把袁世凯的反革命滔天罪行洗刷得一干二净，把袁世凯捧上了天。这完全是颠倒是非，信口雌黄。
这时，袁世凯见他导演的戏法已经成功，该走的过场已经走
①②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274、275、280、282、283页了，于是在十二月十二日，就高唱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钜在人后？”的滥调D，接受了“推戴书”，当上“中华帝国”的皇帝。十三日他接受文武百官朝贺。十五日他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又分别封一百二十八人以五等爵位。十九日他公开设立“大典筹备处”。三十一日他下令从一九一六年元旦起改为“洪宪”元年，准备于元旦登极。袁世凯当皇帝还纪念着孔老二一九一六年元旦，命令孔丘七十六代孙孔令始“仍袭封衍圣公，并加郡王衔”。②
大野心家、大阴谋家袁世凯就是这样沿着尊孔与卖国的路线，一步一步爬上了儿皇帝的宝座。而袁世凯一登上“洪宪皇帝”御座，就杀气腾腾地宣布：“今日名分已定，天泽凛然，正宜严君臣上下之分，生乱臣贼子之惧，去共和之余毒，复古国之精神”③充分暴露出他挥舞孔孟之道的黑旗，复辟封建帝制，镇压人民的毒辣阴谋。
然而，历史的规律是无情的。不可一世的袁世凯，曾几何时想到过他的末日来临呢。其实，早在《红楼梦》里就曾给这种骑在人民买上的达官贵人和来去匆匆的历史过客谱写过一支绝妙的讽刺曲：“气昂昂，头戴簪缨，光灿灿，胸悬金印，威赫赫，爵禄高登一昏惨惨，黄泉路近！”如果把这支曲子当作袁世凯的“挽歌”，倒是非常恰如其分的。袁世凯尊孔、卖国、复辟三位一体“大功”告成之日，恰恰正是他走进坟墓之时。一场反尊孔复辟的革命斗争，终于在全国迅速兴起了。滚滚向前的革命洪流，
①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284页
②《孔府档案》第6593号
③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320页
④曹雪芹、高鸭：《红楼梦》第1卷，第63页。很快就把袁世凯掀起的尊孔复辟逆流葬人海底了。
五、全国人民反复辟怒潮
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果实后，继续实行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专制独裁统治，对外投降卖国，对内镇压盘剥人民，大搞尊孔复辟，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无比愤怒。全国各地掀起了接连不断的反袁尊孔复辟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工农劳动群众是斗争的主力军，站在了斗争的最前列
早从一九一二年起，各地工农群众就掀起了反抗以帝国主义走狗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压迫的斗争浪潮。如一九一二年七月一日晚，景德镇窑工在唐桂卿率领下“密议起义”，“聚众多人，围攻宪兵营房，夺取枪械子弹”①，并于七月三日在饶州准备大举起义：与此同时，山西浮山县爆发了“洪汉军”起义。辛亥革命后，山西人民对袁世凯、阎锡山的反动统治极为愤概，流传着“清朝改民国，换汤不换药：百姓地狱苦，官绅天堂乐”的歌谣。七月十日，浮山农民群众在陈采章率领下，以“杀富济贫”为口号举行起义，攻破县城，处死残害人民的县知事，焚烧全县粮银簿子及大地主住房，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这时，“洪汉军”发展到三千多人，在附近各县活动。一九一三年一月七日，攻克终县东关。先后多次击败袁世凯、阎锡山调来镇压起义的反动军队，斗争一直坚持到一九一五年六月间。一九一二年的十二月七日，上海银楼雇工三千人举行罢工，但遭到当局镇压而失败。一九一三年五月底到六月初，汉阳兵工厂工人
①《东方杂志》第9卷，第2号。因反抗北洋军阀政府以跌价纸币发工资而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同年，福建莆田县数十乡群众为反抗勒索压迫，在黄率领下抗纳钱粮，于八月十三日在壶公山起义，先后数次击败袁世凯政府派往镇压的反动军队，并攻克仙游县。这年十月间，福建德化县群众反抗帝国主义传教士的压迫，“焚新旧教堂两座”①十二月八日，云南大理县清军在革命党人影响下起义，曾经“占城劫械”。这些都是在一九一二年辛亥革命后不久爆发的。在此期间，农民反袁斗争规模较大、时间较长的是白朗起义。
白朗起义是帝国主义、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剥削农民的结果。据调查，白朗的家乡河南宝丰和鲁山两县，由于封建压榨残酷，每年都有百分之十至二十的农民无法生活，出外逃荒，农民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接连兴起。在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的同时，白朗即在宝丰县开始率领农民起义，反对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袁世凯窃国后奇捐杂税更加酷重，农民生活极为痛苦，参加反抗斗争的越来越多。因而白朗起义队伍不断发展，活动范围日益扩大。一九一三年四月，白朗军攻克河南禹县，提出“打富济贫”的口号，附近贫苦农民踊跃参加，声威大振。接着进人豫南桐柏一带开展斗争。他们采取避开反动军队主力，在运动中打击敌人的战术，先后攻克新野、邓县及湖北随县等地，然后回师北返，攻克河南唐县、方城、卢氏等县，于十一月间攻占宝丰。在反动军队围攻下，白朗再次挥师南下，越京汉线东进，攻克商城、固始、罗山、潢川、光山等地，准备打过长江与资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反袁。他们曾与孙中山建立过联系。一九一四年一月底，白朗军攻克安徽六安、霍山。但这时“二次革命”已经失败，袁世凯控制
①《东方杂志》第10卷，第6号了长江流域，增派几省反动军队围堵白朗军，甚至出动了由沙俄飞行员驾驶的飞机。但是白朗军毫不畏惧，英勇斗争，将飞机击毁，使其“不可复用”。①为了避开反动军队主力，白朗军于二月三十七日突围西上，三月八日，攻克鄂北老河口，歼敌两千余，打了大胜仗。并在老河口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西走陕、甘，然后人川。这时百朗军已超过万人，经整编后向陕西进发，越过豫、陕交界的荆紫关。四月初，白朗军到西安附近，五月底进人甘肃，六月又折回河南。他们沿途遭到反动军队伏击，损失不小，也有不少人乡土观念严重，离队回乡，部队力量分散。
白朗军所到之处打击封建地主势力，帮助贫苦农民。当时，一些反动分子无可奈何地惊呼：白朗军将“殷商富户焚掠一空”②，“令殷富输纳财物”③白朗军反抗封建地主压迫的斗争获得了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踊跌参加白朗起义。袁世凯建立专制独裁统治后，白朗起义军自称“公民讨贼军”，提出“逐走袁世凯，设立完美之政府”等口号。白朗军在荆紫关曾发布布告，遣责袁世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反动统治是“神奸主政，民气不扬，虽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袁世凯进行帝制复辟时，白朗军在陕西曾遍贴布告，愤怒指斥“袁贼世凯，狼子野心”，“欲帝制自为”，“摧残吾民”，“是故痛心疾首，奋起陇亩”。可见，这
闲云：《白朗始末记》，《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六年，第3期。
2《重修信阳县志》卷15。
③《东方杂志》第10卷，第9号
④《白朗起义调查报告》：闲云：《白朗始末记》，《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六年，第3期。
5《北洋政府邮政总局档案》，转引自《试论白朗起义的性质》，载《史学月刊》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号。
6一九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大公报》。支起义军的斗争口号和目标有了进一步发展。从“劫富济贫”发展到反帝制复辟，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白朗军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也给以沉重打击。他们焚烧了三些侵略者残害欺压人民的据点，在老河口曾将帝国主义进行经济剥削和侵略的机构一煤油公司、烟草公司等焚毁。也烧毁了一些为非作岁的传教士的巢穴，如在甘肃“焚毁眠州教会，洮州老城教会被焚一部分”。①
帝国主义侵略者对这支农民起义军恨之人骨。当时，各国驻华公使一再敦促袁世凯政府，“迅速扑灭”，说什么“此案非与大惩创，不足以做将来”。②一九一四年二月间，俄、美、英、法等帝国主义派军事人员到信阳等地“观战”，研究镇压人民的方法。袁世凯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包括使用外国飞行员、调动了二十多万军队，血腥镇压了这次震动中外的农民起义。白朗受伤，不久牺牲。
白朗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却是很大的。它由开始的数百人，发展到最多时达两万人，曾转战于河南、安徽、湖北、陕西、甘肃五省，为时三年之久，沉重地打击和削弱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力量。
白朗起义军虽然被中外反动派所绞杀，但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走狗袁世凯的斗争仍然此伏彼起。特别是从袁世凯政府在一九一四年颁布《验契条例》等一系列加重敲诈勒索人民的反动条例以来，全国各地农民群众以抗捐抗税的形式，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袁斗争。这个期间规模较大的斗争如下：
一九一四年二月，山东乐安县爆发了农民反抗验契的斗争。
①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大公报》
②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三日《大公报》。这年初，乐安县农民群起拒绝袁世凯政府验契勒索。二月二十三日，乐安县知事亲往该县碑寺口催逼，农民聚议：“与其坐受剥削，不如打死县官，同归于尽”。遂于二十四日夜集合在碑寺口起义，“将巡警县队枪支夺去”，“所有呈验未发契纸悉付之一炬”，①并将群众痛恨的县知事杀死。
三月六日，山西孟县群众“因抗办煤厘、验契各项，聚众暴动”，农民数千人焚毁县署及劣绅房屋。
三月八日，云南东川农民因反抗苛捐杂税，在李正品率领下起义，攻打四川会理县城，又攻占汤丹铜矿。
三月间，安徽定远县藕塘数百群众起义，号称“江淮侠义军”，攻人定远县城。
五月间，奉天安东县（今辽宁丹东）新增收牲畜税，统捐局派员四处催逼，农民“以生计困难，不堪重税，延不完缴”县署竟派兵逮捕群众举出的交涉代表。于是乡民“鸣锣号召在铜矿岭聚众数千人”，“围攻四区警局，抢去枪枝子弹”②，进行抗捐斗争。
六月十日，直隶临榆县农民因反抗县知事派员下乡“按户香催验契”，乃聚众进人县城抗捐，“全城因而罢市”③同时，永年、行唐县人民也聚众反抗苛捐，进入县城县署，“击毁公案”，“声称将摘去堂上功德牌匾额”。④
六月间，山东、河南、江苏境内群众组织“万佛共和会”，“颇似义和团，其总会设在江苏徐州、河南淇县、山东兖州”。同时，广东西江一带亦发生农民反抗捐税起义。
八月，浙江仙居群众七千人由周文广率领，攻打县城末下。
①一九一四年三月十四日《北洋政府胶东观察使吴永致内务部总长朱启铃函》。
2③④5《东方杂志》第11卷.第1号。十月十一日，攻占东阳县城
九月八日，奉天本溪群众联合会党“攻入县署，揭讨袁军旗帜，向县署警署投掷炸弹，即占领之”。①
十一月间，广东佛山镇、电白县俱发生起义。十二月间，四川涪陵、长寿，江西万年，河南夏邑，贵州威宁、毕节、水城、大定一带，都发生群众抗捐斗争。一九一四年间，苏北海州（今东海县）、阜宁一带，聚众四、五千人活动，时聚时散，并曾与白朗军联系。
一九一五年一月，奉天新民县因反对北洋政府开办“清丈”“乡民二、三百人，各执枪械围攻该乡清丈局，相持两昼夜”。②
三月间，湖北乾城大王岩煤矿工人反抗压迫，“聚众罢工，其为首工人被公司拘送警署，致激众怒，群将公司焚毁，伤矿警多人”。③
五月，河南洛宁县，八月间，甘肃宁县，也发生反抗验契税的斗争。甘肃庆阳、合水、环县等陇东各县人民掀起大规模的抗捐抗税运动。八月二十七日，环县群众在张人才率领下起义，杀死县知事，占领县城，号称“忠义军”，往攻庆阳，焚教堂二座，“聚众至数千之众”。④同时，泾州（今泾川）乡民亦举行抗捐
十一月二十一日，江西万载县人民“因该县办理烟酒公卖事，过于操切，致起骚动，聚众将县署捣毁”。5
十二月，黑龙江宾县、阿城等地“聚众反抗”“举办清丈”。
十二月二十九日，黑龙江五常县乡民，“联合榆树、舒兰等
①《东方杂志》第11卷，第4号
②③《东方杂志》第12卷，第3、4号。
④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北洋政府甘肃巡按使张广建致陆军部电》
56《东方杂志》第13卷，第1号属，到处捣毁清丈、统税、货牙各局”。①各地纷纷响应，如阿城、海龙、西安（今辽源县）、盖平、岩、绥中、东丰等地人民群众，展开抗纳捐税、反抗清丈的斗争。
一九一五年冬，四川什旅、新都农民在巫人杰率领下起义，一九一六年五月攻克绵竹县城，斗争坚持到十月。
一九一六年春，在冀中爆发了“山北社”组织的反清丈斗争。五月间，最初发生于易县，因山北村民拒交果捐被拘，群众乃“散布传单，联络邻县，秘密结合。易县、涞水、涞源、涿县、房山、固安等县均已联合一起，订有合同”。他们声称：：“前清退位，新政兴，诈骗杂捐层层迭出，不知如何禁止？因此各村共同商议，有事相助，有祸同挡”。2他们结合起来，“专图抗税”，反对清丈事务所，“聚众将各事务所捣毁”：使当地清丈无法进行。
这个时期人民群众还展开了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的斗争。当“二十一条”的内容和谈判情况被报纸揭出后，全国人民立即掀起大规模的讨袁抗日爱国运动。还在一九一五年二、三月间，上海各阶层人民就纷纷成立爱国团体《爱国对日同志会》、《劝用国货会》、《救国储金会》、《排斥日货同盟》等组织，反对“二十一条”谈判：宣传抗日救亡：二月十一日，中国留日学生千余人在东京集会，反对“二十一条”谈判。三月十八日，《爱国对日同志会》在上海张园召开三、四万人的群众大会，议决拒用日货。三月间，汉口人民在租界内上演抗日戏剧：烟台、福州、厦门等地举行抗日示威；东北各地散发抗日传单，表示“宁为中华鬼，不为日本奴”。全国各地工人、农民、学生和国外爱国华侨、留学生纷
①《东方杂志》第13卷，第2号
②一九一六年五月《北洋政府京兆尹王达致内务部折呈》，《东方杂志》第15卷，第6号。纷组织起来抵制日货，宣传爱国，反对“二十一条”。袁世凯无耻承认“二十一条”后，全国人民更接连不断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爱国活动。上海码头工人首先举行罢工，散发传单，决议抵制日货。上海日本企业中的中国工人纷纷罢工，反抗日本侵略者和北洋军阀政府。湖南长沙日资企业的中国工人，也举行集会，宣布罢工。中国无产阶级在讨袁抗日斗争中，以英勇顽强的姿态投入战斗，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北京群众连日集会示威，有时达二、三十万人，反对“二十一条”。沈阳群众愤怒地向日本商店投掷炸弹。汉口日本侵略者策划举行所谓“庆祝会”，五月十三日，群众闻知，立即拥上街头示威游行，全市停止夜市，粉碎了侵略者的狂妄计划。其它各个城市如烟台、福州、厦门等地的革命人民到处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广大爱国青年学生纷纷组织爱国救亡团体：进行反抗斗争。海外侨胞发动了爱国运动：集会宣传、捐款资助、抵制日货。全国人民当时喊出了一个共同声音：反对日本侵略，反对袁世凯卖国，废除卖国条约。揭露袁世凯“乘间潜帝而求助日本”，“以求帝位”而“甘心卖国”的罪行。中国人民轰轰烈烈的反抗斗争给予日本帝国主义以极为沉重的打击，使得“二十一条”一开始就未能生效，而且对卖国贼袁世凯进行了声讨，提高了人们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促进了人们反帝爱国热忧的进一步高涨。
一九一五年冬到一九一六年春，袁世凯大搞帝制活动，并派兵镇压反袁斗争，在各地勒派什么“大典筹备费”、“国民代表选举费”、“征滇费”等苛捐杂税，直接把他们从事复辟帝制的挥霍，压在人民群众身上。山东当局把这项杂捐按烟酒专卖包捐办法，转包给商人办理，更加加重对人民的剥削。三月二十二日，山东肥城县农民数千人人城请愿，警队开枪杀死群众二人，民情大愤，“当将县署及四乡清丈局四处焚毁”①，东平、东阿、平阴、新泰等县纷起响应。袁世凯悍然称帝，更加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怒潮。他们绝不容许赶跑了一个清朝皇帝，再来一个“洪宪”皇帝骑在人民头上。陕西哥老会义军突起，旗帜鲜明地提出保护共和、推翻帝制的革命口号，发表讨袁概文，一时威震广阔秦川。河南人民再度打出白朗的义旗，兴师讨袁。陕西、四川的革命群众、会党，亦“乘机响应”，纷起反抗。全国土农工商，各界人民，纷电声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滔天罪行，指出袁世凯是“吾之大敌，叛国之元凶”②，“数其罪恶，秃天下之笔，穷一世之纸，不能或详尽也”③；要求“诛除逆贼”袁世凯，杀掉梁土治、杨度等帝制犯，“以谢天下”。
上述这些人民群众的反袁斗争，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发生的地区和参加阶层十分普遍。从东北三省到南海之滨，从川陕高原到江淮平原，全国各地燃遍了反袁烈火，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参加斗争的社会各阶层比较广泛，有近代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学生、爱国的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形成了一股反袁洪流。这说明，反袁斗争具有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人民群众是要革命的，是要前进的：说明子野心家、阴谋家、卖国贼袁世凯要投敌卖国，搞反攻倒算，尊孔复辟，必将遭到人民群众的坚决反对。
第二，主要坚持武装斗争。广大人民群众从切身经验中体会到，辛亥革命的成果是靠武装斗争取得的，袁世凯搞反攻倒算、尊孔复辟是依靠他手中掌握的反革命武装来进行的：要反击袁世凯的复辟逆流、保卫革命成果，也必须拿起刀枪，针锋相对。
①《东方杂志》第13卷，第5号
②③黄毅：《袁氏盗国记》下篇，第1章，第13、11页人民群众反对北洋军阀的斗筝
1高唐5东平9朝城
2聊城6配城10范头
3在平7东阿11第县
自朗魅义活动地区
4平阳8阳谷
白朗起义最初活动地点
面
其他人民群众起义
600公里
300
甘
兰州
湖云商
南云他们摒弃了资产阶级革命党内部右倾妥协派所追求的“政党政治”的议会道路，高举武装革命战旗，反剥削，反压迫，反独裁，反卖国，反帝制，到处掀起武装起义，以铁拳狠狼打击袁世凯
第三，革命口号在斗争中日益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在反袁斗争中，随着袁世凯集权专制、尊孔卖国、帝制复辟的逐步升级，随着袁世凯野心家、阴谋家、卖国贼嘴脸的日益暴露，口号和目标也就进一步明确起来。从反对清丈田产、抗捐抗税，到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进而发展为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的斗争：不仅提出要打倒袁世凯，而且有的如白朗起义军提出要建立农民阶级的“完美之政府”，涉及到了革命的根本的问题一政权问题。
第四，对袁世凯的复辟活动给了致命性的打击。这些轰轰烈烈的工农群众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大大削弱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基础，使袁世凯地主买办阶级的统治日益处于人民群众的包围之中，使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活动日益陷于孤立的境地。正是在人民群众的铁拳打击下，“洪宪帝制”遭到彻底失败。
工农群众是反对袁世凯尊孔卖国、复辟帝制斗争的主力军。它极大地鼓舞、推动和支持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对袁世凯尊孔卖国、复辟帝制的斗争。
一九一三年，袁世凯公布《通令尊崇孔圣文》，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华新报》发表社论，揭露袁世凯“借祀孔子之名，为收拾人心之具，帝制复活之实”。①一九一四年，袁世凯大搞祀孔祭天，资产阶级革命派又在《北京日报》发表文章，指出这是“帝
①马大中：《大中华民国史》。制复活”的“先声”，要大家提高警惕，不然“总统二字，行将消失”。①
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继续坚持反袁斗争，坚决表示要以“以前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②，反对袁世凯，“欲竞辛亥之功”。③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初，他被迫逃往日本。为了集结革命力量，一九一四年七月八日，孙中山在日本另组“中华革命党”，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宗旨，坚持武装讨袁的道路。随后又派出大批党员前往上海、华南、华中、东北各地区，深人十几个省份，从事联络军队，筹划武力反袁。黄兴这时却与另一批国民党人，因政见分歧，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而另组“欧事研究会”，在组织上公开与孙中山闹分裂。一九一五年孙中山发表《讨袁文》，揭露袁世凯搞祭天尊孔把戏是为了复辟帝制，“祭天祀孔，议及冕，司马之心，路人皆见”。④一九一六年五月，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明确指出：“袁氏推翻民国，以一姓之尊而奴视五族，此所以认为公敌，义不返顾。”他号召“国人”起来进行反袁斗争，并指出这场斗争“不徒以去袁为毕事”5，而且要永远铲除帝制。他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曾在广东、湖北、湖南、江苏、浙江、山东、奉天等地举行过一些小规模的武装反袁起义。
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在这时也从一度的受骗中惊醒过来，与尊孔反法逆流进行了英勇的战斗：章太炎在一九一三年辞去东三省筹边使职务，“托事南行”袁世凯镇压
①马大中：《大中华民国史》
2张国淦：《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五年，第4期
③孙中山：《致黄兴书》，《孙中山选集》上卷，第97页。
④孙中山：《讨袁文》，《孙中山选集》上卷，第98页。
5孙中山：《第二次讨袁宣言》，《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01、102页。“二次革命”后，他于八月十一日到北京。他只身临大总统府之门，“以大勋章作扇坠”，“大垢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袁世凯老羞成怒，把他软禁起来，直到袁死后才被释放。在这段期间，他先后发表了《驳建立孔教议》和前已写成的《秦政记》、《秦献记》等著名文章，并把对弟子的讲学收为《蓟汉微言》一书。他嘲讽了袁世凯的祭天尊孔是欺骗“群黎百姓”，“徒可自欺”。②他针对康有为之流倡立孔教的逆流指出：“近世有倡孔教会者，余窃背其怪妄。”他痛斥建立孔教会“是犹素无创，无故灼以成”，是“又规摹（董）仲舒而为之矣”章太炎指出把孔教树为“宗教”，是“杜智慧之门，乱清宁之纪，其事不便”。③他蔑视孔教会，规定凡是要加人他开办的国学会都必须首先脱离孔教会。袁世凯对章太炎进行了各种威胁和利诱，但章太炎毫不动摇，不为袁世凯所用。正如他自已所说：“时袁氏帝制萌芽已二岁矣，往日当事数遣客来伺余意，道及国体，余即以他语乱之，间亦以辞章讽刺”。④章太炎的这些著作，在当时的思想领域中打击了尊孔反法、复辟倒退的反动思潮，在政治上为粉碎袁世凯帝制五剧制造了革命舆论，作出了功绩。当然，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他在斗争中不可能彻底。章太炎到了晚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5，退回到“尊孔读经”中去了
由于全国人民反袁斗争的推动，由于民主共和观念深人人心，社会上其他各种力量，眼看袁世凯日益陷入孤立境地，也纷
①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50页。
2章太炎：《隆礼杀论》，《章太炎先生所著书》第8册，《检论》，卷2。
③章太炎：《驳建立孔教议》，《章太炎先生所著书》第16册，《文录》，卷2。
④《章太炎先生自撰年谱》，《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1期
5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47页纷起来进行了反袁活动。在这种情势下，一些由资产阶级立宪派演变而来的进步党人，以梁启超为代表，这时感到袁世凯复辟帝制必将为全国人民所共弃，就由为袁世凯摇旗呐喊转而想乘机篡夺反袁领导权，以利将来夺取政权。梁启超在一九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再三表明心迹，说“自始不敢妄倡共和，至今仍不敢迷信共和”。他反对袁世凯当皇帝，是因为如果做了皇帝，“吾恐天下人遂不复能为元首谅矣”。①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进步党人是要“当此普天同愤之时”，自求“树立”起来。蔡原是梁启超的学生，受梁的影响，辛亥革命时期曾任云南都督，后被袁软禁于北京。他秘密回到云南后，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发表通电，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向四川、贵州、广西进军，进展很快。不久贵州、广西相继独立。这时袁世凯垂死挣扎，调兵遣将进行反扑，同时求援于帝国主义。
可是，帝国主义眼看袁世凯就要跨台，这条走狗再没有力量继续维护它们的殖民利益，只好重新换马，象抛掉清政府一样地抛掉袁世凯这个奴才，而另外扶植新的走狗。例如，日本扶植段祺瑞，以便在袁倒台时，让他劫收政权，达到继续掠取利权和妄图霸占中国的可耻目的。为此，日本在一九一五年十至十二月，当袁世凯正准备做皇帝时，联合英、俄、法、意等国公使，几次警告袁世凯，要延缓改变国体。云南宣布独立后，日本又拒绝袁世凯派特使去日本访问，对袁世凯称帝态度暖味。其它蒂国主义国家眼见人民反袁力量强大，也对袁世凯帝制自为采取消极态度。在这种形势下，北洋军阀内部也开始分崩离析。袁世凯的
①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230、224页心腹和手下两员大将段祺瑞、冯国璋原来都以总统继承人自居，希望有朝一日能接袁世凯大总统的班，袁世凯称帝使他们大失所望，因此不愿为帝制卖力。段祺瑞在一旁冷眼相看，坐等袁世凯倒台后，再出山收拾残局。冯国璋坐镇南京，与护国军暗通声气，示意支持，并联合四省将军，密电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要挟袁交出权力。在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和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袁世凯的反动统治迅速土崩瓦解。
袁世凯眼看大势已去，被迫于三月二十二日取消帝制，总共当了八十三天的短命皇帝。皇帝当不成，袁世凯还想当大总统，继续保持权位，进行垂死挣扎，不肯退出历史舞台。但遭到全国人民反对。广东、浙江、陕西又相继独立。五月八日，西南独立各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不承认袁世凯为大总统。五月底，袁世凯忠实爪牙陈宦和汤梦铭控制的四川和湖南也声言独立。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这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卖国贼、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在全国人民一片喊打和睡骂声中，在仓惶、恐
孙中山在日本为帝制撤销举行庆祝会时摄影惧、狼的情况下死去，可耻地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正象毛主席所深刻指出的：“‘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①“袁世凯想打老百姓的脚，结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几个月的皇帝就死了。”②
袁世凯的跨台表明：一切妄图倒转历史车轮的阴谋家、野心家，不管如何猖一时，到头来，总是落得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
第二节短命的张勋复辟和
段祺瑞的反动统治
一、军阀割据
袁世凯跨台以后，帝国主义各国失去了它们侵略中国的共同走狗，于是，极力物色培植新的代理人，积极支持各派军阀，继续为其侵略利益服务。清末以来出现的北洋军阀势力这时失去了共同的头子，形成了各系军阀。这伙代表着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反动势力，也都各自寻找帝国主义作为靠山。各派军阀在不同帝国主义国家支撑下，互相争夺地盘，扩大权势，形成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国人民为反对北洋军阀复辟卖国继续进行着英勇的斗争。
袁世凯手下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和冯国璋，在袁世凯死后，更明显地分裂为两个主要的派系，即皖系和直系。皖系以安徽人
①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第5页。
②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第695页。段祺瑞为头子，在袁世凯死后控制了北洋政府的中央政权，并占据着安徽、陕西、山东、浙江、福建等省的地盘，权势最大，还有一些较小的军阀依附于它。直系以直隶（今河北）人冯国璋为头子（冯死后以曹锟、吴佩孚为头子），控制着江苏、江西、湖北、直隶等省，势力仅次于皖系，与皖系军阀相对抗。以奉天（今辽宁）人张作霖为头子的奉系军阀，在护国战争期间乘机控制了整个东北地区，成为在直、皖两系之间举足轻重的又一支军阀。
在南方的各派军阀中，较大的有云南军阀唐继尧为头子的滇系，和以广西军阀陆荣廷为头子的桂系。此外，还有一些军阀，如盘踞在山西的阎锡山，盘踞在徐州、充州一带的张勋，以及在四川境内分别控制几个县或十几个县的大大小小的军阀，它们都不属北洋军阀嫡系，也割据一方，相互争夺、混战。
从民国元年以来，各派军阀之间不断混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特征之一。毛主席深刻地指明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①当时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的农业国，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大约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各派军阀进行封建军阀割据，存在着可能性。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受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支配，帝国主义的不统一，影响到中国统治集团间的不统一。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采取分裂、剥削政策，它们各自寻找自已的代理人以适应其侵略的需要。英、美帝国主义扶植直系军阀作为它的走狗。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趁机扩展侵华势力，就扶植当时控制北洋政府中央政权的皖
①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49页系军阀作走狗。当时东北南部是日本帝国主义势力范围，它又扶植奉系军阀张作霖。其它军阀，如西南军阀与直系军阀接近，就投靠英、美帝国主义：山西军阀阎锡山投靠段祺瑞，就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张勋则与德、日帝国主义勾结，充当德、日帝国主义的走狗。
这些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分裂、剥削中国，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支持各派军阀搞封建割据。它们供给这些军阀军火武器、经费；派遭各种顾问，控制军阀：为了扩大侵略势力还支持军阀之间混战不已。这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中国内部客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①帝国主义所造成和支持的军阀割据、混战，使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更加残酷地盘剥中国人民，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袁世凯死后，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黎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北洋政府中央政权实际操纵在段的手中。段祺瑞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并为了取得各系军阀的支持，被迫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国会复会后，于十月补选冯国璋为副总统。冯怕丢掉军阀地盘，在南京接受了这个职位。袁世凯集中的军阀权力，变成分散的军阀权力。各省的将军改为督军。日本帝国主义这时积极支持段祺瑞，企图扩展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而梁启超这时又积极去投靠段祺瑞。他唆使唐继尧以抚军长的名义撤销了在护国运动时成立的军务院，并带着进步党议员赶回北京，将进步党改称“宪法研究会”（又称为“研究系”），在国会中支持段祺瑞，投靠皖系军阀做官。冯国璋的直系军阀以及黎元洪同皖系军阀段祺瑞相对抗，争夺权势。而英、美帝国主义则
①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47页扶植直系军阀冯国璋以及黎元洪作工具，与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皖系相抗衡。国会中以张继、吴景为代表的旧国民党议员组成“宪政商权会”（通称“商榨系”），支持直系军阀冯国璋以及黎元洪。直系军阀和皖系军阀、黎元洪和段祺瑞、各派军阀之间，展开了争夺权势的争斗。这些争斗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争夺。
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纷争，在中国要不要参加当时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问题上首先爆发出来。段祺瑞的皖系军阀企图借“参战”名义取得日本借款，利用借款和日本的支撑，扩大皖系军事力量，进行所谓“武力统一”，以消灭异已势力。所以，力主对德宣战。日本帝国主义则支持段祺瑞参战以达到其趁机扩大在华侵略势力的目的。冯国璋的直系军阀和黎元洪为了维护自己的地盘权势，害怕皖系军阀乘机扩展势力，则反对皖系的参战主张。于是，段祺瑞指使以皖系督军为骨十组成的“督军团”，胁迫国会和黎元洪同意参战。黎元洪在美国支持下，主张“中立”，起而反对，展开了所谓“府（黎元洪的总统府）院（段祺瑞的国务院）之争”。段祺瑞御用的“督军团”，便通电要求解散国会。恰在这时，报纸揭露了段祺瑞以充许日本训练中国军队和控制兵工厂等为条件，向日本借款一亿日元的卖国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黎元洪利用群众反段要求，在英、美帝国主义以及直系军阀支持下，先发制人，于一九一七年五月，断然下令免去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结果，段祺瑞愤而去津，唆使皖系并联络奉系军阀宣布脱离北京政府而“独立”，并准备进攻北京。段祺瑞还在天津设立了独立各省总参谋部。皖系军阀与直系军阀及黎元洪之间的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北洋政府几乎陷于瓦解。黎元洪一筹莫展，求救于自成一派的封建军阀张勋，来京调解。梁启超向段祺瑞献计，要他先利用张勋赶走黎元洪，解散国会，许其复辟，然后借“反复辟”名义，再打倒张勋，掌握大权。这样，为了“调停”黎元洪和段祺瑞的矛盾，各派政治势力都把自光集注在驻扎徐州一带的军阀张勋身上。张勋则乘机演出了一幕“清帝复辟”的丑剧。
二、张勋复辟和段祺瑞卖国
继袁世凯帝制自为之后，一九一七年发生了张勋拥戴薄仪复辟事件。它的出现同样不是偶然的。“洪宪帝制”被推翻后，封建土地制度依然没有触动，封建军阀官僚也依然存在，而“军阀、官僚、王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别凶恶者。”①他们的人还在，阶级还在，他们时刻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梦想复辟清朝。这就是说产生皇帝的社会基础并没有消灭。
具体说来，张勋复辟的社会基础，是封建地主阶级中最反动、最腐朽、最愚蠢的旧贵族、旧官僚，主要由三个方面的反动势力组成。一部分是封建军阀，以张勋为代表。张勋本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受到清王朝和袁世凯赏识的反动将领。在清末官至江南提督。辛亥革命时在南京死反抗江浙联军。辛亥革命后残酷镇压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在袁世凯的庇护下历任江苏都督、长江巡阅使等职，控制着反动武装“定武军”，一直阴谋复辟清王朝。他是清王朝复辟集团的头子，被复辟派称为“武圣”此外，曾任清末陕甘总督的蒙古王公贵族升充，也是
①毛泽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毛泽东选集》第113页武装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他纠集东北反动满蒙王公、八旗残部、反动会道门拼凑起来的“勤王军”，是张勋复辟集团中又一支反革命武装。另一部分是以康有为、劳乃宣为代表的封建官僚、反动文人，即清朝遗老。他们大都是清末大官僚以及保皇党人。辛亥革命后，他们丢掉官职或升官的机会，伏在全国各地。这帮家伙都是孔老二的门徒，他们摇笔鼓舌，咒骂共和，公开豪叫：非复辟不能救中国，为复辟清王朝制造反革命舆论。康有为在辛亥革命后由保皇党头子而成为复辟派的“祖师”，被复辟派称为“文圣”。还有一部分人是封建王公贵族，他们在辛亥革命后失掉了当年的特权和威风，逃到大连、青岛等地租界内，勾结帝国主义，阴谋复辟，代表人物是薄伟（清朝恭亲王）、善耆（清朝肃亲王）这一部分人，是皇族集团中“矢志复辟”的死硬派。①
这伙由封建军阀、遗老文人、王公贵族组成的封建“逸民”带着他们对民主共和的仇恨和复辟清蒂的反革命祸心，相互勾事，分头活动。袁世凯帝制自为被粉碎以后，他们仍贼心不死，欲动，图谋一选。他们使用手中没有被剥夺的工具大搞尊孔、卖国、复辟活动。
张勋和他所统率的“定武军”，顽固透顶，腐朽至极。辛亥革命后头上还留着辉子，迎送宾客时仍用跪拜礼节，坚示他们复辟清朝的死硬愚顽野心，人们当时称张勋军队为“辫子军”，讥称他为“辫帅”。为了扩大这支反革命复辟武装，张勋勾结德、日帝国主义，购置军火，几年间将“辫子军”扩充到两万多人。先后驻扎在充州、徐州一带，派出军队控制、护卫曲阜孔庙，镇压当地劳动人民反抗“孔府”剥削压榨的斗争。张勋还亲自到孔庙磕头致
①《薄伟致升允书》（原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祭，几次演出祀孔丑剧。与此同时，张勋还和那些封建官僚、反动文人、王公贵族相互呼应，串通声气，一方面为复辟清朝作组织准备，一方面大搞尊孔复古活动，为清帝复辟做反革命舆论准备。
封建官僚、反动文人在辛亥革命以后散处各个城市，在复辟派中人数较多。这帮社会渣淳在各地先以举办酒会的形式，召集什么“五角会”、“一元会”，庸集在一起，狂饮滥嚼，趁机发泄对共和制度的不满，纠聚复辟力量：进而采取举办诗社和读经会的方式，利用吟诗读经，攻击民主共和制度，宣扬尊孔复古的反动思想，拼凑反革命会社，妄图扩大反动影响。而纠集人数最多，活动最疯狂的是康有为直接指挥的孔教会。
孔教会于一九一二年在上海成立之后，在全国各地设立支会或分会。康有为及其弟子陈焕章、梁启超等人猖狂地叫嚣以“昌明孔教”为宗旨，奉孔丘为教主，以谋实现“道有一尊，学无异说”①，并大肆网罗蜷伏在各地的反对革命、反对进步的各种牛鬼蛇神。就连屠杀义和团的会子手劳乃宣，和孔老二的后代孔祥珂等人，以及一些反动文人也被拉进来了。这些形形色色的反动腐朽势力结成了复辟党。孔教会从成立起就得到张宗昌、吴佩孚、徐世昌、冯国璋、王士珍等军阀、政客、买办的支持。他们或名列会籍，或资助打气。一些买办资产阶级也推波助澜，配合呼应。孔教会从开张筹办，到招摇活动，又都得到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支持。沙皇贵族盖沙令、美国侵略分子传教士李佳白、德国侵略分子传教士卫礼贤，实际上是孔教会的幕后策划者与创办人物。他们发表演说，书写文章，为孔教会的成立和活动大造舆
①《孔教会公呈》、《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1号论；而孔教会成立后就被拉人李佳白的“尚贤堂”，成为“国际教务联合会”的一员。所以孔教会不但是收罗封建余摩、虾兵蟹将的复辟集团和叫嚣尊孔复古、反对共和的场所，又是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封建主义反动思想结合的一个典型。
孔教会在袁世凯帝制自为时，曾积极配合，并得到袁世凯的庇护和利用。袁世凯倒台之后，孔教会并不死心，又为复辟清王朝而大刮尊孔妖风。
一九一六年八月，国会复会后，陈焕章、张尔田等又第二次向国会提出“定孔教为国教”的请愿书，胡说什么：“孔教若不为国教，则中国必亡。”①一九一六年九月，康有为在报上发表文章，叫要求“以孔教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拜跪”。②康有为在这年还致电北洋政府，请求“立伤各省祀孔子，仍行拜跪礼”，歇斯底里地叫什么：“中国人不敬天，亦不敬教主，不知其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③张勋紧密配合，于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一七年初，联合一些地方军阀几次致电北洋政府、国会，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由张勋领衔的通电中，竞扬言如不通过“国教案”就要以武力解散国会，另组造法机构，说什么“安见宗教之战，不于我国见之！”④一时各地尊孔会、社和封建军阀又喧闹起来。一九一六年底，“道德学社”在北京成立，由北洋政府参谋总长王士珍任社长，江朝宗为名誉社长、张炳桢为名誉学长，刊行《道德学志》，吵吵要“阐明圣学、敦崇道德”。一九一七年三月，上海孔教会更出面纠集各地的尊孔
①《孔教会上参众两院请定国教书》，《宗圣学报》第2卷，第5册
②一九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时报》。
③康有为：《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民国经世文编》第39册
④《张勋等联名争孔教为国教电》，《宗圣学报》第2卷，第6册，第18号会、社，拼凑出一个“各省公民尊孔联合会”，以陈焕章为会长，张勋、康有为为名誉会长，订简章，立宗旨，设分会，搞请愿，大演“定孔教为国教”的闹剧，妄图把“国教”定人宪法之中①，一时间闹得乌烟瘴气。
这伙以复辟清帝为职志的封建余孽，还通过他们的反动报刊《不忍》杂志、《孔教会杂志》、《国是报》、《中国学会报》等，发泄他们对共和制度的不满，吹捧孔老二，为清帝复辟出场鸣锣开道。如康有为就叫喊什么：“弃孔教，则荡佚为禽兽，国必将亡。②胡说只有保存帝制以统五族，才能弥乱息争。
张勋复辟集团，既是复古倒退的尊孔派，又是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卖国贼。辛亥革命后，为了复辟，他们加紧同帝国主义勾结，大搞卖国的罪恶活动。他们虽然没有掌握国家政权，缺乏签订条约的条件，但是通过一些王公贵族升充、薄伟、善者等与帝国主义勾搭，取得了俄、德、日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相助”。受善著指挥的升充，一九一三年曾与沙俄签订了一个密约，规定由沙俄出兵进攻张家口，“共诛叛我清室（的人）”，要“奉皇上复辟”，并议定沙俄“兵费实用若干，由清室照数认还”③溥伟曾密信提示升允，只要沙俄支持清朝复辟，“将来尽可许以重酬”，并且授权升允“主持断行”。一九一六年，善者为了报答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提供的复辟活动经费，答应“将来事成之时”，把东北三省的“土地、山林、牧场、矿山、住宅、水利等”作为“担保”，从而要把
《各省公国尊孔会开会纪事》，《宗圣学报》第2卷，第6册。
②《康南海与中央电》，《孔教十年大事》卷8，第99—100页。
③
《郑孝背日记》葵丑年。
④《溥伟致升允书》（原件藏历史博物馆）。
5《借款合同》，见章伯锋译：《日本与宗社党的关系》，《近代史资料》总35期整个东北三省主权卖给日本帝国主义。一九一七年初，张勋、徐世昌又暗中派陆宗舆赴日本，与日本政府密商复辟条件。徐世昌表示如果日本政府肯出力援助，复辟事成后，愿以兵工厂合办，给予军队、警察一部分之管理权为报酬。德国帝国主义为了保持并扩大在华利益，表示“竭力支持清朝的复辟”①，并以经费和武器源源接济张勋。复辟前夕，还订立了德国“承认帝国新政府，新政府成立后，首宜开复中某（德）国交”的草约。由此可以看出，尊孔、卖国、复辟是张勋复辟集团的主要特征。
张勋的复辟活动是在反动武装和康有为一伙封建余擎以及俄、德、日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进行的。一九一六年六月到一九一七年五月，他纠集各省军阀代表先后四次在徐州开会，被推为安徽、江苏、江西、湖北、河南、山东、直隶、甘肃、奉天、吉林、黑龙江、福建、广东十三省“省区联合会”的盟主，授予他“便宜行事”的大权。因此，张勋的气焰更为嚣张，加快了复辟步伐。一九一七年六月七日，张勋利用“府院之争”，伪装“调停人”，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带领辫子军三千余人北上。张勋到天津后，即通电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千四日张勋到京后，康有为、张镇芳、雷震春、梁鼎芬等复辟丑类也纷纷窜到北京，逼走黎元洪，筹划复辟。六月三十日晚，张勋等窜入敌营，召开“御前会议”，决定立即复辟。当夜三千“辫子兵”也进人北京城内，布满皇城内外，全城实行戒严。七月一日凌晨，张勋、康有为等人换上清朝冠服，率领群丑，进人清宫，拥薄仪复辟帝位。当天，发表了一系列康有为等事先拟好的“上谕”，恢复“宣统”年号，大肆叫嚣“以纲常
①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资料选辑》第3卷
2《郑孝胥日记》丁已年四月。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义廉耻收溃决之人心”。同时，大授官爵，任命各地总督、巡抚。张勋自封为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康有为任“弼德院”副院长：劳乃宣封为学部副大臣；升充当上了大学土。其余小丑也分别授予官职。倾刻之间，这班亲贵、遗老又穿起袍褂补服，叩头作揖，做起清朝官儿来了。清帝复辟后，孔老二的后代、那位“衍圣公”孔令始也欣喜若狂，立刻捧场，致电张勋说：“恭蒙明诏，日月重光”，“肃电致贺大喜”②
在张勋复辟短短的十二天当中，一些清朝遗老又从阴暗的角落里爬出来，连忙从估衣店、装验铺找来纱袍补褂，安上假造发辫，戴上红顶花翎，葡富来京，招摇过市。据记载说：“有识者则指于道旁日：此某尚书也，此某侍郎也、某巡抚也、某关道也、某翰林编修也。彼辈携手下车，扬扬得色。”③真是千奇百怪、魔舞翻跃。
反动的阶级本能使他们总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人民的力量。张勋一伙以为一经复辟，“薄海远近，望风兴起”，“必将天旋地转”但是，历史的规律并不是依照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5辛亥革命以后共和观念深人人心，经过反袁斗争人民斗志更加高昂。中国人民怎么能容忍被推翻的清朝皇帝再来执政。当张勋复辟的消息刚一传开，“全国民情，莫不反对”，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反复辟的怒潮。
#《东方杂志》一九一七年，第4卷，第8号。
②
《孔府档案》第8059号。
③佚名：《复辟真相始末记》。
④
《郑孝背日记》丁已年。
5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第696一697页。
?一九一七年七月六日《英文京报》。北京的些报刊《晨钟》、《公言》、《民言》、《真共和》、《新震旦》、《国民公报》等：在张勋复辟的当日一律停刊，以示抗议。天津等地报刊，更是公开“破口大骂”复辟罪行。上海各界“自复辟之事实现以来，人心愤激”②，上海各报则连日刊载《普天同愤录》，发表各方面声讨复辟的通电。七月一日，上海教育会和商会、江苏教育会共同集会，声讨张勋复辟，并且定于七月七、八、九日三天全体悬挂五色共和旗以示抗议。七月三日，湖南长沙万余人召开拥护共和、反对复辟的大会，会上群情激昂，有人当场断指血书“护法讨贼”四字。晚上有人在戏台上发表演说，痛厅复辟罪行。在全国人民反复辟斗争怒潮的推动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上海召开会议，一致声讨清帝复辟，表示“誓不与共天日，协议扫穴犁庭计划”③，并发表《讨逆宣言》，表示了维护民国的决心。七月七日，孙中山、章太炎等因在上海的活动成效不大，于是南下广州，准备在西南筹建护法根据地和组织反复辟的新政府。孙中山在这场斗争中，接受了过去的教训，态度比较坚决，认识也比较敏锐。他把反复辟与反对整个北洋军阀统治的斗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把反帝制和“建设真正之共和国”结合在一起。
张勋复辟这幕丑剧一开场，就陷于全国人民愤怒声讨之中。正当革命人民风起云涌反对张勋复辟，把敌人逼进死胡同的时候，曾经积极支持清帝复辟的北洋军阀，感到大势已去，为了窃取反复辟斗争的领导权，维护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独裁统治，于是接过“反复辟”的旗号，乘机而起。那个曾与张勋称兄道弟的冯国璋，在七月三、四日，连续发表通电，假悍悍地表示反对“张勋
①一九一七年七月三日《英文京报》。
②③一九一七年七月二日《时报》。叛国”他以民国的“忠臣”自居，慷概陈词：“添膺重寄”，“国存与存”，表示要与民国共存亡，“兴师讨逆”，与张勋决一死战。皖系军阀段祺瑞镊于人民群众反对复辟的声威，同时眼看张勋已落人人民反抗斗争的包围之中，又见到黎元洪被逐，国会解散，他的目的已经达到：遂于七月四日，与冯国璋联名通电“反对复辟”。段祺瑞在马厂“誓师”，组织“讨逆军”，讨伐张勋。日本帝国主义眼见张勋复辟遭到全国人民反对，就顺风转舵，不再支持张勋了，而去扶植其它走狗，以便利用这个机会操纵中国政局。日本给段祺瑞以财政支持，扶植他重新上台。研究系政客梁启超也依附段祺瑞，“反对复辟”，以便从中渔利。美、英帝国主义害怕复辟引起更大的“动乱”，影响自己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因此决定抛弃张勋，扶植新的愧儡，维持一个有利于帝国主义的“强有力”的军阀政权。
为了更快地从张勋手里接收权力，中外反动派紧密勾结，互相配合。七月九日，帝国主义驻北京公使团发出照会，要求解散张勋的武装。十一日，段祺瑞统率“讨逆军”围攻北京，腐败的
张勋复辟失败，天安门庆祝共和的情况“辫子兵”一触即溃。张勋惶惶如丧家之犬，灰溜溜地钻进荷兰使馆，以求活命。其余复辟丑类纷纷作鸟兽散。就这样，这场复辟丑剧，可怜得很，只上演了十二天便草草收场了。从来的顽固派，所得的结果，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已告终。”①这就是张勋之流的必然结局。张勋复辟及其跨台是辛亥革命后尊孔复辟与反尊孔复辟斗争的继续。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迅速跨台，再次说明了反动势力的复辟，只能是短命的，任何反动势力也改变不了历史前进的总趋势。
张勋复辟跨台以后，反复辟的果实，被北洋军阀所窃取，段祺瑞恬不知耻地自称是“再造民国”的“功臣”，人京继续充当国务总理，黎元洪通电辞职，由副总统冯国璋继任总统。北洋政府的实权仍控制在段祺瑞手中。这时帝国主义之间狗咬狗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方，日本帝国主义趁欧美帝国主义相互撕杀、暂时无力东顾之机，极力扩充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通过扶植段祺瑞皖系军阀，图谋控制中国。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急剧增长，加深了它与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但美国于一九一七年四月卷人了帝国主义大战，因忙于参加世界大战，无暇与日本在中国展开竞争，只好暂时妥协。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由美国国务卿兰辛和日本外相石井，订立了《兰辛石井协定》，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日本再次承认美国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这是美、日帝国主义共同侵略奴役中国的强盗协定。它以牺牲中国，谋取美、日之间的妥协。但美、日之间的争斗仍在进行。
段祺瑞把持北洋政府中央政权以后，竭力策划扩大皖系军
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第695页阀势力。他一面大量出卖国家民族主权，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以扩充皖系军阀的力量，一面发动军阀混战，消灭异己，搞皖系军阀的所谓“武力统一”。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鼓动唆使下，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段祺瑞政府正式对德、奥宣战。段祺瑞借“参战”为名，大借外债，购买军火，充实经济力量：来组织和扩充“参战军”，用以进行军阀混战，实行“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的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则采取“菊分根”政策，象把菊花分根移植一样，将日本资本输入中国，大量借款给段祺瑞政府，掠取中国种种特权，企图把中国变为它的独占殖民地。日本组织了“银行团”作为对华输出资本的总机构，一九一七年八月，段祺瑞政府设立“中日合办中华汇业银行”，以汉好陆宗舆为总裁，作为卖国借款的经手机关。在以后两年间，日本派侵略分子西原龟三来中国奔走，段祺瑞则派陆宗舆、曹汝霖出面画押，以各种名义大借日款，被称为“西原借款”。这宗借款总数至今尚未查清，据估计有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而段祺瑞向日本借款的总额则达五亿日元。通过借款，日本帝国主义从段祺瑞这个大卖国贼手中夺取了我国难以数计的特权。如所谓“吉长铁路借款”等，就使日本控制了我国东北、华北的许多主要铁路：所谓“吉黑金矿森林借款”，则把东北的金矿、森林权益拍卖：所谓“无线电台借款”、“有线电报借款”，则使日本窃夺了中国的电讯事业；所谓“参战借款”“军械军火借款”，日本则控制了段祺瑞政府的军事大权。通过这些借款，日本还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段祺瑞同日本订立了军事协定，充许日本在中国驻兵等等。就这样，段祺瑞把国家的权益任意抵押给日本，日本帝国主义不但在经济上盘剥压榨中国，而且把它的侵略势力渗人到内政、财政、军事各个部门，段祺瑞政府中有日本顾问，军队中有日本军官，使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大大膨胀起来。
三、人民群众的反军阀斗争和
孙中山的“护法运动”
北洋军阀割据混战、投降卖国、尊孔复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激起了人民不断反抗帝国主义走狗封建军阀统治的斗争。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据调查，以江苏昆山县为例：一九五年自耕农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二十六，佃农占百分之五十七点四：但到了一九一四年，自耕农只占百分之十一点七，佃农占百分之七十一点七。这说明土地兼并剧烈，农民丧失土地的过程在加速进行。而北洋军阀本身就是大地主，他们利用权势兼并王地。例如，袁世凯在河南彰德等地就占有王地四万亩左右，徐世昌在辉县占田五千多亩，冯国璋在苏北占田七十万亩，段祺瑞在东北占有大片土地，张作霖在东北有田一百五十万亩，张敬尧在霍邱、倪嗣冲在阜阳各都占田七、八万亩。他们不但是大地主，而且又多是大资本家，是全国各地厂矿的大股东。如段祺瑞就是龙烟煤矿公司及八个机器煤矿的大股东。冯国璋在苏北办有盐垦公司，在直隶有金矿三处，在南京还有几个钱庄等等。他们集中的大量王地和财富都浸透着劳动人民的血泪。
买办资本依附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也搜刮了大量财富，许多北洋军阀本身就是大买办。他们凭借特权，控制着一些经济命脉，并通过借外债、举内债、购买军火、把持税收而大发横财，组成了几个买办资本集团。如以梁士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为头子的交通系集团和以日帝走狗曹汝霖、陆宗舆为头子的新交通系集团，控制了铁路事业和相关的交通银行。另外还有所谓“北四行”集团，即北方的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个银行，都控制在北洋军阀政府大官僚吴鼎昌、周作民、梁士治、徐树铮手中，为军阀政府经理内外债、税收、财政，并控制北方的大工矿企业，成为军阀吮吸人民血汗的工具。此外，还有江浙、上海一带受英、美帝国主义卵翼的“江浙财阀”集团，拥有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并控制了一批工矿、航运事业。除此而外，还有一些较小的“华南财团”以及地方性的买办资本集团。这些买办资本集团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效劳，残酷地盘剥压榨人民。
在封建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下，各系军阀不断扩充军队、补充军火，军费迅速膨胀。一九一○年清政府军费开支为一亿零二百万元。北洋政府时，一九一六年为一亿五千三百万元，一九一八年为二亿零三百万元。①这只是北洋政府的开支，并不包括地方军阀的开支在内。当时关税、盐税都控制在帝国主义手中。军阀政府为了对付如此庞大的开支，就用发行历年逐增的内外债度日。一九一二年北洋政府（不包括地方军阀举办的）发行内债六百二十四万八千四百六十元，到一九一九年，则增至二千八百三十五万八千七百元。②
北洋军阀政府及各地方军阀除靠借债度日外，还铸造硬市、滥发纸币，并无正境地增设各种苛捐杂税。据估计，从一九一二—一九一九年，田赋增加了七倍，盐税增加了三倍，烟酒税增加了三倍，印花税增加了六倍。而且军阀任意预征捐税，有的
①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08页
②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10页地方竟预征到三十年后的田赋。
军阀割据、混战和反动统治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摧残破坏，国家情况日益败坏，人民被逼得活不下去，全国人民纷纷起来进行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的斗争。
中国工人阶级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列，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资本家的残酷削剥和压迫，使工人斗争日益增长，形成为自发斗争的高涨时期。
农民是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这段时期中，规模较大的农民反抗斗争有：
一九一六年八月，湖北宣恩、监利农民起义，攻破县城；九月，湖北通山、崇阳起义，攻占通山县城：同时，四川崇宁、温江、郡县、灌县、彭县等处农民在邹天平等率领下聚众起义，名称“定国军”，斗争坚持到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四日，四川新繁农民三百余人在李黑王率领下起义，攻入县城，焚毁知事公署、征收局，夺取枪械。十一月十一日，陕西县农民起义，攻入县城。
一九一七年一月二日，四川德阳县农民二百余人攻人县城，砸毁了“知事署、征收局”。二月五日，云南蓝坪县农民起义，攻人县城。二月初，陕西保安、延川、安定等县农民起义，攻人县城。三月，安徽无为、繁昌、南陵等县农民数千人起义，夺取水陆警署枪械。四月，陕西宜君、延长农民在郭金榜率领下起义，攻克县城。七月，山东曹县农民攻人县城。
一九一八年三月，山东滕县、峰县农民反抗斗争兴起，攻克新泰县城：到四月间，发展为史殿臣、范玉林、于三黑、顾德麟等五大股，在滕县、峰县、金乡、蒙阴、禹城、平原一带活动，打击侵略者传教士，攻占东平、恩城、在平、临清等县，并进人河北境内。三月间，安徽英山（今属湖北）农民自称“护国军”，攻入县城夺取军械，开放监狱，并攻打霍山、太湖。五月，直隶栾城农民起义。六月，江西鄱阳、都昌人民自称“赣北护法军”，攻占鄱阳、都昌县城。八月，山东农民起义，在白天祖率领下曾攻克濮城、阳谷、莘县，并攻打曹县、冠县、博平、朝城、观城、范县等地，十月十一日攻占肥城。
这一时期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加深，封建买办军阀压榨剥削、卖国投降的日益严重，而更加蓬勃发展，日趋高涨。这些革命斗争的浪潮，猛烈地冲击着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地主买办势力：使它们的统治基础和力量日益虚弱动摇，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这些斗争既大大提高了群众的觉悟，使群众加深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本质和凶恶面自的认识，又极大地鼓舞、推动和支持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
段祺瑞把持北洋军阀政府实权之后，在研究系头子梁启超等人献策和支持下，拒绝恢复被张勋复辟时解散了的国会，悍然废弃国会和《临时药法》，另谋制造一个更能为他效劳的工具和装饰品。一九一七年七月中旬，孙中山曾致电段祺瑞要求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段不予理。孙中山认识到段祺瑞等人是“以伪共和易真复辟”，明确提出打倒假共和、建立真共和，号召维护《临时约法》，恢复旧国会，开展“护法运动”。一九一七年七月干七日，孙中山率领受革命影响、宣布脱离北洋政府的海军两腕，由上海到达广州。七月二十二日，前海军总长程璧光通电提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率领海军第一队到达广州。接着旧国会商权系和政学系（由一部分进步党人和一部分国民党人组成的极右翼政治派系）的大部分议员到达广州，参加孙中山的“护法”运动。这时，桂系军阀陆荣廷和滇系军阀唐继尧也响应“护法”，宣布独立。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想利用“护法”的名义和孙中山的威望来对抗段祺瑞，以保护他们自己的军阀地盘。八月二十五日，南下的旧国会议员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议决成立军政府，通过《军政府组织大纲》，设大元师及元师二人。在《临时约法》未恢复前，行政权由大元师掌握。九月一日，选出孙中山为大元师，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师。十日，军政府成立，但西南军阀并不真心“护法”，唐、陆并未就职，他们并不听命于军政府。
护法战争打响后不久，南北双方内部都出现了矛盾和分裂。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调兵遣将发动对南方的战争。这时，皖系的段祺瑞与直系的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发生了利害冲突。一九一七年十月，段祺瑞派北洋军中直系军队进兵湖南，既想“武力统一”南方，又想削弱直系力量。直系军阀与西南军阀本来都以英、美帝国主义为后台老板，直系想保存力量，争夺北京政权，因之在冯国璋指使下消极怠战，节节失利。并由曹锟等直系头目发表通电，提出“和平统一”，和段祺瑞的“武力统一”相对抗。于是，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遭到第一次失败，被迫于十一月辞去国务总理职务。北洋军阀中直、皖两系矛盾激化。段祺瑞辞职后积极纠集各省皖系军阀，并拉拢奉系。十二月，段祺瑞唆使北方军阀在天津开会，主张继续对西南用兵。一九一八年三月，段祺瑞派其爪牙徐树锋勾结奉系军阀张作霖人关，他又重新上台。段祺瑞重新上台后，“武力统一”的口号叫得更响。四月，段祺瑞派直系头目吴佩孚进兵湖南，攻下岳州、长沙，抵达衡山、衡阳，但却任命院系军阀张敬尧任湖南督军。曹锟、吴佩孚不满意，便按兵不动。八月，并通电反对段祺瑞用兵南方，主张和平解决，直系军阀纷纷响应。而这时西南军阀也想联冯制段，便通电响应，直系与南方军阀开始合流。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英、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矛盾重新尖锐，因而直、皖两系军阀争斗越演越烈。段祺瑞又从日本借款中拨出巨款，由亲信徐树静收买政客组成“安福俱乐部”，操纵国会选举，以打击直系军阀。一九一八年八月，选出由安福系把持的新国会，梁启超等人的研究系政客失宠被摒弃。九月，段祺瑞利用安福系控制的国会，排厅冯国璋当大总统，另选北洋派老官僚徐世昌为大总统。
在护法军政府内部，桂、滇系军阀陆荣廷、唐继尧以及政学系头子、旧官僚岑春煊等，原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只是想利用“护法”和孙中山的名望来达到他们自己的自的。他们在帝国主义的拉拢下，和北方直系军阀逐步勾搭，并在军政府内部排挤孙中山。一九一八年一月，南方非常国会中的政学系议员和西南车阀唐继尧、陆荣廷合伙，在厂州组成“西南自主各省护法联合会”，图谋排除孙中山，以便与直系军阀妥协。孙中山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通电辞去军政府大元帅职务，指厅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五月十八日，广州国会非常会议在西南军阀和政学系政客把持下，议决废除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制，接着选出陆荣廷、唐继尧、孙中山、岑春煊等七人为总裁（八月，推定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孙中山虽是七总裁之一，实权却掌握在南方军阀手中，孙中山无法实现自已的主张，便于五月二十日愤而离广州回上海。南北军阀合流，孙中山遭到军阀的排挤，“护法运动”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的破坏下遭到失败。孙中山想依靠军阀的力量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希望终于幻灭。
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主张维护民主共和制度，是辛亥革命以来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尾声。它在反对北洋军阀反动统治这一点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护法运动仅仅提出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根本没有触及到当时社会的根本问题，一点也没有联系到工农群众的迫切要求，不涉及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务，没有也不可能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而是依靠这一部分军阀反对另一部分军阀，把斗争的希望寄托在军阀身上，结果遭到失败是必然的。
第三节反对俄、英侵略中国边疆的斗争
一、挫败沙俄侵略内外蒙古
辛亥革命爆发前后，正当中国人民为推翻清朝反动统治而斗争的时候，念念不忘“黄俄罗斯”迷梦的沙俄侵略者，认为进一步吞并中国领土的机会又到了，便迫不及待地乘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妄图乘机古领中国北部边疆，改变中俄边界。沙皇尼古拉二世就曾恶狠狠地狂叫什么：不要“将机会错过”。俄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报纸，也趁机摇舌鼓噪，大造侵华舆论。列宁当即愤怒地揭露：沙俄“政府和自由派的报纸（言论报”）为了俄国资本家的利益，利用中国发生革命运动的时机掀起了一个宣传运动，叫嚣占领与俄国接壤的中国的几个省份”。②事实正是这样。武昌起义爆发后的第四天，俄国外交部就立即电示其驻华
①王光祈译：《库伦条约之始末》第11页。
②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17卷，第457页。公使，要他乘机迫使清廷“以书面确定”俄国在蒙古的特权地位。十月二十一日，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在给沙皇的上奏中建议：“为我国利益起见，对中国问题，应尽可能与东京内阁交换意见，以便不错过加强我国在中国地位的适宜时机”。尼古拉二世欣然接受，并批复说：“赞成你所述情由。在我们战争结束以后，我常有这种见解，即俄国在远东方面应与日本携手”。①十月二十三日，俄国总理大臣同日本驻俄公使交换了有关中国政局问题的意见，认为民军胜利将危及两国在“满蒙利权”：因此，俄、日两国应当根据一九○七年和一九一年两次《日俄密约》进而瓜分中国的满洲和扩大对中国蒙古地区的侵略。这样，俄、日两个帝国主义强盗进一步勾结起来，利用辛亥革命的时机，加紧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沙俄在日本的支持和怂惠下，肆无忌禅地侵略我国的东北、蒙古和新疆等地区。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俄国代理外交大臣上奏沙皇说，“由我国利益观点看，现在中华帝国的解体在各方面都是合意的”，应乘此时机“完成我国移民事实及巩固我国的边疆”。尼古拉批示：“对。”②十二月，沙俄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满界约》（即《满洲里界约》），割去我国满洲里附近一千四百平方公里领土。
沙俄企图侵占我国蒙古地区的野心由来已久。早在一七六三年，沙俄殖民侵略者就曾狂妄地叫：应把戈壁沙漠作为中俄两国的“天然边界”，沙漠以北（即外蒙）应当“纳入俄国”的版图。③从此，沙俄便不断地向我国的蒙古地区进行扩张。到了二十世纪初年，由于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它在中国东北的扩张受到挫折，便集中力量向蒙古地区进行侵略和颠覆活动。辛
①②《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36一337、351页。
③《俄中问题》第190页。该革命前夕，沙俄政府极力收买和挑唆外蒙古地区的一小反动的活佛、王公背叛祖国，投靠沙俄。一九一一年七月，沙俄侵略者精心导演的外蒙古脱离中国的所谓“独立”的丑剧，终于登场了。一小被沙俄收买的外蒙古反动王公、活佛在库伦集会，密谋“独立”扮演这场丑剧的首恶分子，把会议的召开和通过的决议都及时地通知了沙俄的外交代表。并派出由亲俄的叛国分子杭达多尔济亲王率领一个所谓的“代表团”，于八月十五日潜赴彼得堡。沙俄外交大臣竭力进行拉拢。经过双方密谋，沙俄保证以武力支持外蒙古的所谓“独立”，外蒙古叛国代表团则“承认俄国保护”，并给俄国以种种特权。八月十七日，沙俄政府的公报说：“在蒙古事务上所遇到的危机对我们来说并非偶然，很久以来我们就对蒙古人给予援助和保护：我们在蒙古的某些代表在说服蒙古人方面贡献很大，使它们确信如果和中国破裂，他们是会得到俄罗斯援助的。”①可见，这些背叛祖国、投靠沙俄的民族败类的所谓“独立”活动，是沙俄侵略者精心策划的，也是它们多年来通过各种手段进行煽动和挑唆的结果。
外蒙古叛国代表团从俄国返回库伦后，一些反动王公、活佛康承沙俄旨意，加紧进行背叛祖国的罪恶活动。沙俄也随即“派马步队八百余名”侵人外蒙古，进驻库伦，还给外蒙古反动王公、活佛送来枪枝弹药和二百万卢布的贷款：接着用刺刀支持叛国分子强行驱逐清政府驻库伦的办事大臣三多。十二月一日，在沙俄的导演下，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粉墨登场，发表所谓“独立宣言”，成立了“大蒙古国”，自称“大蒙古国皇帝”，以“共戴”为年号。沙俄政府则立即从军事、财政和外交等方面，大力扶植哲布
①伊·亚·兹拉特金：《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纲》第105页尊丹巴愧政权；并在所谓“援助”的幌子下，控制了外蒙古的政治、军事和财政经济大权，为进一步吞并我国的内外蒙古地区作准备。
一九一二年六月，沙俄再次向中国提出承认外蒙古“自治”，不准中国在外蒙古驻兵和移民等，蛮横无理地干涉中国的内政。十一月三日，沙俄迫使哲布尊舟巴愧儡集团签订了所谓《俄蒙协约》，并附有《商务专约》。协约规定：俄国政府“扶助蒙古保守现已成立之自治秩序”，并为蒙古编练军队；不准中国军队进人蒙古，不准汉人移居蒙境；不经俄国允许，蒙古不得与中国或别国“立约”《商务专约》规定，俄国人可在蒙古自由居住、经商和从事其他事业，俄国人在蒙古有享用矿产、森林、渔业等权利，并可在蒙古租买地段、建造厂局、设立邮政和筑路等等。沙俄企图利用这两个条约进一步控制外蒙古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命脉，使外蒙古脱离祖国的怀抱而变为俄国的殖民地。对此，沙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曾直言不讳地说：“蒙人对于实行自治一事，现在尚无此项能力，不过是替我们煮了一碗好汤，叫我们慢慢硬咽而已。换言之，我们对于蒙古势必从此担任保护之责，或者甚至于非将外蒙加以合并不可。”①
沙俄破坏中国统一，侵占外蒙古的无耻行径，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特别是蒙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当时，北京政府外交部在《俄蒙协约》签订后的第四天（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七日），就向俄国驻华公使提出抗议，并严正声明俄国与外蒙叛国集团所订任何条约，“中国政府概不承认”。还在一九一二年一月，孙中山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致电内外蒙古各王公，严正指出：
①王光祈译：《库伦条约之始末》第19页。“俄人野心勃勃，乘机待发，蒙古情形，尤为艰险，非群策群力，奚以图存。”劝诫他们兹此“国势店危”之际，万勿轻信“浮言”、上沙俄的圈套，希望他们把南京临时政府“五族共和”的民族政策，“遍告蒙古同胞，力一心，共图大计”，“并请速举代表来宁，参议政要”①与袁世凯谈判的南方代表，也曾致电蒙古王公，宣布“民国独立，汉、满、蒙、回、藏一律平等，确无疑义”。2希望他们拥护共和，促成民族团结。内蒙各地的爱国王公纷纷集会，表示拥戴共和，声讨哲布尊丹巴的叛国罪行，要求外蒙古取消所谓的“自治”
在北京的蒙古爱国王公庄严宣布：蒙古拥护各族联合一体的中华共和国，断无独立之理，并强烈要求哲布尊丹巴集团放弃所谓的“自治”。他们还以“蒙古王公联合会”的名义，于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通告国内外，坚决否认非法的《俄蒙协约》：并强烈遣责哲布尊丹巴集团“妄称独立，伪立政府”，与俄国“擅订协约”的叛国罪行。《通告》还明确地表示：“该伪政府另有与外国协商订约等事，无论何项事件，何项条约，应一律无效。”③显然，这份《通告》表达了蒙古大多数爱国王公和广大蒙族人民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哲布尊丹巴集团卖国投俄，反对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的严正立场
在举国一致反对沙俄策动外蒙古“独立”的斗争中，“北京街上，遍开反对俄国奸计大会。各种报纸大声疾呼：全国应联合起来，以保护昔日中国在蒙版图””④北京各界人民愤怒痛斥沙
①《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4号，见《近代史资料》一九六一年第1号，《辛亥革命资料》第30页。
②郭孝成：《蒙古独立记》，《辛亥革命》第7册，第291页。
③《庸言》第1卷，第1号（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一日），《时事日志》第4页
④王光祈译：《库伦条约之始末》第76页俄分裂外蒙古的无耻行径，坚决反对《俄蒙协约》。北京商界也自动“排斥俄货”。①全国各地的各种报刊和群众团体，广泛地揭露和抗议沙俄侵略我国外蒙古的罪行。这时，孙中山虽然辞去了临时大总统，但仍然十分关心外蒙古问题，坚决反对《俄蒙协约》。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他打电报给参议院，希望参议院“协助政府，否认《俄蒙协约》，坚持到底”。当时，全国群情激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俄蒙协约》、反对沙俄侵略的爱国热潮。不但国内各族人民、各个阶层都广泛地参加了反俄斗争的爱国行列，就连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也在东京召集了有三千人参加的集会，强烈遣责沙俄的侵略罪行：并且发表声明，坚决反对《俄蒙协约》。一九一三年二月七日，内外蒙古赞成共和的各王公在阿拉善地方集会。会议决议：内外蒙古均应悬挂五色国旗，要求各国承认中华民国五族统一：蒙人应遵守中华民国律例：北京中央政府派兵驻守内外蒙古各要塞，与当地蒙民共同巩固边防：内外蒙古不得私造枪械，不得私借外债等。
但是，大卖国贼袁世凯为了镇压各地风起云涌的反袁斗争，竞不惜出卖中国的主权，去换取沙俄的支持。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五日，他竞无耻地同俄国签订了《中俄声明》，尽管沙俄不得不“承认外蒙古土地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但袁世凯却承认了外蒙古的所谓“自治”，听任沙俄肆意奴役和掠夺我国的外蒙古地方。沙俄的资产阶级报纸毫不掩饰地说：“俄国已把蒙古置于自已的保护之下”。一九一四年初，沙俄又无视中国对外蒙古西北部的唐努乌梁海地区的领土主权，悍然派侵略军强行侵占，并非法宣布唐努乌梁海人民“为俄罗斯保护下的臣民”。一九一五
①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428页
②转引自列宁：《“帝国主义”笔记》，《列宁全集》第39卷，第764页年六月，在沙俄的强逼下：又签订了《俄、中、蒙协约》，强迫中国重申承认外蒙“自治”，承认《俄蒙商务专条》有效。这样，沙俄便进一步控制了外蒙古地区。
沙俄在策划外蒙古“自治”的同时，又把侵略魔爪伸向我国黑龙江省呼伦贝尔地区：阴谋煽动当地一小蒙古王公叛国投俄。呼伦贝尔地区水草丰美，又富于森林矿产，早为沙俄所垂涎。为了进一步吞噬这块鲜美肥肉，沙俄在策动外蒙古“自治”后，又丛惠呼伦贝尔的一小撮民族败类进行叛乱。一九一二年一月，沙俄暗助一小反动的蒙古王公，纠集匪徒千人，“均持俄械”，发动叛乱，攻占海拉尔。接着，沙俄派兵伙同叛匪侵占胪滨府（今满洲里），声称“独立”，并驱赶当地中国地方官吏，扼住交通要道，妄图永久霸占。一九一三年二月，沙俄派马队二千多人闯人海拉尔，蛮横地驱逐当地居民。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大卖国贼袁世凯在沙俄诱迫下再次妥协屈服，签订《中俄呼伦贝尔条约》，把呼伦贝尔地方划为“特区”，规定非经俄国准许，中国军队不得进入区内：中国将来如在该地区修筑铁路，需借外债时，中国政府应先与俄国政府“商办”但是，这个侵略条约立即遭到中国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中国人民经过坚决的斗争，终于粉碎了沙俄吞并呼伦贝尔地区的可耻阴谋。
沙俄在呼伦贝尔策动叛乱的同时，又策动了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反动王公乌泰等人的叛乱
乌泰早在一九○年以前即与沙俄勾结。一九一二年八月，乌泰在沙俄支持下，勾串科尔沁右翼后旗的反动王公拉喜敏珠尔，组织反动军队数千人，侵袭洮南府，并陷镇东县。他们公然发布所谓《东蒙古独立宣言》，攻击民国既废孔孟之教，佛教何能保存？·共和实有害于蒙古。今库伦皇帝遣人劝导加盟，俄国复以兵器弹药相援，兹即宣告独立，以绝中国。”①从这份仇视共和国的反革命的叛国宣言中可以看出，乌泰叛乱是在沙俄和外蒙古反动叛国分子的煽动和支持下进行的：反动的“孔孟之教”则是他们叛国投敌的思想武器。乌泰等一小撮叛匪的卖国行径，激起了内蒙古人民和爱国王公的憎恨和反对。在中国人民的支援下，中国政府派军队驰救洮南府，克复镇东县，迅速讨平了叛乱，乌泰逃往外蒙古。
野心勃勃的沙俄侵略者，在策动乌泰反动集团叛乱失败后，仍然贼心不死，于一九一三年又派遣由沙俄军官训练指挥的外蒙古伪军数千名，分路南下侵入我内蒙古地区。他们与当地反动封建主和土匪武装相勾结，到处烧杀抢掠，使内蒙古各族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内蒙古人民忍无可忍，奋起反抗沙俄侵略者。全国各地人民闻知“内蒙危机”，群起声讨沙俄的侵略罪行。在人民群众的强大压力下，中国政府出兵讨伐俄伪军。经过三年奋战，中国军民击溃了俄伪军，消灭了同沙俄勾结的一小反动封建主和大股土匪，收复了内蒙古全境，粉碎了老沙皇妄想把沙俄帝国主义版图扩张到长城脚下的黄梁美梦，维护了祖国的统一。
二、抗击沙俄侵略新疆
辛亥革命时期，沙俄在积极从事劫掠我国东北、内外蒙古的同时，对我国新疆地区也进行了频繁的侵略活动。
一九一二年夏，沙俄蓄谋制造了“策勒村事件”。策勒村是
①滨田纯义、柏原孝久：《蒙古地志》（日本文）大正八年（1919），上卷，第1544页。新疆和田县的一个大镇。长期以来，大批俄商不断来此“贸易”，任意盘剥和凌辱当地居民，并以经商作掩护进行颠覆活动。辛该革命爆发后，沙皇政府以为有机可乘，便指使其驻新疆各地的俄国领事和冒称俄侨的特务，“四出煽诱”，氓毁中国革命，诱骗新疆居民加人俄籍，策动民族败类举行叛乱。策勒村的俄国好商头自色依提，十分猖狂，公然贴出“通告”，说什么“中国现无力量，回人可从速投俄，利益甚多，中国官吏再不能管束，粮税亦不须完纳，渠水可任意引用……。①当地绝大多数居民热爱祖国，坚决反对沙俄的侵略阴谋，不上圈套。但也有一小最民族败类在沙俄侵略者的威胁利诱下投人俄籍，依仗沙俄侵略势力为非作友，欺压中国居民。策勒村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愤然而起，将盘踞在当地的沙俄侵略者包围起来，并打死罪大恶极的沙俄侵略分子二十多人，给予沙俄强盗以应得的惩罚。
事件发生后，沙俄竞借端派兵侵人新疆，并炸开喀什城。沙俄侵驻喀什的领事，则利用兵临城下之机，向新疆的地方官提出处死中国官绅、居民一百八十人以及赔款、道歉等无理要求。八月底，沙俄增兵千余，盘踞喀什，并且收买叛国分子马福兴在南疆组织“独立回教国”，然后进犯天山北路。沙俄领事还依特刺刀一再煽动居民接受沙皇的“保护”，胁迫他们“作强国（沙皇俄国）居民”。凡此种种，其自的是妄图把我国新疆地区并人沙俄的版图。这种无耻的侵略行径，立即遭到全中国人民、特别是新疆人民的强烈反对。富有光荣抗俄斗争传统的新疆各族人民，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倡导下，纷纷行动起来，迅速组成数干人的大军，坚决反击沙俄侵略者。他们经过坚决的斗争，终于把沙
①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502页俄侵略者赶出了喀什，沉重地打击了沙俄的侵略气焰。
沙俄在南疆的侵略被中国人民击败后，又向北疆发动侵略。一九一三年六月，沙俄调集大批外蒙古伪军配合沙俄侵略军向新疆阿尔泰地区侵犯。七月初，俄伪军三千人攻击中国察汗通古驻军，中国军队英勇还击，击沙俄侵略军二百多名，并缴获大批军需辐重，敌人狼须败逃。但是贼心不死的沙俄侵略者，随后又调集大批军队分几路进犯察汗通古。结果又被中国军队打得丢盔弃甲，狼独逃窜。
沙俄武力侵犯失败以后：就转而大耍阴谋：胁道阿尔泰反动主公帕勒塔于十月和十二月先后订立《临时条药》和《中俄军队停战条约》。这两个非法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举国上下一致反对。北洋军阀控制的中央政府，道于人民的压力，将帕勒塔撤职，宣布这些非法条约一概无效。
但是，沙俄侵略者却一意孤行，增调重兵分两股入侵中国阿尔泰地区：一股与外蒙伪军勾结向西侵袭：一股从斋桑泊方面向东进犯，并悍然非法移来俄国农民三百户，强行开垦我阿尔泰布尔根河（今乌伦古河）一带土地。他们还妄图诱骗当地哈萨克族人民背叛祖国，投人“俄籍”，以便吞并我阿尔泰地区。广大哈萨克族人民热爱祖国，严词拒绝诱骗，使沙俄吞并阿尔泰地区的阴谋遭到失败。
沙俄侵略新疆遭到接二连三的失败后，竞狗急跳墙，于一九一六年十月，采用突然袭击的卑劣手段，武装进犯我国南疆喀什地区，残酷屠杀手无寸铁的维吾尔族居民五百多人，妄图用血屠杀摧毁中国人民的反抗意志。但是沙俄侵略者的暴行，只能激起各族人民的更大反抗，他们同仇敌汽，决心与侵略者战斗到底。
老沙皇对内的疯狂镇压和对外的不断侵略扩张，注定了它必然灭亡的命运。一九一七年，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打倒了老沙皇，推翻了万恶的沙皇专制制度，把尼古拉二世送上了历史的断头台。紧接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新疆各族人民奋起截击沙俄侵略军和外蒙古伪军，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将沙俄侵略者驱逐出境。沙俄帝国主义妄想变新疆为“东土尔克斯坦”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三、粉碎英国分裂西藏的阴谋
辛亥革命前后，英帝国主义采取收买西藏统治集团中的民族败类进行分裂中国的阴谋活动。一九○八年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乘达赖十三世来到北京的机会，大加笼络，竭力挑拨西藏地方和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一九一年，达赖返回拉萨后就里通英国，并于次年春，在英帝国主义的引诱下，逃往印度，公开叛国，投人英帝国主义的怀抱。清政府下令革去达赖名号。英印政府竞通知达赖说：“当达赖喇嘛愿意留在印度境内时，他和他的随从是会受到尊重的接待的”。①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又无耻地说什么：“西藏不但与我们毗邻，而且更与我们边界上其他邻国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西藏的混乱局面不能漠然视之”。②英国以此作借口，对清军驻藏和达赖革职事向清政府提出无理的“抗议”，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武昌起义后，英印总督明多则乘机暗助械，唆使达赖派亲信擦戎等潜回西藏，组织军队，发
①《印度事务大臣致印度总督》，《英国蓝皮书》快5240.第218页。
②《爱德华·格雷爵士致（英国驻华代办）麦克恩·幕勒电》，《英国蓝皮书》轶5240，第195页。动叛乱：接着达赖在英帝国主义的“保护”下重返西藏，宣称所谓“西藏独立”。妄图把西藏从中国的版图中分裂出去。英国侵略军还先后胁迫帕里、江孜、日喀则等地中国军队解除武装。这就进一步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破坏了中国领土的统一和完整。
但是，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这种罪恶行径，立即遭到了全国人民尤其是西藏人民的强烈反抗。全国许多报刊愤怒遣责英帝及其走狗的滔天罪行。西藏广大农奴拿起刀戟进行反抗，数万名僧侣和一些爱国的上层人士也投人了战斗。
一九一二年四月，在全国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怒涛推动下，当时的北京中央政府声明西藏是“我中华民国领土”、拒绝承认英帝国主义策划的所谓“西藏独立”：并于六月十四日派遣四川督军尹昌衡率领川军人藏平乱：接着又派蔡所部滇军人藏增援。川、滇两军节节胜利，达赖匪军纷纷向西逃窜。英帝国主义眼看达赖傀儡政权即将覆灭，便以“调停”为名进行十涉。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提出五项条件，阻正中国军队进人自己的领土西藏，阻止中国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在英帝国主义的威逼下，大卖国贼袁世凯竞然命令川、滇军停止人藏。袁世凯的屈膝妥协，更加助长了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它得寸进尺，竞派兵三千侵入拉萨。但是，西藏人民是决不向英国侵略者屈服的。这年，拉萨驻军被迫撤退时，许多藏族人民不顾生命危险随军转移，表现了西藏人民热爱祖国、反对分裂的强烈愿望和决心。英国侵略者和达赖匪徒却对各阶层爱国人民进行血猩屠杀，没收田产，劫掠财物，一些寺院被夷为平地，使西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可是，西藏人民并没有被反动派的屠杀所吓倒，为了维护祖国的独立和统一，他们继续坚持战斗。他们赶走了英帝侵藏头自贝尔，痛打了卖国贼擦戎，使得英国侵略者和一小民族败类惶恐不安，胆颤心惊。
英国武装入侵西藏的阴谋破产后，便加紧对袁世凯所控制的北京政府施加压力。它以不承认中华民国和“以实力助藏独立”相威胁，迫使袁世凯派代表与英国谈判关于西藏问题。袁世凯卖国求荣，竟屈服于英国的压力，同意在印度北部的西姆拉召开破坏中国主权的“中英藏”三方会议，即所谓“西姆拉会议”。这是英国勾结西藏叛匪分裂中国西藏的又一个大阴谋。会议由英国代表麦克马洪一手把持，他抛出了事前准备好的《西姆拉条约》草稿和“西藏地图”，公然把西藏、西康、青海全部地区和云南、四川、新疆、甘肃部分地区，都划归“西藏”范围，并把西藏分为“外藏”与“内藏”，““外藏独立”，“内藏自治”。这个条约草稿还包括：中国不得驻兵藏境：中国政府与西藏有争议时，由印度政府判决：英人在西藏得自由经营商业、中国不得加以限制：西藏内政暂由印度政府监督，等等。显然，英帝国主义提出的这些内容，其目的是要把西藏等广大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成立在其翼下的所谓“西藏国”，把西藏变成它任意宰割的殖民地。英国侵略者的这一罪恶阴谋，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在中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参加西姆拉会议的中国代表，不但拒绝在《西姆拉条药》上签字，并且根据中国政府的训令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三日正式向会议声明：“凡英国和西藏地方本日或他日所签订的条约或类似的文件，中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①会议宣告破裂。中国政府当时还指示驻英公使于一九一四年七月三日和七日，两次正式照会英国政府，作了同样的声明。此后，历届中国政府都坚持了这个立场，一直坚决否认非法的《西姆拉条约》，屡次向
①《中印边界问题》（增订本），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一九六二年版，第34页英印政府作了抗议和声明。西藏地方当局也表示了同样的态度。这样，由英国片面提出而没有中国政府签学的所谓《西姆拉条约》、自然不具有任何效力、而只是作为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纪录的一张航脏的废纸。英帝妄图分裂中国的阴谋再次遭到破产
为了达到分裂中国的罪恶目的，英帝在“西姆拉会议”期间，还在会外耍弄诡计，勾结西藏叛匪于一九一四年三月在德里地方，背着中国代表，用秘密换文的方式，捏造了一条所谓划定中印边界的“麦克马洪线”，把中国西藏东南部九万平方公里（约等于一个浙江省）的一块领土划归英属印度。“西姆拉会议”根本没有讨论过中印边界问题，更没有提出过“麦克马洪线”，西藏地方当局也从未承认过“麦克马洪线”。就连当时统治印度、侵略中国的英国政府，多年来也不敢公开把这条线标在地图上。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给印度驻华大使馆的照会中说：“中国政府认为，所谓麦克马洪线是完全非法的”，“西姆拉条约本身就没有法律效力”，“所谓麦克马洪线是一个比《西姆拉条约》更肮脏，更不能见人的东西”。①
第四节中国革命的新曙光和近代
第四次思想解放潮流
一、民族资本的“黄金时代”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特别是一九一四一—一九一八年
①《中印边界问题》（增订本），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一九六二年版，第3334、35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其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都是空前的。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这是民族资本的“黄金时代”
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当时：一些资产阶级人物认为清政府已被推翻，革命已经成功，发展工商业具备了条件。他们高喊：“今兹共和政体成立，望治之民，可共此运会，建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①于是，在一九一二年间，他们纷纷发起组织旨在发展实业的工业建设协会、实业协会以及国货维持会等团体。这些团体，一时之间，如雨后春笋，从江南到华北，从东北到西北，星罗棋布，遍及全国。一些海外华侨也争先恐后，踊跃投资，从事国内近代工业建设。这样，全国很快就出现了一个兴办资本主义工业的热潮。辛亥革命前夕那种民族工业萧条衰败的状况，有了一些改变，从复苏走向新的发展，表现了辛亥革命的重要推动作用。
辛亥革命以后，广大工农群众的反帝爱国斗争，尤其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乘机加紧侵略中国的斗争，也大大推动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如一九一五年全国人民反对大卖国贼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时所掀起的抵制日货运动，有力地支持了民族工业抵抗日本新的经济侵略，成为中国民族资本工业发展的有力因素。
一九一四一一九一八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帝国主义国家先后卷入了战争漩涡，忙于相互斯杀和争夺。战争本身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危机，削弱了世界资本主义。因此，
①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62页。英、法、德、俄几个侵略中国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都受到了影响，一时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和掠夺。如以一九一三年的指数为一百，英国对华商品输出在一九一八年降为五十一点五，法国降为二十九点六，德国货物几乎完全停止进口。外国商船出入口的吨数，一九一八年较战前的一九一三年，也减少了百分之十四。在这个时期，由于交战的帝国主义国家把国民经济转人了战时轨道，大肆扩军备战，民用工业削减而日用品深感不足，于是从中国进口大量面粉和其他货物。这样，就为中国民族工业暂时空出了一些国内和国外商品销售市场，从而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有利时机和条件。
由于上述一些原因，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九年，中国新建的近代工业厂矿，多达四百七十多个，投资近九千五百万元，加上原有企业扩建投资，新增资本至少达一亿三、四千方元。而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到辛亥革命时期的五十年间，资本一万元以上的厂矿，先后才创办了约七百个，资本总共只有一亿三千余万元。这就是说，这八年发展的速度超过了辛亥革命前五十年发展的速度。
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主要是以纺织业和面粉业为主的轻工业。
纺织业，由于大战期间及战后初期，英、日等国洋纱在中国市场上大大减少，而棉纱又盈利丰厚，在高额利润刺激下，引起民族资本投资的热潮。一九一一年全国只有纱厂二十家，纱锭五十万枚，资本一千七百万元。到了一九一九年，增到三十五家，纱锭六十五万余枚，加上正在筹备和即将开工的二、三十家，投资总额达六千多万元，增加近四倍。丝厂在一九一一年仅有二百六十多家，到一九一七年增至四百六十余家。丝织厂从一九一二年开始设立，到一九一九年已有七十余家，并开始使用电力织绸。
面粉业，由于欧战中各帝国主义国家民用工业缩减，国内外市场的需要，增长的幅度更大。一九一一年全国面粉厂和机器磨房约有四十家，到一九一九年增至一百二十余家，资本从六百多万元增至约四千五百万元，每昼夜生产能力，从四万三千袋增到十八万八千余袋。大战期间，面粉由战前的入超变为出超，一九一九年出超额超过一千万海关两。
其它，如火柴、针织、毛纺织、碾米、榨油、卷烟、蛋粉、罐头食品、塘瓷、造纸、玻璃、肥皂、制革等轻工业，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重工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下，发展是极端困难的。但是，在大战期间，中国的重工业，利用欧美帝国主义国家暂时放松侵略的间隙，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钢铁冶炼业，汉冶萍公司从一九一四年开始，先后兴建了大治铁厂等六个钢铁厂。一九一六年成立了龙关（后改名为龙烟）铁矿公司，资本五百万元。两年后，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开始兴建。一九一七年上海成立和兴钢铁公司，资本五十万两。一九一九年扬子机器公司在汉口设立炼铁厂。这时各地还兴办了许多采铁的矿场。
机械采煤工业，矿区扩大，矿井增加，全国华资机器煤矿的产量，由一九一二年的八十余万吨增到一九一九年的三百三十余万吨。
机器制造和修配业，一九一一年，上海使用动力的机器厂和手工业机器修造厂总共只有三十家，而一九一九一一一九二年间，增加到一百二十余家
工矿企业增长，又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一九一一年，本国资本轮船只有约九百只，运输能力约九万吨。到了一九一九年，增加到近一千五百只，运输能力达十五万吨。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九年成立的中国轮船公司和中华航业公司的轮船可以远航到旧金山、横滨、爪哇等地。
由于重工业、轻工业的发展，对资金周转的需要也日益增加，银行业也相应得到发展。全国华资银行在一九一一年仅有十五家左右：到一九一九年，包括军阀创设的在内，迅速增到六十余家。
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势力也逐渐深人农村，不仅大量工业品在农村销售，而且许多资本家还直接在农村设立原料收购站、加工工厂、农业推广站，来扩大工业产品的收购和生产，以满足工业生产发展的需要。这就进一步破坏了农村中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基础，把农民进一步卷人商品市场，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农业中商品生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经济作物的发展和粮食作物的商品化。这一切又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欧帝国主义国家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某些压迫和侵略，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在一个时期内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机会。”①这一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独霸中国而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掠夺，日本这时的对华经济侵略，和它本身的发展相适应，主要是资本输出。例如，日本的对华投资总额，一九一三年约为四亿九千万日元，
①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29页一九一九年则增到十四亿多日元以上，六年之间增长了将近两倍。日本在华商行由一九一二年的七百家，增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千家，七年之间增长了七倍。日本的对华贸易额，从一九一二年的九千多万海关两，增到一九一九年的二亿四千多万海关两。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首先是高利贷资本输出，即通过政治借款的手段，来加强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控制，以达到在中国撰取开采矿产、修建铁路、“合办”企业等各种特权的目的，进一步加紧控制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和掠夺中国人民。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年间，日本对中国公开借款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七十四。其中，一九一七一一九一八年间最多，包括已付未付，总数达六亿多日元。在日本的勾引下，段祺瑞北洋军阀政府，把财政、军事、矿山、铁路等各项主权大量地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对华资本输出的另一种形式是企业投资。一九一三一一九一九年间，日本对华企业投资由三亿八千多万日元增到八亿八千多万日元。除不断扩大原有的企业外，还增设了许多新企业。在发展最快的纺织业中，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一三年相比，日本在华纱厂纱锭增加了近三倍，超过英国。日本在华企业许多又是具有垄断性质的。例如“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就是日本对华进行政治、经济、军事侵略活动的一个庞大机构。一九一九年，由它直接经营的企业，投资将近三亿七千万元，此外还在二十多个公司中有大量投资。其他，如“东亚兴业会社”、“东洋拓殖会社”、“满蒙毛织会社”、“满洲制粉会社”、“东亚烟草会社”等，都是较大的垄断组织。
日本还采取对华商业贷款的毒辣手段，大肆掠夺中国的企业。由于贷款条件极其苛刻，致使许多企业逐渐为日本资本所控制，有的更为日本资本所吞并。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通过各种方式，迅速在中国扩展侵略势力，因此，在重工业方面，几乎控制了中国生铁和铁矿的全部生产，控制了煤矿生产的三分之一；在轻工业方面，占有比重也很大，棉纺织业，日本资本占全部开工设备的四分之一以上。
至于美国，参战最晚，在大战期间，它也极力向中国扩张自已的侵略势力。在此期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额大大增加了。一九一三年美国对华贸易额只占中国对外贸易总值的百分之七点五，到一九一九年就增至百分之十六点四，而居帝国主义对华贸易的第三位。一九一三一一九一九年间，美国在华商行数，则从一百三十六个，很快增到三百零九个。美国还在中国一些重要城市，继续设立了美国人的商会和托拉斯等垄断组织。它们还搞了一整套侵华计划。从一九一六年开始，美国的托拉斯和银行就在给予中国政府借款和搜取铁路修筑权等方面大肆进行活动，先后贷给北洋军阀政府两笔五百万美元的款子。西摩来公司获得了几乎网罗整个中国而形成一个铁道网的五条铁路的修筑权。
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虽有减弱，但并没有撤走，对中国的压力虽有减轻，但并没有解除。同时，国内封建势力也并未消失，依然是地主买办阶级的统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当然不会改变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点，改变其原有的弱点。这表现在：
第一，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发展，水平仍然低下。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封建势力的统治，造成了中国工业的极端贫乏和落后，即令在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水平仍然是非常低下的。以一九一三年俄国的儿种工业产额和纱锭设备，与一九一九年中国的产额和设备相比较，煤：一九一三年俄国为二千八百九十万吨，一九一九年中国为二千零一十四万六千八百一十八吨：钢：一九一三年俄国为四百二十万吨，一九一九年中国为三万四千八百五十一吨。纺锭：一九一三年俄国为七百六十六万八千锭，一九一九年中国为六十五万八千七百四十八锭。以中国和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比较落后的俄国相比，就更可看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之低下。
第二，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发展不平衡。首先是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发展不平衡。中国民族工业的基础于分薄弱，主要集中于轻工业，重工业企业的数量不多，规模一般也不大，煤铁等采矿治炼业生产技术落后，机器制造业几乎还没有建立，机器设备等全靠外国进口。一般说来，这固然是由于轻工业投资少、资金周转快，提供利润多，符合资本家追求利润的自的，而更主要的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帝国主义国家不允许中国发展重工业，即使有一些重工业，也都直接间接掌握在帝国主义手中。因此，中国民族工业就不能不始终沿着轻工业的道路发展。
帝国主义的侵略也造成了在一种工业内部结构上的不平衡。例如，钢铁工业体系就不完整，一面矿砂大量出口，输往日本，另一方面钢铁和机器设备却完全依赖进口。各种工业体系的不完整，就更加加深了它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并使其内部更加不平衡。
工业的地区配置也不平衡。新式工业多集中在沿海和通商口岸，使生产基地脱离了本国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造成了中国民族工业跛足、瘫痪的畸形状态。例如，中国最为发展的棉纺织业，一九一八年，全国纺锭的百分之八十多集中在江苏，而上海一地就古全国纺锭的百分之六十一多；但在广大的内地许多省份却连一枚锭子都没有。
第三，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资金缺乏，直接受到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控制。据估计，中国近代工业在欧战时期集积起来的资本，总共只不过三万万元。一九一九年注册工厂三百七十五个，资本总共才一万万四千万元，平均每厂才三十多万元。这些能注册的工厂还算是各行业中规模较大的。由于资金缺乏，中国许多重要的企业在大战期间都向帝国主义举借过外债。借款条件十分苛刻，利息很高，所以不论什么企业，只要一经举借外债，就常陷入无力自拔的地步。尽管这些企业名为华人资本、仍在华人经营下生产，但实际上已经是在为偿付外资贷款的本息而开业，是在为帝国主义撰取最大限度的利润服务了。这些民族资本的企业已经直接遭受外国帝国主义的控制，随时有被外国资本吞并的危险。这充分说明，就是民族资本繁荣的时代，也无力独立进行生产或扩大再生产，表现了它的软弱本质。
第四，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商业投机性。在国际资本支配下的中国，由于工业发展得不到保障，加上封建经济在全国经济中仍占绝对优势地位，高额的封建地租和高利贷，不仅限制了工业吸收新的资本，而且一般资金握有者与其从事没有确实把握的工业投资，宁可购买土地或加强商业投资与投机活动。这一时期，农村中各种垦殖公司虽有发展，但多数实际上是在资本主义外壳下，将土地出租给佃农，进行封建地租剥削。同时在厂矿中，仍旧维持着封建把头和封建式的学徒制等剥削压迫形式。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仍然保持着与本国封建势力又矛盾、又依赖的状态。
这个时期，随着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增长，它们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也更加扩大。民族资产阶级对外提出抵制外货、实业救国和收回利权等口号：对内反对军阀割据混战，要求统一，表现了它的革命性的一面。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的力量还是十分软弱。辛亥革命失败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军阀统治和混战的斗争，往往只是限于纸上空文，没有切实的行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少数革命派虽然还坚持革命斗争，但脱离工农群众，看不见劳动人民雄厚的革命力量，提不出正确的政治纲领，找不到出路，失去了前进的方向，而处于绝望之中。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表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肩负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领导中国革命达到胜利的光荣职责，就历史地落到正在成长壮大的中国无产阶级的肩上。
二、无产阶级开始向自为阶级过渡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是“同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和发展着的新政治力量”。①
辛亥革命后，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日、美在华投资设厂的增加，作为它们的对立物一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迅速地壮大起来。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人数，由辛亥革命前的五、六十万人，增加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的二百万人。这是中国社会中一支新起的产业大军。中国无产阶级已经是一个逐渐壮大了的阶级。此外：城市里还有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等约一千万人，农村中还有为数很大的雇农（长工、月工、零工等），在经
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56页济地位上和产业工人相似。
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特点，特别是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发展和分布的不平衡性，所以，中国工人的分布也极不平
二十世纪初工厂童工劳动情况衡。中国境内近代工业虽然不多，但中国无产阶级集中程度却是很大的。从地区来说，大多数集中在东南沿海各省，尤其是集中在上海、广州、天津、武汉、青岛、大连、哈尔滨、香港等十几个大城市，每地都集中几万、十几万乃至几十万人。上海一地就集中了三、四十万产业工人。从企业类别来说，主要集中在矿山、铁路、纺织、卷烟、火柴、航运、造船等几个企业部门。从工厂拥有工人人数来说，由于工业资本集中趋势日益加强，在这些企业部门和大城市中，大企业中的工人人数又占了全部工人总数的极大比重。据十三个省的不完全统计，一九O○年至一九一O年前后，雇佣五百名工人以上的厂矿有一百五十六家，集中了二十四万多工人，占当时全国产业工人总数
二十世纪初中国茶叶工人劳动情况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中国近代产业工人这样高度集中的情况，在世界上是少有的。这一特点，使中国无产阶级较早地具备了联合、团结的条件，较早地提高阶级觉悟，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辛亥革命以后，在北洋军阀统治下，中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几乎没有改善，相反的，在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和封建军阀的残酷统治下，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追更加沉重。在经济上，中国工人的劳动时间、劳动条件、工资收人等丝毫没有改善：残酷压榨工人的封建把头制和包身制依然存在。在政治上仍然毫无民主权利。工人们一切集会、言论、罢工的自由都被剥夺了：工人稍有反抗，中外资本家马上就密报巡捕房，前来抓人。北洋军阀袁世凯一九一二年颁布的《治安
警察条例》和一九
一四年颁布的《治
安警察法》都把“同
盟罢工”定为骚扰
“安宁秩序”、妨害
“善良风俗”的“犯
罪”行动，公开宣布
军阀野蛮地屠杀和镇压人民
要“采取一切力量来制止一切工人的结会及行动”。
辛亥革命以来，到五四运动前夕，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由于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日益壮大，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中国无产阶级的反抗斗争日趋高涨，与辛亥革命以前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斗争规模空前扩大。从一八七○年到一九一一年的四十年间，工人罢工约一百零五次，而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夕的七年间，罢工就达一百三十次。同时，罢工的次数和参加罢工的人数逐年增多。一九一六年罢工十七次，一九一八年为三十次，一九一九年就增加到六十六次。一九一九年有明确记载的二十六次大罢工，人数达九万一千多人。有许多工矿企业，一次参加罢工的就达几千人。在这几年内，无产阶级的反抗斗争，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次数越来越频繁，斗争越来越激烈
北尔助公工职腿即九淮术勤中国工融上外国工匠又格商经循中上大公#超全疆能工农界易工部理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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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开始由分散的斗争转向有组织的斗争。这个时期，工人在斗争中逐步抛弃了过去的行帮组织，开始组织工会。一九二—一九一三年间，上海、武汉、广州、香港等地工人已组织了一些工会，起过一些领导罢工和照顾工人福利的作用。一九一五年七月，苏州工人在罢工中还成立了自己的纠察队。一九一六年，也有的地方重新成立工会。这个时期，工人在斗争中逐渐克服了行会、地区之见，出现一处罢工，多方声援的同盟大罢工。天津法租界工人一宣布罢工，北京法文报馆工人即罢工声援，法国驻北京使馆的中国工人也举行罢工，山东工人也想方设法支援天津工人：各地铁路工人、饭馆旅店工人、人力车工人为天津罢工工人捐款、送物资，并派代表前去慰问，表现了无产阶级大公无私、团结互助的高贵品质。
第三，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性质日益突出和鲜明。一九一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卖国贼袁世凯欣然接受，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广大工人群众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上海日本大坂公司和三井煤栈的中国工人举行罢工，并遍发传单，不准为日商做工。其他在日本企业做工的工人闻讯，也都举行了罢工，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湖南长沙在日商开办的工厂和商店中做工的工人，举行集会，宣布罢工，号召群众不要购买日货。一九一六年天津法租界工人反对法帝国主义企图扩充法租界、侵占老西开的斗争，更显示了无产阶级的巨大力量。十一月十三日，法租界工人同时罢工，给法帝国主义以致命打击。电灯公司工人罢工，使法租界变成一片黑暗：饭店、旅馆工人罢工，使侵略分子吃不上饭；清洁工人罢工，使法租界臭气熏天，法人家庭雇佣的中国男女工人罢工，使侵略分子乱作一团：所谓“繁荣灿烂”的法国租界，“以我民一怒之敌，几化鬼市荒墟”。①在工人群众罢工的推动下，天津市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掀起了一个反帝高潮。工人罢工一直坚持了五、六个月，显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日益提高。
第四，越来越众多的女工冲破封建礼教牢笼参加罢工斗争。在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时期，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的贫困化，越来越多的妇女，参加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她
①《国内大事》，《新青年》第2卷：第4号门在整个工人中所占的比重不小，特别是在纺织业、火柴业等一些轻工业中，比重就更大些。有的工厂女工竟成为主要劳动力。女工在工厂里从事十分繁重劳累的劳动，而工资都要比男工少。同时，她们除受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压迫外，还受夫权的束缚。因此，她们的反抗斗争也是十分激烈的。这个时期，女工参加罢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统治者和资本家的斗争，规模也是越来越大。例如，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广东顺德丝厂就有五千妇女举行罢工斗争。连当时的报纸也惊呼：其规模之大，“实为中国向所未有之举”。①
以上这些，都为中国无产阶级为着以独立的姿态参加五四运动而作了准备，它预示着中国无产阶级即将作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走上政治舞台，它具有“自觉性的萌芽状态”。②
三、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③适应新经济和新政治的发展，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应时而起。
辛亥革命以后：革命果实被帝国主义走狗、地主买办阶级代表袁世凯等人所篡夺，“中华民国”名存实亡。他们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从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上向中国人民发动了猖狂反扑。封建买办势力同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大肆鼓吹复古倒退，强
①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八日《时报》。
②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46页。
③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55页。力推行尊孔读经。一时尊孔复古、神鬼迷信的乌云弥漫于中国文化思想界。“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①打退这股逆流，宣扬和振奋民主精神，推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成为当时中国革命者的重要任务。
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新的政治力量的增长，一个新的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一个新的革命洪峰即将到来。在这种革命形势的推动下，一部分经历了辛亥革命失败的痛苦、正在继续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首先对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服务的旧文化发起了新的攻击，掀起了一次比辛亥革命时期猛烈得多、影响要大得多的新文化运动。这场斗争以一九一五年九月，他们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为其开始的标志。从第二卷起，杂志改名为《新青年》，一九一六年底迁到北京出版。李大钊（一八八八一一九二
七年）、鲁迅（一八八
一九三六年）
年青新
等激进民主主义者，
LNJEUNESSC
先后成为这个进步刊
物的编辑或主要撰稿
人。许多进步的青年
知识分子和《新青年》
建立了联系，使它逐
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的《青年杂志》
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
（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
主要阵地。
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
①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1359页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①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口号是提倡“民主”与“科学”。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提倡“民主”，是因为辛亥革命后，虽然建立起一个“中华民国”，但并没有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因此，在政治上，它要求维护和发展辛亥革命的成果，实现西方法兰西式的民主政治。在思想上，它要回击尊孔复古逆流，冲破孔孟之道的束缚，追求科学真理，摆脱封建主义的精神柳锁。所以，新文化运动是当时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反对顽固的封建复古思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反对地主买办阶级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
针对封建军阀窃取辛亥革命的成果、进行帝制复辟的现实，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极力摔击封建专制制度，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他们指出，民主与君主不能两立，自由与专制不能并存，君主生则民国死，专制活则自由亡。他们愤怒地指出，当时所谓“筹安之徒”与“复辟之辈”一律是“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对于这样的丑类，必须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诛其人，火其书，珍灭其丑类，摧拉其根株，无所姑息，不稍优容”。他们大力宣扬“人权”，宣传个性解放，提倡男女平等。他们还鼓吹国民政治，要人们排除陈腐的专制制度，去争取人人参与政治的权利。他们幻想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出现，因而发表了许多批评专制主义的封建制度、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文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激
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60页
②李大钊：《民彝与政治》，《李大钊选集》第56页。进民主主义者的这些主张虽然不可能实现，但对当时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科学”口号的提倡，是因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认为，辛亥革命后，土、农、工、商、医都“不知科学”。提倡科学，就是要破除迷信、盲从和武断。他们针对封建军阀利用鬼神迷信，扰乱人们思想，大搞反攻倒算的局面，宣传无神论观点。利用当时自然科学的成就，在《新青年》上发表许多驳厅鬼神迷信的文章，大讲“猴子变人”的道理，批判“君权神授”、“祸福天定”的谬论。他们还进一步对封建道德神学基础的唯心主义提出了大胆的否定，指出中国和欧洲自古以来的唯心主义神学尽管流派很多，“要皆以宇宙有一具绝对理性、绝对意思之不可思议的、神秘的大主宰。日天，日神，日上帝，日绝对，日实在，日宇宙本源，日宇宙本体，日太极，日真如，名称虽殊，要皆指此大主宰而言也。”并明确宣布，这些是毫不足取的。与唯心主义神学相反，唯物主义者主张：“吾人以为宇宙乃无始无终自然的存在。”①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希望在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直从的基础上，促进人们树立起积极、进取和科学的精神，号召青年勇敢地冲决一切网罗，把一个行将死亡的古老的旧中国，改造成为一个其有青春活力的新国家。
随着运动的深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孔学。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康有为反对共和，北洋军阀的卖国，以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无一不是打着孔老二的旗号进行的。严酷的现实，使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感到孔孟之道是反动派复
①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李大钊选集》第79页辟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工具，是束缚人们思想的精神锁。向反动的孔孟之道发动进攻，也就是向当时的地主买办势力进攻。于是，他们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批孔热潮，揭开了“打倒孔家店”的序幕。
李大钊，学守常，河北乐亭人，留学日本。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后，李大钊在日本秘密进行反袁活动。一九一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他立刻写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号召人民奋起自救。他坚决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一九一六年回国办报纸。一九一七年一月起，陆续发表了《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文章，指出：孔丘是“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如将尊孔列人宪法，“其宪法将为陈腐死人之宪法，···非光天化日中之宪法也”，孔丘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如将尊孔列人宪法，那末这个宪法就是“专制之宪法”、“为野心家利用之宪法”。①又指出，伦理道德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孔子之道其势力迟早必归于消灭”。为了“接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接击专制政治之灵魂”，李大钊坚决表示：“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矣。”②
在反对封建专制统治，批判它的反动思想理论基础孔孟之道的激烈斗争中，鲁迅冲杀在最前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是最英勇的旗手。
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一九二年留学日本学医，后认为文艺最能改变国民精神，改学文学。辛亥革命后，一直在教育界工作。他洞悉中国社会的情况，痛感在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又一天一天沉人黑暗，心中充满激愤，
①李大钊：《孔子与宪法》，《李大钊选集》第77页
②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李大钊选集》第80页一直在探求和思索着中国革命出路。一九一七年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鲁迅在一九一八年发表的文章中说：“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1鲁迅用这些向往社会主义革命的语言，来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颂扬它的伟大历史意义。马列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打开了鲁迅的思路，鼓舞他勇猛地驰上批孔战场，奋起投人新的战斗。一九一八年五月起，他在《新青年》上陆续发表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以及《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政论文和许多文笔座利的杂文，对黑暗的旧社会和反动没落的社会意识孔孟之道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无情的鞭挞。
鲁迅攻击的矛头首先对准整个方恶的封建制度和孔孟之道。《狂人日记》就是他投向旧社会的一把无比锋利的投枪，是一篇充满革命正气的讨孔文。鲁迅塑造了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反孔勇士“狂人”的形象，借“狂人”的口，愤怒遗责罪恶的封建制度，挞维护虚伪、残忍的“孔孟之道”的反动势力。鲁迅在《狂人日记》中以满腔的愤怒，深刻地揭露那些封建统治者，在他们高唱孔丘的“仁义道德”的时候，“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他控诉封建社会是“吃人的地方”：“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吃人”，这是对整个封建制度最本质的揭露，是对以孔孟之道为中心内容的旧文化旧道
①鲁迅：《热风》《鲁迅全集》第2卷：第76页德最深刻的批判！鲁迅描绘了“吃人”和“被吃”这种压迫剥削和被压迫被剥削的旧社会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的黑暗现实，指出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实际上是反动统治者“吃人”的历史。孔孟之道的“仁义道德”，就是充满了“吃人”血腥味的反动教条，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鲁迅高度概括了反动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的阶级本性是“狮子似的区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刻划了反动派“又想吃人，又是鬼鬼崇票，想法遮掩”的虚伪凶残的两面派嘴脸。他严正警告：“我诅咒吃人的人”，“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号召人们起来把那“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①的万恶的旧社会推翻。“打倒吃人的礼教”，遂成为革命人民的一个有力的战斗口号
鲁迅在他的政论和杂文中，无情地择击了浸透孔孟毒汁的“三纲五常”，坚决遣责复古主义者宣扬的“忠孝节烈”，批判了“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父权主义和夫权主义，号召人们起来“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痛苦”2的强盗，鼓舞人们反对那些为了推行尊孔复辟路线而制造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反动教条。鲁迅说：“时候已是二十世纪了：人类眼前，早已闪出曙光”③，而那一帮顽固派却要搞复辟。他还痛斥那些宣扬“国粹主义”，反对一切变革的封建卫道土是“现在的屠杀者”。鲁迅及其他激进民主主义者对反动的孔孟之道的尖锐批判，使那些反动顽固派们极为恐惧，他们一方面恶毒攻击新文化运动“覆孔孟，铲伦常”，哀叫“世道浇漓，人心不古，国粹将亡”④；一方面无耻吹嘘什么“中国精神文明更好”，“道德天下第一”，“古人所作
①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第281、284、285、289页。
2③鲁迅：《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1卷，第115、104页。
④鲁迅：《热风》.《鲁迅全集》第2卷，第71页。所说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①鲁迅无情地嘲笑那些“保存国粹”的顽固派的五恶，说只要他们认为是国粹的，“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②顽固派们所吹捧的这种所谓“国粹”，正如一个健康人脸上的“瘤”，额上的“疮”。他们正是把痛疽当宝贝，废物当珍奇，他们是新思想、新文化的凶恶敌人。鲁迅坚决主张割掉这些毒瘤，“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事物（儒道两派的文书）”。③
鲁迅当时虽然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还没有明确的无产阶级观点，但十月革命对他的影响是很深的。基于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认识和仇恨，他对旧社会的反动本质已有一些朴素的阶级观点。一方面，他无比痛恨旧社会，深刻地解剖旧社会，对封建制度和旧文化旧道德的攻击和揭露，恰好打中要害。另一方面，他满怀激情地憧憬新社会，向往一种新的政治领导力量的到来。他说：“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④
鲁迅的战斗，集中反映了长期遭受压迫、剥削的人民群众渴望解放的强烈愿望。鲁迅坚持了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的政治方向。他揭示出以孔孟之道为灵魂的旧社会吃人的本质，要求推翻产生和利用孔孟之道的旧社会。他这种认识，达到了同时代激进民主主义者最高的认识水平，鲁迅为新文化运动立下了丰功。鲁迅的革命道路是和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完全一致的。
①②③4鲁迅：《热风》，《鲁迅全集》第2卷.第31、37、33、45页
吴虞（一八七一一一一九四九年），字又陵，四川新繁人。清末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任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校教授。在袁世凯、张勋之流掀起尊孔复辟逆流时，他写文章反对封建礼教，击儒家谬论，参加了“新文化运动”的行列，对封建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摔击十分激烈，影响较大，曾经名噪一时。但是吴虞毕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由于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资产阶级政治纲领去批判孔孟之道，因而尽管他看到了孔学在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中的反动作用，激烈击封建礼教，但又吹捧孔老二在春秋末年“自是当时之伟人”①；他不但对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没有给予必须的肯定，反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儒法两家采取了一锅煮的态度，甚至攻击法家。后来，随着革命的深人发展和无产阶级的登上政治历史舞台，他也就丢掉“反孔”的口号，退出斗争行列，抽鸦片，写艳诗，消沉，颓唐，倒退随落成为一个封建文人了。
资产阶级民主派陈独秀（一八八○一一九四二年），在新文化运动初期主编过《新青年》杂志，曾以“反孔”面自作伪装，出了风头。但他在工农革命日益高涨，无产阶级即将起而领导革命斗争的转变时刻，始终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害怕人民革命。他之所以“反孔”，“非谓孔教一无可取”，只是因为他认为孔孟的伦理道德“适与欧化背道而驰”②，不合资产阶级口胃而已，他的主张是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建立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完全以“欧化为是”。他还把孔教当作“国粹”，吹嘘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他混淆儒
①《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1号，第4页。
②③《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1号.第11页。
④《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1号：第24页。法斗争，攻击古代著名的法家秦始皇，胡说什么：“秦火以还，百家学绝”，居然把孔学所以成为“支配中国人心”的统治思想归罪于焚书坑儒，把帐算到了秦始皇的头上。①这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当时社会主义学说已在欧洲广泛传播，国内有人要求《新青年》加以介绍。陈独秀却认为，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也很复杂，宣传和实践这种学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特别是他不敢把当时批判旧文化的斗争和政治上反对封建军阀复辟帝制的斗争结合起来，把《新青年》的任务只限于“志在辅导青年，不议时政”。他看不起工农群众，却拜倒在诸如段祺瑞等反动军阀“大人物”的脚下，把国家进步的希望寄托在这些所谓“大人物”身上。及至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使中国革命开始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以后，陈独秀混进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彻底堕落为尊孔派，最后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耻叛徒、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一条之走狗。
混进反封建文化队伍的买办资产阶级文人胡适，原来就是一个尊孔派。他在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卷进了反孔洪流，那不过是投革命之机而已。他站在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孔老二假批真保，无耻吹捧孔老二是“气象阔大的人物”，甚至胡说他是什么春秋末期的“积极的救世派”。③对于法家，他咬牙切齿地加以诅咒和攻击，胡说法家的主张是“极端狭隘的功用主义”，把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革命行动诬蔑为什么“大劫”。④十月革命后，随着革命的深人，他更是进一步公开亮出了尊孔的黑旗，并极力宣
①《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1号，第24页。
②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1号，第1页。
③4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143、76、384页。扬反动的“实用主义”哲学，对抗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成为中外反动派的忠实走狗。
为了适应反对封建制度和儒家旧礼教、旧道德斗争的需要，新文化运动又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反对那种以雕琢晦涩的文言文，来宣扬陈腐思想的旧文学，提倡以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来表达新鲜思想的新文学。鲁迅不仅是反孔的主将，也是文学革命的旗手。《狂人日记》和他的其它白话小说、政论文和杂文，就是出色地把反封建的革命内容和白话文形式结合起来的文学革命的第一批典范成果，起到了“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①的作用。鲁迅为中国新文学开辟了现实主义的道路，树立了光辉的里程碑，他是当时文学革命的杰出代表。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仍然是属于旧民主主义范畴的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文化思想领域里的继续，也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旧文化的一次空前激烈的斗争。它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继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之后的第四次思想解放潮流。《青年杂志》创刊时，连赠送交换在内，每期只印一千分：但到一九一七年时，最高额已达一万五、六千分。读者们称《新青年》为“青年界之良师益友”、“青年界之明星”、“青年界之金针”，有的说读到它“神经感奋”，有的说“青年得此，如清夜闻钟”。②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为这场斗争注入了新的思想因素，从而使它更为深刻和广泛。新文化运动揭穿了封建文化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从政治上思想上给封建主义以沉重打击，起了解脱封建主义束缚的作用，启发人们重新思考问题，追求真
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818页
②《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1号、第6页；第5号，第5页。理，从而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扫除了一些障碍。而这一点，也正是作为近代中国第四次思想解放潮流的新文化运动所特有的重要历史意义。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文化是经过了一个大“破”的过程的。这时所立的虽然还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但经过了这个“破”的过程，在客观上却极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列宁说：“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着想，资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愈有保证。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①列宁说得完全正确。政治上如此，文化思想上也是如此。
但是，正因为这个运动仍然属于旧民主主义的范畴，它就具有很大的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们，看不到旧文化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不能从根本上加以反对。他们也看不到要依靠的社会力量，使运动局限于知识分子圈子里。特别是他们的绝大多数人还不了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提不出正确的解决办法，找不到前进的方向，没有把文化思想上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和现实政治生活中反对封建军阀反动统治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他们中间不少人不能正确对待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不能正确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影响了运动的发展。历史证明，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不能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在文化思想上也不能彻底批判封建主义。政治
①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541页。上、文化思想上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只有中国无产阶级才能完成。
正当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伟大的俄国于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社会历史新纪元，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灯塔，照亮了全世界，也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千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革命树立了光辉榜样，使中国人民在黑暗的夜空中看到了晨曦，看到了自己民族解放的新希望。这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①
一九一九年，在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号召和鼓舞下，中国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又是一场伟大的彻底的文化革命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毛主席指出：“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②这个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对反动孔学的批判。五四运动期间，由于自已的长成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
①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1360、1359页
②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60页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宣告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一九二一年，在无产阶级队伍迅速壮大和马列主义广泛传播的基础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以新的革命理论，新的阶级阵容，展开了新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新篇章。
“一唱雄鸡天下白”。①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终于在一九四九年，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旧中国的反动统治，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创建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过去那种受帝国主义欺凌和国内反动派压榨的苦难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并昂首阔步、坚定不移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是极其丰富极其深刻的，集中到一点，这就是：“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③
①毛泽东：《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毛主席诗词》，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27页。
②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1368、1360页
③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