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戊戌维新运动
第一节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和
改良的两条路线
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掠夺中国人民，撰取高额利润，争向中国输出资本：进一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从而扩大了中国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这就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正如列宁所说：“资本输出总要影响到输入资本的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大大加速那里的资本主义发展。”①
清政府兴办了三十多年的所谓“洋务新政”，经过了中法和中日两次战争，业已彻底破产，官办或官督商办的企业已进人末世，官方再也没有财力来兴办新式企业，原有的企业因为无力支持，有的已改为商办，有的已被外资所并吞，有的奋奄一息，这就给民族工业的发展造成了一些隙缝，使它得以在艰苦的岁月中一步一步地成长起来。
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和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动员着中国人民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斗争。当时的爱国人士把发展工业当
①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785页。作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他们鼓吹“设厂自救”，要求“开民厂”，抵制“洋商洋厂”。而清政府在甲午战后，因允许外资在华“设厂制造”，又为了加强反动统治，解决财政危机，需要增加税收，便放宽了民间设厂的限制。就在这种情况下，有更多的人投资创办新式企业，使中国出现了一个兴办工业的浪潮。
一八九五一—一八九八年间，中国商办企业有了显著的发展。①
从发展的速度来说，在这短短四年中，新创办的厂矿达六十二家之多，总投资额达一、二四○多万元，这速度和规模都算是可以的。另外，从这期间设立的厂矿资本额，按年代来看，一八九五年投资为三三0万元，一八九六年为四三○万元，一八九七年为五七○万元，一八九八年为四三○万元，虽然略有波动，但总的趋势是向上发展的。再从上海、广州、武汉、杭州、无锡、天津等城市历年设立厂矿的情形看，一八九五年为十七家，一八九六年为二十家，一八九七年为二十三家，一八九八年为二十家，也是向上发展的趋势。这就说明，在这期间中国民族工业确有比较显著的发展。
从分布地区来说，民族工业的特点之一是集中性很大，集中在上海、广州、天津等大城市，主要分布在东南地区。但这绝不是说其他地方就没有，如山西祁县，有一家益新电气织染公司，资本亦达十二万元。又如广西贵县，湖北阳新，福建部武等地，也有机器采煤业的创办，这就说明民族工业的发展虽然微弱，但终究有了一层薄薄的基础，不仅通都大邑有其影响，而且
①详见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69一920页。这里应该说明两点：（1）这里只分析从一八九五年到一八九八年这四年设立的厂矿，此前此后均不在论述之列：（2）仅采取纯粹商办的企业，对于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官办招集商股等各种类型，亦不加以论列，以便在性质上严格加以区别。穷乡僻壤也有一点影响了
从发展的部门来说，重工业的发展微乎其微，轻工业的发展则比较有些声势。从这期间的六十二家厂矿来说，属于重工业的有燃料采掘四家，都是煤矿，金属开采冶炼三家，其中一家是银矿，其他两家不明，机器厂一家，共计八家，所占比重不到八分之一。这里唯一值得注意的是一家机器厂，但投资仅仅一万元而已。所谓煤矿业，实际上都只是民用煤的开采，属于工业用煤的绝少，广东北海煤矿投资额最大，也只有八十三万元。轻工业能够比较快地提供利润，符合资本家的要求.这固然是轻工业发展快的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因为重工业多掌握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手里，民族工业在重工业领域难以得到发展，只有沿着阻力较少的轻工业道路前进。六十二家厂矿中有五十四家是轻工业，其中丝厂多达三十四家，超过总数的百分之五于以上，而丝厂又大多开设在广东顺德：纺纱厂七家，比重占第二位，如果把和它有联系的织染、轧花共三家也算在内，该是干家了，比重是六分之一强；与食品工业相联系的面粉、榨油、碾米等共七家。这就说明民族工业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轻工业，经济基础是脆弱的，不巩固的。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初步的发展，但它在小农经济的茫茫夜空中，犹如繁星点点，若隐若现，其力量是很薄弱的，加以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发展就更加困难。帝国主义挟其雄厚的资本与廉价的商品侵人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又享有种种特权，民族资本无力与之竞争。清政府虽然在税收上标榜“华洋一体待遇”，但实际上“洋货在其本国，大率免出口税，销至我国，完至轻之正税，其子口税名完而实免。分运熟货固如是，采购生货亦然。外商货物，成本皆轻，足以制内商之死命而有余矣”①。这种税收上的不平等，使民族工业受到很大的打击。“无如华商智虑初开，行销未广，已成之厂，获利无多，未成之厂，集资匪易，洋商见我工商竞用新法，深中其忌，百计阻抑，勒价停市。上年江浙、湖北等省巢丝、纺纱各厂，无不亏折，有歇业者，有抵押与洋商者，以后华商有束手之危，洋商成独揽之势。商力甚薄，尤为，此近年商务之实在情形也。”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帝国主义排挤、并吞中国民族工业的情形。据一八九八年海关册记载，在外国棉纱的打击下，上海中国纱厂“亏折甚巨”，裕晋、裕源等纱厂“岁岌自危，不可终日”湖北阳新炭山湾煤矿，因欠有法债，后来落人法商手中：由华俄道胜银行买办创办的裕晋纱厂，后来终被外商吃掉，改名协隆：由丁丙、庞元济创办的世经丝厂，开办不久，即于一九年停工，由日商以七万元购去。中国民族工业不仅被“洋商抑勒于外”，而且还被封建势力“阻困于内”。封建的土地制度、封建的官僚制度和清政府执行“抑民奉外”的反动政策，都严重地阻碍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力量也逐渐成长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期间，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力量发展较为显著，而中下层力量的发展却十分有限。据不完全的统计，从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年创办的企业共有一四家，资本总额为二、三O二万元，其中资本在十万元以下者为四十九家，占厂矿总数的四十七点一，总资本额为一
①张赛：《拟请提议照约速定裁厘加税请秘密会议文》，《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3，第33页。
②张之洞：《华商用机器制货请从缓加税并请改存储关栈章程折》，《张文襄公全集》卷45，奏议，第18、19页七三万元，占资本总额的百分之七点五强。其中资本在十万元以上者为五于五家，占厂矿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二点九，总资本额为二、一二九万元，占资本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二点四强。资本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厂矿，多是由官僚、地主、富商和买办创办的，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保持着较多的联系，拥有的厂矿不仅数量多，而且资本比较雄厚，在商办的新式企业中占着优势。他们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资本在十万元以下的厂矿，主要是由那些普通工商业者所创办的，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关系较少或没有关系，拥有的厂矿数量少，资本薄，在商办的新式企业中所占有的比重很小。他们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
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经济力量的增长，势必要求建立一个符合于自己阶级利益的政权，在中国迅速发展资本主义，挽救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因为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关系比较密切，保持着较多的联系，因而选择了改良主义的道路，企图自上而下，不要发动人民群众，不要进行革命，采取不流血的和平手段，建立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君主立宪制度。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因为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关系比较淡薄，他们受压追较重，发展资本主义和挽救民族危亡的要求也比较迫切，因而选择了革命的道路，企图运用革命暴力，消灭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共和国。由此可见，民族资产阶级内部阶层的区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改良和革命的两条路线出现的社会基础。在十九世纪末期，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较有力量，而中下层的力量极其薄弱，所以改良路线占着优势，革命路线在艰难困苦中为自已开辟着前进的道路。
二、孙中山与兴中会
资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代表人物是孙中山。
孙中山（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一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名文，号逸仙，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时，曾经化名为中山樵，后来人们就通称为中山，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翠亨村人。他出身于农民家庭，父亲孙达成是个农民，因为家境艰难，曾经到澳门当过裁缝，以缝纫的收入来补助家用的不足。他的家乡在鸦片战争前后，既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先进地区，也是传统的反清秘密结社天地会活动的地区。太平天国起义前后，广东地区许多人跟洪秀全参加了太平军。太平军也曾几次进入广东地区活动。一八五四年，以陈开和李文茂为首的天地会起义军，曾经遍及两广各州县，几乎无一地没有这支农民军的活动。因此，在这里广泛流传着关于太平天国的口碑。幼年时期的孙中山，自睹了农民受封建剥削和外国侵略者压迫的疾苦，又常常听到太平天国革命故事，从小就在思想上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曾以洪秀全第二自居。
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先到檀香山当佣工，后在茂宜岛经营农牧业，逐渐上升为华侨中的资本家。一八七八年，十三岁的孙中山，随着母亲到檀香山去，“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他在那里人教会学校，学习英文，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一八八三年中法战争前夕归国，在香港皇仁书院读书，一八八六年在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学校学医，一八八七年转人早期改良主义者何启所办的雅丽氏医学校学习，并于一八九二年毕业，此后即在广州和澳门一带行医。家庭出身及求学环境，使孙中山受封建孔孟之道的影响较少，接受的主要是西方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
中法战争的失败，使年青的孙中山受到很大震动。他怀着爱国的激情，立志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从此“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人世之媒”①，积极进行政治活动。他结识了一些对清朝统治极端不满的青年和会党成员。如会党人物郑士良，是他在广州博济医学校的同学，为人豪爽讲义气，后来成为他的亲密战友。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与孙中山四人，经常在一起，“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向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敌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②。还有孙中山的同乡、总角之交的陆皓东，也是他最初的同志。不过，这时孙中山等人所研究的“革命问题”，还跳不出改良主义的圈子，严格说来，这时他还不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同早期改良主义者何启、郑观应关系密切，一度受过改良思潮的影响。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他感到民族危机严重，北游京、津，写了《上李鸿章书》，幻想得到李鸿章的支持，希望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这里所表现的还是改良主义思想。他认为“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财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③。清政府只要真心实意地进行变法维新，改革封建专制政治，仿行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提倡科学技术，发展农业，振兴工矿贸易，中国就可以富强起来。由于这次投书遭到李鸿章的拒绝，加上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刺激，使他更加认识到清
①②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68、169页
③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5页朝统治的黑暗腐朽，“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①，于是槟弃改良幻想，比较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
一八九四年冬天，孙中山再到檀香山，在华侨中建立了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一一兴中会，这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正式开始。兴中会起初是极端秘密的，由刘祥、何宽任正副主席，主持其事。参加兴中会的成员，以经营小商店和小农场的华侨为主体，还有相当数量的工人、医生、会党等，起初是二十余人，后来达到一百二十余人。有一个统计说，一八九五年广州起义前兴中会会员共一六○人，其中有商人（包括农场主）八十六人，工人三十八人，医生三人，会党十人，还有少量的公务员、传教士、水师官兵等。2由此可见，这个组织的基本成员是中小资本家、自由职业者，还有部分劳动人民。
兴中会成立时，发表宣言说：“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瞬，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自前”。为了“呕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于将倾”，决定“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③
一八九四年十二月，孙中山和他的同志邓荫南等，从檀香山到达香港，联合杨衢云、谢赞泰等组织的“辅仁文社”，于一八九五年二月成立兴中会总部，对外称“乾亨行”，以商业为掩护。孙中山此际风尘仆仆，来往于港澳和广州等地，为革命而动员会党，联络绿林豪杰，筹划起义经费，扩大革命组织，他成为职业革命家，后被会众公推为会长。他将檀香山《兴中会宣言》作了重要修改，揭发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造成的瓜分危机，厅责了清
①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孙中山选集》上卷，第24页。
②冯自由：《兴中会初期孙总理之友好及同志》，《革命逸史》第3集，第1页。
③《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宣言》，《辛亥革命》第1册：第85页。朝统治“暴过虎狼”的罪行，大声疾呼有志之士，迅起救亡，“振兴中华”①。在会员誓词里，他提出了“驱除鞋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②的革命纲领。合众政府一词是仿照“美利坚合众国”而来的，合众政府就是联邦政府，它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种形式。兴中会把握住了国家政权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并且把推翻封建的清王朝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结合起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兴中会决定采取武装斗争的方法。这是兴中会及其领袖孙中山对民主革命的一个贡献，也是资产阶级革命路线同改良主义路线最本质的区别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广州裁撤了一批原来准备开赴前线的援军，他们因失业而愤满不平，便加入了革命队伍。还有三元里当年抗英的团体，北江和西江地区的绿林豪杰，也都成为兴中会组织的起义力量。他们原定于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计划先由香港兴中会方面运来起义者三千人，由朱贵全、丘四等率领进广州发难，起义军以红带为号，口号是“除暴安良”，所需经费与械由杨衢云在香港负责经办。杨衢云想乘机夺取起义的领导权，孙中山为了团结对敌，便把兴中会会长职务让与了杨衢云。孙中山会同郑士良、陆皓东等到广州，设立秘密机关，对外称“农学会”，以研究农业科学为掩护而进行起义部署。到二十六日早晨，广州方面的起义者齐集机关待命，忽接杨衢云来电称，须推迟二日，人械始能前来。当时，因叛徒告密，风声已泄露，孙中山立即回电“正办”，但香港的复电却说：“货已下船，请接。”清两广总督谭钟麟得此消息后，起初并不相信。他说：“孙文一狂士耳，其创农学会，李少帅（鸿章）且赞助之，焉敢
①《香港兴中会宣言》《辛亥革命》第1册，第87页
②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18页造反？”后又得香港密探电告，始大惊失色，急忙调来长洲营勇一千五百人到省防卫，并逮捕陆皓东等人。二十七日，香港船到广州，船上的起义者二百多人一上岸，朱贵全、丘四等四十余人就被逮捕，手枪六百余支也被查获，余众惊散而走。这次起义经过半年多的准备：是革命党人发动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其自的是夺取广州，建立革命根据地。因为步调不一致和叛徒告密，使这次起义尚未发动，即被清政府扼杀于摇篮之中。革命党人陆皓东、朱贵全等四十余人牺牲。当时孙中山、陈少白尚在广州城内，后来辗转逃出，由香港到达日本，在日本横滨设立了兴中会的分会，日本报纸大量刊载中国革命党人活动的消息。从此，孙中山名闻海内外，成为革命党人公认的领袖。这次起义被称为“乙未广州之役”
兴中会的成立，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纲领的提出，并组织广州起义准备将革命纲领付诸实践，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路线已经初步形成。但是，由于当时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经济力量还很微弱，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既没有形成完整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又没有取得中国革命主力军农民的支持，所以国内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基础极其薄弱，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早期活动，还只限于海外华侨和广州一带，对国内政治生活尚未发生重大影响。
三、康有为与“公车上书”
资产阶级改良路线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
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一九二七年），原名祖治，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银塘乡人。他的祖父康赞修，为道光年间举人，做过连州训导，他的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可以说他是出身于地主小官僚的家庭。他的父亲早逝，幼年的康有为主要是跟着他的祖父，学习中国古代的典籍一诸子百家，但主要政读孔孟之道的封建主义文化。一八七六年，康有为执赞于同邑大儒朱次琦门下：这个朱次琦是很票拜顾炎武的，其治学也以经世致用为宗旨，这对康有为有着一定的影响。一八七八年，闭门探索“经世”之学的康有为，由于广泛涉猎了法家著作和魏源的《海国图志》等近代名著，开始接受了通达国体、真切实用的法家思想的影响，而对韩愈之流的封建道学则产生了厌恶心理。他认为韩愈“道术浅薄，窃谓言道当如庄（子）、荀（子），言治当如管（仲）、韩（非），即《原道》亦极肤浅，而浪有大名。”这说明青年时期的康有为，曾经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公开遣责了封建道学而为法家说了几句好话，从而碰撞了千百年来封建统治的思想牢笼，标志着他的思想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尽管他对韩愈的摔击是无关痛痒的，但却触怒了他的老师和同学，遭到了厅责和围攻。朱次琦骂他狂妄，同学说他不逊。然而，老师的怒容恰好暴露了这位师爷的儒家横暴的本来面目。康有为虽然挨了这顿没头没脑的闷棍，但他并没有裹足不前，而是在当时动荡时局的推动下，一步步地开始了新的政治生涯。当时中国面临着严重的边疆危机，洋务派却在“自强新政”的幌子下加紧镇压人民革命，并极力阻挠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正在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为了本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开始酝酿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正是在这民族危亡、社会矛盾加剧和改良思想兴起形势的推动下，遂使康有为对于那种
①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第113页。日理故纸堆中，皓首穷经的考据之学，逐渐发生了庆倦的情绪。他认为即使著书满架，名噪海内，又复何用？他开始朦胧地意识到应该探求一种新兴的学问了。
一八七九年，康有为终于离开了朱次琦，移居西樵山白云洞。这时，他一方面仍然探求所谓经世致用之学，如阅读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另一方面开始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既而得《西国近事汇编》、李口《环游地球新录》及西书数种览之。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①这个年轻人在西学的影响下，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新事物，并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寻找真理。
一八八二年，康有为前往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道经上海，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为了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康有为这时候只要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不论什么书他都看，从外国侵略分子林乐知创办的《万国公报》，到徐继的《瀛环志略》，从中外地理到声、光、化、电之学，他是无不接触的。他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资产阶级政治观点，继承厂历史上法家的爱国和主张变革的思想，经过“专精问学，新识深思日新大进”③，初步形成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体系。
一八八八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这时正是中法战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激情不断高涨。面对着这种形势，康有为写出了五千言的《上清帝第一书》，
①2③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第115、116页去叩紫禁城的大门。这个三十一岁的青年人，凭着他的爱国之心，也凭看他的忠于清廷的臣下之心，指出外患极其严重，中国面临着被俄、英、日、德等国侵略的危局，清政权则腐朽堕落，民穷财尽，若不急起直追，必将外面亡于列强，内而被人民起义所推翻，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拖是拖不下去了。在这次上书中，他进而提出了挽救危亡的三策，即变成法、通下情和慎左右。所谓变成法，就是革除弊政，参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结合中国当前具体情况，适当加以改变。所谓通下情，就是要了解社会中下层的动态，要给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政府要设立“训议之管”，以备咨询。所谓慎左右，就是要提拔维新人才，参预新政，罢逐顽固守旧的官僚。在这里，康有为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领袖人物，第一次向清政府提出了变法维新的主张，这好象在一潭死水中投入了一块巨石，必将引起一场政治波动。
布衣之士康有为的上书，轰动了整个北京的官场，遭到了顽固派和洋务派的攻击。这年冬天，塘活海口封冻，康有为暂时无法乘轮南返。于是，他留在京师，继续进行政治活动。他结识了许多比较开明的小官僚，他们后来大都成为维新派的人物，如翰林院编修黄绍箕、刑部郎中沈曾植、国子监祭酒盛昱等：并通过盛昱结识了当政的大官僚、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他帮助都察院御史屠仁守起草奏稿，参劾醇亲王奕还，要求停修颐和园，实际上指责那拉氏的挥霍：要求宦官不得干政，矛头直指那拉氏的亲信李莲英。此折上后，那拉氏勃然大怒，给予屠仁守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康有为的活动，引起了顽固派的嫉视，他们加以阻挠，不肯把他的上书转达给载活。康有为这次本来已经考中举人，但顽固大臣徐桐认为“如此狂生，不可中”，竟临时抽出了他的考卷，使他没有考取。但康有为并不悲观，他赋诗言志说，“治安一策知难上，只是江湖心未灰”。D他把自己比作上治安策的汉代贾谊，并决心继续从事改良变法的准备活动。一八八九年十月，康有为南归。一八九○年，他开始在广州云衢书屋（一八九一年转长兴里，一八九六年移“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宣传变法维新的思想和主张。他的弟子有梁启超、陈干秋、徐勤、麦孟华等人，其中特别是梁启超，成为维新运动中的主要人物，后来康、梁并称。
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一一九二九年），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县茶坑村人。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封建文人，出身于和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地主家庭。十五岁时，梁启超受业于阮元在广州创办的“学海堂”，沉酣于乾嘉学派的所谓训话词章之学，他还没有摆脱“中学”的旧框框。梁启超十七岁考中举人，一八九○年到北京参加会试，在这里他开始看到《瀛环志略》和江南制造局翻译的外文书籍，初步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这年他没有考取，回到广东后拜见康有为。他在康有为的启发下，“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于南海之门”。②从此，他系统地接受了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成为康有为的得意门生。这时的康有为在广州是白天教书，晚上著书，他的学生梁启超等则一面受业，一面帮助他著作。康有为在这期间陆续完成了一批思想理论方面的著述。其中主要是《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新学伪经考》是康有为的第一部理论著作，于一八九一年
①康有为：《感事》，《南海先生诗集》，《戊戌变法》第4册.第336页。
②梁启超：《三十自述》刻版刊行。这里所说的“经”，是指儒家的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相传这些书是经过孔老二编订的，成为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经典”，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西汉末年，在孔丘旧宅的墙壁中，发现了一批用形文字（即秦统一前的篆文）所写的儒经，与当时用隶书所写的通行本子有别，从此产生了古文经和今文经两个学派。两派各争正统地位，长期争吵不休，后来古文经学占了优势，今文经学逐渐泯灭。康有为站在今文经学的立场，经过多方论证，说古文经是刘歆帮助王莽“篡汉”而伪造出来的。所以，他把古文经学称为“新学”，即王莽的新朝之学，以此来打击古文经学，说它不是经过孔老二删订的“真经”、而是伪经。应该说，康有为的论断并不正确，古文经不一定是伪造的东西，康有为的这种考证，主要是为其改良主义政治目的服务的。他把封建统治阶级长期以来奉为神圣不可触犯的儒家经典，突然宣布为一堆伪造的古董，这不能不引起封建顽固派的仇视和惊恐，从而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一场政治风波。虽然《新学伪经考》遭到了清政府禁毁，但它的问世，却把“恪守祖训”和泥古不化的孔孟之徒狠狠地给了一闷棍，既然他们的儒家经典全是
大
新学偶冠伪造的，那么以孔孟之
同道为精神支柱的封建专
书制统治不就失去存在的理论根据了吗？这就为
考被儒家思想桔着的人门，开辟了思想解放的途径。正是从这个意义
康有为的部分著作上说，《新学伪经考》具有明显的反儒倾向。但是，《新学伪经考》要打倒古文经，却要树立今文经在思想界的支配地位，还是想从儒家经典中寻找变法维新的根据。可见康有为倡导维新变法时，他只是给孔丘的僵尸穿上了时髦和吓人的盛装而已。
《孔子改制考》是《新学伪经考》的姊妹篇，是一八九二年开始撰写，一八九六年定稿，一八九七年在上海刊行的。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它提出和论证了历史进化论的观点。反动的儒家历史观是复古主义的，是颂古非今的，认为尧、舜、禹、汤、文、武的时代都是至治的盛世，而后来则一代不如一代，这是反对社会发展前进的反动史观。康有为于一八九六年阅读了严复所译《天演论》草稿，吸收了西方进化论思想，结合法家“法后王”的主张，附会公羊学派的“张三世”说，提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三世进化学说，认为后一阶段都比前一阶段进步，历史愈变愈进步。但是，康有为的进化论，归根到底是一种庸俗进化论。他只承认量变，不承认质变，宣扬和平渐进，反对飞跃和根本的变革。他虽然承认历史是进化的，但却认为这种进化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既不能超越阶段，又不能进行剧烈的变革。这种历史进化论，成了康有为鼓吹和推行改良主义路线的理论武器。
第二，康有为发挥了“托古改制”的思想，把孔丘打扮和美化成变法维新的鼻祖。康有为编造说：被儒家奉为经典的“六经”，都是孔丘为了改变当时的社会现状，按照自已的政治思想假托古人的言论写出来的，这说明孔丘是托古改制的鼻祖，“六经”是托古改制的范本。但是，事实上，孔丘并没有搞过“托古改制”，更不是什么变法维新的鼻祖，而是一个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一切反革命复辟势力的祖师爷。康有为的孔丘改制说，实际上是他借孔丘这个“权威”来宣传自己的托古改制论，企图拿孔丘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实行变法维新的护身符。康有为有过一段表白：“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①这充分表现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软弱性。
《孔子改制考》的问世，在当时社会中同样引起了很大反响。
此外，康有为还于一八八四一一八八七年间写了《人类公理》一书，一九O一——一九O二年，他在流亡印度期间，把《人类公理》修改成《大同书》。《大同书》是康有为混合公羊学派的“三世”说、《礼记》的“小康”和“大同”说、佛教的慈悲平等说、卢梭的天赋人权说、耶稣的博爱说，吸收了西欧一些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拼凑、臆造而成。《大同书》共分十部，第一部“人世界观众苦”，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人生的各种苦难。但他说：“贫贱人有苦，富贵人、甚至帝王也有苦。”这就抹煞了阶级界限，企图调和社会阶级矛盾。康有为认为人生苦难的根源在于私有财产制度，并提出用“公工、公农、公商”的办法以“去人之私产”。但是如何达到“公工、公农、公商”？他说：“此事甚易”，“去人之家”即能实现。梁启超说：《大同书》“全书数十万言，其最要关键，在毁灭家族。”②这显然是办不到的。《大同书》其余九部具体地描绘出他所幻想的“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大同之世”。《大同书》反映出康有为既害怕资产阶级革命的“铁血之苦”，更害怕当时世界上已经出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铁血之苦”，想乞灵于人的“本性”，发挥“不忍之心”，劝诱人们不要进行阶级斗争，放弃革命，不分阶级地携起手来，走向“大同”。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
①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一九五八年版，第267页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戊戌变法》第1册，第439页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①
康有为不仅制造了变法维新的理论，把改良主义思潮发展成为完整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体系；而且发动了带有一定群众性的“公车上书”。
一八九五年三月，康有为、梁启超到北京参加会试。四月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群情悲愤，立即掀起了反对割地求和的浪潮。康有为联合广东、湖南两省籍举人，到都察院上书反对割台，主张抗战，这就大大地激发了人们的救亡热情。于是，都察院门前车如流水马如龙，上书如雪片一般飞来，台湾籍举人包围了都察院长官的车轿，垂涕请命，希望用自己的泪水，洗刷清廷统治的污垢，恢复祖国的尊严和独立。随着救亡浪潮的迅速高涨，康有为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请愿运动。他联合全国十八省举人聚集达智桥松筠庵，讨论联合上书请愿，会后康有为写了万言书，签名举人共一千三百余人，并于五月二日到都察院呈递，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②，即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二书》。上书以后，虽然都察院借口和约已经签字，无法挽回，拒绝为他们代呈，但这个上书已经为人传抄，广为流传，在社会上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这次上书中，康有为提出四项办法，来解决当前的国是：一、载活下罪己、明罚和求才之诏，这叫做“下诏鼓天下之气”；二、要求将首都从临近沿海的北京，迁到内地长安，以便进行抗战，以二万万两赔款充军费，誓不对日求和，这叫做“迁都定天下
①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1360页
②汉代的取士制度主要是通过察举和征召，被征召的士子用公家的车子接送，称为“公车”，后来便称人京会试的举人为“公车”，含有尊称的意味。“公车上书”就是会试举人上书的意思。全文内容见《戊戌变法》第2册《上清帝第二书》
松筠庵一公车上书开会的会址之本”；三、要求选将、练兵、购械，与日本决一死战，这叫做“练兵强天下之势”：四、中国自前“当数十国之凯，值四千年之变局”，非进行变法不足以挽救危亡，这叫做“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认为：这四项办法中的前三项，都是治标的办法，叫做“权宜应敌之谋”，只有后一项才是治本的办法，叫做“立国自强之策”。关于变法的本身，他提出了富国之法、养民之法和教民之法三项建议。富国之法是国家发行钞票，充许私人投资办工业，包括铁路、工厂、轮船公司和采矿等。养民之法是使农业现代化，鼓励商业发展，包括农业生产机械化，发展农业科学，成立合股公司等。教民之法是讲求西学，改革科举，成立图书馆和创立报馆等。另外，他提出了裁撤允官，紧缩机构，澄清更治，改革官制，在各地设立“议郎”，即实质上要求设立议院等。总之，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变法维新的政治纲领。
以康有为为首的“公车上书”，是将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变为政治运动的起点。它冲破了长期以来清朝黑暗统治下一潭死水的局面，带来了思想解放的潮流。顽固守旧的闸门已被打开，社会上广泛谈论着变法的事情，上海专门出版了《公车上书记》的小册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更加广泛地传播起来。
从改良思想的酝酿，到变法理论的创立，再到发动具有实际斗争意义的政治请愿运动，说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路线已经基本形成。
四、维新运动的高涨和帝国主义的阴谋
中日甲午战争后，改良派与帝党相互利用而结合，逐步开展着维新运动。
正当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帝后党争愈演愈烈的时候，资产阶级改良派打着变法图强的旗帜，登上了政治舞台。帝党企图利用改良派这股新起的社会力量，通过变法维新，排厅后党，扩大本集团的势力，来挽救摇摇欲坠的清朝统治。改良派蔑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坚持英雄造时势的唯心史观，认为“中国人主之权，雷霆万钧，唯所转移，无不披靡”①，幻想依靠载活的“政治权威”及其亲信大臣的“力量”，作为进身之阶和推动变法的桥梁。于是，帝党和改良派在相互利用的基础上结合起来。当然，他们之间也有矛盾，因为改良派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要求参加政权，主张民权平等，实行君主立宪：而帝党则是封建统治集团，要求巩固封建皇权，憎恨民权平等说，但又不得不暂时容
①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188页。忍它。
“公车上书”后，康有为考中进士，并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但他觉得这个职位太低，不值得为这个小差事去奔走，所以没有就职。一个月以后，五月二十九日康有为写成了他的《上清帝第三书》，陈述了自强雪耻的策略，分为富国、养民、教士和练兵四项，这封上书终于在六月三日被上递到载活手里。六月三十日康有为又写出了他的《上清帝第四书》，这在北京官场里引起了很大的注意。帝党重要人物翁同亲自去拜访康有为，两个人反复地商讨了变法事宜。其他帝党官僚如孙家、文廷式、徐致靖、徐仁铸、杨深秀、高燮曾、张荫桓、李端菜、杨锐、林旭、刘光第、黄遵宪、汪康年、黄绍箕等，都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同党”，与康、梁往还密切、时相过从。改良派和帝党的结合，使资产阶级改良派获得了政治后台或靠山，这就加速了维新运动的发展。
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除上书请愿外，还成立学会、出版报纸和兴办学堂，加紧对知识分子和官僚进行宣传组织活动。
一八九五年七月，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自己出钱，办《中外纪闻》报，由梁启超、麦孟华帮同撰稿，其形式与朝廷的《邸报》相同，每日木刻一小册，共印千余份，托送《邸报》的人随之分送在京官员，不收报费，企图借此打开官僚们的眼界，转变他们的思想。八月，康与文廷式等在京组织强学会，这是一种具有研究时政和政党两重性质的组织，既借以讲习资产阶级政治，也借以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一种政治力量。学会每十日集会一次，每次有人演说，还出版报刊，准备办一个图书馆。学会的负责人是陈炽，康有为负责起草序文和章程。
参加强学会的人，不仅有帝党的大官僚如翁同、孙家等人，而且还有一些地方督抚和将军们。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直隶总督王文韶各捐五千两以充会费，提督宋庆和聂土成各捐数千金人会，道员袁世凯也捐款五百元人会。李鸿章表示愿意捐献二千两申请入会，因这个卖国贼臭名昭著，遭到拒绝。李鸿章对此深为不满，他在出国考察时的前夕，曾凶相毕露地扬言：“若辈与我过不去，我归，看他们尚做得成官否？”①张、刘、王、袁等所以捐款入会，并不是真的赞成维新运动，而是阳借“赞助”之名，阴行控制之实，以便将维新运动纳入他们那一伙买办官僚搞的洋务活动的范围之内。
随着维新运动的蓬勃发展，以那拉氏为首的顽固派人物，如荣禄、刚毅、徐桐、怀塔布、许应等，群起反对，企图把这次运动扼杀于摇篮之中。他们对改良派视如仇敌，徐桐准备参劾康有为，要求将他严办。京师大街上发现了对改良派进行排谤和攻击的揭帖，风声有些紧张。在陈炽的劝告下，康有为为了避祸，离京南下，于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到了上海。十一月，康有为在上海成立强学会，翌年一月出版了《强学报》。上海强学会成立后，江浙一带著名人士如张誉、陈三立、章太炎、汪康年、黄遵宪等都纷纷人会，上海的维新运动也发展起来。这种形势，使改良派很高兴，他们说强学会“主之者内有常熟（翁同），外有南皮（张之洞），名士会者千计，集款亦数万”。②他们的眼睛总是向上看的，广大群众却不在他们的视线范围以内，这正是他们的运动的致命弱点。顽固派极力反对维新运动，刚毅说：“改革者汉人之利也，满人之害也。”李鸿章唆使其亲家、御史杨崇伊上奏参劾强学会，那拉氏便逼令载活封闭了强学会和《中外纪闻》报。张之洞一看风色不对，便借口不同意“孔子改制”之说，停止供给
①汪大燮：《致汪康年、治年书》，《汪卿先生师友手札》。
?谭嗣同：《上欧阳瓣蕴师书》：《谭同全集》第334页。上海强学会经费，并查禁了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
顽固派虽然封闭了京沪强学会，但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已经在各地展开而不可遏止了。一八九六年一月，黄遵宪、江康年倡议，以上海强学会余款创办《时务报》旬刊，于八月九日出版，汪康年负责筹款，梁启超被电邀来沪担任主笔。梁启超以他那笔锋常带情感的风格，和通俗流畅的文字：陆续发表了《变法通议》等一系列论文，比较系统而又详尽地宣传了维新变法的理论，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据说“江淮河汉之间”的人士“争传诵之”。《时务报》出版以后，八个月之间行销万余份，“为中国办报以来所未有”，上海成为维新运动的重要地区。
在南方的是上海《时务报》，在北方的是天津《国闻报》，这是宣传维新思想的两个重要阵地。《国闻报》是由严复和他的朋友夏曾佑、王修植等，于一八九七年十月创办的，初为旬刊，后来增出日刊。严复（一八五三一一一九二一年），字几道，号幼陵，福建福州人，出身于一个贫困的中医家庭。一八六七年，十四岁的严复，考人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所主持的福州造船厂的船政学堂，学习英文、自然科学和造船技术，毕业后在军上实习。一八七七年，二十四岁的严复被派往英国留学，学习了三年海军，他研究物理、化学、海军战术、枪炮、营垒诸学，并对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有较多的了解。一八七九年学成归国，一八○年在天津水师学堂任总教习等职达二十年之久，学生遍布于海军中。
中日甲午战后，严复深深感到国家民族危亡的严重性，他认为只有向西方学习，才能挽救自己的祖国。为此，他陆续翻译并出版了赫背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肆言》，穆勒的《名学》和《群已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铨》，孟德斯鸠的《法意》等
书，第一次比较系统的把
陕官殿茂道先生述
西方的资产阶级哲学和社
会政治学说介绍到中国
来，在社会上发生了很大
的影响。尤以《天演论》一
书出版以后，不腔而走，风
行海内，在中上层知识分
子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从中
国儒家的典籍中摆脱出
来，接受了资本主义的思
想和文化。吴汝纶在给严
复的信中写道：“得惠书并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封面
大著《天演论》，虽刘先主之得荆州，不足为喻，比经手录副本，秘之枕中。”①鲁迅回忆他青年时代的生活时写道：“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倚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②可见当时影响之深。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把严复同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除了翻译，严复于一八九五年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函》、《原强》、《救亡决论》和《辟韩》四篇论文，通过这些论文，他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文化，批判了中国的封建主义文化，提出了尊法反儒的观点，就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发表了纲领性的意见：他希望提倡西学，设立议院，在中国建立一个象英国那样的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的国家。
吴汝纶：《答严幼陵》，《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卷1，第159页
②鲁迅：《朝花夕拾·屑记》，《鲁迅全集》第2卷，第406页
除了北京、上海和天津以外，湖南也是维新运动最活跃的省区。长沙的“时务学堂”，是当时全国学堂中较好的。时务学堂的创办人之一，便
严复手迹是激进的改良主义思想家谭嗣同。谭嗣同（一八六六一一八九八年），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出身官僚地主家庭，他父亲谭继询，曾任湖北巡抚。谭嗣同青年时代，喜欢读法家王夫之、黄宗羲和尊法反儒思想家龚自珍、魏源等人的著作，后来游历全国各地，结识了不少进步朋友。中日甲午战后，谭嗣同首先在他的家乡浏阳发起成立了学会，这是湖南维新运动的起点。一八九五年，谭嗣同到北京去会见康有为，由于康已南归，未曾见到，他与梁启超在京订交，从此成为密友。一八九六年至一八九七年间，谭嗣同因其父为其捐官，在南京待缺江苏候补知府。他从中国古代法家著作中吸取营养，又从西方文化中学到一些科学知识，逐步形成了他的变法思想体系，写成了《仁学》一书和其他许多著述，主张冲决一切封建网罗，对封建制度和孔孟之道的纲常名教进行有力地批判。
一八九七年，湖南有一批主张变法的官更，即湖南巡抚陈宝
①杨廷福：《谭嗣同年谱》第70页。按：此会无名，谭嗣同说：“先小试一县，邀集绅士讲明今日之时势与救败之道。”识和他的儿子陈三立、署按察使黄遵宪、提学使江标及其继任者徐仁铸等，邀谭嗣同回长沙主持新政。梁启超这时被张之洞排挤出上海《时务报》也前往湖南，加上当地唐才常等人，他们以南学会作为推动维新运动的核心团体，以时务学堂作为培养变法人材的处所，以《湘学报》和《湘报》作为鼓吹变法维新的喉古。
时务学堂由梁启超任总教习，谭嗣同、唐才常等任分教习，学生第一批四于人，设立经、史、子、西学等课程，积极宣传改良主义思想。他们利用讲课和批改学生作业的机会，宣传民权平等和变法维新的思想，说“今日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春秋大同之学，无不言民权者”，“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毗裂”①。南学会成为湖南新政的主要组织，具有学会与地方议会的两重性质。每周集会一次，举行讲演，演说国际形势与维新原理，这是学会性质。地方有事，通过会议而执行，这是议会性质。南学会会员千数百人，省城设总会，各州县设分会，浏阳、部阳、长沙、郴州、常德、衡州等各地的学会，都是办得有声有色的。因此，湖南的维新运动发展得比较广泛和深人。
维新运动在湖南的发展，引起了顽固派的激烈反对，湖南地区新旧斗争激烈，势如水火。当地土豪劣绅王先谦、叶德辉等，率领顽固党徒，自称“保卫圣道”，打着孔孟之道的破旗，进行疯狂的反扑。他们咒骂改良派是“背叛君父，诬及经传”，说时务学堂是“伤风败俗”，“误尽天下苍生”，说南学会是提倡“一切平等，禽兽之行”，造成“无父无君之乱党”。王先谦上书陈宝箴，说康有为“心迹乱”，请即处死，以免“留此祸本，终成厉阶”。②叶
①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课艺批》，《戊戌变法》第2册，第548页
2王先谦：《虚受堂文集》书札.卷1.第40页。德辉则狂叫：“断不可以康有为搅乱时政，使四境闻鸡犬之不安。”①思想斗争转成政治斗争，顽固派采取暴力行动，于一八九八年六月三日，他们腐集在长沙大成殿，祈祷“至圣先师”孔老二后，将邵阳分会会长樊锥驱逐出境，无耻地攻击他“丧心病狂”，“真汉奸之尤”。顽固派在长沙城厢内外，遍贴匿名揭帖，对维新人士进行攻击。他们哄散南学会，殴打《湘报》主笔，阴谋捣毁时务学堂。梁启超被迫出走，其他改良派人物也纷纷出走，维新运动受到很大的摧残。唯独谭嗣同不走，他说：“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今日但观谁勇猛耳。”2他不愧为改良派中的勇猛斗士。毛主席说：“在从前，在旧中国，讲改革是要犯罪的，要杀头，要坐班房。但是在那些时候，有一些立志改革的人，他们无所畏惧，他们在各种困难的条件下面，出版书报，教育人民，组织人民，进行不屈不的斗争。”③谭嗣同等正是这些不怕杀头，不怕坐班房的志士。
从一八九五年到一八九七年，改良派在全国各地设立了许多学会、学堂、报馆和书局，进行变法运动。据统计，全国当时这类组织共五十一所，其中学会三十三，学堂十七，报馆九，书局二，以地区来说，湖南十五，江苏十三，广东十一，北京六，广西二，陕西、湖北、浙江、福建各一。这是最低估计，实际数字当会更多，这说明维新运动已经带有一定的群众性，在全国各地已经发展起来。
①叶德辉：《与南学会皮鹿门孝廉书》：《翼教丛编》卷6，第23页
②谭副同：《上欧阳瓣蕴师书》：《谭嗣同全集》第303页。
③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510一511页
类湘
国开报案骗
知
时
编学报
新
务
报
报
戊戌时期出版的报刊
维新运动的兴起，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极大注意。这时，以沙俄为首的俄、德、法集团和以英国为首的英、美、日集团，竞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命争夺对清朝政府的控制权。封建性很大的沙俄，支持中国最顽固保守的后党，通过后党控制了清政府。后党在沙俄的武力保护下，维持其封建统治，并为沙俄实现其“促进俄化中国的计划”而卖力。为了对抗沙俄和夺取对清政府的控制权，英、美、日集团便倾向于支持当时还不甚当权但正在争取当权的帝党，并拉拢已与帝党结合的改良派，阴谋操纵维新运动，改变它的性质，将其引向符合自己利益的轨道上来。一八九五年强学会成立，英、美使馆很感“兴趣”，表示愿助图书仪器。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英国传教王李提摩太、美国传教士李佳白都公开加人了强学会，对帝党、改良派施加影响，企图把他们培植成自己侵略中国、夺取特权的工具。李提摩太拜访翁同，提出所谓改革中国政治的意见书（即次年发表的《新政策》），托他转呈载活。《新政策》的实质是要帝党在推行新政时把中国的军、政、财、文大权统统交给英、美侵略者，妄图把中国变为它们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也不甘落后，一八九八年初，日本政府派神尾光臣等三个特务到中国，宣扬什么“中日亲善”、“同文同种”、“兄弟之邦”，表示要帮助中国变法。他们到汉口见谭嗣同，兜售“中日同盟”的黑货。日驻泸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则在上海召开“亚细亚协会分会”，拉拢帝党和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对伪装支持维新运动的帝国主义分子缺乏认识，幻想得到英、日的帮助以对抗沙俄支持的后党，推进维新运动，竟然提出了联英、日的主张。唐才常说什么“今日人既愿联盟我，且愿密联中、英相椅角，且愿性命生死扶持，千载一遇，何幸如之”。①九月，日本军国主义头目、甲午战争罪犯伊藤博文亲自出马到北京，大唱“共筹东亚安全之策”的滥调，宣传沙俄对中国的威胁，表示要帮助中国变法图强，共同抵抗沙俄在东方的扩展。他得到改良派的信任，并受到载恬的召见。有人甚至奏请留他为指导新政的客卿。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经过乔装打扮的日本战犯和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不论其口头上唱着什么高调，他们干的都不外是要继续在中国掠夺特权，以达到其最终变中国为殖民地的罪恶目的。
①唐才常：《论中国宜与英日联盟》，《戊戌变法》第3册，第104页
第二节尊法维新与尊孔守旧的大论战
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潮流
一、爱国与卖国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传播和维新运动的开展，引起地主买办阶级的极大仇视和疯狂反对。改良派和顽固派、洋务派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爱国还是卖国，是双方论战的主题之一。
中日申午战后，面对着帝国主义变本加厉的侵略，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怎样对待帝国主义侵略，就成了中国各阶级和各阶层的首要问题。
在瓜分大祸迫在眉睫的严重关头，清朝封建统治者坚持安协投降路线：公开宣扬卖国主义，企图依靠帝国主义，镇压维新运动，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醇亲王载注就曾无耻地宣布：“我国之兵，为防家贼而已，非为御外侮也”。顽固派大臣刚毅根据那拉氏“抑民奉外”的反动政策，无耻地说什么：“我家之产业，宁可以赠之于朋友，而必不男诸家奴。”②另一个顽固派大臣徐桐“恶西学如仇，门人言新政者，屏不令入谒”。他公然宣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这就是说，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不惜出卖民族利益，甘心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而决不充许人民起来造反，决不充许资产阶级进行变法维新。洋务派头子
①②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第1册，第290页
③《清史稿”卷471，《徐桐传》。李鸿章打着孔老二“礼之用，和为贵”的破旗，高唱“以和为妥”的滥调，卖身投靠帝国主义，特别是葡匐在老沙皇的膝下，力图让清廷“托庇于其势力之下”。后起的洋务派头子张之洞公开扬言：如果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亦当有小朝廷，吾终不失为小朝廷之大臣也。”②奴才的嘴脸，汉奸的灵魂，真是暴露无遗。
改良派继承了历史上法家的爱国传统，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批判清朝统治者的卖国主义。他们反复申述对于外国侵凌的激愤，对于民族命运的忧虑，对于国家富强的期望。康有为把当时的中国譬喻为一个“枯干瘦赢，无精气”的垂死老人。他指出：“俄北瞰，英西，法南瞬，日西，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岁哉！”③“吾中国四万万人口，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因，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奇惨大祸，真有不能言者也。”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卖国，致使两个月来，“失地失权之事，已二十见，来日方长，何以卒岁！”他大声疾呼：“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号召人们奋起救国，只要“吾四万万人皆发愤，洋人岂敢正视乎！”谭嗣同在评论《马关条约》时，尖锐地指出：“和约中通商各条，将兵权、利权、商务、税务一网打尽。随地可造机器，可制王货，又将火轮、舟车、开矿、制造等利一网打尽。将来占尽小民生计，并小民之一衣一食皆当仰之以给，自古取人之国，无此酷毒者！”5他怒斥清政府“竞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严复也惊呼帝国主义的侵
①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第87页。
②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第1册，第269页。
③康有为：《强学会叙》，《戊戌变法》第4册，第384页
④康有为：《三月二十七日保国会上演讲会辞》，《戊戌变法》第4册，第407409、410页。
5谭嗣同：《上欧阳瓣蕴师书》，《谭嗣同全集》第289、288页略已经把中国推上“无以自存”的险境，他特别揭露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趁火打劫，“垂手而得我黑龙江之东部，于是俄肇有海参崴自由之海口”。他看出沙俄企图以海参崴为基地，阴谋侵略我国东北的野心，因而痛感“中国若长此终古，不复图改，将土地有分裂之忧，臣民有奴虏之患”。①
改良派认为要挽救祖国的危亡，就必须变法维新。只有变法维新，才能“图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宇。”②在他们看来，救国是变法维新的出发点，而变法维新则是救国之道。正如梁启超所说的：“敌必有忧国之心，然后可以言变法：必知国之危亡然后可以变法：必知国之弱，由于守旧，然后可以言变法：必深信变法之可以致强，然后可以言变法。”③
改良派虽然击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存在着根本性错误。他们看不清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认为中国本身的落后引来了外国的侵凌。康有为说：“吾既自居于弱味，安能禁人之兼攻？吾既日即于乱亡，安能怨人之取侮？”他们甚至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活动，看作能够刺激中国发奋图强的一副良药。谭嗣同认为“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所以曲用其仁爱，至于极致也”，“然而中国则寞然而商觉，悍然而不顾，自初至终未尝一动也。”5正是基于这种错误认识，改良派主张不必进行反帝斗争，而把精力放在自身的改革上，“专求自强于一己”。在他们看来，“使中国一旦自强，与各国有以比权量力，则彼将阴销其侮夺凯之心”。
①7严复：《上皇帝万言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321、314、312页
②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166页。
③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第1册，第293页。
④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190页
56谭嗣同：《仁学》，《谭同全集》第61、37、78页。
二、变成法与“祖宗之法不可变”
要不要变法，是双方论战的第二个问题。
顾固派根据“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反对维新，反对变法，反对对封建制度作任何的改变。他们认为：西方有轮船、枪炮、机器，中国有纲常、礼义、诗书，西方有新式武器，中国有孔孟之道。前者不过是“形而下”的“小器”，后者才是“形而上”的“大道”。他们认为，小器是敌不过大道的，用孔孟之道的破旗，足可抵挡侵略战争的威胁。因此，他们看不惯一切新事物，把机器技术看作“奇技淫巧”，把学西方政治制度看作是“离经叛道”。他们从封建王朝的古董铺里，配上一副有色的眼镜，越看新鲜事物越觉得讨厌，他们回过头去看上古三代，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他们硬说那“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才是圣人制礼作乐的理想之国。他们搬出儒家“敬天法祖”的教条，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胡说什么如果“子孙而欲革先人之法，其祸乱必甚于未革之世”。①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一切皆非为制度之不良，而但为人心之败坏而已。”②这批人物整天在“以拙制巧”、“用夏变夷”的昏梦中过日子，认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才是祸乱的根源。
洋务派和顽固派是一丘之貉，所不同的是洋务派具有较多的买办性，打着“变”的幌子，兜售不变的黑货。李鸿章认为中国封建统治已处于“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③当中，要在这种大“变局”中苟延残喘，就“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他说的“和戎”，就是向帝国主义投降：他说的“变法”，就是举办洋务。在他看来，只
①②曾廉：《习用论》，《庵集》卷8
③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1页有“和戎”“变法”，才能达到所谓“尊古（中外反动主子）庇民（地主买办阶级）”的自的。张之洞精心炮制了《劝学篇》，宣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反动谬论。他摆出一副变法倡导者的架势，煞有介事地提出设学校、译西书、办报纸、变科举、提倡农工商业等主张。但是，他说：“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①又说：“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所谓道本者，三纲四维是也，若并此弃之，法未行而大乱作矣，若守此不失，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哉！”②这就是说，只有法制、机器、工艺，即一些具体的规章制度和生产技术是可以变的，而封建等级制度和孔孟伦理道德则是万万变不得的，否则天下就要大乱了
改良派根据法家主张变革的历史观和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批评了顽固派和洋务派。他们认为清朝封建统治已如朽木粪墙，百孔千疮，必须参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新政”、“新法”、“新器”，来变地主阶级之法，维资产阶级之新，才能保存中国，使之走上富强的道路。康有为根据“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的发展规律，指出“法既积久，弊必丛生”③，从而论证了变法的必要性。他说：“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④他把洋务派的“自强新政”批评为“饰粪墙，雕朽木”，是“变事而已，非变法也”。5他提醒清朝统治者说：“自（割）台（湾）事后，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无固
①②张之洞：《劝学篇》，《张文襄公全集》卷203，第19页。
③④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上清帝第六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198、197页。
5康有为：《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戊戌变法》第2册，第216页志，奸究生心，陈涉辍耕于陇上，石勒倚啸于东门，所在而有，近边尤众。伏莽遍于山泽，教民遍于腹省。”他指出，不仅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无已，民族危机十分严重，而且国内的农民暴动随时可能爆发，还有“教案”问题也相当厉害。他认为国内外的形势都是十分严重的，必须变法维新，才能渡过难关。可见，康有为变法维新的自的，除了挽救民族危亡之外，还要防范农民起义的发生，企图以改良的手段去修补清朝的统治。
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一文中，首先阐明一切事物都在不断的变化，因而人类社会也没有不变的制度。以中国的赋税制度为例，初为贡助法，再变而为租庸调，又变而为两税制，后来变成一条鞭法等，其他如军事、政治和文化教育等制度也是一样，“无时不变，无事不变”。由此可见，变是“天下之公理”，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已，可以保国，可以保种：不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人，束缚之，驰骤之。鸣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②在阐述了变法的必然性以后，他提出了自已的变法主张，即倡西学，设学校，育人才，改科举等。
谭嗣同同样积极主张维新，主张变法。他以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论证了新的事物必然代替旧的事物。他说：“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运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四时不新，何以寒暑发敛之迭更？草木不新，丰者歌矣：血气不新，经络者绝矣！”③“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旧，所谓新理新事，必更有新于此者。”这就是说，人类不能守旧，要跟着时代不断地前进。他说：“守旧之鄙生，断断然日不
①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戌戌变法》第2册.第192页。
②梁启超：《变法通议》.《戊戌变法》第3册，第18页。
③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第34、35页。当变法”，是由于“茶（疲倦）情怯之私”①所致。他在这里指厅了守旧的顽固派，说他们是腐朽的，由于私心杂念和一味享受，因而是反对变革的。
严复也是主张改变现状，实行变法。他通过赫背黎的《天演论》，把达尔文的关于生物进化的规律引用到社会领域中来，按照这个理论，生物不是自古不变的，而是“使生生者各省其所生，而又代趋于微异”。所以会有这种进化现象，是因为“物竞”与“天择”。“物竞者，物争自存也，以一物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②这个理论到了社会现象中，“小之极于跋行倒生，大之放乎日星天地。隐之则神思智识之所以圣狂，显之则政俗文章之所以沿革：言其要道，皆可以一言蔽之，日天演而已！”③严复认为在种族与种族、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存在着“优胜劣败，物竞天择”的竞争局面。现在侵略中国的正是“优者”，被人家侵略的中国正是“劣者”，在这种国际竞争的严重关头，中国究竞是甘于沦亡还是发奋图强，必须迅速地作出执择。这个理论经严复介绍到中国以后，曾经风靡一时，使爱国的中国人受到很大的刺激，它震动了人们的视听，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枕，使中国人在痛切地感到如果再不力图振作，就必然成为弱肉强食的牺牲品，就会成为帝国主义宰割践踏的对象。应当指出，《天演论》的前半部讲的是自然进化论，是唯物主义的：后半部却把自然进化论的法则用来解释人类社会，则是唯心主义的。帝国主义正是利用人类社会也是“优胜劣败”的“理论”，干着侵吞弱小民族的罪恶勾当。
严复在《论世变之函》一文中，提出了世界是变化的，事物是
①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第35页
2③《严译名著丛刊》：《天演论》卷上，《观察》第1、《趋异》第3、《广义》第2在变化中不断前进的论点：“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函也！”他把事物变化的规律称为“运会”，认为“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他说顽固派坚持反对变法，妄想“使至于今，吾为吾治，而跨海之气舟不来，缩地之飞车不至，则神州之众，老死不与异族相往来，富者常享其富，贫者常安其贫”，这是办不到的。他批判顽固派说：“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他认为反对维新，坚持守旧的顽固派，无非是一些瞎子，是一些丧心病狂的糊涂虫而已。
改良派与顽固派、洋务派的论战，不仅在书报上进行，而且作了面对面的交锋。
一八九八年一月，翁同馀、李鸿章、荣禄、廖寿恒（刑部尚书）、张荫桓（户部侍郎）在总理衙门接见康有为，代载活“问变法之宜”。
荣禄气势汹汹地先说：“祖宗之法不能变。”
康有为反驳说：“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荷有于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时制宜，诚非得已。”
廖寿恒问：“宜如何变法？”
康有为答：“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李鸿章责难说：“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
康有为据理辩驳说：“今为列国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①
①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第140页
康有为对荣禄、李鸿章的围攻，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打击了顽固派的气焰。
总之，改良派用进化论批判顽固派和洋务派的不变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加强爱国人们救亡图存的激情，冲破地主买办习惯势力的网罗，促进社会改革，有着积极意义。但是改良派所说的变，只是量变、渐变，而不是质变、突变。他们只限于提倡一种不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改良，坚决反对根本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革命。他们甚至企图用改良来抵制农民革命运动，把革命消灭于无形之中。由此可见，他们宣传进化论，反对不变论，完全是为改良主义路线服务的。
三、君民共主与君主专制
君民共主还是君主专制，是双方论战的第三个问题。
君主专制是地主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是有利于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一种政体。顽固派和洋务派从地主买办阶级利益出发，死死抱住君主专制不放，拼命地反对兴民权。他们鼓吹“三纲五常”的孔孟之道，大肆贩卖“君权神授”的黑货，叫什么“独今日言民主则万万不可举，万万不可法”①，“民有权，上无权矣”，“议院设而废君，大逆不道之事更多矣”。张之洞更狂呼：“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③，甚至招致外国干涉。他
①王干臣：《实学平议》《翼教丛编》卷3，第18页。
②宾风阳等：《上王盆五院长书》，《翼教丛编》卷5.第7页
③张之洞：《劝学篇》，《张文襄公全集》卷202，第23、24页。公然祭起三纲五常这个“法宝”，胡说什么：“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①在他看来，三纲五常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民权说是万万行不得的。他不仅大肆宣扬“君为臣纲”的说教，而且无耻地为清朝君主专制统治歌功颂德。他捏造清王朝有所谓薄赋、宽民、恤商、慎刑等十五条“仁政”，他以封建奴才的口吻说道：“试考中史二千年之内，西史五十年以前，其国政有如此之宽仁忠厚者乎？”他要求“凡我报礼之士，戴德之民，固当各抒忠爱，人人与国为体，凡一切邪说暴行，足以启犯上作乱之渐者，拒之勿听”。湖南劣绅叶德辉也跟着狂叫：“数年以来，康、梁倡伪经、改制、平等、民权之说”，使“民无论智愚，人人得申其权，可以犯上作乱”。③那拉氏召开“御前会议”，攻击改良派设议院、倡民权的主张。顽固派大臣世锋对那拉氏说：“新法非所习，但闻有议院等制，是以民制君，上下倒置，则万不可行”：荣禄、王文韶提出“大经、大法自有祖宗遗制，岂容轻改”：刚毅气势汹汹地叫：“今欲倾我大清者为康有为，而新法皆有为所臆造。今用新法，是用有为，以叛徒执政，实从古所无。”④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以西方资产阶级民权学说为武器，猛烈批判君主专制制度，要求建立君民共主的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
改良派依据卢梭《民约论》中“社会契约说”和“天赋人权”
①②张之洞：《劝学篇》，《张文襄公全集》卷202，第13、11一12页。
③叶德辉：《长兴学记驳议》、《翼教丛编》卷4.第39页
④费行简：《慈禧传信录》：《戊戌变法》第1册，第468页论，批判了孔孟“君权神授”的反动观点。严复在《辟韩》一文中，集中批判了唐代儒家韩愈的《原道》一文，批判了韩愈所宣扬的需家道统，批判了儒家的天道观和圣人创世说。韩愈在其《原道》中伪造历史，说什么“圣人”教会了人民衣食住行，才得以免除了禽兽之害，“圣人”制作了礼乐刑政，才得以免除了人民的互相杀害，胡说“无圣人，人之类久灭矣”韩愈认为，皇帝是天生的统治者，是专门来发号施令的，而老百姓只能交纳赋税，供养皇帝，如果不能这样，就该杀死，这是“天之意”，“道之原”。严复针锋相对地指出：如果按照韩愈的说法：那么圣人及其祖先必定不是人，而是生有羽毛麟爪的禽兽，否则，不等到他们长大，早已被禽兽害死，又怎能制作礼乐刑政呢？严复又指出：人民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即“斯民者，固天下之真主也”封建帝王之权，是窃之于民的，所以，他们不过是“大盗窃国者”，面韩愈偏偏要人民来尊重他们，这难道是“天之意”，“道之原”么？这些论述，虽然不脱资产阶级民权论的轨迹，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有力地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有力地批判了孔孟之道。此文发表以后，因为影响很大，张之洞竞指使屠仁守，在上海的《时务报》发表《辨辟韩书》来维护韩愈，攻击严复。谭嗣同也用相似的观点批判了君主世袭制。他在《仁学》一书中提出：“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君主和大臣本来是“民”选出来为大家办事的，事办不好，就可以撤换，这本是“天下之通义”。①他猛烈地攻击君主巧妙地利用三纲之名，制定制度、刑律，把君权置于不容侵犯的地位，把“君统”变成“独夫民贼之嗣绪（世袭制）”。②基于这种观点，他认为洪秀全领导起义，是受君主和官更压迫的结
①②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第56、66页果，是人民为了“救黄人将亡之种，以脱独夫民贼之鞅轭（当牛马驾御统治）”的一种尝试，因而“其情良足悯焉”。他对太平天国表示同情，并遣责清朝血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湘军“淫虏劫”东南数省人民的滔天罪恶，认为曾国藩、李鸿章所谓“中兴诸公”都应该受重刑。①
改良派在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设立议会制度的主张。梁启超认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②他明确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富强之原”，决不是洋务派所说的坚船利炮，而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他竭力歌颂西方资本主义议会政治，但反对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而企图调和君权和民权的矛盾，实行所谓“君民共主”。他认为设立议院，可以调和“君权”与“民权”的冲突，并能使“立法”与“行政”截然分离。“君权与民权合，则情易通，议法与行法分，则事易就，二者斯强矣。”③
改良派反对君主专制，鼓吹“民权”学说，主张人人都应享有“自主之权”，目的并非为人民群众争取民主权力。梁启超强调“权者，生于智者也。”“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④在他的心自中，劳动人民“智慧”不够，是不配享有民主权利的。他认为“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5“绅权固当务之急矣，然他日办一切事，舍官莫属也。即今日欲开民智、开绅智，而假手于官力者，尚不知凡几也，故开官智又为万事之起点。”由此可见，他的所谓“兴民权”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上层和中小地主争取
①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第62页。
②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28页
③梁启超：《古议院考》，《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94页。
456梁启超：《论湖南应办之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41、4345页。参与政权的权力；他的所谓“开民智”，实际上是要“开绅智”、“开官智”
改良派对顽固派和洋务派关于实行君主立宪是“离经叛道”、“用夷变夏”等指责，采取了为自已辩护、洗刷的态度。康有为向《礼运》的“大同”说寻找民主政治的根据：胡说什么“民主之大公，尤为孔子所愿望”。梁启超也对古代典籍极尽穿凿附会之能事，胡《孟子》所说的“诸大夫”和“国人”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上议院”和“下议院”：汉代的议郎已具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议会议员的性质，企图借此证明议院并不是舶来品，实行君主立宪并不是“以夷变夏”
四、尊法反儒与尊儒反法
在维新与守旧的大论战中，还伴随着一场尊法反儒与尊儒反法两种社会思潮之间的激烈斗争。这是历史上的儒法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
顽固派和洋务派为了阻挡社会变革，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都主张尊孔读经，反对要求革新和进步的法家思想。所不同的是，顽固派“恶西学如仇”，洋务派则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改良派为了变地主阶级之法，维资产阶级之新，积极提倡新学，反对旧学，大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尊法反儒思想
严复在《论世变之呕》一文中认为，中国要富强，就必须“大讲西学”。他把中学与西学作了一系列的比较说：前者重三纲，后者倡平等：前者亲亲，后者尚贤：前者尊王，后者隆民：前者夸多识，后者尊新知：前者委天数，后者恃人力。这是比较委婉的对于旧学的批判，也是比较委婉的对于新学的推崇。严复在《救亡决论》一文中，驳厅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谬论，指出中学和西学是根本对立的：并批评洋务派仅袭西方资本主义的皮毛，而排斥西学，那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他对顽固派说：“公等从事西学之后，平心察理，然后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
严复不顾“非圣无法”的罪名，对孔孟之道进行了批判。他大胆地提出“诸公何必学孔子”的质问。①他指出所谓“亚圣”孟柯，是造成脱离生产、游手好闲风气的罪魁祸首。他说：“后车十乘，从者百人，孟子已肇厉阶。”②严复对孔老二在《论语》中所说的“言必信，行必果，砼砼然小人哉”的谬论进行了批判。他说，说话算数，办事有始有终，却成了浅薄固执的小人，这是造成封建统治者言而无信，行而无果，说假话，要两面派的根源。③他认为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孔孟之徒，实际上是趋炎附势，“苟利一身”的禄藏。这些所谓“儒者”，对“民转沟壑之中而不自知救，指其行为，诚皆不仁不义之尤”。这些自以为“通天地人之儒”，实际上“否塞晦盲”“一物不知”④，是一些无耻又无知之徒，因此，“举世不见通儒之用，而儒术遂为天下病”。5严复猛烈击封建八股和科举制度，他指出这些东西有三大害，一是“智慧”，二是“坏心术”，三是“滋游手”，其罪状是“害在使天下无人才”。他说，从这里培养出来的人，只能是孔孟之徒的“儒”，而这种“儒”是“谬妄糊涂”，“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味
①严复：《有如三保》，《严复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
24严复：《救亡决论》，《严复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
③严复：《原强》，《严复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
5严复：《论治学治事宜易二途》，《严复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既然如此，废除八股、科举以后，出路何在呢？他认为，出路就在于兴学校，学西学，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他认为“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②他沉痛地指出，中国社会的落后和国家的危亡，其原因便是孔孟之道的所谓仁义道德害人和骗人，若不迅速改弦更张，中国只有沦落为殖民地的悲惨前途。
严复在批判儒家的同时，肯定了中国历史上的优秀文化遗产一法家思想。他把自己说成是法家事业的继承者，认为实行法家路线，国家才能富强。一八九六年他在给《时务报》负责人注康年的信中说：“苟二千年来，申、商、斯、高之法，熄于此时，则《时务报》其矢也。”③他把维新事业，看作是申不害、商、李斯以来法家事业的一个新的开端。他赞扬了秦始皇，认为秦始皇“并天下，更古制，更井田而为阡陌，废封建而置郡县，儒术而任名法”④，是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壮举：说“秦之销兵焚书”，是为了“大一统”的需要，对反动儒生，“秦皇坑之，未为过也”。他赞扬了王安石的变法，批判那些“至今言青苗，无不疾首痛绝”之辈，是不懂得其“法之良，意之美，无可议也”。他对于历代的法家代表人物和他们的革新事业，都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他认为中国历史上，凡是实行了法家路线的，国家就比较富强，“凡为强效，大抵皆任法者也”他的结论是：“法，治国之经制也。”⑧由此可见，严复的尊法反儒思想是比较显著的，是有典型
126严复：《救亡决论》，《严复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
③严复：《与汪康年书》。
④严复：《论中国教化之退》，《严几道诗文钞》，卷2。
5严复：《沦世变之函》，《严复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
《严译名著丛刊》，《原富》甲部第102页按语。
⑧严复：《法意·按语》。意义的。
谭嗣同也是著名的尊法反儒的思想家。他对法家人物秦始皇有过肯定的评价，他说：“夫开创之盛，其唯秦乎？六而一之，国而郡县之。”“数万里咸奉一主，开辟以来，未尝有也。”①他对于法家著作，如《管子》、《孙子》、《论衡》等书，都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长于致知”、“长于治国”。他对于尊法反儒的思想家魏源和龚自珍是很推崇的，认为只有他们才是当世的人才。
谭嗣同的反儒思想，主要表现为批判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主张冲决封建主义的一切网罗和儒家的“纲常名教”。他号召人们“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③他认为纲常名教是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工具，其“惨祸烈毒”泛滥数千年之久。他揭露提倡纲常名教的封建帝王和官更豪绅，他们自己就是不讲伦常的无耻之徒。他说，皇帝的妃嫔极多，就是“读乱夫妇之伦”。他说，所谓忠臣，就是替君主掠夺人民财产的奴才：所谓贞节，不过是对妇女的酷刑，不过是把家庭变成监狱。他认为只有向这种“制天下”的纲常名教进行斗争，才能获得理性的解放与自由。他指斥封建帝王是“独夫民贼”，是烧杀抢掠的“大盗”
康有为要求改革清朝沿袭的“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实现变法维新，因而积极提倡“西学”和推崇法家的作为。康有为多次上书大讲“欧洲所以骤强之由”，并“请广译日本书，大派游学，
①谭嗣同：《石菊影庐笔识·思篇》，《谭嗣同全集》第266页。
2谭嗣同：《与唐级丞书》，《湖南历史资料》一九五九年第4期，第129页。
③谭嗣同：《仁学·自叙》，《谭嗣同全集》第4页。以通世界之识。”①他赞扬“少正卯在孔子时为一国大师，能与孔子争教，其才可想”。②他建议载活效法法家，要“上考管子，师其经国之意。”他对法家人物秦始皇的历史作用，作了肯定的评价。他认为秦始皇废封建、建郡县，是完成“大一统”的重要措施，“自是以后，中国一统，虽累朝之末犹有争乱，中叶安宁，卒得数百年，人民得父子夫妇白首相保者，比之战国首虏之祸，其相去岂不远哉！”他赞扬“汉高祖凡有高才，不次拔擢”。“汉武帝修废举坠，东征西讨，·将帅若卫青、霍去病，金日禅，或拔之布衣，或起自奴仆，唯才是用。”他说“诸葛亮之佐蜀也，工械究极，用兵不，屡耀其武，率皆君臣上下，振刮摩厉，乃能自立”。5由此可见：康有为希望学习古代法家的榜样，以法治国，使国家走上富强的道路。显然，这同复古倒退的儒家路线是大相径庭的。
康有为尊崇法家，而批评儒家。康有为反儒的特点，是打着需家旗号反对儒家，在孔教的形式下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康有为的作法，正象马克思说的那样：“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例如，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康有为则穿上了孔丘的服装，推行变法维新，所以梁启超说：“先生者，孔教之马
①康有为：《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戊戌变法》第2册，第222页。
②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一九五八年版，第315页。
③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戌戌变法》第2册.第198页
④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171一172页
5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戌戌变法》第2册.第153页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丁·路德也。”①
当然，康有为也有些反儒的言论。他在《孔子改制考》中，就曾指出：“人情皆厚古而薄今，儒者之说又迁远而难于信。”②他在引用法家韩非的话后评论说：“孔子、墨翟皆自以为真尧舜”，把自已打扮成圣道的继承者，但实际上尧舜都是古人伪造出来的，所以不能“定孔、墨之诚”。③他又说：夏商周“三代文明，皆借孔子发扬之，实则茫味也”4，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孔老二极力推崇的“盛世”。他还引用《墨子·非儒》篇击孔老二，说孔某在陈、蔡地方被围，不问弟子送来肉、酒的来源，就大吃大喝，而解围后在鲁哀公宴请他时，又装模作样地讲起“礼”来，席不正不坐，肉切得不正不吃，被墨翟骂为：“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赢饱伪行以自饰，汗邪诈伪，敦大于此？”5康有为虽然将这类言论归在“异教非儒，专攻孔子”条中，并说墨子“轻薄恣肆”，但这不过是掩饰避祸的托词而已，如果真是尊重孔老二，怎么能在自己著作中大量引用痛骂、击他的言论呢？岂不太“大不敬”了吗！
尽管改良派的尊法反儒思想是很不彻底的，但也触动了清朝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因此，以那拉氏为首的卫道士们，纠集孔老二的徒子徒孙，针对改良派的尊法反儒思想，进行疯狂的攻击。他们把改良派视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将这场斗争看成是一场“翼教”即保卫孔教的斗争。他们将反对变法维新、鼓吹尊儒反法思想的奏折、书信、文章汇集成《翼教丛编》。这部文
①梁启超：《康有为传》，《戊戌变法》第4册，第15页
②345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一九五八年版，第273、49、6175页。
按：《大清律》有“大不敬”条。规定：对“孔圣”、帝王等有失敬行为，应处以重刑。集和张之洞的《劝学篇》，成了当时尊儒反法思潮的代表作。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大肆宣扬儒家的纲常名教，说什么：“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①他狂叫要力倡“孔门之学”，要“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②《劝学篇》颇得那拉氏和帝国主义的赏识，那拉氏吹捧它“于学术人心，大有神益”，命令各省“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后言”。③帝国主义分子把它译为英文，改名《中国唯一的希望》，在纽约报纸上发表。
封建卫道士们使出全身解数，攻击康有为的反儒思想和行动。
苏舆给康有为罗织了五大“罪状”：“伪六籍，灭圣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④
叶德辉咒骂康有为“假素王（指孔丘）之名号，行张角之秘谋，尼山（指孔丘）有灵，岂能听其流毒宇内哉！吾终见其灭亡已矣”他着意攻击康有为考证古文经为刘歆伪造之说，惊呼“六经既伪，人不知书，异教起而乘其虚，岂非孔子之大祸？”
顽固派大臣文悌认为康有为“明似推崇孔教，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
他们判定康有为“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⑧“惑世诬民，
①张之洞：《劝学篇·序》，《张文襄公全集》卷202
2张之洞：《劝学篇》，《张文襄公全集》卷202，第27页。
③张之洞：《劝学篇·上谕》、同上书
④苏舆：《翼教丛编序》。
5叶德辉：《长兴学记驳议》、《翼教丛编》，卷4，第35页
?叶德辉：《与南学会皮鹿门孝廉书》，《翼教丛编》，卷6，第23页
7文梯：《严参康有为折》，《戊戌变法》第2册，第484页。
⑧叶德辉：《与刘先端、黄郁文两生书》《翼教丛编》，卷6，第17页非圣无法，同于少正卯，圣世不容”。①他们主张象孔丘杀少正卯那样杀掉这个“叛逆”。
顽固派和洋务派在大肆尊孔的同时，对法家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安维峻拾孔老二之余唾，骂少正卯“其言伪而辨，行僻而坚”张之洞指责苟子“法后王，杀诗书，一传之后，即为世道经籍之祸”：辱骂“商鞅暴横，尽废孝弟仁义”：诽谤韩非“惨刻无理”，韩非、李斯之学是造成“暴秦之政”的根源。③叶德辉等攻击秦始皇推行法家路线是“禽兽之行”④；胡说什么“秦政焚书千载唾骂”。5叶德辉还认定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诬孔子以惊世骇俗”，是深受龚自珍、魏源的影响，目的是为了“抹杀二千年先贤先儒之传注”，破坏封建统治的思想支柱。他叫嚣具有这种“罪恶”的人，“可杀”。这显然是为镇压改良派制造舆论根据。
改良派同顽固派、洋务派的大论战，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正象恩格斯所指出的：“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次大论战，归根到底，是民
①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第128页。
②安维峻：《清毁禁（新学伪经考）折》，《翼教丛编》卷2，第1页
③张之洞：《劝学篇》，《张文襄公全集》卷202，第20、27页
46叶德辉：《长兴学记驳议》，《翼教丛编》卷4、第37、40一41页
5朱一新：《答康有为第三书》，《翼教丛编》卷1、第7页。
（7恩格斯对《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德文第三版所作的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2页族资本主义和封建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反映，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地主买办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改良派批判了顽固派、洋务派的尊儒守旧的思想，宣传了尊法维新的思想，形成了近代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潮流。
第三节百日维新与顽固派政变
一、改良派的幻想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中国人民反瓜分、反租借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进人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样形势的推动下，改良派也加紧依靠载活，幻想实现改良主义的目的。于是，变法维新运动，也进入了高潮时期。
这年十二月，康有为又一次来到北京，写出了《上清帝第五书》。他指出目前的形势是：“若不及时图治，数年之后，四邻交逼，不能立国。”“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省括即发，……瓜分豆剖，渐露机芽，恐惧回惶，不知死所。”他告诉载活，如果再不弃旧图新，赶快变法，他和他的诸大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关于变法本身，他提出了上中下三策，请载活加以选择执行。上策是仿照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办法，进行改革，学习他们的榜样，是谓“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中策是挑选有才能的官更逐日召见，商讨变法的方案和步骤，是谓“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由皇帝命令各省督抚，在他们所在的省区内，进行变法，是谓“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他认为：“能行其上，则可以强；能行其中，则犹可以弱；仅行其下，则不至于尽亡。”①康有为的这封上书递到工部，工部尚书淞鞋是一个顽固派，认为语多不逊，不愿代呈。但上书已经轰动了北京城，官更们辗转传抄，流传殆遍，津、沪的报纸已经全文发表。倾向维新的给事中高变曾，上奏推荐康有为，要求载活召见并委以重任。一八九八年一月，翁同苏、李鸿章、荣禄等人奉命接见康有为后，翁同为了扩大帝党力量，也借此机会把康有为在载活面前大大夸奖了一番。载活遂下令命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并送《日本明治变政记》、《俄彼得变政记》。
一月二十九日，康有为奉命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这是康有为历次上书中比较重要的一次，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变法的政治纲领。他首先指出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因为守旧不变，终至沦亡，而
质用新
我中国当前的形势是“我今无
五批冬义源之园区不国大所以员子旗任东有##务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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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之衣发教士、无兵、无、无船、无械，
臣定#是一人心招物所
样绝天不
法虽名为国，而土地、铁路、轮
2船、商务、银行，惟敌之命，听
水化#一地园限之收县列场
限务之宜世合审
以客取求，虽无亡之形，而有亡
洋花如指宵绿不铁么
不您败手大活
贷定费之实矣。后此之变，臣不忍
之艺您
学之公理言”。这就是说，中国快要灭亡了，如果不赶快下定决
火迎心，进行变法，力求自强，那
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关于变法本身，他提出了三项主张：
康有为的奏议一是大誓群臣以定国是，就
①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188一197页
②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197页是幻想依靠载活来推行新政：二是立对策所以征贤才，贤才就是改良派，由他们参预政权；三是开制度局而定宪法，就是改革旧制度，订立新宪法。康有为指出，目前的六部九卿司道大多为顽固守旧人物，必须设制度局来主持新政，在制度局下面分设法律、度支、铁路等十二个支局，来主管各部门的具体改革。二月二十八日，康有为再呈送《上清帝第七书》，主要内容是建议载活学俄皇彼得大帝到国外游历、观察、借鉴外国政事，以进行国内改革。载活支持康有为的意见，决定变法。但是，载活的变法意图还是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要求变法有着不同的阶级目的。第一，清政府由于甲午战争失败，军事力量几乎瓦解，割台、赔款，政治、经济实力大为削弱，而如火如荼的农民反封建斗争和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武装起义，却又严重地威胁着地主阶级总头子一封建皇帝的统治地位。载活从这个现状出发，感到清朝统治机构中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部门中的弊病太多，必须“锐意改革”，才能继续维持封建制度的存在。他认为“方今时事艰难，自以练兵为第一要义”。①故于一八九八年七月十五日，严令各省督抚“无论水陆各军一律挑留精壮，勤加训练，俾成劲旅”，并“力行保甲，诘奸禁暴，相辅而行”。②可见载活的变法，主要为了强化封建国家机器，以镇压人民起义。在对外态度上，当然，如果某个帝国主义国家要取消他的统治地位，他自然“不欲为亡国之君”。但是变法能“交通外人，得其欢心”，得以“挟持重势而排沮太后之权力”③，他是会投靠愿意支持他的帝国主义的。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改良派与载活是有区别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
1②《德宗实录》，卷414.第17页：卷420.第16页
③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756页。虽然与帝国主义有较多的联系，对它抱有幻想，但由于他们是作为帝国主义的对立物出现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①，这个矛盾又决定他们有抵御外侮、救亡图强的爱国要求。在对待人民起义的态度上，改良派站在刚从地主、官僚、买办转化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剥削阶级立场上，为维护其私有财产起见，主张镇压人民起义，这同载恬有一致性。但载活将镇压革命，巩固封建统治放于首位，而当时改良派并没有把抵制革命作为改良变法的主要目的。第二，载活接受康有为的变法建议，还为了借机选拔和笼络效忠自己的人材，罢逐后党大臣，增强帝党集团势力，对抗后党以摆脱那拉氏的束缚，从她的手中夺回部分权力从而使自已成为掌握实权的专制皇帝。因而载活对于改良派的根本主张，即“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2的要求，内心里是反对的。因为载活毕竞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他决不会甘心让资产阶级改良派分权。总的说来，载活对改良派的变法主张，完全是以有利于强化封建国家机器及其个人统治权位为取舍标准的。章炳麟曾尖锐地指出：“其迹则公，而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也。”③不过，载活在当时的形势下，在客观上支持了具有进步性质的维新运动，这又使他不同于血腥镇压改良派的后党。
随着改良派和帝党关系的进一步密切，帝国主义也更加注视着中国政局的发展，企图加以利用。改良派认不清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他们从狭隘的本阶级的利益出发，主张联英、日以
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40页
②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戊戌变法》第2册，第237页。
③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756页。制俄。有主张就有行动，康有为曾与日本公使失野文雄商议，将马关条药赔款延期于年偿付，以此款充变法经费。矢野表示同意，但附有政治条件，即中日两国召开“合邦大会议”，并订出了详细的章程。帝俄此际提出强租旅大要求。帝党反对，主张联英、日以抗沙俄。后党主张让与，认为中国无力作战。在御前会议时，载活厅责奕诉和李鸿章说：“汝等言俄可恃，与订（中俄密）约，输以大利，今药期未半，不独不能阻人之来分，乃自渝盟索地.密约之谓何？”奕诉和李鸿章回答说：“若以旅大与之，密约如故。”载活大怒，而那拉氏痛骂载活说：“此何时，汝乃欲战耶？”①这个软弱无能的载活立即默然无言，帝后两党在对外政策上的分歧，正是反映了帝国主义在华利益上的矛盾。
德国强占胶州湾以后，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维新派为救亡图存而奔走呼号。康有为和梁启超乃于一八九八年四月十二日组织了“保国会”，并通过了《保国会章程》三十条。章程以救国图强相号召，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中下层官更和知识分子参加的不少，有些富商大贾也列名会籍。在保国会的推动下，以北京为中心，全国各地纷纷组织了类似的组织，如有保浙会、保滇会、保川会等各种名称。
保国会的成立，使顽固派与维新派的斗争更加激化，顽固派荣禄大骂道：“康有为立保国会，现在许多大臣未死，即使亡国尚不劳他保也。其越妄为，非杀不可。你们如有相识人会者，令其小心首领可也。”②经此吓，许多人便纷纷声明退会，御使李盛锋原是保国会发起人，摇身一变，上奏参劾保国会，企图免祸。虽然由于载活的庇护，没有查办，但已无形中趋于瓦解。礼部尚
①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第141页。
②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第1册，第350页
保国会第一次大会会址书许应攻击康有为说：“提横议，广通声气，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问。”①要求将康驱逐回籍。御史文悌说康“名为保国，势必乱国”，“徒欲保中国四万万人，而置我大清国于度外”。这就是什么“保中国不保大清”这类谣言的由来，并成为后来那拉氏大兴党狱的借口。由于帝后党争日趋激烈，载活向庆亲王奕国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那拉氏听到后大怒说：：“我（也）早已不愿他坐之。”在奕助的劝说下，那拉氏答应暂时“由他去办，侯办不出模样再说。”奕助转告说：“太后不禁止皇上办事。”③于是，在康有为等改良派人物的主持下，打着载活旗号的“百日维新”宣告开始。
1许应：《明白回奏并请斥逐工部主事康有为折》，《戊戌变法》第2册，第482页。
②文梯：《严参康有为折》，《戊戌变法》第2册，第485页。
③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第1册，第331页
从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载活下诏“明定国是”，决定变法起，到同年九月二十一日戌戌政变发生止，共计一百零三天，这就是县花一现的“百日维新”运动。在此期间，资产阶级改良派抓住了一个皇帝，企图得以进行社会改革的尝试。在载活的诏书中，一方面表示要“各宜努力向上，发惯为雄”：另一方面却表示要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①说来说去，不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的翻版。这又一次证明帝党实行变法的目的，主要是向后党夺取实权，以维持封建专制统治。六月十三日，载活命令康有为预备召见，命令黄遵宪、谭嗣同等由湖广总督送部引见，命令梁启超由总理衙门察看具奏。十六日，载活召见了康有为，对于康有为在召见时所说的变法的方针和具体建议，几乎都表示了赞同的意见。但是，当康说：“皇上之圣既见及此，何为久而不举，坐致割弱。”载活“以自帘外，既而叹白：“奈犁肘荷”？”康有为也深感载活“碍于西后，无如何”。②这说明载活还是软弱的，害怕的。康有为对此则从改良主义立场出发，认为如果不能全变，可以部分先变，如果守旧大臣阻挠，可以把他们撤在一边，只用新进的地位较低的人才进行变法。康有为这种折中的极力妥协的方案，实际上仍然是一种行不通的幻想。载活命令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并许专折奏事。康有为陆续呈上他的许多有关变法的著作和条陈，这既是和载保持联系的一种方式，也是指导百日维新的一种办法。
在这期间，资产阶级改良派通过载活，颁布了一系列的变法诏书，其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①《德宗实录》卷418，第15页.《戊戌变法》第2册、第17页。
②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第145页。
第一，经济方面：（1）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在各省设立类似机构，凡能采用西法开垦土地，设立工厂，出版书籍者，给予鼓励甚至特赏。对于工商业的发展，要尽力保护：（2）在北京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其他粤汉、沪宁各线，亦须即日迅办，并勘查京西芦沟桥至门头沟运煤铁路，着手筹款兴办：（3）对于凡是著有新书，创行新法，制成新器，对发展生产确有帮助者，给予奖励、给予官职或专利权；（4）命令各省督抚将军裁尽空粮，节省需，整顿厘金，清查屯田地亩，订出征租章程，传旨编制国家预算和决算，命令户部将每年收支款项，编成表格：按月刊报；（5）取消满人寄生特权，准许自谋生计：取消从前计口授田成案。
第二，政治方面：（1）鼓励创办报纸和给予出版自由命令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连同各地报纸，均须随时进呈。命令康有为译出西洋各国新闻条例，制成中国报律皇览。译书局、编译学堂所出版的书报一律免税。在京城设立报馆：（2）提倡上书言事，允许大小臣工及士民各抒说论，以备采择。凡上书言事者，都察院应随到随递，不要拆阅，不准积压；（3）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闲散衙门，裁撤“督抚同城”的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及东河总督。澄清更治，提倡廉洁。
第三，军事方面：（1）裁汰绿营，精练陆军。各省军队包括八旗兵一律改习洋枪，改练洋操，命令湖南巡抚筹办制造枪、弹两厂：（2）命令各地督抚拨款给福州船厂，以便筹造兵轮，添设海军。命令增加水师学堂学生名额，添置练船，培养海军人才。
第四，文化教育方面：（1）广设学堂，提倡西学。命令开办京师大学堂，以为各省之榜样。官书局和译书局并人大学堂。各地书院以及祠庙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堂。学堂用书，由官书局编译颁发。凡捐建学堂者，应予奖励。京师创办小学堂和武备大学堂，创办各种专门性的医学堂、茶务学堂、蚕桑学堂，上海办翻译学堂，在华侨所在国亦设华侨学堂，并兼习中西文字：（2）废除八股文和改革科举制度，改试策论，开办经济特科，定期举行。此后之会试，改试历史、政治、时务等，以讲求实学为主，不凭楷法的优劣：（3）派遭王公贝勒出国游历，命令各省督抚简派学生到日本留学，学习矿务：（4）命令在北京、通商口岸及各府州县，一律举办邮政局，原设驿站，一律裁撤。
从这些改革可以看出：资产阶级改良派在经济方面的目的，是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在政治方面的目的，是为资产阶级参预政权创造条件.给予封建官僚机构、贪污腐化现象以一定的限制。在军事方面的自的，是淘汰旧军队，建立新军队，使军队近代化。由于资产阶级改良派手中无权，特别是没有军权，所以在这方面的措施又少又空洞，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努力去抓军队，这是他们软弱无力和后来失败的原因之一。比较起来，他们更多的注意了文化教育方面，为资本主义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创造了某些条件，给孔孟之道以一定冲击。
在百日维新期间，资产阶级改良派借载之手取得了颁布上谕的权利，还获得了一些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在北京创办了京师大学堂，为日后大批学生出国留学创造了有利条件。奖励农工商的诏令，对日后兴办民族工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维新运动虽然为时很短，但它促进了全国思想解放潮流的迅速发展，一种议论时政的新的社会风尚正在形成，这有利于促进广大群众政治上的觉醒，这都是有进步意义的。
但是，改良派的软弱性和帝党的反动性，也从百日维新期间暴露出来了。载活发布上谕，曾经严伤地方官办理保甲，查拿“盗匪”，以镇压人民革命运动。载活命令各地保护教堂和传教士，并把不平等条约纂集成书，咨送各级官更遵守，保护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经济上，他们不敢去触动封建土地制度：政治上，他们没有彻底改造旧官僚机构：军事上，他们没有触动旧军队的一根毫毛，文化上，他们没有去彻底批判孔孟之道。因此，百日维新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妥协的产物，它没有触动封建专制制度的根基，而只是进行了一些枝枝节节的改革，不过是在封建国家的衰老躯体上，缀上零零落落的资本主义花环而已。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种改革的目的是要保存旧的制度，办法是使它具有新的、人们比较能够接受的形式，即所谓教它学会采取新的姿态。”①即使是这样一些微弱的改革，它也碰到顽固派和一切守旧势力的猛烈反抗，各地督抚除陈宝还能推行一些新政外，都是阳奉阴违，拒不执行。不过，这时正是维新运动的高潮时期，改良派和帝党是不会罢休的，他们决定要继续干下去，不顾一切阻挠而继续推行他们的新政。
七月三日，载活赏梁启超以六品卿衔，命他专办译书局事务。八月二十九日，载活命令严复、杨锐、刘光第、林旭等人预备召见。九月初，谭嗣同也从湖南赶到北京，载活召见了他。这期间所发生的六部堂官的罢免和军机四卿的擢用，把新旧两派的斗争推向了高潮。原来，礼部主事王照上奏言变法之事，礼部尚书许应不肯代递，王照上奏参弹许应，许应也上奏说王照咆哮署堂，借端挟制，又劝皇上出国游历，倘遇刺客怎么办，可见王照居心回测，请加办。载活为了使变法得到贯彻，九月四日
①马克思：《内阁的成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58页下令把借端阻挠的礼部六堂官即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左侍郎坤、署右侍郎徐会洋、右侍郎薄、署右侍郎曾广汉给予革职处分；说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以资鼓励。六堂官罢免以后，改良派欢欣鼓舞，争着上书言事，各衙门的封奏每天数十份，载恬处理不完，乃于九月五日谕内阁，将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赏给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这军机章京官虽然小，但职务重要，所有大小臣工的奏折，都由他们批阅，诏书上谕亦由他们起草，他们是载恬的重要助手，实为推行新政的“宰相”，时称“军机四卿”，这是顽固派所极不愿意的。
随着顽固派压力的增大，改良派和帝党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显露出来了。还在组织强学会时，康有为就对帝党官僚丁立钧不太满意，认为他过于“畏谨”。康有为也曾批评翁同苏，认为他对后党太软。翁同起初赞成变法，极力推荐康有为，后来又害怕顽固派政变，据说曾经偷改了自己的日记，日记中说康“居心回测”，讲了一些康的坏话。湖南巡抚陈宝也说：“《孔子改制考》伤理而害道，其徒和之，持之愈坚，失之愈远，然自命，曾为康学。而民权平等之谈炽矣，甚或逞其横议，几若不知有君臣交子。”可见帝党变法是手段，争权是目的，并不真正赞成资产阶级的民权说。帝党另一首脑孙家，反对召开国会，认为“若开国会，则民有权而君无权矣”。①张赛在变法前期，引康、梁、谭为同党，书信往来，诗酒唱和，但当变法来临之际，就成了叶公好龙，开始横加指责了：“在京，闻康有为与梁启超诸人图变政，曾一再劝勿轻举，亦不知其用何法变也。至是张甚，事固必不成，祸之
①康有为：《戊戌奏稿》第40页所届亦不可测。”政变发生后，张骞害怕了，赶忙和康、梁划清界限：“余与康、梁是群非党，康、梁计划举动无一毫相干者。”①由此可见，帝党与改良派虽然共同推行变法维新，但两者却是同床异梦的。维新运动愈深入，二者之间的矛盾也愈大，改良派所依特的就是这样一个远不可靠的同盟军。翁同与张骞都曾有抽身免祸的念头或举动，其他诸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那拉氏的屠刀
面对帝党与改良派的结合，后党暂时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他们企图在容忍变法的幌子下，紧紧抓住中央的军政实权，以待变法激怒了一切腐恶的社会势力时，再一举扑灭维新运动。那拉氏的老搭当、头号亲信荣禄就曾对其同党说过：“欲废皇上，而不得其罪名，不如听其颠倒改革，使天下共愤，然后一举而擒之。”②正是基于这种计谋，那拉氏才假悍悍地对载活说：“变法乃素志，·毋操之过而已。”“苟可致富强者，儿可自为之，吾不内制也。”③但是，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深知只有勾结帝俄、执行尊孔崇洋卖国路线才能维护自已统治地位的那拉氏及其亲信，在载活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后，却在暗中加紧布置，准备发动政变。荣禄、奕助、刚毅等不断到颐和园和那拉氏密商政变步骤，暗中监视载活，并针对新政采取了几项反动措施。
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五日，即“明定国是”诏书颁布后的第四
①张窖：《翁自订年谱》，第45、49页
②佚名：《新党某君上日本政府、会社论中国政变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604页
③费行简：《慈禧传信录》，《戊戌变法》第1册，第464页天，那拉氏迫使载活下令将翁同苏开缺回籍，以削弱帝党实力，孤立和打击载活。又令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要到太后面前谢恩和陛见，控制了载活的人事任免权，防止改良派获得高级职务。六月二十三日，那拉氏迫使载活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统率北洋三军，即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这是那拉氏控制军事机器，手握屠刀，待机而动的阴险措施。那拉氏又以载活名义宣布定于十月士九日往天津阅兵，届时，由那拉氏与荣禄密谋发动政变，迫载活让位。从六月十六日到二十四日，那拉氏相继任命刑部尚书崇礼为步军统领（即京城卫成司令），以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八旗管兵，包衣三旗官兵及鸟枪营事务。以刚毅管理健锐营事务，并更换了一批八旗都统。这样一来，后党业已完成了控制京津地区军事上的部署，只待伺机而动了。赶走了翁同苏，那拉氏又任命裕禄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以控制政权的中枢部门。那拉氏派出大批爪牙，监视载恬和改良派的活动，内廷中布满了他的亲信太监，出入人员虽王公贝勤必须盘查，紫禁城也由步军统领所派的八旗兵把守，遇有可疑人员立即向那拉氏报告。此际，京津道上顽固派人物往来密谋，行色匆匆，警犬四布，密探成群，改良派和若干帝党人物已成为那拉氏的囊中物，处上肉，政变即将发生，大祸已经临头了。当然，有些统治集团外围的顽固派还没有看透这种阴谋诡计，当有人跪请那拉氏阻挠新政时，那拉氏还假地说：“汝管此闲事何为乎？岂我之见识犹不及汝耶？”当有人问荣禄，荣禄却毫不掩饰地说：“姑俟其乱闹数月，使天下共愤，罪恶贯盈，不亦可乎？”①反动派已经屠刀在手，天罗地网已经撒成，
①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第1册，第261页这是一场政治大风暴到来的前夕。
改革科举制度以后，使那些靠“八股取士”往上爬的孔孟之徒失掉了进身之阶，因此他们对变法维新恨之人骨。湖南举人曾廉上书那拉氏，请立即杀死康、梁，可算这类人的代表。废淫祠和停书院以后，许多僧巫和王豪劣绅失掉生活依据。他们危信管听，说康有为在宫廷里设立了礼拜堂，进行煽动。闲散衙门裁撤以后，大批旧官僚将失业，他们是和新政誓不两立的。上谕命令满人自谋生计，将使许多满人失掉寄生特权，内务府总管大臣立山率一批满人前往颐和园，请那拉氏临朝训政。六部堂官革职后，怀塔布的妻子到颐和园找那拉氏哭诉，那拉氏安慰她等待时机。李鸿章被赶出总理衙门后，他的亲家杨崇伊即赶往天津与荣禄密商对策。庆亲王奕助和太监李莲英，也一道跪求那拉氏，要她实行训政。那拉氏所居的颐和园，和荣禄的天津直隶总督衙门，成为顽固派集中密谋的两大黑据点。他们策划于密室之中，准备进行反扑。“当那些主张改良和改善的人还不懂得，任何一个旧制度，不管它怎样荒谬和腐败，都是由某些统治阶级的势力所支持的时候，他们总是会受拥护旧制度的人们愚弄的。”①温和改革还是触动了相当一大批的封建贵族和社会渣的利益，这些人骤然失掉种种特权，惶惶不可终日，如丧考。他们成为反对新政的社会基础。
而改良派却是孤单的，他们没有力量，没有军政实权，没有广大人民群众作后盾，只有一个空架子的皇帝来挡风，而这个皇帝连自已的地位也度可危了。天津阅兵，阴谋政变的消息传到载活耳朵里以后，他相当惊慌。他对奕国表示，他是誓死也不
①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6页去天津的。改良派建议载活自任海陆军大元师，又建议他仅带“通才”数十人迁都上海，以摆脱顽固派的压力，但这实际上都办不到。当此风声越来越紧之际，改良派似乎才想起了应该抓军队，抓几个武人作靠山。林旭认为董福祥及其甘军可靠，康有为和谭嗣同等却认为袁世凯及其新建陆军较为可靠，他们的理由就是袁世凯参加过强学会，似乎同情变法。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一九一六年），字慰亭，别号容庵，河南项城人，出身官僚地主家庭。袁世凯因两次投考举人不中，乃于一八八一年投人吴长庆军，先为幕僚：从张骞学习，甲午战争前曾随军到朝鲜。一八八五年受李鸿章赏识，升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甲午战后，经李鸿藻的推荐，任荣禄部下的新建陆军督办，于一八九五年在天津小站练兵，共计七于人。在他的周围，逐渐聚集了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徐世昌等人，这是袁世凯后来赖以起家的政治资本，这支军队就是北洋军，这些人物就是北洋军阀的骨于，北洋车阀集团就是从此诞生的。
维新运动开始后，袁世凯投机加入强学会，伪装赞成变法，借以窥测方向，以求一误。改良派认为可以靠他的武力谋杀荣禄，维护载活，以推行新政。于是派康有为的亲信弟子徐仁禄到小站试探。袁世凯当着徐的面吹捧康有为，并表示对载活的忠心耿耿，于是康有为向载活推荐袁世凯。九月十一日，袁奉上谕来京见。十六日载活召见，详询练兵事宜，并夸奖几句，传旨赏以侍即衔，令专办练兵事宜，以示笼络。实际上，袁这时在北京遍访权贵如刚毅、裕禄、王文韶等，探听风声，了解内情。他已经断定载活和改良派都是无力量的，而那拉氏一边却是有力量的。第二天，载活再度召见袁世凯，要他与荣禄以后各办各事，互不望肘，言外之意，他可以不买荣禄的帐了，此际，顽固派业已调兵遣将，准备下手，京津一带风声鹤，空气相当紧张。九月于三日，当载活往颐和园，请那拉氏开懋勤殿以议制度，那拉氏即冲冲大怒，将他痛厅一顿而加以拒绝。载活知道大祸已经临头，当天密诏给康有为说：“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此诏于十四日由杨锐带出，由于杨锐惊慌失措，积压了五天才交给了林旭。载湘等了几天，不见回音，急于十七日又降密诏给康有为，交林旭带出，密诏说：“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褚墨所能馨也。汝可迅速外出，不可延迟。”①即叫他赶快逃命。十八日，林旭把这两个密诏交给了康有为，康有为一方面准备次日逃往上海，一方面召集谭嗣同、梁启超、康广仁、徐仁禄等在南海会馆开会，商讨办法。既无军队，又无群众为后盾的改良派，此时束手无策，抱头“痛哭不成声”，最后决定孤注一掷，派谭嗣同去说服袁世凯，叫他举兵勤王，扶载活，杀荣禄，消灭旧党。
十八日深夜，谭嗣同密访袁世凯，将维新派的全部计划和盘托出。他拿出载活的密诏给袁看过，然后要他在天津阅兵的时候发动反政变，诛数后党，恢复帝党的权力。他还对袁世凯说，如果你不干，可以到颐和园去告密，把我谭嗣同杀了，也可以得富贵，这两条道路由你选择。袁世凯“正颜厉色”地说什么：你把我袁某看作什么人？！皇帝是我们共事的圣主，救驾的责任你有我也有。袁还说，阅兵时，如果皇上迅速跑到我袁某的营里，杀荣禄和杀一条狗一样容易。袁又郑重地说，事关重大，他必须立即返回天津，要调换几个军官，贮备一些弹药。谭嗣同信以为真，自认为策划已经成功，又向袁叮嘱一番，才辞别而归。
①《上谕》，《戌戌变法》第2册：第92、97页
改良派除了把自已的政治赌注押在袁世凯身上以外，还把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身上。十九日早晨，康、梁文聚集于容陶寓所，决定由康有为去走访李提摩太，要他转请英国公使窦讷乐出面协助。但这时窦讷乐到北戴河避暑去了，康与李提摩太未能见到。康有为又去找伊藤博文，请伊藤去说服那拉氏。二十日康有为离京南下，二十一日他从天津搭乘英商太古公司的轮船由海道赴沪，而把搭救载活的事情托付给梁、谭和康广仁等人。二十日，载活又召见袁世凯，要他保护新政。袁世凯说：“新进诸人，固不乏明达猛勇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缜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①这里已经透露了杀机。退朝之后，袁世凯立即回到天津.当晚即向荣禄告密，出卖改良派。荣禄闻听后大惊失色，立即挂专车进京到颐和园向那拉氏报告。袁世凯用维新党人的鲜血，染红了他的顶戴，这个叛卖者立即以“才堪大用”而被那拉氏所赏识，从此飞黄腾达起来，成为近代中国臭名昭著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
九月二十一日，戊戌政变突然发生。那拉氏于黎明由颐和园间道人西直门，直入紫禁城，怒气冲冲地进入载活的寝宫，把所有的奏折稿件全部拿走，把载活因禁到南海的瀛台。那拉氏公开诡称皇帝生病，不能处理公务，再三息请“训政”，不得不“俯如所请”，于二十一日起临朝听政。她发布“谕旨”说：“已革工部主事康有为，学术乖谬，大圣教，其所著作，无非惑世诬民离经畔道之言，著将该革员所有书籍板片，由地方官严查销毁，以息邪说而正人心。”2那拉氏公开利用违背孔老二“圣教”的罪名，开始镇压改良派，并将百日维新的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及保甲制
①袁世凯：《戊戌日记》、《戊戌变法》第1册，第553页。
?《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总4208页度保留外，全部宣布废除。接着，那拉氏又下令大捕改良派及倾向维新的官员，一时“缇骑遍地，海内沸腾，风云扰攘，天地变色，无一省不受茶毒者”。①戊戌政变中，不少人被斩首、通缉、监禁、充军或罢逐。康有为得英国帮助，由天津经烟台逃亡香港再到日本。梁启超受日本使馆保护到东京。谭嗣同拒绝逃亡国外的劝告，并声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②遂于九月二十八日，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一起被顽固派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临刑前愤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③这是他给自己走改良主义道路得出的结论，但也反映了为革新不怕牺牲的精神
我等豆惟毛老械患素
安苦下
承件招爱伤
书
间
君程了既。
歌伊饭造型
云办亲食养以来
嗣同狱中遗札
①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第1册，第286页
2梁启超：《谭嗣同传》：《戊戌变法》第4册：第53页。
③谭嗣同：《临终语》，《谭嗣同全集》第512页
严复在维新运动期间，在天津水师学堂当总办，并进行译述，在《国闻报》上发表宣传维新的文章，他参加实际的政治活动较少，和康、梁等人的接触似平不多。由于别人的推荐，他曾经去北京应经济特科，载活还召见过他一次，问了他一些关于变法和西学的事情。政变发生后，他连忙回到天津去，《国闻报》也被封闭，他虽然没有被逮捕入狱，并仍然做他的学堂总办，但行动上受着监视和限制，心情是很沉闷的。他在政变后所写的《戊成八月感事》诗中写道：“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显然这是以悲愤的笔锋，指责盘踞在北京的封建顽固派把社会搞得天昏地暗；而谭嗣同、林旭等人的被杀，连青天也为之洒雨以示悲悼。这些诗句，表现出了严复对于维新党人的深切同情和对顽固派憎恨的心情。
那拉氏上台以后，恢复了全部旧制，她授怀塔布左都御史兼内务府大臣，许应擢闽浙总督，李鸿章出督两广，袁世凯授护理北洋大臣，加赏西苑门内骑马。戊戌变法运动犹如县花一现，历史又暂时地倒退回去，反动派却在血泊里弹冠相庆了。
三、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
戊戌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时期的一个发展阶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这次改良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是与国家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是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兴起和发展的。因此，这次变法运动具有显著的救亡特点与爱国性质。严重的民族危机是推动变法运动的力量，变法运动的爱国性质，又成为它得以蓬勃兴起的原因，这两个方面是交织在一起的。改良派人物都是当时爱国的青年，他们深信只有变法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只有维新，中国才能够富强起来。他们的目的是救国，他们的手段便是变法，他们是把这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了。
戊成维新运动是一次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运动。改良派企图在不改变封建专制制度的大前提下，让中国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让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进行联合的专政，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他们对于封建社会的一套制度，采取了尽可能不去触动它的办法，而对于资产阶级的一套新制度则尽可能使之带上“古已有之”的色彩，使它尽可能与旧制度谐调起来。他们的社会改革方案虽然是很温和的了，但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封建君主专制长期统治的历史条件下，对封建势力不能不说是一次冲击。
改良派所发动的维新运动，从经济上说，是企图冲破封建生产关系的桔，排除帝国主义的压道，力求为解放生产力，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创造一定条件。他们对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有切肤之痛，谭嗣同说：“以商为战，足以灭人之国于无形，其计至巧而至毒。”①他们对于外资在华设厂表示反对，认为“遍地通商，免税免厘，兴创机器，制造土货，其祸之烈，直无办法”。2改良派要求在中国兴办工业，发展资本主义，恳求载活“下明诏奖励工艺成大工厂以兴实业皆优与奖给，则举国移风，争讲工艺”：③因而在明定国是的诏书中，颁布了许多发展民族工业的方案。这对后来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是有影响的，这种要求也是符合于社会向前发展的历史趋势的。
①②谭嗣同：《思纬壹壹台短书一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第422、407页
③康有为：《请厉工艺奖创新折》，《戊戌变法》第2册.第227页
改良派在一定程度上举起尊法反儒的旗帜，给孔孟之道以冲击。康、梁、谭、严都是各自程度不同地与尊儒反法思想进行过斗争。这是因为千百年来孔孟之道紧紧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不对它进行猛烈的冲击，就难以得到思想上的解放，就不能实现政治改革。但是，他们的改良主义本质，决定了他们的斗争是软弱的。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搞托古改制，只是胆怯地以今文经学的孔老二去反对古文经学的孔老二。虽然这样，经过戊戌变法，毕竟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传播了进来，在上层建筑领域里给了孔孟之道以一定打击。此后，孔孟之道不再是金科玉律，君权神授的观念也发生了动摇。顽固派惊呼，阅“近日少年文字及聆其谈论，往往矜奇斗异，肆为大言，低讥孔孟，称扬叛逆”。①
总之，戊戌变法作为中国近代时期的政治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个发展阶段，它的进步意义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但是，它确有着许多致命的弱点，以致带来了失败的结局，这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的。
改良派幻想依靠某些帝国主义帮助中国变法维新，是政治上犯了认敌为友的根本错误，因而不可能挽救祖国的危亡。改良派从感性上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危机，从奥论宣传到发动政治运动，以期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然而却不能从理性上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不仅看不清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而且由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同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更导致了改良派把实现变法维新事业的希望，寄托在英、日、美等帝国主义的帮助上。他们说日本是“唇齿之邦”，说英国是“救人
①《瀚林院侍讲学士恽毓鼎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506页。之国”，幻想依靠英、日来抵制后党及其后台沙俄。把帝国主义侵略者当成抵御侵略、挽救危亡的朋友和老师。这完全是一种与虎谋皮的想法和作法。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因此，帝国主义必然要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中国任何的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决不充许中国发展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英国、日本或美国，在表面上“赞助”改良派，但本意决不是为了中国的富强和独立，而是基于同沙俄争夺在华霸权的需要，阴谋操纵维新运动，培植自己侵华利益的另一批代理人。后来，当英、日、美等帝国主义摸清了帝党与改良派的底细，看到军政大权仍牢牢控制在后党之手，它们的阴谋不能实现时，也就不愿再给改良派以实际的援助。政变发生后，改良派请李提摩太见英国公使，派梁启超见日本公使，容陶见美国公使求救，均无结果。这时，英、日、美决定仍然继续维持同顽固派、洋务派控制的清政府所谓的“和好”关系，以保持既得的侵略利益。这证明帝国主义国家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虽然彼此间存在着矛盾，但他们都是一丘之貉。改良派企图依靠那些要变中国为殖民地的几个帝国主义来实现变法图强，发展资本主义，是幼稚而危险的幻想，犯了政治上认敌为友的错误，其结果无疑是使中国仍然走不出半殖民地的死胡同。
对于封建主义的妥协和艺求，注定改良派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改革。事实上，改良派几乎等于跪在封建势力面前艺讨变法的。康有为自己承认，他不敢发表《大同书》就是因为怕顽固派接受不了。他搞“托古改制”，也是因为事体重大，为免祸计，只好打着古人的旗号来进行变法。他原来主张裁撤一切旧衙门，罢厅一切守旧派官更，后来感到反动派的压力太大，便对载活说，不要去掉旧衙门，也不要罢厅旧官更，只增置新衙门，提拔改良派人物当助手就行了。他们是极力绕道而行，似乎这样可以减少阻力。对于那拉氏的统治虽然深感不满，但他们不敢说，不敢反对，只能偻爬行，不可能挺起胸膛，迈步前进。当反动势力组织力量，准备反扑时，他们却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顽固派在京津之间或策划于密室，或隐现于军中，而没有组织自己的力量，没有把军队抓过来。他们认为只要有舆论的力量，有一个槐儡皇帝来发布上谕就可以了。以致使敌人得以从容布置，而把自己已置于坐以待毙的可悲地位上了。
由于对于人民的敌视态度，使改良派陷于孤立无援而失败。资产阶级改良派是用反动的眼光来看待农民起义或农民革命的。他们内而感到人民起义的威胁，外而感到帝国主义的侵略，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内忧外患”，用他们自已的话说，是“内则伏莽窃发，外则强敌凭陵”。他们把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一样看待，认为都是威胁他们生存的可怕力量，这就表现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也表现了剥削阶级仇视劳动人民的反动性。他们既然看不见人民的力量，也不可能依靠这种力量来进行斗争，这就使他们变成软弱无力的可怜虫，当顽固派进行反扑时，他们就被轻易地镇压下去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改良派只相信他们自己的少数天才，而不知道创造历史的都是人民群众。康有为说过：“自古非常之事，必待有为之君。”③梁启超也说：“有非常之才，则足以济非常之变。鸣呼，是所望于大人君子者矣！”④因此，他们搞变法维新
①《兵部学习主事范轼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96页。
②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932页。
③康有为：《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153页。
④梁启超：《变法通议》，《戊戌变法》第3册，第21页运动的社会基础是十分狭小与脆弱的。一当那拉氏发动政变时，“君子”们就不得不“引颈受戮”，不得不孤零零地悲惨失败。这充分说明没有人民力量的支持，是任何事情也办不成功的。
从顽固派利用儒家思想破坏和镇压戊戌维新运动的事实说明，要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就必须坚决彻底地批倒复辟倒退的孔孟之道。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严复等人进行了尊法反需的斗争，但是由于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们不可能用科学的世界观深刻揭露孔学复辟奴隶制的反动内容，批判走向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孔孟之道维护其腐朽统治的反动实质。加上康有为、严复等人自幼受过儒家的薰染，在他们的思想和变法理论中都夹杂着许多封建余毒。如戊戌维新时期严复、谭嗣同的著作中，崇法批儒是主流，但也混杂有不少孔孟的思想言论。康有为则受今文经学影响较深，他运用西方进化论附会《公羊传》中的“通三统”、“张三世”的观点，来说明自己的变法主张是符合孔孟之道的，并以此反对顽固派坚持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儒家论点，这是软弱无力的，极不彻底的。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1改良主义很快破产的结局，不仅说明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脆弱：还说明了改良派的思想武器是不堪一击的，依靠它是冲不跨也不可能冲跨孔孟之道的。
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同地主买办势力的斗争，就其本质来说是阶级斗争，是新的生产关系要求代替旧生产关系这种性质的
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57页斗争。但要达到这种更替，按照阶级斗争的规律，则必须走暴力革命的道路。革命导师马克思曾科学地总结了生产方式变更的普遍规律，他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①列宁更进一步指出：“新政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同旧政权并存的条件下，在反对旧政权的斗争中产生出来、成长起来的。不用暴力来对付握有武器和政权机关的暴徒，就不能把人民从暴徒的压迫下解放出来。”②但是，改良派反对依靠劳动人民采用暴力手段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他们坚持“变之自上者顺而易，变之自下者逆而难”③的信念，死死抱住并无实权的皇帝，幻想通过他颁布空头诏令，以实现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主要基础的变更”。企图实行与旧基础相容的变更。这显然是由于他们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剥削阶级地位，同封建土地关系联系较多的特点，以及他们坚持的唯心史观所决定的。改良派人物的流血事件，证明了反动派不仅要镇压革命，就是连这样软弱的温和的一些改良也是绝不允许的。要想不触动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使中国和平地过渡到资本主义，从而导致封建制度的逐步消亡，这是办不到的幻想。戊戌变法的历史证明，处于帝国主义时期，在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而变得更为凶恶强大，并已建立了共同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形势下，要改变中国这种社会地位，没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广大农民为主力军，不以革命的暴力反抗反革
①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1卷，下册，第819页
②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10卷，第215页。
③唐才常：《致欧阳中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579页
④列宁：《几个争论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第479页命的暴力，而坚持走改良主义的道路，是注定要失败的。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时代在继续前进。许多人接受了血淋淋的教训，扔掉了改良主义的旗帜，踏上了革命的大道，他们丢掉幻想，准备和敌人继续搏斗，直到把这个反动的清朝政府消灭为止。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中，就有许多是这样从改良转人革命营垒的战土。这是历史的必然。
但是，改良派头面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却仍然执迷不悟，不肯放弃改良主义路线，而使自已背离了时代前进的车轮，在他们的头上逐渐消失了维新的“圣光”，开始走向自己的反面。其实，这是不奇怪的，这是由他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本来，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改良派，是一批刚刚从地主、官僚、买办转化过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物，他们的阶级基础是脆弱的，成员是复杂的。这些人大都与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康、梁等人，本来就是地主官僚子弟，自幼受着封建教育的严重熏陶，又长期顺着“八股取士”的进身阶梯爬来爬去。只是到了中法战争前后的数年之间，由于民族危亡的加深，才唤起了他们对黑暗现实的严重不满，发奋向西方寻找救亡图存的真理。然而，他们是骑着封建文化的门槛去接受西方资产阶级先进文化的。他们既追求西学，却又舍不得孔学。他们表面上学了点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骨子里却仍旧保留着浓厚的封建素质。这同康有为的表面形象一样，嘴里讲的是声光化电，后脑勺上却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具有鲜明的两重品格。虽然他们命鼓吹改良，却一贯氓毁暴力革命。因此，一日有了适当的气候和条件，他们的封建性的素质就会本能的故态复萌了。严复虽然系统地接受了西学教育，引进了西方资产阶级庸俗进化论、民权平等思想等，但他毕竟是由布衣寒士变成了“大清”海军学堂的总教习，自然他无论如何是不肯轻易丢掉这个铁饭碗的。所以，他在变法维新运动中，尽管可以发表许多激进的言论，却不肯做出一点点“冒险”的行动。如前所述，这些人倡导变法维新，固然有着救亡图存的进步意义，但另一方面却又有杜绝农民革命发生的回测用心。因此，阶级的利益注定改良派的头面人物终究要同革命人民站在对立面的。变法运动失败后，亡命于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继续死抱住光绪皇帝不放，幻想载活有朝一日能够重新执政，使自己能够再推行改良主义路线。这不仅有阶级根源：而且也同改良派坚持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分不开的。严复认为：“民之可化，至于无穷，唯不可期之以聚”，康有为说：“欲骤（质）变而未能。”他们只承认社会的发展有“渐变”，而否认能“骤变”。显然，这是否认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动力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这种唯心史观，反映在政治上就必然要坚持社会改良，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革命。随着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广泛开展，康有为所代表的改良主义路线同孙中山的革命路线的矛盾就日趋激化了。从此，他们公开与革命为敌了。他们和他们当年所反对的封建顽固派一样，自己也变成了顽固派而极力阻挠革命潮流的前进，成为阻碍时代前进的绊脚石。阶级斗争的规律告诉我们：顽固守旧，复辟倒退，总是要从儒家的破烂武库中寻找思想武器的。自然，早被康、梁背诵得纯熟的孔孟之道，便成了他们用来对付革命的得心应手的大棒。于是他们在文化战线上，从尊法反儒的阵地上退却下来，而一头扎进了尊儒反法的营垒，成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尊孔派。特别是康有为，一变而成为尊孔派的首领，疯狂的喊叫“孔子方岁”，陷人了泥淖而不能自拔，变成了被时代所睡弃的可怜虫。从康有为、严复在戊戌时期作为先进的中国人，主张尊法反儒，救国维新，到后来堕落为尊孔保皇、复辟派的历史教训说明，任何人一定要同孔孟之道彻底决裂，肃清头脑中孔学的流毒，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前进，不要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