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反对英法联军侵略和沙俄鲸吞中国大片领土的斗争
第一节反对英法联军侵略的战争
一、可耻的“修约”讹诈
正当太平天国革命风暴席卷长江两岸，清朝封建统治摇摇欲坠的时候，英、美、法资本主义侵略者，在伪装“中立”的幌子下，加紧策划新的侵略阴谋。他们对于鸦片战争以来所夺取的特权和利益早已感到不满足，要求大大增加。而当时的中国，农民和地主这两个敌对的阶级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武装搏斗，形成了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和清朝地主政权相对崎的局面。他们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经验和对太平天国的窥探中，认识到要完全支配中国，不断取得侵华的新权益，主要的敌人不是封建地主阶级，而是广大人民群众：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不可侮，而清朝地主政权却是可以驯服的。因此，他们决定利用清政府面临覆亡的危机，使它遵循自已的侵略意图，然后帮助它扑灭农民革命的火焰，建立和维护半殖民地统治秩序。
最初，英、美、法等资本主义侵略者，企图以“修约”的方式实现这些新的侵略要求。所谓“修约”，就是要求修改《南京条约》、《黄埔条约》和《望厦条约》，扩充这些不平等条约的侵略内容，夺取更多的殖民权益。他们为了制造修约的“理由”，故意歪曲《望厦条约》与《黄埔条约》有关十二年后在贸易条款上稍作变通的规定，要求全面修改条约。《南京条约》并无任何有关修改条约的规定，但英国侵略者却援引最惠国条款进行狡辩，扬言必须修改《南京条约》。于是，英、美、法资本主义侵略者在一八五四年和一八五六年进行了两次可耻的修约活动。
一八五四年，《南京条约》届满十二年。英国驻华公使包令，联合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美国驻华公使麦莲，正式向清政府提出了修约要求。英国提出修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废除进出口货物的子口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美使麦莲提出要在长江及其支流的任何口岸城市及港湾进行贸易，美国人可以进人中国内地任何地区贸易、传教、居住，并取得租赁、建筑的自由。法国公使除提出类似的要求外，还要求释放非法潜入陕西从事间课活动而被逮捕的法国传教土。显然，他们所要求的修约内容，决不是对某些条款的“稍有变通”，而是要逼签一个比《南京条约》的内容更狠毒、更广泛的不平等条约。
这年四月，英、法、美三国公使带着这些苛刻条件到达广州，向负责办理外交事务的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修约要求。叶名琛是一个昏顽固的封建官僚，虽然担任两广督抚多年，但对外国情况毫不了解。他对付英、美、法侵略者的唯一法宝便是不予接见。六月，英、美公使先后到达上海，又相继访问了天京。麦莲在昆山向两江总督怡良提出“修药”要求，还对怡良施展利诱和威吓手段，说什么：“如蒙奏准，自当襄助中华，削平反侧”①，否
①《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8.第20页则，便要到天津去交涉。怡良不敢答应修约，要他们回广东商办。奕泞对怡良的措置表示称许，指示叶名璨“设法开导，谕以坚守成约，断不容以于二年变通之说，妄有凯”。并谕示“接见夷西等仪文，仍当恪守旧章，无得以该夷等有相待稍优之请，少涉迁就，以致弛其畏惮之心”①。八月，英、美、法三国公使串通一气，再一次联合向叶名琛提出修约要求。叶名璨仍采故使，不予接见，反派人通知翻译人员说：“并未奉有谕旨办理变通事宜。”他在给英、美公使复文中则说：“天朝臣下无权，但知谨守成约。其重大事件，必须奏明请旨。”②他表示条约没有必要作重大修改，他也没有作这种修改的权力。他给奕泞的上奏中建议，对付外国人的办法只有“惟有相机开导，没法羁摩”③
叶名琛的建议和主张，反映了清朝统治集团中以端华、肃顺为代表的顽固派的心理和要求。这批顽固派在当时仍坚持第一次鸦片战争前那种妄自尊大的虚矫态度。他们梦以求的是维持鸦片战争前的闭关自守的局面，他们对外国侵略者的步步侵入非常害怕，尤其误认为外国侵略者在太平天国掀起反清革命后宣布“中立”是“偏祖”太平军，况且又提出如此重大的修约要求，更使他们疑虑甚深，惧怕外来势力深人，对封建统治不利，特别是怕“夷船阑人（长江），致与“贼匪’勾结”④。因此，在国内阶级矛盾空前尖锐而且处于主导地位的时候，既力求避免得罪外国人，又不肯轻易答应侵略者的过高的要求。他们根本不愿抽出镇压农民革命的反动武装以对付外来侵略势力，更不敢也不可能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去抵御外侮，但又不甘心马上对外投降。他们在外国侵略者威胁利诱面前，一方面幻想用“开导”讲
①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8，第23、4页
24同上书.卷9.第2、5页理的办法，“说服”侵略者执行已定的条约；一方面又摆出天朝大国的尊严，要侵略者遵守条约，“示以抚绥之恩，折其虚桥之气”①。清朝最高统治者奕泞，也正是支持和倚重这批顽固派官僚的。
清朝统治集团中，另一派则是以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和江浙许多官僚为代表的妥协派。当时他们在清政府中还不占主要地位，不起决定作用。这些人受外国资本主义影响较早，和外国侵略势力早有勾搭：而且他们又处于太平军直接打击的前沿，急切需要外国侵略者的保护和支持，因而这批人对外妥协趋向更为突出，赤裸裸地主张屈膝投降。吉尔杭阿长期供职江苏，由桌台升任巡抚，是直接对抗太平军的反动家伙。他和江、浙买办势力勾结较深，和外国人打交道较多，自称是“最能信任外人的”官更。美国公使就曾当面吹捧他是和伊里布、者英这些老牌投降派并列齐名的清政府三大人物之一。早在一八五三年下半年，当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后，吉尔杭阿就和美国公使麦莲勾结，严密封锁上海，猖狂镇压起义群众，成为外国侵略者的一条走狗。在这些人看来，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不仅不会危害他们的统治，还可借助这种外来势力，扼杀正在蓬勃发展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当英、美、法三国公使又一次在广东碰壁后，九月又回到上海，向吉尔杭阿求助。他们既以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相许，又以补交上年外商近百万两欠税为诱饵，说什么“如蒙恩准，钦派重权大臣两三人前来查办，中外利益，实属不小”，尚仍照旧伤回广东商办，那就只好奏知“国王，待命而行。以后之事，即难预
①《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9.第5页定。”①他们以这种威胁、利诱双管齐下的手段，使吉尔杭阿就范。
吉尔杭阿不仅完全赞同侵略者的修约要求，还多次在奕订面前为其辩解，劝皇帝赶快妥协，“许其所请”②。吉尔杭阿全盘接受侵略者的要求，这不仅表明他是外国侵略者的代言人，也反映了正在拾头的东南沿海买办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相勾结的要求。但是，他这种赤裸裸的妥协投降主张，被对外国侵略者疑惧甚深的奕泞拒绝了。
侵略者在上海仍未达到目的。十月，英使包令、美使麦莲率领三百多名侵略军乘兵舰北上大活口，要求到天津甚至到北京修约。清政府深恐侵略者借机寻，不愿在近重地谈判，只派级别较低的长芦盐政文谦和前任长芦盐政崇纶听取意见，并要英、美公使仍回广东交涉。英、美却提出了更加广泛、苛刻的修约要求，并以修约不成，即要发动战争相威胁。崇纶等人也乘机劝奕泞妥协，主张答应侵略者的部分要求。奕泞由于急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对外的妥协趋向增强。因此，对英、美提出的修约主要要求作了少许的让步，同意减免外商所欠的上海海关税和厂东税捐，充许伸理民夷争执案件。外国侵略者因为没有达到修约的主要目的，于是大肆叫晒非诉诸武力不可。但是，当时英、法正陷于克里米亚战争之中，美国在华兵力不足，也无力单独发动侵华战争。十一月间，他们只得调南返，等待时机，准备战争。
一八五六年，《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届满十二年。于是，美国又带头掀起了第二次修约活动。美国新任驻华
①②《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9.第3、4页。第二次鸦片战争形势图
广州附近
京津附近
30公里（1856-1860年）
15公里
Y直
朝
860年10
品
发
自签订诊
北京
鲜保定
O师
春
东河南湖
人民群众抗击英法慢略
军的主要地点
清军抗击英法侵赔军的
主要地点
满军主要炮台
英法军入侵器线
天被追开放的通奇口岸
150300公
九龙司被迫制让地公使伯驾在伦敦、巴黎取得英、法支持后，于五月到达广州，照会叶名琛要求修约。修约要点是：三国公使驻京；中国全境开放，无限扩大贸易：外国人在华传教自由；改造中国司法机关。清政府仍坚持“大段断无更改”的态度，只允许“择其无碍大局者，酌量变通一、二条”①。伯驾在广州没有达到目的，七月去上海。当时英、法感到“和平”修约无法达到侵略自的，决定要诉诸武力，因此，只在外交上支持美国的修约活动，两国公使并未随同北上。伯驾在上海活动四个多月仍无结果。十月，英国已在广州借口“亚罗”号船事件，燃起了新的战火。十一月，伯驾赶回香港，参与英、法的侵略活动。
列宁指出：“战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②。外国侵略者的修约活动和战争政策，正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英、法，美等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资产阶级急切要求向外侵略扩张，以便寻求新的殖民市场和原料产地。当时，以英国的工业发展最为迅速。它的资本主义工厂已经全盘取代手工工业，号称“世界工场”。它的工商业仍然保持着世界霸权的地位。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资产阶级满以为可以凭借不平等条约规定的侵略特权，在中国大量地推销其工业品，获得巨额的利润。但是，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的侵袭有着一种抵抗作用，更由于英国对华鸦片走私贸易大量增长直接排挤了其他商品的销售，因而使它的工业品销路不广，对华输出货物的总值增长不大。正如马克思所说：“中国人不能同时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在目前条件下，扩大对华贸易，就是扩大鸦片贸易：而增加鸦片贸易是和发展合
①《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3，第19页。
②列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13卷，第63页法贸易不相容的”1。但是，贪得无厌的英国资产阶级是不愿放弃任何一种贸易的。它既要扩大鸦片贸易，还要寻觅畅销工业品的途径。在他们看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象第一次鸦片战争那样再次发动侵华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为此，英国侵略者联合法、美侵略者一面进行修约讹诈，一面加紧战争准备。
这时的沙皇俄国，虽然还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农奴制国家，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已有相当发展。农奴制危机不断加剧，以农民为主力军的反对农奴制度的群众运动正在蓬勃兴起。沙皇政府为了摆脱国内困境，转移群众斗争视线，为了给农奴主和贵族不断扩大剥削地盘，为了给资产阶级开辟广阔的国外市场，拼命推行扩张侵略政策，加紧掠夺殖民地，加紧侵略中国。当英、法、美对清政府进行修约化诈，并准备调集军队进攻中国的时候，沙俄西伯利亚的哥萨克部队也偷偷地开往黑龙江沿岸，在海参崴一带设立军事堡垒。正是基于这种疯狂的侵华野心，沙俄积极支持英、法、美发动新的侵华战争。于是，英、法、美、俄这四个野心勃勃的侵略者，基于共同的侵略利益，暂时结成了联合侵华的阵线，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一第二次鸦片战争。
二、极端不义的战争与《天津条约》
蓄谋扩大侵华的英、法侵略者分别制造了“亚罗”号船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
一八五六年十月八日，广东水师在停泊黄埔港的一只中国
①马克思：《鸦片贸易史—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4页走私船“亚罗”号上，逮捕了两名中国海盗和十名有海盗嫌疑的水手。这只“亚罗”号船，为了走私方便，曾向香港当局领过通航证。但在被查捕时，此证早已过期，船上也不再悬挂英国国旗。因此，广东水师在中国船上捕人，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与英国毫不相干。可是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为了制造战争借口，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声称水师上船捕人有损领事体面：并无中生有的造谣说，厂东水师曾扯下了船上悬挂的英国国旗，这是对英国国旗的侮辱，也是对英国的侮辱。他无理要求两广总督叶名璨送回水手，赔礼道歉，并限二十四小时内答复，否则以武力解决。在巴夏礼无端挑面前，叶名琛害怕事态扩大，终于屈服于侵略者的压力，将逮捕的水手送到英国领事馆。叶名琛的妥协行为，大大助长了英国侵略者的反动气焰。巴夏礼故意刁难，借口礼貌不周，拒不接受。十月二十三日，英国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率领英国军舰突人省河，进犯广州，正式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昏惯顽固的叶名琛，在英国侵略者武装进攻面前，不仅不作打仗的准备，反而自欺欺人，断言“必无事，日暮自走耳”，并下令“省河所有之红单船及巡船可传谕收旗帜，敌船人内，不可放炮还击。”①他的不抵抗主义给侵略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二十九日，英国侵略军攻破广州外城，一度攻人内城，纵火焚烧大批民房，抢劫总督衙门。马克思愤怒地指出，由英国政府发动的“这场极端不义的战争”，使“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畔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荒唐
①华廷杰：《触番始末》卷上、《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六年第2期，第101页的借口下发生的！”①
当英军进攻广州时，清朝官更东躲西藏，叶名琛逃到巡抚德门。但广大人民群众和下级爱国官兵则奋起抵抗。当晚，英国侵略军被迫逃出城去，退据虎门等待援军。但它们仍然炮击广州，劫夺船只.焚烧村庄，妄图用暴力迫使中国屈服。
一八五七年春，“亚罗”号事件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资产阶级立即掀起战争喧，英国议会通过扩大侵华战争的提案，英国政府任命额尔金为全权专使，率领一支侵略军前来中国，同时向法、美、沙俄政府发出照会，提议联合出兵，迫使清政府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
在“亚罗”号事件以前不久，有所谓马神甫事件。天主教法籍神甫马赖非法潜人中国内地进行侵略活动，于一八五六年二月在广西西林县被处死。马赖被杀本来是罪有应得，但法国路易·波拿巴政府却以此为借口，任命葛罗为全权大使，率领一支侵华军，打着为“保卫圣教而战”的幌子，继英军之后开到中国，正式组成英法侵华联军。
美国积极支持英、法，但因国内政局不稳，没有参加英法联军，而是派出全权大使，同英、法密切配合，趁火打劫。
沙俄为了实现占领中国大片领土的卑鄙目的，虽然一年以前还与英、法打仗，这时眼看趁火打劫的时机已到，便转与英、法合谋，积极策划所谓“联合行动”。这样，英、法、美、俄四国侵略者，共同结成了侵华集团，进一步扩大由英国首先挑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一八五七年十月，额尔金和葛罗会集于香港，美使列卫廉、
①马克思：《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页俄使普提雅廷也于十一月间到达香港。四个强盗合谋侵华。十二月，英、法拼凑了五千六百多人的联军（其中法军一千人），作好了大举进犯的准备。十二日，额尔金和葛罗向两广总督叶名琛发出通，要求入城“修约”、“赔偿损失”和英军把守河南地及各炮台，并限令十日内答复。倘不答充，即“令水陆军兵，力攻省垣”①。
两广总督叶名琛面对英法联军的侵略威胁，不但不做任何应战准备，反而说什么“彼第作战势来吓我耳，张同云（汉好）在敌中，动作我先知之，我不与和，彼穷甚矣”②。部将见敌人进攻迫在眉睫，请求调兵设防，他不准：请求召集厂州市民团练自卫，他不准：请求派人到敌船侦察动静，他也不准：而将全部战守之事寄托在孔老二的“天命论”上，竞“扶乱”问神，胡说什么：“此事我确有把握，可保其无事。…大约过十五日便可了结。”③二十六日，额尔金和葛罗发出最后通，并限二十四小时内答复。二十八日清晨，英法联军占据海珠炮台，开炮攻城。商店、民房相继起火，总督衙署也被轰击。叶名琛惊骇至极，先后狼狐逃至粤华书院和副都统署躲藏。二十九日，联军再次攻陷广州城，叶名琛被俘，腐朽昏惯的广州将军穆克德纳、广东巡抚柏贵，可耻地竖起白旗投降。英法侵略者指派英国人巴夏礼、哈罗威和法国人修莱组成所谓“联军委员会”，对广州实行殖民统治的“军事管制”。卖国贼柏贵在三人委员会的严密监督下，照旧担任原职，为侵略者维持地方秩序，压制人民的反抗活动，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所制造的第一个地方愧儡政权。叶名
①《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8，第20页。
②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
③华廷杰：《触番始末》卷中，《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六年第2期，第109页。琛被英国送往印度加尔各答，一年后毙命。
英法联军人城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英军抢走布政使德门库银五十二箱（二十二万七千两），法军也大肆抢劫。事后，额尔金的秘书俄理范，挖苦法国兵有一种“专抢珍贵细软的奇怪本领”①。其实英、法侵略者的抢劫本领并不相上下。
广州的失陷，是清朝统治者奉行对内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对外妥协投降路线的结果。奕泞曾几次表示：“当此中原未靖，岂可沿海再起风波？”②他支持叶名琛的妥协主张和破坏爱国军民反击侵略、誓死抵抗的革命行动，结果使侵略者的阴谋步步得遇。
英法联军侵占广州，这只是它们逼降活动的一个步骤。为了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决定北上进犯白河口，直接对北京清朝政府施加压力。一八五八年四月，英、法、美、俄四国公使，率领英舰十余艘、法舰六艘、美舰三艘相继自香港到上海集中，然后分批北上，于四月下旬陆续到达大活口外。四月二十四日，四国公使同时照会清政府，要求派遣全权大臣在天津或北京进行谈判。但清政府派出谈判官员后，英、法两国又故意在清政府代表是否具有全权的问题上拖延时间，加紧备战。当时美、俄两国使臣假充“调人”，麻痹清政府。英、法在美、俄掩护下，做好一切战争准备，于五月二十日对大沽口突然发动攻击。直隶总督谭廷襄带头逃走，其他官员也抱头鼠窜，只有下级官兵奋起抵抗，给敌人以应有的惩罚。但因官员先逃和措置失当，大活炮台终于失陷。直隶总督谭廷襄也是一个与叶名琛同样昏庸腐朽、畏敌如虎的封建官僚，抱定了“不能战，不易守，而不得不
①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133页
②《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4，第15页。抚”①的投降卖国方针，使英法联军得以横行无阻，直扑天津近郊。五月二十六日，英法侵略者通知清政府“另派头品可以主持之大臣二员，迅速前来共议”②，否则一打天津，二打北京。清政府慌作一团，忙派大学士桂良、更部尚书花沙纳赶赴天津议和。桂良、花沙纳力主投降，在他们看来，英、法“枪炮迅利”，“若抵都门，祸恐难测”；“天津民情汹凶，数日不和，必将内变”；“国家“内匪’未净，外患再起，征调既难，军饷不易”；“不抚而战，虽未闭关，而税课有限，南军待哺，无从筹划”③；因此，不能战，必须降。奕泞面对英、法的武力威胁，为了集中全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防止天津人民奋起造反，维持自己反动腐朽的统治，批准了桂良、花沙纳的卖国主张，接受了侵略者的无理要求。一八五八年六月，清政府分别与英、法、美、俄四国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同年十一月，桂良、花沙纳又在上海同英、法、美三国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及《海关税则》，作为《天津条约》的补充。侵略者通过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大大扩张了在华殖民特权：
（1）公使驻京；
（2）开放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
（3）耶稣教、天主教得入内地自由传教：
（4）外国人得往内地游历、通商，外国船只得往来于各通商口岸；
（5）中外人民争讼事件，由领事官会同中国官更审办；
①②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2.第31页：卷23.第6页：卷27.第1-2页
（6）鸦片贸易合法化：
（7）对英赔款四百万两、法二百万两：
（8）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除丝、茶、鸦片以外，进出口货一律值百抽五：洋货运到内地，或从内地运土货出口，除抽百分之二点五子口税外，免征一切税项，外国人的用品进口，完全免税；
（9）邀请英人帮办海关税务。
条约规定第二年在北京交换批准书。这个条约是《南京条约》的扩大，基本上包括了侵略者“修约”要求的主要内容。它是外国侵略者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又一副更加沉重的柳锁。因此，马克思怒斥《天津条约》“从头到尾都是欺诈”①
三、津、京陷落和《北京条约》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侵略军于一八五八年七月陆续南撤，暂时解除了对清政府辅重地的严重军事威胁。但是，这个新的卖国条约并没有给清朝统治者带来和平与安宁。
以奕泞为首的清朝统治者，害怕过多的给予外国特权而不利于自己的反动统治。他们特别对《天津条约》中的公使驻京、长江通商、洋人在内地传教等条款于分耽心，害怕侵略者同内地人民革命力量联合起来而造成更大的“内忧外患”：尤其耽心公使驻京会给他们带来肘腋之祸。因此，奕泞在一八五八年十月至十一月间，多次指使在上海同额尔金、葛罗等谈判通商章程的桂良、何桂清等人，要乘谈判之机修改《天津条约》。奕泞指令
①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一八五八年十月八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111页。他们“不但派员驻京必须极力挽回，即内江通商及内地游行，赔缴兵费退还广州省城各要件，贻害甚大，均不可不设法阻止”①奕泞答应以“全免课税”作为修改条约的交换条件。但是，英、法两国悍然拒绝了这个要求。这样，奕泞的幻想终于化成了泡影。在上海谈判的同时，清政府还在天津海口加紧布防，兴修大活炮台，增添防卫兵勇，并授命僧格林沁主持海口防卫事宜。但这只不过是清政府敌作姿态罢了，事实上并不打算认真抵抗外国侵略者。
然而，即使这种不是真心准备抗战的举动，也引起了外国侵略者的不满。他们感到清政府还没有在武力下被驯服，还不想去甘心充当他们的侵略工其。所以必须再次发动战争教训它一顿。同时，由于当时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接连爆发了经济危机，大批工厂倒闭：阶级矛盾空前尖锐，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发动侵略战争，以便扩大市场，转嫁危机，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他们对《天津条约》所规定的条款已感到不能满足。英国政府的报纸接二连三地叫：“条约中有关商务的条款不能令人满意。”②一八九二年二月，英国侵略分子赫贝特也赤裸裸地叫喊《天津条药》的“每一条款都是新战争的祸根”③。三月，额尔金秉承英国政府的意旨，急电英国侵华海军头目西马糜各厘赶快在上海集中“强大的兵力”和“足够的炮舰”④，以备护送英国新任驻华公使普鲁斯进京换约，伺机在天津给予清政府“另一次教训”。法国公使葛罗甚至公然叫嚣，《天津条约》是清政府在枪炮威胁之下接受的，
①《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8，第52页。
②转引自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4页。
③转引自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第136页
④转引自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4页也只有暴力才能使之兑现。可见，进一步用武力迫使清政府履行《天津条约》和掠夺更大权益，是英、法等国政府的既定方针。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这个条约不仅不能巩固和平，反而使战争必然重起。”①英、法等国已决意再次挑起侵华战争。
一八五九年六月初，英、法新任驻华公使普鲁斯和布尔布隆，相继到达上海。他们拒绝同清政府派往上海等候的桂良、花沙纳会商，而加紧拼凑联合舰队，准备闯人天津海口，重新挑起战争。这支联合舰队共有大小战舰二十余艘，军队二千多人。其中有英国军舰十五艘，法国军舰两艘，美国军舰三艘。六月十七日，三国联合舰队相继由上海到达大沽口外。
清政府同意按期在京换约，但指定各国公使须由北塘登陆进京，随行人员不要超过二十名，并不得携带武器。这本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正当措施，但英、法侵略者则蓄意挑畔，叫曦：“定行接仗，不走北塘”②，坚持沿白河经由天津进京换约。六月二十五日，英国腕队司令贺布率领联合舰队悍然闯进白河，强行拆毁天津海口的防御工事，并于下午二时，突然炮轰大沽炮台，企图由此打开向天津的通路。中国守军忍无可忍，奋起还击。经过一昼夜激战，击沉英四艘，击伤六艘，俘获两艘，其余挂起白旗表示投降。“敌船人内河者，共十三只，惟一只逃出，余悉击伤”③。毙伤英军官兵四百六十四人，占登陆部队半数以上。贺布受了重伤，他的副手也因伤重而命，法国司令也被打伤。虽然当时停泊在附近的美国舰队公然发炮助战，舰队司令达底拿还竟然发出“血浓于水”的叫嚣，唆使美国兵舰帮助英、法进攻，但
①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1页。
②《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8，第52页。
?《庚申夷氛纪略》也丝毫挽救不了侵略者的败局。英、法侵略者狼须逃往上海。
狡猾的美国公使，在大活战役中充当了英法联军的积极帮凶，但战后居然若无其事，对清政府又摆出一副“友好”面孔，遵照清政府指定的路线，由北塘入京，交换了《中美天津条约》。
大活守军被迫自卫反击的胜利，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侵略者的威风。大活守军的自卫反击，完全是正义的行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中国当局反对的不是英国外交使节前往北京，而是英国军舰沿白河上驶。中国人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毫无疑义地也是有理的。中国人这种行动，并没有破坏条约，而只是挫败了英国人的入侵。”①
但是，大沽自卫战的胜利，并没有使清政府改变“阳主战而阴主抚”的妥协方针，反而幻想以胜求和，根本不去进一步认真备战，加强防务，却大叫什么“不如趁此获胜之后，设法抚驭，方为妥善。”还密使上海一些买办商人卑躬屈膝地拜倒在洋人脚下，和“英夷说合”，这就进一步助长了英、法联军的侵略气焰。
英法联军可耻失败的消息传到伦敦，引起英国统治阶级内部一阵争吵和狂吠。他们叫嚣什么对中国要“实行大规模的报复”；“大不列颠应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占领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无论如何应该实行恐怖手段，再不能纵容了！·…应该教训中国人重视英国人：英国人高出于中国人之上，应成为中国人的主人”。他们还妄想“夺取北京”，“永远占领广州”，使之变为他们“在远东的商业中心”，并“奠定新领地的基础”2。秉承英国资产阶级的意旨，首相巴麦尊在给外相罗素的信上说：“我们要派
①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3页。
②转引自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2一43页。一支陆海军武装部队攻占北京，赶走中国皇帝，把我们的全权使节驻扎在那里，这是最适当的措施。”①法国也在积极策划新的战争。
一八六○年二月，英、法分别派侵略老手额尔金、葛罗率兵来华，先后强占舟山、大连、烟台。英法联军于七月抵大活口外；清将僧格林沁撤北塘防务，专守大沽。英法联军于八月一日乘
英法侵略军攻陷大沽炮台后的情景虚而人，登陆北塘，攻大活后路，水陆夹击，侵占大活炮台，随后从白河长驱直入，攻陷天津。面对侵略军的进犯，僧格林沁“自保身命，遂弃天津府城于弗顾，狂奔至杨村而后息焉”2。但广大爱国官兵自动起来迎击侵略军。在新河、军粮城，三、四千人的中国骑兵同一万多名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侵略军展开了激战。中国骑兵分成小股，避开猛烈的炮火，冲向侵略军，一气夺
①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151页。
②2《庚申夷氛纪略》得大炮五门，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当侵略军从天津逼近北京时，驻守在八里桥的清军爱国官兵奋起“与贼打仗”，各个“奋不顾身，齐声大呼杀贼，进如山倒，战一时许，伤毙敌兵千余，白黑夷死者不少，贼势不克，披靡却退”①。在抗击侵略军的过程中，许
八里桥大战多土兵为了保卫祖国，维护民族尊严，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爱国的中国士兵是相当优秀的骑兵，他们非常勇敢，打得“很狂烈。但是，正当爱国官兵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时候，大学士瑞麟带领的一支清军，却不战“先已溃散”：僧格林沁也“于酣战之际，自乘骤车，撤队而逃”。结果清军动摇，“贼势复张”②，联军乘势进逼北京，清廷合朝震惊。
九月，奕泞仓惶逃往热河，命他的六弟恭亲王奕诉留京求和。十月十三日，英法联军占领安定门，控制了北京。
英法联军控制北京以后，对北京城进行了野蛮的洗劫，特别
①②《庚申夷氛纪略》。是对西北郊的圆明园，更是洗劫一空，为了消灭惊人的掠夺罪证，又纵火将它烧毁，大火三天三夜不熄，壮丽的宫苑，变成一片焦土。圆明园是清皇室的一座行宫，是清朝统治者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经营一百多年，综合中西建筑，聚古今艺术品而建成的壮丽宫苑。它是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农民的铁证，又是中国人民的智慧结晶和宝贵财富。它藏有各种无价的珍宝，罕见的典籍，著名的历史文物。侵略者供认：它是“世界最宏伟美丽的宫殿”，“他们不能再抵抗物品的诱惑力，军官和士卒们都成伙打群冲上前去抢劫，纪律毫无。”“行宫内抢劫的事，今天（千月八日）简直作到极点，令人惊骇了。”他们描绘焚烧圆明园的情景说：“火光熊熊的烧着，仿佛一张慢子，··婉婉蜓蜓到了北京，黑云压城，日光掩没，看起来仿佛象一个长期的日蚀。”①焚掠圆
圆明园遗址
D《西书有关婪毁圆明园纪事》。明园的罪恶行径，彻底暴露了以“西方文明”相标榜的英、法等国侵略者的贪婪、野蛮和残暴的丑恶本质。
圆明园被焚掠后，英、法侵略者又进一步提出了新的条款，并且声称，如不接受，即将以同样方式焚毁北京城内宫殿。奕诉被洋枪洋炮吓破了胆，不敢见英、法侵略者。沙俄公使乘机自任“保护人”，条件是：清政府与英、法和后，就与俄国订立新约。一八六○年十月二十四一二十五日，奕诉分别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北京条约》除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外，又增加了以下几项主要内容：
（1）开放天津为商埠。
（2）准华民赴英、法属地或外洋别地工作。
（3）割九龙司为英领地。
（4）交还教产于天主教堂。充当翻译的法国神甫，在葛罗指使下，又在条约中文本中偷偷地加人“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条文。
（5）赔偿英、法兵费八百万两，恤金英国五十万两，法国二十万两，赔款由海关税收内扣缴。
沙俄怕英、法阻挠和干涉它与清政府签订新约，以北京气候严寒，白河口几天内就要封冻为理由，劝说英、法侵略者早日退出北京。在英法联军退出北京后，沙俄遂于十一月十四日迫使清政府订立了《中俄北京条约》。
美国虽与清政府没有签订新约，但是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所规定的各项殖民特权，美国侵略者都可依照“利益均沾”条款而分享，所以同样十分满意。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天津条药》、《北京条药》的签订，中国人民的灾难更加深重了，中国失去了更多的主权，进一步陷人半殖民地的深渊。
天津英租界
四、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
面对着英法联军的猖狂侵略，与清朝封建统治集团推行卖国投降路线截然相反，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则坚持爱国反抗的路线。他们同爱国士绅和清军下级官兵一起，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外国侵略者，在近代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革命导师恩格斯曾经热烈赞扬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①
广东人民反侵略斗争，大致采取了两种形式，一种是公开集
①恩格斯：《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页中的武装斗争和罢工罢市斗争：另一种是分散隐蔽的自发斗争。
早在一八五六年十月，英国侵略者开始进犯广州时，广州人民奋起反抗，“城厢内外各榜长红，约剿杀外人，同仇敌气”①：反英揭帖，满城皆是，揭露敌人侵略罪行，警告入侵者“残害粤民，是直与十万百万之人为仇敌”②，定将受到严惩。他们对霸占省河的侵略军兵船，不断用放火筏、炸药瓶、水雷等简陋武器进行袭击，迫使敌人层层设防。十一月二十五日，几个中国人巧妙地在黄埔码头一只英国船上，捉去船长、巴夏礼的舅舅古柏，使巴夏礼等急得团团乱转，无可奈何。十二月，愤怒的广州人民，为了搞掉敌人盘踞的巢穴，放火烧毁城郊十三行商馆，迫使敌人“尽栖船上”③。在内河，人民群众截击敌人的划艇，烧毁敌人的邮船，使外国侵略者水陆都不得安宁。新安人民也开始组织起来，准备和侵略者作殊死斗争。正是在人民群众打击下，迫使一度侵占厂州的英国侵略军，不得不赶快撤出。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英法联军再次侵占广州后，对当地人民进行更加野蛮的烧杀抢掠，激起人民极大愤怒。具有反侵略传统的广州西北郊三元里人民，听说省城陷落，“锐意恢复，募勇团练”4。次年初，广州地区在佛山镇成立团练局，集义兵数万。参加群众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店员，也有少数商人和爱国士绅。当时加入广州一带团练的劳动群众，对入侵者怀有强烈的民族仇恨，具有高昂的反侵略意志。而加人团练的一些商人和地主士绅，虽然在侵略者恣意焚掠的暴行面前，在人民群众
①③华廷杰：《触番始末》卷上，《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六年第2期，第101一102、105页。
②《丙辰粤事公读要略》、《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六年第2期，第134页。
④夏燮：《中西纪事》卷13推动下，基于本身的利害关系，也有一定程度的反抗外敌的要求，但具有很大的动摇性，他们控制着团练的领导权，因而又严重限制和妨碍了群众的反侵略斗争。面对英法联军的猖狂侵略，厂州地区的团练群众，决定各乡“各谋保卫之计，首严清野，禁绝汉奸，又声言：“夷人人界者，登时格杀勿论。，”①东莞、增城、花县、顺德、香山、新会等县，也纷纷成立团练，各地团练互相联合，准备赶走侵略者，收复广州城。中外反动派怕得要死，竭力破坏。英法侵略者指使柏贵贴出告示，声称“中外一家，业经和好，百姓不得再滋事端”。“如殴打洋人及擅敢借词团练等情，定照叛逆治罪”②。但是，人民既没有受骗，更没有被吓倒，而是高举抗英大旗，继续打击侵略者。
在广州城内，侵略者凭恃武装尚可自保，而在城外广大地区，他们就寸步难行了。有一天，侵略者蜜到望牛岗等村，就被团勇鸣锣驱逐，打得敌人坠马受伤。他们虽想报复，但又不敢去，便唆使汉奸柏贵派知州寿祺到石井团练局去吓唤群众，叫晒什么“洋人人境游奕，须以礼款待，不可挑畔”。但当地群众“义喷难遇”，予以严厉驳斥，指出侵略者“据我省城，我我民命，焚夺我财务，实义不共戴天，来则击之，虽受荼毒而不悔”③。这个走狗无言可对，在群众怒厅为汉奸的逅骂声中狼独逃回。
六月，东莞县团练又一次惩罚了侵略者。团练群众事先在敌人盘踞的将军署门前贴出挑战书，说：“我东莞勇，现驻榕树头，尔外人敢到此与我打仗，定杀尔片甲不回。”巴夏礼率兵出战，东莞勇“预先于树林辟径节节埋伏，侯敌人深入，伏起截杀，
①夏燮：《中西纪事》卷13
2③华廷杰：《触番始末》卷下，《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六年第2期，第118一119页。敌兵大败，毙数百人。我兵跟纵追剿，彼众纷纷逃窜，陷入水田者均不能起，巴酋（巴夏礼）亦坠马，几被获”，狼须逃入广州城在人民的铁拳打击下，侵略军慌恐不安，“自此以后，敌人固守城内，挑诱不出”，“复弃新城不守，尽收兵人城内，非数十人不出”①。人民群众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继续伺机打击敌人。据记载，某个“英武弃魔下，有厨子，系天竺人，偶行路上，忽被人以刀割其首而去，时有同行之天竺兵二名，并未见及，其神速如此”。有两个法国人，自“火轮船上岸，往南门买食，忽被广勇围住，二人夺围而出，一人在后，买与手皆被割去”。因此，外国侵略者“若无兵丁防守之处，不敢游行”②
广东人民在进行武装反抗的同时，还发动了大罢工和大罢市，号召“在香港、麦高（澳门）等处，为外洋人教书、办理文案、及一切雇工服役人等，限一月内，概行辞退回家”。结果“一月之内，告归者二万余人”③，使洋人各项经济活动陷于停顿，困苦不堪。同时在广州，商民“行封港之法，绝其贸易接济”，结果“省城内外商民，迁徒一空，西关白昼无人迹”，追使侵略者不得不“自香港载牛至省以充食物”④
中国面包工人，极其镇静地按照预定计划，在面包里掺人大量毒药（砥霜），准备毒杀侵略者。但因药量过大而成了呕吐剂。有一艘英国邮船，行至半途，忽然船上的“中国乘客，取出藏好的武器，劫夺了这艘船”5。有些被胁迫到外国去的中国“苦力”，也起来斗争，夺取轮船。“他们宁愿与船同沉海底或者在船上烧
①④华廷杰：《触番始末》卷下.《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六年第2期，第123-124页。
②③夏：《中西纪事》卷13
5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489页死，也不愿投降。”①旅居国外的华侨，为了声援和支持国内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也举行起义，进行斗争。如在沙捞越、新加坡就发生过这种情形。这些不屈不挠的斗争，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决心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同清朝统治者的屈辱投降、甘作愧儡的无耻行径，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照啊！恩格斯指出：“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已引起了一切中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并使这一起义带有绝灭战的性质。”②
一八五八年六月下旬，《天津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广东人民“决毗指发，其愤益深”，怒厅清朝统治者的卖国行径。八月三日，英国侵略者派火轮去新安张贴天津“议和”布告，宣扬他们的“胜利”，并胁迫群众“各还原业”，愤怒已极的群众当场打死了张贴布告的汉奸，逐走英国火轮，并对前来报复的英国侵略者予以严惩，伤百余人。但是，两广总督黄宗汉却秉承外国侵略者和奕泞的意旨，下令严禁广东人民进行反侵略斗争，甚至阴谋把团练调到西、北两江去镇压起义反清的人民群众。曾经参加反侵略斗争的其他士绅也以“天津抚议已定”，纷纷退出了反侵略的行列。但是，广东人民同官绅完全相反，继续坚持反侵略反投降斗争。他们痛厅官绅“虎头蛇尾”，并向督署投掷揭帖，抗议投降卖国。新安沙井与东莞毗连各乡农民联络一气，“不告于绅，不告于官，自捐自战”，誓与敌人斗争到底。番禺、南海两县数千民众也秘密组织起来，以“灭夷复城”为号召，“冀图起事”。据巴夏礼供认，在整个六月和七月中，“对联军的轻微而厌人的攻击一直不断，终于七月二十一日发展到一个武装夜袭的最高峰”③
①恩格斯：《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9页
2同上书，第19一20页。
③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597页英国侵略者虽然狂叫要“象占有加尔各答那样把广州保持在自已手里”。但是，由于广东人民和港澳同胞的坚决斗争，终于粉碎了敌人的迷梦。
同广东的情况相似，当英法联军侵犯天津，清朝大更一味妥办退让的时候，天津人民却奋起反抗：给嚣张一时的侵略者以迎头痛击。一八五八年五月，英法联军第一次进犯大活、大津时，天津人民自动联合起来，焚烧敌船，决心同侵略者决战。他们纷纷聚谈相约，“协联一气”，“誓欲尽歼丑类”，“若遇敌人进行骚扰，即行杀”。有一个英国军官，闯进民宅，群众愤极，把他围起来，痛打一顿，“剥衣服，将缚而杀之”，这个家伙“再四乞哀”，经群众训斥后予以释放1。六月的一天，英军“士卒”手牵“夷犬”，“登西北城上，指点民家，随被该处居民掷土砍打，夺其土帽，擒其夷卒，打跑夷犬，该士逃回”当英军二百人前来报复时，“我街巷义勇、铺民、练勇、乡民均齐心执械待斗。夷见我势众，不敢交手，改称：‘见官讲理。，”②一天深夜，十几个侵略军手持火枪短刀，撞开锅店街永泰耀杂货局、庆馨德钱店，抢去首饰衣服等物，并刀砍万成号瓷器铺门。“当时人众惊醒，随登屋抛掷瓦砾，骤如雨。”这伙强盗被打得“破头烂额”，纷纷逃窜。③由于外国侵略者在天津敲门抢掠，无恶不作，天津人民对这些强盗“痛恨人骨，人皆思斗。自是日起，义勇乡民，互相知会，倘夷等仍前抢掠，则乡民随地砍打，设夷聚众滋事，则我鸣锣相应，群起攻之’。”正是由于天津城乡万民齐心，坚决斗争，才迫使侵略者“不敢日间抢掠生事矣”④。因此，当时天津人民得出结
①《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6.第23页。
②④《津门夷务记》。
③《襄理军务纪略》卷2论说：“惧夷者官也，非民也，惧夷之甚者大官也，非小官也。”①
一八五九年五月，英法联军第二次进犯大沽，爱国军民英勇抗击。当地人民“欢欣鼓舞，馈送饼面食物，于矢石交下之时，运赴营盘，络绎不绝”②，极大地支持和鼓舞了坚决抗击侵略者的爱国将士。
一八六○年八月，英法联军第三次进犯大活，攻陷天津。天津人民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反侵略斗争。以直隶总督恒福为代表的卖国贼，不但不给予支持，反而给群众加上“土匪”的罪名，进行残酷镇压。但是，天津人民在这股逆流恶浪面前毫不退缩，仍然自发地起来打击侵略者。九月间，王兴邦、隋登初等人率领群众焚毁英法联军的船只，打死打伤侵略军多人。
英法联军进犯北京时，人民群众纷纷拿起武器，到处打击敌人。一八六○年十月，英国侵略军一百多人侵犯北京西郊的谢庄，谢庄群众在猎户冯三保的领导下，坚守在石寨、土堡要隘处，打退了敌人两次进攻。敌人不甘心失败，又派五、六百人拖着大炮再犯谢庄，进行报复。冯三保的十九岁女儿冯婉贞率领全村青少年猎手，针对敌人依靠枪炮利于攻远，而惧怕逼近肉搏战的特点，决定以已之长，攻敌之短。他们手持刀剑和盾牌，埋伏在离村四里的森林里，当敌人走近时，“刃奋起，率众袭之，敌出不意，大惊扰”，敌人见枪炮已失灵，急忙上刺刀迎战。婉贞率青少年猎手挥刀奋砍，所向披靡，敌兵败退。婉贞高呼：“诸君，敌人远吾，欲以火器困吾也！急逐弗失。”③青少年猎手越战越勇，全村群众全力支援，一直血战到傍晚，击了一百多名敌人，其
①《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6.第23页。
②《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9.第19页。
③徐珂：《清稗类抄》第6卷，第146一147页。余的丢下大炮乘黑夜仓惶逃窜，从此再也不敢进犯谢庄。
在整个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封建统治者充分暴露了自已的腐朽无能，只有人民群众才真正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和英勇的斗争精神。人民群众掀起的反抗浪潮，沉重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虽然这种小规模的抵抗还不能扭转战争的全局，但斗争的意义是伟大的。早在一八五七年五月，正当广州人民同英国侵略者作殊死搏斗的时候，伟大导师恩格斯就曾指出：“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态度本身，显然表明他们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①
第二节反对沙俄鲸吞中国
大片领士的斗争
一、沙俄侵占中国东北和西北大片领王
沙皇俄国是一个有侵略野心的国家，它梦寐以求的是要成为世界帝国。恩格斯揭露沙皇俄国“从不改变、从不忽视的自的一俄国的世界霸权”②。侵略中国，是沙俄争霸世界计划的重要一环：吞并中国黑龙江、乌苏里江地区和西北边疆，是沙俄向远东扩张的既定自标。因此，在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
①恩格斯：《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22页
②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一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4页。后，沙俄展开了大规模并吞中国领土的侵略活动。
本来，早在一六八九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就已从法律上确定了中俄东段边界，明确规定外兴安岭以南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但贪婪的老沙皇仍贼心不死，“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①十七世纪末，曾亲自批准《中俄尼布楚条约》的沙皇彼得一世就叫要在黑龙江口建立“俄国的城堡”②。十八世纪，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还公然把夺取黑龙江作为俄国“远东政策的中心”③。到了十九世纪，沙俄政府更变本加厉地推行掠夺中国黑龙江地区的既定政策。
一八四七年秋，沙皇任命狂热的扩张主义分子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并唆使他放手地侵占中国黑龙江地区大片领土。一八四九年沙皇政府成立“黑龙江问题特别委员会”，作出派遣以涅维尔斯科伊为队长的海上“探险队”等人侵黑龙江的决定。穆拉维约夫一面筹建庞大的“外贝加尔哥萨克军”，作为侵略黑龙江地区的主力：一面支持涅维尔斯科伊猖狂进行“探险”活动。他叫：“阿穆尔（指黑龙江，下同）是通往东方唯一方便的航路。”“谁要能占据阿穆尔河口，谁就能控制西伯利亚”，使“西伯利亚永远沦为控制该地的国家的藩属，为之纳贡”。俄国“必须占领阿穆尔河口并须在该河上航行”④。一八五○年八月，涅维尔斯科伊侵占了中国黑龙江口的庙街，建立侵略据点，
①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4一35页
②冈索维奇：《阿穆尔边疆史》，布拉戈维申斯克一九一四年版。
③霍多罗夫：《波克洛夫斯基和远东研究》，载苏联《新东方》，莫斯科一九二九年版，第25期
④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一阿穆尔斯基伯爵》，莫斯科八九一年版.第2卷。树起俄国军旗，还以沙皇的臭名改庙街为尼古拉耶夫斯克。对此，尼古拉一世极为赞赏，亲自召见涅维尔斯科伊，赏给他一枚勋章，并指着地图上庙街一带地方，悍然宣称：“俄国国旗不论在哪里一经升起，就不应当再降下来。”①涅维尔斯科伊受到沙皇的赏识，更加野心勃勃。一八五一年七月，他再次窜到黑龙江下游，建立和加强沙俄的殖民统治。他狂妄地宣称：俄国必须占领黑龙江流域，否则，“俄国于太平洋上不能获得自由之海口。俄国将来欲在远东发展，不论由政治、经济及军事之观点言之，黑龙江为必不可少之地。”②到一八五三年，这伙强盗完全霸占了中国黑龙江口地区，同年四月二十三日，沙皇尼古拉一世悍然下令侵占中国的库页岛。
一八五三年十一月底，穆拉维约夫根据驻北京的俄国东正教大司祭巴拉第提供的关于中国事态的详细情报，制订了旨在侵占黑龙江北岸的所谓武装“航行”黑龙江的计划。当时，正是太平天国革命蓬勃兴起的时期，反动、腐朽的清政府为了镇压农民革命，竞然置国家安危于不顾，频频从吉林、黑龙江征调大批兵丁人关，形成东北边境粮缺兵少、“各路无防”的严重情况。穆拉维约夫在给沙皇政府的报告中说：“目前中国的内乱，正是开辟阿穆尔航线的大好时机，而三年来我们在黑龙江口活动的顺利和安全更是今后成功的可靠保证。”③沙皇政府在一八五四年一月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他的这个计划，并蛮横地决定无论清政府同意与否都要“沿黑龙江航行”4。从一八五四年五月以后，
①维尔斯科伊：《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圣彼得堡一八七八年出版，莫斯科一九四七年再版
②转引自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87页
③4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一阿穆尔斯基伯爵》，莫斯科一八九一年版，第2卷、第1卷。穆拉维约夫不顾清政府的抗议，派遣大批船只，运载大批侵略军，多次闯进黑龙江，擅自在上、中游北岸和下游地区建立许多军人“村屯”。一八五六年，沙俄悍然宣布成立以庙街为中心的所谓滨海省，明目张胆地将黑龙江下游地区划人该“省”辖境。在武力强占的基础上，沙俄玩弄各种阴谋诡计，企图逼迫清政府承认既成事实。
一八五六年，英、法发动了旨在扩大侵略权益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沙俄想趁火打劫，便于一八五七年派遣普提雅廷到中国谈判。普提雅廷在伊尔库次克同穆拉维约夫进行秘密策划。穆拉维约夫狂叫什么：“如果中国不同意我国提出的分界线，依然坚持认为阿穆尔是中国的，那末，我们必须以武力强迫他们承认我们的权利。”①那时，我们将“派出两支部队：一路攻取库伦，另一路攻取瑷珲”。在瑷珲登陆后，“从那里有几条平坦的大道，穿过人烟稠密的地区，通向南满和北京”这样，我们就能“立足满洲、蒙古，从而使满蒙脱离中国，成为受俄国保护的两个公国”②。侵略气焰十分嚣张。
普提雅廷于一八五七年八月乘兵船到达天津.向清政府提出中俄两国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的无理要求。清政府严词拒绝，指出：“两国地界，自康熙年间议定，以乌伦穆河相近之格尔毕齐河，及大兴安岭为界，当时立定界碑，永垂不朽，无可商议”：只有乌特河一处，尚未勘定界址，可以就此问题，进行商③。理屈词穷的普提雅廷未达到目的，便怒气冲冲地窜至香港，同英、法、美三国侵略者进行勾结。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即英
①②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一阿穆尔斯基伯爵》，莫斯科一八九一年版，第1卷。
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6.第27页法联军攻下广州的当天，他从香港给沙俄政府的电报中说：对中国“不采取有力的强制措施，不能得到任何结果。”“一旦联军将战事北移，我们更应及时建议法、英和我海军于此海域配合行动”。“否则，就很难预见还有什么外交途径能解决我国和中国的争议”①
与此同时，沙皇政府指令穆拉维药夫“必须趁着清政府还在同英、法交战而又急需调整对俄关系以对付英、法的时候，不失时机地结束对中国的谈判。”②一八五八年五月，穆拉维约夫趁英法联军进攻天津、清政府陷入困境的时机，率领兵船直趋瑷挥，向清朝的黑龙江将军奕山提出对中国领土的无理要求，胡说什么“必须在阿穆尔划定两国边界”，“因为中英正在交战”，只有把黑龙江以北割给俄国“才能遏止英国的进犯”③。中国方面据理辩论。狡猾的穆拉维约夫立即中断会议，称病不出，并指使其随员将事先拟好的条约草案交给中国代表，声称“以河为界字样，断不能删改”④，否则他们将联合英法联军进攻中国。接着，他又出动军在黑龙江上示威，鸣枪施炮，炫耀武力。奕山这个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国炮腕政策吓破了胆的儒夫，这时又被沙俄的炮舰政策所征服。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奕山以防正沙俄“立启畔端”为理由，签订了卖国的《中俄瑷莲条约》。条约规定：黑龙江以北的中国领土割归俄国，只有精奇里江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屯的地区即江东六十四屯地区的中国人
①③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一一阿穆尔斯基伯爵》，莫斯科一八九一年版，第1卷。
②纳罗奇尼茨基：《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一八六一一一八九五年）》。
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5，第13页。仍在原地“永远居住”，由中国官员管理，俄国人“不得侵犯”；这样沙俄便侵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此外，条约还硬把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中国领王作为中俄“共管”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为了奖励穆拉维约夫侵略我国的“功劳”，特封他为阿穆尔斯基伯爵。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愤怒地遣责了沙俄的侵略罪行，指出：“从这次海盗式的英中战争中取得实利的唯一强国是俄国”①，它“获得了鞋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②。“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脑河一样长的河流。”③
在沙皇俄国强迫中国签订《瑷珲条约》之前，沙俄认为既然西方列强千方百计地强行勒索，想在中国得到贸易权，我们也应该毫不迟疑地圆满解决这一问题。而普提雅廷这个所谓“调停人”正是这一“任务”的担当者。
英法联车攻占厂州后，决定乘势胁迫清政府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普提雅廷遵循沙俄政府的旨意，与英、法、美一起向清政府发出照会，要中国派代表到上海谈判。清政府没有答应这一无理要求。英法侵略军决定继续北进，普提雅廷不仅支持这一行动，而且建议说：要使清政府屈服“最为有效的措施是封锁白河两个河口，禁止中国帆船驶入，直至北京派出全权大臣赴直隶湾同我们谈判”④为止。
一八五八年四月，当英、法、俄、美四国军舰聚集白河口外，形成了对京津威胁的局势时，普提雅廷一面怂惠英、法炮击大活
①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1页
②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4页。
③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页。
④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一一阿穆尔斯基伯爵》，莫斯科一八九一年版，第1卷。口，占领天津；一面又把自己打扮成“维护人道之行为”的“中立者”，以“调停人”的身分出现，诱使清政府屈服投降，以便从中渔利。就这样，继《中俄瑷珲条约》签订两周后，于一八五八年六月十三日，普提雅廷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十二款，沙俄除旧有的陆路通商外，不仅取得了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等七处通商口岸的通商权利，并规定：“若别国再有在沿海增添口岸，准俄国一律照办”；而且取得内地传教权、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凡其他侵略国家所得到的一切特权，《中俄天津条约》都写了进去，其中第九款还规定：“中国与俄国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员秉公查勘。”为沙俄侵略者以“勘界”为名并吞我国更多的领王理下了伏笔。对此，恩格斯曾一针见而地指出：俄国“已设法成立了俄中委员会来确定边界，而我们知道，这种委员会在俄国手中是什么东西。我们曾看到这种委员会在土耳其的亚洲边界上的活动情况，二十多年来它们在那里把这个国家的领土一块一块地割去”①
沙皇的贪欲是无正境的。瑷、天津两个条约的墨迹未干，沙俄就迫不及待的把侵略魔爪伸向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在沙俄看来，“为使乌苏里江和乌苏里江地区永归俄国，必须在乌苏里江采取占领阿穆尔时所使用过的手法，即以实际占领作为外交交涉的后盾”②。基于这种强盗逻辑，从一八五八年到一八五九年间，穆拉维约夫亲率船腕不断闯入中国乌苏里江，在江东设立军人村屯，建立据点，任意开枪射杀祖祖辈辈居住在这
①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页。
②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一阿穆尔斯基伯爵》，莫斯科一八九一年版第1卷。里的中国居民，甚至悍然“下令将一切中国官更和岗哨从乌苏里江右岸（即东岸）驱逐到左岸去”，凡“抗拒者用武力加以拘捕，押往瑷珲”①。同时，他还非法派人到处勘察、绘制我国东北边界地图，不仅把从《瑷珲条约》（此约还未经清政府批准）中割去的中国领王划人俄国版图，而且把乌苏里江以东所谓中俄“共管”的全部地区也划入俄界。穆拉维约夫狂妄地叫嚣：“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愿意在哪里划界，就在哪里划界。”②一八六○年六月，沙俄占领了中国重要海口海参崴，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寓以“控制东方”之意。这充分暴露了老沙皇侵略中国，称霸世界的狼子野心。
沙俄一面在乌苏里江以东实行武装移民，一面令其驻京的东正教传教士彼罗夫斯基为全权代表在北京坐催换约。一八五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中俄天津条约》批准互换，但清政府拒绝批准《瑷库条药》，彼罗夫斯基扫兴而归。但沙俄贼心不死，又派双手沾满中亚人民鲜血的到子手伊格纳切夫出使中国。六月，伊格纳切夫到达北京。这时正值英法联军在大沽口被中国爱国官兵打得大败之际：他觉得光来硬的不行，便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法，以“保护中国”、“预防”英、法侵占为名，向清政府提出要求割让乌苏里江以东中国领土的所谓《补续和约》六条，并说什么“中国海界绵长，战法各处皆不能敌，惟本国（俄国）能办此事。”“将此东方属于本国，我国能保不论何国，永不准侵占此地，如此中国东界，亦可平安”③。强盗闯进别人家里，反说是保卫人家安全，这真是
①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大连一九O二年版
②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一阿穆尔斯基伯爵》，莫斯科一八九一年版，第1卷。
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9，第30一31页。78436891
早
七
本<西>部中干国中明子缘沙俄割占中国西北领土示意图原佳尔部辖地
部斯
锂格尔图
1860年以前的
中国西北部分边界
承化寺
塔尔巴哈台
中
维电北京
和1864年中俄（动分西北界
去口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
古城
乌木齐
吐鲁番
沙俄适过1881年中
条约>和以后五个勤异议定书
去七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多布
国
1
1884年中俄《3卖勤客付
噶尔界约》规定，自乌孜别
里山口起，俄国界线转向
南，中国界线一直往南
十九世纪末
沙袋军事占领线赤裸裸的侵略逻辑。清政府驳厅说：中俄东北边界早在《尼布楚条约》中已经明确划定，奕山所定条约，中国政府并未充准，乌苏里江地区与俄国并不相连，勿须定界：而且那里属吉林将军辖区，奕山无权决定：至于俄国害怕“别国占据”此地一事，“我国自有办法”，俄国“无劳过虑”①。伊格纳切夫看诱骗不成，就施之以威吓，狂叫什么“须知我国欲占之地”，“我们业经占立数处”，“不论中国愿意与否”，俄国“仍然自己定界立牌”②。他拿出穆拉维约夫送来的地图，要清政府照图办理，否则，他就要“侵吞扰乱”③。清政府拒绝了沙俄的无理要求，伊格纳切夫便学着普提雅廷的故使，愤愤离京，窜往上海，勾结英、法强盗，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他紧随英、法联军北上，百般挑唆怂惠，积极出谋献策。他将中国的种种重要情报密告英、法，并说：天津附近的“北塘毫无戒备，尽可进攻。”④英法联军攻打北京前夕，他把俄国特务固礼测绘的北京详图送给英法联军，并同他们一起研究攻城计划，指出“北京城防最薄弱的地点”5，便于英法联军攻打。
沙俄如此卖力地充当英、法的帮凶，目的是企图借英、法的武力威胁清政府，以便造成有利于俄国的局势，借以从中渔利。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对京城的军事示威行动，如果有成效”，“就会给俄国而不是给英国打开前进的道路”。一八六○年十月十三日，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奕泞逃往热河，由恭亲王奕诉在京维持局面。这时，跟着英法联军干了许多坏事的沙俄公使伊格纳切夫，突然摇身一变，以所谓“和平”使者的面孔出现，向清
①2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9，第33-34、30一31页：卷40，第30页。
④加迪：《法国在东亚扩张政策的根源》，纽约一九五四年版
5奥勒古：《1860年的对华战争》，一九O一年伦敦版
恩格斯：《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页政府表示可以出任“调停”，说什么：“俄国不惟不愿在中国千钧一发之时从中取利，且用友谊之态度援助中国。”①毛主席曾经指出：“帝国主义政府的反革命事业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书上，却总是满篇的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一些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2沙俄嘴里的所谓“友谊”和“援助”，其实就是逼迫清政府向英、法屈服，并答应它的全部侵略要求。伊格纳切夫威胁清政府说：“为了拯救中国”，“必须立刻同意联军的一切要求”③。他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使英、法达到了侵略的目的。法国人曾满怀谢意地说：“我们全靠伊格纳切夫的翰旋，才使恭亲王迅速地作出决定。”4
英法联军离京后，伊格纳切夫就借口“调停有功”应有“报酬”，向清政府提出续约草案十五条，并声称所提条款“一字不能更易”5，只能签字画押。他公然以再次发动侵华战争相威胁，说什么：“你们国家与我国有一万俄里长的陆地边界，俄国在你们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给以不可抗御的打击都是轻而易举的事。”而且，如果不接受这些要求，我们立刻可以把英法联军“再叫回来”7。昏惯无能的奕诉在沙俄的威逼下，于一八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沙俄不仅追使清政府承认了《瑷珲条约》的内容，而目还把《瑷珠条约》规定的所谓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
①转引自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130页
②毛泽东：《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毛泽东选集》第1389页
③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大连一九O二年版
④易理逊：《一个译员的日记》，转引自加迪：《法国在东亚扩张政策的根源》，纽约一九五四年版
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8.第14页
67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大连一九O二年版领土一口吞掉。
沙俄还在《中俄北京条约》中，强行规定中俄西段边界的走向，把清朝设在境内城镇附近的常驻卡伦（即哨所）硬指为分界标志.把当时中国的内湖斋桑湖和特穆尔图淖尔（今苏联伊塞克湖）硬指为界湖：为进一步侵吞我国西部领土制造条约“根据”
中国西部边界原在巴尔喀什湖。十九世纪初，沙俄在中亚进行殖民扩张的同时，就开始凯中国的西部地区。一八三一年，沙俄西伯利亚和亚洲问题委员会讨论决定，把俄国的边界推进到中国的斋桑湖，直至卡伦线。一八三六年，就任西西伯利亚总督的戈尔恰科夫公然狂叫：从“政治上和商业上考虑，以及我国事业的一般利益，都坚决要求我们在吉尔吉斯草原东南部，直到中国西部、喀什噶尔或东王耳其斯坦和当时独立的中亚细亚各国境内，牢固地立定脚跟”①。一八四六一一一八四七年，沙俄武装侵占了巴尔喀什湖东南的喀拉塔勒河、伊型河等七河地区。一八五四年，沙俄又强占阿拉木图，把伊犁河下游一带据为己有。沙俄在武力强占中国大片领土的情况下，援引《中俄北京条约》关于勘分中俄西段边界的条款，逼迫清政府订约割地。一八六二年一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召开“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划界方针，决定在与中国谈判时，要坚持以常驻卡伦为界，并力争全部占有斋桑湖和特克斯河上游地区。同年八月，中俄双方代表在塔城举行谈判。在谈判桌上，沙俄代表巴布科夫坚持“不论中华边疆，只以常驻卡伦为界”的无理要求：在会外，沙俄军队一意执行沙皇的指令：“尽可能实际上占据符合俄国意图的国界线。”②一八六三年，沙俄分别在格根河、伊型河、塔城附近等九个地方
①巴布科夫：《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彼得堡一九一二年版，第3章
②同上书：第6章。部署了侵略军，“逞兵挟制”。以武力为“后盾”的俄方代表更加倡狂，拿出单方面提出的划界方案，硬要清方代表签字画押，并狂妄地宣称：“如不照此办理，稍有更改”，就要“派兵强占”。清政府代表深感沙俄“动辑以用兵为词”，“欲趁我内外不能兼顾之际，有意寻畔”，“若不允其所求，必至立成决裂”1。沙俄通过政治化诈和武力威胁，追使清政府签订了勘界议定书一《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其内容较之《中俄北京条约》更为恶毒，连《北京条约》中定为界湖的特穆尔图淖尔，也被划为沙俄的内湖。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沙俄割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沙俄在鲸吞中国大片领土的同时，还加紧对中国边疆地区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侵略。一八五一年和一八六二年，沙俄强迫清政府分别签订了《中俄伊型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和《中我陆路通商章程》。前者使沙俄取得在伊犁、塔城设立领事馆、免税贸易、自由居住和传教的特权。后者规定俄国商人在中国边界百里以内进行贸易完全免税，所谓“小本营生”的俄商在蒙古贸易也不纳税。俄国运货至天津及张家口只纳正税的三分之二，从张家口运货回国只纳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这些规定不仅使中国在税收方面受到严重损失，而且为沙俄在我国的西北、蒙古和东北边疆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渗透创造了条件。
二、人民的反抗浪潮
面对着沙俄的野蛮侵略，反动腐朽的清政府推行投降路线，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9，第21一23页。签订了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出卖祖国的领土主权。但是，中国各族人民却始终坚持抵抗路线，为保家卫国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人民反抗沙俄侵略的浪潮，虽然分散而无统一领导，但参加的民族和阶层比较广泛，斗争形式灵活多样，给沙俄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沙俄的殖民侵略，点燃了中国各族人民的反抗怒火。一八五九年，以施沙穆勒夫为首的俄国侵略者窜到黑龙江左岸，烧杀抢掠，毁坏中国哨所，激起当地鄂伦春、赫哲、费雅喀等中国各族人民的无比仇恨。他们纷纷组织民间武装，奋起抗击沙俄侵略者，使这伙强盗不得不仓惶逃命。原居住在乌苏里江以东、滨海地区的中国各族人民，面对沙俄侵略军的进犯，散发传单，互相串连，积极组织抗俄人民武装，并警告沙俄侵略者，必须迅速撤离，否则，将受到中国人民的惩罚，或“成为饿舜”，或死于中国人民的“利剑之下”①。在刨夫（以采人参为业的贫民）徐得林等的串联下，在短短的两三个月时间里，从乌苏里江到东南濒海地区的苏城一带，设营一百五十余座，星罗棋布，共约一万多人。他们主动向清政府要求抗战，表示：“俄夷肆逼，是欲绝我生路，同仇敌气，义所必然，情甘出力。”②
一八六○年二月，俄国侵略者窜至黑龙江左岸彪尔廓地方，向我赫哲族人民进行侵扰、抢劫活动，引起赫哲族人民的极大愤概。他们纷起与沙俄侵略者进行搏斗，打得侵略者狼逃窜。随后，有三十多户赫哲族人集体到黑龙江右岸，协助当地中国军队打击沙俄侵略者，为当地中国军队侦察情况，传送消息。
①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一阿穆尔斯基伯爵》，莫斯科一八九一年版.第2卷。
②《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50.第11页
同年三月十五日，沙俄侵略者一百多人。分驾爬犁十八张，携带武器由奇咭进犯乌苏里江：不久，又有一批俄国侵略者入侵吉林黑河口包云地方。面对沙俄的进犯，当地人民立即组织起来，枕戈以待。当守卡官兵被沙俄侵略者逼离后，他们很快组织了三万多人，拿起武器，自动站岗守卡，阻击沙俄侵略者。沙俄侵略者吓得魂不附体，急忙托人求饶。
与此同时，吉林黑龙江一带各处城乡人民也纷纷组织团练，每十家选一户长。当时仅黑龙江左岸地区参加团练的人数就达一千三百七十七名，负责团练的户长达八、九十名。他们加紧训练，“无事则寓兵于农，不露声色；有事则众志成城，足资御侮”，形成了一支声势浩大的反侵略力量。他们有的还自备器械、带上口粮到莲春、绥芬一带、以捕渔打猎为名，相机打击侵略者①。
一八六八年，乌苏里江东南青岛（海参崴附近，今苏联境内阿斯科尔达岛）地方的渔民和淘金工人，不堪忍受沙俄的残暴统治，拿起武器，发动起义。他们同苏城等地人民联合，杀俄官，毁俄卡，一时将黄岛、石庙子、哈塘一带俄卡全行烧毁，打得守卡俄兵非死即伤。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二、三千人，“扬言攻破海参崴”②。沙俄出动海陆军血腥镇压，并乱指中国人民为“匪”，大批逮捕，“拘人水牢”。这次起义虽然被镇压了下去，但是中国人民反抗沙俄侵略者的怒火却从未熄灭。直到九十年代，一个俄国殖民者那达拉夫到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调查，发现在当地居住的中国各族人民，仍然顽强地坚持中国的风俗习惯，不服从俄国的统治。他哀叹：“此等诸族统治甚难，常欲脱我羁绊。”
①《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44，第2-3页。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8，第27页
与东北人民反抗沙俄侵略的浪潮相呼应，西北各族人民也同沙俄侵略者展开了英勇斗争。
一八二五年，沙俄侵略军三百余人，在布尔昆德克的率领下，侵人我哈拉塔拉地区，扬言“择水草好处，筑城种地”，并妄图用金钱收买当地哈萨克公阿布拉。阿布拉回绝了侵略者的收买，并提出强烈抗议：“这里是中国的领土，不许你们侵占。”后来，中国边防巡逻队前往阻击，沙俄侵略者被迫离去①
一八五三年，沙俄侵略军侵占我特穆尔图淖尔南岸、伊犁河下游一带，遭到当地居民的强烈反抗。沙俄侵略军强迫居民给他们预备乌拉，我哈萨克族人民严加拒绝，说：“我们并未归顺你国，无中国吩咐，不能预备。”②
同年七月间，沙俄侵略者侵入我塔城地区附近的雅尔噶图金矿，杀害挖金矿工，引起当地居民极大义愤。八月二十六日，当地人民在矿工徐添尧、安玉贤的领导下，一下子聚集了六百多人，把塔城的俄国贸易圈子烧毁，沙俄侵略者狼须逃窜。此后徐添尧、安玉贤等在塔城一带积极发动群众，准备与沙俄决一死战。但是，媚外卖国的清朝统治者，竟将徐添尧、安玉贤等拘捕监禁，致使这一斗争暂时消沉下去。
随着沙俄侵略者的步步进逼，特别是在一八六○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我西北各族人民反对沙俄霸占领王的斗争日益高涨，在人民群众反侵略声浪的推动下，驻西北边防的爱国官兵也奋起抵抗。
一八六三年六月十日，沙俄侵略者二百多人，携带枪炮弹药，闯人我博罗胡吉尔卡伦，被中国军队阻止，扫兴而退。十二
①《清道光实录》卷90，第30页；《史料旬刊》，第4期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6.第2页十三两日，沙俄侵略军又连续向博罗胡吉尔卡伦进犯，并用大炮轰击边防哨所。中国爱国官兵为了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维护祖国的尊严，对人侵者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他们在武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机智果断地采用口袋战术，当敌人进人山谷后，理伏于两旁山梁的爱国官兵，突然万箭齐发，打得侵略者大败而逃。但野心不死的沙俄侵略者，于六月三十日又派一千多侵略军进犯我博罗胡吉尔卡伦，结果仍被击退。七月四日，当敌人再次来犯时，爱国官兵奋死决战，前后激战五、六个小时，杀敌百余名。七月底、八月初，沙俄侵略者又接连三次向我博罗胡吉尔卡伦大举进犯，均被中国爱国官兵击退，先后歼敌一百多名，还缴获了敌人的大炮、炸弹、火箭多件。爱国官兵之所以能够在反侵略战争中一次又一次的取得胜利，这是与西北各族人民的积极支持分不开的。
世代居住在西北边疆的我哈萨克、蒙古等各族人民，当祖国遭到沙俄侵略时，他们怀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对侵略者的无比仇恨，自动协助爱国官兵守卫边疆。蒙古族扎萨克台吉图布新柯什克挑选精壮阿拉巴图（蒙语，青狂年之意）一千名组成战斗队伍，表示：一旦俄人“逞兵内窜”，我们“即带兵丁前来助守”①。哈萨克汗绰坦公阿吉台吉迪纳杂尔·苏勒坦针对沙俄的挑拨离间说：“尚有俄人前来调唆引诱”，我们“万不听从”，关于守边兵丁，我们已经预备好了，只要一声令下，立即“来城助守”②。居住在伊犁一带的哈萨克、布鲁特等各族人民，面对沙俄的武装侵略，团结一致，纷起打击来犯的侵略者。有的自愿参战“出力报效”：有的积极为部队做好后勤工作，“供给马羊”。沙俄对于配
①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1.第33、31页合爱国官兵反击侵略者的我哈萨克、布鲁特人民恨之入骨，竟威胁清政府将这些人“俱行逐出，交伊（沙俄）办理，尚不交出，即在内地各处，任意捉拿”①
西北各族人民除积极协助爱国官兵反击侵略者之外，还在沙俄侵占的地区内，自动组织起来打击侵略者。如布鲁特人鄂斯满、察尔根因不堪忍受沙俄的残暴统治，组织了一万二千多人举行起义，他们在松库勒地方与沙俄侵略者激战三昼夜，歼灭沙俄侵略军五十七人，打伤无数，迫使侵略者从察巴哈路上狼逃窜。
西北各族人民以各种各样形式反击沙俄侵略的斗争史实，充分体现了中国各族人民热爱祖国，不畏强暴，不甘屈服于外国侵略和压迫的顽强的反抗精神。
第三节中外反革命势力的勾结
一、北京政变和“借师助剿”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在英国侵略者的支持下，近代第一个洋务派集团一一恭亲王奕诉集团和西太后叶赫那拉氏一起，在北京发动宫廷政变，杀了顽固派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肃顺：夺取了最高统治权。北京政变适应了中外反动派相互勾结、镇压革命、确立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是清朝封建政权开始买办化的重要步骤。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9，第31页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从清朝封建统治者那里搜取了大量侵略特权。外国侵略者在几十年的侵华活动中，逐渐懂得了一个道理：他们尽管能够打败虚弱的清政府，却无力征服富于反抗精神的中国人民：他们深知，与其让清政府垮台，不如扶植它作为自已奴役和压榨中国人民得心应手的工具，以便“当这个政府还存在的时候，要他履行条约”①，把写在纸上的殖民特权变为现实。当时，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说：“我们愿意在道义上支持现时当政的这个政府，它看来很有维持秩序和我们的条药权利的趋向，我们应赞成中国自行组织军队而雇用外人训练华兵关于平时与战时的技术”2。这就是说，侵略者为了实现不平等条约中的侵略特权，需要有一个能够镇压人民起义的清朝傀儡政府。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清朝封建统治阶级一方面急于使尽全力去镇压涵涌澎湃的太平天国革命，另一方面又遭到俄、美支持下的英法联军的疯狂侵略。在内外双重压力下，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在如何挽救其统治危机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随着论争的激化.封建统治阶级开始分化为顽固派和洋务派。
顽固派主张以孔孟的“忠信为甲胃，礼义为干橹”，维持封建统治。他们尊孔守旧，死抱住封建制度不放，反对任何变革，反对一切新鲜事物。这批人在中央以奕泞、载垣、端华、肃顺为代表，在地方以两广总督叶名琛为代表。洋务派是由一部分顽固派转化来的，他们面对着太平天国革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认为外国侵略不过是“肢体之患”，农民革命乃是“心腹之害”。“两害
①转引自严中平：《一八六一年北京政变前后中英反革命的勾结》、《历史教学》一九五二年第45期。
②转引自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第24页。相权取其轻”。他们主张除了用“仁义礼信”等老一套办法外，还要勾结外国侵略者，以镇压农民革命，保持封建统治。这条路线用李鸿章的话说，就是“联各国之好”和“资取洋人长技”。这批人在中央以恭亲王奕近、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湘、淮军阀为代表。
奕诉是是宁（道光）的第六子、奕泞的弟弟。他是清朝上层统治集团中最先对外国侵略者改变态度的一个。一八六○年十月，奕诉以御弟身份，代表清朝统治集团，向外国侵略者“示以坦白”之意，遂其“贪婪之心”，完全接受了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外国侵略者由于他们的要求暂时得到了满足，订约后陆续退出北京。奕诉在同外国侵略者的直接接触中，体会到外国侵略者并不想取代清朝的封建统治，而只是要清政府更多地拍卖民族主权，成为自已的驯服工具。他在《北京条约》签字后，多次赞扬外国侵略者，安定奕泞的惊恐情绪，提出一整套对外进一步投降、对内加紧镇压农民革命的反动路线。他大肆美化侵略者“并非争城夺地而来·.谅不至心存回测”。他特别感激洋人不把京城“据为己有”①，“并不利我土地人民”②，而仅仅是“增索五十万现银及续增各条为请，其为甘心愿和，不欲屡启畔端，似属可信”③。侵略者即使还有要求，“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4。因此，他一再搬出孔老二的“忠”“信”教条，主张对侵略者“待以优礼”，“以信义为重”5，完全“按照条约”办事，“外敦信睦，而隐示羁摩”，借助于外国侵略者，全力扑灭农民革命烈火，使清朝封建统治长治久安。奕诉等人提出的这条路线，不仅表明已经掌握部分外交大权的洋务派，对外投降卖国，对内镇压人民革命的
①③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9.第1一2页
②46《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第18页反动愿望，也反映了那些被太平军打得焦头烂额的地方督抚，急于投靠侵略者镇压革命的反动要求。
由此可见，从顽固派转化而来的近代第一个洋务集团奕诉集团，和顽固派一样都是以孔孟之道作为思想基础，对外妥办投降、对内残酷镇压农民革命，顽固地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集团。他们和顽固派的区别只在于买办成分的多寡和统治方法的差异。顽固派完全是封建式的，企图保持完整的封建主义统治。洋务派则是封建买办式的，充当着维护封建统治又能不断填满侵略者欲壑的角色。正因为如此，外国侵略者对奕诉等洋务派十分赞赏，大力进行笼络培植：相反，对载垣、端华、肃顺等顽固派却非常厌恶，竭力加以排斥。
外国报纸上称赞奕诉等洋务派“极为明白清正，并深知通商之便”。英国驻广州的领事罗伯孙也称赞奕诉等洋务派“开明”，说“他们开始重视外国同盟的价值，已看到中国利益如何深深地和别国利益缠在一起了”①
但是，当时清政府的实权主要还不在奕诉等洋务派手中，而是掌握在随奕泞逃往热河的载垣、端华、肃顺等人手中。这批人对奕泞的影响很大，奕诉等一再要求奕泞“回銮”，他们竭力劝阻。一八六一年八月，奕泞在热河病死，奕泞的儿子载淳继位，改年号为祺祥。载淳年仅六岁，奕泞遗诏命载垣等为赞襄政务大臣，“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从此，他们进一步掌握了清朝政权，继续推行顽固派的路线。他们以北京驻有外国公使为词，坚持反对皇帝“回銮”，企图挟天子以号令，在热河总揽大权外国侵略者认为这帮顽固派还不是他们理想的驯服的走狗，因
①转引自严中平：《一八六一年北京政变前后中英反革命的勾结》，《历史教学》一九五二年第4、5期。此急切地希望并积极策划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发生有利于自已的变动，培植驯服的走狗一洋务派。英国公使普鲁斯说：“我们应以温和协调的态度获致恭亲王及其同僚的信任，消除他们的惊恐，希望迟早总会发生变动，使最高权力落到他们手里去。”①
果然，英国侵略者的这种企图并没有落空。载淳的母亲叶赫那拉氏（一八三五一一九○八年），原是奕泞的宠妃，她常常代替奕泞批答奏章，奕泞死后，载淳继位，二十六岁的那拉氏，被尊为慈禧太后，也称西太后。她企图趁载淳年幼之机，夺取最高统治权，因而同掌握清朝实权的顽固派载垣、端华、肃顺等人发生了矛盾。那拉氏为了与载垣等人争权夺利，爬上最高统治宝座，需要得到有英国侵略者作靠山的奕诉等洋务派的支持。奕诉为了夺取最高统治权，全面推行洋务派的路线，也急需借助那拉氏打击载垣等顽固派。这样，那拉氏和奕诉等人便勾结了起来，在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开始了夺权斗争。他们首先授意御史董元醇上了一个奏折，提出“皇上冲龄，未能亲政”，“暂请皇太后垂帘听决”，并且明确提出要“派近支亲王一、二辅政”，这就是公开要求那拉氏和奕诉等人上台。但这种要求，遭到载垣、端华、肃顺等人以“本朝未有皇太后垂帘”为辞加以坚决驳斥，并策划搞掉那拉氏。对此，那拉氏、奕近等人当然不会甘心和坐等载垣等人来收拾他们。一八六一年十月，奕诉在与英国侵略者密谋策划后，以奔丧为名，从北京赶到热河，与那拉氏密商回京发动政变，当那拉氏以疑问的口气问奕诉：“奈外国人何！”奕诉由于已“获得外使之保证与支持”，便马上向她保证：“外国无异议，
①转引自严中平：《一八六一年北京政变前后中英反革命的勾结》，《历史教学》一九五二年第4、5期如有难，惟奴才是问。”奕诉一再向那拉氏说明：外国侵略者“并无可怕之处，这方面他对太后回京负完全责任。”①奕诉还大抓军权，竭力拉拢当时握有重兵驻扎于京、津一带的兵部侍郎胜保，取得他的武力支持。一切准备就绪，那拉氏等于十一月一日回到北京，第二天就公开发动政变，宣布由慈安（奕泞的皇后，称为东太后）和慈禧两太后垂帘听政，改年号为同治：处死了载垣、端华、肃顺，罢免了一批顽固派官僚：任命奕诉为议政王，并掌管军机处，和外国侵略者经常打交道的桂良、文祥等人都担任了军机大臣。从此，那拉氏和奕诉洋务集团掌握了清政府的最高统治权。
那拉氏在处死载垣等人时，特别把他们“不能尽心和议…·以致失信于各国”，和“总以外国情形反复”，坚决反对“回鉴”，列为重大罪状。这无异于表示，由那拉氏和奕诉等人掌握的清政府，此后将放手地执行卖国求荣的投降政策。这个意图的宣告，使外国侵略者感到非常满意。北京政变发生后，普鲁斯立即向英政府报告说：在清政府中，“其表现最可能和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的那些政治家掌握政权了·.恭亲王及其同僚之操权，乃是对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使然。这个令人感觉满意的结果，全是几个月来私人交际所造成的”。他把政变的上谕称为“我们自和中国有关系以来最为有利的文件”②。他得意忘形地说：他们“在过去十二个月中，造成了一个倾心于和相信（同外国）友好交往可能性的派别，有效地帮助这一派人掌权，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成就。”③显然，在北京政变中，外国侵略势力起了很
①②转引自严中平：《一八六一年北京政变前后中英反革命的勾结》，《历史教学》一九五二年第4、5期。
③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171页大的作用，他们把媚外势力扶上了台，通过这些媚外势力进一步控制了清政府。普鲁斯供认：“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①
由此可见，北京政变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和清朝封建买办势力相互勾结的产物，是清朝封建政权半殖民地化的重要步骤。在这个政变过程中，奕诉洋务集团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们是外国侵略势力在清政权内部的忠实走狗，是那拉氏爬上统治宝座的支柱。
这样，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特别是北京政变，中外反革命势力开始结成反动同盟。联合镇压中国人民革命，建立和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是这个反动同盟的政治基础：联合尊孔是这个反动同盟的精神纽带。清朝封建统治者把卖国和尊孔结合起来，从孔孟之道那里去寻找投降卖国的根据；外国侵略者把侵华和尊孔结合起来，也从中国的孔孟之道的垃圾堆里去寻找侵华的遮羞布。他们从各自的反革命目的出发，共同利用这一反动的意识形态来奴役中国人民。
第二次鸦片战争刚一结束，奕诉就积极鼓吹对侵略者要遵盾孔老二的“信义”说教，推行“敦信和睦”的投降主义。洋务派在地方上的代表人物、汉族大军阀官僚曾国藩，大肆宣扬孔老二的“天命论”，借以掩盖他们投降外国侵略者的丑恶面孔。他胡说：“洋人之患，此天所为，实非一手一足所能补救。”2就是说，外国资本主义之侵略中国，是老天爷安排的，是人力无法违抗、无法补救的，谁如果要赶走侵略强盗，那就是“代天作主张”，注
①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171页。
②曾国藩：《候选训导计棠察呈豫中采访记略折》：《曾文正公全集》，批读卷3，第59页。定是徒劳的。从这一反动谬论出发，曾国藩胡说，鸦片战争后，办理外交，错就错在不能遵守不平等条药，才招致外国的不断入侵。他搬出孟轲“师文王”的“遗教”，兜售儒家“小国师大国”的卖国哲学，大发崇洋卖国的谬论。他说对待外国侵略者，就应该遵照孔老二“言忠信”、“行笃敬”的反动遗教办事：一要“虚心相待，不宜少存猜疑”，“切不露傲情之象”，也就是要彻底撤除民族界限，做外国侵略者恭顺而又勤奋的奴才；二要“以至诚相与”，“无欺诈之言”，也就是要牢记自已的奴才身份，对主子须完全忠诚老实；三要“凡事公平照拂，不使远人吃亏”，也就是要慷概地出卖民族利益，满足外国侵略者的一切要求：四要“切诫西洋诸国，（对太平军）不可轻敌”，也就是劝告侵略者从清军的惨败中吸取教训，用全力镇压太平天国①。一句话，他认为措置外交事务，“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②，并发誓要坚守这个媚外投降的原则，“守此而勿失”③，决不改变。在他看来，只要守住孔老二所传下的这四个字，对外国侵略者“但有和让，更无别义”④，就可以“借洋人之力”，镇压农民革命，挽救清朝垂危的统治。这充分暴露了他崇洋媚外的卖国贼嘴脸。
在外国侵略者方面，传教士、外交官、形形色色的“学者”、“作家”，也把西方宗教和孔孟之道揉合在一起，不断向中国人民散布。早在一八五二年以前，沙皇的御用文人、在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传教士比丘林就吹捧“《四书》包括着关于道德和治国的最纯正的概念”。一八五八年，沙俄在给清政府军机处谐文中，公然把天主教和中国孔孟教条融合解释，说什么“此教使人友慈忍
①曾国藩：《复李少荃中丞》、《复周改甫》、《复应敏斋观察》，《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0.第5-6页：卷9，第28一29页，卷30，第49页。
234曾国藩：《复李少荃中丞》，《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8，第11页让，孝顺忠厚，诸事向善”；“即如中国至尊教者圣人，书日，亦行有九德，故贤君必求才德之人，优待外国来使，则是益于国者，不能不为爱惜”。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也说：中国的“圣教文化，迥出于东方诸国之上，是以泰西各国，无不欣慕尊崇”。当时英国首相巴麦尊赤裸裸地宣称：“为英国利益之故，必须维持清政府及恢复中国内部的安宁秩序。”他们把自已打扮成中国文化的保护人，切齿咒骂太平天国反孔斗争“破坏了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的社会机构”，扬言要让被革命人民赶跑了的“中国有教养、有名望的阶级”（指地主反动派）恢复“平民的天然领导者”的地位D。法国侵略者居然以“孔夫子号”给军舰命名，镇压太平军。就在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北京的一八六○年，有记载说，英国侵略者“祀天主不敬神佛，此处庙塑，多被残毁，而独知尊重孔子，不大由江商流朴太头
法国理水提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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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国公使普鲁斯报告》。敢亵渎”①。外国侵略者就是这样明目张胆地利用孔孟之道，支持清政府来绞杀革命的。
一个外国强盗，一个中国民贼，集在孔孟之道这面黑旗下，共同对付中国人民革命。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外反动派相互勾结共同镇压中国革命，主要表现在所谓“借师助剿”这个问题上。“借师助剿”是中外反动派合力绞杀太平天国，确保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共同需要。正如英国驻厂州领事罗伯孙所说的：“事实上中国的前途是很黑暗的，除非外边给他强有力的援助，这座房子就会倒下来，而我们最好的利益也就此埋入废墟。”②外国侵略者为了支撑清朝统治，维护和扩张他们在华的侵略权益，撕毁了伪装的中立面具，纷纷向清朝明确表示愿意“助剿”。《北京条约》刚一签字，法国代表葛罗就向奕诉表示“愿为中国攻剿“发逆””③，宣称所有该国停泊各口之船只兵丁，悉听调遣。沙俄驻华公使伊格纳切夫则面见奕诉提出水陆两路“会剿”计划，说：“中国发捻横行，均由火器不得力，欲派数人来京，教铸枪炮，一并教演”④，并“请令中国官军于陆路统重兵进剿，该国拨兵三、四百名在水路会击，必可得手”5。美国也公开表示要援助清政府“压平内乱”。
在英、法、美、俄等外国主子一齐出动，公开撑腰打气下，清朝最高统治者于一八六二年二月发出上谕，正式确定“借师助剿”的反动方针：“借师助剿一节，业经总理衙门与英法驻京使臣
①《庚申夷氛纪略》。
②转引自严中平：《一八六一年北京政变前后中英反革命的勾结》，《历史教学》一九五二年第4、5期。
③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7，第55页：卷69，第22页。
5曾国藩：《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5、第11页。商酌。…所有借师助剿，即着薛焕……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但于剿贼有，朕必不为遥制。其事后如有必须酬谢之说，亦可酌量定议，以资联络。”
在这“中外（反动派）和好（勾结）”的过程中，曾国藩是一个在理论上极力鼓吹、在实践上极力促成“借师助剿”的代表人物。
曾国藩恬不知耻地宣称：外国侵略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攻进北京却不损害清朝的反动统治，同时还出兵帮助清廷“攻剿”太平天国，“二者皆有德于我”。为了报洋大人的“德”，替洋大人拔除侵略中国的最大障碍一太平天国革命，曾国藩就公开鼓吹“借洋兵助剿”一八六○年，沙皇向清廷表示愿意出兵帮助清廷“剿灭”太平天国，曾国藩就宣称刚从中国侵吞了大片领土的沙皇俄国与中国向来没有什么“嫌怨”，建议清廷同沙皇俄国共同商定出兵日期。一八六一一一一八六二年间，当太平车向江、浙胜利进军，中外反动派被打得鬼哭狼豪的时候，曾国藩更直截了当地建议清廷“借洋人之力，开诚布公，与敦和好，共保人财”①。曾国藩强调说，“目下情势，舍借助洋兵，亦实别无良策”了②。
就这样，中外反动派基于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一致要求，进一步结成了军事同盟，穷凶极恶地扑向太平天国。
二、列强加强控制清政府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对清政府的控制加强了。为了适应外国侵略者的需要，清政府的某些政权机构和对外关
①②曾国藩：《遵旨通筹全局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8.第29页。系也相应地出现了变化。这就是：
（1）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和外国侵略势力进一步相互勾结的产物。过去，清政府在中央没有办理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具体对外交涉事宜由两广总督兼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了适应外国侵略者的需要，设立了“五口通商大臣”，办理对外交涉事务，先后由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兼任。《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侵略者为了有效地控制清政府，要求在中央设立专门外交机构。秉承外国侵略者的意旨，奕诉于一八六一年一月初，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南、北洋通商大臣。一月二十日，经正式批准，在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了”，简称“总理衙门”。这个衙门的头子，就是外国侵略者蒙养的洋务派首领恭亲王奕诉，以及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在总理衙门之下，分设南北口岸通商大臣。管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的为北洋大臣，由奕诉得力的帮手崇厚担任，驻天津：管理东南沿海和长江沿岸各通商口岸通商的为南洋大臣，由署理钦差大臣（五口通商大臣）、江苏巡抚、洋务派大官僚薛焕担任，驻上海。后来南、北洋大臣规定由直隶、两江总督兼任，而直隶、两江总督的位置，几乎照例归湘、淮军阀所专有。这两个机构，完全是适应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同清朝统治阶级互相勾结的需要而设立的。奕诉等供认，外国公使“驻京之后，若不悉心经理，专一其事，必致办理延缓，未能悉协机宜”：加上新开口岸很多，“地方辽阔，南北相去七、八千里，仍令其归五口钦差大臣办理，不独呼应不灵，各国亦不愿从”①。这就是说，清朝
①《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第19一20页统治者设立这些机构，完全是为了悉心而周到地为外国侵略者的利益效劳。
总理衙门的主要任务是办理外交，同时还经管通商、海防、军务、关税等事务，后来甚至筑路、开矿、制造枪械军火等事务也都经管。它实际上总揽了整个“洋务”事宜，俨然成为一个权力大、职务广的清政府的中枢机关。外国侵略者甚至把它看作“帝国政府（指清王朝）的内阁”。它的设立，一开始就受到外国侵略者的欢迎和嘉许。当英国公使威妥玛从奕近那里探知设立这一机构的消息后，就“甚为欣悦”，认为这是“数十年求之不得”的事。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也满口称赞说：“此实中外各国永敦睦好的最妙良法”①。清朝统治者特设这个机构，忠实执行卖国路线，对外国侵略者“一以忠信事之”（文祥语）。可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清政府勾结外国侵略者进行投降卖国活动的机构，是外国侵略者控制清政府、干涉中国内政、破环中国独立主权的工具，是清朝政权半殖民地化的重要标志。
（2）外国公使驻京。
一八六二年，英、
根据《北京条约》的规定，一八六法、美、俄等国公使相继人驻北京，设立使馆。按照国际惯例，建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互换使团，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是，外国侵略者在北京设立使馆，却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早在一八五五年，美国公使伯驾在谈到公使驻京的作用时，就曾露骨地说：“中国政府，从远方不能驾驭，到了它的身边，它就变得驯顺多了”②。一八六○年，英国侵略分子阿思本也说：“公使驻京实现
①《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第28页：《筹办夷务始末补遗》（钞本）第4册上，第680页。
②转引自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第15页以后，即可由清朝皇帝代替英国海陆军来执行警察任务，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并惩罚那些对外国人不完全顺从的官吏”1）。由此可见，公使驻京是外国侵略者直接控制和驯服清政府的一种手段。外国公使都是以征服者的身份来到北京，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凌驾清政府之上，粗暴地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外交。一八六三年，总理各国事务荷门大臣薛焕曾说：外国公使“始不过侵我利权，近复预我军事，举凡用人行政，渐行干预。”美国公使田贝也供认：“事实上外国的公使成了中国政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监督条约的全部执行”，审定清政府“与外人有关的法律”，“为本国的“创业者”攘夺各种各样的让与权利”，并通过“教育”方式把清朝官更培养成洋奴买办，告诉他们什么事要做，什么事一定不许做，并“任意房责一切对待外人不称职的中国官吏”②。
外国公使们为了把清政府“牢靠地和西方缚在一起”，使它欲退不能”，还力劝清政府派遣使节出国“访问”。当英、法、美、俄公使人驻北京的时候，清政府还没有向外国派出使节。在外国驻华公使多次要求下，一八六七年清政府才第一次正式派出使节。但这一次出使，却是外国侵略者愚弄清朝统治者的一幕滑稽丑剧。这一年，美国第一任驻华公使蒲安臣卸任回国，昏庸腐朽的清政府听信这个家伙愿为中国“出力”的花言巧语，加上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对总理衙门的授意，蒲安臣即被聘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次年以“大清国钦差大臣”的头衔，率领由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和两个中国官员组成的中国“使团”，先后出使美国、英国、德国、俄国；蒲安臣并非法代表清政府和
①阿思本：《英国对华关系的过去和未来》。
?《中国及其人民》。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订了《中美续订条约八款》（即《蒲安臣条药》），为美国侵略者从中国掠卖华工，在中国设立学堂扩大文化侵略，开辟了道路。后来因蒲安臣在俄国死去，这出丑剧才告结束。这一国际交往史上绝无仅有的奇闻怪事，充分说明外国侵略者对清政府的操纵控制，在短短儿年中发展到了何等惊人的程度。
（3）外国侵略者把持中国海关。
在外国侵略者控制清政府的过程中，海关起着重要作用。一八五三年九月，上海小刀会起义后，上海海关被捣毁，外国侵略者借口代征税金，于九月九日，乘机夺取了上海海关管理权。一八五四年六月，上海道吴健彰与英、法、美三国领事商定上海海关章程，决定由三国领事各推委员一人组成关税管理委员会，共同管理上海海关，而由英国人威妥玛负总责。几个月后，威妥玛去职，由英国人李泰国接任。直到一八五八年《天津条药》签订以前，中国海关只有上海一处为外国人控制，但这一年外国侵略者抓住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各口划一办理”的含混规定，硬要把上海海关所实行的办法推行于其他各口岸，上海以外各口也须请外国人“帮办税务”这显然是无理要求。但媚外卖国的清政府，事实上接受了这种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无理要求。他们说什么“如别口不用外国人帮办，又恐事不划一，洋商必致借口，易启事端”①。一八五九年，由两江总督何桂清任命英国人李泰国为总税务司，并授权他“选募”其他各口所用的外国人。一八六一年一月，又改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任命。一八六三年，李泰国去职，由英国人赫德继任总税务司，他控制中国海关
①《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第32一33页长达四十五年之久，直到一九○九年才去职回国。在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侵略中国的历史上，赫德是一个重要角色。一八六五年，在北京正式设立了总税务司署，赫德常驻北京统辖全国各海关。与此同时，中国沿海各商埠和长江沿线各口岸共达三十余处，也先后实行了由外国税务司控制的海关制度。从此，中国的海关完全落人外国侵略者之手。
半殖民地的中国海关制度，主要是由李泰国和赫德一手制定和推行起来的。按照规定，清政府在各通商口岸派一海关监督为该口通商事务最高行政长官，税务司只是海关监督的助理，总税务司由总理衙门领导，向它负责。但实际上，由于总税务司掌握了各口外国人“选募”的人事大权，除各口税务司外，副税务司、帮办等高级职员均选外国人担任，他们只对总税务司个人负责。因此，总税务司和各口税务司，实际上都凌驾于清政府各口海关监督之上，连总理衙门也无法干涉。这样，外国侵略者控制下的中国海关，形式上是清政府的机构，实际上却成了外国侵略中国的机构。赫德就曾经直言不讳地供认：总税务司署“与其说·.具有本地机关的性质，还不如说它具有外国机关的性质；它简直是一种外国政府的办法，而不是渊源于中国当局的”①而总税务赫德，由于他的“至高无上”的职权和广泛的侵略活动，更得到各国侵略者的信任和支持，实际上成了各国特别是英国在华利益的代理人。
外国侵略者通过总税务司和各口税务司，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进行了广泛的侵略和干涉：
第一，控制清政府的财政命脉。经过对外战争和国内农民
①《中国关税沿革史》第134页。革命的沉重打击，清政府财政收人主要来源的盐税和田赋大量减少，而对外的巨额赔款以及大量战费和统治阶级穷奢极欲挥霍的费用却有增无减，因而这时海关收入就更形重要，甚至成为清政府主要收人来源。外国侵略者控制了海关，虽然收人每年仍交清朝国库，但却是借用剥削中国人民的血汗来支持为他们效劳的反动政权。以后外国侵略者又用海关收人作为对外赔款、借款的抵押。这样，外国侵略者掌握了清政府的财政命脉，左祖西商”，为倾销外国商品大开方便之门，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经济。因此，海关大权落入外人之手，就加速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
第二，干涉中国内政。总税务司署实际上是外国侵略者在政治上操纵清政府的一个机构。中国海关的“洋员”，一方面背后有外国侵略势力的支持，另一方面又是清政府所雇用的办事人员。这种特殊条件，使他们较之各国驻在中国的外交人员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并支配中国的政治。一个名叫马士的美国人说：总理衙门“在一切国际问题上，从谈判一件条约直到解决一项土地争端，·总是凭靠北京总税务司的忠告和协助，而总督、巡抚和道台们则总是征询各口税务司的意见，以便照计而行”①。总税务司赫德实际上成了清政府的最高顾问。他经常以向清政府提出“建议”和“劝告”的方式，进行干涉中国内政的活动。而反动腐败的清政府则甘心俯首听命。此列，清政府颁布重要的法律、法令必须在事前征得总税务司的同意，否则便不能在海关行使。甚至清政府在决定中国封疆大更的任用上也要听取赫德的意见，例如，清政府在一八六七年任命的四川和云贵
①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416页总督就是根据他的意见行事的。
第三，操纵中国的外交。自税务司制度确立之后，清政府的许多重大外交活动大都有总税务司或其他海关“洋员”参与，并为他们所左右。英国公使普鲁斯就说过：“李泰国不仅可以帮助清政府处理商务和海关，而且可以作为一个外交事务上的可靠顾问。”①一八七六年签订《中英烟台条约》，清政府以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赫德被任命为助理，但事实上是“一切唯赫德是听”，卖国贼李鸿章也说：“我不过随同画诺”而已。由此可以看出，总税务司在清政府外交活动中的支配作用。
第四，镇压、破坏中国人民革命运动。海关税务司，在中外反革命势力共同绞杀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扮演了极端反动的角色。他们替英国使馆收集大量情报，英国使馆供认：“一切必要的消息都可以从海关那里得到。”②他们多次向清政府建议购买外国的洋枪、洋炮和轮船，用以和太平军作战，并积极促使清政府和外国侵略势力进行直接的车事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外反动势力的进一步勾结，太平天国面临着中外两方面的凶恶敌人，斗争任务是更加艰巨了。
①②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185、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