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国社会加速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早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第一节外国资本主义卵翼下的洋务活动
一、秉承洋人旨意的“借法自强
从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前后，至中日甲午战争，这是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从沿海沿边向中国内地继续深入，中外反革命势力进一步结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在中国逐渐形成的时期。这时，在外国资本主义卵翼下，中国出现了喧嚣一时的举办洋务的狂潮。洋务活动是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的产物，是在尊孔崇洋路线指引下进行的。主持洋务活动的是奕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等人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及至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在一八六五一一八六六年间，总税务司赫德和英使馆参赞威妥玛分别向清政府提出《局外旁观论》和《新议略论》，公然指令清政府在遵守已订立的不平等条约的同时，要向外国侵略者“借法自强”“外国所有之方便，民均可学而得；中国原有之好处，可留而遵。”①他们所说的“外国所有之方便”，就是外国的近代工业技术和新式
①赫德：《局外旁观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第17—18页武器；“中国原有之好处”，就是中国固有的孔孟之道和封建制度。在外国侵略者看来，“如以中国之声名文物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又善哉！”①正是遵循洋主子的这种指示，洋务派一方面力求保存孔孟之道和封建的统治秩序；一方面不仅崇拜欧美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而且赞美外国资本主义统治世界的秩序。他们把尊孔、守旧和崇洋、卖国结合起来，以“孔子学于四夷”、“小国师大国”等儒家说教为护符，匍富在洋大人的脚下，用出卖中国人民权益的办法，乞求外国主子的支持，妄图利用洋枪、洋炮和新式技术，加强自已的统治力量，镇压中国人民革命，保护以孔孟之道作为精神支柱的封建制度。后来，张之洞把洋务派的这种方针归结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字。这正象鲁迅所揭露的那样：““西哲”的本领虽然要学，‘子日诗云”也更要昌明。换几句话，便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②他们实际上是按照外国侵略者的要求，努力把衰败腐朽的封建统治制度，纳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模子里去。
洋务活动有两个轴心：一个是以“求强”作幌子的军事方面，一个是以“求富”相标榜的经济方面。前者是主要的，后者是附属的。但在洋务活动的整个过程中，随着形势的发展，洋务的重点也在不断的调整，因而形成了洋务活动的两个阶段。
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是洋务活动的第一个阶段，重点集中在建立军事工业方面，力图加强清王朝的武装力量，强化封建地主阶级的反革命专政。
洋务派头子奕近、曾国藩、李鸿章等，在所谓“中外同心”绞
①李提摩太：《时事新论》卷7，第3页
②鲁迅：《热风》，《鲁迅全集》第2卷，第57页杀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认识到洋枪洋炮是镇压人民革命的有力武器，是挽救清王朝反动统治的救命稻草。所以，他们极力主张向外国侵略者大量购买洋枪洋炮，并大肆宣扬办厂仿制的重要。奕诉说：“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①曾国藩说什么：“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②“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纤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③李鸿章对洋枪洋炮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认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4就是在这种崇洋媚外思想指导下，他们十分热衷于近代军事工业的经营。
一八六二年，曾国藩创设安庆军械所，这是洋务派仿制西式武器的第一个工厂。此后，在许多省份都相继建立了军事工业。其中主要的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建船政局和天津机器局等。
江南制造总局是洋务派创办的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一八六五年，李鸿章购买了美商的旗记铁厂，并将苏州制炮局部分机器和曾国藩派容从美国买来的机器拼凑一起，成立江南制造总局。它以生产枪炮子弹为主，辅之以修造船舰，并附设翻译馆。江南制造总局是湘、淮两系共同创办的，但实权却把持在准系手里，主要的工程师是英国人彭他和柯尼施。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页。
②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7，第5页。
③曾国藩：《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5、第14页。
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0页。
金陵机器局是一八六五年李鸿章升任两江总督后，将英国人马格里主持的苏州制炮局迁到南京，改建而成的。它的规模比江南制造总
江南制造总局炮厂局小，但制造的枪炮种类却更多。它在李鸿章的直接控制下，成为淮系军阀屠杀人民的军火供应基地。
福州船政局是洋务派创办的最大的轮船修造厂。一八六六年，湘系军阀左宗棠在闽江口马尾山下设局建厂，专门制造轮船，并附设求是堂艺局，延师教习英法两国语文、算法、画法。左宗棠任命宁波税务司法国人日意格和法国洋枪队头目德克碑为福州船政局的正副监督，“一切事务，均责成该两员承办。”①福州船政局从一八六八年正式开工起，到一八七四年，仅仅造船十五只，而且都是由日意格主持用法国破旧机器装配成的。
天津机器局最初是满洲贵族创办的军火工厂。清政府担心汉族官僚军阀操纵军事工业，为了“防患固本”②，于一八六七年命令北洋三口通商大臣、满洲贵族崇厚设立天津机器局，以英国
①左宗棠：《详议创设船政章程购器募匠教习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0.第64页。
②李鸿章：《筹议天津机器局片》.《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第16页人密妥士为总管，购买外国机器，制造火药，供应卫戌京师的军队使用。一八七○年，李鸿章在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接办天津机器局，并从香港等地招来“洋匠”，添置设备，大事扩充，把它建成“洋军火总汇”、即淮军和直隶、河南、吉林、奉天等省军队的军火供应库。
除了这四大兵工厂以外，清政府还相继在西安、兰州、济南、成都、昆明等地和湖南、广东、吉林、山西、浙江、台湾等省设立机器局，规模虽然较小，但均为能供应各省清军军火以镇压各地人民起义的地方性兵工厂：
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军事工业，并不是资本主义企业，而是中国历代封建政权制造军器的官府手工业的继续和发展。
这些军事工业，属于清政府所有。它采用官办的方式，由清政府派官员经办，职务有总办、会办、提调等角色。这些家伙“或且九九之数未谱，授以矿质而不能辨，呷以机括而不能名，但求不至偷工减料，已属难得，器械利钝，悉听工匠指挥，茫无分晓”①。在经营管理上完全是一套腐朽的官僚制度，营私舞弊成风。“购料则价不尽实，工作则时多废弛，材料则任便作践，成货则或致盗窃，出售则价或分肥，即不然用人或碍于情面而多允员，办事则于请托而多迁就，以乱章为圆到，以姑息市私恩。甚或苞首公行，干俸累累，似此种种弊窦，层层胶削，安有不赔累倒闭者哉！”②
这些军事工业，生产经费全部由国库开支，制造出来的枪炮、弹药和轮船，由政府调拨给各军，加强镇压人民革命的力量，不计算产品的价格，不以商品形式参加市场交换，企业没有盈利
①胡菜：《上变法自强条陈疏》，《皇朝经世文三编》卷16，第2页。
?《郭春畲对问》，《直隶工艺志初稿》丛录下，第15页可言，没有从利润转化来的资金内部积累。企业的繁荣和停滞，不取决于市场需求和企业本身的生产，而同政府的拨款息息相关。在正常年景，“一切工料资本，每岁均有定额，即有自出心裁，思创一器者，而所需成本，苦于无以报销”①。何况清政府财政括据，每年定额经费往往不能付足。比如，福州船政局每年定额经费八十四方两，但因经常打折扣，不得不停工待款，甚至“积三年之费，不能成一新式快船”②
这些军事工业，分别隶属于几个洋务集团，具有封建割据性。洋务派在举办洋务的过程中，分别结成了以李鸿章为中心的淮系集团，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中心的湘系集团，以张之洞为首的集团，他们把各自创办的军事工业都看作是本集团的私产。李鸿章特地向清政府声明，他所开设的金陵机器局、江南制造总局，乃是淮系的“命脉关系，诚不敢轻以付托”③。左宗棠在闽浙总督任内设立的福州船政局，在他调任陕甘总督后，继续控制在他手中。各个派系之间，域分明，互相倾轧。他们口口声声喊“求强”，其实所孜孜以求的只是地主买办之强，封建军阀派系之强。
所有这些，是官办军事工业缺乏生命力的重要根源，是它的封建性的突出表现。
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是洋务活动的第二个阶段。筹建海军和围绕军事工业而建立民用企业，是这一阶段的特点。
军事工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洋务派把这个环节勉强地移植过来，因为缺乏本国社会经
①胡烯菜：《变法自强疏》，《皇朝经世文新编》卷1，第23页。
②张佩纶：《筹办船政事宜折》，《涧于集》.奏议，卷4。
③李鸿章：《复陈奉旨督军河洛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第57页济发展的稳固基础，结果发生了一连串的困难。经费来源枯竭，原料、燃料供应不上，技术落后，人材缺之，管理制度混乱等等，堵塞了军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道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原料、燃料供应的困难，并追逐高额利润，以便发财致富和为“养船练兵”①建立经济基础，洋务派除继续经营军事工业外，还围绕军事工业建立了其它有关民用企业。
洋务派是在“求富”的口号下，提出举办民用企业的主张的。李鸿章垂涎外国资本主义以工商致富，由富而强，认为“富”是强”的先决条件。他说：“臣维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②“惟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蔽者。”③他为了“求强”而“求富”，企图通过“求富”来支撑和发展车事工业，借以达到“兴商务，浚源，图自强”，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和扩大本集团权势的目的。
这个时期，国内已具备发展民用工业的客观条件。自然经济因外国商品的倾销而逐步解体，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失业，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正在扩大。外国在华设厂给中国带来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他们的高额利润刺激着某些官僚、买办和商人产生投资于近代企业的兴趣。
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洋务派共举办民用工业企业二十
①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撒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第50页。
②李鸿章：《试办织布局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第43页
③李鸿章：《复丁稚璜宫保》，《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第25页多个，其中包括采矿业、冶炼业、交通运输业、纺织业等。规模较大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唐背铁路、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官局等。
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活动由军事工业转向民用企业，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一八七二年，李鸿章奏请设立，他派浙江海运总局总办候补知府朱其昂拟定轮船招商章程，在上海设局招商。李鸿章凭借职权，先后借拨官款一百九十余万两，招得商股七十三万多两。商股主要来源于官僚、买办和旧航运业转来的资金。官款由招商局轮船运输漕米等物抵还。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①，并借机搜刮钱财，扩充本集团的实力。他说：“招商轮船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②。可见，该局在洋务派心自中的重要地位。轮船招商局成立之初，只有轮船三只，到一八七六年陆续添船九只，一八七七年又高价收买美商旗昌洋行的破旧轮船十八只，共计拥有轮船三十只。轮船招商局除经营沿海与内河航运外，还试图开拓海外航运业务，曾先后派遣轮船驶往日本、美国、东南亚等地。结果由于外国侵略者的排挤，使轮船招商局的远洋航运遭到失败。
一八七七年，李鸿章任命轮船招商局总董唐廷枢在天津设立开平矿务局，开采开平镇唐山煤矿，一方面满足外国轮船、清朝军、商轮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需要；另一方面为了“权其余利”，“养船练兵”③。原拟官办，后因清政府财政困难，改为官督
①李鸿章：《轮船招商请奖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5，第4页
②李鸿章：《复刘仲良方伯》，《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3，第24页
③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撒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第50页。
商办。计划招
股八十万两，
但到一八八
年股金只凑集
了三十万两。
资金不足，只
好靠借贷度
日。据说它“自
直隶省总督衙
门借款二十万
轮船招商局仓库两，自民间借款四十五万两，加上出煤以来三年售煤所得价值三十二万余两，用以补足开支”①。因此，“在最初十年中，始终未能分付股息”②。开平煤矿自一八七九年开始，由英国矿师巴赖主持，应用从外国购办的机器，以新式方法开采。九十年代又增开林西煤矿。至一八九五年职工约有一万七千人，年产煤约六十万吨。开平煤矿蕴藏丰富，煤质优良，获利较多，为帝国主义所凯。一九年，八国联军侵人中国，英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官僚资本家，通过私相授受的方式，霸占了开平煤矿。
黑龙江漠河金矿是一八八一年清政府创办的。漠河地处我国东北的极边，北隔大河，同沙俄毗邻。清政府把开采漠河金矿视作巩固边防的一个措施，垫借资本十三万两，商股只有六万余两，规定矿局总办有与俄国便宜交涉的权力，矿局可自募兵勇。名义上官督商办，实际上类似清政府的一个边政机构。漠河成了“兵民辐”的“边睡重镇”③。一八八九年初，该矿正式开采，
①②日本东亚同文会：《支那经济全书》第10辑，第630页
③李鸿章：《漠河金厂请奖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5，第19页工人约二千人。一八九一一一八九二年的三年内，共得金砂六万二千余两。一九○○年义和团运动期间，沙俄把魔掌伸进我国东北，侵占了漠河金矿，几经交涉，一九一年始由清政府用款赎回，但该矿已遭到严重破坏。
上海机器织布局，是一八八二年李鸿章奏请设立的，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棉纺织工厂。起初，是候补道彭某等上海几个官僚、商人集资申请兴办，经李鸿章奏准拨给官款，先后派郑观应、龚寿图、龚葬图、盛宣怀等人主持局务，成为官督商办企业。李鸿章说：“设局纺造布匹”，目的在于“冀稍分洋商之利”①。所谓“稍分洋商之利”，不过是与侵略者一道压榨中国人民，追逐高额利润的代名词。厂址设在上海杨树浦临江地方，有纱锭二万七千个，布机三百台，均由英、美进口，技师雇用美国人丹科等充任。由于美国技师刁难，封建官更经理不善，以及资本不够充裕，直到一八九○年才有部分机器开车生产。但投产不久，一八九三年清花厂起火，租界救火会坐视不救，厂货被焚，刚刚建成的大工厂顿时变成一片瓦砾。估计损失不下七十余万两。上海机器织布局被焚后，李鸿章派盛宣怀负责重建。盛宣怀另起炉灶，于一八九四年设立华盛纱厂，资本八十万两。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官款的损失，规定“悉归以后商办各厂按每出纱一包提捐银一两，陆续归交”2，完全转嫁到民族工业身上。
唐山各庄铁路是由李鸿章根据原开平矿务局矿师英国人巴赖的提议，为了解决开平煤矿运煤的需要而决定修筑的。聘请英国人金达为技师，筹备建筑事宜。该路于一八八○年开工，费时一年，全长十一公里，这是中国自建铁路的开始。后来，李
①李鸿章：《试办织布局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第43页。
②李鸿章：《推广机器织局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8.第10页。鸿章为了延长这条铁路，东至山海关、西至天津，特地组织天津铁路公司，官督商办。一八八八年，唐山至天津铁路建成。一八九O年李鸿章又成立官办的北洋铁路局，吞并了天津铁路公司的私股。一八九四年修成唐山至山海关段，并向关外延伸了六十四公里。
此外，台湾巡抚刘铭传聘请英国技师马德逊主持，于一八九一年和一八九三年相继筑成台北一—基隆、台北—新竹两条铁路。原为官督商办，后因官、商矛盾重重，改为官办。甲午战争前，洋务派修建铁路不过四百公里。洋务派修建铁路主要是从军事上的需要和解决财政困难出发的。在他们看来，修筑铁路可以增加“洋税厘金”，替侵略者开辟市场：便于运兵输饷，镇压革命：便于运送煤铁，促使“矿务益兴”，“而军需利源，更取不尽而用不竭”；总之，这是关系“国计军谋两事，尤属富强切要之图”①。
在这个阶段，新起的洋务派头子张之洞在湖北搞了一个所谓“自相艳注”的工业体系。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一一九O九年）河北南皮人，出身于封建官僚世家。一八六三年考中进土。一八八二年调任山西巡抚，他一到任，就一面大搞尊孔读经，祭祀孔老二，核定隆重的祭孔章程，建立“令德堂”，专事通经学古”；一面设立“洋务局”，高喊“洋务为当务之急”。一八八四年，他升任两广总督后，就奏准借外债购买洋枪洋炮，并招聘外国军官教练反动军队，还说什么他这样做是符合“经之明训”②。一八八九年，他调任湖广总督，更一头栽到英、德的怀抱，依赖外力举办洋务，在湖北陆续建立起一批新式工厂。其中包括汉阳枪炮
①李鸿章：《妥议铁路事宜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9.第21一22页
②张之洞：《筹议海防要策折》，《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11，第16页。厂（一八八九年创立，官办）、汉阳制铁局（一八九○年创立，官苏）、大治铁矿（一八九一年创立，官办）、马鞍山煤矿（一八九一年创立，官办）等重工业厂矿，以及湖北织布局（一八九年创立，官办）、湖北纺织局（一八九四年创立，先官商合办，后改官办）、湖北丝局（一八九四年创立，官督商办）和湖北制麻局（一八九四年创立，官办）四个轻工业工厂。张之洞的洋务活动也是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他别出心裁的说什么“兵事乃儒学之精”。他创办炼铁厂，就是为了给制造枪炮提供原料；他办丝麻纺织等轻工业，目的在于撰取盈利，“佐助铁局经费”①。张之洞的一个亲信幕僚说他举办洋务是“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②
此外，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企业，比较著名的还有：一八七五年刘铭传在台湾开设的基隆煤矿：一八八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的电报局、左宗棠在西北创办的兰州机器织呢局等。
总之，在这一个阶段里，军事仍是洋务活动的中心，但是，范围已经扩大。前一阶段官办军事工业的清一色的局面已经改变，开始创办民用企业，并且为了解决经费和管理上的困难，在非军事部门内吸收了私人投资。采取的形式有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主要的是官督商办。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官督商办企业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洋务派缺乏经费，并害怕私人自由开办企业、因而阴谋通过官督商办，利用、控制和侵吞私人资本，以便“收天下之财为己用”：而握有资金的地主、官僚和商人，既贪图新式企业的利润，又不甘冒独立经营的风险，为了取得封建政权的荫庇，希望投资于洋务派所主办的新式企业，这
①张之洞：《增设纺纱厂折》，《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35.第21页。
②辜鸿铭：《清流党》，《张文襄幕府记闻》就是为什么官督商办形式盛极一时的原因。
在官督商办形式下兴办起来的企业，主要都是为了销售于市场而进行商品生产，并且在开始经营的时候，创办者都期望该企业能多少赢得一定的利润：它们具有资本主义企业的特质。但是，绝大多数官督商办企业并不是民族资本主义，而基本上是早期官僚资本主义性质的。因为虽然资本全部或大部分来自私股，私股保持着资本的所有权，但代表国家政权的洋务派大官僚，在这类企业中却处于支配地位，掌握着企业的经营管理、资金和人事调配大权。而私股根据官督商办企业章程的规定，一般都无权过问局事，只有股金上一万两者，才准派一人入厂司事，但仍须由督办察看：企业的生产和分配也主要是为巩固封建统治和扩大洋务派政治经济势力服务的：就盈余分配来说，招商局等企业的盈余，首先要有数成报充政府的军及其它贡赋，其次是总办等人的花红，所余才是股东红利。很显然，这类企业是洋务派利用、控制和侵吞私人资本的一种形式。洋务派官僚利用掌握企业经营管理权的便利，通过贪污盗窃、挪用资金、挥霍浪费、政府勒索等办法，侵蚀企业的私人资本。结果使官督商办企业大都“股本耗折，成效毫无”，股东备受亏累。当时有人就说：洋务派创办的官督商办企业，“二十年来，到处创办，到处无成”①。绅商闻官督商办和集股之事，“咸有戒心”②，视为畏途。
官督商办，在企业内部，“由官总其大纲”③，“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4；在企业外部，则依靠封建政权实行专利垄
①俞赞：《恤商论》，《皇朝经世文三编》卷31，第12页。
②陈炽：《矿人》：《庸书》外篇，卷上。
③李鸿章：《论试办轮船招商》、《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1.第40页。
④李鸿章：《试办招商轮船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0.第33页。断，其办法主要是：（1）由封建政权给予各种减免税厘的优待。如开平煤矿每吨煤税由六钱七分二厘减为一钱。（2）在营业上给予它们以种种便利条件。如给予招商局轮船以装运漕粮的特权。（3）从国库获得垫借巨款的利益。比如一八七七年轮船招商局自有资本仅七十三万两，而从政府借来的资本达一百九十万两。（4）禁止开办和官督商办企业相竞争的同类企业。比如，李鸿章在创办上海织布局时，就为该局奏请“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①。在一八九三年筹设华盛纺织总厂时，李鸿章又要求清政府“应请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立案：合中国各口综计，无论官办、商办，即以现办纱机四十万锭子，布机五千张为额，十年之内，不准续添”②
这种垄断，名义上是防正洋商排挤，保护利权，实际上是限制民族资本，摧残民族工业，为官僚、买办们“求富”，替“洋商”扩张在华侵略势力开辟道路。
官商合办企业数量很少，这类企业是官、商妥协的产物，因为官最喜欢官督商办，商则希望“官为保护，商自经理”，妥协办法是官商合办。但因官商合办企业依然控制在洋务派官僚之手，没有获得多大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里，外国侵略势力加紧了对中国的进攻，边疆危机纷至咨来。洋务派一面坚持对外妥协投降的方针，不断的丧权辱国；一面又利用外部危机扩充自己的实力，积极筹建海军。
早在一八六一年，洋务派就开始了建立海军的活动。清政府根据赫德的提议，决定叫正在英国休假的海关总务司李泰国
①李鸿章：《试办织布局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第44页
②李鸿章：《推广机器织局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8，第11页采购船只，建立近代海军，从水路进攻太平军。一八六二年，李泰国在英国擅自招募六百多名军官、水手，并任命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为司令，组成“中英船队”。一八六三年，这只船队开到中国，英国图谋通过李泰国和阿思本加以控制，引起同湘、淮军阀争夺指挥权的矛盾，迫使清政府决定遣散
一八六六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准“设局监造轮船”，“整理水师”。一八七四年，丁日昌提议成立北洋、南洋、东洋三支水师，北洋水师负责山东、直隶海面，设司令部于天津：东洋水师负责浙江、江苏海面，设司令部于吴淞：南洋水师负责广东、福建海面，设司令部于南澳。一八七五年由两江总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倡议，经总理衙门核准，每年调拨关税和厘金四百万两作为经费，准备在十年内建成南洋、北洋、粤洋三支海军。一八八四年，三洋海军初具规模，大约南洋海军有军腕十七艘，北洋海军十五艘，福建海军十一艘。南洋、北洋和福建水师分别掌握在南洋大臣、北洋大臣和福建船政大臣手中。在中法战争中，福建海军覆灭，南洋海军受了损失，北洋海军由于李鸿章避战自保，而保存了实力。
一八八五年，清政府成立海军衙门，管理一切与海防有关事宜，派醇亲王奕还为总理大臣，以李鸿章为会办，实权操在李鸿章手中。一八八八年，李鸿章乘机把北洋海军扩建成北洋腕队，拥有两艘七千多吨的铁甲舰，七艘三千吨以下的巡洋舰和其他舰船十三艘，还修建了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成为最大的一支海军。海军衙门成立后，海军经费大部分被奕挪作为那拉氏兴建颐和园之用。从一八八八年后，海军停止添船，一八九一年又停购军火。因此，北洋舰队建成后，军力就没有什么发展。
李鸿章创建北洋海军，口口声声以“自强”相标榜，好象真是要抵御外国侵略似的。其实，他的自的完全是为了扩充本集团的实力，镇压人民革命。正如他在购买外洋枪炮时所供认的那样，“亦不过聊壮声威，未敢云御大敌也”①
北洋海军具有明显的买办性和封建性。它拥有船舰二十二艘，其中就有十七艘购自外洋（德国五艘，英国十二艘），其余五艘虽说是自制的，其实“一切钢铁料件，皆由西洋订购”②，并由洋匠拼凑而成。教官英、德并用，英国人琅威理和德国人式百龄曾先后担任北洋海军的总教习。这些洋员惟以控制北洋海军为能事，对于军事训练，只知敷衍塞责。“自设海军以来，所备大小兵轮，不下数十余艘，平日除会操载送官员外，一无事事”③。军中派系域很深，“军官多闽人，提督丁汝昌本陆将，且淮人，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④。头目腐化，军纪废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5。对于北洋海军的腐烂情状，“识者早忧之”，可是李鸿章却视而不见，采取放任态度。一八九一年，他在第一次检阅北洋海军后，竞然自欺欺人的吹嘘什么：“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①李鸿章：《查阅大沽炮台片》，《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8，第20页
②李鸿章：《拟驳船政请伤造三铁甲船奏稿》，《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17.第40页。
③郑观应：《游历》，《盛世危言》卷2
④56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以下简称《中日战争》）第1册，第63页
7李鸿章：《巡阅海军峻事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2、第4页
二、卖国主义的洋奴哲学
洋务派把他们搞的洋务活动美化为“求富”、“自强”之道，吹嘘成“入圣之门径”，“报国之经纶”。其实，这完全是无耻的谎言。他们奉行卖国主义的洋奴哲学和尊孔崇洋路线，使中国不仅没有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反而更深地陷进了半殖民地的泥潭。
洋务派既是外国殖民主义的忠实走狗，文是中国封建主义的驯服奴才。他们杂揉封建主义奴才哲学和殖民地奴化思想，造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腐朽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一洋奴哲学。在他们看来，中国除了孔孟之道和封建制度，一切都不如洋人，“中不如西，学西可也”。他们举办洋务，事事照抄外国，处处依赖洋人。真可谓离开了洋主子，王奴才就寸步难行。正因为一切都仰承洋人鼻息，所以他们所创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除了封建性之外，无一不具有买办性的特点。
第一，在资金来源上依赖外国资本。洋务派头子李鸿章公然提出“借债以兴大利”①的主张，想靠外国贷款举办洋务，使洋务派获得“久远”之利。轮船招商局竟不惜以动产、不动产和运费收人作抵，在一八七二一一一九一一年间，先后借外债四百六十二万余两。张之洞为创办湖北枪炮厂和汉阳铁厂，曾向德国高林银行借款一千万元，从英国汇丰银行借银九十三万余两。他为了向英国乞得借款，甘心以“布局作保”，当英方提出索息七厘的苛刻条件时，他竟然说什么“并不为多”，“重息无妨”②。
①李鸿章：《妥议铁路事宜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9.第24页。
②张之洞：《致伦敦薛钦差》，《张文襄公全集》卷138，电读17.第1页。
第二，在技术上“雇洋人，购洋器，用洋法”①。洋务派创办的四大军事工厂，都是洋人独揽大权。从技师、机器和原材料，不是来自英、美，就是来自法、德。李鸿章供认：“炮队所用器械子弹，尽仿洋式，所需铜、铁、木、煤各项工料，均来自外国”②。制造轮船，“大宗料物，无非购自外洋，制造工作，亦系洋匠主持，与购买外洋船只略同”③。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厂矿，也是“购器雇匠，悉资外洋”④。厂矿的施工和生产，一切听“洋匠”主持，“不其肘”5。设备器材，大至炼钢炉，小至枕木、砖头、螺丝钉，也无不来自外洋。
第三，在业务上是外国资本的附庸。比如，一八七七年和一八九三年，轮船招商局同怡和、太古两个外资轮船公司“订立齐价合同”，垄断中国航运业，结果使自己变成外国资本在中国取得垄断利润的垫脚石，扼杀民族资本航运业的帮凶。
第四，在经营管理上实行买办制度。比如，轮船招商局就曾把怡和、太古洋行实行的一套买办制度移植过来，栈房、船务设买办，栈货、货力的赔赚全由买办报销：买办之下又有“二买办”、“三买办”等等。这种以佣金为基础的买办制度，为洋务派官僚进行营私舞弊、贪污中饱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洋务派创办军事工业，制器练兵，自的在于搬进外国资本主义的“器”，用以保护清朝赖以维持其统治的“道”，是枪口对内的。李鸿章供认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淮军，“以剿内寇尚属可
①2③李鸿章：《复沈幼丹节帅》，《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4，第30页：《复陈奉旨督军河洛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第56页：《成船用款片》，《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6.第16页。
④张之洞：《铁厂征税商情未便折》，《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44，第30页。
5张之洞：《劝学篇》，矿学，第11，《张文襄公全集》，卷203，第41页。用，以御外患，实未敢信”1。外国侵略者扶植清政府建立军事工业，武装和训练水陆各军，纯粹是为了控制和强化清政府镇压人民革命、保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反动武装，并推销自己破烂的设备和军火，以搜取高额利润。只有在这个限度内，外国侵略者才支持洋务派的“求强”活动，否则就要加以限制和破坏了。马格里在主持金陵机器局时，曾负责督造供给大活炮台用的大炮。可是造成的七门大炮，于一八七五年在大沽炮台施放时，竞接连爆炸了两门，死伤多人。过了两个月，马格里还装模作样的带着一个视察团来到大沽，亲自试放，结果又爆炸了一门。其余几门，也成了废铁。
洋务派办工业，走的是一条爬行主义的道路。在这些洋奴们看来，西方的技艺，非中国所能骤及，只能“逐渐仿行”②。“若急求胜”，就是“殊不自量”③。他们的办法是，必须先向外国购进现成的东西，然后在“洋人指授”下慢慢地学着仿造。这种先“购置”、后“学制”，“事事依样葫芦，一成不变”④的作法，结局只能是“随人作计，终后人也”5。有人揭露福州船政局“所制轮船，悉西国古法耳，不值识者一”。一八七四年，江南制造总局“试造小铁甲船，不能出海，炮位布置，亦不合法”。外国人嘲笑说：江南制造总局所造的兵船，“太平年月无用，战争起时是废
①李鸿章：《筹议海防折附议复各条清单》：《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3页。
②③李鸿章：《复丁稚璜宫保》，《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第25页：《筹议天津设备事宜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第50页。
④胡烯菜：《上变法自强条陈疏》，《皇朝经世文三编》，卷16，第2页。
5李鸿章：《闽广学生出洋学习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8，第20页。
王韬：《园文录外篇》变法下。
李鸿章：《议复梅启照条陈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9，第31页物”①。自己制造既不适用，那就只好“以购备西洋精利军器为第一要著”②。可是，外国侵略者所能卖给清政府的，并不是什么“精利军器”，而只是一些破枪烂舰。一八七九年，李鸿章在赫德的劝诱下，从英国购买了“龙囊”“虎威”等八艘“蚊船”。赫德吹嘘这种船是守港利器，“炮位较大，在浅水处亦能轰坏铁甲”③。其实这些所谓“守港利器”，完全是用“钢片镶做，岁需两修”，行动迟缓，“船轻炮重”，根本不能参加战斗的破烂货。
洋务派创办的“官商各局，仿效西法，而综理一切，统用西人，绝不思教养华人，以渐收其权利”④。在这些洋奴的心目中，中国人民无非是“群氓”和“阿斗”，而那些挂着“工程师”、“专家”招牌的“洋匠”，才是“本事通天”的“救世主”。其实，被洋务派请来的所谓“名师高匠”，都不过是一些不学无术的骗子和盗窃经济情报的特务。轮船招商局各船主、大副、二副、大车、二车皆洋人。他们多为流氓兵痞，“非赌博宿，即酗酒躲懒，行船则掉以轻心”5，结果多次肇事，最严重的时候，五天之内竞连沉两船。他们不仅“行船掉以轻心”，而且贪污舞无所不为，“俱各发财而去”。武昌纱布局的一个洋匠，月薪四百金，竞挂名取薪，在上海坐食五年之久。纱布局临开车，因洋匠不敷分配，就只好“停机待匠”，而一且“机器不甚灵动，则洋匠必另行购一机器以
①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289页
②③李鸿章：《拟请收捐购器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51，第14页：《筹议购船选将折》，《李文忠公全集》，卷35，第28一29页。
④陈炽：《自立》《庸书》卷下
5钟天伟：《轮船、电报二事应如何剔弊方能持久策》，《皇朝经世文三编》卷26，第17页。
《交通史航政编》第1册、第156页救之”①。德国自称“久造铁路”的“专家”时维礼，竟利用勘矿之机，大肆搜集经济情报，当他发现大冶铁矿“矿量丰富”时，便立即将情报密报德国政府。一八八五年，江南制造总局由洋匠设计建造一艘“保民”号铁甲兵船，有个中国工匠认为外国“轮船设计师”设计的龙骨和舱都不合规格，船成后必然行驶缓慢，不能掉头。这个局的“总办”迷信洋人，厉声厅责中国工匠说：“外国人设计的图样还会错吗？难道你比洋人还高明？”船成后，果然不出中国工匠所料，最后还是按照中国工匠的意见进行改装，才勉强可用。
洋务派的所谓“借法自强”，是秉承洋人旨意干的，也确实为外国资本主义进一步侵略中国扫清了道路。英国资产阶级学者季南曾供认：“对英国说来，极重要的事情在于支配中国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支配她的舰队。②自然，这对其他列强说来，也绝不例外。李鸿章等洋务派要制器练兵，列强就假援助之名，行控制之实。“他们总是在贷款、武器装备、军队训练各方面给以充分的帮助，使李鸿章等充分地强有力，来为他们的利益而统治着中国。”③还在洋务派大办军事工业时，一八六七年，一个外国侵略者就赤裸裸地说：“中国人既已认识在这种事业方面可以使用外国机器与技术，那末在开发中国富源方面的种种障碍也许就有希望能够逐渐减少了。”④外国侵略者要“开发中国富源”，洋务派就依靠外国技术举办民用企业。除运漕粮外“兼揽客货”的招
①张之洞：《请添铁厂开炼用款片》，《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34，第26页
②季南：《一八八一一一八八五年间英国在华的外交》，一九三九年英文版。
③拉铁摩尔：《亚洲的决策》。
④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348页商局轮船，所运货物绝大部分是外国资本主义推销的商品及其所需要的物资，加快了外国侵略者商品推销和原料供应的流转速度。开平煤矿为外国轮船提供了廉价优质煤，促进了外国在中国航运业的扩展。洋务派依靠外力修建铁路，等于侵略者自已修建一样，它为外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开辟中国这个新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英国大东公司、丹麦大北公司在中国沿海设有海线，本想在中国陆地架设陆线，但遭到中国人民的激烈反对。洋务派从八十年代开始设立电报局，架设电线，由大东、大北公司承包，逐渐伸展到内地和边疆，东面与大东、大北的海线相接。陆线的使用原则是先官后商，先外国后中国，外国侵略者完全以殖民主义者的姿态使用中国陆线。由于电报掌握在洋人手里，“每发密电至京，无不消息外布”①。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适应正向垄断阶段过渡的外国资本主义对华输出资本的要求，洋务派头子提出了“借债兴利”的口号，为外国资本涌入中国鸣锣开道。
洋务派推行洋奴哲学和尊孔崇洋路线，注定了洋务活动必然失败的命运。甚至连当时的某些改良主义者也已看到，洋务派的这种“喜西方而兼用西人”的行径，只能是“开门揖盗，受制于人”②，欲求中国的“富强”，“无异睡中之梦”。
三、早期的官僚买办阶级
毛主席指出：“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
①钟天伟：《轮船、电报二事应如何剔弊方能持久策》：《皇朝经世文三编》卷26，第8页
②陈炽：《西法》，《庸书》外篇.卷上办制度，造成了官僚资本。”①
早在鸦片战后，各通商口岸就出现了一些专门为外国侵略者服务的买办商人。到了六十年代，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对华侵略的扩大和加深，买办的人数逐步增多，活动范围也逐步在扩大，渐渐成为一种政治势力。有些买办不仅是在华外商企业的雇员，而且成为外国侵略者在华开办的洋行、银行、保险公司、轮船公司的重要伙伴。他们主要是从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商人、部分旧式商人和鸦片走私贩子转化而来的。
三十年的洋务活动，为买办队伍的扩大，早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形成，开拓了道路。
洋务派的头目奕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之流，都是手握军政大权的封建官僚。而洋务派的骨干分子，诸如丁日昌、钱鼎铭、徐润、唐廷枢、盛宣怀等人，则多是买办或具有浓厚买办倾向的地主士绅。洋务活动就是封建官僚和买办合流的结果，封建官僚举办洋务所以需要买办，这是因为：第一，买办和外国侵略者关系密切，封建官僚举办洋务，在资金、机器、原料、技术、车火等方面，都需要通过买办与洋人加强联系，取得支援。第二，买办资力雄厚，封建官僚办近代企业需要大量资金，通过买办作中介可以吸收较多的股本。例如，创办轮船招商局募集商股时，“华商诡寄洋行者，多方忌泪”，后来邀请买办“唐水廷枢为坐局商总，两月间人股近百万”2。第三，买办有经营工商业的经验，封建管僚需要依靠他们直接管理洋务企业。而一些买办所以投奔封建官僚，则是出于洋主子的意旨和本阶级的要求，目的在于促使封建政权买办化，并借机谋取权位和积累个人
①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373页
②李鸿章：《复沈幼丹船政》，《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3，第13页资财。由于官僚和买办相结合，加速了一部分官僚的买办化和一部分买办的官僚化的过程，促进了中国早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形成。
早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主要包括控制官办和某些官督商办民用企业的洋务派大官僚，以及实际负责经营这些企业的大买办。他们既是封建大地主、大官僚或大买办，又是经营具有很大买办性和封建性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大资本家。
早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产物，它有着自己的特点。
毛主席在论述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时指出：“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①中国的早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也初步具有这样的特征：
第一，早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一开始就和清王朝的反动政权结合在一起。他们既是清政府的重要官员，又是腰缠万贯的大资本家。他们依靠封建政权垄断近代工业，压制和侵吞民族资本，残酷地压榨工人阶级。比如，李鸿章既是准系军阀的头子，手中握有重兵，并爬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宝座，左右清政府的内政、外交，是近代历史上有数的封建大官僚、大军阀；又通过洋务活动，大发横财，成为显赫一时的大资本家。梁启超说：“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管业云。”②再如盛宣
①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1149页
②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第85页怀，他出身于官僚世家，一八七O年经杨宗的推荐，投入李鸿章的幕下，迅速获得信任，以行营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开始了他的宦海生涯。后因李鸿章的奏请调署天津海关道，从此成为李鸿章经办洋务的总代理人。一八七三年，他由李鸿章札委为轮船招商局会办之一，此后历任招商局督办、董事会长等职达三十五年之久。在任职期间，他运用招商局的资金厂为投资，多方控制，曾经一度为他自已建立了一个包括轮船、电讯、银行、工矿等企业的大集团。
第二，早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一开始就和外国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毛主席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①中国早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靠外国资本主义蒙养长大的，反过来在经济上为外国强盗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奔走效劳：在政治上竭力推行洋主子的“以华制华”的政策，成为外国侵略者统治中国的支柱。比如，工日昌、徐润、吴健彰、杨坊等人的活动，就是鲜明的例证。丁日昌早就同外国侵略者有所勾结，以“留心西人秘巧”著称。一八六二年，在广东提督昆寿军营筹划“攻剿”，督办火器，旋被李鸿章奏调上海主办洋炮局，随即升任苏松太道。有人说丁日昌是一个“抑民奉外，··以求快洋人之意”②的“丁鬼奴”。因此，丁日昌官运亨通，不久被提升为江苏巡抚。徐润从幼便弃书经商，一八六一年充当上海宝顺洋行副买办：不久，他便向清政府纳资捐官，经过更番捐买，由监生而郎中。他在淮军镇压太平军时以“转运得力”，于一八六六年被赏加四品衔。他曾自行经营丝茶出口和鸦片进口生
①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3一4页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8.第17页意，积累了不少资财。一八七三年，经盛宣怀的引荐，投靠李鸿章，任轮船招商局会办之职。一八八三年，脱离招商局后，他又屡受李鸿章的札委，代其经营开平煤矿、热河承平银矿、建平金矿等，奉李鸿章意旨，控制新式矿山，推行崇洋卖国路线。旗昌洋行买办吴健彰，在一八四八年，由于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的支持，署理苏松太道兼任海关监督。一八五三年，曾被上海小刀会俘虏，因得到美国领事的援助而逃脱；出来后继续镇压小刀会起义和出卖中国主权。怡和洋行买办杨坊，勾结美国侵略分子华尔组织洋枪队，直接镇压太平军。再如，湘淮系军阀官僚也正是在勾结外国强盗、血腥镇压农民革命中迅速买办化，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凶恶鹰犬。
第三，早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同封建的高利贷和地租剥削关系十分密切。他们不少人投资于钱庄、当铺或广置田产，对农民和小生产者进行封建的高利贷和地租剥削。比如，长期经销美孚洋油的买办商人叶澄衷，由一个在黄浦江驾船向外商兜售五金杂货的小商人起家，从老顺记发展为南顺记、北顺记、新顺记，分支机构和钱庄遍及全国大中城市，并拥有大量房地产和经营沿海运输业的沙船。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他已积资八百余万两。徐润在一八九五年供认：他除了把一百二、三十万两银子投资于近代工矿交通企业外，还经营房地产，拥有城市房屋五千余间，置地三千余亩，并附股于许多当铺和钱庄等1。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泰养的阶级，它们和农村中的封
①《徐愚斋自叙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以下简称《洋务运动》）第8册：第172页。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①
中国早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代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它是一个极端反动的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第二节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和
民族资产阶级的出现
一、中国社会经济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反动卖国的洋务活动，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开辟了道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外国经济势力已经伸展到中国的广大地区，渗透到许多重要经济部门，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化日益明显。
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开辟大量商埠，作为经济侵略的重要基地。到九十年代初，列强强追中国开辟的商埠共有三于四处。它不仅分布在沿海各地和长江两岸，而且出现于内地和边远地区，如甘肃、新疆、蒙古、西藏等地。外国商人以这些商埠为基地，向广大城乡倾销商品和鸦片，低价收购农业、手工业产品和矿产原料，掠运出国。在许多商埠里，外国商人还开设了商行、工厂、银行，开始作为对华资本输出的重要据点。
外国侵略者取得了中国沿海和内河航行权，控制了中国的交通运输业。六十年代以后，列强相继在华设立轮船公司，其中
①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602页主要的有：美国旗昌轮船公司（一八六一年）：德国美最时洋行（一八六六年）：英国大活驳船公司（一八六四年）、太古洋行（一八六七年）和怡和轮船公司（一八八二年）。一八九二年，中国各通商口岸轮船进出口总吨数为二千八百多万吨，其中属于外国的为二千二百多万吨，中国只有六百多万吨。外国垄断中国航运业，不仅侵犯中国主权，打击了中国沿海沿江的帆船业和轮船业的发展，而且大大便利了外国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
外国侵略者开设商行（亦称洋行）操纵中国市场，建立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到八十年代，外国商人在中国设立的商行已有五百多家，著名的有英国的怡和、沙逊、安利洋行，德国的礼和、禅臣等洋行。这些洋行垄断中国进出口贸易，操纵（抬高或降低）物价：追使中国商业和高利贷资本成为外国商业资本的附庸。
外国侵略者利用种种政治、经济特权，竭力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据统计，在一八六五一一八六八年间，每年平均进口总值为六千二百余万海关两，出口总值为五于四百六十万海关两，人超七百五十万海关两。一八九一一一八九四年，每年平均进口总值增到一亿四千二百万海关两，出口总值增到一亿零七百多万海关两，入超三千四百余万海关两。这表明中国的对外贸易已经常地出现入超现象，而且逆差额也在不断增加。不仅如此，中外贸易的内容也逐渐发生变化。在进口方面，八十年代以前，鸦片居首位。八十年代以后，棉织品成为进口第一大宗，占进口总值三分之一以上。在出口方面，八十年代以前，丝、茶是出口大宗，以后棉花、大豆的出口则逐步增长。进出口贸易的这种状况说明，中国社会经济日益陷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沦为外国侵略者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掠夺地。
八十年代前后，正在向垄断阶段过渡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在扩大商品输出的同时，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注重资本输出的趋势。据估计，中日甲午战前，外国在华的投资总额达到二亿至三亿美元。
中日甲午
战争前，外国
在中国的工业
投资，大致可
分四类：第一
类是为适应航
运需要开设的
船舶修理厂。
如一八六四年
英国在香港开
沙俄商人在汉口设立的顺丰砖茶厂
设的黄埔船坞公司，一八六五年在上海开设的祥生耶松船厂。第二类是为便于掠夺原料而开设的加工工厂。如一八六三、一八六六年沙俄在汉口开设的顺丰、新泰砖茶厂，一八七八年美国在上海创办的旗昌丝厂，一八八二年英国在上海开办的怡和丝厂等。第三类是在租界中开办的公用企业。如英国在上海办的自来水公司、电汽公司等。第四类是外资开办的轻工业，如火柴、造纸、肥皂、玻璃、卷烟等厂。总计中日甲午战争前外国在华设立的工厂有一百多家，资本总额为二千八百万元，其中最大的五家各有资本一百多万元。
银行是外国侵略者在华投资的一个重要项目。早在一八五O年左右，英国就在上海开设了丽如银行支行；一八五一年后东方银行陆续在香港、上海等地设立分行；一八五四年、一八五七年又设立有利银行、麦加利银行分行于上海；一八六四年汇丰银行成立于香港，第二年在上海设立分行，它的实力自七十年代起一天天增长，逐渐发展成为英国在中国资本最雄厚的金融机构。法、日、德等群起效尤。法国于一八六三年在香港、上海成立法兰西银行分行，一八九四、一八九八年在香港、上海设立东方汇理银行分行。德国于一八八九年在上海设立德华银行。一八九三年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设立的银行，是它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机构。它经营国际汇兑，以便于外商加速输出商品和掠夺原料。它收集外商暂时闲置的资金和中国地主、官僚手中的现金，贷给一时缺款的中外商行、工厂主及买办商人。它在中国发行钞票，用纸币代替黄金、白银作为支付手段。郑观应曾说：“闻英商汇丰银票，在粤通用之票百余万，该行已获利二百余万。”①它对清政府进行贷款。从一八六一年到一八九四年，清政府共借外债四千五百余万两。外国侵略者通过银行逐渐操纵了中国的财政金融命脉。特别是英国在华金融资本最大，所以在一八八九年前，英国垄断了中国的金融事业。
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使中国社会经济遭到日益严重的破坏。在外国工业品的冲击下，中国城乡手工业进一步破产，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加速解体。其中首先遭到破坏的是手工纺织业。据记载，一八六七年洋纱进口值为一百六十一万余海关两，而到一八六九年则为三千一百八十三万余海关两，增长了二十倍2。当时洋纱所谓“物美价廉”，据一八
①郑观应：《银行》，《盛世危言》卷5
②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89页八二一一八九一年《海关报告》宜昌部分记载，印度棉纱和中国东部诸省棉花零售价格相差无几。一八八七年《海关报告》牛庄部分记载，王纱在牛庄的售价三百厅为八十七两，而洋纱仅为五十七两1。由于二者价差悬殊，中国城乡纺织业用棉花纺纱、织布比直接用洋纱织布还贵。但用洋纱织布加上人工、设备，产品成本仍高于外国机器生产的纺织品，还是无力与之竞争。因此，长江下游和沿海各省已有不少地方停止纺纱，更多的地方用洋纱做经线来织布，纯用土纱织成的布匹销路愈来愈狭窄，有些地方已经出现停织王布的现象。到八十年代，山东王纱织布几乎停顿。即使家庭纺织业比较发达的浙江勤县，到一八八四年后，“则巡行百里，不闻机声”②。不仅棉纺织业如此，其他手工业部门也遭到破坏，形成“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柏树皆弃为木材；洋铁、洋针、洋钉人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③的形势。由于手工业遭到严重破坏和洋货充斥中国城乡，道使农民多用洋货，同商品市场发生密切联系。农民为了购买商品，不得不日益增多地出售农产品，加上外商大量收购棉花、丝、茶等，从而导致了农村经济作物如棉、桑、茶、烟草、甘蔗等耕种面积的迅速扩大，甚至使苏、浙、闽等地区成为主要经济作物区，加速了农产品商品化的过程。农产品商品化和农民对工业品的需求，促使城乡商品经济迅速发展。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加深，农民和手工业者日益遭受外国资本主义的残酷压榨。原来城市手工业作坊，有些购用外国原料进行生产，开始陷于依赖外国的境地；有些则被洋货
①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77页
②蔡芷卿等：《郸县通志》卷3，《博物志》
③郑观应：《纺织》《盛世危言》卷7。挤跨遭到破产的命运。如广东“佛山针行向称大宗，佣工仰食以千万计，自有洋针，而离散殆尽矣”①。广大农民在外国侵略者及其走狗的盘剥下，也日益贫困化。外国侵略者通过其养的大小买办，利用茶商、丝贩、米商等在收购农产品时，往往先开出高价以控制货源，然后“抑价压秤，多方挑剔，不使稍有赢余，否则联络各邦，槟绝不买”②，致使农民受到更严重的剥削。如江西市场的茶价，原为三百五十文一斤，到一八八九年被压为二百七十文一斤。厂西浔州、梧州等地的桂皮原先百斤售银七至八两，在八十年代被压低到八、九钱。随着农产品的商品化，高利贷资本也活跌起来。农民在青黄不接的困难季节或遭遇天灾人祸的打击时，不得不向高利贷者抵押借贷，使农民“禾未苗而贷于人，蚕未丝而偿夫债”③。同时随着外国经济侵略的加深，封建剥削也日益沉重。由于奢侈品、鸦片的大量输人，使地主官僚的寄生腐朽性更为严重，他们挥霍费用都以增加地租或额外浮收等形式转嫁到农民身上。清政府也肆意增加赋税，遍设厘卡，加紧盘剥农民和手工业者。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掠夺和封建势力的残酷压榨，农民和手工业者大批破产失业，一部分冻饿死于沟壑，一部分流入通商口岸变成劳动力的出卖者。
综上所述，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
①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83页
②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553页
③汤戌烈：《治赋》.《皇朝经世文续编》卷37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①
二、民族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
正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在中国出现了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
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产生，有着自已的特殊过程。
原来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远没有发展到直接向近代工业过渡的阶段。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人截断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道路。民族资本近代工业是在中国出现了，但它主要不是鸦片战争前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和扩大。
鸦片战争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因为所处的地位条件不同，归宿也各异。那些为广大群众生活所需要，而外国工业又特别发达的部门，如棉纺织业、制铁业、染制业等行业，由于遭到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侵袭而渐渐趋于没落破产。那些能够提供出口货物，又有长远历史的著名手工业，如制茶业、丝织业等，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丝、茶大量出口，有的逐渐变成替外国资本掠夺中国农产原料进行加工的附庸经济；有的就在新条件下采用机器生产，由工场手工业发展为半近代或近代的工业，虽然这部分数量既少，也不是经济生活里的重要部门，但它们却是中国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不过，由于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侵略者和封建势力是不充许它们发展的，它们在
①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589一590页中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下，只能艰难缓慢地前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手工业直接转化为机器工业的道路一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道路受到阻碍，而地主、官僚和商人直接投资办近代工业的道路就成了最主要的途径。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掠夺过程中，产生了中国的买办和买办资本：从中国的封建压榨中，增加了地主、官僚、富商和高利贷者的财富积累。随着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客观条件的逐渐形成，一部分地主、官僚、商人和买办，既看到“外国用机制，故工致而价廉，且成功亦易：中国用人工，敌工笨而价费，且成功亦难”①：又看到外商在经营上的一诺千金转手致富，因而积极要求把他们积累的一部分货币，投资于新式工业，以搜取高额利润。
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出现于六十年代末，在七十年代里，只有二十来个企业，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民族资本前后一共创办过一百多个大小不等的企业。这些企业的种类有：
机器工业。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是方举赞、孙英德合伙设立的上海发昌机器厂。它是为外商船厂打制、修配船用零件而设立的。它在一八六六年初创时还是一个手工业锻铁作坊，一八六九年开始使用车床，这是它从手工工场转化为近代工业的重要标志。一八七六年它制造出小火轮船和车床、汽锤公开出售。八十年代，是发昌厂发展的最高阶段，制造轮船，经营进口五金，业务发达，获利甚多，成为当时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规模最大的一家。除发昌外，在上海还相继出现建昌钢铁机器厂、广德机器造船厂等，到中日甲午战前共有十二家。
①郑观应：《盛世危言》卷7
丝工业。一八七二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厂东南海开办继昌隆机器丝厂：使用蒸汽动力和传动装置，招有“女工六七百人，出丝精美，行销于欧美两洲，价值之高，倍于从前，遂获厚利”①。九十年代初，新式丝工厂以广州为中心发展到五、六十家。上海方面：从一八八一年黄佐卿创办公和永机器续丝厂起，到中日甲午战前，先后开设六个新式巢丝厂。
纺织轧花业。一八九一年，官僚唐松岩在上海建立华新纺织新局；一八九四年，朱鸿度在上海办裕源纱厂：一八八七年，严信厚在宁波开办通久源轧花厂。随后在一八九一一—一八九三年间，上海先后成立了棉利公司、源记公司和礼和永轧花厂等。
面粉、火柴、造纸、印刷等业。在一八七八年后，天津、上海、福州、北京先后成立小型机器面粉厂：八十年代后，天津、上海、重庆、广州、福州、太原等地相继建立火柴厂，其中以上海燮昌火柴公司为最大：一八八九年广州成立宏远堂机器制纸公司，一八九一年上海成立伦章造纸厂，一八八二年上海成立了同文书局。其它尚有制茶、制糖、制药、碾米、玻璃等近代工业出现。
公用企业。一八八六年，杨宗濂、吴懋鼎开办天津自来水公司（一八九一年改为中外合办）；一八九○年华侨黄秉常在广州创办电灯公司。
采矿业。在八十年代前后，相继开办的采矿业有湖北荆门煤矿（一八七九年）、山东峰县煤矿（一八八年）、湖北乐鹤峰铜矿（一八八一年）、直隶临城煤矿（一八八二年）、江苏徐州利国驿煤铁矿（一八八二年）、奉天金州骆马山煤矿（一八八二年）、热河承德三山银矿（一八八二年）、安徽贵池煤矿（一八八三年）、山东
①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957页平度招远金矿等，到一八九四年约有十九个。这些采矿业多是在原来王法开采的基础上，个别工序使用机器，规模较小，只有山东平度招远金矿规模较大。
由于民族资本近代工业是在中国日益陷人半殖民地的过程中产生的，多数是由商人、地主、官僚投资举办的，所以它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主要是轻工业和小规模的采矿业，机器工业极少。这是因为经营轻工业需要的投资比较少，企业的建设时间短，资金周转比较快，容易获得较高的利润。所以初期民族资本家经营的丝、火柴制造业等，大部分都比较成功。
第二、大部分企业投资较少，规模较小，技术落后。这个时期创办的企业.大部分资本都在十万两以下，少的只有几万两、几千两甚至更少些，而且独资经营的少，绝大部分属于集股合营。因此，一般的企业规模较小，机器设备简陋，技术落后。有的企业如火柴业、采矿业，除有些生产环节采用机器外，不少工序仍采用手工操作。所以，生产效率低，生产成本高，产品很难同外国进口商品竞争。
第三、大部分企业集中在上海、广州两地，其它零星各厂也多建立在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形成这种畸形布局的原因较为复杂，有的为了给外国船舶厂加工零件，有的为了便利产品出口，有的为了交通运输、原料获得和技术依靠的方便，有的为了适应地方市场的特殊需要。有些企业建立在天津、上海等地的外国租界内，目的显然在于求得外国势力的庇护。这些情况反映了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在布局方面的半殖民地性质。
第四、民族资本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既存在矛盾，又有密切联系。
民族资本遭受外国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虽然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但它们侵人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把中国变为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因此，它们积极勾结中国的封建势力，千方百计地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外国侵略者开始曾采用限制机器进口的办法，妄图阻止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英国公使欧格纳叫曦：“机器进口，恐非西国之福也。”另一个英国侵略分子更露骨地说：“中国多织一匹布，即我国少销一匹”，因而“机器不宜进中国”①。当中国民族工业兴起以后，外国侵略者就利用在华搜取的种种特权，通过控制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等手段，大量倾销商品和搜刮原料，从而使中国民族工业在原料供应和产品市场方面受到巨大压力。如一八九三年重庆聚昌火柴厂开办之初，英商怡和洋行即运大量火柴到重庆倾销，聚昌请求官府扣留洋商火柴。李鸿章竟认为：“只能不许华人在该处再开，不能禁止洋商贩运贸易。”②外国侵略者还在中国开设工厂，凭借其雄厚资金、先进技术，在竞争中击败或吞并中国民族工业。如一八八二年创办的上海玻璃厂，一八八八年即被英商福利公司吞并。一八九一年福州中国商人购人英国机器，设立三个焙茶厂，过了几年就被沙俄的砖茶厂挤垮，“相继停闭”③。
民族资本受到封建主义的严重束缚。首先，封建统治者竭力禁正开办民族工业。一八六八年盐商何某，在江苏句容买山
①《论机器不宜进中国》、《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第287、288页。
②李鸿章：《论重庆自来火专利》，《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20，第49页。
③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85.实业8一处，准备开矿采煤，地方士绅视为异端，予以驱逐。一八七三年，上海商人魏镛等向李鸿章申请在该处开矿，当时在南京、镇江两府应试的儒生“闻此消息，讹言日起”，群起反对。句容官府、士绅甚至立碑严禁：“如有不法棍徒再敢煽惑开矿，一经告发，或被访闻，定即提案照例严办，决不姑宽”①。一八八二年，商人何鲲山在厂州创议开办自来水公司，虽有商户表示赞成，但地方士绅以“有伤风水”为理由，命反对，结果未能实现2。更为突出的是，武举李福明在北京东便门外开了一个小型机器面粉厂，旋被都察院奏准勒令停业，因李不服，一八九五年清政府便以“实属异常刁狡”的罪名，“交刑部照例治罪”③。其次，封建统治者用苛捐杂税勒索民族工业。其中以厘金的危害为最甚。汪康年说：“今厘卡如织，一水之地而抽十余次”，“有始仅值百抽五者，继至十抽三、四”，“尤可异者，一国之中而各省之章程不一，一省之中而各局之章程又不一，一局而前后之章程又不一，至于以若干起税，皆无一定之章。”4这就大大加重了民族工业的负担。陈炽曾深刻地揭露说：“天下设官数千，增司事巡丁数万。贪狼猛虎，砺齿磨牙，皆敲商之骨而吸商之髓者也。”5第三，封建统治者对外推行“抑民以奉外”的方针，对内顽固维护封建剥削制度，严重阻碍工民族工业的发展。比如，清政府的税收政策，名义上“华洋一体待遇”，实际上是保护外国资本，打击民族工业。李鸿章曾供认：“中国原定洋货税则过轻，王货税则较重，以致华商疲累，难与洋商颉顽。”再如，清政府保护封建土
①李承霖：《劫余存》，《学府公建禁矿碑四道》
2③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022、988页
④汪康年：《商战论》，《皇朝经世文三编》卷30，第32页。
5陈炽：《纠集公司说》，《续富国策》卷4
6李鸿章：《清减出口煤税片》，《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0.第44页地制度，不仅限制了中国商品和劳动力市场的扩大，而且使中国工业难于筹集更多的资本。因为中国地租额高，有碍于工业吸收新的资本，并常常使工业资本反转来为购买土地的资金，从事封建地租剥削。此外，洋务派凭借政治特权，经济优势，力图垄断新式工业，控制和排挤民族工业。
所有这些，就造成了民族资本同外国侵略者和封建势力的矛盾冲突。
但是，有些民族资本为了本身的生存和发展，又在许多方面依靠外国侵略者和封建势力。有的企业不仅在技术和机器设备上依靠外国，而且为了减轻中外反动势力的压力，甚至引进外资，聘请外国人作经理，或“贿买牌照，假托洋商之名”1开业。有些企业请求加入官股，或使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名义，气求封建势力的庇护，以取得“专利”和减免捐税等优惠。至于在产品的销售和原料的收购上，依靠外国侵略者和封建势力就更是普遍的现象了。不仅如此，民族工业的创办人，也主要是地主、官僚、商人和买办。买办的资本来自为外资服务的佣金。比如祝大椿，原是上海英商怡和洋行买办，一八八八年他以买办等项收人独资创办源昌机器碾米厂，一八九四年后又办源昌丝厂等企业，但同时仍身兼外商洋行买办。官僚地主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封建剥削。如杨宗濂、杨宗瀚兄弟，其父曾任山东肥城县官，“居官积“廉”俸，置田二百亩”。杨宗濂也做过盐官。一八八六年他们用封建剥削所得与吴懋鼎合资开办天津自来水公司。一八九六年杨氏兄弟集股二十四万两开办业勤纱厂，而后又以资本剥削所得买下“庄屋一区”，“足成千亩”。这一切就使民族
①《奏复请讲求商务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称《戊戌变法》）第2册：第399页资本同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势力结下不解的依存关系。
随着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出现，中国产生了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①，具有两重性的特点。“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从这一方面说来，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但是又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这种情形，特别是在民众革命力量强大起来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②“一方面一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一一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③
民族资产阶级是由不同的阶层组成的。“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4。他们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民族资产阶级内部还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没有关系或者关系较少的部分，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或中间派。他们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
三、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
七十年代前后，伴随着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
①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4页。
②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602一603页。
③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35页
④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31页。的产生，中国出现了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思潮。
早期改良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稻、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汤震、陈虹、陈炽、何启、胡礼垣等人①。他们是从地主阶级中逐渐分化出来的、具有初步资产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他们大都出身于封建地主阶级，或者是同国内外反动势力有着
①王韬（一八二八一一一八九七年），江苏苏州人。一八四九年到上海，受雇于英教士麦都思所办之墨海书馆，前后达十三年之久。一八六二年去香港，后曾游历过英、法、俄等国。一八七四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自任主笔。晚年回上海，任格致书院掌院。其主要著作为《园文录外编》。
薛福成（一八三八一一一八九四年），字叔耘，江苏无锡人。早年人曾国藩幕府。历任按察使等职，曾随李鸿章办外交。一八八四年任浙江宁绍台道时，与提督欧阳利见在镇海击退法军，后又以左副都御史身份出使英、法、意、比四国。他的著作经后人编为《庸盒全集》。
马建忠（一八四四一一九O年），字眉叔，江苏丹徒人。曾从事过一些重要的外交活动。一八八二年参加中法、中日交涉。他的政治思想著作是《适可斋记言记行》。此外，他还对中国古文辞进行研究，写成《马氏文通》，这是中国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文法著作。
郑观应（一八四—一
九二年）、字正翔，号陶斋，广东香山人。曾在英商太古公司担任过买办，又在洋务派所办的轮船招商局、粤汉铁路、汉阳铁厂等企业任过重要职务。写过许多议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文章。他的政治思想代表作是《盛世危言》。辛亥革命后，寓居上海，成为商界著名人物。
汤震（一八四七一一九一七年），又名寿潜，字仙，浙江山阴（绍兴）人。曾任知县，后人张之洞幕。一九○四年任沪杭铁路总理。一九O六年与张赛组织预备立宪公会，为著名的立宪派人物。一九九年任浙江路议局议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交通总长，一九一二年与张赛组织统一党，任参事。他著有《危言》四卷
陈虹（一八五一一一九O三年），字志三，浙江乐清人。一八九八年参加康有为组织的保国会，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往温州。他著有《治平通议》八卷。
陈炽（？一一八九九年），字次亮，江西瑞金人。曾任户部郎中。一八九三年著有《庸书》，一八九五年参加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一八九六年写成《续富国策》。
何启（一八五八一一九一九年），字沃生，广东南海（今广州）人。留学英国。长期居住香港，任香港议政局议员。从一八八七年到一九年，和胡礼垣先后发表许多论文：辑成《新政真诠》一书。密切的联系。陈炽曾在清政府中当过户部郎中：薛福成和马建忠则长期依附于洋务派大官僚，并直接参与了洋务派的外交活动：郑观应先后在英国的太古公司和洋务派举办的上海轮船招商局等企业中担任过重要职务：王韬曾受雇于上海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的墨海书馆：何启曾在香港英国殖民统治机构长期任职。这种出身和社会经历，使他们既对中外反动势力有较大的依赖性，又比同时代的人都较多的接触到资本主义世界，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
中法战争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处于萌芽、配酿阶段。它认识到仅仅依靠船坚炮利和洋务企业，并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因而要求以西方强国为榜样，作些改革。但它还没有同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划清界限，还没有明显地提出要建立君主立宪制的问题。中法战争失败后，在外国侵略日益加深和洋务活动开始破产的情况下，改良主义思想逐渐发展起来。它公开批评洋务活动，积极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求改革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
早期改良主义思想，是鸦片战争时期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变法革新、抵御外侮思想的继续和发展，同时又是后来康有为所领导的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的思想前驱它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主张抵御外侮，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
早期改良主义者具有爱国思想，他们“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①，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媚外卖国，表示愤概和抗议。马建忠揭露说：“窃谓今日之中国，其见欺于外
①郑观应：《盛世危言》初刊自序人也甚矣！道光季年以来，彼与我所立约款税则，则以向欺东方诸国者转而欺我。于是其公使傲昵于京师，以凌我政府：其领事强梁于口岸，以抗我官长；其大小商贾盘踞于租界，以剥我工商：其诸色教士散布于腹地，以惑我子民。”①
他们反对外国侵略者强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纷纷要求取消其在中国所享有的特权。薛福成认为片面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并给中国带来无穷的祸害。他主张借修约的机会，设法取消片面最惠国待遇，并从外国侵略者手中收回领事裁判权。陈炽特别反对外国侵略者在中国享有协定关税权，认为清政府把税则订人对外约章中，结果“太阿倒持，授人以柄；九州之铁，铸错竟成”②。他主张收回关税自主的权利，取消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协定关税。
他们严厉遣责英国侵略分子赫德把持中国海关，干涉中国内政外交的罪行。薛福成痛厅赫德“阴鹭而专利，估势而自尊，虽食厚禄，受高职，其意仍内西人而外中国”③。郑观应要求从赫德手中收回海关行政权，指出只有将海关收交中国人管理，“权自我操，不致阴祖西人，阻挠税则，不特榨政大有益，而于中朝国体所保全者为尤大也”4。他们警告清政府如果继续依靠外国侵略分子，将使中国重蹈印度亡国的覆辙。
在早期改良主义者当中，有人告诫人们在注视从东南沿海进犯的英、法等侵略者的同时，要特别警惕从北方陆路威胁中国的沙皇俄国。陈炽非常赞赏林则徐，他说：“至哉，林则徐之言日：
①马建忠：《拟设翻译院书议》，《适可斋记言》卷4
②陈炽：《税则》：《庸书》外篇，卷上。
③薛福成：《上李伯相论赫德不宜总海防司书》，《庸盒全集》文编，卷2
④郑观应：《税则》，《盛世危言》卷3。英法诸国不足虑也，终为中国之大患者，其俄罗斯乎！，文忠之言，其殆圣矣。”1他揭露沙俄“虎狼”成性，“见利忘义”，“蚕食鲸吞”②中国领土，“得寸进尺”③，现“倾一国之金资”，修建西伯利亚铁路，成则“必攻中国”④，争霸东亚，那时中国不仅“东省不能安枕，即内外蒙古以络新疆、西藏，皆日在风声鹤喉之中”5。因此，他认为沙俄是中国“心腹之疾”6，必须早作应付准备。他批评洋务派“汲汲于东南，而不知其要害乃在西北也”。他主张中国应把国防建设放在从西北对付沙俄侵略的基点上。
第二，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早期改良主义者把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作为谋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出路。王韬的“恃商为国本”论8，薛福成的“商握四民之纲”论9，马建忠的“富民”说，陈炽的“富国”策，都在不同程度上表达了他们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愿望。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郑观应提出的“商战”的口号。
郑观应认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手段有“兵战”和“商战”两种，“兵战”为“有形之战”，“商战”为“无形之战”，“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培克，国无形”。他主张中国不仅要讲求武备，以对付外国资本主义的“兵战”，而且更应当振兴民族工商业，同外国侵略者进行“商战”。“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
①②④6陈炽：《合纵》，《庸书》外篇，卷下
③57陈炽：《庸书》自叙
8王韬：《园文录外编》
薛福成：《庸盒海外文编》卷3
0马建忠：《富民说》：《适可斋记言》卷1
1陈炽：《续富国策》。
②郑观应：《商战》，《盛世危言》卷3以治其标：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①他特别强调发展近代工业的重要性，认为必须发展工业，才有可能发展商业，“商务之盛衰，不独关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②。为了发展近代工业，首先就要兴办机器制造业。他说：“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因此，“宜设专厂制造机器”③
早期改良主义者反对清政府限制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政策。郑观应要求清政府改变“有困商之虐政，无护商之良法”4的局面，保护和赞助民族工商业。他说：“欲整顿商务，必先俯顺商情，不强其所难而就其所易，不强以所苦而从其所乐·..。凡通商口岸、内省腹地，其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5王韬、何启、胡礼垣等痛厅洋务派垄断新式企业的行径。王韬提出“官办不如商办”的口号。何启和胡礼垣主张兴办一切企业，都必须“独任商民，勿加官督二字。··商之必可以办，官之必不可以督”
第三，主张革新政治，建立君主立宪制度。
早期改良主义者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出发，要求改革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王稻、陈炽、郑观应都看到中国封建专制制度，远不如西方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何启、胡礼垣批评当时中国在封建专制制度统治下，“政则有私无公，令则有偏而无平。庶民如子，而君上薄之，不如奴贱也；官更如
①②郑观应：《商战》，《盛世危言》卷3
③④5郑观应：《商务》，《盛世危言》卷3
6何启、胡礼垣：《新政始基》，《新政真诠》3编虎，而君上纵之，不如鹰犬也”1。他们认为，要使中国变贫弱而为富强，非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不可，“长治久安，必基于此”②
早期改良主义者虽然介绍了西方国家的各种政治制度，但都倾向于“君民共主”。郑观应说：“美国议院则民权过重，因其本民主也。法国议院，不免叫嚣之风，其人习气使然。勘酌损益，适中经久者，则莫如英、德两国议院之制。”③他认为“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④。郑观应和其他改良主义者都不想从根本上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只是希望以英国的政治制度为蓝本，建立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君主立宪制度。他们高喊“民权”，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谋取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因此，他们竭力美化资产阶级，赤裸裸地宣扬什么“今之国若有十万之豪商，则胜于有百万之劲卒”5。“天下事，必以出钱者为主”6。在他们看来，让资产阶级参加政权，建立起“君民共主”制，就能够“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张国威，御外侮”?
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反映了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具有时代的和阶级的特征。
当时民族资产阶级诞生不久，羽毛未丰，力量极其微弱，加上同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势力保持紧密联系，因此，反映这个阶级要求的改良主义思想，软弱性和妥协性就显得特别突
①何启、胡礼垣：《曾论书后》，《新政真诠》初编
②何启、胡礼垣：《新政论议》，《新政真诠》2编
③47郑观应：《议院》，《盛世危言》卷1
5何启、胡礼垣：《新政论议》，《新政真诠》2编
6何启、胡礼垣：《正权篇辩》，《新政真诠》5编出。
早期改良主义者虽然吐露出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呼声，但他们对外国资本主义还缺乏本质的认识，甚至对某些西方国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王稻曾经错误地认为英国侵略者“仗义执言，慷慨善哉”，“我中国如能结好英日，以彼为援，互为唇齿，乃足有恃而无恐”①。马建忠主张向外国借款兴办实业，“用洋人之本，谋华民之生”2。他们把求得中国独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外国侵略者的援助上，这无异于与虎谋皮，结果一定会遭到更大的损害。
早期改良主义者虽然对封建专制制度有所击，要求进行一些资产阶级性的改革，但并不愿触动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不仅没有强调民权和君权的对立，要求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而且主张维护作为君主专制制度精神支柱的封建伦理纲常，提出所谓“主以中学，辅以西学”③的口号。
早期改良主义者虽然要求“民权”，但却敌视人民群众。抵制农民革命，是他们倡导变法的共同出发点之一。王韬对太平天国革命表现了极大仇恨，不断向清朝官僚上书献策，主张“当今要务，首在平“贼’”，“治今日之“贼”，计非多杀不可”④。陈炽诬蔑“无地之民，大半皆惰民也，游民也，·…防之之法，莫善于保甲”
①王韬：《英但自守》，《强园文录外编》卷3
2马建忠：《铁道论》，《适可斋记言》卷1
③郑观应：《西学》，《盛世危言》卷1。
④王韬：《与周甫征君》，《园尺读》卷4：《火器说略前序》，《园文录外编》卷8。
5陈炽：《编审》，《庸书》外编，卷6
第三节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的诞生
一、社会基础和特出优点
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出现，使中国产生了工业无产阶级。
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不同于西欧无产阶级只是伴随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在同一程度上跟着发展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
中国无产阶级是在三种企业里产生的。首先是伴随外国资本在中国直接经营近代工业企业而来。从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外国侵略者在中国陆续兴建了一百多个厂矿企业，在这些工厂企业里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其次，从六十年代起，清政府开始经营近代军事工业，三十年间创办了十几个兵工厂和造船厂：在这些企业里产生了第二批产业工人。再次，到了七于年代左右，在洋务派举办的民用企业和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工业中，又产生了第三批产业工人。据统计，中国近代产业工人，在七十年代大约有一万人左右，八十年代时增加到四万五千人，截止到一八九四年大约有九万数千人。在近十万的产业工人当中，民族资本经营的企业里只有二万七千五百人，占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五左右：而外国资本经营的企业里却有工人三万四千人，占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四左右；清政府和官僚资本经营的近代军事、炼铁、纺织、采矿等企业里共有三万五、六千人，占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由此可见，“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①
中国无产阶级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它的许多特出的优点。”②
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最富于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
工人工资低微。中外资本家为了增加利润，总是力求把工人工资水平压到最低限度。据统计，七十至九十年代，中国普通男工每日工资一角五至二角钱，而外国普通男工每日工资却高达七角五至一元，工资相差四、五倍。所以，连在汉口经营砖茶业的俄国资本家也不得不供认“中国工人工资低廉，有时手工业制造比使用机器还要低廉”③。按照当时的生活水平，每日一角五至两角钱的工资收入很难维持一个壮年男工的温饱，更谈不上养活妻子和儿女了。即使这样低微的工资，也不能如数的到达工人手里，贪得无厌的资本家和工头们，常常想方设法的拖欠和扣工资。工人工资微薄，而资本家的利润却十分丰厚。据《北华捷报》记载，十九世纪八十一九十年代在华外国资本企业的利润率最高达百分之二十四，一般地也在百分之十五以上。这说明工人所受资本剥削的残酷程度。
①②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590、607页
③吉尔：《金沙江》一八八三年版
中外工厂主在命压低工人工资的同时，还采取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的办法，以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在八十一九十年代，一般工厂的劳动日短的是十一、二小时，较长的达十三、四小时。据湖北织布局的一个英籍监工德金生透露，湖北织布局的工人们“离开工厂出去散散步的机会都很少，因为厂中作工是从早晨五点钟直至下午六点钟，每隔一个星期日才休息一天。这些工人很可怜，因为他们瘦到只有皮包着骨头，五十人里面也找不出一个体格康健的人”①
工人的劳动条件也是极其恶劣的。中外剥削者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在厂矿中不安装必要的卫生设备和安全设备，加上工人劳动强度过大，致使伤亡事故不断发生。尤其在采矿业中，工作条件更为恶劣。采矿用手镐，有的工作面不及一米高，工人得躺在地上挖，运矿石是把绳子套在脖子上象牛马一样爬着向上拉。那时百分之九十的矿井采用自然通风与明火灯照明，井下温度高，空气污浊，疾病率很高。据记载，基隆煤矿“矿工的死亡率非常的高，中国工人开始工作不久便一个个死掉了”，这“使得人们畏惧而离去此地。所以，看来很不容易找到足够的挖煤手来保证每日二百吨的产量”②。更严重的是经常发生“冒顶”、瓦斯爆炸、水淹事故。一八九五年马鞍山煤矿一次压死八十人。开平煤矿经常发生伤亡事故，最大的一次是一八九三年发生的坑道崩塌事件，压死在里边的就有五十人。事前，工程师提出报告，要求采取措施，但工厂主竞视若罔闻，只顾追求利润，不管工人死活，结果造成了大惨案。资本家对于伤亡事故，根本谈不上什么抚恤，伤亡只出少许的钱，有的甚至完全不出。
①②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233-1234、1236一1237页。
近代工业在中国从出现之日起就大量使用女工和童工。一八七二年创办的继昌隆巢丝厂有女工六、七百人。当时纺织、火柴等厂中都雇佣很多女工。据一八九三年《北华捷报》估计：“上海有一万五千或二万妇女被雇用”，占当时全国工人总数的五分之一。童工的使用也很普遍。即使在劳动条件极其艰苦的采煤业中，也有大量幼童从事繁重的劳动。开平煤矿的“煤窑规条”规定：可雇佣十三至十八岁的幼童。这些女工和童工遭受的剥削更为严重。同工不同酬，女工同男工一样于活，工资却少百分之二十五，甚至一半。而在纱厂、火柴厂工作的女工，有每日工资仅五分钱的。童工每日工资一般只有七、八分钱，而“包身工”就更为悲惨，连工资都没有。残酷地剥削压榨，往往使幼童无法生活，不少人没有“满师”就被折磨死了。为了剥削更多的剩余价值，女工和童工是使用机器的资本家们首先压榨的对象。十九世纪下半叶，大量的妇女和幼童在近代工业里工作，不仅扩大了被剥削的雇佣劳动者的范围，而且使得整个工人的工资水平降低，加重了对工人剥削的程度。
当工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微薄工资时，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如房产主、商人等又向工人扑将过来。一八七○年至一九五年，仅上海的米价就上涨了百分之六十六点六，煤的零售价格上涨了百分之三十八点四。工人的名义工资基本上没有变动，而实际工资却大大下降，生活日趋恶化。工人出卖全部劳动力，换来的只是茅棚、王屋的住处和衣不遮体、食不饱腹的生活。例如，原江南制造局退休老工人黄富泉的父亲黄仲卿，那时在枪厂做铣工，每天工资四角，早晚种些菜卖。黄福泉十四岁进局学徒，挖坞泥，塘炉灶，干着远远超过自己体力所能负担的重活，每天挣得二角左右。早晚帮助父亲种地、浇菜、挑菜上街去卖。黄福泉的妹妹则在家里摇袜。一家死活的劳动，还换不到全家六口人的温饱，每到冬天，他家还不得不讨些破旧棉衣给孩子过冬1。遭受残酷经济剥削的中国无产阶级，就是在世界上这种最低的生活水准线上挣扎
中国无产阶级不但受着资本的剥削，而且由于生存在半封建社会里，还受着残酷的封建压迫和剥削。这主要表现在：
（1）封建把头制。在中国开办的近代厂矿中，普遍实行着封建把头制度。“把头”“管工”、“工头”、“夫头”等封建把头对工人有无限的“约束”权力，掌握工人的招雇、解雇和发放工资等大权，他们不仅对工人进行封建盘剥，而且充当中外资本家的看门狗，殴打、凌辱和监视工人。翻开开平矿务局的《煤窑专条六十六则》和《煤井规条十二则》，就可以发现有这样的记载：“窑里采煤、拉车、垒研子工人，马夫，看门，全归把头、管工约束。·如有不听指挥，或不依法开采，或作工大意，或工人短欠，准告知煤师查办。”“窑里作工之人，当作工时候，若无把头执照，不许出窑。”②一八八三年英领事的商务报告也供认：开平矿务局从汕头招来一百个工人，“他们的“把头”极其残忍地掠夺他们。最后，矿局把他们全部解雇了”③
（2）封建行会制度。在中国各类企业内，封建官更和资本家利用封建行会制度束缚工人。如江南制造总局，工人按行业有行会组织，木工有红帮和白帮两个行会。红帮是轮船木作，白帮是建筑未作，虽同是木作，但各有自己的会所，不得越业工作，造船的木作不能造屋，造屋的木作不能造船。行会组织的规章
①《江南造船厂史》编写小组：《中国的第一代工人》，《学习与批判》.一九七三年第4期。
②③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245一1246页。很严，如同业工人必须加入本业的行会，不得个别增加工资，不得参加罢工等等：同时，要按期交纳较高的会费，多的竞达工资的百分之二十①。
（3）在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里，设有刑庭，驻有军警。如热河三井矿务局、漠河金矿、湖北纺织局等都“有勇有弃”“以资镇压”。一八八二年，李鸿章批准在开平矿务局设立刑庭，对所谓“寻常酗酒斗殴、聚赌行窃等犯，准暂由吴守炽昌就近督查审讯，量予责发落，按月呈报，以归简便”2。官督商办企业是如此，官办企业就更不用说了。
在中外企业里的洋人对中国工人的压迫，也十分骇人。如英国人马格里，在金陵机器局任职时，“他优待外国技师。他虐待中国工人，稍不从命即加鞭答解雇。他非法组织一个卫队来保卫自己。他一再写信给李鸿章侮蔑中国工人”③。
中国无产阶级遭受如此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因而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毛主席指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除极少数的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④
第二，中国无产阶级在形成过程中就比较集中。从地域上看，中国无产阶级主要诞生于沿海几个大城市。一八九四年，集中于上海、汉口、广州、天津四大城市的工人，占全国工厂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多（不包括矿工）：上海一地即占百分之四十七，约有工人三万六千人，汉口一万三千人，广州约万人，天津四千人。此外还表现为工人集中在雇佣五百人以上的几于家大企
①②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247、1243页
③鲍尔吉：《马格里传》
④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607页。业中。一八九四年，雇佣五百人以上的企业有三十九家，其中最大的企业雇佣工人多达三、四干人，如香港黄埔船坦公司雇佣工人多时为四千五百人。总计有五万九千至六万二千二百人在这三十九家企业内作工，占全国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二。由此可见，中国无产阶级从形成时起，就主要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几十家大企业中，这种异常的集中性是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所少有的。中国无产阶级所以一开始就比较集中，是因为当时外国的、清政府的和民族资本的企业，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外国资本在中国创办的近代工业，大多数是把西方大规模生产的企业组织直接移植到中国来：清政府开办的近代工矿业，一般都是购买外国全套机器设备，仿效外国工厂规模：民族资本所经营的企业，资本有机构成较低，所以雇佣工人较多，这表现了民族工业的落后性。但是，对于工人来说，近代的大工业使分散的、个体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变为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大军，有利于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团结，有利于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力量的增长，有利于开展革命斗争。
第三，中国无产阶级同广大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从产业工人的来源看，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大量的破产农民流人城市，成为无产阶级最广大的后备军；其次是破产的手工业者；少量的产业工人还来自被裁减下来的士兵。这些由破产农民转化为工人的，一股离开农村的时间不长，其家属、长辈、亲友还在农村，他们绝大部分是农村中的贫农和佃农，其政治、经济地位同样十分低下。这就使得“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利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①
①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607页
二、早期的斗争
中国无产阶级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所受的切身痛苦，决定了他们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进行反抗斗争。由于外国侵略者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在中国建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所以中国无产阶级一开始就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矛头直指外国侵略者及其走狗中国封建势力。
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产生在外国人经营的近代企业里，出现在广州、上海、香港等地区。因此，这些地区的工人斗争就发生的最早。一八五八年，在广州人民反对英法联军侵占广州城的斗争中，香港曾有两万多名市政工人、运输工人等，同仇敌汽地举行罢工，并回到广州参加了斗争，给予英国侵略者以严重打击。
中法战争期间，又是中国年青的无产者在香港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在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斗争序幕是由香港船舶修造工人揭开的。一八八四年九月中旬，被福建长门炮台击伤的法国军舰驶人香港船坞，船厂工人集体办议拒绝修理，并密谋将敌炸毁。不料事机不密，被英国殖民当局侦知，通告法国侵略者连夜将所有船只驶出船坞。英国殖民当局并派“满载差队”的小轮两艘，驻扎船坞，企图对工人进行镇压。但是，船厂工人爱国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其他各行各业中国工人的普遍支持和响应。九月十八日，“法人在港购煤，令小工挑运上船，而小工皆哗然散去”九月二十七日，法国商船到港，“民艇不起货”；“法船在港买牛羊，民艇不载”。在往来香港、日本的法轮上的“司火华工”，也纷纷罢工，“悉数走散”①。
①汪敬虞、聂宝璋：《关于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斗争资料》，《经济研究》，一九六二年第3期。
这次罢工：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法国侵略者，而且吓坏了英国殖民当局。他们用高压手段对付罢工工人，无理逮捕了十一名拒运法货的民艇工人，撤销了许多民艇的执照。这种野蛮的镇压，激起了工人们更强烈的反抗。民艇工人和搬运工人联合起来，索性对所有“中外货皆不搬运”，使“整个港口工作陷于完全停顿”。十月三日，罢工进人了高潮。以船厂工人、民艇工人和般运工人为主体的香港工人群众，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示威。英国殖民当局派出大批警察，全副武装，向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一个工人，逮捕了四十多个工人。但是，蔓延整个岛上的工人斗争，并没有被压服。十月五日，东区的码头工人又计划举行示威。隔了一天，九龙区的搬运工人起而响应，以舞龙为名，到油麻地示威。各界人民在街头到处张贴声援罢工的揭贴，要求释放被捕工人。面对这种情况，英国殖民当局不得不低下头来，“还所罚款，放所拘人”，“听华民不装法货”，罢工终于取得了胜利。法国侵略军只好滚到西贡、日本采购军火，补充给养。
随着工人数量的增多和苦难的加重，工人群众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日益频繁。一八七九年，耶松船厂工人，因把头扣工资而举行罢工。同年，上海英属祥生船厂工人，为反对外籍监工欺压工人而举行罢工。一八八二年夏天，开平煤矿的矿工为了要求平等的工资待遇而举行罢工，使矿厂大半陷于停工状态。一八九一年，开平煤矿外国工程师依势欺压工人，激起工人反抗，罢工数日，逼令所有的外籍技师离开矿厂。李鸿章动用武力，才把这次斗争镇压下去。一八八三年和一八九○年，江南制造局总办为了加紧剥削，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全厂二于工人，团结起来，举行罢工。在官办的军工厂进行罢工是很困难的，结果是“工人们受了严重的责罚，并被驱散了”一八九五年，汉阳铁厂的翻译委员无理“警责”工人，工人们罢工抗议。铁厂督办会同地方政府“调营勇二百余”，到厂弹压，工人继续抗争。后来厂方被迫将两个答责工人的家伙“严行申伤”，并充诺以后“不得擅用刑责”，工人才停止罢工。
当然，早期的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当作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而是当作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革命的。中国无产阶级的早期斗争，尽管属于自发性质，但却震撼了外国侵略者及其走狗清朝的反动统治，推动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发展，显示了中国无产阶级是最革命、最有前途的阶级，必将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