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反对日本侵略的甲午战争
第一节反对日本侵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
一、日本蓄意挑起侵华战争
一八九四年，日本军国主义为了逐步实现其争霸世界的“大陆政策”，悍然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
中国和朝鲜是当时正在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世界列强争夺的主要对象。沙俄公然把朝鲜和中国长城以北的大片领土看作它的势力范围，阴谋在这里建立其反动的殖民统治。它利用和中国、朝鲜近邻的便利，大肆展开侵略活动。从九于年代开始，沙俄动工修筑横贯东西的西伯利亚铁路。它把这条铁路看成自己在远东谋取霸权的生命线。在修筑这条具有战略性的铁路的同时，沙俄急不可待地向远东调兵遣将，增强在远东的海军力量，并极力企图在中国和朝鲜沿海海岸寻求不冻港。它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夺取中国的海参崴军港后，仍不满足，又强迫朝鲜与其订立不平等条约，假借派军官帮助朝鲜训练军队为名，阴谋控制朝鲜的军队，并企图占据朝鲜永兴湾附近的元山港，建立强大的海军基地，为其称霸太平洋作准备。沙俄在太平洋谋求霸权的活动，和老牌殖民主义者英国发生了矛盾。英国是当时太平洋的霸主，它在澳大利亚、马来亚等地有着强大的势力，在中国的长江流域占有重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特权，它十分害怕俄国夺取朝鲜，建立军事基地，南下与其争夺在远东的霸权，所以它也迅速把侵略魔爪伸向朝鲜。英国强迫朝鲜订立不平等条约，并一度占领了朝鲜南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巨文岛，借以抗衡俄国，直到确信俄国不敢占据元山港时，英国才退出巨文岛，可见英俄在争夺朝鲜中矛盾之深。美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较晚，但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工业有了急剧的发展，一八九年它的工业产值已超过当时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占世界第一位。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促使美国加紧向外侵略扩张。它渴望建立“太平洋帝国”，进而称霸全世界。但是，美国要远涉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侵略中国，就缺少一块可靠的军事基地。从六十年代开始，美国就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人侵朝鲜，进行商品输出和政治控制，阴谋独霸朝鲜，进而向中国扩张势力。法国和德国当时在远东的争夺中，同俄国勾结在一起，它们也凯着朝鲜，妄图插上一足，进窥中国东北。朝鲜一时成了列强在远东争夺的焦点。
对朝鲜侵略野心最大的是日本，它利用邻近朝鲜的便利条件，积极扩展自己在朝鲜的政治、经济侵略势力，竭力谋取独占地位。但是，日本和其他列强相比，其实力差距很大。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没有别国的帮助，它无论在财政上或军事上都没有独立行动的能力”①，因此日本积极投靠美国。美国看到日本资本主义不太发达，不可能和自己争夺：同时日本在远东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又富于掠夺性，可成为它的重要帮区，所以就在政治上、军事上积极支持日本。英国为了对付沙俄的南进，也
①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7月19日一—8月7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198页把日本看作一个可以联合的力量。有了美国和英国的撑腰打气，日本军国主义更加气势，不可一世。它在英、美的支持下积极推行“大陆政策”的第二步计划，入侵朝鲜，夺取这个“渡满洲的桥梁”
一八七五年九月二十日，日本一艘军舰借口在朝鲜沿海进行测量，非法闯进汉江人海口江华岛附近。朝鲜守军开炮示警、日舰竞借机攻陷炮台，屠杀朝民，并占据永宗岛。一八七六年，日本强迫朝鲜政府订立了《江华条约》，取得了在朝鲜派驻公使、开放通商口岸、自由测量沿海岛屿和领事裁判权。《江华条约》是资本主义侵略者强加于朝鲜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此后，在一八八二、一八八四年，日本又相继用刺刀逼迫朝鲜政府签订《仁川条约》和《汉城条约》，撰取了在朝鲜首都汉城驻兵等特权。
日本侵略朝鲜的目的之一，是进而侵占中国的东北：这时日本政府内部就发动侵华战争问题出现了激进派和缓进派的争论。激进派看到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的怯懦腐败，主张不给清政府以喘息之机，迅速对华开战，一举独霸朝鲜，攻占中国大片领土。以伊藤博文为首的缓进派则认为清政府的腐败是无疑的，但日本目前的实力还不强，如果战争一起，俄国势必乘机南进，到时日本花费力，俄国坐收渔利，夺取朝鲜。他们主张日本应先积蓄力量，“速节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几年后“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①。日本政府采纳了缓进派的意见，一面加紧扩车备战，一面派遣大批特务到中国和朝鲜活动。当时美国驻华的使馆实际上成了日本间谍活动的大本营。他们刺探情报，绘制军事地图，以致早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就绘成了包括朝鲜和我
①《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0，第3页国东北、渤海湾在内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一个欧洲人波纳尔曾经获得这样一份地图。他后来十分肯定的指出：“这份地图本身就是日本久已蓄意侵略中国的证据。它驳厅了日本当时（指甲午战争时期一引者）是被迫作战的说法。相反地，那是一次有意图的、精心策划的侵略行动。”①
一八九○年日本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国内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为了掠夺原料，寻求市场，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极力鼓吹向外扩张。当时上台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山县有朋发表的“施政演说”，就叫嚣“国家独立自卫之道，其途有二：第一，守卫主权线：第二，保护利益线。主权线，指国之疆域：利益线，指与主权线的安危密切相关的地区”②。按照他们解释，保卫主权线，倒也无可厚非，唯其所谓“防卫利益线”，公然把中国和朝鲜列为与日本主权线有“安危密切相关的地区”，赤裸裸地道出了吞并中国和朝鲜的狼子野心。八十年代末期一度担任外相的大限重信也猖狂叫晒：“如果小心利用目前独一无二的情势，日本就可以·使自己成为不仅受朝鲜敬畏、而且受其它一切国家敬畏的强大帝国。”③一八九四年，日本驻美公使建野乡三在同美国副国务卿的谈话中，更是直截了当地说：“为了使日本国民的注意力从对国内现状的不满中转移出来，我们宁愿欢迎反华战争。”④诸如此类的叫嚣，再清楚不过地道出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真实动机。
①J·丹尼特：《罗斯福与日俄战争》第148页。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331页。
②大山梓编：《山县有朋的意见书》（日文版），第203页。
③麦科多克：《英国的远东政策》第88页。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331一332页。
④田保侨洁：《中日战争外交史》第264页
一八九四年一月，朝鲜全罗道古阜郡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六月一日，起义军攻下全罗道的首府一全州，在全罗道五十三个州建立起农民革命政权一—“执纲所”，其他各地农民纷起响应。农民革命烈火到处燃烧，朝鲜封建政权发发可危。为了维持自已的反动统治，朝鲜封建统治者一面派兵镇压，一面向清政府求救。
“东学党”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之后，日本政府认为这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绝好时机。六月二日，日本内阁就作出借保护侨民和使馆为名出兵朝鲜的决议，并且得到明治天皇的批准。日本政府设立指挥海陆各军的大本营，秘密下达动员令，调兵遣将，作好出兵的一切准备。同时玩弄阴谋，一面由玄洋社浪人组成“天佑侠团”，打入“东学党”起义军，以帮助作战为名，妄图使东学党起义成为日本的挑工具：一面又向清政府表示“贵政府何不速代韩乱”，“我政府必无他意”①，竭力怂惠清政府出兵朝鲜，以便把清政府拖人预设的战争陷阱。
昏庸腐朽的清政府并没有看出日本政府的阴谋，它基于对朝鲜农民起义军的极端仇视，于六月四日派淮军将领、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兵一千五百人赴朝，驻扎牙山。同时将出兵情况通知了日本。
日本政府见其阴谋得售，立即派驻朝公使大鸟丰介率军包围朝鲜京城。接着又派日军在仁川登陆，并调十艘军舰游弋于朝鲜海口。日军的后续部队接着分批出动，偷偷在沿海登陆。到七月中旬，侵人朝鲜的日军达一万八千多人，仁川到汉城的路上布满了日军的军营。他们扼守险要，构筑工事，刺探军情，日夜
①《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90，第30页练兵。七月十二日，日本政府训令驻朝公使大鸟圭介说：“促成中日之冲突，为今日之急务。为断行此事，可取任何手段。”①战争犹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猖狂挑畔，中国人民和清军爱国官兵积极主张给予坚决回击。但清政府一意“保持和局”，掌握军政外交大权的李鸿章更是“力持其牢不可破之和议”②。他根本不认真备战，准备打仗，而是施展其“以夷制夷”的俩乞灵于外国主子。李鸿章首先艺求沙俄出面“调停”。沙俄对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所采取的态度是，既不“与日本公开为敌”，又想对清政府示以笼络。所以沙俄在口头上答应李鸿章可出面“调停”，而实际上又迟迟不动，其目的在于等待时局的发展，保证俄国“将来行动的自由”以便坐收渔人之利③。可是李鸿章对沙俄的虚情假意信以为真，得意洋洋地告诉人朝清军“静守勿动”④，不要性急。但没过几天，沙俄驻华公使却通知李鸿章：俄国不能“用兵力强勒日人”5。李鸿章乞求沙俄出面“调停”的幻想破灭了，接着又艺求于英国。英国虽然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存有戒心，怕损害自已在长江流域一带的利益，但因日本保证不侵犯英国的在华权益，加上英国想利用日本抵制沙俄，七月十六日，英国和日本订立了“友好条约”，支持日本对华一战。英国对李鸿章的请求采取虚与委蛇的态度，表面“频来调处”，暗地鼓动日本进攻。李鸿章碰了一鼻子灰，但并不死心，又乞求美国、法国、德国出面“调停”。结果美国完全拒绝，法国无动于衷，德国不仅一
①陆奥宗光：《赛赛录》第57页。
2《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7.第1页
③《红档杂志有关中国史料选译》第67页
④李鸿章：《寄朝鲜成欢交叶提督》：《李文忠公全集》卷16.第10页
5李鸿章：《寄译署》，《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16，第12页口拒绝，还暗地为日本打气，要日本必须给清政府“以一大打击”①。俄、英、美、法、德这样偏祖日本，打击清政府，使日本侵略者有恃无恐，肆意发动侵略战争。
七月二十三日，日本突然调兵闯人朝鲜王宫，解除朝鲜军队武装，劫持国王，另组愧儡政权。在日本侵略者刺刀扶植下的朝鲜槐儡政府，按照日本的意图，于七月二十五日正式宣布与中国断绝关系，并给日本侵略军驱逐中国在朝鲜军队的权力。同时，日本不宣而战，下令在牙山的日军向清军发动了突然袭击，中日战争正式爆发。
在日本侵略者发动突然袭击的前夜，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在全国抗战舆论的压力下，李鸿章才不得不作出一点抵抗的姿态，派左宝贵的奉军、卫汝贵的盛军、马玉的毅军从陆路增援朝鲜，并花重金雇高升号等三艘英国商船，载兵两干，从水路去增援牙山，由中国兵济远、厂乙、操江等护送。潜伏于天津的日本间谍侦知清军开船的时间后，使密报日本特务机关，使日本早有准备。七月二十四日，日舰吉野号、浪速号、秋津洲号等聚集牙山口外的丰岛，阴谋中途拦击从海上增援牙山的清军。二十五日晨，中国船舰驶至丰岛，日舰不宣而战，频频发炮，中国海军战士被迫还击。济远舰管带方伯谦贪生怕死，无耻地在舰上挂起白旗，自己钻入舰内铁甲最厚的地方，鼓轮逃跑。水手王国成、李任茂愤怒至极，自动操动尾炮，连发四炮，击中日舰吉野号。吉野号黑烟四起，头低斜，受重创。日舰将高升号团团包围，发炮轰击，中国士兵用步枪英勇还击。最后，高升号被鱼雷击沉，中国士兵七百多人殉难，日本偷袭取胜。
①陆奥宗光：《赛赛录》第39页
七月二十八日，日本陆军向牙山清军发动进攻。这时叶志超和聂士成两军分别驻扎公州和成欢驿。二十九日，日军向成欢驿进犯，遇到武备学堂学生于光率小队士兵的伏击，死伤甚众。随后日本又调集大批军队，包抄而来，清军经过激战而不能取胜，退往公州。不料，守公州的叶志超早已率军逃之天天。聂士成急追叶志超，合兵北走。由于怕遇日兵，不顾烈日炎炎，绕道狂奔两千余里，逃到平壤。叶志超逃到平壤后竞无耻谎报“战功”。李鸿章根据叶志超的报告，假报牙山“大捷”，清政府赏叶白银两万两，并提升他为驻平壤清军的总指挥。逃跑将军受重赏，全军大哗，不思迎战。
八月一日，清政府被迫宣战，日本也同时宣战。
二、投降路线下的清军溃败
中日战争的突然爆发，使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但在这民族存亡之秋，清政府并没有奋起抗战，而是借战争问题进一步展开了激烈的帝后党争，推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路线。
所谓“帝党”就是以载活（光绪帝）为头子的集团：所谓“后党”则是以那拉氏（西太后）为代表的集团。帝党和后党的矛盾由来已久。一八七五年，载淳（同治帝）短命死去，按清王朝家制应由其子继位。但一方面载淳无子，另一方面权势欲极强的那拉氏也不愿意让载淳的下一代来继承皇位。原因是载淳的下代继位，那拉氏当不了皇太后，无法独揽皇权。善于玩弄权谋的那拉氏于是立载淳的堂弟、自己的外甥载活为皇帝，改年号为光绪，用作自己的政治愧儡。当时载活年仅四岁，乳臭未干，那拉氏仍然“垂帘听政”①，左右朝廷。一八八六年载活已十六岁，那拉氏感到不使再露骨地“听政”了，于是宣布从一八八七年起改为“训政”，凡国家大小事务，先请示了那拉氏，再由载活颁布推行。一八八九年，载活十九岁了，按清朝的惯例已经成人，那拉氏觉得也不便再“训政”了，就宣布“撤帘归政”，由载活“亲政”。“亲政”和“训政”的不同处，只是载恬先看奏折，然后再请那拉氏懿旨。所以名目虽然这样改来改去，实权仍然紧紧握在那拉氏的手中，载活名义上亲政，实际事无巨细都须由那拉氏点头才能办理。这样，就在清朝宫廷内部形成了实际当权的西太后与名义执政的载活之间的矛盾。朝廷中的许多官僚也分别从个人和本集团的利益出发，集中于那拉氏和载活的周围。后党纠集顽固腐朽的封建官僚作基干，并勾串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军阀为援手，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手握车政外交大权，并有洋主子作靠山，自成北洋系统，政治上接近后党。帝党的核心人物是翁同，他是一个“尊王攘夷”论者，当时既是载活的老师，又任户部尚书。翁同等通过主持科举考试，有意拔摧文廷式、张誉等，通籍京师，人居词馆，成为帝党的主要策土。帝党因无军队作支柱，积极拉拢湘系军阀，而刘坤一等湘系军阀由于和淮系军阀争权夺势也倾向于帝党。帝后两党都是封建统治集团，矛盾的焦点是争夺最高统治权。两个集团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势，还极力寻找某个帝国主义作为后台。后党联俄，以取得沙俄的支持，企图利用沙俄来打击帝党的势力；帝党亲英，以换取英国的协助，达到反击后党专权的目的。因此，帝后党争又反映了英俄争霸中国的矛盾。中日战争爆发
①按照封建王朝的规定，如果由太后或皇后主持政务时，为了表示男女有别在接见大臣时要用帘子遮隔，故日“垂帘听政”后，后党主张“借俄以镊倭”，极力乞求俄国出面调停，保持和局，以免在战争中削弱自已的实权地位，尤其不让帝党在战争之中夺去一丝一毫的权力。帝党则反其道而行之，主张“联英伐倭”，把希望寄托于英国的支持，要对日一战，目的是企图借主战活取声望，贬低后党，提高载活的地位，并借抗战之名动用后党军队，削弱后党的力量，伺机取得军政大权，使载成为一个有职有权的皇帝。
清军在牙山溃败后，帝党就掀起了一场抗战声浪。载活连发上谕，要求抗战到底，并督促李鸿章速调海陆军迎战日军。帝党的许多官僚也纷纷上奏折，要求对日一战。礼部侍郎志锐在一份奏折中严厉斥责李鸿章卖国投降，揭露叶志超逃跑误国，尖锐地指出：“我愈退则彼愈进，我益让则彼益骄，养痛始患，以至今日，气焰嚣张，贪婪无已。一误再误，则中国从此无安枕之日。”①他们这样慷概陈词，并非真正关心国家民族命运，而完全是出于党争的需要：同时他们又没有什么力量，除了高喊些抗战的口号再没有别的行动，既调动不了军队，也管不了财政。因此，帝党的主战并没有在中日战争中起什么作用。相反，后党的主和倒决定了整个战局。
一八九四年，正值那拉氏六十岁寿辰，为了壮大声势，粉饰太平，她积极筹组盛大的万寿庆典。准备从皇宫到颇和园的路上，遍设彩棚、戏台，上面布花环，设景物，演剧奏乐。她并且指令各地文武官员来京祝寿，对心腹官僚加俸普爵。李鸿章被赏三眼花翎，奕动被封为庆亲王。那拉氏企图以此来压帝党的威风，壮后党的权势。中日战争的炮火，使那拉氏分外耽心，她惧
①《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92.第17页怕战火冲击了她的万寿庆典，更怕在战争中削弱她的最高统治地位，因此她一心想保持和局，早了战事。那拉氏的这种态度更使掌握军事外交大权的李鸿章有恃无恐。李鸿章从来把淮军、北洋海军当作他个人的私产和升官发财的资本。他十分清楚自已之所以权倾一时，就是因为手中有一支反革命的军队。为了保持他的北洋地盘和在清王朝中的权势，他竭力迎合那拉氏的意旨，积极主张保持和局。在外交上，他屈辱求和：在军事上，他避战自保：在舆论上，他贩卖投降主义，甚至“闻败则喜，闻胜则忧”①。正是在这样一条投降主义路线导引下，清军节节溃败，日军步步进逼，造成了清政府惨败的结局。
当叶志超狂奔两千多里到达平壤的时候，左宝贵等清军援兵已先到达，各路大军近两万人，屯驻平壤城里。平壤是朝鲜北面的一个重镇，背靠险峻的高山，前有日泻千里的大同江，形势极为险要。各路清军在叶志超的总统下，既不利用平壤的险要地形设兵据守，也不修筑工事准备打仗，而是人各一心，大闹矛盾，各不统属，有的军营甚至置酒高会，沉醉于歌舞酒色之中。与此同时，北洋海军在遭受日军丰岛偷袭之后，根本不敢到大同江以南海域去巡逻，把制海权拱手让给日本。这样，日军在丰岛、牙山获胜后，休整一个多月，随即兵分四路，一路从大同江下游渡江，攻平壤西南；一路从元山登陆，横越朝鲜北部，截断平壤后路；一路从汉城北面大道攻平壤东南：一路绕道从大同江上游渡江，攻平壤东北，杀气腾腾地向平壤扑来。九月十三日，日军从大同江南岸发炮轰击平壤城，叶志超惊惶失措，不敢出阵，并散布平壤防守不住的失败主义论调。十四日夜，叶志超准备逃
①安维峻：《劾强臣玩寇疏》、《中日战争文学集》第5页跑，被左宝贵强制留住，但他根本无心守城。十五日，日军以四路重兵向平壤发起猛攻。马玉部坚守大同江东岸，在友邻部队的支援下，广大爱国官兵奋勇杀敌，打死打伤日军四百余名，多次击退日军的进攻。左宝贵率部守卫平壤玄武门（北门了），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不顾个人安危亲自登城指挥，广大爱国士兵迎着硝烟弥漫的战火，奋不顾身，英勇奋战，给侵略者以沉重地打击。左宝贵在战中不幸中炮牺牲，许多营官也力战阵亡、部队伤亡重大，终因寡不敌众，玄武门失守。日军虽然攻占玄武门，但因城内清军还有相当力量，所以还不敢进城。可是，就在玄武门失守的当夜，身为平壤诸车总统的叶志超，竞自带部分将土再次率先逃走，致使军心大乱，无人指挥，溃不成军，牺牲士兵二千余人，被俘者六百多人，清军在平壤积存的“大小炮四十尊，快炮并毛瑟枪万数十杆，将弃私财，军士粮，军资、器具、公文、密电，尽委之而去”①。叶志超狂奔五百里，从平壤一口气跑过鸭绿江，沿途险要，皆弃而不守。逃回国后，叶志超照样又谎报战绩，得到清政府的免予处分。平壤战役就这样惨败厂，日本侵略者从此把战火烧到了中国境内。
由于中朝两国同受日本的侵略，共同的命运把他们联在了一起。当中国军队到达平壤时，朝鲜人民“第食壶浆，馈遗不绝”②，热烈欢迎和积极支持中国军队赴朝抗日。朝鲜人民对中国军队“所至供给，呼应云动，其待日兵则反是。故敌军进攻平壤之际，除干粮以外，无所得食，以一匙之盐供数日”③。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朝鲜全境后，疯狂地奸淫烧杀。日本侵略军的野蛮
①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第1册，第23页。
②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第46页。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8.第17页暴行，给朝鲜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同时也激起了富有反侵略斗争传统的朝鲜人民的坚强反抗。朝鲜人民自发的反抗烈火燃遍三干里江山。在全罗道有一支强大的有组织的农民武装，英勇抗击日军。在这支抗日武装队伍中，有中国士兵和朝鲜人民并肩战斗。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他们坚持斗争到一八九四年底。
平壤战役结束后三天，日本舰队又在鸭绿江口的大东沟向清朝北洋舰队发动了一场大的攻击战，即黄海大海战。九月十二日，清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北洋队主力十二艘为运送平壤援车的五艘商轮护航，十六日，行抵大东沟口外，当晚援军登陆。十七日上午丁汝昌率舰队返航旅顺。北洋舰队正破浪前进，忽然发现远处有一支悬挂美国国旗的舰队迎面驶来。中午，这支舰队渐近，千二艘军一律改挂日本国旗，成一字竖阵向北洋队奔袭而来。丁汝昌立即命令全舰队以分段纵列队形迎敌。旗舰铁甲船定远号管带刘步蟾畏敌胆怯，擅改命令为相并横列队形，企图让小舰来护卫旗舰。这样，处于两翼的小舰感到处境危险自动减速缓进，整个队成半月形，居中两铁甲船（定远以外还有镇远）突出于前方。日舰先向最弱的右翼进攻，丁汝昌命令全队右移四度，以主力舰首先接敌。刘步蟾再次违令停留不动，企图避敌。为工给自己壮胆，当距敌舰尚有六于米远时，刘步蟾就下令开炮。结果不但没有伤着敌舰一根毫毛，反而震裂了自已年久失修的飞桥，在飞桥上指挥作战的丁汝昌被摔伤。丁汝昌虽然坚持在甲板上督战，但是指挥不灵，队阵势混乱，扬威舰中弹受伤，超勇舰中弹后起火沉没。广甲舰管带吴敬荣贪生怕死，开战后即仓惶逃跑，后搁浅被日舰炸沉。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开战后竟用巨锤击坏各炮，然后假报“本舰重伤”，逃之天天。济远在逃跑中，不仅对致远、经远舰危急视而不救，而且又把已经受伤的扬威拦腰撞坏，以致不久沉没。同这些民族败类相反，广大爱国官兵激于义愤，奋勇迎战。致远舰受重伤和弹药用尽后，又与日舰中速度最快的吉野舰相遇。管带邓世昌以为日舰“专特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遂鼓快车”①，向吉野舰冲
直冲敌舰的致远舰去，要和吉野舰同归于尽，不幸一鱼雷打来，致远舰下沉，全船官兵二百五十多人全部英勇牺牲。经远舰管带林永升指挥爱国管兵，在兵中雷下沉的危急时刻，仍坚持射击到最后。来远中弹起火受重伤，但全船官兵坚守岗位，奋力抢救，最后得以安全返航。其它军舰上也有一些爱国军官同爱国士兵一起，勇敢作战，给了敌人以应有的打击。一位目击者英国人泰莱写道：中国军舰上的“巨炮喷着火焰和硝烟，将·.炮弹猛射出去。水手们严肃、乐观，他们当中丝毫没有恐惧形迹。有一个水手在我去巡视时受了很重的创伤..。但当我再来巡视这门炮时，这个受伤的人一裹着绷带而且已局部残废—却正在专心致志地作
①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第1册，第67页战”①。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勇敢战斗，才给了日本侵略者以较重的打击。参战的日本全部军或轻或重都受到损伤，旗舰松岛舰几乎被击沉，吉野、赤城、比、西京丸诸舰受伤尤重，赤城舰自舰长以下死伤甚众。整个黄海海战经历约五小时，日本舰队向南先退，北洋舰队返航旅顺。
黄海海战中，中日双方船只数目和总吨数大体相等，日船身小，驶速高，快炮多，重炮少。中国腕队火力强，主力舰吨位大，铁甲厚。在力量对比相当的情况下，日本舰队虽有损失，但北洋队损失更重，这完全是李鸿章的投降主义路线造成的。在战略上，李鸿章一贯避战自守，被动挨打，根本没有主动出击的思想准备。北洋海军在丰岛已遭偷袭，李鸿章不引以为诫，加强防守，反而不让北洋舰队出海巡逻，把广阔的海域让与日本。丁汝昌护送援军至大东沟，也由于李鸿章消极避战思想的影响，缺乏敌情观念，各舰所带的炮弹很少，根本没有作战的准备，当他看到挂着美国旗的日本舰队时，仍不下令作好战斗准备，直到船至问尺，才仓促应战，造成被动。在战术上，日舰是鱼贯而进，进攻力强，自标小。而丁汝昌由于仓促应战，指挥失灵，队成半月形，目标显著，调度困难，“致远则轻敌太前，广甲、济远则畏敌太后，超勇、扬威未至队，平远、广丙尚在港内未来，·督船离敌船尚远，码数不准，竞行开炮，全军亦随之同开。斯时烟雾迷天，安能命中？一发不中，再发、三发又不中，则我之气竭而且衰矣。敌窥我炮之虚发，其威愈壮，其焰愈张。我竭彼盈，是以败也”②。再加上刘步蟾、方伯谦等民族败类无耻溃逃，其失败
①《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345页。
②张秉铨：《北洋海军失利情形》，《中日战争》第5册.第468页是必然的。如果没有邓世昌、林永升等爱国官兵的死奋战，损失必然会更大。
黄海之战是中日战争中决定性的一战。战败的消息传到紫禁城，帝党立即借机向后党发动猛攻。翁同等主张严办李鸿章，要求拔去其“三眼花翎，黄马褂”1。翰林院有三十五人联名上奏，弹劾李鸿章战败误国。志锐等三十八人上书，要求严惩李鸿章一伙。载活还发谕严责其罪，李鸿章惊慌不已，以“缓不济急，寡不敌众”携塞其词。帝党还要以徐建寅代丁汝昌，撤叶志超、卫汝贵统领职，代之以聂土成，企图夺后党的兵权。有的还上奏要求停止万寿庆典，“一切点景俱暂停办，工程已立架油饰者，不再添彩绸，灯盏陈设等均收好，侯来年补祝”2。帝党分子还主张一面切断山海关铁路，一面向英国借款，同时叫晒“连英伐倭，欲以二三千万饵之”③。帝党活跃一时，企图压倒后党。但后党毫不退让。那拉氏极力包庇重用李鸿章，李公开反对用徐建寅代丁汝昌。那拉氏还起用在中法战争中被罢官的奕诉主持总理德门，办理投降外交，并命奕国来帮办军务。她令万寿庆典照常进行，各省官员进贡祝寿务于十月二十三日前送往福华门，并向一些大臣发放如意珍宝，赠送绫罗绸缎，借以回击帝党的进攻。她恶狠狠地宣称，你们今天令我不欢，我将使你们“终身不欢”，准备要严惩帝党。有了那拉氏这样的支持，李鸿章就进一步大肆推行其投降主义路线，他极力渲染清军在黄海战役的失败，大肆贩卖“唯武器”论，胡说什么“行军制胜，海战惟特船炮，陆战惟恃枪炮”，“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足守口，实难纵令海战”，“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4。他借口中国
①②③《翁文恭公日记》，《中日战争》第4册，第495、501、499页
④李鸿章：《据实陈奏军情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8，第61一62页武器不如日本，来宣扬抗战必败，投降有理，并压制爱国官兵的抗战行动。海军官兵要求出海迎战，李鸿章严厉拒绝，把北洋晚队圈在威海卫的军港里，坐以待毙。他还派出成批暗探，游窜街市，在人民的“街谈巷议”中听到抗敌言论，立即捉拿惩究。李鸿章幻想以这样的叛卖活动，去讨日本侵略者的宽示，但日本军国主义并不就此歇手，反而大大助长了它的侵略气焰。
一八九四年十月下旬，日军向中国境内大举进犯。十月二十四日，日军第一军偷渡鸭绿江，进攻九连城，刚放一排枪，清军除聂士成部在虎山稍作抵抗外，其他各军都亡命溃逃。日军很快侵占了九连城，并进一步攻陷安东（今丹东），进而向辽河入侵。与此同时，日军第二军从花园口登陆，从背后向大连、旅顺袭击。
旅顺口、大连湾是清政府经营多年的重要海军军港。大连设有炮台六座，旅顺水陆炮台多至二十二座，并设有海军学堂、火药库、船坞等各种海车设施，是北洋舰队的精华所在地。同时旅顺、大连地处辽宁的南端，突伸海内，和威海卫隔海相对，犹如突伸的两臂，将滔滔渤海环抱，是渤海的锁钥，北京的门户。驻守大连、旅顺的清军守将赵怀益、龚照玛贪鄙庸劣，根本不去利用这里的险峻地形，分兵把守，而一味花天酒地，准备溃逃。日军在花园口登陆，搬运炮马辐重上岸，历时十二天，他们不闻不问。有的将士请求迎击日军，赵怀益不知羞耻地回答：“我奉中堂（李鸿章）令守炮台，不与后路战事。”①十一月六日，日军攻旅顺、大连后路重镇金州，总兵徐邦道率军奋勇迎敌，日军猛烈进攻，徐力不能敌，向赵怀益求援。赵怀益这时正汗流淡背地在大
①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第1册.第37页连码头督催士兵为他搬运行李物品，准备逃之天天。徐邦道不得已退往旅顺，不料赵怀益已先逃到这里。大连炮台不战而让与敌军。八日，日本海军来攻，见城上已竖日旗，深感意外。大连城内清军丢下大小炮一百二十尊，炮弹二百四十六万颗，枪枝、军帐、马匹无数，全部送给了敌人。由于清军的极端腐朽，日本侵略者就这样意外地占领了大连湾。
日军在侵占大连后十天，十一月十八日向旅顺进攻。海军提督丁汝昌深感形势危急，如果旅顺失守，将失去北洋海军的一扇大门，必将影响大局，所以亲自赶往天津，请求李鸿章准许北洋舰队救援旅顺，可是竞遭痛厅。李鸿章胡说什么：“汝善在威海卫守汝数只船只勿失，余非汝事也。”①这样旅顺孤立无援，统帅龚照玛又早已逃往烟台，八艘鱼雷艇也驶往威海卫避难。清军大小官员惊恐慌乱，抢夺库中金银财宝，雇民船争相逃窜。日军来攻，只有总兵徐邦道率少数部队迎战，但仍给日军以重创。土城子一战击日军校官二人，打死打伤敌人八十多人。二十一日，日军大队人马围攻旅顺，徐邦道再次率军迎战，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三十二日，日军攻取炮台，旅顺陷落。日军攻人旅顺后，兽性大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他们见人就杀，远的开枪，近的刀刺。有的砍掉脑袋，有的割去双腿，有的挖去眼晴，有的剖腹斩腰，有的小孩被钉在墙上，甚至有的妇女被奸污后剖腹开膛。屠杀持续了四天，整个旅顺仅有三十六个人幸免于难。这三十六人还是因被日军抓来抬死户的，他们脸上有免杀的记号。一时旅顺城里死户堆着几尺高，鲜血淋淋，惨不忍睹。日军的暴行，令人发指。
①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第1册，第69页
旅顺、大连陷落，辽东告急，京师震动，帝党和后党不去认真备战，内部却激烈地展开争权夺利的活动。翁同等官僚聚集一起，攻击李鸿章求和失地，揭露淮军既腐败不堪，又难于
日本侵略军在旅顺的暴行驾驭。御史安维峻甚至上书请斩李鸿章，厅那拉氏于预朝政，让她不要迁事牵制载恬。载活发上谕命湘系首领、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湖南巡抚吴大激和四川提督宋庆为帮办，指挥山海关以外的军事。在这里，帝党打着主战的旗号，企图拾高湘系军阀的地位，排厅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军阀，逼迫那拉氏交出军政大权。狡猾区狠的后党则玩弄两面手法，进行反击。那拉氏一面因看到淮军在战争中接连惨败，便乘机同意把湘车推上前线，以削弱帝党的力量，以便在湘军吃败仗后，好放手推行求和路线：一面向帝党中那些锋芒毕露分子开刀，杀鸡给猴看。她下令将志锐革职，将安维峻交刑部议罪，把帝党的两个活动场所上书房和南书房（上书房即光绪皇帝读书处，南书房是典内廷书诏的地方）撤销，并斥责载活的宠爱妃子珍妃劣绩种种，降之为贵人，以此来窘辱载恬，打击帝党。随着战争的节节失利，后党更加妥协退让，卑屈求和。李鸿章则奔走于各帝国主义的门下，奉行“以夷制夷”的卖国主义路线，根本不作任何的战斗准备。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北洋海军彻底覆灭的惨局。
一八九五年一月，日本发动了对北洋海军的另一个基地一威海卫的进攻。威海卫军港位于山东半岛的顶端，港岸作半圆形，犹如两臂环抱，港口横列刘公岛、日岛，好象两扇大门守卫，形势极其险峻。岸上并设有南邦炮台和北邦炮台，计有炮台十五座，刘公岛和日岛设有炮台五座，总计有大炮一百六十一门。就当时而论，若从正面进攻威海卫，那是极端困难的。日本侵略者侦知这种情况，决定采取从陆路背后偷袭威海卫的战术。二十日，日军分两队，一队伴攻登州，一队从荣城县成山头登陆。同时日本军舰也从海面发炮轰击威海卫。如果丁汝昌这时率舰队出海迎敌，还不至遭到惨败。可是李鸿章早命令他们坐守港内，不准出击，不准出海巡式。丁汝昌不敢违抗命令，结果形成坐等挨打的局面。日军在成山头登陆后，西攻南邦炮台，清军孙万龄率队迎战。当时北风呼号，“大雪弥日”，孙万龄和广大清军爱国官兵不畏艰辛，击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后日军大队人马来攻，孙万龄仅有三营军队，不得已退走。负责守卫北邦炮台的戴宗赛尖刻腐朽，平日对士兵敲夺，战时见敌人溃逃。三十一日，日军攻占南邦和北邦炮台，戴宗骞逃往刘公岛。港岸炮台的相继失守，使威海卫处于日军包围之中。日军从岸上集中炮火猛轰威海卫，日本海军舰队也向威海卫频频发炮轰击，北洋海军坐困港内，腹背受敌，形势极其危急。丁汝昌命令刘公岛、日岛各炮台集中火力回击，又让各军腕勇猛反击，击沉敌军两艘、鱼雷艇五艘，但仍没有挽回危局，军心紊乱。这时海军副统带英国人马格禄和美国人浩威串通一气，煽动一些丧失民族气节的清军官兵，向丁汝昌鸣枪示威，要求他带领全体人员投降。丁汝昌毕竞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他拒绝投降，坚持抗战。二月十一日夜，他召集尚存的十一艘军舰的将领开会，研究突围问题。马格禄、浩威等洋员和大部将领早已丧魂落魄，极力反对突围，自动散会。接着他们唆使暴徒手持刀矛威逼丁汝昌尽快投降。丁汝昌气愤难忍，在绝望中服毒自杀。第二天，浩威伙同一小撮民族败类，盗用丁汝昌的名义，立即起草投降书，悬挂白旗，可耻地向日本投降了。威海卫的十一艘军以及各种军资物品全拱手送给了侵略者，守卫京城的渤海湾上的旅顺、威海卫两大门户全被日军攻占了，李鸿章经营十几年的北洋海军就这样全部覆灭了。
日军在进攻威海卫的同时，又在辽东大举人侵。一八九四年十月，日本第一军攻占九连城、安东后，于三十
凤凰城大战图日攻占凤凰城，又相继攻下岩、海城，扬言要进占辽阳，夺取沈阳。辽东危急奏报如雪片飞来。虽然刘坤一、吴大激、宋庆等早于一八九五年一月就指挥清军一百多营、六万多人，出山海关作战了，但仍无法挽救败局。因为刘坤一和李鸿章一样昏庸腐朽，自己坐镇天津，抽鸦片，玩象棋，对军事漫不经心。吴大激更是一个玩古董的专家，吹牛皮说假话的骗子，对军事一窍不通。但他竟装成风流老将，吹嘘要打一胜仗。从一月到二月，清军先后四次反攻海城，结果由于指挥不灵，互不相统，计划不周，腐败懦弱，全部失败。二月二十八日，海城的日军分三路冲出城来，攻占鞍山站，三月四日进犯牛庄，敌车冲进市区，守将李光久、魏光等还在抽鸦片，闻警惊慌失措，弃军逃跑。广大清军战士自发地据守房屋，顽强地守卫每一条街道，英勇作战。但由于无人指挥，牺牲极重，死伤两千多人，日军攻陷牛庄。驻扎在田庄台的吴大激见牛庄失守，胆颤心惊，拔腿就逃。驻守营口的宋庆，见吴大激已先逃跑，也于当晚率三万大车越过辽河，逃往田庄台。日军不战而陷营口。营口所存大炮四十五尊、大小轮船三艘和枪枝弹药全归日军所有。三月九日，日军一面在辽河架起大炮，猛轰田庄台，一面绕道从上游渡河，包围了田庄台。宋庆弃城先逃，留下的士兵来不及逃跑，被日军杀死两千多人，繁华的田庄台在日军的烧杀下，几成废墟。至此，辽东半岛全被日军占领。日本由于感到战线太长，财政、兵力不足，便停止了大规模进攻，一面抽部分兵力南侵澎湖列岛，一面准备以和谈来掠取中国更大的权益。而清政府更以辽东大溃败作为投降的借口，决心割地赔款以维持那拉氏一伙的反动统治。许多王公大臣纷纷上书求和，叫“宗社为重，边徽为轻”。载活为头子的帝党官僚也被日本的炮火吓破了胆，收起了主战的叫喊，乞求早日议和。可见，当外国侵略危害他们的反动政权时，他们宁肯卖国投降，甘当亡国奴，也不肯抗战到底。
清军从牙山败退到辽河溃逃，其间展现给人们的完全是一幅清军溃败图。清军惨败的根本原因是清政府推行的那条彻头彻尾的卖国投降路线。
正是在这条投降主义路线下，清朝统治集团不顾大敌当前，国难临头，而加紧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攻，并没有阻正他们的争斗，最后以后党的得势而告止。那拉氏进一步结党营私，组成了一个以李鸿章、奕诉、奕国为骨十的卖国营垒，放手投降日本军国主义。那拉氏在战争中除了举办荒
中日战争形势图
奉天
京
盛
吉
林
沟帮子
辽阳直
田庄
庄
每城
朝
秦皇岛山海关隶天津大活
平壤
元山
新溪
朔宁
烟台
汉城
海
刀
成欢
即墨
东山
牙山
鲜福
黄尾屿赤尾屿建
数鱼品
清军抵抗线X湾台南
日军入侵线
烧岛
交战地码坊客
100
200公里淫无耻的万寿庆典，就是指令其爪牙求救俄国帮助议和。奕诉、奕助对于战事更不过问，一味地向帝国主义主子叩头请和。李鸿章早就公开宣称他“素未准备与外国交争”，并借口他的准军、北洋海军太弱，不肯动用他的军队出战。他贩卖失败主义的黑货，鼓吹战败求和，“和款可无大损”，战胜则“兵连祸结，大局不可收拾”。同时李鸿章在战争当中大肆进行叛卖活动，充当日本侵略者的内奸。日本缺煤，他三令五申，施以压力，让开平煤矿卖给日本三万吨。日本粮食紧张，他指使其儿子李经芳在上海卖给日本大米三千石。天津知县抓到了日本特务，李鸿章授意李经芳出面说情，勒令释放。台湾沿海拿获了日本的间谍船，李鸿章“请旨释放”。日本的军火遇到了困难，李鸿章竟和盛宣怀等“密室繁谈”，准备作一次军火买卖。用这样一些民族败类去指导这样一场反侵略战争，其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正是在这条投降主义路线下，清政府的军队腐败到了极点。军队纪律松弛，赏罚不明，英勇抗战受不到表彰，亡命逃跑反领到赏金。各队“人皆乌合，来去无恒”，竟有十营不满五营之额，八营不足三营之数。车队内部腐朽不堪，各级将官只知营私舞弊，逢迎上级，欺压士兵，贪污中饱。士兵每人月白银四两，实际竟发二两，甚至有的营官敢把十万两军偷运回家。“层层克扣，种种摊派，长夫视为津贴，营官皆有例献，将拥厚货，士不宿饱；·营官统领，专讲应酬，奢华佚情，用费繁多，营谋请托，无所不有”①。清军的武器大都从外国购进，一箱箱子弹打开，有的是空箱，有的装砂土，即使装有子弹，也多弄虚作假，“药线铁管，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②。有的枪拉不开，有的
①《清朝续文献通考》，兵考.陆军
②蔡尔康等：《中东战纪本末》，《中日战争》第1册、第173页炮弹中满装的是腊。在洋人指导下建的炮台，也是只有前台炮，没有后台炮，敌人一绕到背后进攻，就束手无策。军队中还花重金雇用大量的洋教官，他们拿中国的钱，却为外国侵略者效劳。他们为日本通风报信，使日军对中国的炮台设施、兵力部署、船腕性能、沿海地形等了解得十分清楚。尽管清政府每年拿出半数以上的收入去训练军队，也不能建立起英勇善战的清军。后来李鸿章曾这样供认：“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竞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隆，随时补喜，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茸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①这表明半殖民地化的清朝封建政权根本建立不起一支可以保卫中华民族的军队。
正是在这条投降主义路线下，清政府在整个战争中处处被动挨打，在战略战术上犯了致命的错误。一八九四年七月中旬，日本要发动侵华战争已是路人皆知，但清政府毫无抗战准备，既不派兵救援孤军深入牙山的清军，也不在国内整顿军备，准备打仗，而一味向列强乞求援助，请求调停，结果“使敌人著著占先，而我兵无可进之路”②。待日兵作好了战争的一切准备，李鸿章才被迫发援兵，结果水路遭覆亡，陆路在平壤吃了败仗，接着又在黄海打了一个无准备之仗，从此清军一瞬不振，形势急转而下。清统治者这时没有也不可能来扭转危局，反而从各集团的私利出发，把战败作为理由，急速求和，李鸿章则更为了保住北洋
①吴永：《庚子西狩丛谭》《中日战争》第5册，第500页
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8.第6页地盘，不许部队主动出击，象神灵一样把海军关起来。这样妥协退让，长了日军的威风，灭了中国军队的士气。日军猛烈进攻，攻占旅顺、大连.灭了北洋海军，战火烧遍辽东，清军只有望风溃逃，没有向前一步。那拉氏一伙甚至准备迁都逃窜。这样“一误再误，终于不可收拾”①
清王朝在中日战争中的溃败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腐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那拉氏控制下的小朝廷正象人们所讥讽的那样“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政治、军事腐朽不堪，根本不可能打赢一场保卫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
三、人民群众的抗日烽火
和清政府投降主义路线导引下的清军节节溃败相反，广大人民群众自动组织起来，拿起武器，杀上战场，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抗日斗争，坚持了一条英勇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抵抗路线。
当日本侵略军从花园口登陆进犯金州时，当地人民立即组织“红枪帮”，展开抗日斗争。他们利用当地的崇山峻岭，经常伏击日军，给以重大打击。貔子窝有一位勇敢的抗日英雄高武，他机智果敢，把当地八百多户农民组织成一支强大的抗日队伍，用铁锹、头、镰刀、棍棒作武器，经常袭击日军的军营，使日本侵略者闻之胆寒。金州城南三道沟埝师阎王开，当日寇用金钱诱他作向导时，他用笔作刀枪，痛厅日本的强盗行径，最后写道：“宁作中华的断头尸，不做倭寇的屈膝人！枪毙刀杀，任凭你们。”②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者竟将阎士开开膛杀死。阎士开虽
①文廷式：《闻尘偶记》，《中日战争》第5册，第497页。
②吉林省历史研究所调查材料，转引自《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第91页。然牺牲，但他保持了中国人民坚贞不屈、保家卫国的崇高立场，是永远值得歌颂的。
旅大地区人民在清军不战而溃，日寇进行血腥大屠杀的时候，个个义愤填鹰，纷纷面起，广大工人、农民、店员、爱国知识分子和艺人以及和尚都投人了反侵略、反屠杀的斗争行列，其英勇悲壮的事例举不胜举。陈家屯机匠陈金发，得知日本强盗要来杀他时，他临危不惧，手持斧头，等日本强盗进门时，抢起板斧，一斧劈掉日寇的脑袋。铁匠苑某，当手持洋枪的日寇闯进他家时，他怀着千仇万恨，抢起铁锤，一连砸死四、五个敌人。有个少年儿童，痛恨日寇人侵，就自动装扮艺写，潜人日本军营，把毒药放到日军的饮水缸中，毒死许多日本鬼子。被捕后，他慷概陈词，大声说：“我为国杀敌，命一死，可惜的是，毒药还有，没有杀尽你们这些强盗。①最后，英勇就义。
日本陆军第一军攻占九连城、安东向辽东进犯时，立即遭到当地人民的武装抵抗。辽阳、风城、岩、海城、新民周围七八百里，“无民不团”，农民、猎户、矿工、流民以及部分爱国士绅都积极地投入了战斗。猎户李樾、徐润等组织猎户两千多人，协助清军作战，“先后斩倭二千余名”②。岩东南的桂花岭，有个复来社村，大都是采煤工人，他们“连村数十，自练乡团，贼来犯之，乡团极力堵御，以拾枪毙贼无数。自十月中旬至下旬，相持甚久，贼不敢轻进”③。吉林夹皮沟的贫苦农民武装首领韩登举，一向被统治阶级诬为“金匪”，剿之又剿。但是，一到大敌侵入国门，清军望风而逃，韩登举却决心保家卫国，率领三干名夹皮沟的英
①参见阿英：《近代外祸史》第343-344页。
②曹和济：《津门奉使纪闻》，《中日战争》第1册.第156页。
③易顺鼎：《盾墨拾余》：《中日战争》第1册.第113页。雄健儿，离家乡，跨雪原，穿林海，上前线，到被日军占领的海城，与当地人民一起投入了反侵略的战斗。一次，海城日军四千多人出来骚扰，韩登举率军奋勇迎战，击日军五百多人，从此，日军一听韩登举之名，就心惊肉跳。铁岭武进士李葆真，在人民群众热火朝天的抗日斗争鼓舞下，自出粮，编练义军五百多人，守城攻敌，给日军以很大打击。这些分散各地的人民抗日队伍，如把把火炬，烧得日本侵略者焦头烂额，使它寸步难行。
一八九五年一月，辽阳一带人民又展开了威武雄壮的辽阳保卫战。
辽阳是奉天的南大门，辽阳一失，奉天即危。所以，保卫辽阳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当时驻扎海城的日军向辽阳猖狂进攻，狂妄地叫喊要“取奉天度岁”。但是辽阳一带人民自动组织起来，互相配合，团结一致，好似铜墙铁壁。日军从海城四次出兵进攻辽阳，四次惨败而归。《辽阳县志》生动记载了辽阳人民机智灵活的战斗情景：“各乡勇昼张旗帜，夜燃火把，出没往来，虚实兼用”，“林烟石火”，伏击敌人①。一八九五年一月十日，日军进攻辽阳棘楼堡子，当地团民奋勇迎击，活捉日兵一名，打死七名，日军狼须逃窜。十七日，日军又集结兵力进犯韩家岭，团民英勇抵抗，激战三小时，杀死日军数十名，日军纷纷逃走，团民乘势追击，收复离韩家岭不远的潜家大岭。十九日，日军再次纠集残兵败将进攻韩家岭，团民怒火万丈，立即整兵出击，奋力抵御，杀死敌督队管一名，击毙日军数十名，缴获许多衣帽武器，日军惨败而逃。但日军并不甘心失败，二十八日，又集结五百多人，进攻梨宝沟岭口。团民大队集合，扼守岭口，敌兵不仅攻不上去，
①白永贞等：《辽阳县志》《中日战争》第6册，第314页反被团民打得大败，争相逃命，团民乘胜追击十几里，杀死大量日兵。辽阳一带人民这样勇敢、顽强、机智、灵活的战斗，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使其“取奉天度岁”的计划变为泡影。
一八九五年二月、东边道人民又发动了收复宽甸、长甸两县城的战斗。
宽甸和长甸两县地处辽宁省西部，日军在攻占九连城后，向两县逐步进犯。当时人民群众就曾进行了英勇抵抗，“壮夫老弱，死战不降”①。日军占领宽甸、长甸后，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这更激起了当地人民的愤怒。他们先后组织起十个民团，近一万多人，决心和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二月二十五日，各路团民集合一起，向宽甸的日军发动了进攻。日军闻之，慌忙出城阻击，在一拨茅、欢喜岭等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团民熟悉地形，出没往来，把日军拖得精疲力尽，一举生擒其领队广田甚吉，打死日军七、八十人，缴获枪械子弹衣物无数，余下的日兵狼须逃入县城。团民乘胜追击，沿路杀死日军多人，从东门冲进县城，日军从南门逃命，将宽甸县城收复。三月一日，团民因势利导，将长甸县城团团包围。敌人据守城内，负隅顽抗，团民英勇回击，打死日军七、八十人，日军弃城而逃，团民胜利占领长甸，获取大批衣物枪械子弹，大大武装了自己。
宽甸、长甸的收复，给当地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大高岭一带的团民立即展开收复三家子的战斗。三家子地势险要，又是通往风凰城、岩的要道，为兵家必争之地。三月二日，辽阳、岩、风凰城交界的龙头寨、屯山一带的团民，在袁得山等的领导下向三家子的日军发起了冲锋，日军力不能挡，败退而逃，被团
①《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06，第25页民活捉十二名，打伤十二名，马匹、衣服全被缴获，三家子被团民收复。
辽阳保卫战，宽甸、长甸、三家子的反攻战，以及旅大地区人民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事例，充分说明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反抗精神，证明了人民群众是抗击外国侵略的主力，是保卫祖国的真正铜墙铁壁。但是，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者，他们不敢、也不愿组织人民群众，甚至敌视、镇压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斗争。因此，人民自发的反抗，无法挽回由清政府投降路线所造成的失败局面。第二节《马关条约》与所谓“干涉还辽”
一、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早在平壤溃退和黄海之战后，那拉氏、李鸿章就积极从事求降活动。一八九四年九月底，奕诉再次主持总理衙门后，立刻指使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孙毓汶、徐用仪等于十月六日向英人赫德乞求调停，“从下午四时谈到六时，几乎痛哭流涕”。只要赫德答应调停，他们保证“以后（为英国）办这样，办那样”①。一副奴才嘴脸暴露无遗。英国为了笼络一下清政府，乘机操纵调停大权，于是建议英、美、俄、德、法五国集体出面调停，促成中日和谈。这个建议一提出，美国首先反对，德国认为调停还不到时候，俄、法也不积极。连英国的《泰唔
①《1894年10月7日北京去函Z字第635号》，《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七），第63页。士报》也发表社论反对，说什么：“若企图对交战国施以强压或牵制，难免自陷于困窘的地位，而不断为东方最强大的国家所敌视。”①这样一来，英国的建议就流产了。
但是，腐败的清政府并不甘心碰壁，一味死心塌地的乞求议和。十月下旬，清政府又指使其驻美公使乞求美国出面调停。对于插手中日和谈，美国并不是不愿意，而是第一，它准备单独操纵和谈，从中夺取巨大的利益：第二，它窥测有利时机，以便迫使清政府作出更大让步，使日本能“心满意足”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的儿子曾供认：要使清政府满足日本的要求，“非武力不行。中国走倒运，使它的统治阶级受到威胁时，那才是有利的事情。只有这样的情况成熟时，才是美国进行干涉的时机”②。这清楚说明，日本不将清政府打得大败，并攻占中国大片领王时，美国决不出场调停。十月里，黄海大战刚结束，日军还没有进到中国内地，因此美国拒绝了清政府的艺求。可是清政府仍不从中吸取教训，象着了迷似地仍然继续向各国艺求调停。十一月三日，总理衙门召请英、美、德、法、俄五国公使，要求说服日本停战，并训令驻外国公使向各国政府提出同样的请求，幻想通过“连衡说合”达到求和的目的。但美国根本反对联合调停，英国叫晒“不便与日再言”，德国表示“现时和议无济于事”，俄法两国也无动于衷，清政府“连衡说合”的幻想破灭了。
伴随着清政府艺求调停的连连碰壁，日本侵略军相继攻陷大连、旅顺，猖狂地向辽东进犯，奉天危急，京城震恐。这时美国觉得出面干涉的时机已到，于是破门而出，阴谋操纵中日和谈。日本当然对美国的用意深表赞同，但它又怕美国单独调停会招
①《伯爵陆奥宗光遗稿》，第436页
②一八九四年十月三十一日，田贝报告2004号致其它列强的反对，于是表面上对美国的调停表示不感兴趣，暗地里则和美国就既使美国单独操纵和谈、又不引起其它列强的干涉等问题，进行秘密商。十一月十七日，美国驻日公使谭恩和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一次交换意见中，决定美国以“交换双方意见”的“中介人”身分，参与中日和谈。这样，既可以使其它列强无空可钻，又能使美国借此机会联合日本对清政府进行讹诈。于是，一场由美国操纵的中日议和谈判开场了。
十一月十八日，李鸿章派德璀琳赴日议和。德璀琳是德国人，任天津海关税务司二十多年。中日议和这样重大事情，李鸿章居然拉一位洋大人出场，这也只有在李鸿章卖国主义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活动中才能找到。但李鸿章的这一招并没有博得美国和日本的赏识。这是因为德璀琳既没有替清政府卖国的实权，又不是死心塌地为美国和日本效劳的人。所以当美国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不满，其驻华公使田贝立即向总理衙门提出严厉质问，并要清政府立将德璀琳召回。当德璀琳到达日本后，日本政府也拒之门外，声称德璀琳没有“交战国使者资格”，绝对不和他“谈判军国大事”①。德璀琳碰了一鼻子灰，只好返回天津。
一八九五年一月三十日，清政府改派张荫桓、邵友廉赴日议和。美国政府一手安插了两个“顾问”：科士达为清政府的“顾问”，端迪臣为日本政府的“顾可”，两个“顾可”均为美国人，而科王达的屁股，又是完全坐在日本一边的。陆奥宗光毫不隐讳地声明科士达“是我个人的朋友”：科王达也叫晒“我同日本的友谊是尽人皆知的”②。所以，这样的议和谈判，实质上是美、日联合向清政府敲诈勒索。
①陆奥宗光：《赛赛录》第90页
?《科士达外交回忆录》，《中日战争》第7册.第465页
二月一日，中日双方在广岛第一次会见。这时，日本一方面觉得清政府的北洋海军还未被消灭，怕它不能完全屈服；一方面觉得清政府所派张荫桓、邵友濂等人名位太低，缺乏卖国实权，即使一时谈妥，达成协议，也未必能够执行。于是，伊藤博文就按照事先捏造好的谎言，指责张荫桓等人“全权不足”，拒绝谈判。同时，又通过美国顾问端迪臣，告诉科士达，要清政府派出奕诉或李鸿章这样有卖国实权的人物，到日本谈判。张、邵等人虽再三声明他们奉有全权，清政府甚至不顾日本的侮辱，答应以电报形式修改全权证书，但均被日本所拒绝。
二月十二日，张荫桓等被逐出日本的当天，威海卫军港陷落了，北洋海军覆没了。日军控制旅顺和威海卫军港.封锁渤海湾，进入了中国东北，清廷一片混乱，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求和。但是就当时局势而论，战争持续下去，对日本已经不利。一方面，日军深入中国内地，人民反抗风起云涌，使日本侵略者寸步难行；另一方面，日本已感到战线太长，兵力不足，并因向中国大举进攻，已危及其它列强的在华利益，如果继续推进，有可能遭到列强的干涉。日本的外务大臣自已供认：“去年以来，经过长期战斗的舰队以及人员、军需等均告疲劳缺之”，“国内的海陆军备”也“几成空虚”①。日本的后台美国也认为“若战争延长，无法节制日本海陆军进攻时，与东方局势有利害关系之欧洲列强，难免不向日本提出不利于日本将来安宁和幸福之要求”②。日本要受到干涉，连美国利用日本在华掠夺权益的梦想也将不能实现。因此，美国国务卿格莱锡对日本驻美公使栗野说：“日本应当结束战争了.。如果把中国打垮，英、德、法、俄等强国
①陆奥宗光：《赛塞录》第153页
②同上书.第111页。将以维持秩序为名，瓜分中国。”①美国一面劝日本及时停止战争；一面又压迫清政府屈辱求和。日本方面固然由于内外交困不能再打下去：而中国方面，原来主战的帝党束手无策，原来主和的后党更急于了结战事，当那拉氏得知日本点名要李鸿章去谈判时，立即召见李鸿章，并委以“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艺和。
一八九五年三月十九日，李鸿章带同科士达到达日本的马关（今下关），同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谈判。在所谓谈判期间，日本侵略者索地索款，蛮横无理，李鸿章低头哈腰，卖国求和。科士达，这个所谓清政府代表团的“顾问”，则只是本着等“战胜者强定条件就是了”2的态度，帮日本掠夺权益。就这样，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李鸿章在日本的马关春帆楼，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一、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二、清政府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三、赔偿日本军费两亿两；四、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搬运进口，日本在中国制造货物，与进口货物一样，免征一切杂捐，并准在内地设栈寄存：五、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船可以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搭客载货。根据《马关条约》，第二年又订立《通商行船条约》，承认日本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
《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卖国条约。连卖国贼季鸿章也感到自己卖国罪行严重，“至觉惶恐”。他从马关回到天津后，目睹全国各阶层人民群众反对《马关条约》的滚滚
①M·斯凯勒：《格莱锡传》，转引自刘大年：《美国侵华史》，第43页
②《科士达外交回忆录》，《中日战争》，第7册，第466页。怒潮，更觉罪责难逃，钻进家里，装病不出，而求科士达“代他去京”复命。他向科士达“详细介绍了军机处每一位大臣的个性，及其政治环境”，要科士达利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各个成员的弱点来达到批准《马关条约》的罪恶目的。科士达果不负李鸿章所托，四月三十日在总理衙门和奕国、翁同等大臣会谈两小时之久，最后威胁说：现在的条药“已经不是李鸿章的条约了，已经是皇帝的条约了”，如果皇帝“拒绝批准这条约，他将在这个文明的世界前面丢脸，内阁诸大臣将负这一丢脸的责任”1。科士达把“皇帝丢脸”这顶大帽子拿出来一恐吓，这些满脑子孔孟之道的大臣便吓坏了。五月二日清政府便批准了这一条约，并于八日在烟台和日本换约。
《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中国人民头上套上了又一副沉重的加锁，加速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进程，它对近代中国社会所造成的恶果是极其严重的。
第一，《马关条约》允许外国资本家在中国投资设厂，使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合法化，这是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沉重打击，是对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极度摧残，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
第二，《马关条约》使日本割占了中国台湾省等大片土地，这是继沙俄吞并中国广大领王后，又一次对中国领王的大掠夺。这就严重的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使数百万同胞横遭日本殖民者的，而陷人了苦难的深渊。
第三，《马关条约》使清政府付出巨额赔款，加剧了清政府的
①卿汝辑：《甲午战争以前美国侵略台湾的资料辑要》，《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四年第3期，第196页财政经济危机。清政府过去的赔款最多不超过两千万两，而《马关条约》所定的赔款数竞高达两亿两。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过七、八千万两，赔款的总数再加上分期付款的利息，相当于清政府每年收人的三倍。这就迫使财政竭的清政府为借外债而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则通过放高利贷进一步控制清政府。清政府把赔款和外债统统转嫁到中国人民头上，中国人民遭到更加沉重的压榨。
第四，《马关条约》加速了日本向帝国主义的转化，助长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也加深了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甲午战后，日本政府利用从中国人民身上掠夺到的巨额赔款，投资于它的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使其迅速发展。英、俄、美、法、德等帝国主义国家看到日本这个后起的小国竞在中国捞到如此巨大的权益，也争相在中国进行投资和划分“势力范围”，使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各帝国主义国家在掠夺中国的过程中，你争我夺，矛盾重重，他们的争斗日益尖锐化和复杂化。甲午战后的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就是这种矛盾的集中反映。这表明，帝国主义在对别国的侵略中，总是既勾结，又争夺的。
总之，通过《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了。
二、沙俄导演下的三国“干涉还辽
甲午战争一爆发，伺机坐收渔利的沙俄，就密切注视着战争局势的发展。一八九五年一月下旬，当日军攻占旅顺，并进而海陆夹攻威海卫，渤海湾即将被日本海军封锁时，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基斯敬就提出：渤海湾是“俄国的势力范围”，日本占领旅顺，攻取威海卫是“损害我们的利益”：沙俄统治集团中的另外一些人甚至公然叫什么俄国应该乘机“占领满洲的一部分”①。但是，由于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成，军队及物资运输均感困难；加上害怕与英国发生冲突，出现麻烦，特别是还不知道日本在谈判中，将向中国提出什么条件，所以在二月一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召开的特别会议上，决定“如果日本政府和中国缔结和约时所提出的要求侵犯我国的重要利益时”：则要与英国及其他欧洲列强“对日本施以共同压力”②。于是，沙俄决定增加在远东的海军力量，积极与英、法、德等国进行磋商，并以交换意见为名，探听日本方面的口气，鼓动日本从中国勒索赔款和夺取台湾。二月十四日，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与沙俄驻日公使希特罗渥举行会谈，当陆奥宗光谈及日本要向中国提出割占土地的要求时，希特罗渥立即答称：“现在日本向中国要割地是当然之问题”但是，日本应知道“俄国欲在太平洋沿岸获得自由通路亦非一日”，“若日本放弃岛国地位，向大陆扩张版图，则非上策”，“如果日本要求割让台湾，俄国毫无异议”③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马关条约》签字的当天，沙俄得知日本割占了早被它视为“势力范围”的辽东半岛后，立即正式邀请法、德两国，共同对日进行十涉。
法国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便与沙俄缔结同盟，共同扼制德国在欧洲势力的膨胀。这次参与沙俄的图谋，一则表示它对盟国沙俄的友谊，防止德国乘机离间俄、法同盟：二则也想借机从清政府手中索取“报酬”。
德国是一个后起的工业大国。这时，它一面在欧洲与沙俄争夺霸主地位，一面积极在中国沿海物色军事基地，以便向远东
①②《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44、148页
③陆奥宗光：《赛赛录》第172页伸张势力。甲午战争爆发后，它既看到这次战争为本国军火商提供了一个“赚钱的良好机会”①，希望继续打下去；又密切注视俄、日矛盾的发展，企图利用俄、日争夺中国东北地区的矛盾，“移转俄国视线于东方”②，借以减轻自己在欧洲所受沙俄的压力。一八九五年四月下旬，德皇威廉二世在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信中说：“开发亚洲大陆并且防止庞大的黄种人侵入欧洲明显地是俄国将来的重大任务。在这件事情上，你会永远看到我是站在你这一方面的，准备尽我所能做到的来帮助你。·我将很感兴趣地期待我们的行动的进一步发展，并且希望，正如我将欣然地帮助你解决俄国对某些部分领土的最后兼并问题，请你设法让德国也可以在不妨碍你的地方获得一个港口。”③就这样，俄、法、德三个帝国主义各怀鬼胎，走到一起来了。
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即《马关条约》签订的第六天，三国分别照会日本，要其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领，并限十五日内答复。与此同时，三国军舰纷纷出动，停舶在日本各港口及海参崴的沙俄军，更是升锚起火，准备在一旦接到命令后，即可在二十四小时内，对日本发动进攻。驻守在远东的沙俄陆军，也蠢蠢欲动。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三国干涉的突然爆发，给日本以很大震动和压力。已经内外交困的日本.深感“不仅对三国海军无力应付，即单独对抗俄国也无把握”④。如果断然拒绝三国的警告，势将遭到三国的联合打击，如果全盘接受三国的警告，又不甘心。于是，日本积极
①2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4、27页
③《德国外交文件》第14卷，第1篇，第12页，注脚，第3648件：第9卷，第359页，注脚。
④陆奥宗光：《赛塞录》第158页开展外交活动，争取英、美等国的支持，以牵制俄、德、法三国。
英国早在三国干涉前夕，就是俄、德、法三国争取的对象。但英国想通过日本勒索中国，以便分享更多的商业利益；同时，还想利用日本对辽东半岛的占领，阻止沙俄势力南下，所以拒绝参与三国对日联合行动。日本对此十分清楚，所以，当三国干涉发生后，它幻想英国能出面对三国进行反干涉；同时，秘密要求美国政府对沙俄进行劝告，以免使刚刚到手的东西，因三国干涉“化为乌有”。但是，英国在三国干涉前夕，虽拒绝与三国联合行动，干涉爆发后，却也不愿为日本火中取栗。因而只以“英国对日本虽有友谊，而俄、德、法三国也是英国的友邦”①的外交词令，婉言谢绝。美国虽然极力支持日本，但面对三国的联合行动，也感到力不从心，因而只答以“关于和条约一事，可电令驻北京美国公使，劝告中国从速批准”，至于劝告沙俄，则由于与美国的所谓“局外中立”②态度相矛盾，不能卖力。
日本的外交活动，由于英、美态度暖味，希望全部落空。于是，日本不得已在四月三于日，由其驻欧各国公使，分别通知俄、德、法三国，表示愿意在中国给予适当“赔偿”的条件下，只割占辖有旅顺港口的金州，而放弃对辽东半岛其他部分的永久占领。对此，沙俄立即通知德、法两国：“辽东半岛之重要，主要的是它拥有旅顺：因此，俄国政府认为日政府的答复不能满意。俄国政府的意见是：必须坚持原来的要求，即必须要放弃半岛全部。”③德、法也紧跟在俄国后面，以同样的话答复日本。这时，日本感到“如无以武力一决胜负的决心，单凭外交上的折冲是不会起什么作用的”：而且，随着交涉的旷日持久，刚刚强迫清政府代表签
①2陆奥宗光：《塞塞录》第162页
③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42页了字的《马关条约》，也有可能成为一纸空文，即所谓“逐两兔者不得一兔”。于是，决定“实行“对俄、德、法三国完全让步，但对中国一步不让’的政策”①。五月五日，日本通知三国，表示接受“劝告”，放弃辽东半岛，但是清政府必须缴纳“赎金”。俄、德、法三国为了不伤害日本的“首尊”，支持日本从清政府手中勒索所谓“读辽费”。十一月八日，中日两国签订了《交还奉天省南边地方条约》，规定：清政府要在十一月十六日前交给日本三千万两白银以“酬报”日本交还辽东半岛；日军在款项交清后三个月内全部撤出辽东半岛。
辽东半岛从纸面上看是“续”回来了，但没过多久沙俄就以“租借”的名义霸占了辽东半岛的主要港口旅顺、大连。所以，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并不是出于他们对中国的“发谊”，而是各帝国主义之间争夺中国这块“肥肉”的狗咬狗的争斗，也是沙我妄图独霸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
第三节反对日本霸占台湾省的斗争
一、英勇悲壮的反割台斗争
清政府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各阶层人民悲愤交集，怒不可遏。他们纷纷举行集会，发表演说，愤怒声讨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严厉击清政府的卖国罪行。反侵略、反投降的斗争，犹如大海怒涛，势不可挡。上海的许多
①陆奥宗光：《赛赛录》第165页报刊尖锐地指出：“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①。这不但反映了人民群众反对投降卖国的坚强意志，而且说明了广大人民和清政府走的是两条根本不同的路线。许多爱国知识分子还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漫画，反对清政府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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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卖国投降的书籍《马关条约》。一些爱国艺人也把清政府的卖国罪行编成通俗易懂的唱词，四出弹唱，号召人民奋起反对卖国的《马关条约》。辽东人民得知清政府要割让辽东半岛，“痛不欲生”，他们响亮地提出要“结寨固守”，“坚壁清野”，把盘踞在东北的日军剪除干净。奉天省有二十多个举人联合上书，要求利用日本劳师远征、补给线长等弱点，发动人民打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尤其是当清政府割让台湾的消息传到台湾时，台湾省人民如午夜暴闻轰雷，奔走相告，台北人民立即“鸣锣罢市”，“捶胸泣血”，愤怒抗议清政府的卖国罪行，宣布银不准外运，制造局不准停工，台湾税收应全部留做抗日之用。他们抱定“桑梓之地，义与存亡”，“万众一心，誓
1一八九五年七月十五日《申报》同死守”的决心，宁“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①。台湾人民自愿投军杀贼者，“日有千数百人”②，“一律预备与倭人决一死战，不愿将全台归于倭人，众志成城，有死无二”③。同时，他们发出文，愤怒声讨卖国贼李鸿章，表示与李鸿章“不共戴天”，提出不论在任何地方，凡遇到李鸿章等卖国贼者，都要悉数斩除，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反对投降的坚强决心。
但是，清政府却无视人民的愤怒呼声，决心如期交割台湾。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日下令台湾巡抚“唐景崧著即开缺，来京陛见，其台省大小文武官员并著唐景崧伤令陆续内渡”4。与此同时，清政府特派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芳为割台大臣，前往台湾办理交割手续。面对台湾人民的正义呼声，李鸿章怕得要死，他不仅诬蔑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为“凶横”，而且丧心病狂地要日本派遣“水陆各军”前去“弹压”。由于害怕其子被杀，卖国经传授无人，李鸿章再三叮哼李经芳要跟在日本舰队后面“相机进止”5。六月一日，李经芳同美国顾问科士达在日舰护送下到达基隆口外，由于惧怕人民的反抗而不敢登陆。科士达建议李经芳“用一个书面文件，叫做让渡证书’就够了，把这个文件签字交付后，所有权也就移交了，不需要再去巡视土地”。这样，李经芳一日之间就办完了出卖台湾的手续。中国各族人民长期以来辛勤开垦和建设的台湾宝岛，被反动腐朽的清政府割让给了日本侵略者。
①蔡尔康等：《中东战纪本末》，《中日战争》第1册，第203页。
2《台湾唐维卿中丞奏稿》，载《中国近百年史资料》续编下册，第311页。
③一八九五年五月十五日，《申报》
④李鸿章：《译署致台抚》，《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20，第64页
5李鸿章：《寄伯行》，《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20，第63页。
6《田贝论中日战争》，《中日战争》第7册，第485页。
五月二十七日，在卖国贼李鸿章的电请下，日军主力近卫师团从冲绳中城湾出发，乘大批船分路向台湾岛扑来。二十九日，一路日军从三貂角强行登陆。六月二日，日舰炮击基隆，三日，基隆失陷。日本的侵略战火已经在台湾燃烧，形势迫使台湾的所有人作出扶择。
以台湾巡抚唐景崧为代表的大地主、大官僚，他们早被日本军国主义的气势测汹吓破了胆。他们一面和清政府密电往来，准备逃回大陆；一面又假地宣布要“抗战到底”其实他们的抗战是假，逃跑是真，那些抗战的宣言只不过是掩盖逃跑的烟幕。果然没过几天，唐景崧一伙就乘船从台湾逃往大陆。一时没有逃掉而留在台湾的那些大地主、大官僚也暗地作好了投降的准备。这是因为在他们面前并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限，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
厂大人民群众对唐景崧的逃跑愤恨至极，他们自动组织抗日义军，积极投人了打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农民出身的徐是新竹一带义军的领袖，他激昂慷概地向台湾同胞发出号召：台湾“吾民父母之方也，吾民之田庐在于是，子孙在于是，祖宗丘墓在于是，吾民将安归乎？诸公皆健者，义薄秋云，气吞百川，际此生死存亡之交”，要挺身而出，“人自为战，家自为守”，“举吾民之骨与全台俱尽焉，是亦亡国之荣也”①。广大群众激于爱国义愤，争先恐后地投奔徐骧组织的义军，表示愿“随俱死”。与此同时，新竹北埔人姜绍祖、苗栗人吴汤兴也在当地组织义军。一时台湾各地人民自动组织的义军风起云涌，迅速形成一支强大的
①江山渊：《徐骤传》，《小说月报》第9卷.第3号抵抗日本侵略的主力军。
在广大人民群众抗战热潮的推动下，刘永福也加入了抗日的行列。中日战争开始后，刘永福从广东南澳镇调防台湾，因受唐景崧排挤而驻兵台南。唐景崧逃跑后，他和台湾义军联络，共同抗日。
六月七日，日军攻占台北，十二日即分东、西两路南犯新竹。徐骤、吴汤兴、姜绍祖等分头率义军迎敌。徐骤一军在龙潭陂与东路敌人遭遇，在三角涌、三峡庄一带人民纷起参战的情况下，一举包围并全歼了日本大佐樱并氏所率领的六十多名日军。吴汤兴、姜绍祖率义军自大湖口出发与西路日军激战六天，一度击败日军，后因械不支退出。日军于十九日侵占大湖口，二十三日又因新竹城内富户破坏义军抗战，致使日军侵占新竹城。
新竹是台中陆上的北部门户。日寇占领后，立即在中镇设立兵站，四出扫荡，积极为其进一步南侵打通道路。各路义军在徐、吴汤兴、姜绍祖的率领下，大举反攻。七月中旬在新竹城东与日寇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消灭了大批敌人。但是，终因弹药缺之，被迫撤退。义军领袖姜绍祖也在这次战役中不幸壮烈牺牲。
为了配合义军反攻新竹的战役，台北、新竹一带的各乡义军、农民，到处截击日寇的粮食，伏击日寇的扫荡队，使敌人步步挨打，行动迟缓。六月底，日寇对新竹的平镇进行扫荡。这时由胡嘉献、黄盛娘率领的义军在平镇附近与敌人展开激战。七月一日，日寇为攻占由义军控制的一个大院落，相继增调炮兵、工兵各一中队，从上午九时，围至下午四时，仍不能攻下。最后，日寇在损失惨重的情况下，不得已向中镇方向败退。据日方公布，为攻打这座院落，他们以数倍于义军的兵力，出动工兵、
台湾人民打击日本侵略军炮兵，费去炮弹九十一发、枪弹七千五百八十九发、炸药十五公斤，还贴上一百多名强盗的性命，终不能取胜。由此可以看到我国台湾人民顽强反击侵略者的英雄气概。十三日，大溪镇人民组织的义军在福德坑伏击来犯之敌，一举消灭日寇二百多人，大获全胜。十四日，三峡地方许奇领导的义军在莺歌义渡伏击日军运粮船，打死打伤日军三十多名，缴获十八只运粮船及全部粮食。十五日，日寇从台北派出骑兵二十余名护送日军运粮船，经板桥镇向三峡前进途中，到顶埔水圳附近遭义军和当地农民的伏击，全部被歼。在广大人民的英勇反击下，日寇的南侵计划受到沉重打击。日本人竹越与三郎在《台湾统治志》一书中供认：不论何时，只要我军（指日寇）一被打败，附近村民便立刻变成我们的敌人。每个人甚至年青妇女都拿起武器来，一面呼喊着，一面投人战斗。我们的对手非常顽强，丝毫也不怕死。他们隐藏在村舍里，当一所房子被炮火摧毁，他们就镇静地转移到另一所房子里去。永远等一有机会就发动进攻。不仅台北的情况是这样，而且整个新竹的四郊也是这样，新竹村民是以顽强和勇猛著称的。”①
八月十四日，日军进攻苗栗。刘永福派吴彭年率黑旗军战士赴援，迎战失利，苗栗沦陷。于是，刘永福又联合各军扼守大甲溪。二十二日，日军进犯大甲溪，刚过溪岸，埋伏在大甲溪南岸丛林中的吴彭年军，突然出击。日军往北溃退，慌忙渡河，刚渡一半，徐骤又率第二支伏军突然横腰杀来，日军失魂落魄，纷
台湾人民利用险峻地形伏击日军纷落水，死伤无数。这次伏击战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但因刘永福所派知县忠满率领四营援军畏蕙不前，日军大部人马于二十三日又来进犯，占领大甲溪。徐、吴彭年等率军退守章化，刘永福又派七星队前往增援。二千八日双方在彰化东门外的八卦山展开激战，日军近卫师团配备快枪快炮，环垒而进，义军奋勇迎击，展开了自日军近卫师团侵台以来最大的一次肉搏
1竹越与三郎：《台湾统治志》英译本，第88页战。吴汤兴、吴彭年都英勇战死，七星队几乎全部壮烈殉国。
彰化陷后，嘉义告急。刘永福赶至前线筹防，并请黄荣邦、林义成、简精华等率义军助战，不久便将彰化以南的云林一带收复，歼敌数百人，扭转了战局。但是，由于台湾腹地狭小，供给有限，抗日军竭的危机日益严重。而甘心卖国的清政府，不仅自己拒绝援台抗日，而且“严行禁止”①沿海各省人民支援台湾同胞的斗争。刘永福先后多次派人求援，遍谒沿海督抚，结果都空手而归。
在粮枯竭的情况下，前线各军连日忍饥与敌人奋战，毫不动摇，并希望收复彰化。九月下旬，义军在攻彰化的战斗中，损失很重，黄荣邦战死，林义成等多人受伤。十月上旬，彰化日军得到增援后，倾巢出动，乘势反扑，云林再次陷人敌手。接着又于十月十一日大举进犯嘉义，防守嘉义的黑旗军将领王德标，在城外军营中理了许多地雷，然后弃营入城。日军不战而得军营，欣喜若狂，结果被地雷炸死七百多人。义军乘势交攻，浴血奋战，杀死大量日军，连近卫师团长中将北白川能久亲王也在这次战役中受伤命。此后日军文调大批兵力，才攻下嘉义。
日军在攻占嘉义的同时，其第二师团从台南附近登陆，海陆三面夹攻台南。当时敌众我寡，械奇缺，绝大部分义军号腹与敌激战，情况于分危急。义军领袖徐视死如归，冲锋在前，大声疾呼：“大丈夫为国捐躯，死而无憾！”②数百名高山族勇士一起冲杀过去，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不幸徐中弹牺牲，为捍卫祖国神圣领土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徐死后，日军一面调大批兵力围台南，一面进攻刘永福驻守的安平炮台，形势万分紧迫。在这
①《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13.第7页
②江山渊：《徐乐传》《小说月报》第9卷.第3号种严重的关头，刘永福经不起考验而动摇了。他打出“内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的旗号，实际上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和官禄，竟然抛弃了自己率领的抗日军队，一头钻进一艘英国船底，逃回大陆，成了一名可耻的逃兵。二十一日台南被日军攻占，整个台湾被日军攻陷了。
在日寇侵占台湾的过程中，英勇的台湾各族人民在外绝救援、内缺械的情况下，以粗劣的武器，抵抗了一个日本近代化师团和一个海军队的疯狂进犯达半年之久，虽然最后失败，但给日本侵略者的打击却是十分沉重的。据戴维逊所著《台湾岛》一书的记载，日军在侵略台湾过程中被伤达三万二千三百一十五人。据日本官方公报所公布的缩小了的数字，侵台日军前后增援五万余人，夫役两万六千余人，战死病死的官兵四千八百余人，重伤的五百余人，因疲困劳累病倒者二万六千余人，损失几乎占全军的一半，其少将山根、中将北白川亲王都送了命。台湾人民的英勇斗争与清政府几十万军队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望风溃逃的可耻局面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是对清政府投降主义路线的有力批判。
二、连绵不断的台湾各族人民大起义
日军占领台南后，以为大局已定，在一八九五年十一月正式宣布“台湾平定”，并准备在一八九六年元旦举行大规模“庆祝”活动。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台湾人民并没有被征服，被杀绝，他们楷干净身上的血迹，掩理好同伴的户体，又继续战斗了。留下来的清军爱国士兵，也没有因为刘永福逃走而投降，他们和台湾人民一道，毅然继续战斗。从日军宣布“台湾平定”那天起，
罗东我台湾人民反对割占台湾的抗日斗争
895年人民抗议清致府签订<马关条
约>
1895年人民英勇抗击日军使略的地点
1895-1904年人民反抗日庭统治的武装
斗事的地点
1895年入侵日军登陆地点
60公里到一九四年的十年中，台湾人民的武装起义连绵不断，如火如荼，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就在日军准备召开“庆祝”会的前一天，刘永福旧部林大北、林李成等在兰阳宣布起义，以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起义队伍很快就收复了瑞芳、头围、礁溪、罗东等地，进而包围宜兰，杀死打伤大量日军。同时还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台湾人民“驱逐倭奴，恢复中华”1。日本“台湾总督”桦山资纪惊恐万分，立即调兵警戒，亲自登城防守。这对日本宣布“台湾平定”是个绝妙的讽刺。事实上，在林大北起义后不久，武装暴动的烈火就燃遍了全台。
台北地区，在林大北等起义后的第二天，即一八九六年元日晨三时许，陈秋菊、简大狮和新竹的胡阿锦等率领当地群众，聚集台北城郊，举火为号，分别从三峡、大龙磅等地进攻台北。起义军在台北转战月余，给日寇以重创。次年五月，陈秋菊等再次大规模袭击台北，使驻守台北的日军惊慌失措。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在挥舞屠刀血腥镇压起义军的同时，又使出了另外一手一一“招安”。但是，其结果，与疯狂屠杀不能征服台湾人民一样，招安诱降也丝毫不能动摇台湾人民的斗争意志。一八九九年，简大狮等人又在台北一带宣布起义。日本派兵疯狂镇压，起义失败，简大狮回到大陆，但竞被媚外卖国的清朝地方官更抓住交给日本。简大狮怒火冲天，临死前还慷概陈词，严厉斥责清政府的卖国罪行，愤怒控诉日本在台湾的残暴殖民统治，表现了中国人民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当时上海报纸上表彰他为“中国最有志气之人”②。一九○四年五月，陈秋菊等人又一次在北部发动起义，起义军曾一度攻人台北城。
①转引自杨克煌：《台湾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小史》第54页。
②阿英：《中日战争文学集》，第63页。
台中地区，就在日寇宣布“台湾平定”不久，人民群众纷纷拿起武器反击日本殖民统治。竹山镇的起义军在陈发、陈永等领导下，配合其他义军先后收复了竹山镇、集口镇、南投镇、北斗镇、斗六镇，声威大振。他们还在斗六镇东南的大坪顶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在敌人频繁残酷扫荡的情况下，以粗劣的武器，巧妙的战术，经常打击敌人；同时，“辟草莱，营商工，通山泽之货”①，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坚持斗争达四年之久，给日寇以致命的打击。清军台东守将刘德，也深人台中的云林山中，发布文，继续抗日。更值得称赞的是，草屯镇女英雄李朱氏（李乌毛妻），在民族存亡的关头，踢开孔老二那套族权、神权、天权的束缚，毅然挥戈上阵，率领当地人民起义。这支起义军和其他各路起义军联合袭击被日寇占据的台中县城，先后击毙日寇守备队宫永大尉、宪兵队田岛中尉，歼灭敌军无数，一度收复台中。与此同时，嘉义的詹阿瑞、林添丁、黄国镇等起义军也袭击了嘉义县城的敌人，使台中的日寇陷于人民战争的注洋大海之中，四处乱窜，走投无路。一九一年二月，詹阿瑞等再次发动对台中日寇的大规模进攻。为了进一步动员和组织群众，他们在起义军的纲领中写道：“救民脱苦，惟倭是征；定集人民，雪恨复清”2，充分表达了台湾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决心和怀念祖国的热烈感情。一九O三年底，詹阿瑞率领义军在与敌人激战之后被捕遇害。他那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台南地区，东港人民也举行了起义。后来又有风山县起义车在郑吉生等领导下，先后于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年连续攻打风山县城，并袭击内埔的日寇警察办务署，歼灭不少敌人。一八九
①洪弃父：《台湾战纪》，《中日战争》第6册，第364页
②转引自刘大年等：《台湾历史概述》第69页。八年二月，日本政府派军人兼政客儿玉源太郎任台湾殖民总督。他到任后，面对涵涌澎湃的抗日怒潮，感到单用武力不能征服台湾，于是进一步采用欺骗招安的手法，以辅佐武力的镇压。他开设所谓“仁济堂”（救济院），举办所谓“飨老典”（敬老会），还派任几个汉奸当所谓“街长”、“庄长”，企图以此收买人心，平息中国人民的抗日怒火。他还打算与各地起义军控制地区划分界线，订立“互不侵犯”条款，妄图分化各地义军，破坏义军联合作战，以便各个击破。但是，英勇顽强的台湾人民，在凶残狡猾的敌人面前，既不屈服，也不受骗，仍然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继续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就在儿玉源太郎任总督的一八九八年，陈发、阮振等以嘉义、台南间的番仔山为根据地，再次举起义旗，与日寇进行长达四年的英勇斗争。同年十月，高乞等在台南发动武装起义，占领横山，后与林添丁等起义军配合，进攻日寇的店仔口警察办务署，全歼敌车。十二月十八日，林天福等率领一支三千多人的起义军进攻潮州日蔻警察办务署，杀死日寇濑户署长等，并乘胜攻占恒春。一九O一年底，日寇在台南进行扫荡，嘉义黄茂松等领导抗日人民以放弄山为根据地，坚持斗争达十个月之久。一九○二年黄国镇等再次在嘉义起义，誓死不屈。
台湾各族人民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极其沉重地打击了日寇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尽管日本侵略者为了巩固在台湾的殖民统治，继续狡猾地使用血腥屠杀和招安诱降的反革命两手，但台湾人民始终针锋相对，“剿杀则不惧，招诱则不信”①，一直英勇顽强地与日本殖民统治者进行了五十年的战斗。
台湾人民反抗日本统治的斗争，在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
①洪弃父：《台湾战纪》：《中日战争》第6册.第364页写下了极为光辉的一页，它表明任何外来的侵略势力，妄图霸占台湾，肢解我们祖国的阴谋，都是绝对不能得选的。
第四节瓜分狂潮和人民的反抗
一、沙俄最先伸出魔掌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加速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步伐，俄、英、法、美、日、德等国掀起了一个瓜分中国的狂潮。从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年，这个世纪的最后五年，是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年代，是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大祸的年代。
在这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穷凶极恶的沙皇“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①）。它借口三国干涉还辽有功，首先要中国予以“酬谢”
当时清政府为了偿付对日本的巨额赔款，急需举借外债，向洋主子伸手讨。借外债的消息传出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前来兜揽，争着要当债主，各国驻华公使把总理衙门的门槛都要踢破了。清政府原来有意先向英国借款，曾经征询赫德的意见，沙俄政府立即进行拦阻。一八九五年五月一日，沙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向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说：“闻中国拟将偿费借付日本，此事俄国户部（财政部）已筹良策，有益中国，预备询商。乃闻欲向不肯合劝（还辽）之英国商借，颇觉宅异。特请代达国家，应先商俄国，方见交谊。”2法、德两国也表示愿向清政府借
①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第214页
②《许文肃公遗稿》卷10，第14页。款，清政府不敢开罪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只好表示愿意向俄、法、德三国分借，并声明拟向沙俄借款五干万两。沙俄本来不愿别国染指，又嫌借款数目太少，曾经表示不满，罗拔诺夫对许景澄说：“分借不如勿借。”无奈这时候老沙皇的财力并不充裕，它只好拉拢法国合作，七月六日，在沙俄的逼迫下，许景澄与俄法银行团在彼得堡签订了《中俄四厘借款合同》，俄、法的第一批对华借款，就此拍板成交。
这个合同规定，借款总数为四万万法郎，药合银一万万两，年利四厘，以海关收入作担保，如果清政府不能按期偿还本息时，则由沙俄政府加以“垫付”，这就俨然把清政府置于它的保护之下，沙俄成为清政府的后台老板。
一八九五年十二月，沙俄对华进行政治、经济侵略的机构
华俄道胜银行在彼得堡成立。次年二月，在上海成立了它的分行，此后在中国的北京、天津、汉口、哈尔滨等地，都设立了它的分支机构。据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声称，这个银行的任务是“巩固俄国在华的经济势力，以与英国之既得优势对抗”①。该行资金预定为六百万卢布，后来陆续增加。该行的董事都是沙俄政府高级官员，董事会会长是沙俄的亲王乌赫唐斯基，银行的一切活动都听命于沙俄政府，沙俄当时负责远东外交事务的官员罗生说：“（该行是）一个政治金融的混合机构，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略加伪装的俄国财政部的分支机构而已。”②
华俄道胜银行成立之初，沙皇尼古拉二世就以特许状的形式，授予该行以十分广泛的权利。根据这个特许状，它不仅在中
①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第73页
②罗生：《四十年外交》第1卷，第198页。转引自菲利浦·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第140页。国经营一般银行业务，还要搜取中国政府征收赋税、发行货币、经营国库业务、代中国政府偿付债务利息以及在中国敷设铁路和电线等权利。例如，该行曾在中东铁路沿线大量发行俄国纸币，到“东清铁路告成，俄之卢布、羌帖遂通行铁路所经之地，操纵财政，市间不见官币”1。不仅东北，它在新疆等西北地区也大量发行纸币，掠夺中国资源，破坏中国的民族经济。这就是说，“帝国主义列强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因此，它们就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②
沙俄为了把它的魔爪伸向中国东北，积极修筑中东铁路。一八九五年沙俄的西伯利亚铁路已经修到外贝加尔湖，关于铁路的走向问题，沙俄统治阶级内部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沙皇批准了其财政大臣维特提出的方案：铁路应该从赤塔以东人满洲里，斜穿过黑龙江和吉林两省，一直到达海参崴。后来是按照维特的方案修筑了，这就是中东铁路，当时还叫做东清铁路。与此相联系，还有一个支线的修筑计划，这就是从哈尔滨往南再修一条铁路，一直修到旅顺和大连，这后来也完成了，这就是南满铁路。通过中东铁路控制北满，通过南满铁路控制南满，这样一来，中国东北就成了沙俄的天下，这就是维特方案的最终目的。关于这一点，维特在一八九六年四月十二日给沙皇的报告中，作了赤裸裸地自我招供：“（该路）使俄国能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及集中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相当数目的俄国军队在上述据点的出现，一
①《财赋志·币制》，《黑龙江志稿》卷21。
②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592页种可能性是大大增加俄国不仅在中国、并且在远东的威信和影响，并将促进附属于中国的部族和俄国接近。”①所谓使中国的部族和俄国接近，就是在中国内部组织叛乱，然后宣称“申请归并”于沙俄，借以掠夺中国领土。
维特方案批准以后，一八九五年八月沙俄未经清政府同意，就擅自派人到东北勘察线路。一八九六年六月又借李鸿章赴俄的机会，用秘密条约的形式肯定下来。
原来，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定于一八九六年五月在彼得堡举行，各国均派特使致贺，清政府拟派布政使王之春前往。但是，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提出抗议说：“皇帝加冕，俄国最重之礼也。故从事斯役者，必国中最著名之人，有声誉于列国者方可。王之春人微言轻，不足当此责。可胜任者，独李中堂（鸿章）耳。”2清政府不敢违沙俄政府的意旨，改派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并以邵友濂为副使，到俄国去，顺便也到英、法、德、美四国访问，以联络“邦交”。
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李鸿章带着一大批随从出国访问。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得到李鸿章出访的消息后，邀请他访问的函电如雪片般飞来，谁都想把李鸿章先抓到手里，谁都想从他身上捞到点油水，即索取一些中国的权益。但是，沙俄那里舍得放手，沙皇连忙派乌赫唐斯基公爵坐专轮到苏彝十运河迎接，特将李鸿章由黑海送往彼得堡。五月三日，李鸿章与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罗拨诺夫开始举行秘密谈判。为了达到卑鄙的目的，沙俄不惜采取卑鄙的手段，对季鸿章及其随员施行贿
①《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69页
②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第60页。赂1。六月三日，双方签订《中俄密约》，其主要内容是：一、当日本侵占俄国的远东领土及中国领土时，中俄两国海陆军应互相援助，并互相接济军火粮食。二、在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期间，俄国军舰在必要时可以进出中国的一切港湾，当地中国官更应以物品供应。三、中国允许俄国于黑龙江、吉林两省地方，修造铁路以达海参崴，修路事项，由华俄道胜银行经办。四、铁路建成以后，俄国可以利用它载运军队、粮食和军火器材。这个密约，打着中俄军事同盟的幌子，从表面上看来好象是为了共同对付日本的侵略，实际上是以沙俄在东北修筑铁路为主要内容，成为沙俄控制中国东北的一条锁链。当时清政府和沙俄恐怕日本方面知道，更主要的是害怕中国人民的愤怒声讨，所以这个条约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一直是秘密的，李鸿章后来到别国访问时，列强纷纷猜测和询问，但李鸿章守口如瓶，绝不认账②。
《中俄密约》签订不久，沙俄政府财政大臣维特派遣华俄道胜银行总办罗启泰，和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于九月八日在柏林签订了《中俄合办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合同》，决定由这个银行特
①关于这次行贿的情形.据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记载，乌赫唐斯基公爵取得维特同意后，与沙俄财政部总务厅长罗曼诺夫，华俄道胜银行董事罗特斯坦商定，由华俄道胜银行拨出三百万卢布.作为行贿专款，名日“李鸿章基金”：此项专款由沙皇特降密旨予以批准。沙俄的计划是：铁路合同批准时付一百万，路线勘定时付一百万，铁路完成时付一百万。后来乌赫唐斯基公爵来华访问时，在上海曾交付一百万卢布予李鸿章。这是第一次行贿与成交。清朝政府是腐朽的，所以有这样受贿的卖国贼与墨吏：但沙皇俄国政府也是腐朽而且卑鄙的，卑到用国家的名义行贿，用最高统治者沙皇的名义行贿，这真是别开生面的秽行。
②十五年以后.到一九一O年，清朝驻英公使、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为了替他父亲的卖国行为洗刷.曾在当年二月二十五日的伦敦《每日电讯》报上，透露了这个密约的基本内容.但中俄两国政府都没有声。一九二一年华盛顿会议时，北洋军阀政府曾把密约的内容摘要宣布，亦未宣布其全文。直到十月革命以后的一九二四年，苏联政府才把全文公布：这个秘密才大百于天下，但这已经是大约三十年以后，清政府和沙俄政府均已覆灭，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了。设“中国东省铁路公司”，负责中东铁路的修筑事宜。二十日沙俄政府又单方面提出一个《中东铁路公司章程》，不管中国方面同意不同意而强制执行。根据这些条约和章程，中东铁路于一八九七年八月十六日开始动工，到一九三年七月一日全线通车。这条铁路成为沙俄控制中国东北的重要工具。它名义上是中俄合办，实际上自“会办”以下全部要职都是俄籍人员把持，中国只得到一个挂名的“督办”。铁路的一切规章制度，铁路的宽窄和长短，都是俄国标准。不仅如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还撑取了铁路两旁区域内的军警护路权、采矿权、采伐森林权、开垦土地权、内河航行权，以及立法、司法、行政、文化和教育等特权。
中东铁路是用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筑成的，建路的大量器材是在中国的王地上掠夺的。沙俄通过这条吸血管，疯狂地吸着中国人民的膏脂，它每年为沙俄政府提供几于万卢布的利润，仅一九一三一一一九一六年的纯收益即达一亿六千万卢布，几乎等于铁路造价的三分之一①。铁路沿线地区成为“国中之国”，沙俄会办成了殖民地式的“总督”。他们还在沿线地区开设了轮船公司、面粉公司及其他企业，并建教堂、设学校，形成一套殖民统治的机构和制度。不过几年，整个东北全境都受到了沙俄的干预。
继中东铁路以后，沙俄又把它的魔爪伸向中国辽东半岛，企图夺取旅顺和大连，建立它在远东的海军基地。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德国出兵占领胶州湾，沙俄外交大臣穆拉维夫上奏沙皇说：“我们应不失时机，即由俄国队（假使我国队今日已具有既足以达到所计划的，而且还足以防止可能发
①久间猛：《北满之政治经济价值》一九二三年日文版，第179页生纠葛的巨大力量）占领大连湾（由外交部的材料看来，目前无疑是有明显优越性的港口）。”他还叫晒说：“东方民族最尊重力量及威力；在这些民族的统治者面前耗费任何建议和忠告，都不能达到目的。”①尼古拉二世对这个建议的批语是“十分正确”，并召开了特别御前会议进行讨论，讨论的结果是立即执行这项建议。就这样，十二月十五日沙俄打着监视德国行动的幌子，派遣舰队占领了中国的旅顺和大连。
占领旅大以后，沙俄又无耻地撒谎，它通知清政府说：“俄国并无夺取中国领士
俄国侵占旅大后所发告示之意，占领旅大，系为保护中国免受德国之侵略。德国军队撤退后，俄国亦立即撤退。”②一八九八年二月十七日，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向沙皇尼古拉二世提出，要求俄国撤退旅顺口的驻军，尼古拉却别有用心地说：“我真心关切中国，前后无异，请中国无疑。”他要求清政府照顾两国的“友谊”，允许中东铁路“将来倘通至黄海尤好”③。沙皇政府为了达到侵占旅大的目的，它对清政府进行威胁桐吓，接着又施出卑鄙的伎俩，命令其驻华代表朴科第运用行贿手段，第二次收买李鸿章，分别送给李鸿章五十万卢布、张荫桓二十五
D《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85页。
2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3卷，第213页。
③《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29，第18页。万卢布，作为卖国的报酬1。卖国贼李鸿章在接受贿赂以后，便积极怂惠清政府答应此事。三月二十七日李鸿章和张荫桓代表清政府和俄国驻华代办巴甫洛夫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九款，五月七日莫拉维诺夫和许景澄续订《旅大租地续约》六款。通过这两个条约，沙俄强占了中国的旅顺和大连，租期二十五年，沙我并有权在旅大建筑炮台，驻扎军队，它把这里改为沙俄的“，按照俄国的办法设置了“总督”，还有不隶属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俄国人控制的税务司。通过这两个条约，沙俄还取得了从哈尔滨至旅大，从牛庄至鸭绿江之间修筑两条铁路的权利。这样一来，沙俄不仅有了横贯东北全境的中东铁路，还有了控制辽东半岛的南满铁路。这是对于中国领土主权的凶横侵犯。
但是，沙俄的侵略并不以此为满足，它还有更加狂妄的野心。它要从东北到华北，越过长城脚下，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的腹地。一八九八年一月三十日，英国驻俄大使欧格讷写信给英国外交大臣沙士伯雷说：“一月二十二日我会见了维特。这位大臣拿出一份中国地图，用手指着直隶、山西、陕西、甘肃等省，并且说：“俄国迟早总得吞并这一大片领土。’接着，他手指着兰州说：西伯利亚铁路将来要修筑一条支路到达这个城市。，他已经有工关于这条支路的距离、修筑费用等等极其详细的材
①关于这次行贿情形、据《红档杂志》记载，朴科第（一译巴克洛夫）当时致维特的电报说：“余今日面付李鸿章银五十万两，李大为欣慰，瞩余向阁下致谢。余未得便交银与张荫桓，盖彼行为远较谨慎也。”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讲到这次行贿也仅提到李鸿章，而没有谈到张荫桓。李鸿章的受贿，这已经是有案可查的第二次了。史料记载，李鸿章共受贿五次，总数字不详，卖国贼就是这样，每受贿一次，便出卖一次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清政府已经腐朽到发霉的程度，李鸿章便是这样的典型人物。料。”①
甲午战后，一八九六年清政府计划修筑芦汉铁路（从芦沟桥到汉口），为了争夺该路借款权，各帝国主义之间互相勾心斗角，磨牙欲噬。沙俄与法国相勾结，利用较小的帝国主义比利时出面，于一八九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在武昌签订了《芦汉铁路借款草合同》，取得了四百五十万英榜的借款权。一八九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文通过中比《芦汉铁路借款详细合同》及行车合同，取得了对该路的修筑权和经营管理权，并由华俄道胜银行掌握其财政权。这时，山西商务局正拟修筑正太铁路（从河北正定到山西太原），华俄道胜银行贷款六百八十万两，企图加以控制。为了阻滞沙俄势力的南下.英国以“援助”清政府修筑从山海关到新民屯、牛庄的铁路为名，与中国缔结了《关外铁路借款条约》，借款二百三十万英榜。英国竟敢向东北伸手，这使沙俄大为恼火，英俄互斗，经过一段配酿，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双方达成协议，订立所谓《英俄铁路范围协约》，这两个强盗偷偷地议定：俄国保证不在长江流域进行铁路投资，同时也不直接或间接妨碍英国在长江流域的铁路投资：英国保证不在长城以北地区进行铁路投资，同时也不直接或间接妨碍俄国在长城以北地区的铁路投资。英、俄就这样明目张胆地侵犯中国的主权，赤裸裸地于着分赃会当。
二、划分势力范围和“门户开放”政策
跟着沙俄的后面，英、美、德、法等国资本家的贪婪的魔掌也
①古奇编：《关于大战缘起的英国文件1898一1914》第1卷，第8页。伸向了中国。它们输出资本、“租借”军港、划分势力范围，把中国推向被瓜分的边缘。
帝国主义各国争先恐后的对华投资，这是甲午战后列强侵华的一个显著特征。
甲午战争后，列强援引《马关条约》的规定，在中国大办工矿企业，以撰取高额利润。一八九五年，有英国资本的怡和纱厂设立，一八九六年有美国资本的老公茂纱厂、鸿源纱厂、德国资本的瑞记纱厂、日本资本的上海纺织公司第一厂、第二厂、三井制药厂和英国资本的增裕面粉公司等设立。此外，为了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英国还组织了一个“福公司”，以贿赂和威逼手段，在一八九八年先后与山西、河南地方当局签订了《山西矿务合同》和《河南矿务合同》，取得许多特权。据统计，从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年，外资在华设厂共计九百三十三家，其中资本在十万两以上的就有二十家。和资本输出的同时，帝国主义的商品也象潮水一样的流人中国。据海关统计，一八九四年进口货总值为一六、二一○万海关两，一八九八年便增至二○、九五七万海关两。而中国原料的出口，也猛烈增加，一八九四年土货出口总值为一二、八一O万海关两，一八九八年便增至一五、九○三万海关两。
帝国主义与设厂同时，又在中国纷纷扩大银行，发行纸币，吸收存款，从财政金融上对中国进行控制。到一九○年计有英国的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有利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沙俄的华俄道胜银行等，它们有的设立总行，有的设立其分支机构，美国在一九○一年则设立了花旗银行。这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金融资本的密网，可以说是真正布满了世界各国。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的，是设在殖民地的银行及其分行。”①
通过政治借款既可获得经济利益，又可发展政治势力，这是帝国主义进行资本输出的重要手段。在借款过程中，列强争着要当债主，各国驻华公使经常到总理衙门大吵大闹，清朝宫员则低声下气，单躬屈节，一律不敢开罪。这时候的帝国主义已经成了清政府的太上皇，而总理蓓门也变成了拍卖行，拍卖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继第一次大借款即俄法借款后，清政府因为不敢开罪各帝国主义，于一八九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又向英国汇丰银行和德国德华银行借款一千六百万英榜，这是第二次借款：一八九八年三月一日又向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借款一千六百万英镑，这是第三次借款。通过这三次大借款共合银约三万万两，加上利息，竟达六万万两，是甲午战前清政府对外借款总数的九倍以上，数量之大，实在惊人。这些借款，不仅利率高，折扣大，而且附有各种各样苛刻的政治条件。如一八九八年的借款，折扣即达百分之八十三，年息四厘五，以四十五年不改变英国控制中国海关为条件，除以海关税收作抵押外，又加上由海关征收盐税、厘金作为偿还债务的担保。
掠夺铁路的修筑权，或间接向铁路进行投资，这是十九世纪末叶帝国主义输出资本争夺中国权益的又一重要手段。甲午战后是中国铁路兴建的第一次高潮时期，在这期间兴建的几条重要干线是：中东、胶济、滇越、京汉、粤汉、津浦、沪宁等干线。但是，这些铁路中国自建的不多，外国投资的却不少。在一八九五年到一九O四年这十年间，由外国资本直接投资经营的有沙俄投资的中东铁路（一八九七年开工，一九O三年通车），德国投资
①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787页的胶济铁路（一八九九年开工，一九○四年通车）和法国投资的滇越铁路（一九○三年开工，一九一二年通车）三大干线。由列强借款给清政府而修筑的有京汉铁路（一八九七年开工，一九○六年通车）、粤汉铁路（一九O一年开工，一九一八年通车）、道清铁路（一九O二年开工，一九O七年通车）、沪宁铁路（一九O三年开工，一九八年通车）、汴洛铁路（一九○四年开工，一九○八年通车）等干线。据英国方面统计，从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八年，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共撰取了长达六于四百二于里的铁路投资权利，其中英国占二千八百里，沙俄占一千五百三十里，德国占七百二十里，比利时（背后是俄法资本）占六百五十里，法国占四百二十里，美国占三百里。
这些说明，申午战后帝国主义的对华投资有了猛烈的增长，它和甲午战前以商品输出为主要特点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这些无孔不人的经济渗透，配合着它的政治掠夺，正在形成着对于中国财政经济的垄断和控制，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已经大大地加深了。
与对华资本输出相适应，列强纷纷在中国强租军港，划分势力范围。一八九五年五月八日，法国外长哈洛托借口法国多次“帮助”中国（主要指三国“干涉还辽”），要求中国驻法公使龚照瑷就中越通商等问题商“通融办法”①。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也奉命在北京大肆活动。清政府虽然看出了法国是“迹近要挟”，但也不敢拒绝，乃于六月二十日由奕助和徐用仪代表清政府与施阿兰签订了《中法商约》等不平等条约，商约中规定中国开放广西龙州，云南蒙自、河口和思茅四处通商，并许可法国派
①《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11，第23页驻领事，法国还取得了云南、广西、广东三省境内的开矿权和筑路权。一八九六年六月五日，清政府又被道与法国签订了一个筑路合同，即由法商费务林公司修筑从越南同登到中国广西龙州的铁路。
一八九七年八月，德皇威廉二世访问沙俄，就侵占中国胶州湾同题，同沙皇尼古拉二世取得默契。同年十一月，沙皇尼古拉二世致电德皇威廉二世，赞同德国占领胶州湾，并命令沙俄驻北京代办“支持德国代表”①
一八九七年山东曹州府巨野发生教案，“巨野教案”遂成为德国向中国夺取胶州湾的借口。原来，在此前一年，由于山东德国传教士横行作恶，充州、滋阳就发生了人民“聚众”抵制德国主教安治泰入城传教的斗争。到这年十一月，巨野大刀会群众进攻张家庄天主堂，杀死德国传教士能方泽、韩理二人，接着，济宁、充州、寿张、菏泽、单县、城武等州县群众纷纷捣毁教堂，鲁西南的反洋教斗争进人高潮。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德国即以此为借口，派舰队进入胶州湾，压迫胶州湾守将章高元退出炮台，立即加以占领。
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德使靖海与李鸿章、翁同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将胶州湾租借给德国，租期九十九年，并充许德国在山东修筑胶济铁路，铁路沿线三十里以内的矿产，由德国开采，山东从此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关于教案本身，山东巡抚李秉衡被革职，赔偿教堂损失，代修教堂及教士住宅，屠杀和监禁爱国的反洋教人民，清政府成为代帝国主义执行压迫中国人民的愧儡和奴才。
①《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91页
法国跟在德国后面，也提出了租借广州湾的要求。一八九八年三月十三日，法国代办吕班提出照会，要求中国不得把云南、广西和广东三省让与他国：中国邮政局总管由法人担任；法国修筑自越南至云南昆明间的铁路：法国在中国南部沿海岸设立“船”之所。法国外长哈洛托对中国驻法公使庆常说：“山东充德借地及铁路数道，法独向隅，议院不平，请派腕重办。所开四事，必须照准。如中国和商，法必顾大局，否则不得不筹办法。”①经过反复交涉.清政府终于屈服，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六日广西提督苏元春和法国提督克学签订了《广州湾租界条药》，把广州湾及其附近水面租借给法国，租期九十九年：清政府承认了云南、广西和广东三省是法国的势力范围，他国不得染指，中国充许法国修筑从越南边境到中国云南昆明和从广州湾赤坎到官铺之间的铁路，并敷设电线：中国将来设立独立的邮政局时（此际邮政局归海关办理，一切大权操于赫德之手，所以法国人要来抢夺），聘请法国人“邦办”。此后，法国还取得了四川铁矿和金矿的开采权。
德国租借胶州湾，沙俄租借旅大，法国租借广州湾，这一连串的侵华行动，引起了在中国拥有很大利益的英国的极度不满。英国认为它在中国的优势地位已经受到严重威胁，于是，便追不及待地跳将出来，要向中国租借九龙半岛和威海卫。三月二十五日，当中俄《旅大租地条约》签字前两天，英国政府即训令其驻华公使窦讷乐说：“由于总理衙门接受了俄国租借旅顺口的要求，渤海湾内的均势已经发生重大的变化。因此，必须用你认为最有效的和最迅速的办法，取得在日军撤退后占领威海卫的优
①《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31，第4页先权。占领条件必须和俄国占领旅顺口的条件相同。英国舰队已经从香港出发，开往渤海湾。”①窦讷乐为此在总理衙门大吵大闹，说是沙俄既已租得旅大，英国就“非租借山东之威海卫停泊兵轮，不足以资抵制”2。一八九八年七月一日，奕助、廖寿恒两人代表清政府与英国公使窦讷乐签订了《威海卫租借专条》，其中规定威海卫及其附近海面，包括刘公岛、威海卫湾中的群岛及威海卫沿岸十英里之陆地，租与英国，租借办法完全仿照沙俄的一套。日本的军队刚刚撤走，英国的军队立即进来，这真正是前门走虎，后门进狼。
英国不仅强租威海卫，而且还要占领九龙半岛。一八九八年四月十三日，清政府同意法国租借广州湾的第三天，英国代理外交大臣巴尔福就训令其驻华公使窦乐，提出了租借九龙半岛及其他一些要求。窦讷乐对总理衙门进行了种种讹诈和威吓，终于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即：九龙半岛包括大鹏湾和深圳湾租与英国，租期亦为九十九年；充许英国修筑沪宁铁路；清政府不把西南诸省的筑路权和开矿权，独让与法国：清政府不把广东和云南两省让与他国。
日本虽然刚刚在甲午战争中从中国获得大量特权，但当它看到各帝国主义纷纷向中国下手的时候，它也追不及待地企图分得一杯囊。一八九八年四月二三十二日，日本驻华公使矢野发出照会，“请清国政府声明不将福建省内之地让与或租与别国”。二十六日，清政府答复说：“查福建省内及沿海一带均属中国要地，无论何国，中国断不让与或租给他。”卖国的清政府同意了福
①《英国蓝皮书》中国第1号，一八九八年，第54页。转引自胡滨：《十九世纪末叶帝国主义争夺中国权益史》：第144页。
②《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32，第7页建是日本特定的势力范围。
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美帝国主义虽然迟来一步，但其野心更狂妄，手段更狡猾。美国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时在工业生产上已经突飞猛进，超过了英国和法国。但是，在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四年的南北战争以后三十年间，美国主要是把力量用在对南北美洲的侵略上，对于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它感到它的手还没有那么长，勉强伸过来还有些吃力。甲午战争前后，它采取了扶植日本侵略的政策，妄想借日本的力量，从中捞取一些好处。后来日本是壮大了，而且打败了清政府，但美国并没有得到什么实际的利益。一八九八年美国与西班牙进行了帝国主义战争，美国战胜，取得关岛和菲律宾为殖民地，同年，又正式并吞了夏威夷群岛。这样，美国就为自已建立了跨过太平洋而达到中国的跳板。
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争斗，在中国居于传统优越地位的英国看来，不是什么有利的事情：在依靠强大的经济力量，企图把中国置于自己支配之下的美国看来，也不是什么有利的事情。这样，英国和美国就有了在对华政策上暂时合作的可能性。一八九九年九月六日，由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的所谓“门户开放”政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笼的。美国对其驻英、俄、法、德四国大使发出训令，要他们各向其所在国政府提出这个政策来加以协商。十三日，美国又训令其驻日本和意大利大使，提出同样的要求来进行交涉。英国对此比较满意，首先进行答复，它表示各国如均赞同，英国愿意接受此项建议。其他各国由于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产生种种矛盾，也企望相互缓和一下，因此亦陆续发表声明，表示愿意接受这项建议，德国和俄国并且宣布了胶州湾和旅大为自由港。美国这个政策，获得了各帝国主义的一致赞成，并把他们互相之间为争夺对华权益而愤怒哮的状态“缓和”下来了。
所谓“门户开放”政策，就是承认各国在华的势力范围和各项特权，同时要求列强在自已的租借地和势力范围内，在征收铁路运费、港口税收方面，不实行对别国不利的区别对待：在港口装卸的一切货物，由中国政府按条约税则规定的办法征税。这个政策，要求列强开放在华的租借地和势力范围，使美国垄断资本能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运用自已优势的经济力量，尽量掠夺中国，并逐步排挤其他列强，最后达到独吞中国的目的。同时，这个政策，也暂时缓和了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把一伙强盗联合起来，共同宰割中国。
在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下，甲午战后的中国出现了一幅触目惊心的图画，四面八方到处是磨牙欲噬的野兽般的外国侵略者，它们象一群疯狗一样，妄图把中国这块“肥肉”撕裂殆尽。
三、中国人民反瓜分浪潮
甲午战后，面对着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潮，和封建统治者的祸国殃民之政，以农民和城市贫民为主体的各阶层人民，掀起了反帝和反封建的斗争浪潮。
沙俄侵占旅大后，曾向当地人民强迫征粮，一八九八年一月十六日刘家店的群众奋起反击，沙俄侵略军狼独逃窜。次日，沙俄派重兵前来镇压，开枪射击，打死群众三十余人，又乘马追砍，死伤群众七十余人，造成了孩人听闻的“刘家店惨案”①。同年
①《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29，第2、5页。四月，沙俄侵略军进攻辽东半岛的金州，金州军民曾经予以猛烈的抵抗。俄军进驻金州后，擅自设卡征粮，强行勒索，金州人民奋起抗捐和抗粮，使沙俄军队在金州无法立足，终于被迫退出①。沙俄在修筑中东铁路时，到处强占民地，同样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一八九八年盖州南乡人民因俄国修路“强占田地”，起而斗争，他们不怕威胁，不惧镇压，终于迫使沙俄侵略者“迁有庐墓绕道改画轨线”②。一八九九年秋，奉化（梨树）群众也因沙俄强占土地，筑路开矿，奋起反抗，给了沙俄侵略者以狼狠的打击。
德国强占胶州湾以后，山东人民愤怒地反击侵略者。早在一八九七年，山东兰县农民就曾经起义，发布文，宣称要把巴结洋人、欺压人民的“瘟官”“碎尸万段”，并且要把“洋人”驱逐出境。一八九九年德国组成“山东铁路公司”及矿务公司，要在胶济沿线筑路开矿，他们恣意霸占土地，威胁人民生计。六月，高密大吕庄人民忍无可忍，“乘势拔去路桩，聚围公司”，德国侵略者借口护路，竞派兵弹压，屠杀大吕庄群众二十余人，造成“大吕庄惨案”。消息传出，附近各乡人人切齿痛恨，李金榜，孙文“率众持械阻工，拆毁木架”③，与德军进行武装战斗，迫使德国的筑路计划一度停顿。
一八九八年四月十日，中法在北京商谈租借广州湾的具体条件，决定派员前往查勘界址，广州湾地区人民闻讯后群情愤激，起而抗争。由于人民的斗争，使查勘界址的工作无法进行，以致一直推迟到一八九九年十月才告完成。法国占领广州湾以后，侵略军“四出奸淫，打死文士，枪多命。·九月（一八九
①《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30，第18页：卷131.第7页。
?《盖平县志》1930年版，卷3.《职官志》，政绩、第25页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42、第22一23页九年十月）后法人竟迭次开炮出队，攻打村落。百姓不能束手待毙，因联络应敌，以顾身家”①。广州湾人民起义后，法国派遣军队两营，前往镇压，清政府也派广西提督苏元春前往“会办”，中外反动军队的联合进攻，更加激起了反抗的怒潮。十一月初，广州湾附近遂溪县乐石地方人民杀死法国兵头二人，法国以此为借口，扩大事态，血腥镇压起义者，并要求将两广总督谭钟麟革职，以李鸿章代之，还乘机索取了高州、雷州等处矿产开采权和黄埔铁路的修筑权。
在上海，一八九八年七月，法国强行扩展法租界，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以示抗议。据记载：“甬（宁波）人多为洋人服役，已一律停工罢市，·粤人又群趋附和，聚毁法捕房外墙电灯，被枪轰伤华民三十余人，毙十二人。”②上海人民以惨重的牺胜阻正了法国侵略者扩充租界的阴谋
英国租借九龙半岛以后，情况也很不妙。据记载：“（一八九九年四月）新安（九龙原属新安府）民风强悍，租界内村庄不下万户，·闻租与英国管辖，咸怀义愤，不愿归英管。乃港官未交收租界之前，两次遭兵径至租界内。于是，租界内各乡聚众，扬言集资备械，专与洋人为难。众情汹汹，不可复遏。”这是九龙人民反租借斗争的开始。接着，“三月初六日（四月十五日），土民数于聚集大埔墟山坡，开挖坑堑，拒阻英兵。英派印度兵往逐，开放枪炮，互有伤亡。初七日（十六日），复与土民相攻，乘民不备，升竖英旗，作为接收管理，土民纠约壮丁出斗，固结莫解”③。中国人民就是这样的英雄好汉，他们不顾卖国
①《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41，第8页。
②《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33，第3页。
③《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38，第28页。政府的卑屈投降，为保卫祖国、保卫家乡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和沿海地区中国人民反租借反瓜分斗争的同时，在内地各省不断开展的抗捐抗租的斗争，组成了这个时期人民斗争的另一条战线。
在这期间，清政府为了支付巨额赔款，陆续增加了盐、茶、糖、烟、酒各种捐税和厘金，各地厂大群众抗租、抗捐、抗税的斗争和抢米风潮风起云涌，声势愈来愈大。一八九五年，甘肃发生回民暴动，参加者达数十万人。一八九八年，厂西玉林人民在李立亭的领导下，举行起义：他们一度击败清军，人数曾达于一万人，起义军占领了浔州、玉林、博白、贵县等地，发出文，痛斥帝国主义的侵略，“立誓驱逐洋人”。全州、灌阳、兴安、泗城、东兰等地人民起而响应。同年，苏北、皖北和河南都发生大刀会、小刀会起义，起义者少则数百，多则数万不等。
这期间的农民暴动和农民起义，已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不同。那时，农民起义的矛头主要是反对封建统治，反对地主阶级剥削的，特别是对于比较偏远的省份和广大农村说来，更是如此。但是，到十九世纪末叶，被帝国主义瓜分和亡国灭种之祸已在眼前，帝国主义通过传教士又把它的魔爪伸人于穷乡僻壤，修路和开矿的“洋鬼子”到处出现，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痛切地感到这种巨大的变化，农民起义不仅反对封建剥削，也愈来愈显著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