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
第一节武昌起义天下应
一、人民革命斗争的高涨
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的同时，人民群众反抗的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当时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一九○九年的群众反抗斗争为一百三十多次：一九一○年就猛增到二百九十多次。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纷纷起来摧毁清政府的统治根基，使清王朝这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更加摇摇欲坠。
一九一年四月，长沙爆发了轰动全国的抢米风潮。一九九年长沙、衡阳一带发生严重旱灾，洞庭湖沿岸又出现了特大水灾，这就使两湖一带粮食颗粒无收，各家仓空虚，贫苦农民离乡背井，沿街乞讨，饥民遍野。但外国洋行和湖南巡抚岑春赏勾结起来，抢购粮食，私运出境，获取暴利。当地的地主劣绅和奸商也大肆收买粮食，闽积居奇，投机倒把。长沙城里的米价与日暴增，甚至一日数涨，各米店挂出“早晚市价不同”的告示，人心惶惶。往年米价一石不多于二、三千文，至一九一○年四月猛增到了八千文。十二日，长沙城南有一个挑水工人因劳动一天的收人买不到一升米：悲愤交集，全家投河自杀。消息传来，长期压在劳动人民心头的仇恨，如万顷波涛，一起进发了出来。十三日，农民群众、铁路工人、手工业工人、流浪的灾民纷纷涌向湖南巡抚衙门，惯怒声讨清政府压榨人民的罪行，要求减价卖米。人越聚越多，巡抚衙门被围得水泄不通。巡抚岑春胆颤心惊，竟疯狂下令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数十人，伤者无数。英勇的中国人民绝不俯首对屠刀。当晚，成千上万的群众手拿棍棒，举行暴动。他们很快将一百多家米店、确房捣毁，放火焚烧抚署，高呼：杀死岑春，为死难同胞报仇。岑春吓得屁滚尿流，诡称自杀，仓惶逃命。接着，愤怒的群众向城内外的洋行、洋教堂、洋学堂开火。什么天主堂、内地会、伦敦会、美以美会、联传道会，全部砸烂：什么怡和洋行、太古洋行复船、美孚油行、下内门公司、亚细亚油行、英美烟公司、三井商店、日丰商店，统统摧毁：什么大清银行、税关、官钱局，一抢而光。愤怒的群众为所欲为，打翻压在他们头上的一切仇敌，使得那些地主官僚、洋奴买办和帝国主义分子纷纷钻进帝国主义的轮船，夹着尾巴逃往汉口。清政府急速从各地调来大批车队，英、美、法、日、德也调来十几艘军舰游式于湘江之上。中外反动势力联合向革命人民开刀，硬把长沙这次反帝反封建的抢米暴动镇压了下去。但是，这次暴动的政治影响是反动派无法扼杀的。连英国的一家报纸也不得不供认：“黑铁已伤中国黄汉之心，赤血将洒神州白日之下。”①长沙抢米风潮传出后，在全国引起了连锁反应。
长沙附近，宁乡、益阳、安化、宝庆、常德、衡州、浏阳等地先后爆发了焚烧教堂和抢米风潮。
湖北崇阳县人民打毁县署，要求减价卖米：武穴、广济、沔阳发生抢米暴动。
①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
江西抚州群众连抢米行十三家.新喻、梓树、湖口、吉安继起响应，捣毁米店。
安徽南陵、蒙城、风台、宣城等地发生矶民暴动。
江苏清江人民捣毁大丰面粉公司，宿迁人民抢永丰面粉厂，扬州、宝应、东台、奉贤等地饥民也奋起抢米
直隶涿州、良乡人民起来抢米。
奉天安东、五道沟、六道沟、凤凰厅也掀起了抢米暴动。
长沙抢米风潮震动了全国，到处出现反帝反封建斗争热潮。
一九一年六月，山东莱阳人民抗捐抗税的斗争是对清政府的又一沉重打击。
清政府在搞预备立宪骗局的过程中，以立宪为名，向广大劳动人民派捐增税，人民被逼得走投无路。他们“认税必饿死，不认税必诛死，与其坐而待死，不如斗而死”。①莱阳人民正是在这种“不斗则死”的情况下拿起了武器。六月初，在曲诗文的率领下，三、四万乡民聚集为一支强大的队伍，向土豪劣绅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革命群众到处捣大户，捉富豪，吓得土豪劣绅、孔孟之徒四处流窜，无家可归。接着，农民队伍向县城进发，把县城团团围住。从十三日一直包围到第二天早晨。县官朱槐之心惊肉跳，采取狡猾的以退为进的策略，虚假地答应农民的七项要求。清政府见朱槐之对群众镇压不力，立即把他撤职，改派心狠手毒的奎保继任县官。奎保一到任，就穷凶极恶地叫：“吾官可不做，而捐税必不可免；吾头可断，而曲诗文等不可不拿！”②他并电请山东巡抚孙宝琦派大量军队前来镇压。六月二十九日，孙派军队星夜赶往莱阳。群众闻讯后，男女老少，包括和尚尼
①一九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帝国日报》。
②一九一O年八月十六日《汇报》。姑，都拿起锄头、棍棒、梭标、王枪，连夜聚集一起，达四、五万人，和清兵对阵，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凶恶的清军用大炮轰击农民军阵地，曲诗文率部退入山林。清军凭借武器优良，继续追击，农民军死伤很多。为了保存力量，曲诗文率部转移，莱阳被清军占领，抗捐暴动最后失败了。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一这是革命人民的逻辑。山东莱阳抗捐斗争虽然失败了，却唤起许多地方的人民起来斗争。仅一九一O年，象莱阳这样的抗捐斗争就有数十起之多。河南长葛县县官向人民加派巡警费，激起群众愤怒，没等乡绅分户派捐，各乡就鸣锣聚众，五、六千人冲入县城，声讨县管的罪行。县官想先发制人，先向群众威吓，继又调卫队弹压。愤怒的群众不怕威吓和武力，涌进县署，砸了个稀里哗啦，县官惊魂未定，钻进厕所躲藏，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强大威力。江苏阜宁知县李某，横行乡里，随便抓人，激起人民反对，全县商人一律罢市，各乡农民纷纷造反，“将知县衙署拆毁，拘李知县置之狱，绝其饮食”。①广东连州人民反抗清政府钉门牌的斗争，不仅规模大，而且持续数月之久。
原来清政府在假立宪当中，为了盘剥人民，进行户口调查，重钉门牌，提取重税。那些充任“调查员”的劣绅又乘调查之机骚扰各家，荼毒人民。人民群众早已恨之人骨。从九月起，连州各乡人民就向这些劣绅展开了斗争。他们将酒捐、屠捐公司和学堂的器具打毁，烧毁“调查员”的房屋，要求赶走“调查员”，不准钉门牌，除去各种捐税。他们还到各乡串联，互约坚持斗争到底，赶制武器，自卫反击。十月初，各乡群众集合起来，举行暴
①《江苏阜宁商人罢市知县被民人拘因》，《辛亥革命》第3册、第396页。动，攻破离连州县城三十里的三江城，将城里美国教堂焚烧，惯怒声讨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了，清政府派来军队镇压。革命群众毫不畏惧，举旗列队，在李观妹的指挥下，和清军展开激战。接着两广总督又增派水师、炮船和大批新军将李观妹包围。由于敌我悬殊，李观妹率部突围出走，战斗失败了。清政府最后靠武力才把连州的门牌钉齐。但是，这次斗争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连亲身参加镇压连州人民的官吏也不得不供认，人民和清政府之间是“冤仇结于骨髓”，“民气之悍，民心之愤，已成危象”。①象这样反钉门牌的事件，在江西、广东、广西、云南、安徽、江苏等省，到处发生，层出不穷。“聚众毁学，拆屋伤人之事，几于无地不有，无日不有”②
一九一一年，人民群众反抗的急风暴雨，来势更猛。一月二十一日，汉口英“租界”巡捕房警察蛮横无理，居然把中国一名人力车工人踢死，激起工人群众的满腔怒火。第二天，一千多人力车工人聚集英国巡捕房前，愤怒声讨帝国主义的暴行，要求惩办凶手。英国领事竞然命令英军开枪，打死中国工人十多人。驻汉口的清军也无耻地前来镇压。工人群众怒不可遏，冲上去和反动派激烈搏斗，当场把清军头目齐耀珊的左眼打伤。接着，武汉各界几万人集会，声讨英国强盗和清政府的反革命暴行。驻汉口的清军头自丧魂失魄，尤其怕群众暴动触犯了洋大人的在华利益。他们忠实执行清政府的卖国投降路线，认为“风潮选起，与其助长民气，不如退让洋人”。③于是，一面派军队镇压革命群众，一面派兵去保护英“租界”，一时岗哨林立，遍布各街。
①《连州事件日记摘录》：《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五年第4期。
②《东方杂志》，《辛亥革命》第3册，第393页。
③一九一一年二月十一日《汇报》同时清朝官更还千方百计为洋人开脱罪责，胡说什么二十一日死的那位人力车工人是出于“鼠疫”，并不是被踢死的，还煞有其事地到处成立“防疫公所”，并三番五次派人给英领事赔款道歉。清军镇统张彪亲自坐镇英“租界”，派军队到处捕人，硬把革命风潮镇压了下去。但是，革命的烈灭是扑不灭的，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推动了武汉革命形势的跃进。
以上仅是全国各地人民反抗斗争中的几个典型，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显著特点是一触即发，此呼彼应。长沙抢米风潮波及全国：山东莱阳抗捐引起数省反应，知县稍一增税即被人民群众监禁，江苏省反钉门牌的斗争在一九一○年一处火起，就几乎燃遍全省，“几于铜山西鸣，洛钟东应。计八府三直隶州，以滋事闻者几居其半”。①湖南省仅一九一O年“竖旗倡乱”，奋起造反的就遍布宁乡、益阳、湘潭、安化、巴陵、武冈、新化、龙山等二十一个州厅县。贵州一省在一九一○年的人民反抗斗争就有七十三起。而广东省在一九一一年，三合、三点、小刀、剑仔等会党，积极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取得联系，“膀立师团，设堂打单，明目张胆啸聚乡村”2这些遍及祖国各地的反抗斗争说明了人民群众和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矛盾已发展到白热化程度，那怕有零星之火，也可引起燎原之势，将清政府这个快要倒塌的房屋烧毁，任何力量也无法挽救其彻底毁灭的命运。正如伟大革命导师列宁所指出的：“如果没有群众革命情绪的蓬勃高涨，中国民主派不可能推翻中国的旧制度，不可能争得共和制度”。③一九一O年后人民群众革命斗争在全国的普遍
①《江苏江宁县乡民殴伤调查员》，《辛亥革命》第3册，第395页。
②《宣统三年两广总督张鸣岐折》，《清军机处档案》。
③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页。高涨，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武昌起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铁路风潮鼎沸腾
随着革命风暴的席卷全国，一九一一年五月又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是由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路权和清政府卖国求荣而引起的。帝国主义为了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干分注意夺取铁路修筑权。这是因为一日夺取了铁路，不仅可以利用它调运军队，镇压人民的反抗，而且可以直接控制沿线的城镇乡村和矿产物产。帝国主义夺取的条条铁路，构成了纵横交错的压榨中国人民的吸血管。因此，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在收回利权运动中收回川汉、粤汉等铁路的修筑权非常仇恨，他们一面在报上刊登文章恶毒攻击中国人民“不借外款，不雇外国技师”，自己修路，造成“中国前途回测”，一面又威胁利诱清政府借外款修筑铁路，从而将铁路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一九○九年六月，清政府与英、法、德三国银行团签订了湘、鄂境内粤汉铁路和鄂境川汉铁路借款草合同，借款五百五十万英榜，并规定修筑粤汉、川汉路要分别用英、德两国的总工程师。美国得知这一消息后，以“利益均分”为借口，在一九一O年挤进了三国银行团，从而结成四国银行团，向清政府施加压力，逼其尽快订立借款修路合同。清政府不敢得罪帝国主义，却蛮横地向中国人民开刀。一九一一年五月九日，清政府在邮传部大臣大买办盛宣怀的策动下，悍然实行所谓“铁路国有政策”，下令将已准交商办的铁路干线一律“收归国有”。十八日，又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强行接收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铁路公司。紧接着，二十日就和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六百万英榜，以两湖厘金盐税作保，将一千八百里的铁路修筑权拱手送给了帝国主义。清政府这种“铁路国有”政策完全是一种“夺路转送外人”，为帝国主义敲诈勒索中国人民的卖国政策。连当时的清朝官更都这样供认：铁路国有“乃举吾国之国权、路权，一界之四国”。“损失国权，莫此为甚”。①
清政府这一劫掠和卖国的罪行，立即激起了湖北、湖南、广东和四川各阶层人民的一致反对。这两条铁路的修筑权是经过这四省人民长期斗争，才由帝国主义手里夺回而归商办的。四省铁路公司，历年筹集了四千多万两资金，除广东全是商股以外，其他三省还有用各种捐税征集来的“民股”，四川、湖南甚至按田亩抽收租股，因此包括的阶层比较广泛。本来就在清政府剥削下困苦不堪的穷苦农民，出于满腔爱国热枕，为了修中国人自己的铁路，忍饥挨冻，才交上了修路的股钱。有一首《来日大难歌》，充分表述了广大穷苦农民的这种爱国热情。歌词写道：“自从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年）把路办，银子凑了万万于。也有官的商的款，也有土药烟灯捐。最可怜的是庄稼汉，一两粮就要出这项钱。要办铁路为的是那一件？怕的是外国人来占路权。”②人民为了爱国而修路，清政府为了卖国而“铁路国有”，这就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人民是绝不能饶恕清政府的。当时四川各地流传着一首《川人呀天歌》，将清政府在“铁路国有”的幌子下进行卖国活动的反革命手法揭露得十分深刻。“天呀天！我四川，万不料今年遭此大变。抢我们财产，夺我们利权。摧毁我们做亡国奴，逼我们永远受熬煎。”“这样强横的政府，野蛮的手
①《四川保路同志会电文要录》。
?2《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13号段，加倍的压制，分外的专权。”“卖路是卖国的引线，重债是亡国的见端。今既夺我路，灭我权，一切交与外人管。”“任人监督，受人熬煎，民命国命都危险。”这样危害“民命国命”的“铁路国有”政策，不能不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抗怒潮。
首先起来反对的是湖南人民。五月十三日，绅商学界各团体刊发传单，击清政府的卖国罪行。十四日，长沙举行了各阶层群众一万多人的集会，反对铁路“国有”。十六日，长沙、株洲的一万多铁路工人举行游行示威，倡议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全省拒交租税，以对抗清政府收回路权。六月以后，湖南许多地方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纷纷各回原籍，沿途演说，秘密开会”。“各属风潮相继而起者，指不胜屈”。①反抗的烈火迅速燃遍了全省。许多地方都在相传“某日焚某署，某日攻某城”，“风声鹤唳，一日数惊”。②保路运动正向武装起义的方向发展。
在湖北，人民的反抗斗争更为激烈。汉口商人一律罢市，革命党人詹大悲等在《大江报》上连刊文章，愤怒揭露清政府的卖国罪行，号召人民不要对清政府抱一丝一毫的幻想，准备和清政府决战。詹大悲写了一篇《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的文章，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纷纷行动起来，鼓吹反清革命。湖广总督瑞激怕得要命，查封了《大江报》，逮捕工詹大悲。但这更激起了群众的反抗怒火。数千群众举行集会，有人当场砍断手指，挥泪演说，高呼救国口号。会场上群情激愤，决心争回路权。他们派出代表前往北京，绝食三天三夜，抗议清政府媚外卖国。宜昌到万县的线路，本来已经动工修筑，清政府借“铁路国有”，追令停工，筑路工人、商人奋起抗争，和警察发生了冲突，清政府又调
①一九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光华日报》。
②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日《天铎报》附刊《川鄂大事纲目》。兵前来镇压。数千名工人抢起铁锤，挥动棍棒，奋勇抵抗，当场打死清兵二十余人。
在广东，两广总督张鸣岐虽然采取高压政策，广大人民的反抗斗争却有增无减。广东股东召开了粤汉铁路股东会议，一致抗议“铁路国有”，誓死争归商办。张鸣岐闻讯，派人威逼这些股东，股东们逃到了香港，仍然坚持斗争。他们组织了保路会，要和湖南、湖北、四川一起联合争路，并召开万人大会，宣布要和卖国贼斗争到底。香港同盟会员办的《中国日报》等报纸，也连发文章，大力声援，吓得张鸣岐下令禁止报纸入粤。远在国外的留学生和海外华侨也积极投入了保路运动。留日学生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战斗口号，决心和清政府斗争到底。旅美华侨更激愤地表示：“粤路国有，誓死不从”，“泰山可移，商办之局，断难摇撼”。“有劫夺路权者，格杀勿论”。①
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不但十分激烈，而且更为广泛深入。六月中，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在成都开会，会场上情绪激昂，一致痛骂卖国贼盛宣怀，当场决定成立“保路同志会”，并发表宣言，通电全国，痛厅清政府“听一人之私言，置全国以孤注，朝廷为亿万众集怨之府，而悍不一顾：夺商民数千万而资之产，而不许一呻”。对于这样“古今中外”少有的野蛮政府，“惟据死力争”。②紧接着，各县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甚至广大妇女也成立了“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决心“以我四千余年无用之妇女，化为保国保种之柱石”，“当此大厦将倾，千钧一发之际”，③为国立功。保路
①民：《满夷猾夏始末记》。
②《四川保路同志会宣言》，《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183页。
③《为组织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告川中妇女书》，《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188一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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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形势图（19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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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005的漫天烽火迅速烧遍了全川。不到半月，保路同志会会员发展到十万多人：全省工人、农民、学生、市民以至僧道人士也都参加到斗争行列里来。四川西北的少数民族也群起响应，投人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工农劳动群众表现得尤为坚决。据时人记载说：“最足动人者，则下等社会贫苦人，发言之精当，忠之纯挚，有为士大夫所不到。”①“忠愤所播，小民尤易入脑，愤不欲生”。②
四川保路运动急风暴雨般的展开，使清朝官更惊慌失措。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看到民情激愤，担心危及反动统治，于是奏请清廷暂缓接收铁路。清政府下令将他撤职，改派大会子手赵尔丰继任四川总督。赵尔丰不顾人民的强烈反对，在八月间文强行收回川汉铁路宜（昌）万（县）段。消息传到成都，正在开会的成都铁路公司立刻大哗。保路同志会和铁路公司马上召开紧急大会，参加群众达几万人。会场上怒吼声、责骂声、口号声、号哭声响彻云天。商人提出罢市，教师、学生提出罢课。最后会议一致通过了全城罢市、罢课的决定。会还没散完，全城已有一半的商店关了大门。
成都罢市、罢课的消息象闪电般迅速传遍了全省。四川“南站邛雅，西迄绵州，北近顺庆，东抵荣隆，千里内外，府县乡境，一律闭户”。③各报刊天天登载着贫民暴动，捣毁自治局、经征局，打毁外国教堂，与巡警械斗的消息。一位清朝官更向清政府这样报告当时的情况：“比闻川省风潮日烈，皆以盛宣怀丧权误国，欲得而甘心。月余以来，屡开全省股东大会，每次到会者近万人，誓与路共存亡”。④四川保路运动并开始向武装暴动发展。
①《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8号
2
《城口厅同志之爱国热》，《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194页。
③一九一一年七月十五日《民立报》。
④《宣统政纪》，《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336页。
在保路运动向武装反清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时刻，立宪派“文明争路”的反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革命派武装保路的革命路线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立宪派面对着汹涌澎湃、日趋高涨的群众运动，于分惧怕。他们深恐斗争发展下去会破坏封建统治秩序，因而力图加以控制。他们到处散布“文明争路”的言论，要人民只求保路，不要反抗官府，更不可聚众暴动，企图用叩头请愿的办法，哀求清政府“收回成命”。他们所要求的仅仅是把自己那一股款项退回。他们甚至成立“官商学界联合会”，出面阻正和破坏群众的斗争，维持反动的社会秩序。他们到处张贴告示，要群众勿暴动：勿在街上演说：不要打教堂：不要侮辱官府：要商店立即照常营业。立宪派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花招，印制了大量载活的牌位，牌位两旁写上载活的两句话：“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强行发给群众，供在每家门口，烧香顶礼膜拜。他们还在大街上扯上黄布，供上载活的牌位。一时载活的牌位满天飞，使人又笑又气。立宪派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竭力表白自己对清王朝忠心耿耿，一方面是以此束缚群众手脚，不让群众公开举出反清旗号。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①反动透顶的清政府对立宪派的“苦心”哀求，根本不予理睬，而且还暗令赵尔丰对群众加强镇压。九月七日，赵尔丰逮捕了谘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等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并枪杀请愿群众三十多人，造成孩人听闻的“成都血案”。立宪派“文明争路”的反革命路线在铁的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①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376页。
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在开始并没有掌握保路运动的领导权，但他们始终坚持武装保路，坚持把保路运动发展为武装反清。保路运动一开始，他们就明确指出：“不建铁路固死，建铁路亦死：铁路成固死，铁路不成亦死。”“何以得不死？则革命之策是也。吾果革命，则川汉铁路，吾自集股，吾自建筑，何畏他人制我死命，何用他人越组代”。①保路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以后，他们深为革命群众的英勇斗争精神所鼓舞，一面积极参加保路运动，一面从中因势利导，希望通过保路运动来“激扬民气，导以革命”，②借保路之名，鼓动人民以行革命之实。四川的革命党人在五月下旬后，“集合同志，开会于成都，决议借名保路，提契人民，组织民军，共同革命”。他们积极参加“保路会”的活动，“以保路为推倒满清工具，而实行鼓动股东开会”。一些同盟会员还暗地联络会党，准备武装起义。八月初，同盟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与四川哥老会首领秦载、罗子舟等在资州举行会议，决定组织四川保路同志军，发动武装斗争。九月七日，即“成都血案”的当天，他们又裁截木板数百块，上写省城业已发难，望各地速起救援的字样，然后将木板涂上桐油，包上油纸，投人河中，顺流而下，这些被革命党人称作的“水电报”把消息传遍川南、川东各地。九月八日，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附近州县群起响应，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军，总数不下三十万人。四川全省都沸腾起来了，形成了波澜壮阔的群众大起义。清朝官更惊呼“川省大局，岌发可危”：九月二十五日，同盟会员吴永珊（吴玉章）、王天杰等首先在荣县建立革命政权。这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最先建立的革命政权，虽然没能长期坚持下来，但它对于周围的影响很大。
①《四川革命书》，《辛亥革命》第2册：第315页。
?2《四川光复》，《辛亥革命》第6册，第4页。清政府吓得手忙脚乱，在不到半个月时间里先后调派端方和岑春煊人川，加紧对四川人民起义进行镇压。但是，端方率湖北新军入川，却造成武汉空虚，给武汉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提供了二个绝好的机会。
三、武昌起义全国响应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了。领导这次起义的是同盟会员组织的两个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
“文学社”成立于一九一一年一月，它是在“振武学社”遭敌人破坏后，又联络“益智社”、“神州学社”、“武学研究会”等革命小团体而成立的。“文学社”最主要的宗旨是反清革命，对于“平均地权”等则不太关心，因为他们认为革新政治是其他同盟会员的事情，当前首要任务是“武力推翻满清，达到民族平等地位”。但它有着严密的组织，由同盟会员蒋翊武任社长，王宪章任副社长，同盟会员刘复基任评议部长，各级领导均采取选任或推任的方法，互相联系极其严密，基本是单线联系。发展人员也很慎重，参加者大部分是贫苦知识分子和新军中的士兵。“文学社”继承了“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的传统，从运动军队着手，不“轻率发难”，很多革命党人投笔从戎，到新军中当兵，进行艰苦、扎实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他们创办《大江报》，进行公开的宣传活动，同时利用一切机会，采取编制歌曲、吟诗联句、放映幻灯、做游戏、讲敌事、问出身经历等各种形式，鼓吹革命，宣传反清。经过他们的艰苦努力，王兵“遂无不乐人革命党者”，不到半年，人数发展到三千多人，为武昌起义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共进会”成立于一九O七年秋，它是一部分和会党联系密切的同盟会会员如孙武、焦达峰、刘公、张伯祥等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其主要宗旨是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国，他们对于“平均地权”不仅不关心：还以会党群众不易理解为借口，把它改为含糊不清的“平均人权”一九○八年十月，共进会逐步派人回国，联络会党，准备发动起义。孙武、焦达峰等到了武汉，着手联络武汉一带的会党，秘密进行组织工作。由于准备不足，几次起义都遭失败，会务一度停顿。一九一O年冬，孙武又重返武汉，准备响应黄兴等在广州发动的黄花岗起义：将武汉的许多小团体如德育会、忠汉团、自治社、竞存社、将校研究团等并人共进会，成立共进会鄂部总会，由刘公、孙武等领导，成为与文学社并驾齐驱的主要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有着共同的特点，就是不“轻率发难”，宣传深入细致，组织严密扎实，他们的许多人也投入行伍，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到一九一一年春已发展了二千多人。
但是，文学社和共进会之间由于阶级地位的不同，彼此矛盾，互不团结。共进会的领导人出身较富，孙武家富“巨万”，刘公号称革命党人中的“财主”，刘英则是名门望族。而文学社的领导人蒋翊武等是一批土里土气的穷书生。如果说文学社的领导人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末共进会的领导人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蒋翊武等对共进会的领导人不信任，认为他们是“穿西服的洋老爷”，“计谋又高，派头又大”，瞧不起自己这样的穷书生。刘公、孙武等常乘文学社经费困难之机，想把文学社合并过来。而文学社又以他们人员较多为理由，要共进会服从文学社领导。彼此互相摩擦，一时难于统一。可是，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却迫切要求他们消除成见，携起手来；而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共同革命要求，使他们具有联合的基础。尤其是一九一一年四月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随着铁路风潮的汹涌澎湃，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正紧张地准备在武昌发动起义，因而急需彼此统一力量，统一部署，统一行动。这年秋天，发动起义的大好时机来临了。同盟会中部总会积极建议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起来。八月下旬，他们终于接受了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建议，联合成立了起义的领导机关，积极筹划，准备起义。九月二十四日，共进会和文学社的代表六十多人，在武昌胭脂巷十一号举行联席会议。会上详细研究、热烈讨论了发动起义的时间、组织、军事计划及领导人选。会议推举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公任未来的军政府总理：决定在武昌小朝街设军事总指挥部，负责有关武装起义事宜，在汉口长清里九十八号设政治筹备处，负责将来建立革命政府的各项工作：并决定十月十一日以放火为号发动起义。会后，革命党人立即拟定文告，绘制旗帜，制造炸弹，配制弹药，印刷钞票，购置手枪，紧张地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十月八日中午，孙武等人在俄租界的宝善里制造炸弹，由于不慎，一枚炸弹突然爆炸，孙武受重伤，送往医院。这时蛮横的俄国巡捕闻声赶来，将革命机关所藏的旗帜、文告、名册、手枪、弹药统统查抄，并报告清朝当局。一时街上岗哨林立，侦探密布，形势异常紧急。
十月九日，蒋翊武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对付风云突变的形势。会议决定当晚十二点发动起义，以南湖炮声为号，并分派多人到各处秘密布置。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等在武昌小朝街总指挥部的楼上，兴奋而焦急地等待着南湖的炮声。但是到干一点半仍毫无动静。突然巡警破门而入，将刘复基、彭楚潘等逮捕，蒋翊武在杂乱中逃走。这时南湖的炮声仍未传来。原因是送命令的邓玉麟胆小犹豫，没有把命令送到南湖炮队。九日晚发动起义的计划流产了。
湖广总督瑞激在抓到刘复基、彭楚藩之后，得意忘形，当晚就开庭审讯刘、彭和另一个因送炸弹被捕的革命党人杨洪胜。刘、彭、杨三人大义凛然，威武不屈，在法庭上大骂清政府的倒行逆施，揭露瑞激一伙的丑恶嘴脸，把审判官的种种非难驳得哑口无言，目瞪口呆。他们在庭上高呼：“民国万岁！”“孙中山和未死同志方罗！”表现了一个革命党人坚页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十月十日晨，瑞激凶狠地下令将刘、彭、杨杀害。但是，三位烈士的鲜血并没有白流，它唤起了千百万人起来战斗。正象当时的革命党人、文学家胡石庵在《三烈士赞》中所写的：“龟山苍苍，江水渎渎，烈士一死满清亡，掷好头颅报轩皇，精神栩栩下大荒，功名赫赫披武昌。”①
十月十日一整天，革命和反革命两方面都十分紧张。瑞激在杀害三烈王后，到处捕人，下狱监禁。革命派在听到三烈士就义的消息后，悲愤交集，痛不欲生，决心立即拿起枪杆为死难烈土报仇。他们暗地事联，秘谋当晚起事。晚上七点多钟，工程营第八营的革命党人熊秉坤等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各标、营、测绘学堂的革命党人奋起响应，一时火光烛天，枪声大起。南湖炮队也攻进了城里，响起了隆隆炮声。驻扎在塘角的辐重队放火助威，向清军冲杀。革命党人很快就攻占了楚望台军械库、凤凰山、蛇山和各城门，然后集中全力进攻湖广总督衙门。瑞激一伙
①《辛亥首义回忆录》第4辑，第223页
清朝官吏丧魂失
魄，打穿督署后
墙，仓惶逃命。
经过一夜的激
战，革命党人攻
下了总督衙门，
解放了武昌城。
接着，起义军又
革命军占领武昌后的统制衙门
于十一日攻下了汉阳，十二日攻下了汉口，武汉三镇全解放了。
革命在武汉的胜利，是广大起义士兵和人民群众英勇奋战的结果。革命军战士经常号腹战斗，和敌人彻夜相攻。他们那种奋勇杀敌的不怕死精神，严守纪律和雷厉风行的作风，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革命军“无一兵入民家之房，无一人夺民家之食”①，更无人临阵退却，或枪杀百姓。因此，当革命军攻下湖广总督衙门之后，附近居民就自动协助救火、清理战场。十一日攻克汉阳后，兵工厂的工人全部迅速复工，夜以继日地赶制军火，有力地支援了革命。同时，各家商店立即开市，商会保证每天送往前线几百担馒头，还为军政府先后代筹了数十万经费。军政府出示招募新兵、扩充革命武装四协（相当于四旅），武汉工农群众和学生踊跃报名参加，五天之内即告满额，而四乡农民前来从军仍源源不断。当时广大人民特别是工农群众，都主动积极协助革命军痛击反动军队。十月十八日在汉口刘家届迎战清军时，“有铁路工人数百人，不避炮火，起而拆毁铁路，顷刻
①《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第5册.第128页
革命军从武昌渡江作战之间拆毁十余丈。··火车行近毁路处，民军炮队瞄准敌人的火车，各炮齐放，火车中了一炮，轰然一声，车头脱轨，列车尽倒于轨外。敌兵死伤不可数计，其余纷纷逃出。民军见此情况，群起奋击。齐呼杀！杀！杀！’沿途农民及伏在稻田的铁路工人，亦奔起杀敌。有的拿锄头，有的拿铁锤，有的拿刀矛，一声呼喊，如暴风骤雨雷轰电闪一般，蜂拥而往。一时炮声、枪声、驰骤声、叫喊声、蹄哭声、欢呼声，混成一片。敌人除死亡而外，都抱头鼠窜，形成瓦解土崩的景象”。①这种生动活泼的战斗场面，表现了广大工农群众对清朝政府的痛恨和对于民主革命的热烈支持。战斗结束后，群众主动送饭送菜，热情慰劳革命军，“好多老百姓，挑着担子，提着篮子，成群结队而来。就近一看，馒头也有，烧饼也有，饭菜鱼肉也有，送饭的男女老少都有”。②绘成一幅十分感人的图景。第二天，革命军攻克刘家庙，附近“贫民皆雀跃欢呼”
①②蔡寄鸥：《鄂州血史》第115、116页。
在此前后：由于广大工农群众的有力支援，武昌革命军迅速攻占京山、天门、潜江、监利、汉川、黄川、宜昌、荆州、沙市等数十个州县，巩固和扩大了武昌起义的胜利成果。鄂北光化江湖会也举行起义，进占襄阳，附近谷城、南漳、枣阳等县群众纷起响应，革命浪潮激荡着整个湖北。
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昌爆发，这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和政治根源。
第一，武汉地处我国中部，称为九省通衢，是帝国主义侵略较早和压迫最深的地区之一，也是清王朝统治的重心所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显得特别尖锐激烈。二十世纪初年，帝国主义在武汉设立的各种企业多达一百八十余家，它们还控制海关，开辟租界，教土横行于各地，兵舰游式于长江，疯狂地掠夺原料、倾销商品、输出资本和进行政治压迫，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清政府命张之洞等在这里举办“新政”，使成千上万的人民破产流亡，武汉的灾民多达二十余万，苦力工人也近十万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榨的结果，不能不造成蓬勃兴起的人民革命运动。加之武汉地区水陆交通较其它地方发达，资本主义比较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力量较为雄厚，会党和广大人民的反抗斗争较为活跃，为民主革命思想的迅速传播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这使武汉逐步变为革命和反革命斗争最激烈的地区，使革命爆发的条件较其它地方更为成熟。张之洞的一个走卒曾说：“辛亥革命葛为成功于武昌乎？论者以武昌地处上游，控扼九省，地据形胜，故一举而全国响应。斯固然矣。抑知武汉所以成为重镇，实公（指张之洞）三十年缔造之力也。其时工厂林立，江汉殷富，一隅之地，足以耸动中外人之观听。有官钱局、铸币厂，控制全省之金融，则起事不虞军用之缺乏。有枪炮厂，可供战事之源源供给。成立新军：多富于知识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而领导革命者，又多素所培植之学生也。精神上、物质上，皆比较彼时他省为优。以是之故，能成大功。”他最后叹息说：这全是“公所不及料”，以至“种豆得瓜”。①这一段为张之洞评功摆好的言论，说明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武汉疯狂压榨的结果，造成了自己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对立物，造成了自己的掘墓人。
第二，武汉革命党人艰苦而扎实地宣传和组织工作是促使武昌起义爆发的最重要原因。武汉革命党人和其它地方革命党人不同，他们不草率发难，急于求成，而是比较深入群众作扎实地工作。从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到文学社、共进会，都派人到新军中当兵，宣传革命。当时“秀才当兵，已成普遍现象”。②他们自办印刷所、图书室、学校、书报社等，翻印传播《革命军》、《猛回买》等革命书籍，使新军土兵几乎人手一册。他们还潜伏乡间，“每值村镇演戏集会，虽远在数十百里外，徒步往，或杂人丛，或登台演讲”③，宣传反清革命。有的革命党人甚至深人到手工业工人的生产工地，一边干活，一边传播革命思想，使许多人“醉心于革命”。他们的组织工作也较完善，加人组织者要经过考察、审查、教育和填写志愿书。如加人文学社者，“须得本社社员三人以上之介绍，经本社派员考查，确认为与本社宗旨相合、愿守本社一切规章者，方得为本社社员”。社里设有正副社长、文书、会计、评议各部，经推选产生，完全是政党性质的组织。同时他
①
《张文襄公十八鄂记》第7页。
②
《辛亥革命实践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49页
③
《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34页。
④
《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第8页们还把革命组织和新军编制系统结合起来，二十人为一排，五排为一队，一旦起义爆发，不用打乱原先的新军编制，即可行动作战。这样比较深人的宣传和严密的组织，使武昌起义时即使孙武失事、三烈士就义、蒋翊武出走、反动派追捕，也可以向前推进革命，不失时机地打响了武昌起义的枪声
第三，武昌起义是在敌人统治薄弱的环节首先打开缺口，而先取得胜利的。清政府虽然在武汉千方百计地加强自己的统治，但革命党人长期艰苦地开展革命工作，使敌我双方的力量发生变化，尤其是革命党人在清朝统治的柱石一一新军中建立了革命组织，扩大了革命力量，挖了清朝的墙角。到了一九一一年秋天，“川鄂因争路事，闹得满天风云，四民鼎沸”，清廷“仍然用高压手段专事镇压”①，急派其爪牙端方率武汉半数以上的新军到了四川，这就削弱了清政府在武汉的统治力量。当时驻守武昌的新军只有十八个营，约九千人。其中革命党人占三分之一以上，真正和革命顽抗到底的只有三个营和一些警察、督署卫队。从人心所向、人员多寡来讲，革命方面占着优势。孙中山说过：“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2这话是有道理的。
总之，起义首先在武昌取得胜利，既非偶然，也不是轻而易举的，除了武汉革命党人的努力外，近代中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以及全国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是一个决定的因素。武昌起义的胜利，又反过来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随着武昌城头的枪声，全国各地革命党人闻风响应，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燃起了反抗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烈火。各省和各地区
①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42页
②转引自冯玉祥：《我所认识之蒋介石》第161页纷纷树起义旗。
十月二十二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率会党和新军起义，攻人长沙，逐走巡抚余诚格，占领湖南巡抚衙门，成立湖南军政府，焦、陈二人分任正副都督，给武汉革命党人以极大鼓舞。
同一天，陕西革命党人运动新军起义，杀死清西安将军文瑞，建立革命军政府。
十月二十三日，九江革命士兵起义。三十一日南昌新军起义，第二天光复南昌，结束了清政府在江西的统治。
十月二十九日，山西革命党人举行起义，杀死清巡抚陆钟琦，成立山西军政府，使清政府大为震惊。
十月三十日，云南同盟会员起义，宣布云南独立
十一月三日，中部同盟会在上海发动起义，成立军政府。
十一月四日，贵州光复。
十一月五日，安徽、江苏光复。
十一月七日，广西宣布独立。
十一月九日，广东宣布独立。
接着，福建、四川、山东等省都宣布脱离清朝统治。从干月十日武昌起义开始，到十一月下旬，全国大多数地区都响应武昌起义而举起义旗。各地革命军捕杀清朝官更，惩办土豪劣绅，打毁外国教堂，痛殴帝国主义传教士，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革命潮流。即使在那些没有宣布独立的省区，也无不发生规模大小不等的民变和会党起义。河南信阳附近的铁路工人和农民组成的一支数百人武装，以拆铁轨、扳反铊的方法袭击军车，使满载着清军的列车倾覆。他们还爆炸弹药库，烧毁粮仓，给反动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嵩山、洛阳一带地方，大批农民军占据重要城镇，声势浩大。甘肃西宁府（今青海西宁）黄会、哥老会等农民千余人举行反清起义。在东北地区，奉天庄河、复州（今辽宁省复县）联庄会首领顾人宜在顾家岭率众起义：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分府：辽阳、辽中、凤凰城（今辽宁风城）等地的民军在革命党人领导下也竖起民主共和的大旗。在内蒙古地区，蒙汉等各族人民在革命党人的带领下，曾积极响应起义。归化（今呼和浩特）城的巡防营，陶林厅（今察哈尔右翼中旗）的巡警和会党，丰镇的农民军，以及包头的巡防队都举行了暴动。远在西北的新疆伊犁和西南边疆等少数民族地区也都发生起义。连临近京的直隶雄县的农民也冲破反动统治，竖起“北洋革命军”的大旗，发动起义。一些革命党人发动驻扎滦州、保定一带的新军响应革命，准备进攻京。另一些革命党人则联合北方的各革命团体在天津组织北方革命协会，准备直接向清王朝冲击。各省区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和席卷全国的群众自发斗争，汇合成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洪流，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三次革命高潮。腐朽反动的清王朝，在这个迅猛的革命洪流的冲击下，终于很快地垮了下来。
第二节建立政权的斗争和南京临时政府
一、袁世凯东山再起
当武昌起义的强劲东风吹遍全国的时候，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乱作一团。清政府在十月士日还传令嘉奖瑞激“弹乱”有功，十一日就意外地收到了瑞激拍来的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电报，真似晴天霹雳，使之惊恐万分。这时，清王朝的京部队三万多人集中到了永平（今卢龙）进行秋操，剩下的也正在奔往永平的路上。于是清政府一面命令瑞激、张彪革职留任，戴罪立功，死夺回武昌；一面
清朝官更惊慌而逃下令停止秋操，把永平和驻扎保定的陆军拼凑两镇，由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冯国璋、段祺瑞两镇北洋军南下进攻革命军。
帝国主义听到武昌城头的枪声更为惊孩。一位美国银行团驻华代表的老婆在信中这样供认：“全北京现在都因汉口的革命而处于人心惶惶的状态。此间的外交家们吓得要死”，到处传说“革命要蔓延开了，另一次义和团要闹起来了，清朝要被推翻了。昨天伦敦《泰唔土报》的著名记者莫里循在东交民巷骑着马跑来跑去，说是清朝的末日已经临头了：总的来说，目前人人都战战兢兢”。由于武昌起义的迅雷不及掩耳，帝国主义狡猾地打出“中立”的旗号，妄图避开革命炮火的直接冲击，伺机进行破坏。十月十日晚，瑞激逃到长江中一艘清朝兵船上，得到英国炮舰的保护。十月十一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打电报给英国外交部，说“武昌全部革命，焚毁官署”，“本大臣现请英水师统州竭力相助”。②十月十三日，美国政府立即训令其驻中国、法国、英国、俄国、日本、德国的公使，指使其设法纠合反动势力，干涉中国革命。帝国主义的军舰纷纷闯人长江中游，到十月十六日，
①《司戴德传》第412页。
2《英使朱尔典致英外部葛垒电》，《辛亥革命》第8册，第263一264页武汉江面上的外国军舰就多达十三艘，二十日又增至十六艘，炮口直指资产阶级革命派占据的武汉三镇，妄图将武昌起义的烈火扑灭下去。这有力地证明了帝国主义“中立”是假，破坏革命是真。
帝国主义在准备直接武装干涉的同时，还积极寻求所谓“强有力”的走狗去绞杀革命。他们凭着自己的反革命经验，感到在人民革命怒涛的冲击下，“清朝面临的前途，实属暗淡”。他们认为“南方事变清楚地表明了清政府的极端无能、软弱和不得民心”。①为了维持中国半殖民地的统治秩序，必须选择新的走狗。他们经过精心选择，看中了一九○八年被清政府罢管回河南彰德的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为了使袁世凯出山，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帝国主义就大造舆论，叫囊什么“非袁莫属”“非袁则亡”，如果清朝政府获得象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的襄助，叛乱自得平息”。美帝国主义更为积极，专门派代表“人宫觐见”，要清政府“起用袁世凯”，并且厉声告知清政府“不是任他（指袁世凯）作一个寻常的高级官更，而是作为朝廷的顾问兼皇权执行者”。②
对于袁世凯，清王朝中的实权派载注一伙是颇有戒心的。三年前，载洋为了集权皇族，罢厅了他，如今再起用，从心眼里不舒服。但他面对革命烈火和洋主子的胁迫，不得不一面派人到河南找袁世凯接头，一面在十月十四日给袁世凯以湖广总督的重任，兼办“剿匪”事宜
但是，袁世凯对清政府的这个委任并不感兴趣。因为他嫌职权太小。袁世凯虽然在老家“养病”，但北洋六镇新军仍然在
①《红档杂志中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35页。
贝洛夫：《1911一1913年的中国革命》第60页他的心腹爪牙冯国璋、王士珍、段祺瑞的控制之下，部队每一种动向，他都了如指掌。别看他经常站在水边上垂杆钓鱼，可是朝廷中的任何一件事都无法瞒过他。他凭着自己的反动政治经验，断定清政府已经衰弱到非求他出山不能收拾危局的地步。因此，他一面以“足疾未愈”为借口拒绝出山，一面指使南下的冯国璋要“慢慢走，等等看”，让革命党把事闹大，迫使清政府交出全部权力。他暗地里指使爪牙透信给清政府，必须交出水陆各军的指挥全权，他方肯出山。他还派心腹去美国驻华使馆密谋策划：企图依靠美国促使清政府交出实权。千月千五日美国一家报纸专门发表了一篇《时代宠儿袁世凯》的社论，赤裸裸地表示他们支持袁世凯上台，并指出清政府给袁世凯权力太小，使袁不能回京任职。社论严厉警告清政府，任何低于内阁的位置，都和袁世凯的才干不相称，如果不让袁回京主持政事，就要失去各国的信任。清政府中的袁世凯部下、敌旧也纷纷要求清政府起用袁世凯，军机大臣那桐甚至提出辞职，举袁世凯以代。在帝国主义和国内亲袁派的威道下，载注只得于于月二十日派徐世昌到河南找袁世凯劝驾。袁世凯有了帝国主义和部下、故旧的撑腰，更加不可一世。徐世昌从河南带回了袁世凯出山的六项条件：（1）明年即开国会：（2）组织责任内阁：（3）宽容参与此次事件诸人：（4）解除党禁：（5）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之全权：（6）须与以十分充足之军费。袁世凯明确表示，六条缺一不可，否则决不出山。这六项的要害是第二、五项，至于召开国会、解除党禁、宽容革命党人云云，只不过是向南方革命军灌迷魂汤，诱使那些妥协分子向袁世凯投降。清政府看到这六项条件后，皇族亲贵大臣坚决反对，和袁世凯形成僵局。
可是，伴随着武昌起义的枪声，各省响应者风起云集。荫昌在信阳和孝感两城间奔来跑去，指挥不了北洋军队，连吃败仗，急切希望袁世凯出山，自己好推卸打败仗的责任。载洋一伙惶惶无主，不得不向袁世凯让步，召回荫昌，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予他指挥水陆各军的全权，并以袁的心腹冯国璋为第一军军统，段祺瑞为第二军军统
然而，袁世凯见清政府没有全部答应他的要求，仍旧拒绝出来。
十月二十九日，山西省宣布独立，革命的烽火已经烧到了清政府脚下，载洋和袁世凯都为之震惊。同一天，第六镇统制、革命党人吴禄贞和驻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蓝天蔚密谋响应武昌起义，并先以张、蓝两人的名义通电清廷，提出十二项主张，要清政府在本年内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制订宪法、特赦国犯、削除皇族特权等。电文极其强硬，表示如果清廷不答应，就要率军进攻北京。他们还扣压了沙俄从西伯利亚运往湖北援助清军扑灭革命的一列车军火，并准备调兵进逼通州、南苑，吓得载注丧魂失魄，准备逃命承德，其他皇族亲贵也不再敢反对让权与袁世凯了，他们心里明白，与其亡于革命党，还不如屈从于袁世凯。十月三十日，载洋下罪已诏，解散皇族内阁，宣布解除党禁，命资政院起草宪法，第二天即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筹组新内阁。载注一伙将权力全部送给了袁世凯。
其实，武昌起义迅速在各地引起的连锁反应，早就使袁世凯坐不住了。当时他心目中有一个如意算盘，这就是利用南方革命军的力量，来迫使清政府交出全部权力：凭借北方清朝统治的力量去压迫南方革命军投降，以一箭双雕来建立起自己的专制独裁政权。如今革命烈火眼看烧到了北京，如果清朝灭亡了，他的如意算盘就破灭了。于是，就在清政府任命他为内阁总理的当天，他就拔腿奔往湖北孝感，督促冯国璋调动军队猛攻汉口，给革命军以重大打击。十一月二日，清军攻陷了汉口，放火连烧三天三夜，三十里繁华的街道，到处是残垣断壁，“人心愤激，达于极点”。同时，为了稳住北方的阵势，袁世凯收买凶手，在石家庄刺杀了在北方活动多年的坚强革命党人吴禄贞，并将滦州新军中倾向革命的将领或撤职或调离，解除了他们手中的兵权，从而破坏了他们进攻北京的计划。经过这一番表演后，袁世凯才于十一月十三日回到北京组织新内阁。千六日，袁氏内阁成立，内阁成员除了赵秉钧、王王珍、唐绍仪这样一些袁的心腹爪牙外，还拉进立宪派头子梁启超、张誉等人以装璜门面。随后，袁世凯又把自已直接统治的拱卫军调人北京，命令冯国璋总统禁卫军，掌握了北京的一切要害地方。就这样，袁世凯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法，掌握了清王朝的全部权力，成为全国反革命势力的总头目。
袁世凯掌握清朝实权后，就集中全力对付南方的革命军了。他用军事镇压革命派的反抗，用政治欺骗诱逼革命派就范，一打一拉，双管齐下，终于扼杀了辛亥革命。
三、新政府和旧人物
毛主席说：“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①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范围内的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更为尖锐复杂。
①转引自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袁世凯的重新上台，使全国的反革命势力有了一个中心。那些被武昌起义的枪声吓得惶惶不可终日的大大小小牛鬼蛇神又重新活跃起来。他们混进革命队伍，而心却向着袁世凯。他们借着各省相继独立后筹建新政府的时机，一个个粉墨登场，展开“摘桃子”的阴谋活动，篡权复辟。因此，当时围绕政权问题，就出现了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一条是以立宪派、旧官僚和革命派的叛徒为代表的反革命篡权路线：一条是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代表的坚持资产阶级掌权的革命路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是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还是建立一个挂着“共和”招牌的地主买办阶级专政的国家。这实际上是武昌起义前革命和保皇两条路线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
立宪派原来依附于清朝统治，他们敌视革命，反对共和，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们面对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预感到清王朝的命运已经保不住了，为了防正革命的深入，保全本阶级的利益和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决定变换反革命策略，趁天下大乱之际，混水摸鱼。其重要代表人物有两湖地区的汤化龙（湖北）、谭延间（湖南），江浙地区的张誉（江苏）、汤寿潜（浙江）、李平书（上海）等。他们摇身一变，把自已打扮成为共和制度的拥护者，宣称自己是主张“反满兴汉”的，赞成推翻清政府。他们削尖脑袋钻进革命阵营，企图把领导权抢到自已手里。
旧官僚是在革命高潮中才在自已的脸上涂上一层赞成革命的油彩，披上一张拥护共和的画皮。他们这一类人，对于清王朝本来就是忠心不二的。当清王朝逐步衰亡时，他们“流涕陈言，至于痛哭”。①但曾几何时，清王朝“落花流水春去也”，他们为了
①程德全：《程雪楼先生书牍》卷上.第9页保住自己的生命财产，表面上承认革命，暗地里却想方设法地改变政权的性质。正象鲁迅所指出的那样：“清的末年，社会上大抵恶革命党如蛇蝎，南京政府一成立，漂亮的士绅和商人看见似乎革命党的人，便亲密的说道：·我们本来都是草字头，一路的啊”。”①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武昌起义后，开始急剧分化。其中一部分意志不坚定的分子，看到革命胜利了，认为该我捞一把，弄个官做一做了。在这些人的脑子里，什么三民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全飞到九霄云外去了，只要有官做，谁当权都行。他们很快被立宪派、旧管僚拉了过去，做了反革命的俘虏，充当地主、买办、官僚的应声虫，起着极其恶劣的破坏作用。那些比较坚定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对资产阶级共和国充满信心，对立宪派、旧官僚的攘夺政权不满，敢于斗争，但他们在政权问题上犯有很大的幼稚病，对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认识不清，不敢坚定地为本阶级争权，有的人甚至感到只有把当过清朝大官的头面人物请上台才行。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在这里最集中地暴露出来。因此，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这部分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与立宪派、旧官僚、革命派的叛徒有过斗争，反击过反动派的篡权活动，但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成效，面最后不得不归于失败。
武昌军政府由革命逐步走向妥协甚至反动的演变，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十月十一日上午，武昌全城光复后，革命党人立即在咨议局开会筹组革命政府。立宪派的头面人物汤化龙、张国溶、刘藻也乘机钻了进来。汤化龙在会上宣称：“革命事业，兄弟素表赞
①鲁迅：《补白》《鲁迅全集》第3卷，第107页成。但是此时武昌发难，各省均不晓得，须先通电各省，请一致响应，以助成伟举。”①立宪派极力主张用黎元洪的名义通电全国。刘藻在会上大声道：“黎元洪现在城中，我已得到消息，知道他的隐藏地方，如果大家一定要找他，我愿介绍前往。”②
黎元洪是湖北黄陂人，当过北洋海军军官，武昌起义前是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协统。他对革命恨之入骨，十月十日还亲手杀死两个革命党人。用这样一个人的名义向全国发通电，这关系到由谁任都督、由谁掌权的大是大非问题。因此遭到一些革命党人的反对。
革命党人李翊东驳斥刘藻道：“不然，唯其他做了满清的办统、就不能当我们革命军的都督。”张振武也尖锐地指出，我们革命必须由真正革命的人作领导，黎元洪昨天还杀死我们两个人，“他明明反对革命，还能够领导我们革命吗？”③许多革命党人同意这种看法。但是，吴兆麟等人这时却站出来大肆宣扬黎元洪“忠厚爱兵”、“德高望重”。吴原来是黎元洪的部下，武昌起义时任新军排长，指挥革命党人作过战，有一点名气，所以他的话博得了一些人的喝采。立宪派也乘机鼓噪而起，于是，大家决定由吴兆麟去请黎元洪来开会。
吴兆麟很快从黄土坡一家床底下把黎元洪弄来了。会上有人提出要黎元洪任都督。黎一方面对革命十分仇恨，一方面又怕清军将来把革命扑灭后自己要掉脑袋，所以坚决不接受。革命党人张振武见黎这种顽固态度，坚定地指出：“他既这样的坚决不就，为什么定要勉强他就。好在通电尚未发出，不如将他杀
①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74页。
②《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60页。
③蔡寄鸥：《鄂州血史》第89-90页。
武昌军政府掉，以振军威。”①吴兆麟等反对他的主张，最后达成了一个妥协方案，先把黎监视起来，仍用他的名义布告全国；组成一个谋略处，处理有关军事等方面的重要问题。十一日晚上，由革命党人掌握的谋略处即开始办公，并作出了以下几点决定：（1）军政府设在武昌咨议局：（2）废除宣统年号，改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3）都督用黎元洪名义布告地方及通电全国：（4）革命军旗为十八星旗。接着，武昌军政府宣布了废除一切苛捐杂税的法令，并颁布了《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武昌呈现出一片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
但是，斗争仍在继续。立宪派、旧官僚对于军政府中黎元洪挂空名、谋略处掌实权的局面非常不满，他们窥测方向，伺机夺
①蔡寄鸥：《鄂州血史》第91页权。十月十三日，武汉三镇解放了，革命风潮席卷全国，胜利在望。黎元洪一这个三天来不言不语、不怒不笑的泥“菩萨”，看到有机可乘，开始装出一副“革命”的姿态。他主动找看管他的壬兵聊天，还找剃头匠剪掉了辫子，对革命党人表示异常的“恭顺”。十月十七日：帝国主义驻汉口领事团虚伪地承认军政府为交战团体，这更使黎元洪活跃起来了。立宪派分子这时也积极为黎出谋划策，胡瑞霖借口作战胜利和“外交成功”，提出了在十七日这天“祭告天地”，由黎亲读祭文和警词，企图用这种方法使黎独揽军政大权。幼稚的革命党人并没看出这个阴谋，从上海来的同盟会中部总会负责人之一谭人凤也同意了。结果黎元洪大摇大摆登上阅马场的祭台，宣读胡瑞霖拟好的鼓吹孔老二天命论的文告，谭人风授旗授剑，黎元洪成了一时哄动全国的“革命元勋”。
在黎元洪“祭告天地”的同时，汤化龙、胡瑞霖等在私下拟了一个军政府组织条例。根据这个条例，都督下设民政、军政两大部，都督统辖两部并兼任战时总司令：民政部设政事部长，下设外交、内务、财政、司法、交通、编制、文书等七局。他们用这个条例取消原来的谋略处（这时已改为参谋部），而新成立的各部人选共十八人，其中有十五位是旧官僚、立宪党人，几乎全是清一色的旧人物。
对于这种明目张胆地反夺权，一些革命党人曾给予了坚决的反击。在他们的抗争下，十月二十五日，又重新召开都督府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才推翻了原来的组织条例，调整了原来的各部人选。被汤化龙包揽大权的政事部取消了，所属的七个局也全改为部，直接统属于都督。一些革命党人担任了外交部长、理财部长、内务部长等职，而汤化龙只弄了个编制部长的闲散差使。立宪派、旧官僚的篡权活动受到了一定的打击。
但是，汤化龙一伙绝不会善罢甘休。十一月三日举行的“黄兴拜将”，就是他们向革命派继续反扑的又一阴谋。
正当汉口军民和清军在刘家庙一带激战的时候，黄兴等革命党人于十月二十八日来到了武汉。黄兴的到来，给革命派以巨大鼓舞，许多革命党人都要推黄兴为两湖大都督。这可吓坏了立宪派和旧官僚，他们巧言诡辩，极力反对。汤化龙叫晒什么：“大敌当前，目前首要任务是在驱逐清兵出境，促成各省响应，至于黄兴个人的委任和公推的向题，此时不应该过于争执，以免影响军事前途，函应团结军心，黄兴由黎元洪委任，就是团结一致的最好机会，不可更张，以生内乱。”①吴兆麟也胡说什么如果黄位居黎之上，黎元洪就会辞职，革命就要失败。那些天真烂漫的革命党人，包括黄兴本人，被他们这些“团结对敌”的漂亮言词所蒙蔽，被他们这些恐吓化诈所屈服，最后除少数人坚持反对外，都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于是，十一月三日，湖北军政府在武昌阅马厂搭起拜将台，仿西汉刘邦拜韩信为大将的故事，举行盛大的拜将仪式。黎元洪以元首的姿态，将印信、聘任状、令箭捧付黄兴，并授以武汉战守总司令职。黄兴发表演说，感谢黎元洪的委任。
这次“登台拜将”完全是汤化龙、胡瑞霖等一手策划的。通过这次拜将，黎元洪取得了超乎一切的地位和权势，而真正的革命元勋黄兴，却反而成了黎手下的一位将领，要事事受他节制，没有自决权力。立宪派的这一招，进一步巩固了黎元洪的反动统治，湖北军政府完全变成了他们的一统天下。最后，黄兴被逼
①《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94页走，蒋翊武被撒职，许多革命党遭杀害。刀把子落在了反动派手里。
武昌军政府由革命到反动的演变，宣告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失败。革命派用枪杆子夺来的政权，却被反动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篡夺了过去。这是武昌起义后革命派丧失政权的第一类典型。
第二类情形是起义取得了成功，革命党人掌握了政权，但由于缺乏警惕，上当受骗，被反革命势力采用流血政变的手法篡夺了过去。湖南、贵州等地都属于这种类型，而以湖南最为典型。
湖南是最早响应武昌起义的，十月二十二日焦达峰、陈作新率革命党人在长沙起义，击杀清军头自黄忠浩，获得了胜利，焦、陈二人分任湖南军政府的正副都督。焦达峰是一位二十五岁的血气方刚的青年，他任都督后，“用人行政，一秉大公：博采民意，广纳人才，且力除苛税”，“日废秕政以数十计，接见民众无间晨昏”①，受到了下层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引起了地主、买办、官绅和立宪派的痛恨，远在湖北的黎元洪闻讯后默默“不语”，心中不满。湖南立宪派头子谭延筒更是恨之人骨，暗地里和当地封建顽固势力相勾结，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谭延筒一伙收买黄忠浩部下的旧军官，鼓动他们为黄忠浩报仇，甚至支持黄忠浩的死党梅馨等人开秘密军事会议，策划谋杀焦、陈二人。与此同时，谭延间一伙还到处煽风点火、造谣中伤，咒骂焦达峰是“匪”，根本不配当都督：攻击他克扣军饷，贪污腐化：诬蔑他招贫苦农民人伍是“退旧伍而代以会匪”，命打击焦达峰的威信，离间他和新军广大士兵的关系。在军政府里，谭延间千方百计窃夺
①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2编，第302页权力，排挤限制焦达峰。在军政府成立的那天，立宪派分子就吵吵囊，援引武昌为例，要求给谐议局议长谭延间与焦达峰一样的权力，声称若不使谭延间和汤化龙一样任政务部长，“其事必债”。结果谭延间撰取了军政部长的要职，控制了总务、财政、交通、民政、教育、盐政、警政各科，享有和焦达峰对等的权力。然而谭仍不满足，在他的操纵下又成立了一个都督府参议院，规定都督的调兵、用人、发布命令、实施行政事务等等，甚至发一电报，都必须通过都督府参议院同意，使焦达峰事事要受立宪派牵制。
对于谭延间一伙这样明目张胆的篡权活动，焦达峰等革命党人异常愤怒，立即给予反击。十月三十一日，焦达峰召开改革政治机构会议，提出将军政部和参议院取消，集中一切权力于都督府，以利于统一行动。会上，革命党人纷纷表示赞同，立宪派受到重大打击，谭延筒无可奈何，当场辞退了军政部部长和参议院院长等职。
谭延间一伙受到打击后，怀恨在心。他们乘大批新军北上援助湖北革命军，长沙戒备松弛，焦、陈势力单薄之机，勾结反动车官梅馨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谭延筒指使一伙人在长沙北门外制造了“和丰公司纸币挤兑风潮”，然后让立宪派假悍地前往都督府请求弹压。陈作新不知是计，轻骑前往，行至半路，伏兵四起，惨遭杀害。接着，乱兵冲入都督府，焦达峰措手不及，被乱刀欣死。谭延间踩着焦、陈二人的而户，爬上了湖南都督的宝座
政变发生后，反动派弹冠相庆，鸡犬升天。远在湖北的汤化龙还打电报给谭延间祝贺：“闻公出，钦喜无量。”①旧军官、旧官
①《湘事记》卷1.第17页。僚和地痞流氓纷纷投入谭延间门下，政变“有功”之人一个个加官普爵，杀人区手梅馨被提为镇统。但革命人民闻讯后，惯怒至极。长沙一带的会党群众“声言将毁都督府，四城竖红旗”。①这使谭延间至为惊恐。为了躲避人民的斗争锋芒，谭延间玩弄两面派的手法，一面转嫁杀害焦、陈二人的罪责，归之为乱兵所杀；一面又令下半旗为焦、陈致哀，并厚葬焦、陈，安慰家属，鼓动立纪念铜像，甚至还亲往焦、陈灵枢前放声痛哭，企图用眼泪洗去手上的血迹。一些天真的革命党人被谭延间的这种假象迷住了眼晴，和立宪派、旧官僚言归于好，谭延筒在湖南的反动统治得到了巩固。
第三类情形是在革命洪流的冲击下，立宪派和旧官僚摇身一变，投机革命，宣布响应武昌起义，和清政府脱离关系，即所谓“和平光复”。这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仅仅挂了个都督府的招牌，旧有的封建统治机构原封没动。江苏、广东、广西等省都是这类典型。
江苏宣布“独立”，是在革命逐步高涨的声势下被迫进行的。在这以前，邻近的九江和南昌都已宣告独立，而上海的军民也发动了起义，苏州的立宪派和富商豪绅为“自保免祸”，要求巡抚程德全抢先一步，宣告“独立”，以躲避革命的冲击。十一月五日，程德全宣告“独立”。为了表示“革命必须破坏”，把抚衙大堂屋上的檐瓦用竹竿挑去几片，并在抚荷门口换上一块“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府”的招牌，巡抚改称都督，通令各衙署一律高悬“兴汉安民”的白旗。原来的老官僚江苏巡抚程德全，摇身一变，就成了江苏革命军政府的都督。这就算是完成了“独立”，进行了“光
①一九一二年五月六日《民权报》复”。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反动统治秩序实际上完全保留下来了。江苏独立后，程德全第一个告示便是“照得私藏军火，军法应干斩决；苏省独立告成，防范尤宜严密”。①“独立了”，“防范尤宜严密”，这无疑是不准人民革命。
但是，尽管程德全严密统治，革命党人还是进行了反击。程德全上台不久，苏州的同盟会员就联合一批工商界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组织了“洗程会”，坚持和程德全为代表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他们先利用江苏筹局，限制打击程德全的爪牙：接着，发动驱程运动，他们秘密开会，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不料走露风声，程德全立即调兵包围了他们，逮捕杀害。事后，程德全把“洗程会”诬为“洗城会”，说他们要血洗苏州城，借以疯狂镇压革命派。可见，程德全的“和平光复”并不“和平”，其实是对反动势力讲和平，对革命力量严加摧残。
广东的“独立”，比江苏更为滑稽。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广州后，立宪派和旧官僚一看风声不对，就各派代表齐集咨议局开会，乞求总督张鸣岐宣布独立，并举张鸣岐为都督，龙济光为副都督，赶制三千六百面新旗，准备张挂。十一月八日，召开新政府成立会，准备把刻好的都督印奉送张鸣岐，结果张早已逃走，龙济光也坚决不干，最后不得已才举革命党人胡汉民为都督，因胡不在广州，只好举蒋尊盒为临时都督，算是“独立”了。十一月九日，广州城里旗帜高挂，爆竹如雷，“五羊城中，焕然一新世界矣”。2其实，外表虽新，骨子里仍是旧的。
广西的“独立”也很简单。广西巡抚沈秉堃见大势已去，便于十一月六日指使人在桂林街头遍贴“恭请沈都督宣布独立，广
①《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63页。
?《广东光复记》，《辛亥革命》第7册，第232页西前途万岁”的大标语。第二天，他就在立宪派的前呼后拥下，脱下清朝官服，就任大都督。“革命”之容易，令人吃惊。
此外，还有些省、市、地区，如山西、上海、江西、安徽等省，后期虽然革命党人掌握了政权，但情况并不更好些。他们有的在旧势力的围攻和影响下，很快地变成新的官僚、军阀了：有的本来就是革命的投机者，如山西的阎锡山，他掌权后与旧的车阀、官僚几乎没有什么差别，这种政权实际上已蜕化变质。
因此，武昌起义后，虽然全国革命形势在不断发展，到处是光复，到处有炮声和庆祝活动，但多数地方政权却沿着不同的途径，相继落入反动势力的手中。鲁迅描写光复后的绍兴说：“.….·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几个少年一，王金发（浙东洪门会党首领、光复会员一编者注）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①这实际上是全国的一幅缩影，在全国各省区具有普遍性。
以上情况表明，武昌起义之后，各地区虽然都在建立新政权，都挂上了革命军政府的牌子，但掌握实权的大多是摇身一变的旧人物。如果在这些基层政权的基础上组织一个统一的革命的中央政府，那将是空中楼阁，只能昙花一现。
①鲁迅：《范爱农》，《鲁迅全集》第2卷，第423页
三、创建南京临时政府
立宪派、旧官僚在搜取了各省市的大权之后，纷纷四出活动，奔忙于组织中央政府，他们共同的企求是能在中央政府中占一席位，使革命赶快收场，使其地位逐步稳固下来。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这时被各地新政权建立的锣鼓鞭炮声冲昏了头脑，醉心于“三分天下有其二”的胜利局面。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为了本集团和个人在中央政府中谋取权位，不惜抛弃革命原则和立宪派、旧官僚同流合污。“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竞然成了一些革命党人的政治主张。曾经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旗帜的同盟会，这时更加松懈，急剧分化。这就使在筹组中央政府过程中出现了错综复杂、十分激烈的明争暗斗。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立宪派、旧官僚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逐步分为两大政治集团。一是以黎元洪为头子的武昌集团，一是以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为代表的上海集团。武昌集团以首义地区自居，认为组织中英政府要以他们为中心，建都于武昌，乃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黎元洪纠合谭延间、汤化龙、蓝天蔚、孙武、刘成禺等一帮人，办报纸，发声明、奔走于武昌、上海，活跃于湖南、湖北，妄图把最高领导权夺取到自己手里。上海集团也在频繁活动，陈其美、程德全把立宪派头子张誉、汤寿潜拉来，并和同盟会员伍廷芳、王宠惠、钮永建等一帮集上海的政客纠集一起，大肆宣传要南北统一，民政统一，政体统一，要建立共和时代的有力枢机一一中央政府。上海集团把上海看作东南的中心，根本不把黎元洪一伙放在眼里，他们力图以自己为主体建立中央政府，控制最高领导权。
两个集团从各自的政治目的出发，在武昌和上海同时开展筹组中央政权的活动。十一月九日，武昌集团由黎元洪向独立省市发出通电，让他们拟制各部部长的名单，并速派代表到武昌开会，商讨组织中央临时政府。上海集团本来准备抢先在上海建立一个各省联合机构，但因一时推不出向各省发电的领头人，结果落在了武昌后面。十一月十一日，他们变换形式，改由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联名向上海都督陈其美发电，要求各省咨议局和都督府各派一人到上海开临时会议。十三日，江苏、浙江的都督府代表又向各省发电，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十五日，一些省份的代表到沪，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正式成立了组织，这又抢在了武昌集团之前。
但是，上海集团深知武昌为首义之地，武昌军政府在当时有相当的号召力，如果完全和武昌集团弄成僵局，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好处。因此在第三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就是承认武昌为中央军政府，同意由湖北都督府代行中央政务，但上海交通便利，人员聚集，筹组中央政府的代表会议应在上海召开。武昌集团得知这一方案后，黎元洪一伙极力反对，说什么“既认湖北为中央军政府，则代表会亦自应在政府所在地，府会地隔数千里，办事实多迟滞，非常时期，恐失机宜”。①并派代表前往上海与他们商。上海集团虽然和武昌集团争夺中央领导权，但出于急不可待地在中英政权中捞席位的心情，也想利用一下武昌集团在当时的影响，就作了暂时退让，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开会决定同意武昌方面的意见，各省除留一名代表在上海作对外联络工作外，全到武昌集合，讨论组织临时政府问题。
①《中华民国政府成立》，《辛亥革命》第8册.第12页。
当各省代表陆续到达武昌的时候，袁世凯正调兵猛攻汉阳，黄兴统师的湘鄂联军节节败退，二十七日汉阳失守，武昌也处于清军的炮火之中。各省代表只好把开会地点改在汉口英租界的顺昌洋行。十一月三十日召开第一次会议。接着通过了两项决议：一项是《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二十一条，规定中央政府由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产生：参议院由各省都督府各派参议员三人组成；总统由各省都督府代表选举：临时大总统有统治全国之权和统率海陆军之权：参议院有议决预算、检查出纳、立法、宣战、和、任用部长之权。另一项决议是“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大总统”。这项决议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袁世凯这时在北方大放“和谈”烟幕，宣称赞成“君主立宪”，对南方显示好感，使一些革命党人受了骗：另一方面是因为各省代表大都是立宪派、旧官僚和资产阶级政客，在他们的心自中早把袁世凯奉为领袖，希望将总统的宝座奉献给袁世凯，尽快结束革命。
但是，正当这些代表在汉口争权夺利的时候，十二月二日，苏浙联军攻下了南京。南京的光复，与汉阳的失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上海集团颇为神气，武昌集团相对削弱。陈其美立即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一面大造舆论，说汉阳失守，武昌危在且夕，武昌集团已失去了组织中央政府的资格：一面在十二月四日事通程德全、汤寿潜，并把原来留在上海作对外联络工作的各省代表召集起来，举行都督府代表会议，选举黄兴为大元师，黎元洪为副元师，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由大元师主持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同时电告正在汉口开会的各省代表。黎元洪一伙得到电报后，非常不满，立即向各省都督发出通电，表示：第一，由于武昌实在危急，同意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各省代表立即陆续到南京开会；第二，反对黄兴当大元帅，望上海集团“设法声明取消，以免淆乱耳目”。显然，武昌集团在国都问题上作了让步，但在最高权力上却寸步不让。于是，在汉口和上海的各省代表陆续于十二月十日以后到达南京。十六日：正式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但是，恰好在这个关键时刻，袁世凯通过立宪派和旧官僚放出了空气，说袁世凯就要“反正”，赞成共和。与会代表信以为真，就决议暂不选举临时大总统，把这一位置留给袁世凯，并承认上海集团举黄兴为大元帅的决定，还在《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上加上一条：“临时大总统未举定以前，其职权由大元师暂任之”。
这一决定，把临时大总统拱手送给袁世凯，博得了立宪派、旧官僚的欢心。但他们对于黄兴当大元师，并不放心。虽然黄兴在武昌起义后就在政权问题上患了严重的幼稚病，对立宪派和旧官僚妥协退让，不去争阶级的权，划不清革命和反革命的界线，可是他毕竞是仅次于孙中山的一位声势赫赫的革命派领导人，立宪派和旧官僚从心底里恨透了他。因此，黄兴当选大元师后，立宪派和旧官僚就大肆反对。程德全的部下声称，黄兴当大元帅，我们就“将举兵攻兴”，居然用武力压制黄兴。他们还借汉阳失守，给黄兴戴上“汉阳败将”的帽子，打击黄兴的威信。在这种情况下，妥协性十足的黄兴并没有奋起斗争，反而极力要求辞职。十二月十七日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师，黄兴为副元帅。
黄兴当副元帅的消息传出后，“一时党人意气以大元帅降为副元师为奇耻大辱，有在代表会跳晒大叫着，忽迁怒于未独立之北方各省代表，自为汉奸或袁党，甚至以手枪拟之。其实未独立
①蔡寄鸥：《鄂州血史》第162页之北方各省代表固未尝敢有所主张也”但革命党人这样抗争，并没能扭转大局。黄兴甚至连副元帅也不想当，接连辞职，还给别人讲：“我们革命，不是争权位的。”②他一味和立宪派、旧官僚讲“厚道”这样一来，临时政府实际上还是一个空架子。
正当临时政府难产的时刻，十二月二十五日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孙中山为革命辛苦奔波几十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全国人民心中享有崇高威望。所以，他的回来，使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筹组临时政府的僵局被打破了，革命党人又重新活跃起来，即使那些立宪派、旧官僚也不得不表面上拥护孙中山，赞成组织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回国后这种新气象的突然出现，使袁世凯一伙十分惊慌。唐绍仪在给袁世凯的密电中讲：“孙文来沪，契带巨资，并偕同泰西水陆军官数十
孙中山从海外归来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4辑，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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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蔡寄鸥：《鄂州血史》第163页员，声势愈大。正议组织临时政府，为巩固根本之计。”①张赛也发出悲鸣：近日“急进之徒，日日言临时总统，一若总统出现，大功已成也者，按之事实岂其然乎？”②因此，袁世凯指使立宪派、旧官僚积极活动，暗中阻挠临时政府的成立，企图给自己保住临时大总统的席位。张塞尤其卖命，他一会儿宣传组织临时政府花钱太多，一会儿又叫晒他绝不当财政部长，花言巧语，迷惑人心。但孙中山并没有被吓倒，坚持立即组织临时政府。
立宪派、旧官僚见一招不成，又来一招。他们利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故意在政府之前加上“临时”二字以便使孙中山只当临时过渡性的大总统，使新政权成为临时性政权；同时还决定孙中山当选后要致电袁世凯，表示一旦袁世凯赞成共和，南北达成协议，就让位与袁世凯。有了这么多的附加条件，十七省代表才于十二月二十九日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孙中山以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①张国涂：《辛亥革命史料》第293页
②张寒：《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十六票当选。一九一二年一月
当民国卓主世里为训那国马果服璐至制政店付市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寳一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
临晴水银纺之让民国卓主世里为训那国马果服璐至制政店付市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寳
大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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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票州政华日中
民立。一月三日，各省代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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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选黎元洪为副总统，并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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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孙中山提出的国务员名单，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决定采用阳历，以一九一二年为民国
开人站斯文元年。一月二十八日，将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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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代表会议改为临时参议院，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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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各省代表会议代表充任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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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员。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南京
大总统誓词临时政府经过曲折的斗争终于诞生了。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敲响了清朝的丧钟，宣告了两千多年来封建帝制在中国历史上的终结，它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方面的重要标志，也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个胜利成果，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孙中山在就职宣言中宣布反对民族压迫、坚持民族团结：反对分裂割据、坚持全国统一的政策，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和拥护。孙中山还强调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并明确讲明当时各省响应武昌起义的“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这对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激发各族人民反
①孙中山：《大总统宣言书》，《辛亥革命》第8册，第16页
上海各界庆祝民国成立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和巩固祖国领土的完整具有积极意义。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不但振奋了国内大陆上的各族人民，而且给陷于日本殖民统治苦难深渊的中国台湾人民以极大鼓舞。从一九一二年三月起的两三年内，台湾同胞为“驱逐日寇，收复台湾”，先后发动了八次规模较大的抗日斗争。其中同盟会员罗福星在一九一二年发动的大起义，有数万人参加。起义失败后，罗福星在狱中坚持斗争，并慷概赋诗，表达他对祖国的热爱。他在《祝我民国词》中写道：“中土如斯更富强，华封共祝著边疆，民胞四海皆兄弟，国体苞桑气运昌。”①这体现了台湾与祖国大陆休戚相关的共同命运，和台湾人民对南京临时政府的殷切期望。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一些进行民主改革，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法令。在保护人民权利方面：命令各官厅焚毁刑具，禁止刑讯、体罚：废除封建等级制度，革除“大老爷”的称呼；剪除
①《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册：第496页辫子，禁止裹足，禁正种植、吸食和贩卖鸦片，禁正赌博；通令保护华侨，禁止买卖华工：禁止买卖人口：废除奴婢卖身契约和一切主奴名分；对受歧视的“晋户”（水上居民）等所谓“贱民”，在法律上给以与其他人民一律平等的政治地位。在发展实业方面：颁布了一些奖励工商业发展的规章制度，鼓励人民兴办实业，从事农垦，鼓励华侨在国内投资，并协助维持了一些有实际困难的企业公司，取消了为安徽铜官山招纳日股合同等等。所有这些政策法令，都有利于解除封建制度的束缚和压迫，有利于民族资本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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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发布的命令
值得指出的是，南京临时政府在文化教育方面提出了一些进步的主张和采取了一些革命的措施，如提倡男女平等、奖励女学、废止读经等，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进取精神，给当时的社会变革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九日，临时政府刚成立不久，即由教育部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要求各种教科书要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旧教科书和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有的省教育厅还发出通告，如再有让学生读“四书”、“五经”者，一经查出，严加惩戒，学校勒令解散，教员要予以处罚。广东省教育厅查禁了当地尊孔组织“广州孔教青年社”，四川巴县教育司将该县文庙砸毁。有的革命派还坚定地指出：孔孟之道是“亡国灭种”的祸根，必须“永远不奉孔教”。在这些激进的革命分子带动下，当时一般进步的人们“视孔老之道，如虎狼蛇蝎，去之惟恐不速”。“各省毁孔庙，撤孔像，去孔位之事，日有所闻”。①这是对尊孔派的又一次沉重的打击。它表明了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的进步性和革命性。
但是，必须看到，南京临时政府虽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占主导地位，然而它毕竞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旧官僚的联合政府，封建军阀官僚（副总统黎元洪、内务总长程德全）、立宪派（实业总长张塞、交通总长汤寿潜）都占着重要职位；而作为这个政权的立法机关一临时参议院，不少成员也都是立宪派或官僚政客，这就大大削弱了这个政权的革命性和战斗性。至于地方政权一各省的都督府，当权者更多是旧官僚军阀和立宪派分子，因此，南京临时政府很难发挥其作为中央政权的职能，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也并不能充分行使他的权力。
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和立宪派、旧官僚军阀的破坏，南京临时政府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当时对内、对外两方面的根本问题。
在对内问题上，南京临时政府并没有去触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没有使广大劳动人民获得真正的民主权利，更没
①张知睿：《新注四书白话解说》，上海书业公所石印本，卷首有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同盟会虽曾提出过“平均地权”的纲领，但在临时政府所宣布的施政方针中，却避开了平分土地这个广大农民急迫要求解决的根本问题。当广大农民群众为自身的利益自发地起来进行反封建斗争时，临时政府并没有加以切实的领导。相反地：各地地方政府竞然要求群众停正斗争，甚至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动辑以“行动越轨”等罪名进行镇压。对于人民组织起来的反封建武装，则诬以“假冒革命党”，予以逐杀、解散。
在对外向题上，临时政府对帝国主义存在着天真幼稚的幻想。在其对外主要文件《临时大总统宣告各友邦书》中，正式承认清政府同帝国主义各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承认清政府所借的外债、所承诺的赔款以及所让与各个国家和个人的种种权利等等，幻想借此换取帝国主义的同情和支持。
临时政府既不依靠人民群众并切实地解决他们的根本问题，又对内外反动势力采取妥协和退让，这就必然导致它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猖狂进攻面前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以至最后天折。
第三节袁世凯窃国
一、和谈阴谋
在历史上，一切反动派总是交替使用镇压与和谈两手来绞条革命。袁世凯为了扑灭革命，篡夺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同样使用了军事镇压与和平谈判的反革命两手
他早在出山之前，就一面指使冯国璋对革命派增加军事压力，一面利用其爪牙刘承恩和黎元洪同乡的关系，令刘给黎写信，进行和谈的试探。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一日，袁世凯奔往湖北孝感后，再一次令清军猛攻汉口，并第二次命刘承恩写信给黎元
洪，要求和平谈
判，结果被武昌
军政府拒绝。十
一月二日，清军
攻陷了汉口，袁
世凯认为逼武昌
军政府进人圈套
的时机已到，便
清军火烧汉口第三次命刘承恩写信给黎元洪，要求立即进行和谈。黎元洪接信后，召集军政府会议，讨论如何回答，当场遭到许多革命党人的反对，他们义正词严地指出：“袁世凯是什么东西，他打了个胜仗，就劝我们投降吗？”①《民立报》也在十一月二日发表了一篇《议和驳谬》的社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共和与专制之战争”，“其势不两立也”，“西文各报近日宣传议和之事满纸皆是”，这是“摇惑人心”，如果听他们的话，就要“误大事”。②在革命党人的坚决抗争下，黎元洪不敢答应袁世凯的要求。但袁世凯并不死心，十一月十一日又特派刘承恩、蔡廷干为代表，带上自己的亲笔信，由英国驻汉口领事从中介绍，前往武昌军政府，要求开始议和谈判。这一次由于有了“洋人”从中作媒，革命党人不敢公开违抗帝国主义的“建议”，军政府就立即召开会议，接待了这两位使
①蔡寄鸥：《鄂州血史》第130页。
②《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54一55页。者。刘、蔡提出：只要革命党承认君主立宪，即可立即停战，否则要继续进攻。这种苛刻的条件和威吓的口气，立刻遭到在场的革命党人张振武、甘绩熙等人的反对，他们抽出指挥刀，大叫“谁主和，谁吃刀！”①同时又有“民众团体，在都督府门前作示威运动，刘、蔡失意而去。”2接着，袁世凯又密派其长子袁克定潜赴汉阳，找当时的战时总司令黄兴，建议联合行动，但遭拒绝。黄兴怕和谈影响了军心，特发告同胞书，指出：“现袁已派心腹多人，分途驰往各省，发布传单，演说谕众。冀离间我同胞之心，涣散我已成之志。设心之诡，用计之毒，诚堪痛恨。敌此密谕同胞，查拿前项演说之人，销灭传单。”③这对袁世凯的和谈骗局是一个迎头痛击。这时，袁世凯急于回北京组阁，又见和谈没有希望，就施出了硬的一手，进行军事镇压。他在离开孝感前就下令清军进攻汉阳。
十一月二十七日，清军攻陷汉阳，然后在龟山架起大炮轰击武昌。十二月一日，武昌都督府中炮起火，黎元洪吓得魂不附体，急忙逃往离武昌九十里的葛店。武昌城内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军政府的首脑人物也束手无策，举棋不定。帝国主义看到这是促成南北议和的最好时机，英国公使朱尔典劝告袁世凯只管令清军在龟山放炮，不要渡江进攻武昌，并通知英国驻汉口领事戈飞出面调停，提议双方停战。武昌军政府接受了戈飞的建议，开始停战三天：三天期满后，英国领事又通知双方继续停战三天。这时袁世凯从北京拍来电报，声称要派唐绍仪等人前往武昌和黎元洪商讨大局，要求第二次停战期满后再继续停战十五天。正在汉口英租界开会筹组中央政府的各省代表，因其中许
①③蔡寄鸥：《鄂州血史》第130一131页
②张国滏：《辛亥革命史料》第279页多人是立宪派和旧官僚，巴不得革命赶快收场，就同意了袁世凯的建议，并决定派伍廷芳为代表和唐绍仪开始议和谈判
十二月九日，唐绍仪等到达汉口，准备议和。但这时武昌集团和上海集团为了争夺最高领导权，矛盾重重。上海集团坚决反对在汉口议和，并通知袁世凯说：武昌集团根本无权谈判，和武昌集团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属无效。袁世凯的本意是以黎元洪为谈判对象，因为黎毕竟是旧官僚，一谈就会通的。但此时武昌集团并没有力争要在汉口谈判，加上伍廷芳在上海，就同意了上海集团的意见，通知唐绍仪一行前往上海。
十二月十八日，唐绍仪和伍廷芳正式开始议和谈判。消息传出后，一些激进的革命党人以及下层广大官兵表示坚决反对。他们明确指出：“我们既要革命，必将昏暗的清政府和北方军阀，彻底打倒，共和方能巩固”。这次议和的出现，就是因为黎元洪一伙“竭力迎合袁的意旨，和了可以保全他的地位。”许多革命党人坚定地表示：“他们讲他们的和，我们非打不可。”①南方许多
上海女国民军
①耿毅：《辛亥广西援鄂回忆录》，《辛亥革命资料》第478页起义的省份，纷纷组织北伐军、女子北伐队、敢死队，江浙联军在南京举行誓师大会，举徐绍祯为北伐总司令，积极准备北伐，完成革命统一大业。与此同时，各地反对议和的电报如雪片飞来。
驻淮钦军支队发出电报指出：“清廷请和，计在缓战，得以征练蒙兵，借款购械。袁贼收集旧党，准备兵火”，所以绝不能议和。
粤军第四军发出电报说：革命就要铲除专制，“除自建共和国外，更何和议可言？”“倘竟议和，死不敢从。”
粤海军司令处发出电报说：“议和停战，祸终洪水。今日之事，万众一心，惟求速战”；如果害怕流血，我们将遭惨败，“万劫不复”。
沪军政府发出通电指出：“和议难信，人心惶惶，万勿为袁所愚，而误大局”
檀香山华侨也发出电报说：“和议若成，全国分裂，革命再起。毋亏一簧功，始万世祸”。
锡金军政分府发出通电指出：““袁贼居心回测，以议和为缓兵之计，万不可信。”①
象这样反对议和的电报，全国各地都有。这说明当立宪派、旧官僚牵着革命派中那些妥协分子的鼻子向袁世凯投降的时候，许多革命党人仍然坚持革命。他们对“议和”的看法有许多是真知灼见，代表了革命派的正确路线。
但是，这些正确意见并没有被当时革命党人的实际领导者黄兴所采纳。他从汉阳败退后，摄于袁世凯的军事压力，一味地妥协退让，寄希望于袁世凯反正，对议和充满幻想，企图通过“和谈”来取得“廉价”的胜利。他经常参加立宪派、旧官僚在张誉的
①以上电报见《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257一260页密友赵风昌的“惜阴堂”召开的秘密会议。和谈刚开始，他就致电袁世凯，保证袁“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实际是要自动交出政权。叛徒注精卫名义上是南方代表的参赞，实际上是袁世凯打人革命队伍的内奸。“南北协商，由精卫居间说合。”①窃踞上海军政府都督的陈其美，名义上是革命党人，实际上早与立宪派流证一气，只想革命早停，他好当管揽权。而作为革命派的另一重要人物宋教仁，也在南方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影响下，趋向妥协。黄兴、宋教仁的这些言行，代表了右倾妥协派的错误路线。
帝国主义为了帮助袁世凯扑灭革命，也向革命派施加压力。十二月二十日，即谈判开始的第三天，英、俄、美、德、法、日驻沪领事奉各国公使的命令向谈判代表提出意见书，要求“尽速成立和解，停正现行冲突”，为袁世凯张目。同时，帝国主义还对革命军进行军事威胁，到十二月下旬，英、美、法、日、俄、意等国驻华侵略军多达七千余人，分别在京、津、塘活、山海关、秦皇岛等战略要地虚张声势，进行桐吓。日本更以“保侨”为名，由山海关调兵向京津推进，对革命军施加压力。帝国主义除在政治、军事方面对革命力量进行压道外，还从财政上卡革命派的脖子。武昌起义爆发后，掌握海关大权的洋税务司就全部截留了南方革命地区的海关关税。总税务司安格联遵照英国公使的指示，令把已光复各口岸海关税务司夺取的全部税款存人汇丰银行，以“确保关税不致为革命党用作军费”安格联区相毕露地叫：“让税款跑到革命党的库里去是不行的！”②可是，他们却积极地为清政府和袁世凯提供贷款。
①张国涂：《辛亥革命史料》第282页
?《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13篇，第8页
资产阶级立宪派在配合实施袁世凯和谈阴谋中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唐绍仪一到上海，就找张誉密谈，请他出谋划策。张誉明确表示他们这批人对拥袁做大总统不成问题，而关键在于和“同盟会要人之谈判”。“我只能代表苏、浙两省人民贡献意见，而不能保证同盟会之必能听从。此事全仗你的手腕及能力如何。”①张骞还和汤寿潜、赵风昌串联在一起，朝夕“会商组织政府”问题2，企图压革命派就范，左右南北和谈。革命派与反革命派妥协的南北议和中，张塞实际上处于幕后操纵者的地位，形式上的会议在英租界市政厅举行，实际上幕后密谋和起草电文一直在张骞党羽赵风昌的“惜阴堂”进行。张骞一伙秉承袁世凯的反革命意旨.挟北方势力压制南方：借南方势力胁制北方，两面开弓，为袁世凯夺取政权效犬马之劳。
由于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立宪派和旧管僚的推波助澜和革命派的妥协退让，使袁世凯的和谈阴谋终于得售。经过唐绍仪和伍廷芳的第一次会谈，达成了湖北、陕西、山西、安徽、江苏和奉天的停战协定。但事实上停战的只是革命军，袁世凯却借停战之机大举进攻。十二月二千日，袁世凯策动清军攻陷了太原，山西革命军败退晋北析县。陕西革命军也受到清军的夹攻。袁世凯的爪牙倪嗣冲又从河南攻入安徽西部的颖州。但是，袁世凯在和谈烟幕下向革命军进攻的炮声，并没有使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些人猛醒，他们仍然在谈判桌上作“南北统一”的美梦。十二月二十日，伍廷芳和唐绍仪又举行第二次会谈，讨论国体问题。伍廷芳虽然坚持采用共和制，但作出了重大让步，保证只要袁世凯和革命军一起推倒清朝，就把临时大总统的位置送给袁
①刘厚生：《张赛传记》第194页。
②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167页。世凯。唐绍仪既无力强迫革命派承认君主立宪，也无权承认革命派的共和。于是，来了个滑头的办法，既承认共和是人心所向，又说共和与君主立宪只是形式问题。经过一系列的讨价还价，终于达成了二个调和方案，就是召开国民大会，就君主和民主问题付之公决。清政府得到消息后，也开了个御前会议，批准了这个方案。袁世凯对这个谈判的初步成果，十分满意，再加上南京各省代表会议已作出不选举临时大总统的决定，虚位以待袁世凯，这就使他眉飞色舞，准备爬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了。
二、诱骗和逼宫
当袁世凯和谈阴谋得售的时候，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从海外归来，这对袁世凯妄图窃取总统宝座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孙中山一到上海，就坚定地表示：“革命之自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①《民立报》也发表题为《和乎战乎》的社论，明确指出：“武昌师起以来，以数万人之流血而得复东南半壁，然而大敌尚在，壮志未酬，我当局乃过重人道，欲以口舌之力，结此大革命潮流，是已我之过矣。”“议和也，停战也，胡为多是一举哉？”社论在结尾满怀激情地希望不久将在“北风凛烈，军旗飞扬”中欢送北伐军讨袁。②一些激进的革命党人也支持孙中山，反对和谈。孙中山一面积极筹组中央政府，一面组织大军北伐。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就临时大总统职，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一月十一日，孙中山组成六路北伐大军，湘鄂为第一军，宁皖为第二军，淮扬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关外为第五军，山陕为第
①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85页。
②《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234页。六军。准备取道河南、山东、直隶，夺取北京。形势急转直下，使袁世凯目瞪口呆。
老奸巨猾的袁世凯于是又使出了硬的一手，压孙中山妥协。他立即拍电厅责唐绍仪，声称南北和谈必须以君主立宪为前提，而且南北议和没达成协议，“南人先组政府，公举大总统，有协约本旨”，并令唐绍仪辞职，造成议和谈判的决裂局面。同时打电报质问孙中山为什么先组临时政府。接着又拿出武力相威胁，指使北洋军将领段祺瑞、姜桂题、倪嗣冲等四十二人，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发出通电，叫晒必须坚持君主立宪，如果少数人决定采用共和政体，他们就要警死抵抗。但是袁世凯在暗地里仍然指使唐绍仪、杨度等，通过注精卫与革命方面秘密协商。和谈表面上破裂，而背后却一直在秘密地进行。与此同时，袁世凯又求助其后台帝国主义出面干涉。帝国主义纷纷露出凶相，对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施加压力。军事上，英、美、德、日各国军舰驶进长江，耀武扬威：俄国军队在我东北北部进行威胁；日本军队在我国东北南部、内蒙东部欲动。外交上，他们以袁世凯出来“统一”南北为承认中华民国的条件，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是中华民国的中央政权。舆论上，帝国主义报纸颠倒黑白，对革命派横加指责、诬蔑和攻击，叫嚣什么“和谈破裂，伍（指南方代表伍廷芳）与其党徒，实尸其答”。财政上，帝国主义加紧对南京政府的经济封锁，海关税收分文不给，致使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军费十分困难。
混进革命政权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也乘机配合帝国主义和袁世凯向革命派进攻。他们对南京临时政府表示冷淡，甚至采取对抗态度。他们的大多数总长都不到南京执行职务，冷眼旁观，有的甚至公开充当袁世凯的帮区。窃据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的张骞，一方面向袁世凯发出《劝告袁内阁速决大计》的密电，说：“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愿公奋其英略，旦夕之间戴定大局，为公身名俱泰，无穷之利。”并通令勉励北洋军人“作华盛顿（指袁世凯）之助”①另一方面利用南京临时政府面临的严重财政困难，进行要挟，胡说什么“财政一端，关系重要。列强之能承认，全视此为关键。”他提出要孙中山“担任募集外债一万万两或至少五千万两以上”②，借以压追革命派。接着，他又以军事统一为名，公然要求解散革命党组织。他竟猖狂地对黄兴说：“总之军事非函统一不可，而统一最要之前提”，“销去党名为第一，此须公与中山先生早计之，由孙先生与公正式公布”。③
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夹攻下，革命派内部的分化日益加剧，对反动势力妥协的倾向普遍增长，黄兴、宋教仁等极力主张对袁世凯退让，一些同盟会的右翼分子也和立宪派、旧官僚一鼻孔出气，散布各种流言语，攻击孙中山“理想太高”，“舍不得丢掉大总统的位置”。他们都希望迅速结束革命，以便在这个新的政府里捞到一官半职。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和一些激进的革命党人发动的北伐进展缓慢，各地的北伐军队伍日趋解体。孙中山被迫不得不对袁世凯妥协退让。一月十五日，孙中山打电报给袁世凯，表示“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④接着，幕后进行议和谈判的南北双方又达成了协议：只要清帝退位，孙中山就解去临时大总统职，公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并拟定了一个清帝退位优待条件。
①2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150一151、170页
③张赛：《与黄克强书》，《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172页。
④蔡寄鸥：《鄂州血史》第178页。
袁世凯得到南方这一保证，算是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于是转过头来，开始逼宫。在这之前袁世凯曾指使段祺瑞等通电反对共和，并借口与革命军作战从清廷弄去了八万两黄金，现在突然一反过去的保证，又以“拥护共和”的姿态出现，要清帝退位，并秘密策动奕助向清廷提出。一班皇族青年亲贵如良弼、载涛等竭力反对，并筹组“宗社党”，要和南方革命军作战，同时主张除掉袁世凯这个不忠于清室的“奸雄”。鉴于这种状况，袁世凯觉得这时该用革命军来压清廷了，他到处散布革命党人无孔不人，遍布京师。一月十六日袁世凯入朝经过东华门时，恰好遭到自称革命党人的炸弹的袭击，袁乘机称病不出。清廷相信了袁世凯的捏造，更加惶惶不可终日。在十七、十八日两次召开御前会议，研究退位问题，但毫无结果。十九日召开第三次御前会议，袁世凯指使心腹赵秉钧、梁士治、胡惟德列席参加，在会上摊牌。赵秉钧秉承袁世凯的意旨，提出了一个方案，主张同时取消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君主政府，在天津另组一个统一政府，实际上由袁世凯坐一统江山，清朝亲贵这才看清了袁的嘴脸，一致表示反对。梁士治、赵秉钧、胡惟德一再桐吓，一会说如果不接受此案，袁内阁要全体辞职；一会说这样下去，英、俄、日会乘机干涉：一会又说，军费枯竭，财政困难，要被革命军打败。但清朝亲贵们没有一个能听进去的。会议不欢而散。会后良弼等“宗社党”分子积极活动，准备组织新内阁，取代袁内阁，和革命军死到底。
南京临时政府也反对袁世凯一伙提出的方案，立即打电报给袁世凯，提出四项条件：（1）清帝退位，放弃一切主权；（2）清帝不得于预临时政府组织事宜：（3）临时政府地点须在南京；（4）孙总统须俟列国承认临时政府，国内改革成就，和平确立，方行辞职；袁世凯在孙总统解职以前，不得干预临时政府一切之事。一月二十二日，孙中山又发表声明，揭露袁世凯在天津另组政府的阴谋。孙中山指出：袁世凯的用意是不想推倒清政府，“且欲取消民国政府”：是不想实行民主共和，而要坚持君主立宪。他提出了五项条件：（1）清帝退位，由袁同时知照驻京各国公使，并转达南京临时政府；（2）袁须宣布政见，绝对赞成共和主义：（3）孙中山接到外交团或领事团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后，即行辞职：（4）由参议院举袁为临时总统：（5）袁被举为临时总统后，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始能授受事权。南京临时政府和孙中山提出的这些条件，表面看来干分强硬，对于袁世凯企图取消南京临时政府的阴谋有抵制作用，但是在政权由革命派还是反革命派掌握这一根本问题上同样没有力争，在把大总统位置让与袁世凯这一要害问题上并无改变，相反倒被袁世凯利用来当作逼宫的一种武器，借口南方革命党人的威逼，去要挟清帝退位。
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声明后，进一步夸大事实，大造“革命党人潜伏京师”，不久要发生暴动的谣言，威吓清廷。恰在这时，汪精卫等在天津找到了革命党人彭家珍，以良弼是目前实现共和最大障碍为理由，要彭人京刺杀。彭家珍出于对清廷的仇恨”潜往北京，在一月二十六日良退朝回家时，出其不意投出一颗炸弹，将良弼的一条腿炸断，第二天就死去了。这一下可使那些皇族亲贵心胆俱裂，对袁世凯的谣言深信不疑，许多王公大臣纷纷离开北京逃往天津、青岛、大连等地，一时跑不掉的也艺求袁世凯给予保护。接着，袁世凯又指使北洋军将领段祺瑞、姜桂题、倪嗣冲等四十余人，在一月二十七日联名向内阁军咨府、陆车部和各王公大臣发出通电，要求立即采用共和政体。三个星期前，这帮军阀还誓死反对共和，如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当然不是他们真心放弃旧主张，而是服从于袁世凯的政治需要。当处于胆颤心惊的皇族亲贵读到这份通电后，更加丧魂失魄，感到大势已去，清廷难保，只好丢掉皇冠，苟全性命了。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清廷连开御前会议，决定“逊位”以取得优待条件。袁世凯得到消息后，病即“大愈”，即在二月三日打电报催伍廷芳将优待清室条例速定下来。五日，南京参议院通过了优待条例和张誉起草的《清帝退位诏书》，同时电告袁世凯。袁世凯为了掌握新政府的组织权，在退位诏书中擅自加上“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①二月十二日，清廷公布了退位诏书，并宣布退位，袁世凯即以临时政府首领的名义执掌了大权。十三日，袁世凯就电告南京临时政府，伸手要临时大总统的宝座了。在电报中，袁世凯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表面上讲了一些极为漂亮动听的言词：“南京孙大总统，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路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所造成，亦民国无穷之光荣与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这些冠冕堂皇的话，使南京临时政府一些首脑人物晕头转向，他们竞把袁世凯视为创造共和的“功臣”
二月十四日，孙中山放弃了待各国承认临时政府方能辞职的条件，向参议院提出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并在咨文中说：“现在清帝退位，专制已除，南北一心，更无变乱”，“从此帝制永不留于中国之内，民国目的，业已达到。”完全沉醉于胜利之中了。孙
①张国涂：《辛亥革命史料》第315页
②蔡寄鸥：《鄂州血史》第184页中山还向参议院提议，“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举为总统，必能尽忠民国。”①二月十五日，召开了临时总统选举会，到会有十七省代表，袁世凯以十七票当选。当天，参议院就致电袁世凯，告诉他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吹他是“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至此，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的篡权活动，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妥协退让中得到初步实现。内外反动派弹冠相庆，庆贺“南北统一”，即把革命力量“统一”到反革命方面。
三、争都与复辟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一时被袁世凯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所蒙蔽，但对他仍有一定的警惕。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时，又布置了一道虚弱的防线来对抗袁世凯，要袁世凯履行三项条件：（1）临时政府设于南京，不能更改：（2）袁世凯亲到南京受任之时，临时大总统及国务员始行解职：（3）《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律章程，非经参议院改订，仍继续有效。这三项条件的第一、二项是“调虎离山”，企图使袁世凯离开北京的老巢；第三项是“套虎于网”，给袁世凯以法律上的约束。孙中山想用这样的办法来保证在中国推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对于孙中山的用意，富于反革命经验的袁世凯看得一清二楚。他感到孙中山提出的遵守临时约法问题，这是将来的事，可以暂时放一放：而建都问题，即要实行，必须力争。帝国主义列强
①蔡寄鸥：《鄂州血史》第185页。完全和袁世凯坐在一条板凳上，命反对建都南京，这是因为他们在北京享有驻兵权，在东交民巷有一个“独立王国”，迁都南京就意味着削弱他们的在华统治实力。立宪派、旧官僚也不愿使袁世凯的反革命实力下降，极力反对孙中山的三项条件。张誉还为袁世凯策划了不南下就职的妙法，他在给袁世凯的信中说：“目前第一难题即要公南来。解此题者只有二法。一从在京外交团人手，一从北数省人民着手。”①这里的所谓从“外交团”人手，就是求助于帝国主义干涉：所谓从“人民”着手，就是要袁利用其军阀爪牙发通电。后来袁世凯果然极其巧妙地采用了张誉的献策。至于混人南京参议院的立宪派、旧管僚以及革命派的叛徒，同样反对建都南京。二月十四日，参议院讨论建都问题，结果以二于票对八票的绝对多数通过建都北京。孙中山得此消息，异常气愤，立即让参议院复议，坚决主张建都南京。十五日参议院重新讨论，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最后才以十九票对七票的多数，通过了建都南京的决议。接着孙中山连电袁世凯，催他南下就职。
袁世凯是绝不肯远离北洋军阀巢穴而南下就职的。他在给孙中山的回电中，编造了一大堆“理由”，说什么“北方军民，意见尚多分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时来警告。内订外患，递引互牵，若因凯一去，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②孙中山对此并不以为然，在电催袁南下就职的同时，派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钮永建等为迎袁专使，奔赴北京。
①张容：《张季子九录》，《政闻录》。
②蔡寄鸥：《鄂州血史》第188页。
二月二十五日，迎袁专使团蔡元培等到达北京。两面三刀的袁世凯，特开正阳门进行隆重欢迎，为专使团举行盛大宴会，并假地与专使们商谈南下路线，表示“极愿早日南行”：但在暗地里却指使其爪牙北洋军第三镇统制曹锟于二月二于九日晚在北京制造“兵变”，纵火抢劫，造成混乱，连迎袁专使团的寓所也被骚扰，专使们几乎遇难。紧接着，通州、保定、天津也演出同样事件。帝国主义立即紧密配合，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命令驻扎京津的侵略军整装待命，在通衢大道上巡逻示威，替袁世凯保镖。日本立即从山海关一带调一千多王兵，条气腾腾开往北京，英、俄、德等国也纷纷从旅顺、香港、哈尔滨、青岛增调二千多士兵进京“护卫”，竭力为袁世凯制造北方的恐怖气氛，大有八国联军人侵重演之势。在此同时，那些立宪派、旧官僚也大叫大曦，反对袁世凯南下就职。黎元洪带头发通电桐吓革命派：“舍南京不致乱，舍北京必至亡。”汤寿潜攻击孙中山要袁南下就职是干涉立法权。江苏都督庄蕴宽（此时程德全已调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总长）甚至向孙中山抗议，要求重新讨论建都问题。北洋军阀头目段祺瑞、冯国璋等更是蛮横地通电叫：“临时政府必应设于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袁世凯一伙这样连骗带吓，使迎袁专使们相信了北方政局不稳的说法。三月二日，他们向南京临时政府发电说：“北京兵变，外人极为激昂”，“培等睹此情形，集议以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①迎袁专使们完全落人了袁世凯的圈套。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扼腕叹息，毫无办法，只好让步。三月六日，南京参议院议决六条，其主要内容有：（1）准许袁大总
①尚秉和：《北京政府成立》、《辛亥革命》第8册.第552页统在北京就职：（2）袁就任后将国务总理和国务员名单拟定并电知参议院同意：（3）南京临时政府事宜交接完毕，孙大总统始行解职。袁世凯得知南方的决定后，欣喜若狂，迫不及待地于三月十日在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装腔作势地宣誓要“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罗，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①他用这种妮娓动听的言词去欺骗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但是，假的就是假的，连一个帝国主义侵略分子都看出了破绽，描述袁记“民国”是“行政、法庭、税收、警察一切都仍照旧..。固然，现在采用了总统、副总统之类的堂皇称号，人人口里都讲着自治、宪法和共和，但是在新瓶子里装的仍是旧酒”。②
到这时，孙中山的三项条件还剩下最后一条，即以《临时约法》来约束袁世凯。在袁世凯就临时大总统职的次日，三月十一日，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了参议院匆忙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药法》。这部约法分七章、五十六条，是一个资产阶级宪法性的文件。它以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学说为指导思想，确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制度：肯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和三权分立的组织原则：采取了资产阶级宪法中的虚伪的民主自由原则；确认了保护私有财产的原则。它在国家机构的体制上，特意将原来《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的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内阁总理由议会的多数党产生，总理对总统要办的事项，如不同意，可以驳回：总统颁布命令须由总理副署才能发生效力。它企图用缩小总统权力，增大总理职权的办法，来限制袁世凯专制独裁的手脚，保卫革命成果，维护民主共和制度。这表现了资产阶
①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280页
②贝洛夫：《1911一1913年的中国革命》第81页级革命派的民主主义立场。但是，这样的一纸空文，根本约束不了诡计多端的大野心家袁世凯。袁世凯既然搜取了国家的最高权力，他就完全可以进一步篡改这个“约法”。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①毛主席还深刻指出：“中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颁布一种好宪法，也必然被封建势力所阻挠，被顽固分子所障碍，要想顺畅实行，是不可能的。”②历史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这样，袁世凯在内外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在对革命派步步进逼中得到了他梦想取得的一切。革命派在步步退让中只好完全听命于袁世凯的摆布。三月十三日，袁世凯又一次打破了革命派希望由自己的领导骨干组阁的幻想，提名唐绍仪为国务总理。三月二十三日，南京参议院只好表示完全同意。革命派原先希望由黄兴担任陆军总长，袁世凯却坚持要段祺瑞充当，结果由于立宪派头子张誉勾结内奸汪精卫从中破坏，革命派的这一幻想又告落空。三月三十日，唐绍仪内阁宣告组成，要害部门的大权都掌握在袁世凯的党羽手中，革命党人只是成为点缀或陪衬而已。四月一日，孙中山宣布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五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设北京。至此，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到一百天就为反革命的北京临时政府所取代。资产阶级革命派所追求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成为县花一现的历史陈迹，轰动一时的辛亥革命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下宣告失败。
以袁世凯为头子的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政权的复辟。从此，中国开始陷入北洋军阀政府反动
①列宁：《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列宁全集》第11卷，第98页
②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第693页统治的灾难深渊，它比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孙中山后来沉痛地指出的：“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①
第四节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
一、值得纪念的丰功伟绩
辛亥革命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的一系列伟大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是继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后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第三次高潮。
辛亥革命是具有更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即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中国人民就开始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②因为辛亥革命的组织者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了这次民主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革命前组织了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要求推翻清朝封建君主专制政权，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企图实现解决士地问题的“平均地权”的“经济革命”。
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在于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国。
①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04页
②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27页毛主席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①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长期以来，反动的封建统治阶级竭力宣扬孔孟之道的天命论和“三纲五常”，把封建专制皇帝打扮成具有绝对统治权威、神圣不可侵犯的神的化身，使之成为实行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辛亥革命居然把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从它的宝座上一脚踢了下来，把它赶跑，宣判它为“小丑”、“民贼”、“独夫”，从此埋葬了在中国存在了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制。这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和巨大的变化。这对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孔孟之道的“天命论”是一个沉重打击和深刻批判。这个巨大的胜利和变化，促使人民群众日益觉醒，大大地激发了人民的革命精神，使民主主义思想、共和国观念深人人心，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辛亥革命以后，虽然还有反动派宣扬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复辟之道，想重温皇帝的美梦，妄图复辟帝制，但他们在这个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面前，被冲击得象肥皂泡似地很快就消失了。
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推翻了清朝统治，这就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清朝封建统治者就执行着对外投降、对内镇压人民革命的反动政治路线。这样一来，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就同中国的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错综面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着中国人民的生存，压追着中国的经济不能发展，阻碍着中国的政治不能进步。帝国主义是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而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则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
①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会基础。清政府不仅是封建的朝廷，尤其是“洋人的朝廷”：不仅是保护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尤其是帝国主义掠夺和统治中国的工具。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爆发的辛亥革命，矛头直指清政府，革了清朝的命，也就打击了帝国主义。毛主席指出：“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①从此以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半殖民地统治秩序更加动摇，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日益向着更广泛和深刻的方面发展。
辛亥革命在经济上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为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辛亥革命的暴风骤雨，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也就一定程度地削弱了中外反动势力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压迫。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奖励工商业的政策和法令，各地相继出现了各种实业团体，从而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队伍壮大起来。无产阶级队伍的迅速壮大和斗争，加快和改变了中国革命的进程。辛亥革命后八年，作为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起点的五四运动就爆发了。
辛亥革命促进了被帝国主义奴役的亚洲人民的解放斗争。一九一二年一月，当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之际，列宁就满怀激情地说：“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遭到破坏”。②一九一二年，旅居中国的越南爱国侨民在辛亥革命的直接影响下，组织了越南独立党，提出民族解
①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1402页。
②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17卷，第457页。放和建立独立的共和国的主张。一九一三年，荷属东印度的爪哇等岛的印尼人民及其他殖民地人民，在辛亥革命的鼓舞下，都广泛地掀起了革命民主运动，有力地冲击了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殖民统治。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在国际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和亚洲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革命，彼此支持，互相激荡，形成了世界范围的革命风暴，“标志着二十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①亚洲变落后为先进的时代开始了。因此，即使在帝国主义援助袁世凯绞杀革命、破坏民主的暗淡的日子里，列宁仍然满怀信心地说：“不管各种“文明”豺狼切齿痛恨的伟大的中华民国命运如何，但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在亚洲恢复旧的农奴制度，也不能铲除亚洲国家和半亚洲国家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精神。”②
总之，辛亥革命是以巨大的历史功绩，载人中国近代史册的。
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破产
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政权问题上的要求，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用它来代替封建君主专制的清政府。这是他们组织和发动辛亥革命的基本出发点。
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产物，是鸦片战争以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关于民主政治思潮的重要结晶。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
①列宁：《亚洲的觉醒》，《列宁选集》第2卷，第448页。
②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第439页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这样具体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革命的方案。
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提出，是同盟会和它的领袖孙中山的一个贡献。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实践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就意味着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制度去代替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国家制度，因而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而决定这一斗争胜负的关键问题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能否战胜握有经济、政治和军事实权的地主买办势力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外国帝国主义列强。因此，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必须解决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买办势力及其后台老板外国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然而，在对待和解决这两个矛盾的问题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没有也不可能有彻底的革命观点，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和为实现这一纲领而斗争的正确路线。这是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块土壤里生长起来的，它从娘胎里就带来一种软骨病，先天不足，后天亏损。一方面，由于他们遭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所以要求实行民主革命；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种软弱性和妥协性，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集中地暴露出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推翻地主买办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强有力的革命专政。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以前，在其政纲中明确主张中国“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①这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但是，由于阶级的局限，他们不懂得清朝的国家政权是地主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工具，错误地以为只要推翻清王朝，变君主专制为民主共和，就能保障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他们注意“反满”和政权形式的更易，而忽视了变地主买办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国体问题。这一点在同盟会对满洲将士的招降书中有突出的表现。招降书尽管有孤立清政府和争取革命同情者的意思，但良不辨，敌我不分，甚至规定起义后的秩序，要由那些地主绅士们去负责维持。这些都充分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争取汉族的封建官僚、军阀、士绅作为“盟友”的妥协立场。毛主席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2资产阶级革命派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缺乏革命原则，不把汉族的军阀、官僚、豪绅、地主当做革命的对象，甚至还极其有害地把他们当作革命的同盟者，这样，资产阶级革命派就麻痹了自已，模糊了群众的视线，给武昌起义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继续革命和创建政权的实际行动，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武昌起义以后，清政府很快就土崩瓦解了，革命的发展把创建政权的问题提到了日程上来，这时摆在革命派面前的已经不是宣传和阐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般方案问题，而是如何把这个方案变成现实的实际问题。在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上，资产阶级革命派从一开始就表现了软弱、动摇和缺乏坚定的革命态度。在武昌起义的第二天成立的武昌军政府，本来是革命的产
①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3页
②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3页物，是广大人民群众用鲜血和生命换取来的成果。但是，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却没有利用这一革命形势，依靠人民群众把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并充分利用革命政权这一重要工具，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大好形势，把革命夺权斗争进行到底。相反，他们却向地主买办势力寻求妥协，居然把军政实权拱手交给了所谓有“声望”的旧军阀黎元洪和立宪党人汤化龙，结果使这个新生的军政府从一开始就走上和反动势力妥协的轨道。这种在革命中产生的政权却落在反革命手中的现象之所以产生，固然和当时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不在武昌有关，但主要还是民族资产阶级软弱、动摇和妥协的结果。当时革命的领导者之一蒋翊武就说过：“革命党人之不争权利，以免将来发生裂痕也。”
武昌起义以后，各省纷起独立，尽管宣布独立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总的趋势却是革命派打先锋，立宪派和旧军阀、官僚接受政权，清朝的官僚和保皇党徒一变而为民国的元勋。改变的只是政权的一块招牌，而不变的是政权的地主买办阶级本质。这种“新瓶子装旧酒”的严酷现实，并没有引起革命派的足够重视和警惕。相反，革命派中的一些人，企图以“廉价革命”来换取“廉价胜利”，认为这是清朝官僚“投降”革命，是促使革命成功的一条捷径。资产阶级革命派急切幻想革命早日成功，因而对凡是拥护共和的人，都愿与他们联合起来，而不管他们骨子里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在他们宜“取宽大主义，免增怨毒”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敌人变成了盟友，彼此握手言欢，“咸与维新”了。鲁迅针对许多独立后的地方政权普遍存在着的“新政府、旧人物”这种奇怪的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深刻的讽刺，说它是：“狐狸方去穴，桃偶（指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已登场。”①南京临时
①鲁迅：《哀诗三首》，《鲁迅全集》第7卷.第862页政府就是在各省这种相继“独立”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如同沙滩上的房屋一样，没有可以依靠的牢固基础。这就给地主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搞反革命纂权复辟活动提供了重要条件。马克思说过：“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①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就是赶着革命的浪潮，利用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弱点，表面上装作承认“共和”，暂时栖身于革命政权内部，从中逐步窃取革命领导权，使民国只成了一个空洞的形式，而实质依然是地主买办阶级的专政。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自然也就宣告破产子。
第二，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建立一支强大的革命武装，作为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坚强支柱。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残暴专政下，中国革命的“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2无数历史经验都雄辩地证明毛主席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3这一伟大论断的正确。政权，只能用武装去夺取：政权，也只能用武装来保卫。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曾主张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他们注意到在军队中争取革命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工作，注意争取和依靠过去民间的反清秘密团体“会党”，并收到一定的成就。
然而，资产阶级革命派却没有认识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武装斗争在革命中的特殊作用和重要地位，没有深刻的理解建立一支强有力的革命武装，作为夺取和巩固政权、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坚强支柱的重要意义。因此，他们所发动的
①马克思：《致弗·波尔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4页
②③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08、512页一连事武装起义，都不是以在群众中进行耐心的、艰苦的组织和教育工作为基础的群众武装起义，而只是一种脱离广大群众的单纯的军事投机和军事冒险。在多次起义失败的打击下，资产阶级革命派中有一些人又由悲观失望而走上专门搞暗杀的道路。他们既没有在充分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的基础上建立起一支真正强大的革命军队，更没有利用当时的革命形势积极掌握军队的领导权，以至起义的新军和会党武装多数为立宪派和旧军阀、官僚所掌握。辛亥革命中组织起来的革命军队一一民军，不仅数量少，而且战斗力弱，根本没有力量来创建和保卫中央和地方革命政权。特别是当武昌起义刚刚成功，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混人革命政权、并窃取了领导权的旧军阀头子黎元洪，为了纂权复辟，企图破坏和瓦解革命武装，公开叫“共和国立，革命军消”①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竞毫无警惕与抵制。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其剥削阶级的本质和软弱性，决定了他们的政权观是：政权到手，革命到头。起义功成，就应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他们害怕继续革命，害怕延长武装斗争，希望迅速实现“统一”因此对反革命势力瓦解革命武装的阴谋，不仅认识不清，缺乏警惕，反而随声附和，随波逐流。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虽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者黄兴担任了陆军总长，但实际由革命党人直接掌握的军队很少。到一九一二年三月，袁世凯窃取了临时大总统后所组成的内阁，虽然同盟会占多数，号称“同盟会中心内阁”，但黄兴并未能担任陆军总长，袁世凯的党羽段祺瑞任陆军总长，刘冠雄任海军总长，资产阶级革命派把军权让了出去。
不仅如此，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许多人，还自动解散了革命
①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武装。例如，广东独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自己承认，光是省城内被裁撤的民军就有几万人。四川的几十万保路同志军全遭遣散，有的甚至还被当作“会匪”惨遭杀害。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始终没有建立一支强大的革命的军队，没有能够掌握军队的领导权，结果便没有可以依靠的支柱借以抗衡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迎击袁世凯篡权窃国的阴谋。辛亥革命的历史证明，“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①因此，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最后只能因为没有强大的革命军队作后盾而化为泡影。
第三，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一个坚强的革命组织作为领导革命的核心力量，因而无法保证革命队伍意志的统一和行动的统一。
作为领导辛亥革命的政党一中国同盟会，由于没有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从成立时起，内部就不够团结，组织上就不够巩固。早在武昌起义前就出现了组织分裂和派别活动的现象。原来的革命小团体光复会实际在单独活动，同盟会中部总会和同盟会总部闹独立性，共进会和文学社与同盟会总部联系很少，甚至把同盟会的总纲随便改动。这说明同盟会在思想上、组织上极不统一。起义胜利后，随着革命运动的进展和深化，随着革命运动遭遇到困难和挫折，以及内外敌人的拉拢勾引和瓦解的活动，同盟会中的派别活动更加严重，已经不能保持一个统一的组织形式对革命和政权进行领导了。有的甚至认为在推翻清朝以后，党的消灭是必然的，否则倒不足以见其“大公无私”有的同盟会员更从同盟会中分离出来，和立宪派、旧官僚混在一起，
①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11页组织什么“民社”、“共和统一会”“共和促进会”、“共和建设会”等，为个人争权夺利。既然实践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司令部和南京临时政府的领导力量一同盟会，思想上缺乏统一信仰，组织上松懈无力，内部矛盾重重，那么辛亥革命的失败，也就难以避免了正如孙中山在一九三四年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总结这一历史经验时所说的：“夫当时代表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者，实为袁世凯，其所挟持之势力，初非甚强，而革命党人乃不能胜之者，··未能获一有组织、有纪律、能了解本身之职任与目的之政党故也。使当时而有此政党，则必能抵制袁世凯之阴谋，以取得胜利，而必不致为其所乘。”①
第四，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彻底批判复辟倒退的孔孟之道。
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推翻反动腐朽的清王朝，创建新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把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结合了起来。在武装起义的同时，在文化思想战线上，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民主主义理论为武器，与清朝封建统治者及其依附势力资产阶级保皇派康有为、梁启超之流所掀起的尊孔复古思潮，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经过激烈的论战，击溃了尊孔逆流，从而在政治上粉碎了康、梁一伙的保皇阴谋，为辛亥革命的到来作了重要舆论准备。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利用所掌握的革命政权这个工具，试图把反孔斗争继续推向前进，颁布了一些“废孔”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反对封建旧文化的斗争。这对暂时稳定新生的革命政权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由于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跟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政治上的民
①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21页主要求是很不彻底的，因而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他们不肯也不可能跟西方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思想进行彻底的决裂。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批孔斗争，不能不是有限度、软弱无力和极不彻底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不懂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的习气、习惯、传统和偏见是民主革命的巨大阻力，不懂得彻底批判孔孟之道对夺取政权、特别是巩固政权的深远意义。因而在批判中往往采取保留的态度。如陈天华就认为：“如谓宗教必不可无，则无宁仍尊孔教”。①章太炎也认为孔丘在教育等方面有不能磨灭的功劳。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孔丘的批判，远没有形成一个广泛的群众运动，在批孔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是很肤浅的，封建主义的思想阵地，远未彻底扫除。这样，孔孟之道依然在群众中间散发着臭气，并且毒害他们。鲁迅在《风波》这篇小说里就深刻地揭露了这一点。鲁迅所刻画的七斤和七斤嫂等，他们是敢于蔑视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他们赞成剪辫子，在他们身上有一种自发的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但同时，由于反动统治阶级利用孔孟之道实行思想统治：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去注意农村的思想发动，也由于小生产者农民本身的弱点，他们身上又毫不例外地受着封建传统思想的毒害和束缚。鲁迅特别说明了九斤老太在封建思想的长期毒害下，已经变成了一个保守、落后、头脑僵化、只知道尊奉和恪守旧观念生活的人物，“一代不如一代”成了她的口头禅。九斤老太的这句口头禅正是她不满现实、留恋过去的一句真实的内心独白，也是她对一切事物下的结论。
反映旧制度的旧传统、旧观念、旧习惯是一种巨大的社会阻
①陈天华：《绝命辞》《陈天华集》。力，它只能有利于反动派而不利于人民。在辛亥革命时期，由于没有彻底批判孔孟之道，这就使得尊孔复古、倒退复辟的反动思想，依然在某些人们头脑中保留有相当的市场，他们往往被这种旧思想紧紧地束缚了手脚，而不能觉醒。毛主席说：“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①而这一点，正是地主买办阶级反动势力利用孔孟之道进行复辟的一个有利条件。袁世凯搞篡权复辟就是以孔老二作为敲门砖的，他为换取帝国主义洋大人对自己篡权复辟活动的支持，也是以孔孟之道作为卖国的理论根据和遮羞布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也根本不可能对地主买办阶级实行包括文化思想领域内的全面专政，而地主买办阶级却利用传统习惯和复古倒退思潮，进行了全面的反革命复辟。
第五，资产阶级革命派不敢依靠农民群众，没有触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基础。
毛主席说：“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同盟者及其统治的基础。”②封建的土地制度是旧中国地主买办阶级专致的经济基础。因此，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主要内容。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同盟会纲领中提出了解决封建的、半封建的土地制度的“平均地权”的主张，并且就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的问题，与资产阶级保皇派展开了大论战。
①《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123页
②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1208页
但是，同盟会的多数成员却停留在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水平，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仍然有所保留。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提出了“平均地权”的口号，但是他们反对农民起来“夺富人之田为己有”，反对广大农民起来革命，而主张采用所谓“核定地价”的办法来解决土地问题。这实际上反映了他们惧怕农民群众用暴力摧毁封建统治根基的心理。因此，辛亥革命后，中国广阔的农村依然如故。一方面反动的封建势力没有受到打击，封建土地所有制没有丝毫触动：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通过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去“唤起民众”，真正组织和依靠中国民主革命主力军农民来参加革命斗争。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孙中山是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乡村农民，实行武装革命，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由”的主张。但是可惜，在他掌握政权的时候并没有主动地实行过土地制度的改革。”①“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②
第六，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存在着幻想和畏惧。
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③帝国主义绝不充许在它控制下的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它们勾结中国反动势力，共同绞杀革命，阻挠
①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976页。
②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6页
③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591页。资产阶级所向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实现。因此，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所遇到的第一个和最区恶的敌人就是外国帝国主义。
但是，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于帝国主义的本质却认识不清，他们一直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当中不少人甚至认为，由于他们走的是西方资产阶级走过的路，所以西方资产阶级会帮助他们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国家。他们不敢正面反对帝国主义，力求避免触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他们在对外宣言中，宣布承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国家间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继续偿付赔款和外债，保护外人既得权利，希图以此来换取帝国主义对革命的同情和对革命政府的承认，以为得不到帝国主义的承认，革命政府就不能生存。资产阶级革命派还认为，“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中国的危亡完全是由于清朝统治的腐败使列强得以“乘虚攻弊”的结果，只要推翻清朝，建立共和民国，根本问题便可解决。因此，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袁世凯的联合压迫下，他们竞愿意交出政权以换取袁世凯“反正”，“令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①结果南北和谈“成功”，革命半途而废了。帝国主义采取间接的方式援助中国反动派达到了绞杀革命的自的。
正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既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从根本上去触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因此，辛亥革命的结果只是赶跑了一个皇帝，只是在形式上建立了“民国”，中国人民依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统治之下，过着极端痛苦的生活。
①黄兴电，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民兴报》。
辛亥革命的历史表明，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取得彻底的胜利。“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①
①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13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