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源和赫鲁晓夫的上台

苏联由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通过逐步蜕化而自发形成的，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这种资本主义复辟，是历经好几个不同阶段的尖锐阶级斗争的产物。

资本主义复辟实际过程的第一阶段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党内斗争时期，这一时期到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为止。在这些年内，工人阶级牢牢地掌握着政权，无产阶级的政策在大多数领域也得到贯彻。然而，阶级斗争仍在继续，在此期间，许多资产阶级分子跳出来同无产阶级进行了较量。

苏联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发展的。苏联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开始建设工人自已的国家，对完成这一巨大任务在好些方面都是准备不足的。苏联工人从沙皇、地主和资本家那里所继承的是一个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几乎还没有迈步的落后的经济。这一落后状况，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三年流血内战和帝国主义的干涉所造成的破坏而变得更为严重。苏联工人阶级虽然主要集中于大型工业并且是第一个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人阶级，但是在人数上却是很少，还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具有革命精神的农民阶级，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还很落后。此外，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过，苏联是在敌人包围之中发展社会主义的。

面对这一艰难情况，苏联工人决心尽快地按社会主义体制建设国家并使其工业化，虽然他们知道，这样做必须作出许多牺牲。但是，单靠这种献身精神和热情是不够的，还必须同叛徒、“专家”作斗争。由于在旧社会工人被剥夺了甚至是最基本的受教育的权利（一九一七年时大多数工人是文盲），因此，就必须由技术方面和管理方面的专家来解决当时建设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而这些专家当然就不得不从原来的剥削阶级队伍中去招募。这些人当中有许多是和我们的叛徒一样，公开敌视革命，而且，也象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他们是构成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的主要成分。

必须把他们争取过来，但同时也必须把他们置于严格的政治控制之下。于是采取了在列宁领导下所提出的、又由斯大林予以发展的政策。

一方面，当不得不依靠资产阶级专家来担负管理上和技术上的权力岗位时，就以高薪和较好的生活待遇，对资产阶级专家进行“赎买”。这就意味着，旧社会的代表们被授予了处理日常行政和技术工作的广泛权力，资产阶级的管理人员甚至被授予了在维持劳动纪律过程中惩罚违抗命令的工人的权力。这样，原来的剥削阶级在某种程度上就处于能够从内部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并能继续对工人发号施令的地位。

在另一方面，则把这些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严格地同政治权力隔离开来。这就首先意味着，共产党仍然是工人阶级的党。从中央政府直至工厂各级负责的专家都在富有战斗性的党员的监督之下，这些党员能够发动工人揭露贪污和破坏行为，并且确实是这么做的。

更为重要的是，中央计划机构和其他中央权力机构是由党牢牢地控制着，这些机构在制订经济计划和政治自标时牢记看群众的长远利益。由于执行计划的职责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中央计划当局在制订生产指标时就非常谨慎，务求准确详尽。这样，虽然工人阶级不得不承认这些专家在行政管理和技术上的权力，同时，这些专家也不得不服从于工人阶级的集体意志，这一意志自上而下表现于计划，又自下而上由千百万党员和战斗的工人加以实现。

这种办法是一种必要的妥协，它没有、也不可能造成资产阶级的最终失败。正如斯大林所不断强调的，资产阶级还远远没有被消灭。资产阶级的目标仍然是既从外部也从内部进攻并消灭共产党。

资产阶级的专家和管理人员曾几次试图从党外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最有名的几次尝试中就有个叫做沙赫特事件。这一事件于一九二八年发生在顿湿茨煤炭盆地的沙赫特地区。沙赫特破坏者“用不正确的方法进行采矿工作，以便减少煤炭产量。他们实行损坏机器和通风机，设法使矿井崩陷，爆炸和放火焚烧矿井、工厂和电站”。①

这些破坏者不顾工人的安全和工作条件，蓄意无视劳动保护法。在这些破坏者被揭露以后，斯大林把这次事件总结为“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的一个反映。他指出，“资产阶级的暗害活动毫无疑问地证明：资本主义分子还远没有放下武器，·”②他又指出：“不大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把我们各个组织的工作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③共产党员就不能全面地制止这种破坏活动。

但是，这些破坏者实际上还不是当时的主要危险。当苏联共产党人就今后前进的方向进行辩论和斗争的时候，在党内出现的反对派同这些破坏者结成了紧密的联盟。资产阶级势力把希望寄托在这些反对派身上，并态患他们为分裂和腐化党而努力。

这时党必须决定的问题是，继续前进并同农民阶级结成联盟建设社会主义，还是停滞不前被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所压倒。托洛茨基分子认为，要在一个多数人口是农民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他们认为，苏维埃国家必须进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牺牲农民阶级的利益来实行工业化。这一“左”的路线实质上是右的路线，因为它破坏了列宁称之为苏联无产阶级政权基础的无产阶级和贫农之间的联盟。托洛茨基分子鼓吹“工人阶级与农民必然会发生“无法解决的冲突””这一理论，其实是把他们的“希望寄托于农村中的“文明租佃人”，即寄托于富农的农庄”。④

布哈林分子则公开表示了这一希望。作为党的一个领导成员的布哈林，由于对苏联工人建设社会主义的能力同样缺乏信心，主张对农村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采取投降政策。他反对农业集体化，相反却号召少数富农“发财吧！”争。他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将逐渐消失，富农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然而，正如斯大林及时指出的，这一理论忽视了这样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形式。”5或者，正如列宁所阐明的：“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

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还有其他叛徒和破坏者都遭到了失败。战斗的工人群众和党的干部毫不动摇地团结在斯大林和党中央委员会的周围。三十年代的清洗尽管有其缺点和过分之处，但它标志着无产阶级路线的一次甚至更加伟大的胜利。到一九三九年时，情况已经变得非常明显，所有公开的分裂和派别活动都已无法容忍，也不会得到容忍。关于这一重要时期的更加详细的情况，建议参阅一九三八年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以及斯大林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著述，特别是他的《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

但是资产阶级势力必然要披着新的外衣再度出现。党的领导懂得，这种对资产阶级专家的“买”政策只能是一种暂时的解决办法，必须使生产关系进一步革命化。因此，苏联开始培养来自工人和农民队伍中的自已的专家和管理人员。三十年代中期，一个新的技术管理阶层这些新管理人员、新技术人员、新干部和新知识分子的，正是那些他们将取而代之的资产阶级专家；因此这些新专家不仅继承了资产阶级专家的专长，而且也往往接受了他们的世界观。更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这些新的专家依然是处在严格说来是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这样，尽管这些新专家的阶级出身很好，其中大多数也是真心诚意地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工作的，但却表现出一种脱离群众的倾向。许多人开始指望得到他们以前老师的那些特权，而且也倾向于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工作，也就是以个人主义的态度而不是以集体主义的态度对待工作。他们主要是从地位比自已高的人那里寻求指导和批评，而且让技术凌驾于政治之上。

这一新的集团的出现，正是在三十年代中期和后期重新出现了帝国主义进攻的威胁的时候。由于这一威胁，就有必要实行所有阶级的最广泛的团结，也就是说，各个非无产阶级阶层，其中包括管理人员和专家，都必须被吸收到广泛的民族爱国战线中来。要实现这一点，仅仅宣布这样一个战线是不够的，党还要亲自巩固这一团结，对所有爱国的阶级具体地给予真正是每日每时的政治领导。

当中国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时，有许多来自非无产阶级阶层的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之也带来了他们阶级的偏见。同中国的这种情况一样，苏联共产党为了继续领导斗争，也必须向那些非无产阶级集团的人进一步开放，吸收他们入党。早在一九三六年，当吸收新党员三八年以后，当战争的危险不断加剧的时候，大批的技术专家和其他知识分子被接收到党内来。*

这些新党员中的大多数人出身于工人阶级，而且，为了建立一种能打败纳粹侵略所必需的民族团结，这一新政策无疑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将技术权力同政治权力分开的政策却受到了严重的干扰，来自非无产阶级的新党员的个人主义观点和工作方法不可避免地向党内渗透。原来总是以怀疑态度看待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其他类型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共产党员，现在发现自已正同他们肩并肩地在同一事业中工作，有些人划不清团结和斗争的界限，也就不足为奇了。

事实上，在战争期间，一种新型的党的领导人已在某些地方形成了，这些人的作风是注重实务，“讲求实际”，强调发展技术和专业，但却有些轻视理论原则，贬低政治作用的倾向。虽然这还并不标志着这群人已是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的核心，但是这种情绪却是引起麻烦的一个征兆。

这种情况也来自党的某些干部中间普遍滋长的自满情绪。苏联共产党人当然有许多值得骄傲的功劳，但是，战后有许多人开始感到他们现在可以躺在过去的荣誉上休息一会儿了。有些人认为，他们曾为革命效劳，现在理应受到一些特殊照顾和赞扬。他们开始逐渐脱离群众，对

*虽然全党的新党员统计数字并未公布过，但一九三九年第十八次党代会上发表的两个共和国的新党员人数表明，属于“知识分子”和“机关工作者”范畴的占百分之四十二点八到四十四点五，而一九二九年时仅占百分之一点七。据已掌握的数字表明，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间将近百分工人阶级改造社会的能力也开始失去信心。

事实上，斯大林早在一九三七年就对这种倾向提出过警告。斯大林懂得，政治挂帅是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则，他批评了以下这种现象：有些“党的同志··.·完全理头于经济工作··.·.·而对于象苏联的国际环境、资本主义包围、加强党的政治工作…·等等这样一些工作，根本不注意了”。⑧中国共产党在其一九七三年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也对各级党委会中出现的类似情况提出了警告，指出这样埋头于琐碎事务必然要导致修正主义。斯大林曾经指出，胜利也有其“阴暗面”，他警告说：“节节胜利，步步成功，一再超额完成计划的胜利环境，会使政治经验少和见识不很多的人产生漠不关心和自满情绪，会造成一种使人不知分寸和政治嗅觉迟钝而一味庆祝胜利、互相祝贺的气氛，会使人们松劲，使他们高枕无忧。”9不幸的是，这些话正描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党员和党的领导人的状况。

这时候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在执行中却常常偏离无产阶级的立场和方法。政策越来越是自上而下地贯彻，却没有发挥人民的积极性。例如，在工厂里，党对企业管理的控制越来越少。有些党员认为，计划能够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产生的任何问题，但是，当经济发展的时候，计划机构本身变得越来越官僚化。出于不得已而采用的行政管理办法已经变成了经济发展的障碍，变成了发挥群众积极性的绊脚石。

无产阶级对于官僚主义的回答是恢复党的活力，发越来越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党的高级官员的社会基础（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回答却完全不同。这些势力要求实行更加能够“自动调节”更加“合理”的经济，一种受资本主义价值规律支配而不是受劳动人民的集体意志支配的经济。

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就是这种观点的一个最直率，最大胆的鼓吹者。@苏联经济虽然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市场需求的支配，但在根据工人阶级的利益自觉地组织生产方面已取得了很大进展。某些产品，如日用必需品和基础工业产品的机器等，其售价远远低于本身的生产成本。其他商品，如伏特加酒或奢侈品，则以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售，以便用后者的收益去“贴补”前一类产品的亏损。但是，沃兹涅先斯基认为，计划机构和为贯彻这种政策所必需的严格的政治控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官僚主义，并造成浪费。这是因为他不相信工人阶级有能力控制生产，并由自已来调节生产。

沃兹涅先斯基主张实行一种“价值平衡”政策，以便使商品的分配和生产能以一种更加“自然的”方式来决定。他认为，价格应该反映生产的成本，这样价值规律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调节生产。他认为，商品、其中包括重型机器和其他生产工具，如能按成本来制定价格，那么中央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就不会如此臃肿庞大，也就能够消灭官僚主义的基础，各个企业也就能够由纯粹的经济杠杆来支配。这一论点在三十年以前就预示了柯西金在一九六五年实行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改革”。这也说明，新的修正主义分子和老叛徒有着共同的观点，都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能够不要自觉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就能自发地长入共产主义。

沃兹涅先斯基认为，社会主义仅仅是通过计划对经济进行最合理、最有秩序的组织。他并不认为计划必须根据工人阶级的利益来制订，并且必须在政治上受到工人阶级的控制。当-个持反对意见的经济学家①提出他的看法，认为战后的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计划的办法得到稳定时，沃兹涅先斯基批评他这是暗示资本主义能够和平地转变为社会主义，完全抹煞了计划本身并不是区分这两种不同制度的标志这一事实。值得注意的是，沃兹涅先斯基采取这种表面上“左”的立场是企图为自已建立“正统”的名声，从而使他的一些有关苏联经济的修正主义主张更加易于被接受。

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期间，沃兹涅先斯基曾设法将自已的一些主张付诸实践。他的第一个步骤是实行财政改革，其中包括急剧提高许多消费必需品的零售价格，继之又改组了一些中央计划机构，将大部分（根据实际需要的）数量计划交由地方一级制订，中央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仅仅保留规定产值指标的权力。然后在一九四九年，沃兹涅先斯基又建议，重型机器等生产资料的生产应根据以其生产价格（即其“价值”）出售的情况来调节。?

对于这种建议，斯大林认为它会削弱苏联经济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是可以由资本家买卖的商品，这意味着它们的价格是由价值规律调节的，结果是，只有那些有利可图的生产资料才有人买。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受到限制，生产资料的价格可以低于其价值，这种生产虽然“无利可图”但却符合经济的长远利益。斯大林曾于几年之后指出，如果沃兹涅先斯基所主张的那种路线是正确的话，“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我国，不关闭那些暂时还不能赢利、而且工人的劳动在其中不能产生“应有效果”的重工业企业，也不开设确实能赢利、而且工人的劳动在其中能产生‘巨大效果”的轻工业的新企业。

“假如这是正确的，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我国，不依据仿佛调节着各个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的“比例”的价值规律，把工人从那些对国民经济很需要但赢利很少的企业，调到更能赢利的企业中去。“③

沃兹涅先斯基的主张不仅会削弱经济的发展，而且会向资本主义复辟迈进一大步。由于生产资料的价格根据“价值”来制订，有意识的调节和计划即使不是不可能，至少也会变得越来越困难。那时，生产资料对于工人来说，就会变成一种根据资本市场的需要进行买卖的东西，也就是说，生产资料将重新带有资本的特征。

同年晚一些时候，沃兹湿先斯基所建议的五年计划，为恢复各个企业的自主权和削弱中央计划机构提供了进一步的措施。据说，斯大林此时曾对沃兹涅先斯基说：“你是在俄国谋求资本主义的复辟。”*④

*沃兹涅先斯基不久就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逮捕处决。我们虽然并不象今天的社会帝国主义头目那样惋借他的死亡，但我们认为，公开揭露他的路线的阶级实质，同时对它开展群众性的批判和斗争，会是一种更加有效的处理他的办法。

沃兹涅先斯基的主张并不是孤立地提出来的。他是代表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计划制订者和管理人员讲话的。他的最忠实的信徒之一就是当时的财政部长、现在的苏联总理柯西金！事实上，甚至可以说，一九五六年篡夺国家的修正主义集团来自两个方面：赫鲁晓夫在乌克兰的政治机构（今天主要以勃列日涅夫为代表，他当时是赫鲁晓夫在第聂伯河流域的一个部下）和沃兹涅先斯基在计划和管理方面的信徒。今天，列宁格勒财经学院为了纪念沃兹涅先斯基已经以他的名字命名。

斯大林把沃兹湿先斯基撤职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苏联共产党人并非不知道战争年代里又重新出现了资产阶级倾向。他们知道，在紧张的高潮时期有可能产生“左倾”冒险倾向，同样，当工人阶级处于防御地位并同资产阶级势力结成联盟时，就会出现共产党人犯右倾错误的倾向。为了恢复党的思想力量和政治力量，苏联共产党人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类似于“整风运动”的运动。

在对德战争中，共产党的队伍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二百五十万以上的最忠诚、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在抗击法西斯的战争中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只有三分之一的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是在德国入侵前入党的。新党员中的大多数都是最忠诚、最无私的抗击纳粹的战士一一当时入党需要有很大的勇敢精神，因为德国人专门要挑被俘的共产党员给予特别残酷的对待。但是，单纯是热忱并不能弥补马列主义教育方面的真正不足。

因此，在战争快要结束时，决定进一步严格限制吸收新党员，把重点放在现有党员的教育和政治整顿上。一九四六年七月，中央委员会的一项重要决定对此作了正式规定。根据马林科夫所说，作出“吸收新党员时进行更仔细的挑选，对申请人的条件进行更严格的审查”的这一决定，是为了消除“党在数量上的增大同党员和预备党员的政治觉悟之间的”差距。

在实行吸收党员的新方针的同时，又重新对国家机构和行政机构中的党员进行“清洗”，同时还进一步强调思想上的提高。著名的“日丹诺夫运动”（主要是由列宁格勒党的领导人安德烈·日丹诺夫提出的一种在文学艺术方面严格实行无产阶级标准的政策），就是这一政策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不太著名的运动，是以改进马列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为中心的。早在一九四三年，当理论性杂志《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登载了一篇有关这个问题的未署名的文章之后，这一运动就开始了。在斯大林逝世之前的整个战后时期，这方面的努力一直没有间断过。在此期间，共产党和斯大林一直在寻找一种能最有效地对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正确形式。

在这一时期内，还有一个应该提到的运动就是反对“世界主义”的运动，其目的是抵制战争期间从西方渗入党内和苏联社会的许多资产阶级影响。虽然这一运动的总的目的是改造干部和知识分子，但也表现出了一种不幸的反犹太人的倾向。与此运动有关的这种或那种错误的根源，我们并不了解，但我们从上文已经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斗争非常复杂的时期，这一斗争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而对于这些因素，即使是在今天，也只是部分地有所认识。我们不能断定反“世界主义”运动是否起了有益的作用，但是，这一运动毕竟是党为了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进行斗争而作出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可能曾经遭到各级机会主义分子的歪曲和破坏。

斯大林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是对新修正主义分子的错误作出了直接的回击。一九五二年，他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发表，对修正主义，特别是对类似沃兹湿先期基的思想作了详尽的驳斥。这本书透彻地总结了苏联在经济战线上的经验，立刻成了当时进行斗争的一个强大武器，并对后代作出了宝贵的理论上的贡献。

今天，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具体经验，以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特别是在中国）开展阶级斗争的具体经验，使在中国的同志和阿尔巴尼亚的同志领导下的马列主义者得以进一步发展并丰富斯大林在其著作中所作的分析。在整个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这一主要论点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仅仅是有所暗示，而现在则被更加透彻地总结出来了，并且可以被看作是真正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一把钥匙。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是斯大林对一本新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未定稿所作的几点评论。在战争后期，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委托，这一教科书是作为整个提高政治觉悟运动的一个部分而编写的。斯大林在其评论中范围受到了限制。他认为，虽然计划经济必须考虑到价值规律和商品生产的继续存在，但是“价值规律在我国的制度下不能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相反，社会主义应该向着完全消灭商品生产并建立纯粹以人的需要而不是以货币交换为基础的产品交换的方向前进。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发表于一九五二年第十九次党代会之前不久，并被应用于一次非常广泛的群众教育运动。这一著作成为当时正在计划中的政治斗争的思想基础。斯大林已经深信，虽然在思想整风方面已经采取了一些步骤，但资产阶级分子仍在各级组织中处于掌权地位。一些象沃兹涅先斯基那样的人比较公开，因此还容易对付，还有些人则更为狡猾，在许多问题上看上去摇摆不定。这些人是手段极为圆滑的政治投机商一一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从当时的印度大使梅农所说的一段故事里，便可看出斯大林在清洗这些人物时所遇到的困难。梅农曾在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七日一一斯大林逝世前不久一访问了斯大林。梅农回忆说，他们谈话时，斯大林象他平时习惯的那样漫不经心地在一张纸上画画。梅农注意到斯大林画来画去都是画的狼。然后斯大林就谈起了狼。他说，俄国的农民知道怎样对付狼。这些狼必须给消灭掉，但是斯大林又说，狼也知道这一点，因此它们就想各种办法避免给消灭掉。9

要揭露真正的狼，就必须发动群众，开展大规模的批判运动和斗争运动，然而当时并没有这么做。斯大林在逝世前不久，曾计划过一次矛头针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清书，似平表明这一运动将会具有某种程度的群众性，但是并没有出现运动。在整个战后时期，斗争基本上停留在党的上层领导之内。当斯大林于一九五三年三月逝世时，那些狼仍然逍遥自在。

我们想在此停一停，来评价一下斯大林在这整个斗争过程中的作用。许多人，包括许多认真研究并试图掌握马列主义的真正的反帝人士，都认为斯大林本人应该为修正主义的篡权承担很大的责任。他们说，如果仅仅在斯大林逝世三年之后他的许多同僚就变得腐化起来，而且整个国家都落到了修正主义者的手中，那么，他的工作不能说是很出色的。这些人一方面承认苏联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并且承认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间的事件标志着这一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他们仍然强调他们所认为的期大林时代和明显的资本主义统治新时期之间的连续性。

让我们把这一问题阐述明白。我们认为，期大林问题同苏联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问题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很重要。我们承认，这两个问题是有内在联系的，要清楚地了解苏联的修正主义，特别是关于它的根源和它是怎样上台的，也就需要对斯大林问题有所了解。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种内在的联系是绝对地决定性的：斯大林时代并没有造成修正主义的篡权。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产生于斯大林时代的土壤，产生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存在的许多特殊的矛盾和斗争，而这些矛盾和斗争又具有我们已经阐述的斯大林所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种种形式。但是还有更多的东西也产生于这一土壤，有些是好的，有些则不是。要知道工业化、计划经济、集体农业等等这些工人阶级政权的美丽花朵是在何处被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野草所掩没的，这是当前的一项非常艰难的任务。

我们在《红色文件》第一期中写道：“在理论上、实践上和组织上，斯大林是列宁和毛泽东之间的桥梁。世界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的各项运动的胜利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这些胜利是我们的胜利，这些胜利是我们阶级的胜利。错误和过失也应该是我们的错误和过失。我们承认我们阶级及其领导所犯的错误，我们要努力改正这些错误，如果不能，那么就避免重犯。但是，我们不会象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空想的“革命家”那样，以机会主义的态度推卸这些错误。”②@

我们仍然坚持这一立场。

斯大林确实犯了一些错误。任何阶级、任何国家或任何运动的领袖都不能说没有犯过错误。这些错误中有许多是超过任何个人力量的历史条件的产物，是苏联社会的整个落后状况的产物，是残酷凶恶的帝国主义包围和野蛮的纳粹侵略的产物。这些因素迫使所有的苏联共产党人，而不仅仅是斯大林，作出一个严酷的选择：不是以将来需付出沉重代价的方式前进，就是根本不前进。值得骄傲的是，苏联的共产党人、工人、农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在斯大林的领导下，从未在这一选择面前犹豫或动摇。

其他的错误显然是可以避免的，因此也是期大林个人责任的一部分。产生所有其他错误的一个主要错误是，条件下继续进行的。一九三九年，斯大林在向联共(布)第十八次党代会作报告时这样说道：“与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现在的苏联社会的特点就在于，在苏联社会中再也没有对抗的敌对阶级了，·..··摆脱了剥削羁绊的苏联社会却没有这样的矛盾，没有阶级冲突，呈现出一幅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友爱合作的图景。”②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但是在这整个期间，斯大林不断反对“这种腐朽的理论，随着我们的每一进展，我们这里的阶级斗争似乎就会日益停息了，随着我们的胜利，阶级敌人似乎就会日益驯服了。”②斯大林在驳斥这一理论时指出，工人阶级越是接近共产主义，他们的敌人也就越是要作垂死的挣扎，敌人的反抗事实上也就变得更加激烈。但是斯大林没有认识到，这种反抗正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而是把“已被击溃了的阶级残余”2看作是这种反抗的根源。这些阶级残余分子仅能作一些虚弱无力的尝试来损害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沙赫特事件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如果阶级斗争的一端在苏联境内有所行动，那末它的另一端却延伸到包围我们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境内去了。关于这一点，被击溃了的阶级残余不会不知道。”②

这样，斯大林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继续包围是这种反抗的另-一个根源，从而他把外国代理人、间谍和个别的叛徒看作是主要的敌人。这些势力确实存在，再加上原来的地主和资本家，他们确实造成了相当大的危害。但是这些人并不是主要的敌人，而把他们说成是主要敌人会使认为是更有条件进行这种斗争的公安机关。

虽然斯大林事实上从未放弃过阶级斗争，但是由于他对敌人的性质缺乏鲜明、准确的认识，因而也就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而且，虽然斯大林曾强调地（也是正确地）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仍然起作用，但他并没有由此得出正确的结论一一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就必然（常常)以某种隐蔽的形式存在着。同时，由于这些原因，一个在共产党内部有其代理人的完整的、现实的资产阶级也就必然存在。

与此相关连的是，斯大林倾向于过分重视生产力的发展，而没有足够强调生产关系的革命。斯大林虽然领导了反对沃兹涅先斯基之流的机会主义方针的斗争，他却仍然相信，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造将主要是通过生产的迅速发展来实现。

斯大林在他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部经典著作中提出了这样一种错误的论点：在苏联，“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这一论点导致了放弃自觉革命并促使群众把单纯的生产发展看作是解决所有困难的办法。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路线，但在这本书中，他也警告说，“如果以此自满，以为在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那就不正确了。”这-警告表明，斯大林确实认识到这一问题，但却没有充分理解阶级斗争的关键作用。因此，斯大林在一九三八年甚至说道：“生产力不仅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而且是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的限制，但同时，这一发展本身也并不能把生产关系推向前进。阶级斗争和自觉革命是必需的，也是根本的。虽然斯大林认为，这个道理适用于以往所有社会，但他并没有充分理解这对社会主义社会也同样适用。

由于这些错误，斯大林几乎从一开始就没有能够创造出一些方法和形式，使工人越来越多地亲自参与讨论和制订计划工作，而不仅仅是完成计划所规定的任务。我们已经指出过，苏联共产党人在努力克服从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劳动分工方面，是有些疏忽大意的。之所以会这样，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迫于客观条件，工人阶级出于政治原因不得不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作出让步，因而也就不可能为夺取经济控制权而斗争。但是，将所有经济部门的行政管理职权置于一些个人手中的“一长制”，肯定是一个错误。这种制度使工人处于被动的地位，并导致不问政治和涣散群众的积极性。

马列主义者不主张任何的“工人自治”，因为它不是以首先牢固地建立无产阶级中央政治权威为基础，不是以粉碎资产阶级国家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基础。工厂一级的生产关系中的革命，必须是长时期的自觉革命的产物。然而，我们仍然认为，在集中的国家计划的指导之下，为了使工人参与他们自己工厂的管理和计划工作，就必须发展反映正在上升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新形式。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创造出来的，技术人员、普通工人和革命干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制度，就是发展此种形式过程中的一个进步，同时也是对于“一长制”的经验的一

最后一点，斯大林有时候确实也没有能够认识到人民内部矛盾和人民同阶级敌人之间的矛盾的差别。虽然斯大林在理论上认为，对抗性的阶级在苏联已经不再存在，但是，他的坚定的阶级立场和长期的革命经验，使他在还有老鼠的时候便能噢得出老鼠。但是，如果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老鼠的出现，正是存在于苏联内部的阶级斗争的一部分，也就不可能把工人阶级的自觉的阶级斗争和群众性的斗争这一正确方法，当作粉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政治思想路线的方法加以充分发展。

与此同时，把不自觉的受骗者当作肇祸主犯并严加处理的倾向也有了发展。“治病救人”的方针常常没有被遵循。结果是，失去了本来可以争取过来的人。在发生这种情况的同时，还产生了另一种倾向，使得人们不敢公开提出自己的政治观点，不敢大胆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唯恐一有错误就可能招致灾难性的后果。

但是，总的说来，斯大林的成就以及苏联工人和人民在他领导下所取得的具体成绩，特别是通过党内外一系列非常复杂的斗争而实现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加强，农业逐步集体化这一史无前例的宏伟任务的胜利完成，战胜纳粹这一英勇的业绩以及对于世界革命事业所作的许多贡献等等，远比这些错误重要。

我们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错误政策。有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之流的旨在破坏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也有象斯大林那样的真正属于一个同前者相反的阵营的政策，这种政策的目的不是在于复辟资本主义而有最有效地进行阶级斗争罢了。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决不可能单纯是某一个人的错误的产物，而是阶级斗争的产物。

斯大林的错误虽然是意味着无产阶级反对走资派的斗争，没有能够象中国（它有着吸取苏联经验的有利条件）那样胜利地进行，但是也必须强调指出，在每一个阶段，特别是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三年这一关键时期，正是斯大林自已领导了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斯大林没有找到在斗争中发动群众打败走资派的正确方式，这是可悲的，但这不能成为遣责他的根据。因此，总而言之，我们认为，在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中，斯大林显然是起了极为积极的作用。

随着斯大林的逝世，开始了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第二阶段，即在所谓的“集体领导”之下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在这一时期，修正主义者的头目尼基塔·谢·赫鲁晓夫爬上了无可争辩的领导地位。赫鲁晓夫以前几乎一直是专门做党的工作的官员，这就使他最适合于领导这次资本主义的政变。他是个乌克兰矿工的儿子，一九一八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内战时期参加过短期的战斗，后来进了基辅的“工人大学”。一九二九年，他被派往莫斯科的“工业学院”学习，后来当上了该院的党的书记。

一九三一年，赫鲁晓夫升任州委书记，一九三五年三月初，被任命为莫斯科州和市的党委第一书记。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当宣布对托洛茨基分子审讯后的判决时，帝”的赫鲁晓夫，在一次红场群众大会上对二十万人说：“这些卑鄙的小人想分裂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团结··他们对斯大林举起了杀气腾腾的手·…”他的结束语是：“斯大林一我们的希望，斯大林一我们的理想，斯大林一人类进步的灯塔，斯大林一我们的旗帜，斯大林——我们的意志，斯大林一一我们的胜利。”一九三八年一月，赫鲁晓夫成了乌克兰党委第一书记，第十八次党代会时，当上了政治局正式委员。

在乌克兰，赫鲁晓夫变成了所谓的农业“专家”。战前，由于他成功地推行了一些旨在加强物质刺激和加强个人对于集体劳动的责任、吸收更多的专家进入中央农业机构以及给予农业技术人员某些独立性等措施，已经，表现出了一种“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观点。2

战后，农业成了经济方面问题很多的部门，这是由几种因素造成的。第一个因素是从沙皇制度遗留下来的原始的农业经济。第二个因素是农业生产资料（房屋、耕犁、拖拉机、马匹等等）受到的巨大破坏一先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革命和内战期间，后是在富农反抗集体化期间，最后是在纳粹侵略期间。第三个原因是由于需要军事物资和工业生产物资而造成的农业投资的不足（占总投资额的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十四）。即使是这样，拖拉机（以马力计算）在一九四○年到一九五○年期间仍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六，这一期间当然也包括了受到侵略的那几年。29

然而，农业生产仍然很明显地必须迎头赶上。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点，出现了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条是斯大林的无产阶级路线，提出进一步强调集体劳动、政治鼓动和政治教育，并在条件许可的地方把集体农庄改变为更先进的国营农场。另一条路线则是提倡更多的物质刺激，同时进一步强调发展私有财产，提高担任负责职务的技术人员的薪金和自主权，从而鼓励雇用那些能够向农民“更好地解释”如何改进他们世世代代一直沿用的方法的资产阶级专家。30

这些主张首先是由沃兹涅先斯基提出的，但不久就得到了赫鲁晓夫的支持，他当时已经在乌克兰试验着同样的主张了。斯大林反对这些主张，但现有的资料不足，我们还无法解释他为什么没有能阻止这些主张的实施。不管怎样，这些主张开始得到了贯彻，常常是由一家一户组成的更小的劳动小组，成了集体劳动的主要单位。富农在当时仍然是一股相当大的势力，并仍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他们这时便乘机谋利。战争期间，他们曾经构成了乌克兰反苏维埃亲纳粹的愧组织的主要支持力量。在入侵和反攻的混乱期间，他们设法取了更多的私有土地。

揭露沃兹涅先斯基以后，斯大林撤销了对于个人主义倾向的让步，回到了自己原来的立场。沃兹涅先斯基的同盟者赫鲁晓夫被召回莫斯科。但他在乌克兰搞的私人“机器”并未拆除。而他在莫斯科担任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职务，更增加了他在党内的权势。他一方面继续暗中坚持自已的资产阶级观点，同时又建立自己个人的控制网。因此，他虽被解除了农业方面的职权，却又通过利用党内新的职务谋得影响和威望，反而得到了好处。

赫鲁晓夫当时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无论是在感情上、观点上或是作风上，他都同官僚主义分子、上层管理人员和党内腐化官员中的资产阶级势力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作为一个精明干练的党的工作者，比较说来，他没有狭隘的派别利益。总之，他当时是在合适的时候和在合适的地位上的一个合适的人。所有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势力和许多动摇不定的势力都以闪电般的速度集合起来，尾随在他的后面。一个敌对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于是出现了。而随着斗争的发展，证明赫鲁晓夫是主张资产阶级篡权的最猖狂、最顽固的倡导者。

到一九五六年时，赫鲁晓夫争取到了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支持他的观点。在一九五六年的第二十次党代会上，他对斯大林发起了恶毒的攻击，把斯大林叫作“懦夫、白痴、独裁者”。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达到两个目的：首先是发动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进攻，从而在正直的共产党人队伍中制造混乱；其次是向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同伙和他的资产阶级社会基础发出信号：潮流已经改变，他们可以安全地从掩蔽所里爬出来了。

但是，这种对斯大林的攻击也引起了反对。一九五七年春出现了一次摊牌。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集合了政治局中的多数反对赫鲁晓夫。事实上，这一多数本来是可以占绝对优势的。但是，赫鲁晓夫这个一贯狡猾的狐狸手里却隐藏着一张牌，这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图谋私利和个人主义的国防部长朱可夫对他的支持。当朱可夫明确表示他将以武装力量反对政治局的多数时，一些了多数，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和谢皮洛夫被当作“反党集团”开除了出去。布尔加宁和伏罗希洛夫也在不久之后遭到了同样的下场。至于朱可夫，赫鲁晓夫因为看出他以后会成为一个竞争的对手，也把他扔进了垃圾堆。③

所谓的“反党集团”的成员没有能把斗争引向政治局范围以外的群众中去。当斯大林在世时，他的受到公认的、受之无愧的威望是反对修正主义者的一个强有力的武器；但是没有把反修斗争发展成为群众性的形式，这一缺点也确实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当时妨碍无产阶级将斗争公开化并采取群众性行动的种种情况，我们并不完全清楚。对于到底谁是无产阶级路线的代表，我们也不十分清楚。但是，可以说，上述的缺点是促成修正主义篡权的一个主要因素。

即使如此，许多工人还是能够感觉到有些事情不对头，发生了好几起工人自动罢工要求对这些开除作出解释的事件。这些事件，特别是库尔斯克一家电器厂的罢工事件，都已经见之于文字记载。在斯大林的诞生地格鲁吉亚，发生了一些骚乱。在其他地方，有些工人则公开侮辱新的领导人。

赫鲁晓夫领导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的篡权，标志着复辟过程中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政权从无产阶级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手中。在苏联，重新建立彻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是不可避免的了，因为一条资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只会是，首先必须摧毁精心建设了四十年的社会主义。于是便开始了复辟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便是破坏社会主义的时期，这一时期一直延续到赫鲁晓夫在一九六四年下台时为止。

当然，摧毁社会主义的第一步，便是赫鲁晓夫对无产阶级政权的政治基础一一马列主义所进行的思想上的进攻。这一进攻有三种形式。首先是对斯大林的恶毒的遣责。这种遣责，从根本上说来，就是对三十年来的工人阶级的统治的进攻。因为，白痴是不可能领导大家白手起家建成一个强大的工业的，儒夫是不可能领导一场打败希特勒的战争的，一个暴君也是不可能领导贫农搞农业集体化的。

其次，这一进攻表现为三“和”理论：即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据赫鲁晓夫看来，世界现在已经改变，核武器的存在意味着任何事情的发生都必须排除暴力，其中特别包括人民的革命。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原则，本来是作为受资本主义世界包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正确的策略而提出的，但现在却被解释为外交政策中的战略关键。

苏联现在不但不援助或鼓励世界革命运动，相反却要求世界革命人民在它和美国进行和平竞赛的时候，坐在一旁静心等待。通过这种竞赛，苏联制度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明显的优越性，就会奇迹般地保证其他国家的人民到了某一天都能获得自由。这种已经破产的政策意味着放弃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放弃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义的党，以前是世界革命大后方的苏联将变成世界帝国主义最大的勾结者和全球性的竞争者。

但是，赫鲁晓夫自夸为“对马列主义的最伟大的创造性的发展”是他的“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理论。赫鲁晓夫声称，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需要。这同马列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结论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只要社会仍然划分为阶级，国家就仍然是一个阶级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他阶级的工具，就是进行现实阶级斗争的工具。当然，只要还存在看剥削阶级，他们就会竭力利用关于“君权神授”或是议会民主这一套骗人的鬼话来掩盖这一事实。因为工人阶级代表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因此，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开诚布公，宣称自已的统治是无产阶级专政。其实，“全民国家”的理论既掩盖也暴露了资产阶级的这个阶层也就是一小走资派已经从工人阶级手里篡夺了政权的事实。

这种思想上的进攻一经发动，赫鲁晓夫也就能够对社会主义结构本身发起进攻。赫鲁晓夫作为个农业“专家”，他的第一个成就便是对集体农业的全面破坏。他把进攻的重点放在这个方面是并不奇怪的一一因为，正如列宁所一再指出的，工农联盟实际上是苏联无产阶级统治的根本基础。同时，由于集体农业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中一种比较低级的形式（同国有财产比较），它也成了最薄弱的一个方面。

赫鲁晓夫于是着手破坏在农业中占统治地位的集体农庄制度。这些集体农庄是一种比国营农场低级的社会占有和耕种土地并把自已的产品出售给国家的农民。国家的目标始终是要把这些集体农庄日益吸引过来，在条件许可的地方将它们改变为国营农场。国家用以实现这个目的的主要工具，是向集体农庄提供现代化农业机械和农艺技术指导以及政治指导的国营机器拖拉机站网。斯大林在他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特别驳斥了沃兹涅先斯基的一些追随者所提出的解散这些拖拉机站的企图。

但是，赫鲁晓夫在一九五七年决定废除这一重要机构。他命令将拖拉机站的所有财产统统以最低廉的价格卖给集体农庄。这一措施当然是有利于较富的集体农庄，但却有损于较穷的集体农庄，同时也破坏了在技术上提供长期和平衡发展的基础。这一措施也切断了中央计划部门对于集体农庄的控制，因而也就加强了经济上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的成分，同时，也加强了每个集体农庄中资产阶级专家和管理人员的势力。

赫鲁晓夫否认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之间存在着差别。一九五八年前，为数不多的国营农场代表着经济上、政治上最先进的单位。但在拖拉机站解散以后，赫鲁晓夫决定，那些无力为自已购置机器的最薄弱、最落后的集体农庄必须变成国营农场。这些国营农场实际上被置于一种类似领取福利补助者的地位。由于无法“独立生存”，它们只得处于依靠国家救济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只能慢慢地但却肯定无疑地破落下去。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鼓励富裕集体农庄的发展，并在这些农庄里采取措施，加强集体农庄主席和其他官员的地位。结果是正象赫鲁晓夫所计划的那样，人们离开国营农场，流入城市。这样，国营农场制度便遭到破坏，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却在较强的、较为发展的集体农庄大肆泛滥。赫鲁晓夫的政策，实际上只不过是沙皇的大臣斯托雷平早在一九○八年以及叛徒布哈林在二十年代末所提出的“赌注押在强者身上”这一主张的一种新的变种罢了。斯托雷平和布哈林是依靠少数富农、牺牲贫农群众利益来发展农业的，而赫鲁晓夫则企图依靠少数富裕集体农庄。

而且，好象这还嫌不足似的，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九年间，又大大放松了对于自留地、自留牲畜数量和集体大田产品交售额的限制，使农村资本主义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据苏联的辩护士波默罗伊统计，到一九六六年时，仅占全部耕地百分之三的私人土地就生产了马铃薯产量的百分之六十，肉类和蔬菜产量的百分之四十，牛奶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九，蛋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八。

赫鲁晓夫在削弱了社会主义农业之后，又向中央计划工作开刀。他一下子就关闭了所有的中央计划部门，将其职权交给一百多个分散的但同样是官僚主义的、叫作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部门。这当然是在反对官僚主义和加强地方管理的幌子下做的，但结果却是地方本位利益取代了周密、协调的中央计划工作，专业技术取代了政治方向。这就为“拯救”整个经济，使其免于混乱而重新采用利润这个伟大的“调节器”打开了大门。

但是，如果赫鲁晓夫及其一伙没有设法夺取并摧毁洗忠诚的无产阶级领袖只不过是大规模清洗各级正直共产党员的一个前奏。一九五二年第十九次党代会上选出的中央委员，到一九六一年第二十二次党代会时，几乎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已被开除，而在一九五六年当选的中央委员，到一九六六年时，又减少了百分之六十。这反映看在较低的各级，特别是在工厂，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清洗。例如，在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间，有十万名共产党员被开除党籍，而仅在一九六六年一年之中就有六万二千八百多名共产党员从党内被踢了出去。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又进而把党的大门向那些并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而是一些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和事实上的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的人开。斯大林从党内清洗了那些资本主义分子，吸收了一些无产阶级的忠诚代表，而赫鲁晓夫的政策却是完全与此相反。

在斯大林逝世后不久，赫鲁晓夫便取消了党自战后以来一直遵循的限制发展新党员的方针。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五年之间，党员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七十，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大的增长③。虽然这一大规模的发展运动从数量上说来主要发展对象是工人和农民，但其含义却具有深刻的反动性。

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只有最先进的工人，那些在阶级斗争中表现出色，并在实践中表现出对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有所了解的人才能成为党员。由于党对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实行监督，很大一部分党的战斗分子（许多人以前是工人）在党和政府的机构中担负一定的职务。

然而，赫鲁晓夫却开始彻底破坏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发展起来的政治权力和技术权力分离的制度。在行政人员和党的领导人当中，技术专长代替了政治方向，技术专长成了入党的主要标准。正如一位密切注意党的发展方式的人所指出的，出现了“一种明显的注重受过专业训练的专家而排斥执行路线的干部和职员的倾向”。③

不仅是发展新党员的人数，而且党的许多文件都充分证明了这种倾向。在赫鲁晓夫篡政期间，发动了一场部署周密的运动，起用新型的“专家”以代替党的领导人物。有些地方明文规定，“只有持有技术员或工程师证书的人才能当选为党支部书记。”③《真理报》还以赞许的口吻指出，其他一些地方，“越来越多的工程师和设计师当了党委书记。”一九五六年时，全体“白领”新党员中仅有百分之三十八点九的人是技术专家、科学家、工程师、教育工作者或医生，但到一九六七年时，却有百分之五十八点五的新党员属于这一类的人。9如果注意一下另一个估计数字一一每三个工程技术人员中便有一个党员，而每十七或十八个工人中才有一个党员，那么上述的统计就更具有重要性了。④0

这就是说，赫鲁晓夫已经决定，党必须成为讲求实际的专家的党。因此，他把所有斯大林式的“官僚主义者”“煽动者”和鼓动家统统踢出党外。过去，党一直是从外部监督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的，而现在却是要求党本身担负起这些工作，要求党抛弃政治，发展专业。为了实现这一点，地方一级又在“工业”和“农业”的职责之间进行了人为的分工。①干部身上给压上了过多的行政和技术的琐碎事务。党从根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并被割断了同群众的联系。党变成了由技术人员、经理和官僚所领导并为这些人服务的党，这些人组成了一个特权阶层，成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得力代表。

但是，所有这一切当然是在反对官僚主义的名义下完成的。工农新党员人数的增加在这里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以“进一步发展同群众的联系”这个幌子来掩盖政治路线的改变。但事实上，在吸收这些工人入党时，根本没有考虑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思想上的进步，这样就使党在其政治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充斥了思想上并没有准备的党员。结果是，反对派的核心被瓦解了，使其思想混乱，斗志涣散，党由一个无产阶级的战斗先锋队转变成为一个资产阶级的组织者，它所依靠的不是争取人们获得先进的政治觉悟，而是依靠高压和同化相结合的办法。

同时，在这些新发展的工人党员中，许多人是因为技术方面的成绩被吸收的。这些人几乎立即被提拔到管理职位上去（党员身分现在已成了担任这些职位的一项条件），或是被送到技术学院深造。此外，这些作为“工人”被发展入党的人中，很大一部分其实是工头。@

在集体农庄，一种戏剧性的变化也很明显。“直接参加生产”的党员的百分比从一九五六年的百分之六十六点七增加到一九六五年的百分之八十二点七，虽然这些数字由于不能表明管理人员和真正生产人员之间的比例而稍有歪曲。推行这种政策和其他方面情况一样，绝表明，党已经有意识地放弃了它在农村的无产阶级政治领导者的作用。相反，赋予这些新党员的任务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集体农庄主席*和资产阶级专家（这些人那时候正从解散的拖拉机站涌入农庄）的领导之下组织生产。

赫鲁晓夫在剥夺了工人阶级的先锋作用以后，便看手在工人之中推行工联主义。马列主义的一条最根本的原则就是，无产阶级如果没有-个政治组织，没有一个自已的党，便不能把自己从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地位中解放出来。工会主要是从事经济斗争的防卫性质的组织，它不能领导工人阶级进行为争取自身彻底解放的斗争，因为工会并不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根本的权力分配提出挑战：它为增加工资而斗争，而不是为消灭雇佣劳动而斗争；为改善工作条件而斗争，而不是为彻底改变生产关系而斗争；为增加工人阶级政治上的发言权而斗争，而不是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自发的工联主义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代表无产阶级全面利益的党必须既在管理经济的工作中，又在提高群众政治觉悟的工作中继续发挥领导作用，其原因就在于此。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会还继续存在，其任务不仅是捍卫工人的利益，使其免受官僚主义的损害，而且也如列宁所说，它“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

*在一九五三年，百分之八十的集体农庄主席是共产党员。一九五六年，增加到百分之九十一，一九五九年增加到百分之九十四。到–九六五是共产主义的学校”，从而把大批的工人团结在党的领导之下。当苏联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工会的主要工作是在提高生产方面。今天，中国人已经认识到，工会也能成为有效的马列主义学校，工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上的教育。

生产是重要的，但是正如中国人所说的那样，只有根据“抓革命，促生产”这一口号，采取社会主义的方式，才能完成生产。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苏联，企业和工会之间签订集体合同的谈判不是进行讨价还价，而是一种教育工人明确计划指标并动员他们完成这些指标的方式。其间也并不是没有阶级斗争，但其形式跟典型的资本主义劳资关系有很大的不同。

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便要求工会将其注意力集中在更加传统的保护性的职能上：提倡改善工作条件、居住条件等等。在改组党组织并按照地方性路线改变国民经济结构的同时，一九六一年的第二十二次党代会宣布，“工会在决定所有有关劳动人民的生活利益的问题方面，权力和职能已经大大地扩大。”一九六七年纪念十月革命的一些论文中宣称，“工会的进一步巩固，和它在苏维埃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的提高，成为发展共产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条件。”5

这实际上意味着，工人阶级在政治方面的活动领域和范围已经大大缩小。在工会得到“加强”以后所出现的对工作条件的普遍不满，表明工人已经越来越感觉到，他们基本上已经失去了对于生产资料和对于国家的控

鉴于工人为反对日益恶化的状况而进行的自发的斗争，修正主义分子们便竭力将这一斗争引入并限制在狭隘的经济范围内。今天，工会的作用就是把工人的注意力集中在“生产的基本问题”上，从而努力发展“组织生产和劳动的先进方法。”这也就是说，工会一方面使工人脱离政治斗争，一方面又为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对工人进行训练。

注释①《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

388，389页。②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56页。③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54

页。④《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

378页。5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67

页。?《向匈牙利工人致敬》，《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858页。7伦纳德·夏皮罗：《苏联共产党》，第442，443页。⑧《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的办法》，《斯大林

文选》，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3页。9《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的办法》，《斯大林

文选》，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4页。10关于沃兹涅先斯基的资料主要取自以下著作：沃尔夫冈·

伦哈特：《斯大林以来的克里姆林宫》；罗伯特·康奎斯特：《苏联的政权和政策》；西德利·普洛斯：《苏维埃俄国的冲突和决策》。

持反对意见的经济学家是尤金·瓦尔加。2康奎斯特，前引书，第95一111页。3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第17，18页。Q4伦哈特，前引1书，第177页。T·H·里格比：《苏联共产党党员，1917一1967》，第275，

276页，普林斯顿，1968年。16里格比，前引书，第283页。?载《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杂志，1943年7一8月合刊。英

译文曾在美国发表，题为《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第16页。19伦哈特：《斯大林以来的克里姆林宫》，第49页。20《红色文件》第1期，第15页。(21斯大林：《列宁主义向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88

页。22《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的办法》，《斯大林

文选》，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8页。③《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的办法》，《斯大林

文选》，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9页。(2《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的办法》，《斯大林

文选》，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9页。(25)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

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52页。(26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

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48页。27《真理报》，1937年1月31日。28见普洛斯：《苏维埃俄国的冲突和决策》，第30一58页。29见普洛斯，前引书，第26页。30见普洛斯，前引书，第一章。③1伦哈特，前引书，第242一245页。③2伦哈特，前引书，第251页。33）威廉·波默罗伊：《社会主义五十年》。此外，赫鲁晓夫承认，在1956年的第二十次党代会至1961

年的第二十二次党代会期间，还开除了二十万人左右。所有这些数字都引自里格比的《苏联共产党党员，1917一1967》，

第309-322页。35里格比，前引书，第300页。③里格比，前引书，第337页。③《苏修怎样在国内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第60页，北京，1968

年。38《苏修怎样在国内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第60页，北京，1968

年。③9里格比，前引书，第338页。④0《苏修怎样在国内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第61页。

伦哈特，前引书。④2里格比，前引书，第330页。④③里格比，前引1书，第336页。

《苏联共产党纲领》，1962年。

《苏联共产党五十周年论文集》。4Ⅱ·拉扎连柯：《劳动报酬、劳动奖励基金和苏联的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