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统治下的苏联经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面复辟
一、赫鲁晓夫的下台
赫鲁晓夫是破坏社会主义的能手，但他的随心所欲、用皮鞋敲桌子的作风，对于建立一个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却还有点用不上劲。
以他的计划改革为例，这种计划改革使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掌握了指导经济的很大权力。一般来说，这些委员会都把“它们自已地区”、自己企业的利益放在国家经济需要之上。它们囤积原料和本地区生产的工业品。
一九六三年六月六日《真理报》登载了两个足以说明这种情况的突出事例。文章报道说，乌兹别克化工机械厂没有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对一百六十二个单位的定货任务。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是这个厂在忙于生产该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所交下的非计划定货。同样，下塔吉尔治金联合企业在一九六二年向该共和国主管供应机关提供了三万三千吨超计划生产的各种金属，却完全不考虑的混乱，并使得某些地区和某些工业部门的生产几乎都被搞跨了。
很明显，这是资产阶级“我字当头”的原则占了上风，也是资本主义势力“大肆泛滥”的一个反映，然而，赫鲁晓夫的“改革”走得还不够远呢！尽管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集中统一计划都已被抛弃得一干二净，但作为通过交换获得利润而生产的资本主义原则，还没有在改头换面后的苏联经济中得到巩固。
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总是先下手为强，力图确保它们自已的市场，而且还要渗入和垄断其他地区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将会因商品充厅市场而引起经济危机。
赫鲁晓夫的农业政策，也由于前后矛盾百出而困难重重。众所周知，在一九五三到一九五九年间，他在农业方面复辟资本主义有了非常明显的开端。但在七年计划（从一九五九年开始，由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发动的宫廷政变而宣告中断）实施后的一年左右，赫鲁晓夫完全改变了自已的政策。由于粮食严重缺乏，赫鲁晓夫削减分配给私人的土地数量，并对农民施加压力，要他们把牲畜卖给集体农庄。他还大大削减了农业投资，而农民上缴的农产品定额却大大增加了。
既然赫鲁晓夫早期的农业政策已叛变了社会主义原则，沉重地打击了工农联盟，那末，他的新的“紧缩裤带”的做法，必然会遭到集体农庄方面的抵抗，也就不足为奇了。生产（特别是肉类和乳类产品）严重下降。一系列旨在缓和农业危机的“迅速致富”方法（如将在下文谈到的开垦中亚处女地以及用美国玉米来代替传统的粮食作物），只有使情况更为恶化。
到一九六三年，由于农业危机非常严重，赫鲁晓夫被迫从美国和加拿大买进了大量粮食。勃列日涅夫（在执行开垦处女地计划初期，他是赫鲁晓夫的得力助手）在一年后踢开他的老板赫鲁晓夫时，就遣责赫鲁晓夫的农业政策是“轻率的”。向资本主义市场求助粮食这件事，成了勃列日涅夫攻击赫鲁晓夫的无能和把苏联经济搞得一团糟的重要方面。
在以后近十年的时间内，勃列日涅夫发现自己也几乎处于同样的困境之中，在一九七二年他不得不购入当年美国粮食产量的四分之一。但他和赫鲁晓夫不同，他能通过精明的买卖把苏联农业方面的失败转变为商业方面的赢利。“一九七二年的粮食大抢购”使世界粮价直线上升。第二年，苏联的收成转好时，又立即利用了这一时机，马上以新的猛涨了的价格大量抛售粮食。这就使许多人大开眼界，看清了他们正在和哪种人打交道。正如美国农业部的商品出口专家乔治·S·香克林对《纽约时报》所说的那样，“我十分钦佩他们这些高明的资本家”。
在国际关系方面也是如此。苏联向第三世界输出资本虽然是由赫鲁晓夫首创的，但新兴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对早先和印度以及其他国家交易中所获得的经济和政治控制的程度并不满意（更不要谈赢利率了）。而赫鲁晓夫那种先挑起和美帝国主义的面对面冲突，后来又退缩的做法（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那种做法作了最富有戏剧性的表演），使党内其他头头和苏联高级军官们大为惊慌。
总之，就苏联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势力来说，他们认为赫鲁晓夫在复辟资本主义方面走得还不够远，但对苏联工人阶级来说，却已经是够远的了！
尽管赫鲁晓夫一直答应增加消费品的生产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一再谈论“土豆加牛肉的共产主义”，但生活水平实际上却是下降了。尽管他一直篡改马列主义，但绝大多数苏联工人仍然记得共产主义应该意味着什么：并非单纯是丰富物质生活，而是要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工人和农民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别；并不是一个“全民的国家”，而是要使国家逐渐消亡。工人们知道“土豆加牛肉”是什么滋味，也知道就连这种“土豆加牛肉”，他们也不会得到多少。
当然，赫鲁晓夫从来也没有打算要让工人们多吃几顿“土豆加牛肉”。在他的七年计划中，消费品工业的增长率，实际上要比一九五二到一九五八年的水平低。随着国家统一计划的瓦解，在实践中导致了一场灾祸。
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疯狂地追求私利。为了满足地区性的需要，它们既是命囤积，又对生产资料生产部门进行大量投资，以保证地区性的自给自足。这样，使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增长率超过消费品生产部门的增长率达百分之二十二，而不是七年计划中所规定的百分之十四。①
于是，全国工资基金总额迅速地、无计划地增加。这部门的工资要比消费品生产部门的工资高得多。新的购买力产生了，但是没有东西可买。由于投资的转移，消费品的实际产量比原来的计划数还低。物资缺乏，通货膨胀成为常事。凡是按计划价格出售东西的地方，就必然有购买者的长蛇队形；非法的“黑市”，也就随之而繁荣起来。
统计资料表明，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五年，苏联的面粉、棉布、鞋类等十五种主要消费品的零售价格上涨了百分之四十二。而一九五九到一九六四年的职工工资只提高了百分之十八点九。②新兴的苏联资产阶级采用了一切手段，来迫使工人们为社会主义遭到破坏而造成的恶果付出代价。
情况非常糟糕，许多工业城市都发生了暴乱。其中一次纪录得最详细的是一九六二年六月在诺沃切尔卡斯克所发生的暴乱。这是一个生产机床、机车和采矿设备的工业中心。当工厂强制实行提高劳动强度并降低百分之十的计件单价后，没有几天，肉类和乳制品就宣布涨价。这就引起了一场大罢工。象一九七一年波兰工人的抗议那样，成千上万的工人、家庭主妇和学生聚集在当地党委会前面，要求得到一个解释，但他们却遭到了枪击，一些儿童被杀害。义愤填膺的群众捣毁了市委会和其他几座公共建筑物。暴乱持续了好几天，当局不得不从外地召来军队以恢复秩序。同年，类似的情况在哈萨克的捷米尔塔乌和西伯利亚工业区的克麦罗沃也有发生。③
赫鲁晓夫复辟资本主义的企图已处于各种内部矛盾之中，并遭到苏联无产阶级的日益增强的反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又遭到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揭露和批判。很明显，事情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果然，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两个董事长类型的人物)把赫鲁晓夫一斧头砍掉了。
二、“回到列宁主义的立场”
这种换马，被那些几个月前还在称赞赫鲁晓夫“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御用文人们欢呼为回到了列宁主义原则的大事。官方正式宣布，主观主义、唯意志论和冒险主义的时期已经过去，无产阶级统治已重新行使职权。一九六五年秋季撤销了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后，又重新建立起集中的国家经济计划和管理制度。而赫鲁晓夫那种人为的、极不得人心的把党分成工业党和农业党的做法几乎马上被废除了。
当然，回复到原来的政策的实际原因，并不是考虑到马列主义原则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要避免全面混乱，就必须要集中管理经济。何况，集中管理经济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资产阶级专政也并非绝对不能共存，正如纳粹经济以及西欧各国的战后经验所表明的那样。
同样地，把工业党和农业党合并起来也并不是为了要使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柯西金和勃列日涅夫之所以力图恢复列宁所提倡的“新型的党”，其用意是以此作为一块遮羞布，来掩盖它作为一个新型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和组织者的实质。
在大肆宣传“回到列宁主义的立场”以欺骗苏联劳动基础（集体农庄的主席、工厂的厂长、技术专家以及腐败的党的官员们）保证资本主义复辟将继续进行。不过，这次将要在“专业”和有系统的基础上来进行。
在这里，“列宁主义”不过是作为一种烟幕罢了。一九五六年以来，修正主义经济学家们从马列主义经典署作中到处去剽窃语句。这些语句经过他们斩头去尾后，似乎就成了他们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重新引入苏联经济的根据。他们从列宁在一九二一年关于新经济政策的一些著作中似乎找到了什么了不起的发现。
在这些著作中，列宁谈到了利用贸易和商品关系的必要性，谈到加强工厂中经理和专家们的权威，谈到用物质刺激来促进生产，最后然而也是重要的，甚至还谈到可以允许外国资本家在苏联开发资源中进行投资。他说，国家必须把国有化的工业企业办成独立自主的赢利单位（“赢利"这个名词来自一九二三年四月十日的《托拉斯法令》）。我们将会看到，所有这些新经济政策的特点都是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经济改革”的关键所在。
修正主义者通过精心挑选和删剪这些引语，企图把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推行的各项政策当作是列宁关于如何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的最后决定来加以兜售。例如，在一九六七年《苏共中央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中，就有不少是专门谈论有关新经济政策的，说什么“构成新经济政策基础的一些基本原则都是具有国际意义的，并且正在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加以运用。“④
列宁并没有为新经济政策提出过这种要求。在几世纪来的落后状态和由于内战破坏而在俄国造成的史无前例的困难面前，列宁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无产阶级专政被迫作出的一种暂时的后退。列宁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非常坦率地写道，新经济政策是“退而采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活动手段、方式和方法”。5
看上去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但只有后退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工人国家的监督下，由国家继续控制信贷和贸易，从而体现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力），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得到存在和巩固。在城市里，大规模的工业生产遭到破坏，迫使无产阶级不得不依靠小资产阶级投机活动而活下来。用列宁的话来说，这是无产阶级在丧失阶级性并处于失去其发挥政治权力的危险之中。
作为无产阶级事业的物质基础的工业生产必须恢复，即使这意味着得由资产阶级分子来管理工厂。在农村中，由于国家强制性征粮使工农联盟关系紧张到濒于破裂。列宁清楚地看到：“如果不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实行系统的商品交换或产品交换，无产阶级和农民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就不可能建立正确的关系，就不可能建立十分巩固的经济联盟。”?
同时，他还清楚地指出，“商品交换和贸易自由意味着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关系必然出现。”
苏联经济学家B·莫洛佐夫在他的《农村中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一文中声称：“从列宁专门论述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的著作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发展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最决定性的因素是利用贸易、货币和商品经济的其他工具。列宁在理论上的阐述在新经济政策中得到了实际的体现。”⑧类似这种说法是对列宁所提出的理论和实践要求的最卑劣的歪曲，这一点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新经济政策对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效果问题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它却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前提（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有着极大的关系。如果说新经济政策有什么“国际意义”的话，那末，它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政治统帅经济的一个典范。
三、农业方面的资本主义复辟，
一个新的富农阶级的形成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及其同伙的“回到列宁主义的立场”，是要抽掉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精髓。但不能责备他们没有向列宁学习。列宁抓住了农村作为俄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决定性的一环，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象那些苏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祖宗们（托洛茨基、布哈林以及后来的沃兹涅先斯基和赫鲁晓夫）一样，也把注意力转向农村经济问题。
勃列日涅夫一上台，就重新恢复鼓励农业中私人部分的增长。所有赫鲁晓夫对自留地和私有牲畜所作的一些限制又重新取消了。和那些措施相适应的是，在一九六五年还取消了对自由市场制定的最高限价（原是为防止农民在自由市场上高价出售自留地上的产品以获取暴利）。这就使得那些实际依靠自由市场而获得全部新鲜
这样既使这些市场上的价格飞涨，也使市场的销售量和商品种类大为增加。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被授权可以在自由市场上任意处理它们比重日益增加的“计划外”的产品，甚至还被允许在自由市场上出售“剩余”的种籽、饲料和设备。
在当前的苏联农业中，巨大的私人经济继续存在，并且起着主要的作用。根据苏联官方数字，在一九七二年，土豆（它是苏联的主要农作物)的百分之六十二产自自留，地并由私人在市场上出售。尽管苏联人因按人口平均的蛋类消费量超过美国而沾沾自喜，但半数的蛋类生产是由私人经营的。肉类的三分之一和乳品的百分之四十四都是由私人生产的。9从一九六五年一月到一九六七年一月，私人拥有猪的头数增加了百分之十三点七，奶牛增加了百分之五点六，绵羊和山羊增加了百分之四点二。
同这种鼓励私人生产和贸易的做法相一致的是，实行“包工小组”制（这是得到苏联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越来越欣赏的一种试验性的生产体制）使社会化生产遭到破坏。现在的“小组”是赫鲁晓夫在四十年代后期所推行的那种以小组作为集体农庄劳动的基本单位的一种更为高级的形式。
在这种制度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土地被划分成许多小块，分别由五、六个农民组成的“小组”（他们一般都是亲戚或邻居）无限期地使用。农庄和农场对“小组”提供种籽和设备并给予指示应种什么，“小组”成员还照样领取月薪。“小组"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何时工作以国营农场以换取现金。据估计，“小组”成员的收入，比一般农业工人多一倍。而且“小组”成员既然有权决定如何分配他们出售农作物所得的收入，那末，在那些各行其事的“小组”中也会出现不平等的情况。
“小组”的这种做法，虽然迄今还没有在整个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系统中全面推广，但得来不易的、相对来说还比较脆弱的苏联农村中的社会主义关系，却遭到了一系列沉重的打击。很明显，它在占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成员绝大部分的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之间，造成了不平等和不团结的现象。这只能是加强农业中真正的资产阶级分子（农场经理们）的统治。
它也表现为，成熟的商品关系已渗入到据说是已社会主义化或集体化了的农业生产的心脏。讲到这里，我们应该回忆一下，斯大林早就看到，由于集体农业和国营企业之间进行商品交换，价值规律还会在苏联继续存在。但“小组”制的出现却使集体化了的农业内部扩大了商品交换！这个问题性质不同，也就更为严重了。
虽然列宁曾经指出过，土地的私有对资本主义来说并不是必要的，而资本主义也可以在土地国有化的基础上存在，但“包工小组”无限期地占用国有化的土地，可以说是在土地方面恢复私有财产的一个步骤。可是，一些苏联评论家竟然亲自出场建议“小组”有权永远占有所耕种的土地。有一个热心人给《文学报》写文章，说什么失去了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会使农民丧失对土地的热爱，这正道出了苏联农业的要害所在！林和A·斯特列诺夫合写的-篇重要文章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它刊登在一本叫《新世界》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杂志之上。文章的作者指责说，在有上千公顷和成百工人的农场中，人及其劳动之间的热情的个人关系已被计划和国家定额所替代，因而造成漠不关心和劳动生产率低下的情况。当然，作者们所议论的热情的个人关系，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金钱关系。尽管这篇文章用了抽象推理的语言，实际上它已触及到“小组”制的要害一一“小组”制是农村中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农业集体化是苏维埃人的迫切任务，这倒并不是因为它是从农民那里榨取更多的东西来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的方法（这是受到许多资产阶级学者附和的托洛茨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理论）。它之所以最重要，既不在于它比小规模耕种制度效率更高（虽然它的确是这样），甚至也不在于它是一个把陷于破产的贫农从富农手里解放出来的方法。最重要的还在于，集体化是向消灭城乡矛盾、消灭阶级这个共产主义目标迈出的第一步。
在集体的队伍里，参加根据科学方法组织的、机械化的农业劳动，使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农民们首次尝到了社会化劳动的滋味。集体化既涉及到土地所有权问题，同样也涉及到劳动过程问题，从而为农民的逐步“集体化”思想意识铺平道路-一用无产阶级合作、团结的品质来代替小生产者的个人主义和自私性。“小组”制冲击了农村中的社会化劳动，这是倒退了一大步。
即使不说这会损害农民在思想意识上的无产阶级化，它也会进一步从经济上使农民变成一个被新富农阶级剥削的、农村雇佣劳动者阶级。如果说“小组”制是一种个体化了的基本生产单位，它还不是一个政治和经济的管理单位，而政治和经济的控制仍旧掌握在农场经理的手中。
“小组”制必须从下列的角度来加以检验，即勃列日涅夫经济政策的要点并不是去鼓励无足轻重的私人生产者（虽然，对资本主义势力解除束缚后，小规模生产确实迅速地扩大了），而是把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转变为自立的、以利润为目标的农业公司，它们和国家的联系不是通过计划或义务交售，而更多地是依靠银行信贷关系（若是国营农场的话，则由银行信贷代替预算拨款），据说这两种单位都要在内部成本核算*的基础上进行经营活动。这种由农场付钱买进“小组”的农作物的做法同那种“卢布监督”的做法完全一致。这可以和西方的所谓“转让价格”相媲美，那就是在西方垄断工业中，一个大型企业的各个工厂或者是同一公司的不同部门之间，有时也可以相互索取费用。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本核算”是指企业按计划采取最有效的措施以收入来抵偿支出的做法。然而，今天它是和“经济核算"同时被用来表明企业力图削减成本以最大限度增加利润的做法。苏联经济学家指的努力“加强成本核算”，就是指更进一步最大限度地扩大利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本核算”的仍然存在，反映了商品生产规律虽然受到限制，但仍在起作用这样的一个事实。在修正主义统治下，加强成本核算不仅意味着强调有效地利用资金，而是说明了把价值规律恢复到起调节作用的地位（这一点在以后再作详述）。
还可以作另一个令人信服的比较，即把“小组”看作是瑞典沃尔沃汽车公司最近所作的试验。他们由小组工人“个人负责”装配整部汽车来代替自
在斯大林时期，农业专家由国家雇用并被安排在机器拖拉机站。这种安排，确因专家不能就地发挥作用而使效率难以提高。然而这种做法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把这些资产阶级专家置于无产阶级的监督之下，把他们分散隔离在机器拖拉机站中，使他们不能在较为富裕的农民中形成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治基础。但赫鲁晓夫取消机器拖拉机站后，这些资产阶级专家就直接进入了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行政管理机构。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还占据了党的负责岗位。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勃列日涅夫在他向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所作的《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紧急措施》的报告中说得很清楚，在农村中，党打算以谁为基础，采用这些紧急措施对谁有利：“党把这些专家看作是在发展农业中的合格、可靠的支柱。我们对由共产党培养起来的自已的专家寄予信任。农业专家有了企业领导、党和苏维埃组织领导的支持，就能发展他们的潜在创造力并保证农畜生产的持续增长。”③能真正掌握汽车生产的技术，而是要使他们为资本家加倍地卖命工作。所谓“使工作内容丰富”，仅仅是使资本更加丰富的另一个手段而已。
同样，“小组”尽管具有私有制和小生产的一切性质，它主要是使农业劳动者加强强度、加快工作速度的极为有效的办法。“小组”成员负责耕作的土地面积比一般农庄庄员所耕作的约多三倍。由于在赫鲁晓夫时期，农庄中的青年蜂涌外流，“小组”制在对农村资本家来说是更加有用了。
这些农村资本家究竟是谁呢？主要不是那些拥有最大自留地或最多奶牛的人，更不是那些“小组”成员，而是那些集体和国营农业机构的主席、经理和技术专家们。他们中间许多人甚至不是农民出身。苏联修正主义者从农业领导岗位上撤换了许多富有经验的农民干部，而代之以-一群脑子充满了资本主义思想的“专家”
在赫鲁晓夫统治下，大多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都获得了极大程度的独立性。但这一情况同时也不断受到任意增加国家收购指标的干扰。现在勃列日涅夫答应在农业方面不会再有大规模的运动，党也“不会再发布专横的命令和官僚主义的指示，也不会把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的领导和专家置于细微末节的监护下从而削弱他们的职责。”4
作为补救，还发布了一项《有关进一步发挥苏联农业部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领导的作用》的法令。这个法令规定了国家和集体农庄、国营农场之间的关系。它决定农场经理作为国家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按照以利润为动力的原则来经营农场。根据这些原则，农场也进一步专业化了。交售产品的指标是早就制订好的，国家不能任意改变。农场和中央国营采购机关的关系也建筑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国家的一切分配和征购现在都由合同来决定了）。
为了鼓励农场经理在以赢利为目的的基础上发展农业，农场官员的报酬在一九六六年改为按照资本主义方式计算。这些官员可以得到额外的份额，在许多方面很象一九六五年经济“改革”（参见第七节）对待工厂经理的情况那样。
过去，集体农庄官员的工资是以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为基础的。开始是根据农庄播种面积的大小和牲蓄的多少，后来以总产值为基础。现在是按照农庄的生产财务计划所规定的货币收入总额水平为基础来决定的。那些经理们在基本工资（视集体的穷富而定）外，还可拿到最高达他们年收入百分之五十的奖金；农庄每获利百分之一，他们还可拿到占他们月薪百分之五的奖金；每超额完成计划百分之一，他们又可拿到年薪的百分之二；国家还另有奖金，用来奖励种植有高利可图的亚麻等经济作物（这种奖金实际上是很大的！）；还有企业自行规定的“节约原材料和劳动支出”的奖金。
对许多经理来说，特别是对那些庞大而且富有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经理来说，这种报酬制度还不过瘾。一九六九年斯摩棱斯克州基洛夫集体农庄主席的一篇刊登在有学术地位和影响的《经济问题》杂志上的文章中提出：经理的工资不应以总收入为基础，而应以农业生产投资的回收率为基础。6
不管分配的基础是什么，新富农们搜刮到的总是精华。社会学家K·A·夏别柯夫在他写的名为《集体农庄的法定报酬》（请注意题中的“法定”一词）一书中说，在哈萨克，经过调查的二十七个集体农庄中，有十一个农庄主席领取的工资要比庄员高十五倍甚至十九倍。在一九六五年，阿塞拜疆的“巴库工人”集体农庄主席平均每月工资收入为一千零七十六卢布，总会计收入为七百五十六卢布，而在同一农庄中，一般庄员的辛勤劳动所得平均每月还不到三十八卢布。
这种收入中有些是来自所谓“农村副业”，即许多新富农“在宅边”经营的私人农业。这虽不是资本主义在苏联农业中采用的主要形式，但它确实为富农势力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地，并反映了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使资本主义生产的自发势力泛滥到何等程度。例如，大部分新富农都从事大规模的畜牧生产，他们雇用农庄庄员来照料私人的畜群或耕种私人的土地。
一九六七年，勃列日涅夫实行了《关于进一步发展农业中副业的法令》。这一法令显然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给进一步剥削农民大开方便之门，也为把管理人员的高收入有利地转变为私人资本大开方便之门。农场被允许建立制造性的生产企业，特别是农产品加工（如罐头工厂）、建筑材料和消费品的生产企业，只要不影响农业生产就行。
资金来自农场利润的保留部分或国家银行的贷款。这些企业可以自行制订生产计划，不必经上级批准，并且可以和消费合作社、国营零售商业网协商价格，也可以直接售给工业企业或在自由市场上出售。他们是苏联农业企业的先驱，也就是使新富农（作为农业生产者和加工者)和国家财政资本家（起银行家的作用）融为一体了。
另一个使新富农成为一个固定阶级的重要步骤是在–九六九年采取的。那时成立了集体农庄委员会，它把集体农庄主席和国家农业机构中的官员们集合在一起，委员会变成为农村资产阶级左右国策的“院外”机构。
很明显，苏联农业的总趋势是生产单位对国家的独立自主程度越来越大。不过，我们且慢责备勃列日涅夫先生把农村阵地交给当地的资产阶级分子而放任不管，我们应该先提一下为数不少的一些建议。这些建议提出，苏联国家作为土地的法定所有者，应再一次担负起它在农业方面的责任，即向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征收使用土地考虑建立地籍图，即由官方登记土地数量、质量和所有权等。这足以成为国家向农场征收级差地租的基础。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一种地租形式。它考虑到有些土地比另一些土地更富饶，而相应地把那部分超额剩余价值交给地主（即苏维埃国家）。
总之，关于在农业方面复辟资本主义，凡是赫鲁晓夫剩下来所没有做到的，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全都抹起来做到了。赫鲁晓夫的政策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政策，它一方面大力鼓励小型的私人企业生产，把它搞得乌烟瘴气；另一方面，国家又通过提高交售额来任意干扰。勃列日湿夫和柯西金抛弃了这一做法。他们要巩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经理及技术人员的集体，把他们作为新的农村资产阶级。通过推行“小组”制，正在有计划地提高劳动强度，以便最后破坏社会化的生产关系。
同时，国家资产阶级通过其作为财政资本家的作用，使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实际上成为依附于它的独立公司。最后，集体农庄委员会的建立，也是为农村资产阶级在中央政府中提供了代理人。此外，共产党（在农村中，现在主要是以新富农及其仆从作为基础）也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渠道，使农村资产阶级依附于中央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权。
四、利别尔曼辩论：利润动力
原则的出笼当深刻的印象，足以表明苏联在朝着哪~个方向走。即使如此，我们还得记住，经过了几十年的无产阶级统治和社会化生产，苏联已是一个工业国。因此，完全按照资本主义路线来改组和巩固工业生产，对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来说就更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了。
一九六五年，柯西金总理宣布了一项声势浩大的“经济改革”。这项“改革”是根据新经济政策和他的第一位启蒙导师沃兹涅先斯基的建议而制订的。这一改革使牟取利润成为苏联经济的指导力量，并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即有意识地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时期。
这种经济制度虽然仍在演变过程中，但现在确已有相当水平。它不是以满足苏联广大工人群众的需要为出发点的，也决不是由他们所支配的。这是一种以人剥削人的原则为基础的经济制度，是一个由国家垄断资产阶级所组成的新的统治阶级榨取工人群众剩余价值的经济制度。
这些改革的基本纲领，是在六十年代初期苏联经济学家中一场声誉颇著的辩论中提出来的。这一场辩论的发起人是利别尔曼，赞助者正是赫鲁晓夫本人。这场辩论得到如此特别的青，应该使我们加以警惕：辩论的意图在于为各种资产阶级经济思想提供讲坛。它的口号，事实上是毛泽东的著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的颠倒，只消把“花”字代之以“毒草”就行了。
然而这次辩论还有其他方面。赫鲁晓夫的各项经济政策的失败使所辩论的问题超出了学术上的意义，即对理制度急待改革。工厂经理拒不采纳技术革新以免给企业造成更高的计划指标。产品的质量远不能令人满意。由中央统一调配的供应制度由于拖拉的文渎主义和工作效率低而陷于停顿。有一家汽车制造厂需要的滚珠轴承必须经过十四个不同的单位加工，要有总加起来重达四百三十磅的文件才能生产。9这正是有关供应制度的一件最为杰出的事例！
结果是，企业经理囤积原材料和机械设备，虚报定货并通过“开后门”（这一名称包罗从拉拉扯扯的小动作到公开行贿的各种手法），以保证企业不因原材料供应不足而影响生产。这种种做法当然是绝对不合法的，发现了要受到极为严重的惩罚。
以总产值指标作为衡量一个企业是否完成计划的总尺度，会产生某些十分奇特的副作用。鞑国民经济委员会主任Φ·塔别耶夫所写的一篇载于《消息报》的文章就这方面提供了极为典型的报道，说明事态是在向什么方向发展。20报道说，在一个儿童服装厂内，主要的计划指标是总产值。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工厂在儿童冬季穿的外套上缝上精致的丝绣衣领和皮领，这样就人为地提高了每一件外套的价格。
用实物单位来计量总产量，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苏联的幽默杂志经常刊有大量漫画。在有些漫画中，制钉厂的全年产量就是一枚重达好几百吨的庞然大钉。
在这些问题中，尽管某些同旧体制有关的问题（尤其是某些供应方面的问题）确实是属于技术性的问题，但其对那种为了“完成计划”而采用的弄虚作假、铺张浪费的手法，以及促成这些手法的资产阶级思想，本来是可以由工人阶级行使其社会主人翁的权利，展开全面的政治斗争来加以解决的。
但在利别尔曼辩论中，从来没有涉及到这一类问题。辩论几乎完全是从“实用的”和技术的角度来展开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了包括赫鲁晓夫本人在内的主要政治领导的有意识的操纵。事实上，在讨论开始后不久，赫鲁晓夫就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作了发言，他同意下列主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个别企业中，·..利润作为衡量企业工作成果的经济指标具有重大的意义。”2这样的发言就只能使利别尔曼的对手们把批评局限于实用主义方面的问题了。
这样一来，就是那些原先反对把资本主义的种种标准和种种生产关系全部照搬过来的经济学家，也受到了修正主义的影响。他们为苏联经济问题提供的解决办法就是寻找分配资源、衡量成败的各种万无一失的使俩，设计种种连最最狡诈的、鬼计多端的经理们都无法歪曲、无法胜过的骗人玩意儿。他们为整顿苏联经济所提供的各种解决办法，归结为一点，就是号召技术挂帅。
有些极端主义者鼓吹一种完全不假人手的计划程序。利用大型计算机组来记录每个企业、每户家庭在经济方面的实物需要量，拟订一个全国性的平衡计划，其中包括生产的发展和消费扩大之间的平衡，资源和生产的平衡，然后再分析和估计这一计划的执行情况。如何利法，这就是，完全排斥了对社会主义时期种种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的考虑。
当然，并非所有的保守派经济学家，都象那些想入非非的计算机迷做得那么过头。我们已提到过的那位塔别耶夫曾制订了一种新的指标来取代总产值指标，并在靶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实施过。这种称之为“定额加工价值”的方法，是根据劳动、燃料的消耗额再加上企业一般管理费用中的一小部分支出而计算出各个生产线的标准价值。
根据“定额加工价值”法，在计算时排除了大量的物质消耗因素，最重要的是排除了利润，以避免我们在上面所列举过的各种弊端。塔别耶夫声称，经过使用这一方法后，“服装业者就不再在儿童的大衣上缀上价格昂贵的衣领了”。然而，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数值，实际上工人无法掌握它所依据的原则，也无法监督其实施。并且这种方法比起过去那种控制生产的方法更要变成为一项官僚主义的事务，因为这种计算需要由数学家、经理等人员参加，而不是生产工人所能解决的。
象塔别耶夫那样的保守派经济学家，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使集中统一计划制度（尤其是供应方面的问题）合理化，以及消灭企业中的浪费现象和欺诈手法。但在一九五六年篡夺了政权的走资派及其在学术界的走卒们却另有打算。他们关心的是苏联同西方帝国主义在所谓“和平竞赛”中的力量对比，关心的是加紧对苏联工人阶级的剥削，和使新兴资产阶级借以把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占为已有的国家机器更趋完善。
资产阶级专政复辟时期和赫鲁晓夫经济试验时期，也就是苏联经济倒退的时期。2在整个五十年代中期，增长率是高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七，而工业产量每年增加百分之十以上。但到了一九五九年，这些百分比就逐步下降，虽然它仍高于西方可比较的统计数字。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的估计，一九六○到一九六七年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每年仅增长百分之五点五，而工业生产则下降到每年只增百分之七点五。这对苏联企图统治整个世界经济是一个不利的征兆。
生产既下降，支出又急剧上升。这一事实使走资派更为惊慌。在过去，苏联之所以能达到并保持其惊人的增长率，并非通过增加劳动强度（加快工作速度）的途径，而是把产值的巨大百分比用于新的投资。这就意味着更多的机器、更多的工厂和更多的就业。
到了五十年代末期，投资要占苏联总产值的三分之一，但其效果（即其赢利率)却跟不上去。在一九五○到一九五八年期间，每增加一个卢布的投资额可取得半个卢布的新产值，但在一九五九到一九六六年期间，每一个卢布的投资额只能获得三分之一卢布的产值。③
对于资产阶级来说，经济活动的目的就在于从他所投资的每一个便士(或戈比)中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因此，在利别尔曼辩论中，由打上各种各样烙印的更为自觉的走资派所组成的另一阵营，就把极大的注意力集中于“增加投资效果”这一问题上，这在我们看来并不感到奇怪。—九六一年的“二十二大”上得到党的签署同意的，这就更壮了他们的胆。当时通过的苏共新纲领宣称：“为了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必须经常完善经济的领导和计划工作。在计划工作和经济领导的一切环节中，应该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最合理和最有效地利用物力、人力、财力、天然财富和集中在杜绝浪费和损失方面。为了社会的利益，以最少的费用取得最大的效果，这是经济建设的确定不移的规律。”2
诚然，共产主义不可能建筑在浪费和不合理的经济体制上。但是我们只须把赫鲁晓夫一伙就“向共产主义过渡”、浪费等等问题上的观点同列宁在四十年前就同一问题所发表的意见作一比较，就可看出这伙人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已滑得多远了。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写道：“普通工人起来克服极大的困难，奋不顾身地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设法保护每一普特粮食、煤、铁及其他产品，这些产品不归劳动者本人及其“近亲”所有，而归他们的‘远亲”即归全社会所有，归起初联合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联合为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千百万人所有，一一这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开始。”
这两段话之间的区别不在于风格，不在于新纲领的拟订者用词不当。两者的区别归结到-点，就是他们各自代表了相互对立的阶级的观点：列宁的发言代表了无产阶级的愿望，赫鲁晓夫则是为资产阶级说话。
如果说对苏共纲领为苏联指定的方向还有丝毫怀疑的话，那末，这种怀疑也就为后来在一九六-年苏共纲领露天机的。“党认为有头等意义的，是提高基本建设投资的效果，选择最有利的和最经济的基本建设方向，保证基本建设投资中支出的每一个卢布都能使产量得到最大限度的增长，缩短收回这些投资的期限。”2就是象戴维·洛克菲勒这样的人，也未见得能把一个资产阶级投资者的要求，归纳得如此简明扼要。
苏联经济究竞该怎样按照资本主义路线重新进行组织，这在走资派之间也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议的题目。他们分为温和派和极端分子，分为改革派和为复辟资本主义具有整套严密的理论作为蓝图的强硬派。
以这一场大辩论而闻名的E·利别尔曼可以算在温和派之列。他在苏联政界、学术界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事实上，因为他较为默默无闻，某些观察家@把他看成是另一些人的马前卒，这些人名声更大，但又小心谨慎，他们不愿出头露面地因提倡资本主义种种措施而使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
这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认为，利别尔曼从哈尔科夫工程经济学院（它相当于美国的工商管理学院）的阴暗角落里崭露头角是另有原因的。第一个原因是（这和“马前卒”理论并不矛盾），哈尔科夫地处乌克兰境内。很可能是在乌克兰的政治机器中，利别尔曼及其同伙和赫鲁晓夫之间早就有了联系。这就不难说明为什么象《共产党人》这一权威性刊物早在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九年就为利别尔曼的资产阶级观点的论文大开方便之门，而赫鲁晓夫本人也就是在这个期间俨然以党政的当然领导者的身份
然而，还有第二个、我们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利别尔曼以他的“企业经济学家”和训练行政管理干部导师的身分，已经掌握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主要社会基础（即经理和技术人员）的脉搏。事实上，他的一些改革倡议正是反映了苏联一部分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愿望和要求。
利别尔曼声称，造成苏联经济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单位对它们的工作成果缺乏足够的“兴趣”。这种“兴趣”，当然不是上面引述的列宁在《伟大的创举》的那段话中所生动描绘的那种政治觉悟。利别尔曼所指的“兴趣”，可以用下述这样一句问话来表达：“这里对我有什么好处呢？”也就是用金钱来衡量一切的资产阶级利已主义。
利别尔曼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国家计划委员会除了对企业下达一些最根本性的有约束力的指示和指标以外，其他全部都加以否定，并把赢利率恢复到它原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衡量经济成败的基本标准的那种传统地位。他还给赢利率下了一个定义，即利润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投资（即对机器、原材料等的投资，也包括工资在内）之间的比率，这正象马克思给利润率定下的公式(S/C+V)*那样。（利别尔曼和大多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提到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时用的是固定基金和流动基金。）利别尔曼还主张国家应允许企业保留所获利润的一个相当大的百分比，用之于物质奖励、企业管理人员的奖金（红利），以便经理们能占有工人所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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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有力的火车头”—苏联杂志上的一幅宣传画。画中的火车头是由一枚枚的卢布组成，公开鼓吹金钱是苏联社会的动力。
利别尔曼在一系列鼓吹他的主张的演说和文章中大显身手。苏共中央的《经济报》周刊组织了一个讨论会。他在讨论会上说：“首先，大家必须弄清楚这一点：新体制不是简单地用一个指标来替代另一个指标，即以赢利率代替总产值。”把赢利率作为首要的计划指标，其要害就在于“改革了企业同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29与此相一致的，集中统一计划必须以“凡是对社会有利的也必须对每一个企业有利”③这一原则为出发点。换句话说，国家必须着眼于使经理既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也能享有极大限度的经营管理权和其他特权。企业在牟取最大限度利润的制度下经营业务，就它跟国家的关系来说，必须在计划管理方面具有相对的独立自主权，他们还必须
有人对利别尔曼的主张正确地提出了批评，指出在企业中搞利润挂师是向资本主义倒退。为了对付这种批评，利别尔曼竟然对马克思主义作了连赫鲁晓夫也感到脸红的篡改。在一篇刊于《苏联生活》（英文版）题为《我们在和资本主义调情吗？利润，还是“利润"》的文章中，利别尔曼给我们透露了-个小小的秘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利润，其实质和来源是同私人企业的利润仅在表面上近似，而就其性质，就其所证明的实质而言，却同资本主义利润有着根本的区别”。他解释道，“在苏联利润的背后，除了节约工作时数、成吨的原材料以及其他物资、燃料和电力的度数等以外，别无他物，”而“在私人企业制度下的利润，与其说是来自生产，倒不如说是来自商品交换过程”。3
这番话要是让卡尔·马克思听到的话，可真是天大的奇闻了，因为马克思反复强调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则是，利润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不论是象利别尔曼所声称“现在”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独有的工业利润也好，商业利润也好，利息和地租也好），它有一个来源，也只有一个来源：即在生产过程中榨取的剩余劳动。这番话也会给列宁打开眼界，因为列宁和马克思同样地强调：*剩余价值不可能来自商品流通，因为商品流通只说明等价交换。”②
然而，要是我们听信利别尔曼的话，因为在苏联“既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即指个人，原编者注)制，又没有股本，当然也没有股票市场”，那末，在生产中也就不可能会手法竟变成了社会主义的精髓！
话又得说回来，并非所有的走资派都象利别尔曼那样如此厚颜无耻地漠视马克思。J·瓦格和C·札哈罗夫（唯利润学派的两个极端分子）在《生产基金的补偿和企业利润》一文中，提出了一个经济管理中的“自行调节”的建议。这一建议，正好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概述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逐点针锋相对。
他们提出要对价格制度进行改革，以“生产价格”（连这一名称都是从马克思那里剽窃来的）取代旧的从政治角度来决定的价格。“生产价格”中包括向国家缴纳固定基金的百分之二于的统一租金。（这两位作者估计，如果消费品价格保持在现有的水平上，那末，就会使生产资料的价格增加百分之八十！人们可以从这里想见，这对广泛发展生产会造成怎么样的后果一要提高产量，唯一最节约的办法就是提高劳动强度，因为企业无力购置为发展生产所需要的新机器等物资设备。
瓦格与札哈罗夫还随声附和利别尔曼，叫要给企业更多的计划自主权，并按利润给予管理领导人员奖金。但是他们这一建议的真正自的（且不说这一建议的原始由来及其说理的严密性），在于主张国家可把生产资料作为资本，从而向企业索取使用资本应带来的利息，并把它拨给那些不从事生产的少数人。
当然，由于瓦格和札哈罗夫等人强调由国家而不是由企业获取剩余价值，他们就更为冠冕堂皇地来对付任何说他们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指责。利别尔曼仿效赫鲁格和札哈罗夫却预示勃列日湿夫和柯西金将要“回到列宁主义的立场”了：“在布哈林著作中就曾出现过这种对利润的轻视态度。大家知道，列宁对这种态度给予了尖锐的批评。布哈林的公式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为利润进行的生产。在无产阶级统治条件下的生产，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列宁在反对对利润的意义所作的这种估价的时候写道：‘那不行。利润也是满足“社会”需要的。应该说：在这种条件下，剩余产品不归私有者阶级，而归全体劳动者，而且只归他们。’”
这种手法相当高明，不幸的是我们的走资派只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已的脚。列宁对于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批评，其要害就在于该书对待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态度同瓦格和札哈罗夫文章的态度一模一样，即在使用词藻，侈谈无产阶级专政，把经济和政治完全割裂开来，把经济只看成是生产力的最合理、最有效地利用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
当列宁提醒布哈林说，“利润也是满足“社会”需要的”时候，他指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价值是为利润而进行产生的，而利润也的确对提高经济效果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起过促进作用。如果资本主义剥削的各范畴不能起到经济的职能；如果资本主义制度不能始终保证工人阶级最起码的生活的话（这里是指作为一个阶级，因为个别工人的挨饿穷极潦倒是经常的），那末，利润制度早就在地球上消失了。
问题的实质无疑是：哪一个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组织对生产资料的使用并分配剩余价值。当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之后，我们还得追问一下，是哪个阶级统治国家？国家在组织生产方面所采取的政策方针，可为这个问题提供部分答案。瓦格和札哈罗夫对利润挂帅的说法，即把国家和生产资料的关系完全等同于资产阶级和生产资料的关系的说法，就是一个信号，它说明资产阶级势力已经篡夺了政权。对这些问题，在我们讨论苏联经济的实际“改革”时，将作更进一步的探讨。
瓦格和札哈罗夫关于恢复生产价格的建议，赤裸裸地表明了其资本主义的性质，因此就连修正主义阵营中的成员也对之进行攻击。可以认为，这种攻击是为那些少露骨一点的建议打开了方便之门。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大多数的批评意见，并没有针对着他们所勾画的国家、企业和工人之间的关系。然而，随着辩论的深入，至少有些参与者对这一建议的阶级性提出了反对意见。苏联经济学家沙胡林公开说，“参与讨论的有些人固执地想建立-个自动化的、由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经济领导人员来管理的体制。”
不管是出于真心反对这些赤裸裸的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建议，还是出于保守思想，大多数参与利别尔曼辩论的经济学家都不同意按照多少是资本主义竞争的基础来处理苏联经济的各种建议。相反，他们提出全面推广“定额加工价值”法。然而，赫鲁晓夫公开出场为利别尔曼建议评功摆好。一九六四年五月，《经济报》宣布，中央委员会将主持一项试验，把利别尔曼建议在两家服装工厂（一家是莫斯科的女布尔什维克服装厂，另一家是高尔基城的梅耶克服装厂）付诸实施。五、测验水性：资本主义制度的试验
隐藏在女布尔什维克-梅耶克试验后面的主导思想，是让计划中仅剩的那一点纪律性由市场的纪律性所取代。根据旧体制，向服装业的定货是要通过国营零售服装商业公司这一渠道的，公司既负责安排市场批发，还负责把由中央制订的生产计划最后肯定下来并对其执行情况加以检查。根据这个试验的条文，女布尔什维克服装厂和梅耶克服装厂就越过了服装公司，直接同苏联各地的几家规模宏大的高级零售商店建立了合同关系。
工厂和商店之间订立合同，规定定货的数量、质量（颜色、式样等都订得极为详细）、价格和交货日期。根据这些定货，企业就自行制订生产计划。凡是在中学读过政治经济学的人们，都很熟悉这背后的理论基础一据说按照销售的情况，零售商店要比党和国家更加了解苏联人民缺少什么和需要什么。制造商和销售商之间的合同关系，是作为行使资本主义模式的“消费者权力”的一种工具。
正如利别尔曼已推崇过的，参加试验的企业都享有空前的独立自主权。劳动生产率、生产需要的原材料、职工人数、产品成本、工资基金、支付工人工资的办法（计件制或计时制）等等，都由企业经理决定。女布尔什维克和梅耶克两家服装厂有权决定各自的库存量。如果超出了预定的流动资金额，他们还保证能得到国家银行的贷款。
唯一由中央规定的指标是实际销售额（以卢布计）和总利润额（仍按老办法表示，即按产品成本及其批发价格之间的差额来计算，而不是象利别尔曼所建议的按生产基金计算的百分比）。货物的售价也是按计划确定的。然而，允许进行试验的企业有权对新产品进行直接议价，并且还有权在服装上附加一些花色点缀而标高价目，而这只要企业经理决定就行。
先在零售服装商业提出试验，是由一个突出的问题所决定的。五十年代期间，在计划制订者们中间的修正主义倾向大为滋长，因而出现了一种使服装生产远离人民需要的情况。一些企业由于受到他们在计划部门的上同的指使，一味着眼于增产并尽可能“方便地”完成计划，而生产出数百方件苏联人民根本不愿意买的服装。结果是，这些不能脱手的、次等的或因其他原因没有人要的服装大量积压，其价值从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的十四亿八千五百万卢布竞戏剧性地上涨到一九六四年一月一日的四十一亿三千三百万卢布。③
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试验最初似乎是成功的。例如在女布尔什维克工厂，据有人估计，要是仍旧保持原先那样由上级来制订计划，那末，约将有百分之三十的定货没有人购买。此外，无法销售的成品库存量也不能大幅度下降一一在女布尔什维克工厂两年内就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以上，而和进行试验厂商订有合同的那些零售商店也有同等幅度的下降。③6
就减少库存积压量这一主要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来说，这次试验可以认为是成功的。一九六四年十月（甚至在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迫使赫鲁晓夫下台之际），有人提出把这些新规定推广到高尔基、列宁格勒、莫斯科以及其他地区的百分之三十一的服装厂、百分之十七的纺织厂、百分之三十三的皮鞋厂和百分之十八的皮革厂中去。一九六五年第二季度初，约有四百个企业单位在按照女布尔什维克-梅耶克体制进行试验。随着这-一试验在服装行业的广泛推广，在运输、机器制造、木材和采矿等部门也采用了类似的做法，但规模要小得多。
当这项试验扩展到“市场计划”之后，它的真正缺点也就全部暴露出来了。服装业一九六五年的销售总额比前一年增加百分之四点五。然而，这主要是由于丝绸奢侈品跃升了百分之八点九。相反，棉织品的销售量却下降了百分之零点九，毛织品下降了百分之八点五，鞋类下降了百分之二点五。
这些数字表明，新体制虽然在表面上好象是在为消费者着想，不使他们吃专横的官僚主义的计划制订者的一时兴致的亏，但实际上却是直接违反苏联工人群众利益的一个阴谋。进行试验的企业和协作零售商店之间建立的“直接联系”，是依据“金钱万能”这一原则的。换句话说，商店只对能多赚卢布的货物订合同，而且，正象任何，资本主义经济那样，那个人卢布多，就有更大的权力来决定该卖出什么，该生产什么。结果是，奢侈品的产量渐趋增加，而便宜的大众化的服装却供应不上。
这个问题由于价格制度而被弄得更为糟糕。为了提高销售额和利润指标，企业经理照例在各种服装上加上些花哨的边饰，从而获得提高价格的权利。再说，规定的价格制度多少还是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考虑来制订的。这样，群众迫切需要的恰恰就是价格低廉、对生产企业和零售商店无多大利润的一些服装。举例说，童装是最无利可图的，而高级时髦的女式服装却很昂贵，获利也多。
这一情况出现了一个实际利润减少的新问题。因为讲究的服装只有为数很少的人才有能力购买，因此，一般说来，成交的定货数量要比过去在计划生产时少得多。小额定货使生产成本急剧增加，而效果和总的产量都要下降。
对工厂的工人来说，就得加足马力干活，就得开展“生产”竞赛，借以弥补由于小额定货的不断打乱生产而造成的各种困难。经理们利用其获得不久的支配工资的权力，建立了名目繁多的奖金制度，使工人为获取金钱报酬而相互竞争。举例说，在一九六五年第三季度，棉布服装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超过工资增长的百分之三点八，丝绸服装业为百分之三点二。③有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总结这一情况时说，经过试验，“大量生产的大型企业已经转变为小额定制的成衣铺了”，9这种说法是最恰当不过了。
着手进行此类试验，只是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一个步骤，并非全过程，但是只要沿着这条既定的政治路线走下去，那末，这样的过渡就是必不可避免的。
社会主义经济可能面临的各种困难问题，只能靠进一步巩固提高已取得的成就、总结经验教训来解决；只有广泛发动人民群众自觉地、科学地从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来解决；从而逐步走向共产主义来解决。只要苏联经济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复辟倒退（即使是试验性的），如果不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来扭转这种复辟倒退行为，那末，它就会顺着这条路子继续滑下去。
当四百家试验企业和其他的经济企业建立这种经济关系时，这一点已是非常明显的了。虽然这时候新兴的资产阶级已牢固地掌了权，大部分经济在名义上仍是按照社会主义原则进行组织的(尽管其经营方法不是这样）。这样，当一家服装厂同一家商店订立合同生产一定数量的的确凉女裤时，它不得不从一个化工厂取得它所需要的的确凉原料，而这一化工厂又不属于进行此项试验的范围，并且它的产量已由上级部门计划规定好了。因此，供应方面就产生了严重困难，许多定货合同就根本无法履行。
此外，在全面计划经济的内部有这样一小块的试验市场，就会引起制订计划的上级部门和企业经理之间的不断争吵。格鲁什霍夫棉纺联合公司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这家企业在一九六五年的第二季度开始加入试验。在拟订一九六六年的计划时，它在一九六五年八月举行的加盟国纺织商品展览会上，已经和许多供应企业和批发商店直接签订了合同。然而到了十一月，莫斯科国民经济委员会通过行政手段取消了这些合同，责令该企业把全部产品运交莫斯科棉纺中心储存站。具体的定单内容同原先合同所规定的几乎毫无相同之处。
这一类的事例表明，即使在这一个阶段，在究竟应该由谁来控制生产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激烈斗争。计划制订者们脱离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这种领导权力来自群众的支持和批评），就无法把经济引向前进。但是凭借他们素有训练并富有经验的这一条件，这些势力中的很多人仍在进行斗争，那怕是取得形式上的集中计划也好。这样他们就不仅和企业经理发生了冲突，而且最关重大的是，他们和上一级的党政领导也发生了冲突。这就是隐藏在“官僚主义破坏”背后的政治内容。这种“破坏”一直到现在都使苏联的所有经济“改革”成为灾难。
这些试验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对有关企业在收入分配上所产生的影响。几乎在所有的企业中，试验的结果普遍提高了工资，这主要是由于进行试验的工厂享有特殊待遇。但由于经理有全权支配工资基金，所以增加额的最大部分并不是归工人所有。
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五家卡车运输公司的经验，是最能说明问题了。在一九六五年第二季度，这五家企业基本上是按照女布尔什维克-梅耶克体制相类似的基础上进行试验的。在莫斯科的三个企业中，工资总额在一九六五年比一九六四年分别增加了百分之十五点六、百分之二十三点六和百分之二十三点四。驾驶员工资增加的百分数为十三点六、十八点三和二十四点九，而管理人员（包括最高级管理领导人员）工资增加的百分数却为二十六点二、三十八点三和一个惊人的数字，即六十一点九。
在列宁格勒，有专家治国论者参加最高级的管理领导，这就比莫斯科更进一步了。高级管理领导人员是和工程师并列的。这两家公司中驾驶员的工资增加百分数分别为十九和三十，维修人员增加百分数分别为十三和二十五，辅助工人的工资在一个公司中增加百分之三十司的工程技术人员（包括最高级管理领导人员）工资增加的百分数却为四十八和四十。@
这些数字表明，这项试验的一个政治目的就是，要在企业经理人员中巩固社会帝国主义的基地。我们将会看到，这也是柯西金的一九六五年经济总“改革”的一个主要目标。
女布尔什维克-梅耶克以及类似的试验开始于赫鲁晓夫时期，而在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时代完成，这是合乎时宜的。因为这些试验实际上标志着由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破坏社会主义这样的一个特点，过渡到勃列日涅夫一柯西金的有计划地重建资本主义。不过，我们应注意到，没有一堵墙把这两个时期截然分开，一个时期的“任务”是和另一时期的“任务”密切关联的。
社会帝国主义者已经牢固地建立起资产阶级专政，已经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即真正的经济问题已不可能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计划来加以解决。出于他们政治路线的需要和内在必然性，他们不得不乞灵于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方法。通过女布尔什维克-梅耶克试验，新兴资产阶级在“利润湖”中只是沾湿了双脚。只有到了一九六五年秋，那时他们已经略为掌握水性，才最后一头裁进水里去了。
六、经济“改革”：利润挂师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柯西金总理在苏共中央革”计划，把企业放到一个更为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并把利润和其他“经济调节器”恢复到经济上的统帅地位。
柯西金首先概述了苏联经济所面临的某些问题。他特别指出了每一卢布固定资产的工业产量的下降，劳动生产率的令人失望的增长率和农业发展上的落后状况。
照他看来，这些问题和其他的一些问题都是由于没有充分发展管理技能和技术而造成的。他认为要使经济运转情况良好，就必须有效地管理经济，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各个工厂和整个经济领域内都采用物质鼓励来刺激管理的积极性。
按照柯西金的话说：“最大的注意力应当集中于改进工业管理的形式和方法。现有的工业管理形式、计划形式和刺激形式，都不再符合当代的技术-经济状况和目前的生产力水平。
“各企业在经济方面的主动性和权力太狭窄，它们的职责范围也不足。成本核算制度在许多方面只是一种形式。目前对工业人员的物质鼓励制度几乎无法吸引他们去改进他们本企业的工作，而且在实施中还经常和整个国民经济利益发生矛盾。”@
据此，柯西金提出了几种建议来刺激经济。首先，但不是最重要的，是呼吁进一步努力改进科学技术标准：“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情况下，计划的任务应该是提供条件，以便工业能够迅速采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新成就。”这实质上是号召进一步依靠专家和广泛应用自动化技术。
主义新制度下，里拿着一叠钞票’一九六六年发行的苏联宣传画，它强调在苏联资本
利润所起的中心作用。’钞票上大书特书利润一一词°画上一个工人手
MPHBDIAD
o
o“扩大企业和公司的经济独立自主权，并提高作为我们整个经济中的主要经济单位的企业的重要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废除对企业经济活动的过分限制，就必须为它们提供发展生产的必要手段，并对扩大企业权力制订可靠的法律保证。”③
在这方面，柯西金还答应：“加强并发展成本核算制度，用价格、利润、奖金、信贷等手段来帮助加强对生产的经济刺激。”@
这实际上是“改革”的关键所在。柯西金建议将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期间试验中运用过的一些方法，在整个经济中加以推广。过去，国家管理经济用政治-行政办法，现在他建议广泛使用“经济杠杆”。特别是，过去总产值指标是衡量企业成败的重要标准，现在却代之以销售额，就象在女布尔什维克-梅耶克试验中已经实行的那样。不但如此，柯西金还指出，“为了使企业朝着提高效果的方尚前进，最好使用利润指标。”这里，他还提醒大家，不应把利润单纯地看作一种会计科目，而应把“固定资产的每一个卢布的利润额”（即利润率）同时加以考虑。
在计划工作上，过去所有由上级机关确定的指标，现在除了五种以外，都由企业自行确定。根据这个“改革”，只有销售额、产品的基本类别、工资基金总额、利润额和赢利率（同生产基金的比例）以及对预算的缴款和预算拨款仍由中央决定。所有其他指标，包括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职工人数和平均工资水平等，现在都由企业管理部门，根据自已的需要来确定。不过，为扩大工厂生产能力而进行的重要投资或重要的技术改造工程仍然由中央来计划或批准。
在这种新体制下，较大部分的利润将留归企业所有。在过去，这种利润几乎全部直接纳入国家预算之中，然后按照计划在社会中进行分配。柯西金现在建议，“留给企业的利润应同该企业利用分配给它的固定资产的有效性、扩大商品销售的数量、改善商品质量和增加赢利率的情况成正比例。”46，利润留成会对整个企业、特别是对企业经理人员产业管理部门就可以利用这一基金，制订推行物质刺激和发展技术的方案。
但是并没有作出任何努力以使各企业能为自已提供足够的资金，从而做到真正的“独立”。说到底，这将是一种同竞争性资本主义倒退的一个空想的步骤。在新体制下，资金还是要大量地来自国家。不过，柯西金又根据地地道道的银行传统宣布，资金的调拨将开始带上一个价格标签：“投资的资金目前是通过国家预算的无偿拨款来提供的。企业经理们对企业改建扩建所需的费用或追加投资资金的有效与否很不关心，因为他们的企业并无义务偿还拨给它们的款额····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是，将基本建设的无偿配给改变为对企业提供长期信贷··现在已经提出建议，废除从国家预算中向企业流动资金提供无偿补充的办法，代之以根据需要而给予信贷的办法。”
除了赞成更多利用国家银行的信贷以外，柯西金还宣布实行对生产基金收费的制度。根据这一制度，企业单位需付给国家一笔规定的款额，用苏联第一流的经济学家涅姆钦诺夫所使用的术语来说，这实质上相当于“政府对固定基金征收的租税”。显而易见，这是“改革”中的最重要的规定之一。简单地说，它的政治经济效果是，恢复生产资料中的资本的特征（即国家现在将以基金收费的形式，利用生产资料来抽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这就把国家作为金融资本家而同企业相对立。
最后，作为以上措施的一个直接结果，柯西金宣布，尽可能多的工厂置于严格的成本核算（关于对“成本核算”的更完整的解释，参见本章第三节）基础之上，亦即赚取最大利润的基础之上。这里，他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了.生产价格学派经济学家（如瓦格和札哈罗夫之流）的观点。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说：“价格必须不断反映出劳动的社会必要费用，同时价格还必须包括生产和流通的费用，并为正常经营的每个企业赚得利润。”此外，“目前存在的忽视计划和管理国民经济方面的经济方法的现象以及成本核算制度上的薄弱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都和制订价格制度上相当严重的缺点有关。如果价格没有根据，那末，经济核算就会失去可靠性，而这反过来又会助长主观武断的决定。”我们不久将有机会探讨在这些深奥论述下所掩盖的实质。
这种“改革”的实施非常缓慢。原来的日程设想，所有的工业企业将在一九六九年年底前实施新规章，所有其他国营企业（国营农场除外）将在一九七○年全部实施新规章。但是在一九六六年，苏联将近四万五千个工业企业中，仅有略微超过百分之一的企业改行了新体制。其中在一月一日改行新体制的是从十七种工业部门中精选出来的拥有三十万职工的四十三个工业企业的试点组，以后，四月一日第二批有二百家，八月份第三批有四百三十家改行新体制。此外，有些交通运输业到这一年年终时也在新规定下进行活动。9
在以后的几年中，改造的步伐一直很缓慢，附表可以说明这一点：工业企业“改革”的情况
在全部工业中的比重（%）到·.年底已“改革”数企业总数总产值职工总数利润
161966
704
8
81
37
32
151967
7,248
5026,850
54
72
81
7119681969
72
8436,049
81
91(?)
9590
921970
44,300来源：格特鲁德·施罗德著：《苏联经济改革陷于绝境》。
在评论第一批七百零四个企业在一九六六年所取得的成就时，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巴楚林报告说，同一九六五年计划相比，销售额增加了百分之十一，利润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四以上，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百分之八。这些都大大超过未经改造的各个经济部门的增长率。@
不过，正如上表所示，这些数字是虚假的。那些实行“改革”的企业都是苏联经济的“精华”。因此，到一九六七年年底时，·所有按新体制经营的企业中的百分之十五就赚得了工业利润的百分之五十，并雇佣了全部职工的百分之三十二。在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改行新体制的二百四十二个企业中，有一半以上以前的利润率就高达百分之四十以上。
很清楚，为了更正确地估计改革的“成就”，我们就必需了解参加改革的企业在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的统计数字。但是得不到这种材料，这一事实甚至连修正主越是普遍，它的“成就”也越是不那么显著。
价格制度的修订也进行得缓慢。制订了从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起开始实行的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产品的新价目表，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又制订了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开始生效的重工业产品的价自表。这样全面修订价格，造成批发价普遍上涨百分之八，重工业产品价格上涨百分之十五。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和一九七〇年一月一日再次修订后就使得批发价进一步上涨。
柯西金的“改革”的关键是，把扩大利润作为经济的调节器。据苏联财政部长B·加尔布佐夫说：“利润的刺激作用在新体制下有了很大的增强，····利润将和其他计划指标一起，成为评价企业工作的一个主要经济标准。利润的大小及其增长率将表示这些企业的工人对国民收入、对扩大生产和改善人民福利所作贡献的大小。”
把利润作为衡量企业成就的主要尺度，这一决定显然标志着是倒退到用盲目的价值规律来调节经济。正象我们在第二章中所指出的，斯大林曾经强调过，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起作用。事实确实如此，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有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仍是调节所有商品生产的规律。社会主义标志着一个从资本主义这个商品生产最高、最发达的形式到完全消灭商品生产的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
因此，斯大林认为，苏联的计划制订者必须考虑到价值规律继续发挥着的作用。这意味着“利润”之类的指示器是重要的，而且必须遵循严格的成本核算程序。但是加以限制。这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工人们越来越多地控制了经济，打破了遗留下来的商品制度。
但是对修正主义经济学家来说，价值规律必须处于支配“行政控制”的地位。苏联经济学家A·毕尔曼在其一九六七年《今天的利润》一文中所提出的论点就是一个例子。他写道：“最近几十年的经验已经令人信服地表明，如果不废除计划机构对经济组织之间千丝万缕关系中每一种关系的调节作用，并把这些关系置于经济责任的基础之上，那就不可能达到经济计划的真正集中统一。计划越是想要做到“具体”、周到、包括各种细节，要保持整个国民经济真正有计划的发展就越是困难。”
毕尔曼在这里所要说的是-个很简单的事实，即要对一个复杂的经济制订计划，就需要作出大量的行政上和政治上的决定。如果计划制订者只依靠他们自已，他们就将陷入这些决定之中，结果必然产生混乱不堪的官僚主义。据他看来，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建议把价值规律（“经济责任”）作为一种摆脱烦的行政工作的一种手段。
当然他所没有看到的是，社会主义不是依靠少数几个专家和经理来管理经济的，而是依靠工人群众来管理的。
确实，集中统一计划需要每天作出成百万的自觉的决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决定是在市场上“自发地”作出的。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却有成百万的更多的自觉的工人来协助作出这些决定。集中的计划只能是，实行一条正确的无产阶级政治路线，就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复辟，原因也在于此。
毕尔曼既然不是以这一条决定性的政治原则作为自已的基础，他也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理由否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起的无可置疑的调节作用。”他认为，“特别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不是价值规律本身，而是它的作用形式和表现形式，··.·所以问题不在于一般的“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而是在于这种调节的不可控制的性质，即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产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以及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愚的倒退的论点。正是价值规律本身才是“私人商品交换的调节器”，这种私人商品交换的最高形式就是私人占有生产资料本身，其特征是直接的生产者和生产资料之间的完全分离。说是“问题”在于这种调节的不可控制的性质，就是承认这种调节，并因此也就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承认私人商品生产继续存在下去。
这和马克思的革命论点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因为马克思是预见到商品生产将会彻底消灭的。这种论点倒是和J·M·凯恩斯的改良主义立场更为相似。凯恩斯所追求的便是，通过资产阶级政府的干预以控制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后果，来更好地“调节”资本主义生产。
据修正主义者看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润的一个主要作用是“作为评价一个企业的成本核算活动的一个重要的综合指标”。他们的意思是说，衡量企业在整个经“利润指标的主要优点就在于它的客观性”。
这就深入到事情的根源了。“客观性”！这是什么意思呢？说得确切一点，这就意味着客观实际（自然界）对人的支配权，而不是人对客观世界的支配权。可是，社会主义的实质不是这个“客观性”，它是人类对其社会及其生存条件的有意识支配的不断发展。
这和修正主义的看法恰恰相反。修正主义者是不相信人类对社会和自然的不断发展的支配能力的，因为，作为一个阶级来说，他们不代表整个人类的利益。只有工人阶级才能高举解放全人类的大旗，因为工人阶级在解放自已的时候，必须使每个人都成为无产者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社会帝国主义者对商品生产的“客观”规律热诚地顶礼膜拜，这是因为这些规律正是以人类对自然的永远的屈服，更加重要的，是以人民群众对少数剥削者的屈服为其基础的。
把利润当作生产效果的指标，把利润当作生产本身的中心，这两种观念之间并没有多大的距离。因此，我们在毕尔曼的文章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利润既是某一个特定的企业，也是整个社会的扩大再生产的源泉”：显然，这就是说，经济增长（扩大再生产，即不仅是消耗了的生产力的补偿，而且是它们的扩充）的基础，不是活劳动的继续努力，而是用劳动积累即资本来雇用活劳动。
修正主义者现在给利润所下的定义是，投资资本的，一部分。根据这一定义，资本必须优先于劳动，利润才能既代表剩余产品，也代表剩余价值。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在本章第七节讨论苏联提高劳动生产率运动时，将作进一步说明。
关于价格的改革问题，毕尔曼中肯地阐明了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源。他说：“把利润在实际上变为主要经济指标之一，就必然地突出了改进价格的制订这一问题了。”?
这是因为在过去，价格并未规定来反映价值规律的要求，虽然这些要求也必须加以考虑。过去的价格是尽量根据有意识的、政治决定的标准来规定的，也就是说，规定价格时是考虑到群众的最大利益的。但是，如果价格不决定于一个平均利润率；也就是说，如果价格不反映“价值”（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那末，利润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指示器了。因此，根据加尔布佐夫所说：“价格必须尽量接近社会必要的劳动耗费；它们必须创造条件以便企业的经营能得到正常的利润”。@
这等于是否认以社会主义计划为其特征的无产阶级国家对于经济有意识的集体控制，而代之以表现为国家资本主义的那种“受到调节的无政府状态”的“计划”。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的利益和整个经济的利益之间的最重要的协调力量是政治路线。这就是说，生产发展越来越受到工人阶级的自觉意志的支配；工人们通过计划来组织经济，并在实行的过程中，由工人阶级自己的共产党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总结所得的教训。党的政治路线代表了这个总结，这种总结然后又被回复到工人中去，水平。
但是，在“改革”的情况下，“价格是在经济上决定企业方向的关键”，并且是“国民经济利益和各个企业利益之间最重要的协调工具·…”这就是说，政治挂帅这一经验的自觉的总结已被抛弃了。因此，在实行“改革”后不久，我们就发现且·费多连科之类有影响的经济学家要求说：“只有最主要产品的价格才应由中央当局来规定·.··，应授予企业更广泛的权力来规定合同价格。”
重新把利润作为经济的中心调节器，虽然这标志着重新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有决定性的步骤，但其实际作用主要是调节下放地方经济的决定权。然而，正如我们将要在第八节中详细阐明的，“改革”所突出强调的权力下放掩盖着它的真正资本主义实质。
因为柯西金并不打算在苏联复活市场经济。他更加感兴趣的倒是，控制自发的市场力量（商品关系）来更好地为集中的国家金融资本家利益服务。因此，他一方面把企业利润的范畴置于中心地位，同时他又制订了许多措施，将这种利润（而且，更重要的是把生产这种利润的劳动力）控制在国家手里。
实现这一点的最明显的办法是建立信贷关系。过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苏维埃国家把它所控制的资金，看作是全体人民的财源。因此，当一个企业为了扩充而需要更多的资金时，它可以通过无偿拨款形式而得到。这种拨款的分配，由最高计划当局（在党的指导下）根据经济和工人阶级的全面需要来决定。这和资本主义从“投
由于“改革”，按计划分配资金的制度被废除了。企业现在要为自已的生产扩充而取得资金，不是用自己的利润，就是向国家付利息取得贷款。很明显，根据后一种办法，国家代表金融资本家，企业领导人则扮演了工业资本家的角色。不仅如此，在这种制度下，生产资料已被当作“产生收入”的资本了。
重新实行银行信贷，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恢复国家垄断范围内的资本“市场”。我们这里并不是说，修正主义者已经重新采取了证券交易那种公开地、明目张胆地进行资本交易（因此也是进行剩余价值交易）的形式。情况还并不如此。
但是，把资本当作一种商品，并不见得一定要在市场上出卖它。把资本转让给别人，希望收到预定的报酬（一般是以利息为形式），也是一种商品交换的形式。
美国的资本家在货币市场上进行“选购”，向不同的银行借款，这种情况很显然就是上述的那种商品交换。他竭力设法为自已所需的资本付最低的利息。他希望银行尽量少地分享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一些大的厂商和某个单独的银行集团保持着一种固定的垄断关系，也属这种情况。当苏联的一家厂商和国家谈判谋求信贷时，这种程序不论其用意和目的如何，其经济上的实质也就是这种情况的翻版。在这两种情况中，工业资本家所要“谈判”的就是商品（即资本，也就是剥削和控制雇佣劳动者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权力）的价格（即利息率）。因此，随着这种经济“改革”，资本又作为一种可以买卖形式而已。
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信贷机构的建立，在特有的条件下（其中，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无产阶级统治）能够起到某些有益的作用。而修正主义者在为“改革”的这一方面进行辩解时，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因为在旧制度下，一个腐化的或无能的经理有可能浪费或不恰当地使用这种拨款。而事实上，这在苏联工业中确是司空见惯的。
经理们玩弄手法，得到多于实际需要的资金，因此他们也就无需注意效果和节约。这些资金毕竟是企业不费代价而得来的！对这种端进行斗争的最有效办法是，动员工人的警惕性，并对这种潜藏在背后的“我字当头”的思想进行有力的、耐心的思想斗争。然而，很明显，规定对资金付以利息也能有所帮助。
正因为这样，所以中国人是很少随便给予拨款的。在他们的经济里，国家和企业之间的信贷关系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我们必须指出，这里信贷所起的作用和今天苏
：联的信贷是完全不同的。
当两个超级大国的侵略计划，迫使中国把重要生产转移到加强国防时，它并没有象苏联被帝国主义包围时那样把同样的负担放在经济上。中国工业化的步伐之所以看来并不那么勉强吃力，而且经济发展也要比苏联更加平衡，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因为，中国人在农业和轻工业方面的投资，相对说来，要比苏联多，中国经济中集体经济的比重也要比苏联大得多。中国人口仍有百分之八十是农民，而苏联今天只有百分之四十-一的农村人口。这就意味着，在中国，商品关系的顽固性比在苏联还要强。此外，中国可投资的资源也比今天的苏联少得多，节约地使用这些资源就成为一个更加迫切的问题了。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中国人在总结他们自已经验和苏联过去教训时，有意识地比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更加强调逐步地解决体脑之间和城乡之间的矛盾。在这方面，他们倾向于对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逐渐加以限制。
虽然如此，中国人从一开始就为逐步消灭一切商品关系，其中包括国营企业的信贷关系，作了努力。由于在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信贷在经济中的作用已逐步减少。确定利息率是为了确保国营和集体企业都能始终有效地、节约地使用投资基金。上述利息率的规定并不是为了确保投资所得到的有效报酬。在某些情况下，资金也可能是无偿拨付的。
在中国，国家信贷的利息率对企业管理起了辅助的抑制作用，是对工人阶级的思想动员和政治动员的一种补充。今天这些利息率是很低的，并不起调节作用。然而，国家和企业之间的信贷关系的继续存在，还是代表着一种从资本主义继承下来的遗产。这一遗产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而且也正在加以消除。
但是在苏联，按社会帝国主义代言人的说法：“利息对于确保有计划按比例实行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体系的作用正在不断加强。”@换句话说，利润，包括国家金融资区）需要投资问题上是一个统帅一切的经济原则。在国家无偿提供资金已有好几十年的现阶段，这种新的信贷政策显然是向资本主义的倒退。
根据一九七一年《苏联财政》的一篇文章，绝大多数苏联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在确定利息率的经济论证中，银行贷款的有效性应放在首要地位。”@这意味着，利息率将不是根据如何才能有效调节企业管理对投资的充分使用来确定，而是根据贷款如何才能产生财政的报酬来确定。一个叫C·施泰因施莱格的经济学家坦率地说出了事情的实质，他宣称，“利息是一种增加银行贷款额价值的有计划的措施。”@对于借贷资本所赚取的收入，难道还能有什么更简单明了的解释吗？
根据苏联的-个资料，“在商业中，有超过百分之六十五的流动资金是借来的并为这些资金的使用付了利息。”在“改革”的情况下，企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单纯是厂商和银行家之间的关系。这里还有垄断资产阶级集团及其附属公司之间的关系的性质。尽管权力下放，国家仍然是企业的合法的和实际的所有者。
所以，又另外创造了一个财政联系来反映这种情况。这就叫作基金收费，也就是根据一个复杂的制度，每个厂商必须为其生产基金每年向国家缴付一笔费用。为了论证这个新的范畴，苏联经济学家也就被迫作了一些发人深思的解释。研究一下有关这个问题的辩论过程是有帮助的。
苏联经济学家中有一派认为，基金收费的基本作用内容就在于，看来是能更好使用生产基金的一种经济刺激。”这是负责苏联价格政策的B·谢特涅恩的观点。但是，另一个经济学家却简单明了地指出：“把基金收费的刺激作用作为决定收费实质的-个因素，这种提法等于是混淆了因果关系。基金收费只有在反映了一定的客观经济内容时，才对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的使用状况发生刺激作用。把基金收费单纯解释为节约性刺激是表面的，因为它既不能说明为什么基金需要储存，也不能对计算收费多少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原则。”换句话说，基金收费可以部分采用，因为它们起着节约性的刺激作用。但这并不足以说明这种特殊的刺激形式，究竟在客观上对经济有什么意义。
为了回避这个问题，利别尔曼和其他的一些人曾建议将这种收费作为政府对生产基金征收的赋税。但对此也必须加以否定，因为“任何赋税都是以某种特定的收入为其基础的。赋税并不产生收入，而只是收入的再分配。”既然，企业都是属于国家所有，那末，把这种支付当作赋税的观点就是很荒唐的。因为国家怎么能对自己征税呢？
生产价格学派的成员倒是万变不离其宗，他们建议将基金收费看成是实质上代表投资损耗的企业生产成本的一部分。这一建议不同于上述两种定义，它倒不是企图用簿记方法的技巧而对此项收费的真实经济内容胡说一通。但是，这个定义的先决条件是，企业从国家管理中独立出来，暗示所有权和支配权都要属于厂商自已所有。子。其目的就是要使苏联的计划在国家的关怀备至的监督之下，变成为马克思所描述的竞争性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十足的翻版。但这不符合社会帝国主义头子的意图，也不符合苏联经济发展现阶段的现实情况。厂商仍由国家控制，而且这种控制并不只是纸面上的东西。
如果这种基金收费真是代表了成本的损耗费（而不是在生产中新创造的部分剩余价值），那末，这些损耗费最终就必须作为生产所需的一些具体东西的报酬而被支付出去。换句话说，如果基金收费真的是成本损耗费，那就意味着企业实际上已从国家那儿买下了那些损耗的厂房和机器了。
苏联经济学家所能提供的最后-一种解释是：“基金收费是租用设备和其他形式的生产基金的估价。”?这终于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因为这里争论的焦点正是使用基金从而牟取财政报酬这一问题。这里所说的报酬，就是国家垄断资产阶级投入资本的报酬。这就意味着，生产的目的现在已变成为创造剩余价值和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瓜分剩余价值。要国家收入反映这种改变，要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在赃物中得到这一份额，从而反映他们作为生产资料占有者的统治地位，就必须将国家收入置于基金投资的基础之上，而且也只能置于这一基础之上。
因此，苏联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支付迟早将成为对国家预算的基本支付形式！”过去，国家预算当然主要是由国有生产企业所得的收入而提供资金的。但这种收入并不采用资本家的利润形式，因为它并不根据基金如何投资而改变的。
基金收费实质上等于剩余价值的一种租金类型的分配形式，目的主要是把在工业中所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交给国家。其次，这种基金收费想通过一种复杂的公式，在不同工业部门中平衡其利润率，而在垄断的条件下这是不可能成功的。
我们发现基金收费的规定至少是启发了一个叫B·拉基茨基的经济学家，他提议对人力资源同样采用收取租税的方式，这时基金收费的性质也就沿着这些路线进一步暴露无遗了。国家作为一切基金的主人，当然有权向其所属企业征收它所提供的经费的“租金”，从这一前提出发，拉基茨基建议，国家也可以出租工人！据说这会保证更加“合理地”调配人力。如果说采用基金收费标志着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决定性的步骤，那末，拉基茨基的建议就表明朝着“国家封建主义”或者甚至奴隶主义方向进展，因为这种建议实际上甚至会剥夺工人对自已劳动力的所有权。
拉基茨基的建议现在还没有得到社会帝国主义分子的认真考虑。但是它的确大体上反映了“改革”的根本特点。这就是有系统地重新实行并显著地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也就是窃取工人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来为一个异已阶级使用。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事实：我们必须分析社会帝国主义者所大肆宣扬的提高“生产率”的运动。
七、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不是在“强度的”投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别。当然，任何社会都力求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并且把全部产品总额中的一定部分（剩余)用于再投资，以保证生产的增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种再投资还能起到减轻工人劳动强度的作用。象这种社会主义的投资就叫做“广度的”投资，因为它是在以往的生产成就的基础上来扩充生产，而不是以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来扩充生产的。
“强度的”投资，却是相反地以强化劳动过程本身为基础的。这里再投资的产品是采取剩余价值的形式，它并不起着减轻工人劳动强度的作用，而是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这就是说，在日益增长着的生产中，有很大一个部分是来自加快工作速度的措施和相类似的强化劳动措施。对工人来说，采用新的投资不是意味增加收入，而是恶化被资本奴役的悲惨处境。广泛的发展意味着建造新厂房和机器设备。纵深的发展也许同样意味着改进机器设备，但它只限于能促使建成有一个较快速度的生产线。
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资本剥削活劳动以榨取其剩余价值的基础之上的，这就很明显，在这个制度下，纵深的发展必然是首要的。当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绝不是不主张最有成效地使用生产劳动。但是，在这个制度下，这种效果不是由于需要榨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而产生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既然，劳动成果是由工人通过他们自己的无产阶级国家来控制的，生产是为人民服务的，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就成为一种社会的义务。发明出大量的新方法和新技术。在我们讨论斯达汉诺夫运动时，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虽然这种情况能够起到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它却不能用来作为这种增长的基础，广度的投资一旦缩小，其结果将只会使工人们丧失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因此，广泛的发展生产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本原则。
由于实行了“改革”，社会帝国主义者把广泛的发展经济变为纵深的发展。据毕尔曼看来，“社会生产的增长，不应该从广泛发展的基础上，而应当从纵深发展的基础上来着手。这也就是说，应当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每个单位产量的社会劳动支出要不断减少，而从劳动使用中所获得的追加报酬则应不断增加。”勃列日涅夫在宣布一九七一到-九七五年的五年计划时透露，整个工业部门增长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由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来的。@
我们已经看到了，在农业中“小组”制这项权力下放的措施，是怎样掩饰了农业劳动的不断强化（参见本章第三节）。同样，在工业“改革”中强调权力下放，也起了加强对工业工人的剥削作用。特别是，工资和奖金制度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手段。
“改革”前，所有工资都是按计划确定的。但是，根据“改革”，只有企业工资基金总额是预先决定的。经理们还被授予了可以随心所欲任意确定工资等级制度的权力。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总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不可能。这是因为，经济的技术基础仍然有限，各种职业的生产并非都是相同的。例如，-一个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治金联合工厂的钢铁工人生产的实际价值，就可能大大超过一个纺织工人在单独一架机器上缝制服装的价值。
但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并不完全反映这种差别。因为无产阶级政策是要尽可能地在各个方面促使更进一步的团结和平等。因此，虽然存在着差别（有时还相当大），但总的说来，对技术性强、生产价值高的工作，工资实际没有付足；而对生产价值较低的工作，其工资则有所增补。同样，有些技术性强的职位，工资较多，以便刺激前进，但同时也使用政治动力。
将工资决定权下放给企业管理当局，就改变了所有这种情况。现在，经理们出于争取更高利润的需要，在工资政策中放弃了一切政治上的考虑。新的办法是对生产价值高、技术性强的工作规定较高的工资；对非技术性、生产价值低的工作则规定较低的工资。这就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劳动力又象过去在资本主义社会下那样，变成了一种可以按其价值进行买卖的商品了。
甚至比决定工资变化更加重要的是，根据“改革”所采取的刺激制度。其目的是要使工人工作得更加卖力一些，从而使劳动生产率提高。
在理论上，这个制度同公司“分红制”计划相似。来自企业的利润首先交由企业经理来支配。其中要调拨出很大一部分，通过一种由企业管理当局所控制的“生产发展”基金的形式，重新成为生产性投资（因此是代表毫无在奖励基金名下，旨在用奖金来奖赏生产有成效的工人、技术员以及管理当局。这些主要是取决于完成和超额完成利润计划的情况。到一九七○年，这种奖励基金平均达到苏联全部工资基金总额的百分之十。@
我们无意对刺激制度的全部作用进行分析，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属本书的研究范围。据资产阶级经济家学格特鲁特·施罗德说，“各工业部根据一套复杂的公式对这些基金的组成确立定额。虽然各部理应为各种不同类型的企业制订标准定额和稳定的定额，但其实主要是对各个企业分别制订定额并至少每年修改一次。②此外，例如在一九六八年，至少有三十个特别的追加奖金计划用来补充基本的刺激计划。
这样的复杂性并非偶然，其目的就是为了掩盖刺激制度旨在欺骗工人越发卖命工作这一事实。·正象一篇关于这一制度在基辅实行情况的研究文章所揭露的，“它的一个更重要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改善工程技术人员和白领职员的收入。”
社会帝国主义者要把利润作为生产目的，就必须笼络企业经理们来共同行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经理人员收入的增长有赖于企业盈利的成功。象其他许多事情一样，“改革”的目的是，要在中下级的经济管理人员中散布社会帝国主义头子的资本主义观点。
这个刺激制度事实上只是使国家及其管理人员能分享到利润。例如，利佩茨克工业建筑托拉斯的经理在一个月度内所得到的七次奖金就达一千三百个卢布，比一个制的企业中，白领管理职员的工资增加了百分之十点三，工程技术人员增加了百分之八点二，但是工人只增加了百分之四点一。从一九六七年第四季度利润中支付的奖金达到这两种特权集团平均工资的百分之二十以上，但付给工人的奖金只相当于工人的平均工资的百分之三点三。?
基辅的三个企业在实行“改革”后，奖金在工人收入中的百分比从四点七提高到六点四。但在工程师和技术员收入中的百分比却从二十点三增加到二十八点一，白领职员从百分之二十点八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三。用这篇文章的话来说：“从物质奖励基金中采用奖金形式付给工人的是不太多的。”v
但是，这不应用来表明刺激制度仅仅是一种管理人员进行偷盗的花招。当然也确实如此。但其目的同时在于解决在强度投资的基础上提高生产率的问题。而在解决这一问题时，主要的目标是把经理们束缚在这个体制里，在他们中间造成一种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率，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利润和奖金的“需要”。工人的一份奖金只不过是一种伪装。这个体制的真正手法是迫使工人们更加拼命努力地干活，是鼓励管理人员强追工人去这么干。
这一切都意味着，实行“改革”以后，厂里的情况变得更糟。由于最大限度利润成了生产目的，纵深发展便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国家依靠它的资本投资，通过利息和基金收费来榨取资本所产生出来的那-部分剩余价取奖金（他们也可以通过对发展生产基金中的再投资的利润控制，本身成为低级的独立的资本家）。对于创造一切财富的工人们来说，这个“改革”，除了给他们烦恼以外别无其他。
我们曾经简单地谈过“加快工作速度”。它现在已成为苏联工业的特征，并且同美国工业所实行的完全一个模样。此外，许多工厂出于剥削廉价劳动力的需要，已经开始雇用儿童，进行时间长、工资低的劳动。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金属工人”工厂和曙光国营农场就有这种情况。⑧
但是，在提高生产率、增加劳动强度从而提高利润的最重要方法中，还有一种就是干脆开除所谓“多余”的工人，同时又要留下的工人拼命加快工作速度。据苏联经济学家E·马涅维奇说，“许多企业经常雇用许多并不需要的人。他们的工作量不足，并且经常执行一些和生产毫不相关的任务。工业企业中的剩余工人无助于加强劳动纪律和合理使用劳动时间。”@
这个“改革”起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作用。正象H·费多连科所说：“改进人力的使用是取得高利润的其他许多因素之一·····这在许多方面是由这样一个事实所促成的，即企业可以不根据上级指示来计划工人人数和分配职务。在多年的经营活动中，第一次在那些按新体制工作的企业中，实际录用人数低于计划数字的百分之零点八。有些企业中，绝对数实际上也已减少，虽然到一九六六年止还常有增加。多余的工人在那些仍按旧制度进
我们在此只能试问一下，现在，已经没有企业“根据旧体制”行事了，情况又该怎样了呢？当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时也有必要“解雇”工人，今天苏联企业有许多超定额的多余职工，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事实。考虑到自-一九五六年以来就一直态惠企业管理人员追求投机取巧办法，上述后一种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这些弊端要进行思想上的斗争，而且经理们知道，虚报工资单要受严厉惩罚。不但如此，某个企业或建设工程不再需要的工人，必须有计划地被调到因广泛发展而产生的新的工作岗位。因此，“解雇”就其资本主义的意义而言（工人被辞退以后没有重新就业的保障，他们只有在能向别的资本家出卖劳动力，为他创造利润的情况下，才可能找到工作），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根本不存在的。
在“改革”之下，苏联工人确确实实沦落到了向资产阶级剥削者出卖劳动力的地位。日益增多的可供投资的盈余来自对工人的沉重的剥削。正如费多连科所描写的，这意味着劳动大军的减少。因此，例如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五家卡车和汽车公司，为了增加利润率，五个月中共解雇了二百三十九名工人，占全体职工百分之四。再如“红十月”钢铁厂，为了实行“改革”，关闭了老的车间，把七百三十名工人赶到街头。@
但是在“改革”机器中很快就发现一个障碍。奖励基金的数额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于工资基金额，而工资基金额又决定于职工人数。问题是解雇工人时对增加生产率所能得到的资金。而且，事实上，“夸大计划的工资基金的倾向会导致雇佣过多的人力”。?
于是发现了一个“聪明的”解决办法，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新发明，而是一个已经试行过并且是道道地地的资本主义的解决办法。一九六九年谢基诺化学联合公司管理当局提出了一个要为留用的工人增加奖励基金的方案，办法是把通过解雇其他工人而积余下来的钱转移到奖励基金项下。这是因为工资基金和奖励基金不同，工资基金是由中央计划在几年前就预先规定好了的。这个方案在开始时受到了很大的阻力，主要来自该厂工人。有几个工人抗议被解雇，并向国家最高法院上诉。工人有一句话概括了全部真相：“什么？！我的同志们给解雇了，因此我可以得到较高的工资？！！”
虽然如此，一九六九年十月，党的中央委员会批准了这个方案。一九七○年下半年，这个“谢基诺试验”在部长会议为此而颁布一项法令后就正式化了。这项法令还包括了要求各地都系统地实行这一方案的许多详细规定。到一九七一年一月，据报道劳动力总数约为七十五万工人的一百二十一家企业都已在试行这个方案，计划在两三年内把这些企业的劳动力减少六万五千人左右。⑧
这种试验在整个经济中进行一年以后，整个经济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增加了一倍。“在产量大大增加的同时，这些企业的人员减少了二万三千名····..”@
社会帝国主义者捧出谢基诺计划作为范例，要所有连科写的一本小册子《劳动报酬、劳动奖励基金和苏联工会》吹嘘说：“谢基诺化学联合公司的三年经验已经产生良好效果。”结果是，劳动生产率增加了百分之一百零八点一，而平均工资只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点七（对那些运气好，还有工作的人）。
谢基诺联合公司本身，到自前为止那里工人人数已经削减了一千名，管理当局还在试图想出一些对付那些不幸被“技术进步所替代”的人的办法。在《真理报》和《消息报》的读者来信中，已经流露出了一种“对失业前景的普遍不安”。
这种不安确实是有根据的，因为当这个计划推行到所有企业时，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失业。甚至苏联经济学家也承认，“随着采用此项新制度的企业数量的增加，解雇劳动力的范围也将扩大··.."?，其结果是不得不设立八十所失业人员介绍所，担负起安置解雇工人的任务。（我们将在第五章进一步讨论失业问题及其对苏联工人阶级的影响。）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失业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以及资本家从工人身上榨取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的需要。苏联今天的情况，也完全是这样。自从一九五六年资产阶级政治路线占上风以来，苏联的许多经济问题，只能在“自动调节”、利润挂帅的基础之上得到解决。这就追使以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为首的社会帝国主义者不得不采用经济“改革”。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改革”把利润推到了舞台的中心地位，并使生产资料重新具有资本本家来买卖。
这就使经济的强度发展成为必不可少，因为资本的利润只能来自劳动人民的劳动。当这些工人并不集体地通过无产阶级政权管理他们的劳动产品时，他们所生产的产品中除了维持本身生活和繁殖后代所必需的部分之外，多出来的那部分在他们看来就是资本家手里的剩余价值。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也就是社会帝国主义的基本规律。
八、请真正的资产阶级站起来好吗？
到自前为止，我们已经广泛地谈论了厂长、经理和技术人员在“改革”中所起的日益增加的作用。虽则他们一向是，而且今天也仍然是苏联资产阶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他们并不是真正掌权的人。真正的国家金融资本家是那些身居高位的官僚和党的官员，他们控制着中央国家机器。为了清楚明白起见，不妨把较低级的厂长、经理们看作是隶属于国家官僚和党的高级官员的工业资本家；高级官僚和党的官员，则是高踞在苏联统治阶级顶端的肥狗，其权力的基础是对经济的国家垄断控制。
采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并不是达到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手段。经过“改革”，中央计划还是保留在党和国家领导人手里，控制经济的大权也继续在他们的手中，归根结蒂，还是他们这些人主持计划过程。当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改革”的确对厂长的管理权和企业的这些“改革”之惠的人们之列。但是我们不能不着重指出，“改革”中的若干“权力分散”，只是为了加强中央的国家资产阶级和他们手下人之间的联盟。这一切在柯西金宣布“改革”的讲话中都已经和盘托出了。他是这么说的：“提请全会考虑的各项建议，其出发点就是集中的计划管理在发展我们的经济中所起的领导作用。偏离了这个原则，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丧失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所提供的各种优越性。”⑧柯西金的意思就是给予各个个别企业的任何独立性，都是仅仅为了全面加强国家的地位。虽然在许多方面形式上“解除”了计划的限制，“改革”了的企业仍然继续隶属于中央当局。
一九六八年，在权威的经济刊物《计划经济》的一篇文章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头子A·巴楚林也强调了这一点。他说：“现在的问题是要建立一种计划性和积极性之间的最佳关系，一旦建立了这种关系，每一个企业的集体利益就可以和整个社会的利益达到最大限度的协调。这是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这决不意味着把计划经济的方法丢掉，转而采用自由市场的机制的各种技术，作为主要的经济调节器。”?
少数厂长经理，原来还心存幻想，以为权力已经移到他们手里，他们很快就察觉到了这一点。自从“改革”条例颁布以来，厂长经理们对于中央各部“管得太细”的抱怨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一九七○年对二百四十-个西伯利亚和远东的企业主管人作了调查，被征询的人中有百分之五十六表示，就扩大企业的独立性和厂长的权力而言，改革是微不足道的；百分之三十四的人抱怨，他们的企业在“改革”的条件下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企业的独立性不够。@
因此，必须再一次强调，苏联不是处于竞争性的资本主义，而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并且，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是不受控制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不象有些人希望的那样，标志着进一步的倒退到资本主义。事实上，今日的苏联经济的这种“计划的”国家资本主义特征，比起纯粹的市场竞争来，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更高阶段。
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对于在“改革”中引进市场因素的某些方面，并未特别予以重视，尽管有些分析家把这些方面看作是苏联重新建立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关键环节。例如，我们并不着重有关生产发展基金的规定，根据这项规定，企业可以不受计划的约束以它的利润进行投资。尽管不可小看，这笔基金在大多数企业中只占固定资本总值的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五。这还不足以使企业依靠自已的力量进行任何重大的投资。一九六九年由企业留作投资和奖励支付之用的利润平均只达百分之十五。@
在一定的程度上，“改革”也规定了生产资料的自由买卖，实质上这就意味着建立了生产资料的批发市场。有人把这一点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重现的关键。然而，实际上这是一个相对地无足轻重的发展。在一九六九年的末期，开设的小型批发商店只有四百六十家，总营业额八亿卢布。这个数字在生产资料的成中央政府根据计划调拨和支付的。@
我们认为，“改革”的关键所在是我们在本章第六节中所讨论的那些方面。其中包括有：把利润扩大到最大限度作为生产自的，随后按照价值规律支配而重新改组经济，以及规定基金收费，从而把生产资料当作资本。这些措施无疑地会使市场范畴恢复到一个统治的地位，但是它们并不取决于或者表明对于计划和中央政府控制的摒弃。它们只是表明，就工人阶级为广大群众的利益掌管经济并且经营经济这一点而言，已经不复再存在这样“自觉的”控制了。
因此，认为“加强市场就是加强资本主义”的说法，实际上是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作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苏联自有它的国家垄断经济。在这个经济的内部，占统治地位的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因为产品的生产要服从利润的生产。这种现象反过来，又是无产阶级丧失政权而直接造成的。无论如何，举例来说，这种经济跟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相比，又是属于一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后者是南斯拉夫经济的特征。
铁托的“共产主义者联盟”夺取政权之后，南斯拉夫几乎立即就放弃了社会主义建设。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没有可能在那里发展。南斯拉夫人所建立的是一个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经济，这也许是现存的这一类型的经济的最后几个样本之一。在国家监督之下，国外垄断和国内垄断，都受到国家的控制，无数的中小企业，据说是在“工人自治”之下来进行经营的，在公开市场上进行相用微乎其微，计划也几乎不起什么作用。
比起出现在苏联的那种集中的国家垄断来，这并不象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更具资本主义性质。这是另一种资本主义的形式，它表明南斯拉夫处于比苏联远为低级的发展阶段。南斯拉夫人之所以能“成功”，纯粹是因为他们面对着两个超级大国的情况下，到现在为止还能够设法巧妙地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
事实上，苏联经济和纳粹德国的法西斯经济倒要更加相似得多。这就是马列主义者如中国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经常称苏联为“社会法西斯”的原因。在纳粹统治下，所有德帝国主义的各个经济部门都隶属于纳粹党所管理的国家官僚机器。为了报答它们放弃掉的某些“独立性”，各大公司又在若干方面受到酬谢。当然，首要的一条就是对工人阶级和其他群众运动的凶恶镇压。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所谓经济“公司化”，它使成千上万家的较小的竞争性企业惨遭灭顶。@
在纳粹经济中，垄断企业之间的竞争是由国家运用：它对军事开支的控制，作为决定性的权力和势力来加以限制的。这种经济当然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但国家起着领导作用。
但是这种局面充满了矛盾，并且在十二年中把德帝国主义引向了毁灭。同样是这些矛盾，今天使苏联的经济走上绝路，没有任何“改革”能够改变这个局面。
在任何资本主义经济中，基本的矛盾都是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这必然要引起离心力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市场的自发性；另一方面，则是集中和垄断。这两种倾向同时并存，这一方面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另一方面的消灭。实际上，正如列宁所说的，垄断的发展加剧了竞争，两者共同存在。
社会帝国主义者和所有的资本家一样都面临着这种矛盾。为了追求利润，他们日益加深地成为价值规律的奴隶。这说明他们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无政府的，经济领域里各个不同集团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苏联统治者们既不能也不愿依靠群众，必须乞灵于价值规律来调节生产。但是这就意味着市场力量的不受约束，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又使逐个的企业恢复其“独立性”。在这个意义上，一九六五年的“改革”标志着对离心倾向的要求作出了让步。
但是，另一方面存在着国家政权的集中化的力量，即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在资产阶级国家和垄断一切的党的手里。这个向心力是垄断的力量，但它是比“老牌”帝国主义更为高度发展的垄断，因为它继承了社会主义的国有制。国家垄断所包含的高度集中化是同恢复了的资本主义直接相矛盾的，因为生产的自发性、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最后还有市场对后者都有“自然的”引力。
社会帝国主义者之所以被迫一会儿采取分散的措施，一会儿采取集中的措施，永远处于顾此失彼的状态，根源也就在于这个矛盾。如果一九六五年的“改革”，可以看成是对离心力量的局部让步，那末，从那个时候起的政策，就标志着中央的控制已经重新强加于那些现在理应是“独立的”企业之上。
随着一九七三年的工业改组，问题就变得更明显了。这个最新措施标志着社会帝国主义者企图从组织上来考虑这个问题。他们的解决办法是使“生产联合公司”成为基本的经济单位。这个机构基本上和传统的资本主义公司相类似。这就更加清楚地暴露出苏联经济的真正资本主义性质。
苏联在一九六-一年开始试验把几个企业合并为联合大企业。首先是在西乌克兰的里沃夫的制鞋和皮革工业中出现的两个联合大企业，它们是根据参加合并的企业的主动创议而组成的。到一九六五年，全国共有五百九十二个联合大企业。由于一九六五年后企业向“改革”的过渡，企业的兼并运动因而放慢了进度，到一九七一年，约有六百五十个生产联合公司已在进行日常活动，被合并了的企业有二千七百个，相当于工业企业总数的百分之五点五。
生产联合公司所取得的经验，很快就使得苏修头头们看清这些合并起来的公司在新的条件下是更加易于管理的。他们发现通过合并减少了中小企业的数目以后，就可以更加有力地实行控制，而同时又能在利润挂帅的基础上进行经营管理。例如，早在一九六七年，费多连科就已声言：“大的合并企业比小企业处于更能适应全国需要的地位，可以集中基金来设立新的车间、新的企业和新的工业部门，可为生产新产品而重新分配费用，在联合公司的范围内总结先进技能、工艺技术和引进新技术，调节物资储备，规定内部（转让）价格，集中部分供销业
这确实是十分合乎逻辑的，并且还反映了这么一个事实，即以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的“单个企业为基础”的概念不过是表面文章，它同目前的实际情况以及苏联经济的发展水平是不适应的，而且也是行不通的。正如英国经济学家亚历克·诺夫所指出的：“指望在单个的相当于西方的一家工厂的企业一级作出必要的决定，那是荒谬的。一个杜邦公司，美国钢铁公司或通用电器公司附属工厂广长能够作得出什么决定呢？这些巨型公司要比苏联的不少工业部还要大得多，而集中的程度也不见得低。”
社会帝国主义者一旦认识到这个情况，就很快抓住这个决定性的问题不放。一九七三年四月二日，他们宣布所有工业企业都将合并成为生产联合公司。一九六五年“改革”所给予企业的权力现在都移交给联合公司了。根据不同情况，合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各地区和地方来进行。根据这次宣布，新方案将在一九七五年底生效。
这项花招对苏联的经济活动将会发生怎样的影响，还须拭目以待。但它清楚地表明，社会帝国主义者未能解决他们面临的矛盾。当然，他们永远做不到这一点。正象中国人强调指出的，“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垄断资本主义”，它受“同样的帝国主义的客观规律的支配”。
九、综述：作为国家资本
主义经济的苏联经济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源，在于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随着赫鲁晓夫的上台，资产阶级设法控制了共产党这个工人阶级的政治先锋队，并从这里开始将这个国家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开始了资本主义复辟，这就是复辟过程中关键性的转折点。
在赫鲁晓夫的统治下，苏联资产阶级首先通过分裂工人阶级的集中统治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来否定社会主义的成就。当赫鲁晓夫将机器拖拉机站出售给集体农庄时，集体农业的集中指导遭到了破坏。工业部门的计划管理被分割为一系列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围绕着恢复以利润为动力的原则以及根据商品生产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重新组织经济的问题展开了讨论，这种讨论得到了共产党领导的公开鼓励，朝着这个方向的试验也已着手进行。
政治上也是如此，赫鲁晓夫竭力破坏无产阶级国家的集中权力。他对马列主义最根本的原则发动了系统性的攻击，他对斯大林的漫骂不过是用作对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攻击的烟幕。在他的统治下，资产阶级自由势力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大肆泛滥。
赫鲁晓夫将大批经过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开除出共产党，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工人阶级。这些战士在各级领导中由资产阶级分子及小资产阶级分子所代替。赫鲁晓夫最后发展到将党分成“工业党”和“农业党”，把一些行政琐事加在一些正直的党的干部身上，从而实际上限制了他们的政治作用，致使这些人处于被动局面而丧失斗志。
赫鲁晓夫的作用就是对无产阶级发起进攻，破坏社会主义，从而让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纷纷出笼。
但是，赫鲁晓夫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反过来又产生其辩证的反面一否定之否定。这一点从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统治下按照国家资本主义路线对经济进行的彻底改组中可以看出。
这也有其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政治方面，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重新坚持了党政的集中领导一一但这一次是在新的基础上，即在巩固由党政高级官员组成的新的国家金融资本家的政治权力的基础之上。这里，所谓“回到列宁主义的立场”提供了实用主义的掩护。党被拼凑起来，甚至得到了加强而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在组织上的代表。
至于经济，分散经营的情况由于经济“改革”，给予各单个企业很大的回旋余地看来仍然存在。然而，“改革”的真正目的是，由国家垄断集团根据已经安排就绪的资本主义路线实行系统化的控制。实际上，“改革”只是加强了中央的国家资产阶级的实权。这一点从下列事实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在赫鲁晓夫时代，国家行政机关的任用人数基本稳定，到了一九六四至一九七○年期间，国家行政机关任用人数逐年增加，共增加了五十一万六千人，达百分之三十八点三。随着一九七三年生产联合公司的出现，分散经营也就进一步加强了。
如果说赫鲁晓夫对社会主义的否定给经济带来的只是一片混乱，那末，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系统性“改革”，方面倒是取得了成功（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取得了尽可能多的成功）。
这一否定之否定必须牢牢掌。第一个否定：在赫鲁晓夫统治下，资产阶级攻击马列主义，着手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上一片混乱，政治上自由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接着出现了第二个否定：在某种意义上是以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上台为标志（虽然他们的统治同赫鲁晓夫的统治之间在政治上没有一堵墙可以截然分开），赫鲁晓夫和赫鲁晓夫主义遭到了攻击，“纪律”和“控制”作为当代的口号又出现了，经济被系统地恢复到正常的资本主义秩序。
但是，这一切都发生在崭新的基础上，在完全变化了的条件下。否定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并没有使我们再次回到社会主义，却相反地标志着一个正在作用着的资本主义社会，一个建立在迄今为止史无前例的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改组。
“合二而一”，不认识复辟过程中的两个阶段，看不到这一辩证过程不只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而是否定之否定，那末至少会导致两个严重的错误。一个错误就是，误将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集权主义的表现，当作是回到了社会主义原则。持有这种看法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评论家所提出来的。他们给那些目前的苏联统治者带上“斯大林主义分子”的帽子。
第二个错误是将赫鲁晓夫主义看作资本主义复辟过程的全部内容。从这一观点出发，资本主义复辟成了仅建。这种分析认为市场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关键因素，而没有看到资本主义也可能同集权主义同时并存（过去纳粹德国即是一例）。
按照这个观点，就要把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说成是比苏联更加资本主义，也意味着在杜布切克的“市场社会主义”下，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正在企图摆脱苏联的统治正是为了要向资本主义更快地前进。按照这个逻辑作出结论，这种观点将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出现看作是历史行程简单的倒退。人们还尽可以说苏联不过是在历史上向后转，现正在从社会主义通过垄断资本主义退到竞争性资本主义，因而还可以再退到封建主义。尽管这正可能是苏联一些唯心主义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所要求的，但这种推理的荒谬却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怎样来解释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呢？
让某一个无阶级的“官僚”集团以无产阶级的名义来统治社会是不可能的，因为要维持这种统治，这些“官僚”必须组织产品和劳务的生产和分配。如果这种官僚主义方法占上风，并变成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过程的政治特征；如果是一个脱离和不依靠群众的官僚集团来决定如何进行这一过程；那末，这一切将必然是按照资本主义路线来行事的。
归根到底，修正主义者只能依靠价值规律，把它作为组织生产的“杠杆”。他们必须使工人沦为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工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出卖他们唯一的商品，即劳动力。修正主义者也必须求助于工人在竞争中所表现的狭隘的自身利益，同时以政权作为高高在上的、压迫工人的力量，作为生产资料占有者手中的武器来加以支持。他们必须这样做，因为他们必须找到某种组织生产的方式，而他们自已是不能有计划地、自觉地进行这种生产的，他们别无扶择，只得成为新的资产阶级（价值规律受到修改，意味着垄断者可以将他们的商品价格提高到实际价值之上，但这并没有消灭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而事实上却加深了资本主义的矛盾）。
一旦采取了这条道路，那末，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计划关系也必须由价值规律来进行调节。这也就意味着必须利润挂师。
一旦生产不再由真正的以工人群众的需要为基础，不由社会主义计划（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革命的马列主义政党所制定的）来调节时，那末，它就只能由资本主义市场来调节，即由能带来最大利润的东西来调节。即使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计划”存在时，包括旨在保证主要垄断工业的赢利率的国家“计划”在内，甚至在这时，商品生产和交换规律，其中特别是价值规律（市场的盲目力量）将仍然起支配作用。这就意味着，那些控制了不同经济部门和不同数量剩余产品的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也必然将发展。
今天苏联所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竞争主要不是发生在工业资本家之间（企业和农庄的经理主席等等，虽然在这一级也确实有竞争），而是主要发生在控制不同部门、地区和工业部门等的党政高级官员之间。
正如我们已看到的，苏联经济在很多方面可以和纳家的控制下组织成托拉斯和辛迪加，而国家则用信贷作为主要调节器。但是激烈的竞争也存在于各个托拉期和辛迪加内互相争夺的资本家之间，存在于那些财富和权力集中在一个或几个不同的托拉斯和辛迪加的资本家之间。激烈的竞争还存在于控制这些不同的托拉斯和辛迪加的信贷机构各部门的资本家之间。
苏联内部正在发生着基本上类似的情况，尽管其所采取的具体形式以及牵涉到的具体人和公司尚未十分清楚地暴露出来。但一旦利润用来调节各个经济部门之间以及这些部门和国家信贷机构之间的关系的话，·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这种情况，比如说，在那些主要从钢铁生产中牟取利润的部门同那些为钢铁生产提供生产资料（煤、石油、铁矿）的部门以及购买钢铁产品的那些部门之间发生激烈的矛盾和冲突。
大规模的生产联合公司的创立，揭露了这种情况在苏联发展相当迅速。这些生产联合公司将必然为追求利润而相互竞争。比如说，一个专营钢铁生产的联合公司想把手伸到采煤上去。不久，生产联合公司将不仅是根据工业部门来建立，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毫无疑问他们已经这样做了）代表互相竞争着的资本家集团，这些资本家集团的利益是非常不相同的，好比相当于美国的摩根和洛克菲勒集团，这些竞争着的集团到时又为夺取在共产党里的政治势力和控制权而斗争。
要使这些竞争的资本家心平气和地分配财富是不可能的。他们也试着这样做，但他们对更大利润的无穷尽的追逐总会给他们带来新的矛盾。不管他们之间达成什么协议都将被撕得粉碎。这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本矛盾，即财富的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的直接结果。
正是这一矛盾已经严重破坏了苏联经济。在利润挂帅下，苏联资产阶级，正如各地的资产阶级-样，不可能有效地、迅速地并以平衡和全面的方式来发展苏联经济。有一个事例是很说明问题的：一九七二年，由于计划性差以及气候条件不利这两个原因凑在一起，使苏联出现了一场历史上最严重的农业灾害，那时苏联迫切需要大量的收割机、卡车和干燥机来完成突击收割任务，然而，许多机器却因为缺乏零部件而无法使用，这是因为生产零部件不如生产机器那样有利可图。
同样的问题在一九七三年又出现了。当时苏联当局大肆宣传一个高达二亿二千二百五十万吨粮食产量的“空前大丰收”。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的中央全会上，勃列日涅夫承认，由于农业设备的缺乏造成了大量这种“丰收庄稼”烂在田里，某些西方观察家估计，到手的庄稼仅达到一亿六千五百万吨左右。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无法完全考虑到经济的全面需要的，因此这种混乱的状态是不可避免的。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特别当它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时)不可能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这种对剩余产品的无政府主义的、竞争性的占用和按照利润原则进行的再投资，不但降低了产品的质量，而且也影响了产品的数量。马克思主义者说，资本成了生产发展的桔，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五年计划在内，苏联已经进行了发展经济的九个五年计划。到第五个五年计划为止，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率达百分之十三以上，为世界上最高增长率。然而，在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年间，总产值仅增加了百分之八点四，比一九六一到一九六五年的百分之八点六的增长率略微下降@。不仅如此，根据美国政府的估计，非军事生产方面曾出现过更为迅速下降的现象。在一九六六到一九六九年期间，非军事生产增长率同一九六一到一九六五年的百分之六点八及五十年代的将近百分之十相比，仅达百分之六点二。根据苏联中央统计局发表的统计数字，在第九个五年计划头三年，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已进一步下降到仅为一九七一年的百分之七点八，一九七二年的百分之六点五和一九七三年的百分之七点四。
由于苏联是个国家资本主义社会，所以资本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状态的影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制订统一的国家计划而得到改善。制订这种计划是为了使各种工业的需要得到平衡，保证每种工业获得“公平的”利润。但这一计划不能解决这一制度的矛盾，而事实上，这些矛盾必然在制订计划时表现为恶劣的内部斗争。结果，计划本身就越来越脱离现实的经济生活。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苏联的计划指标几乎经常是完成甚至超额完成的，而今天在计划执行期间则经常要修改定额，降低指标。即使如此，许多重要的经济部门甚至还不能达到修改过的指标。下列统计数字十分清楚地说明了今天苏联经济的这种可悲的、危机笼罩的状态，统计的执行结果（参见下表）。
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一1970）执行情况
最初指标修正指标实际产量
807
740电力（10亿度）
830850
215
200
225—240天然气（10亿立方公尺）
624煤(百万吨)
665—675
116124—129
124钢材（百万吨）
92
96
95–99钢管（百万吨）
55.462—65
62化肥（百万吨）
623
707合成纤维（千吨）
780—830
1360汽车(千辆)
9161360-1510
2.5
2.1农业机械（十亿卢布）
95.2水泥（百万吨)
100-105
一5.0
4.2纸张（百万吨）
5.0-5.3
8.6纺织品（十亿平方公尺）
9.5–9.8
一1.8
1.7合成树脂塑料（百万吨）
2.1—2.3摘自《亚非杂志》1974年第2期。
这种停滞不前的经济反映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帝国主义气息奄奄的垂死的本质。帝国主义不可能充分发展生产力，因为随着工人阶级被掠夺了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又进一步成为压迫和剥削工人的资本，这样，使帝国主义在他们自已的市场上牟取最大限度利润就越来越困难了。利润必须通过出售所生产的商品而获得，而商品的主要市场就是工人阶级，因为穷困的工人占人口的大多数。不仅如此，资本主义制度生产过剩，而另-一些产品却供应不足。这些因素不仅产生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的危机，也使利润率不断下降，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因此，一切帝国主义者都在其内在必然性（他们制度的基本规律）的驱使下寻找新的商品市场，更重要的是投资的新市场。
追逐最高利润这一动力，追使竞争着的苏联资本家在能获得最高收益（利润率）的地方投资越来越多的过剩资本。换言之，社会帝国主义，象其他的帝国主义一样，必须将资本输出到其他国家，并随之在国外驻扎军队，十其他坏事以“保证”这些投资取有利的收益。他们不得不同帝国主义对手进行竞争，为重新瓜分世界和资本市场而进行争夺。
这样一来，帝国主义的矛盾“四溢”，在一种实实在在地、深刻的意义上变成了世界性的矛盾。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为什么苏联确实是个帝国主义国家，它是在社会主义外衣的掩盖下活动，但象其他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一样，受着同样客观规律的支配。
注释①原文出处漏注。②《苏修怎样在国内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第29页。③迈克尔·塔图：《从赫鲁晓夫到柯西金时期克里姆林宫中的
权力》，第219页注解，第115页，纽约，1968年版。④《苏联共产党五十周年论文集》，第84页。5列宁：《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一论新经济政策》，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72页。?列宁：《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一一关于新经济政策
问题的决议草案》，《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424页。7列宁：《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列宁
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75页。⑧苏联《经济问题》杂志，1965年，第7期。9同苏联农业专家的谈话。
《经济政策和经济趋势》，见A·达林和T·B·拉森合编《赫鲁晓夫时期以来的苏联政策》，第85页。新泽西州，恩格
尔伍德·克利夫斯出版社，1968年。1《文学报》，1968年，第6期。2《新世界》，1968年，第3期。3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紧急措施》
（1965年3月24日），转载于美国《经济问题》杂志，1965年
5月。(④同上文。5诺夫：《经济政策和经济趋势》，第84页。67《苏修怎样在国内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第18页。(⑧诺夫：《经济政策和经济趋势》。19《经济报》，1963年3月30日。关于“改革”前苏联计划问题
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利昂·斯莫林斯基和彼得·怀尔斯：《苏
联计划调整》，载《共产主义问题》，1963年11-12月合刊。20《消息报》，1962年8月24日。21《真理报》，1962年11月20日。22数字来自于格特鲁德·施罗德：《苏联经济改革：矛盾的研
究》，载[英］《苏联研究》，1968年1月。2③同上文。2《苏联共产党纲领》，载《新华月报》，1961年，第12期，第
157页。25列宁：《伟大的创举》，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页。26)《苏联共产党纲领》，载《新华月报》，1961年，第12期，第
158页。(27例如，弗拉基米尔·特雷姆尔刊于1968年4月英《苏联研
究》的一篇文章中将涅姆钦诺夫院士及其小组看成是利别尔
曼身后的影子力量。28《经济报》，1962年11月10日。29E·利别尔曼：《再论计划、利润、奖金》载（苏］《真理报》，
1964年9月20日。30利别尔曼：《计划、利润、奖金》，载（苏]《真理报》，1962年
9月9日。31《苏联生活》，1965年7月。32苏联《经济问题》杂志，1963年，第4期。33瓦格和札哈罗夫引自尼古拉·Ⅱ·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
济》以及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第34苏联《经济问题》杂志，1963年，第11期。35苏联《计划经济》杂志，1965年，第5期。36乔治·费韦尔：《苏联寻求经济效果》，第228页，纽约，1967
年。③同上书，第232页；尤金·查莱斯基：《计划改革在苏联，
1962一1966年》，第133，134页，查佩尔·希尔出版社，1967
年。38费韦尔，前引著作，第234页。39同上书，第234页。④0同上书，第242页。④阿·柯西金：《关于改善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
生产的经济刺激》，载《消息报》，1965年9月28日。④2柯西金讲话。④③柯西金讲话。4柯西金讲话。45柯西金讲话。46柯西金讲话。④柯西金讲话。④8柯西金讲话。④9费韦尔，前引1著作，第256一262页。50A·巴丘林：《进行中的经济改革》，载苏联《计划经济》杂志，
1968年，第9期。5格特鲁德·施罗德：《苏联经济改革陷于绝境》，载（美《共产
主义问题》，1971年7一8月合刊。?B·加尔布佐夫：《收入和奖励》，载《经济报》，1965年，第41
期。53A·毕尔曼：《今天的利润》，载《共产党人》，1967年，第10
期。#毕尔曼文章。55毕尔曼文章。58毕尔曼文章。5如尔布佐夫：《收入和奖励》。58H·费多连科：《工业改革：初步成果，提高效果的问题》，载
苏联《计划经济》杂志，1967年，第4期。59费多连科，前引著作。0B·帕尔希科夫斯基和B·科里亚金：《利息率的经济具体
化问题》，载《苏联财政》，1971年，第6期。
帕尔希科夫斯基和科里亚金合著的文章。2引自上文。③Ⅱ·拉札连科：《劳动报酬、劳动奖励基金和苏联工会》，第26
页。(BB·谢特涅恩：《基金付费和经济刺激》，载苏联《计划经济》
杂志，1966年，第11期。
Y·T·叶菲莫娃：《基金付费的经济内容》，载苏联科学院65
西伯利亚分院通报，《社会科学丛书》，1971年，第1期。6B叶菲莫娃文章。关于利别尔曼观点见E·利别尔曼：《基金付
费：在预算和成本核算中的作用》，载苏联《计划经济》杂志，
1967年，第2期。B7)叶菲莫娃：《基金付费的经济内容》
利别尔曼：《基金付费：在预算和成本核算中的作用》。9毕尔曼：《今天的利润》。70L·勃列日涅夫：《苏共二十四大报告》。#苏联《计划经济》杂志，1971年，第5期。72G·施罗德：《苏联经济改革陷于绝境》，载[美《共产主义问
题》，1971年，7一8月合刊。施罗德，前引著作。④）T·Ⅱ·索波列娃：《苏联新奖励制度：基辅实施情况的研
究》，载《国际劳动》杂志，1970年1月。75《苏修怎样在国内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第15页。78斯蒂芬·怀特：《国家社会主义的矛盾和变化》，载[英《苏联
研究》，1974年1月。7索波列娃：《苏联新奖励制度》。78《苏修怎样在国内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第14页。
E·马涅维奇：《劳动力再生产的问题和状况》。
费多连科：《工业改革》。(81《苏修怎样在国内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第13页。82费多连科：《工业改革》。8怀特：《国家社会主义的矛盾和变化》。
拉札连科：《劳动报酬、劳动奖励基金和苏联工会》，第48页。85拉札连科，前引著作，第49页。8转引自怀特：《国家社会主义的矛盾和变化》。⑧费多连科：《工业改革》。
柯西金讲话，载《消息报》，1965年9月28日。⑧9A·巴丘林：《进行中的经济改革》，载苏联《计划经济》杂志，
1968年，第9期。90《工业生产经济与组织》（新西伯利亚版），1970年，第1期。
施罗德：《苏联经济改革陷于绝境》。·92施罗德，前引著作。③有关纳粹经济详见弗朗兹·纽曼：《巨兽》和蒂姆、梅森论文，
均刊于S·J·伍尔夫编：《法西斯主义的本质》专题论文
集。艾丽斯·C·戈尔林《苏联经济联合公司》，载[英《苏联研
究》，1974年1月。
亚历克·诺夫：《经济政策和经济趋势》，刊于达林和拉森合08
编：《赫鲁晓夫时期以来的苏联政策》，第105页。97施罗德：《苏联经济改革陷于绝境》。88文迅：《苏联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真相》，载《亚非杂志》，1974
年7月。99文迅，前引著作。(100施罗德：《苏联经济改革陷于绝境》。01联合经济委员会：《苏联经济状况和军事负担》，第18页，美
国国家出版局，1970年。(12施罗德，前引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