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全世界
一、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
苏联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根本不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的，这是不需要仔细观察就能使人痛心而明显地看到的。在印度，每天早上依然有大车沿着加尔各答的大街收集在夜间冻饿而死的人的尸体，而印度正是苏联在亚洲的主要盟国，它接受了好几十亿的苏联“援助”。在最近几次联合国的会议上，苏联伙同美帝以及一小撮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反对第三世界国家拥有支配本国自然资源的权利，从而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面前把自已孤立起来。
苏联在世界各地不断地干涉别国的事务：有时是通过秘密活动扶植亲苏集团上台，有时则进行经济讹诈。苏联部队仍然驻扎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这就不断地提醒人们：苏联是多么热衷于赤裸裸的侵略。无论在哪一方面，苏联都暴露出它是一个恣意践踏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超级大国。
以我们在第三章的论述为基础，在本章中，我们要阐“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的愿望，而事实上却是它的帝国主义的本性，即在全球凡其触角能够到的地方都进行抢劫掠夺。
在第三章里，我们看到苏联经济的发展是如何受到盲目的价值规律的支配，看到苏联统治阶级只愿意在那些最为有利可图的工业部门中投资，而且我们也看到这种最高利润只能是在从事剥削的基础上产生，因此，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日益加紧对苏联工人阶级进行剥削。
然而社会帝国主义者命寻求最为有利可图的投资时，他们象所有的帝国主义者一样最终也碰了壁。用列宁的话来说：“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必要，是因为资本主义在少数国家中已经“成熟过度了”，“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了（在农业不发达和群众贫困的条件下）。”①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苏联过去能够把它的全部剩余产品都用于国内的生产。虽然它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也确实将这些剩余产品的一部分用于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真正的援助。可是，现在它的生产目的并不是为了通过全面的经济发展来改善苏联人民的生活，而是盲目地增加资本积累。为了追求更多的资本，苏联步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后尘，进行资本输出，在国外利润率高的地方投资。
对此，列宁曾作过如下的总结：“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②
苏联需要在世界各地输出资本，它就必须设法把凡是它所能够找到的资源都垄断起来，于是，就不得不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势力范围”。作为一个“新”崛起的帝国主义国家，今天，苏联就要力争以对它更为有利的方式重新瓜分世界。
在力图达到这一目的时，苏联同美帝的既得权益发生了正面冲突。当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正日益陷入严重危机（既影响到美国，也影响到苏联），然而同日趋衰落的美国力量相比较，一般说来苏联还是处于上升的趋势。因而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里，以及在两个超级大国进行争夺的主要场所欧洲，美帝到处都发现自已正处于力图保住其帝国的地位，而苏联却试图对美帝的控制进行挑战。
当前天下大乱的形势，主要是由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而引起的。这个大乱为世界各族人民争取民族解放、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然而美苏之间的争夺也充满了危险，因为正是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也正是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给世界人民以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详细加以论述。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世界上一个新崛起的帝国主义势力，它企图取代美国来统治别国。正象过去英国赶走了荷兰和葡萄牙，也正象过去美国赶走了英国和法国，如今群岛“土人”一边反对葡萄牙和西班牙，作出“反帝”的姿态；也正象过去美国在印度把英国从那里赶出时装成“进步”的姿态；苏联在印度、拉美、中东等地同美帝争夺时，也想装出“进步”和“反帝”的样子。然而，正象列宁在六十年前就描述的那样，绝不能充许他们用侈谈民主、独立、发展，甚至用社会主义的反帝的外衣来掩饰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和不断重新瓜分世界的现实。
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会自动承认自己的本性。甚至早已在全世界面前暴露无遗的美帝，也还在企图给自已戴上“民主国家”的假面具。苏联也企图给自已戴上一副假面具。社会帝国主义者雇佣了一大批擅长于歪曲马列主义著作的“理论家”，妄图把苏联帝国主义描绘成“社会主义”，把苏联的对外政策描绘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苏联是十月革命的故乡，是第一个工人国家。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曾经始终不渝地支持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因而享有崇高的威望。今天的苏联统治者妄图利用赫鲁晓夫政变前苏联的国际主义立场来掩饰他们的侵略和掠夺政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撕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丑恶面貌的伪装是很重要的。
苏联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变成帝国主义国家的，即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斗争正在蓬勃发展，而美国作为一个无可争议的超级大国正在日益衰落。这两种情况决定了社会帝国主义者试图控制第三世界国家所采用的方以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苏联近几年来的所作所为。
自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以来，美国一直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但它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才能暂时控制着几乎整个的资本主义世界。就帝国主义国家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本质上是决定哪些国家能得到原料、廉价劳动力和资本输出市场等等这些世界资源的最大份额的一场斗争。战争的发展主要是以英、法、美帝国主义为一方；而以德、意、日帝国主义为另一方。在整个十九世纪中，英国曾是最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是帝国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通过帝国主义内部的竞争，有些帝国主义国家变得越来越强，有些则越来越弱。德国很快就处于有能力向英国的权进行挑战的地位。这个挑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挫败了，这样一来，就给德国套上了债务和战争赔偿的沉重锁链。
为了设法把德国约束在这样一个虚弱的地位，英、法帝国主义同它们日益强大的盟友美国一起，准备再进行一次较量。纳粹领导下的德帝国主义伙同当时日益强盛起来而同样未能得到满足的东方日本帝国主义，对他们的对手千方百计地设法保持固有的世界瓜分局面的企图进行了气势汹涵的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是众所周知的。法西斯国家遭到了惨败，英、法两国在战后也大为削弱，显然无法继续保持它们庞大的殖民地了。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只有美国依然保持着它未遭破坏的生产力，它正准备填补其对手们完蛋后所遗留下来的真空。
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促进了世界人民，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人民，争取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的斗争蓬勃高涨地发展。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包括美帝在内，能够拯救过去那种赤裸裸的殖民主义制度。大战结束不久，中国人民就赢得了解放，这是对帝国主义制度的一个沉重打击。在一个相当短的时期内，大多数从前的殖民地都已取得了至少是形式上的政治独立，然而我们知道，政治独立本身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掠夺的终止。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列宁写道：“金融资本是一种在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了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对于金融资本最‘方便”最有利的当然是使从属的国家和民族丧失政治上的独立这样的支配。”③
美帝没有足够的力量建立起老牌形式的殖民地，没有足够的力量在刚刚赢得独立的亚非国家的国会上空升起星条旗。相反，美帝不得不使自已适应于政治现实，寻求能同世界形势的变化相适应的剥削形式。事实上，美国有时还支持从前的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因为它不愿意让这些殖民地宗主国的特权，限制住美国金融资本涌入这些国家。（然而，象越南这样的一些殖民地又当另作别论，那里的独立运动是共产主义者领导的，他们决心不仅要获得单纯的政治独立，还要把所有帝国主义统统赶出国土。）
美帝的策略是，指望在第三世界国家中通过代表反动阶级的愧来进行间接的统治。这些愧一方面使工农群众受到镇压，另一方面又给美国的渗入大开方便之门。这种渗入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例如给反动政权以直接贷款，贩卖军火，而最重要的还是美国垄断资本的直接投资。这样一来，尽管美国对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控制，在形式上同过去英、法的明自张胆的殖民主义大不相同，然而其内容，如资本输出、取原料等等，却依然如故。要看到苏联是如何使自已的帝国主义掠夺，适应于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政治现实，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区别这种形式和内容的不同之处。
在第三世界国家，由于美国垄断资本的公开掠夺，落后的社会制度没有得到改革，阻碍了这些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这一切都使人民群众陷入了忍饥挨饿的境地。被剥削国家的人民再也不能容忍这种情况长期存在下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几十年时间里，第三世界人民的斗争不断高涨。到处都在高呼“美国佬滚回去！”在许多国家里，人民发动了武装革命，抗拒美帝对他们国家的掠夺。在被压迫的国家里，不仅是工人农民反对美帝，甚至不发达国家的一部分剥削阶级也被迫起来反对美帝。
由于无法同垄断资本竞争，由于帝国主义统治维护了农村的封建和半封建的生产关系，从而阻碍了国内市场的发展，因此，这些国家中的一部分资产阶级也反对帝国主义。这一部分人被称之为民族资产阶级，以区别于另一部分资产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旧的生产关系（即封建主义)有着联系，因此是帝国主义的盟友和支柱。
在整个第三世界中，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资产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人民群众，把第三世界国家从外国控制中完全解放出来。这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缺乏充分的发展和经济上的虚弱无力，也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反对帝国主义，但它也害怕工农群众，因为工农群众所关心的是消灭一切形式的剥削。
民族资产阶级通常采用的斗争方式就是军事政变，以及与此相类似的其他既不要依靠也不要发动工农力量的形式。民族资产阶级一旦掌了权，就陷入了相当严重的困境。一方面，它面临着妄图卷土重来的帝国主义的破坏和经济讹诈；另一方面，它又缺乏足够的资本用来按资本主义的方式充分发展生产力，而且由于其剥削阶级的本性，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动员工农群众充分实行自力更生，并把国家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而这-一切，只能在工人阶级掌权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得以实现。
虽然民族资产阶级是个在帝国主义和被压追人民群众之间摇摆不定的阶级，可是，它还是能够发挥进步的反帝作用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可以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反帝的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在这样一个统一战线内，民族资产阶级能够为革命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民族资产阶级独自获取政权的地方，它通常还是继续反帝的-~-它赢得了一些让步，这些让步有时甚至对被压迫的人民群众也是有利的，这种让步给了帝国主义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当某一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确实是反帝的，它就能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和鼓励
然而历史也表明，民族资产阶级一旦掌了权，往往会受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支配，它的一部分也会转变成依附于帝国主义的买办资产阶级。甚至那些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发挥过独立的反帝作用的地方，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只有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以及社会主义的建立，才能最终把第三世界国家从外国帝国主义的控制下彻底解放出来。
详细论述一下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美国争夺对第三世界的控制权所采用策略的形式。掌权的民族资产阶级往往企图通过建立“国营部分”，即国营工业等，来缩小外国垄断资本对国家的控制。社会帝国主义的策略是鼓励发展这种国营部分，同时设法使第三世界国家依赖苏联贷款和军火供应等等。苏联人妄图粉饰他们这种帝国主义的政策，说他们只不过帮助第三世界国家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社会帝国主义者写道：“（国有化）在某些情况下，是加速过渡到直接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强有力的手段，因为国营部分本身是反资本主义的，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④然而事实上“国营部分”并非一定是“反资本主义的”，任何一个邮政局的职工都能轻而易举地证明这一点。我们在分析苏联本身时曾看到，如果是资产阶级掌了权，那末，国家所有制同社会主义并没有丝毫的联系。
仔细观察一下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花费过一番心血的几个国家，会有助于阐明这一论点。
二、苏联的卫星国
印度拥有四亿人口，是世界上人口占第二位的国家。然而几个世纪以来，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重压之下，印度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是令人难以相信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英国征服了印度。在英国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主要强国的过程中，印度的征服是决定性的一步。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英国资本家利用印度为他们提供原料，而更为重要的是把它作为工业品（主要是布匹）的出口市场。
美国黑奴和印度本国农民种出来的浸透血汗的棉花，在曼彻斯特的血汗工厂里纺成纱，织成廉价的布匹，然后再倾销到印度，给印度带来了浩劫，破坏了手工业制度，使好几百万人民丧失了生计。印度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农民被迫用货币缴付地租，而不是象以前那样交付实物地租，即以收成的一部分缴租，这样就加剧了他们所遭受的剥削。
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垂死的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时期，对印度人民的剥削又进一步加剧了。资本输出作为主要的剥削形式，取代了商品（制成品）的输出。英国人建造了铁路、工厂及其他企业。其中没有一样是用来给印度人民“减轻劳动”的，它们只能使好几百万的印度工人理葬在外商工厂里。
然而随着帝国主义的发展和资本的输出，印度现代无产阶级有了值得注意的发展，同时也产生了印度资产阶级的萌芽。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所产生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发展，在印度人民中引起了声势浩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罢工频起，有些地方甚至爆发了武装斗争。共产党成立了，可是共产党人从未推行过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正确路线。他们没有领导印度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依靠农民为主力军，工人为先锋队，以农村包围城市，等等）。
能够领导人民抗击英帝的还是印度资产阶级，具体地说就是甘地和尼赫鲁。他们通过国大党要使人们相信，“独立”并不意味着解放，印度仍将是帝国主义掠夺的牺牲品。国大党的成员来自印度人民中各个截然不同的阶层，可是党的领导始终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既代表资产阶级中那些同英帝国主义有着直接联系的阶层，即买办，也代表那些谋求印度独立以便能从印度群众身上榨取利润的资本家。国大党一直在设法束缚住人民的斗争，它从未认真反对过帝国主义，也从未认真反对过农村中的半封建制度。甘地的“非暴力”哲学是屈从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的哲学。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英国无力继续维持其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印度“独立”了，被分裂成两个国家（即今日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印度，政权落到了国大党的手中，迄今仍在国大党手中。美帝当时就开始通过美国垄断资本的大规模投资以及美国官方和非官方给印度政府的贷款，慢慢地把英国的利益排挤掉。这时，美帝正处于全盛时期，成了印度的太上皇。中解脱出来。印度前任驻华盛顿大使B·K·尼赫鲁的下面这段话十分清楚地说明了他们是代表谁的：“为了达到经济建设的目的，印度不愿米纳一种显而易见的方法来积聚必要的资本。这种方法就是通过限制个人的自由和民主来改变印度社会的制度结构···..印度选择了另一种做法，即暂时接受更多的外援。”换句话说，印度资本家和地主“不愿”采取任何步骤来削减他们剥削印度人民的“民主”权利。
尼赫鲁和其他政府领袖总是含糊不清地谈论“社会主义”，借以掩饰其对帝国主义的屈从。在国际事务中，他们曾妄图把自己装扮成和平、中立和独立的拥护者，既独立于帝国主义，也独立于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从独立之日起到五十年代中期，印度几乎完全是同西方进行贸易和财政交往的。当时美帝控制着世界金融市场，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世界银行实现的。这些帝国主义者在给第三世界国家以贷款时，都毫无例外地进行敲榨勒索，利息率高达百分之六点五。
赫鲁晓夫集团在苏联掌权以后，便开始想方设法和美帝争夺对印度的控制。他们开始进行贸易，在为数不多的几年内，实际上给了印度一些优惠条件。
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发生的事件，给苏联人提供了进一步渗透进印度的机会，但是这些事件也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苏联修正主义者的真面目。一九五九年，当印度开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挑起边界事端时，赫鲁晓夫集团迫不及待地为印度辩护，并施加压力企图使中国联盟。
印度同时又由于非法占据克什米尔而卷入了-场同邻国巴基斯坦的战争。克什米尔是英属印度分割后的一部分，是穆斯林区域，照理它可以根据自已的意愿加入印巴任何一国。印度反动派一直反对克什米尔人民自决。在这场侵略战争中，苏联仍然支持印度，并开始向印度提供武器。
修正主义者在苏联篡夺了政权，并开始把他们的国家转变成一个羽毛丰满的帝国主义国家。与此同时，苏联在印度的渗透日益加剧。特别是苏联开始向印度政府提供长期贷款用来建立印度经济的“国营部分”。在此以前，美帝曾拒绝贷款给印度用来发展国营企业。在肯尼迪总统领导下成立的克莱委员会，曾建议美国试用讹诈的方式，使印度放弃其建立并加强国营部分的计划，其理由是，给国营企业贷款实际等于支援社会主义。
当然美帝国主义者还不至于天真到会相信这一点。如果当时在印度尚未站稳脚跟的那部分美国资产阶级，在美国政府中更为有势力的话，今天将会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情况了。然而看来当时美国统治阶级中最强大的、在政治上最有权势的、却是那些在印度的私营经济中已经牢固扎下根的人，他们认为要在这个国家进行剥削，还是扎根于私营部分最为有利可图。
看来这股势力担心的是，印度国营经济的发展会给同它竞争的公司以插进手来的机会。美国不愿干的，苏联却太想干了。表面上看来，苏联贷款似乎同西方帝国主点五，是比较低的，可以在十二年内偿付。况且苏联同意接受印度货币卢比，并不坚持要美元或类似的“硬”通货。当然苏联的援助可以用来发展国营企业。
然而，不久人们就看到，苏“援”背后大有文章。首先，不同于西方贷款，苏“援”是“有限制的”，就是说，印度必须将贷款的全部用以购买苏联的商品。而进口商品的价格不是根据市价确定，而是由贸易协定来规定的。因而苏联人在出售过时的机器时竟然能够漫天讨价，这样就掩盖了贷款的真实利息率。随着苏联加紧对印度经济的控制，苏联对工业品的索价同市价的差距就变得越来越大。印度杂志《经济评论》一语道破了它的实质：“虽然苏联贷款的利率看来只有百分之二点五，但其真实利率是相当高的，它被苏联供应商品的高价所掩盖了。”
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六年的十年间，苏联给印度的贷款多达十二亿美元。但百分之七十的苏联商品的售价几乎比世界市场的价格高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有些商品的差价更是大得不象话。一九六九年苏联卖给印度的拖拉机零部件价格，比它卖给东欧国家同样零部件价格要高出两倍以上。同年，苏联卖给印度的镍每吨是三万卢比，而在欧洲市场上仅为一万五千卢比。
苏联人出口商品的讨价只不过说明了一半的情况。印度还必须向苏联出口大量商品作为购买苏联商品的付款和支付贷款的利息。这时价格的差异又是对社会帝国主义者有利的。据估计，根据贸易协定规定，苏联从印度进口货物的价格，在大多数情况下比世界市场价格要低的百分之二点五的利率中，又通过高价诈骗的手法，从印度撰取了剩余价值。由于印度已经被抵押给苏联了，社会帝国主义者才能如此为所欲为。
早在一九七一年，印度国防部长贾·拉姆就承认，苏联建造的企业控制了印度钢产量的百分之三十，发电量的百分之二十，石油加工的百分之三十五，发电设备生产的百分之六十，电动机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五，铝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五。⑧毫无疑问，这些数据如今已过时了。苏联经济“援助”的绝大部分是用以建立整套工业企业，而这些企业又是在苏联工程师和监工的指挥下建造的。甚至印度议会的一个委员会也不得不批评苏联人的“盛气凌人的态度同政府过去所责备的美国人的态度一模一样。”@社会帝国主义分子把设计图纸和工程师牢牢抓在自已的手中，从而使印度进一步依赖于苏联。不应忘记，苏联人在九六○年就是用撤退工程技术人员和带走图纸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讹诈的。
除了给国营企业贷款以外，苏联还发现印度是一个现成的军火市场。苏联向印度供应军火的确切价值还没有官方数据可查，可是所有的估计都认为有几十亿，这又进一步加重了印度对苏联的债务。
苏联对印度的箱制一年比一年紧。一九七一到一九七二年这一财政年度里，印度又向莫斯科借款两亿卢比，尽管当时它已经欠了四亿卢比的债！到一九六八年，“偿还债务份额”已占印度出口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八。@这就是说，印度在全世界销售商品所获得的钱，其中有百分之至于一个对苏联有好感的印度作者也写道：“完全有可能，今后得向苏联借新款还旧债，而借款所得只意味着印度出口收入将主要用来支付进口货物和国债利息。“①这就正如借东家还西家以维持家庭生活一样-一先从银行借钱，再另外借钱偿还银行。这进一步证明了印度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屈从。
几年前，苏联对于从印度取原材料和农产品-一直感到很满足。可是近几年来，苏联从美帝那里得到启示，开始设立“逃迁工厂”为苏联生产成品。
一九七二年，印度对外贸易部长米希拉说道：“印度愿意为苏联承担劳动强度大的加工项目”，并说：“印度还能根据苏联的要求专门在某些方面和某些项目进行生产。”一九七二年六月九日《商业日报》报道，印度同苏联正在谈判进行四项转换交易，根据交易，印度工厂将加工进口的苏联原材料，然后再把成品重新出口给苏联。这正是不折不扣的“逃迁工厂”！这种情况同美国纺织工业和电子工业的一些公司在美国一墨西哥边界一带设立的吸血组织极其相似。此外，苏联在印度建立的另一些工厂生产商品再卖给苏联，其中包括“典型的”苏联提供资金建造的钢铁厂生产的钢材，也包括外科手术器械。
一九七二年二月《远东经济评论》报道，苏联还正准备把工业品卖给印度的私营经济。此后，一九七三年苏联杂志《共产党人》写道，“经办合股企业”对苏联说来已成了“优先考虑的事项”。这种企业就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美国跨国公司的响应。这些合股企业使苏联人能国主义者能够直接掠夺印度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帝国主义的胃口真是个无底洞，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也是一样。
苏联对印度的控制远远超越了单纯的搜取财富。印度已被抵押给苏联这一事实，还产生了许多其他后果。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书中引用了一段德国资产阶级刊物的话：“在缔结这种国际契约时，债权人几平总要占点便宜：获得贸易条约上的让步，开设煤站，建设港口，得到利益丰厚的租让，定购大炮。”5如今苏联人已经占到了便宜，他们采用的手段就是变印度为苏联在亚洲的主要军事盟国。无论印度还是苏联都竭力想把自已装扮成世界和平的拥护者，可是事实证明恰恰相反。这一点在“孟加拉”事件中得到了最富有戏剧性的说明。
印度反动派利用了东巴基斯坦群众的不满情绪，在苏联人的全面支持下，炮制了一场虚伪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武装渗入东巴，同时挑起边界事端。一切部署就绪之后，印度向东巴发起了全面进攻，结果，巴基斯坦部队很快就被打败。仅在入侵的前几天，印度同苏联签订了一项“友好”条约，其实这完全是一个军事条约。其中一项条款规定当遭到“攻击”时，两国应相互支援。印度反动派的主要喉舌《印度时报》写道：“很明显，如果（没有）同苏联签订的友好条约，印度就不可能解放孟加拉。“印度“解放”了孟加拉之后，苏联人迫不及待地赶来，也向该国提供“援助”。
在社会帝国主义的计划中，印度次大陆和印度洋都度洋沿岸，新沙皇正在企图实现这一美梦。苏联人在阿富汗支持了军队中亲苏分子发动的军事政变，在阿富汗和印度洋之间显得碍手碍脚的正是巴基斯坦，而苏联人又在阴谋继续肢解这个国家。
正如在孟加拉事件中的所作所为一样，社会帝国主义者还在企图用民族解放的招牌，来掩盖其帝国主义扩张活动。其计划是在巴基期坦和伊朗交界处建立一个“普什图尼斯坦国”，在近阿富汗沿线处建立一个“大巴鲁契斯坦国”。一九七三年二月，巴基斯坦政府发现了偷运入境的大批苏制武器和装备。这些武器和装备是专门提供给在巴基斯坦活动的、由苏联人训练的“游击战专家”的。
人们可能会想，既然苏联在印度的渗入及其在这一地区对其他国家的侵略性政策如此明显，社会帝国主义者一定会避而不谈这一问题。可是正巧相反，他们写了连篇累续的文章，宣称他们如何如何帮助印度“发展全面经济”。一九六七年，他们在苏联杂志《国际生活》中写道：“在印度掌权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①可是到了一九七一年，正当印度侵略巴基斯坦的时候，英迪拉·甘地把印度银行收归国有，苏联称赞这是向社会主义迈开了一步！
印度人民群众正逐渐开始看透苏联的花言巧语。今年，一九七四年，印度铁路工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罢工。那位据说正在采取“走向社会主义步骤”的英迪拉·甘地，竟然调遣用苏联装备的军队来镇压这次罢工。七千多英勇的工人遭到逮捕。与此同时，印度统治阶级也狠毒地压迫农民。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印度农民正面临着大批饿死的局面。
一九七四年六月，印度反动派爆炸了一颗原子弹，说是为了“和平的自的”。几天后，他们威胁说还要发展氢弹（难道也是为了和平的目的？）。印度已经有了核武器，社会帝国主义者就很有可能进一步利用印度来达到其帝国主义的目的。
在社会帝国主义不断加强它在印度的权势和影响的同时，美帝并未袖手旁观。苏联在印度的据点的出现，是对美国在南亚力量的一个挑战。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美国起先想通过对印度进行经济讹诈来阻挠苏联的闯入。这一政策失败了，美帝内部的矛盾（尤其是美国针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政策的全面利益和那些在印度彼此竞争的美国各公司的个别利益之间的矛盾）使苏联人有机可乘，插手进来，装扮成印度“独立”的救星。此后在六十年代以及七十年代初期，社会帝国主义能够得以长驱直入，而美国却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搞得“晕头转向”，军事上陷入了困境。
如今美国的一些公司，在印度的私营经济中仍拥有很大的股权。可是美国的全面影响已是日薄西山了。因此，美国的决策者曾想在巴基斯坦取得立足点，以抗衡苏联在印度的控制。
然而，这项政策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例如，在孟加拉战争中，当时处于主导地位的尼克松-基辛格政策，主张小心翼翼地支持巴基斯坦，尽管一开始就很清楚，这里不是势均力敌。这引起了特德·肯尼迪（即爱德华·肯尼迪一译者）之流的其他资产阶级发言人的大量批评。可能肯尼迪代表的是那些仍在印度有着重要利益的美国公司，他的计划似乎是支持印度，可能是借助于亲美的买办阶级甚至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以抵制苏联在印度的影响。这一着可能是美国政策从苏联人那里学来的一个新花招。
苏联已经能够利用印度这个基地，加紧军事活动，特别是在印度洋的海军活动。苏联海军力量在这一区域已占了优势，它的船舰可以到印度港口加油和修理。印度洋是世界上最有战略意义的海上通道之一，它是欧亚两洲海上交通的必经之路（包括油船的航线）。它本来是美国从英国那里继承来的一个据点。可是现在美国不得不接受苏联越来越严重的挑战。因此，美帝象苏联人一样，花费了一番心血把斯里兰卡（从前的锡兰）争取了过来。更重要的是，美国正计划在印度洋中央一个叫做迪戈加西亚的无人居住的小岛上建造一个庞大的、非常重要的战略海军基地。这个基地能够同美国在阿拉伯石油酋长国以及在伊朗的据点连接起来，并有助于保护这些据点。
美苏两个帝国主义，一方面在印度以及印度洋争夺势力和控制权，而另一方面却又相互勾结共同对付这一地区的人民革命浪潮。美苏两国怂惠并支持印度反动派镇压群众斗争。这两个超级大国都不充许日本这类小一号的帝国主义染指这一地区。
然而正如在世界各地一样，两个超级大国在印度还是以争夺为主。在某种意义上，印度正是这种争夺的一个缩影。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当今世界上最“贪婪”的帝国主义国家，它在全世界到处向美帝挑战，它运用的手法，也正是在印度曾经用过的那些手法。在世界各地：美帝都在抵挡它的挑战，不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或是军事力量上。
苏修在印度所搞的政治活动反映了印苏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在掌权的国大党内部，苏联支持的是买办资产阶级。虽然大部分的苏联“援助”是供应国营企业的，可是在某些苏联提供资金的工业项目中，印度私人资本占了百分之二十五的所有权，因而社会帝国主义同苏联卵翼下的印度买办资产阶级之间有了直接的非官方的联系。在掌权的国大党内部，苏联支持的那一派买办资产阶级，既包括印度的私营资本家，也包括国营资本家。
在工人运动内部，社会帝国主义所起的重要作用，也有利于苏联的渗入并继续剥削压迫印度人民。苏联在印度共产党内的影响，巩固了印共在修正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印共领导推行社会和平主义、破坏罢工。在最近被镇压的铁路罢工中，有七千工人，其中包括许多共产党员，遭到逮捕。印共领导阻挠了印度的反帝革命运动的发展。
三、苏联和中东
在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中东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地区。尤其重要的是，中东国家是世界最主要的石油供应者，它几乎能满足欧洲和日本需要的全部石油。因此，控制中东的石油可以作为对欧洲和日本这些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讹诈的一项重要武器。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控制中东的石油更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中东位处亚、非、欧三洲的交通枢纽，在地理位置上也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同时还由于其他种种原因，中东一直是各个帝国主义之间激烈争夺的一个地区。苏联自从变成帝国主义国家以来，竭尽全力在中东向美帝挑战，企图在那里称王称霸。苏联向第三世界踪贷的全部军事“援助”的一半以上以及整个经济“援助”的四分之一都是提供给埃及、伊拉克和叙利亚的。
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之间最近爆发的两次战争，即一九六七年战争和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争夺控制权的反映。
苏联渗入中东是从埃及开始的。埃及几十年来一直是英国的属国，由一个封建王朝统治着。它主要为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提供棉花和苏伊士运河这两样东西。英帝使埃及处于发展迟缓和落后的状态。这就造成了埃及在本质上是个单一化经济的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帝被削弱了，埃及民族觉醒起来了，由纳赛尔领导的一些埃及军官于一九五二年夺取了政权，并在阿拉伯世界建立了第一个“激进的”国家。纳赛尔是民族资产阶级中最有魄力的领袖之一，在一段时间里，他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强加在埃及身上的楷而进行的斗争，曾获得了不少的胜利。因此，他在阿拉伯各族人民中间深得人心，尽管他还算不上是个真正的群众领袖。
一九五六年发生了两起事件，这两起事件注定将改变现代埃及的历史。赫鲁晓夫作了一个臭名昭著的“秘密报告”，并开始使苏联倒退到资本主义；英、法和以色列为了夺回一年前纳赛尔收归国有的苏伊士运河而发动了对埃及的入侵。在西方国家及其国以色列进行干涉之后，纳赛尔开始竭力寻求一条途径来冲破西方帝国主义对埃及的束缚，从而可以使埃及落后的单一化经济有所改善。
掌握着那少量工业企业的埃及老牌资产阶级，不愿意也无能为力为迅速发展经济提供必要的资金。主要是因为他们感兴趣的是投资后可以立即赚到钱，而不是建设国家的长远计划。于是纳赛尔就同印度的尼赫鲁一样，企图建立起国营经济。起先，他并不是很认真地考虑，是否要向某些第二流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如西德）要求贷款，可是，后来他决定试试苏联的诱饵。特别是苏联提出愿意为建造工程巨大的阿斯旺水坝提供资金，这个水坝的建成将能使埃及增加三分之一的耕地。
水坝的建造和由苏联提供资金的其他项目的建设，确实给埃及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促进了国家资产阶级的发展）以一个暂时的刺激。可是，这一点丝毫未能消除埃及对外国的依赖。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期之简，苏联为了使自已能以超级大国的姿态登上世界舞台，它在提供援助时，愿意以索取政治上的代价为主。阿期旺水坝成了苏联对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友谊的“活生生的证明”。然而就在这最初的几年里，苏联人也还是通过垄断埃及的棉花生产而在经济上获得了好处。
埃及的国家资产阶级一直在玩弄着脚踏两头船的手法，让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争着向它贷款和出售小麦等。可是，苏联逐渐地占了上风，把埃及划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苏联特别通过贩卖军火使埃及在财政上处于极为措据的地位。埃及军队变得完全是由苏联装备、训练和组织的。好几千苏联“顾问”遍布埃及，指挥着武装部队。随着军火买卖的不断增长，埃及积欠苏联的债务也与日俱增。到一九六七年，埃及欠苏联的债务高达五亿埃镑。8在纳赛尔掌权的整个期间，棉花生产始终停滞不前，可是粮食进口，却由一九五六年的三十万吨不断上升到一九六七年的三百万吨，在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增长了十倍。9每年进口苏联粮食的花费，竞相当于埃及全部棉花生产的价值！这就是苏联“援助”给埃及带来的“全面发展”经济的后果。
可是，社会帝国主义者对此还感到不满足。在苏联杂志《对外贸易》上有人写道：“众所周知，多年来苏联一直是埃及棉花的主要买主。可是最重要的特点··.·是苏联购买埃及商品货单有了根本性的扩充。现在的货单上·····包括·····棉纱和棉织品、针织品、大米、芝麻、花生、蔬菜、水果等等。”苏联的“购买”是社会帝国主义强加在埃及身上的控制和剥削的经济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帝国主义者不仅抢走埃及人民的棉花，他们简直看到什么就抢什么！
苏联供应给埃及和其他国家军火一事，恰恰有助于保证苏联对这些国家的控制。这些军火供应的内容，主要是高技术水平的武器系统，这就迫使受援国只能打老一套的战争，不利于真正动员群众进行防御。同时，这也保证了只有苏联能够提供零部件来补充装备军队。
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中，埃及在军事上遭到了惨败。埃及要求苏联补充它在战争中损耗的武器，从而加深了对苏联的依赖。苏联人作出规定：只有在以色列再度发动突然袭击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苏联供应的武器，这些武器不能用于进行收复失地的战斗。在埃及人民以及整个中东阿拉伯群众的压力之下，纳赛尔的继承人安瓦尔·萨达特不得不摔走苏联“顾问”，并准备为收复领七跟以色列打-仗。
埃及并不是被苏联看中进行渗透的唯一中东国家。除了埃及，还有另一个面临以色列侵略危险的“前沿”国家叙利亚。此外，苏联人还把注意力集中在伊拉克。伊拉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这一地区的产油国之一。苏联同美国一样，是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尤其充沛。以天然气为例，据估计苏联的蕴藏量有美国的七倍多。尽管美国地下石油藏量极为丰富，美帝还是需要不断地到别处（如委内瑞拉和中东）去开发比较便宜的资源。由于受着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规律的驱使，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也是同样的情况。
六十年代后期，伊拉克把外国石油股权收归国有，西方技术人员全部撤离回国。伊拉克政府发觉自已处于困难境地。这时，苏联就乘虚而入给予“解救”。苏联提出愿意向伊拉克提供它所需要的技术援助，条件是签订贸易协定，规定苏联能以固定的价格购买伊拉克的石油。现在几乎全部的伊拉克石油都是以大大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卖给苏联的。
从这一地位出发，苏联逐渐地加强了它对伊拉克的控制。同样，它主要还是通过军事“援助”来达到这一目的的。伊拉克把这种军事“援助”用于防御邻国伊朗-一美帝的一个亲密盟友。
在中东，美苏两国之间关系的基本性质是争夺霸权，可是它们也一起策划镇压革命。它们还试图推行“不战不和”的政策，这可以转移人民群众的注意力，使他们不要进行革命，同时也保证了中东国家依赖其中的一国的军火供应。整整六年都处于这种状态之中。到了一九七三年十月，包括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在内的一些阿拉伯国家，为了收复自一九六七年战争以来一直被以色列占据的领土，同以色列进行了战争。
在这次战争中，苏联大发横财。同一九六七年战争不一样了，这一次苏联提供的军火要用硬通货支付。苏联人坚持要美元，而这些美元来自几个阿拉伯主要石油出口国，它们向“前沿国家”提供这些钱，作为它们对阿拉伯事业的献款。据《金钱管理人》杂志报道，苏联把这些美元抛到欧洲美元市场，贷给欧洲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利率高达百分之十，甚至还要高些。这本杂志指出，一九七四年第一季度，国际银行发放的欧洲美元中期贷款创造了一百零五亿的最高纪录，为一九七三年第一季度总额的四倍。2这清楚地表明了苏联在最近那次中东战争中，向阿拉伯国家提供的军火数量之多是如此惊人，同时也清楚地表明了，社会帝国主义者的厚颜无耻竞然到了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他们很快就用这些军火收入去放高利贷，赚了一大笔钱。石油禁运作为武器去对付美帝。然而，苏联却借此机会进一步渗入西欧石油市场。据英国《每日快报》报道，苏联追使伊拉克向它出售价值六百方英榜的石油作为购买军火的部分付款。在阿拉伯石油禁运的几个月中，这些石油很快以一千八百万英榜的价格转售给了西德，一转手就赚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这种手法真使洛克菲勒之流也为之望尘莫及。2
自从于月战争以来这一段时期中，阿拉伯产油国以及第三世界其他产油国，团结起来提高出售给帝国主义国家的石油价格。可是，大多数出售给苏联的石油价格已被贸易协定钉死了，这些贸易协定都是在石油价格极为低廉的时候签订的。据《太平洋流域报道》所载，“苏联根据某些合同以相当于三美元一桶的价格买进原油，一转手在欧洲就以三倍的价格抛售出去。”2就这样，苏联不但不支持产油国提高石油价格的正义斗争，反而利用过去签订的合同以低价获得石油，然后在欧洲高价出售，以此获得好处，而欧洲的高价也正是由产油国采取一致行动所造成的。科威特《舆论报》直截了当地指出，苏联“又一次企图以石油作为桥梁进入欧洲，而在这同时阿拉伯国家正在利用石油武器支援阿拉伯的事业。”②
十月战争以来，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的争夺日益加剧。代表着美帝总利益，特别代表着洛克菲勒财团利益的“基辛格外交”，是针对苏联在几个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在埃及的控制权进行挑战的一个尝试。在一九七四年六月的中东“使命”中，尼克松竞然答应向埃及提供核技术，这项政策仍然有效）。
另一方面，苏联也试图打进以色列。当十月战争进行得最激烈的时候，苏联居然允许大批犹太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和有技术的犹太人移居以色列，这样就向以色列提供了最迫切的需要，即更多的士兵和受过高级技术训练的人员。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还无法预计美帝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日趋疯狂地争夺中东控制权将会产生怎样的结局。不过有一点还是清楚的，即苏联将从埃及和以色列签订的和平协议中获得很大的好处，协议规定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使苏联从黑海港口到印度洋的航程缩短了九千海里。可以肯定地说，超级大国之间日益加深的矛盾，一方面只会增加继续发生战争的危险，而不是“保障了和平”；而另一方面，它又确实造成了一个动乱的局面，而这个局面是有利于该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的。
正如他们在印度所做的那样，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煞费苦心地用“社会主义”“和平”“民族独立”这样一些甜言蜜语，来美化他们的掠夺。社会帝国主义的“理论家”们蝶噪不休地侈谈“国际分工”。这个理论的实质是：在“分工”中，有些国家只能生产棉花和石油；而另一些所谓“先进的”国家（应该读成帝国主义，特别应该读成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就可以集中发展工业等等。这同过去英帝所鼓吹的“英国是世界的工厂”的“理论”真是如出一辙。这些谬论，都是用来为使世界广大地区继续处于贫穷和落后状态作辩护的。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燃料和原料部门分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在同一篇文章中又写道，“粗略地比较-下苏联开采石油和天然气的费用，以及从某些发展中国家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的费用，可以看到，在有些情况下，这种进口甚至是对苏联有利的。”尽管苏联的所作所为同老牌帝国主义根本没有什么两样：即向全世界扩张，企图垄断原料资源并从第三世界国家身上搜取超额利润；但却千方百计地为自己涂脂抹粉。
苏联在天然气的交易上，同石油交易的情况完全一样。正如上文所指出的，苏联拥有惊人的天然气蕴藏量。然而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它不仅满足于找到天然气，还要追逐利润。苏联已经同阿富汗和伊朗达成购买天然气的协议，并正在修筑管道把天然气输入西欧和东欧。这就是苏联所指的“燃料部门”的“国际分工”。
苏联对中东的渗入，在军事上也有很重大的意义。在一九六七年战争以前，在地中海里很少看见苏联的舰队，现在它的舰队显然已成了这一地区占优势的海军力量。美国的第六舰队只有在希腊和意大利受到欢迎；如果它出现在土耳其，就会引起成千上万人的示威。最近在塞浦路斯爆发的战争，是这两个超级大国在地中海进行疯狂争夺的又一个典型的例子。战争以后，美国在希腊的影响，似乎也削弱了不少。与此相反，苏联舰队如今却能进入地中海、波斯湾以及红海的许多港口。苏伊士运河开放以后，将会大大加强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苏伊士运河将把苏联在地中海的队和它在印度洋的强大海
在争夺欧洲霸权或世界霸权的任何战争中，控制中东石油资源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苏联计划铺设油管线，把中东的石油和天然气通过苏联直接输送到欧洲，这将是苏联用来同美帝争夺控制欧洲的一项重要武器，同时也保证给社会帝国主义带来巨额利润。事实上，欧洲正是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关键性地区，对欧洲的争夺给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的角逐增添了新的非常重要的内容。已经可以预计，到一九八○年，西德天然气百分之十的消耗量将来自苏联，其中大部分是在中东生产的。意大利已同苏联签订了协议，苏联将向意大利供应它所需要的天然气的百分之二十五。
阿拉伯人民以及中东其他各族人民正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必须同两个超级大国斗争一一苏联虽然标榜自已是阿拉伯人民的朋友，而事实上却是一个凶狠的帝国主义剥削者。
四、苏联掠夺第三世界国家的其他事例
我们集中分析了苏联在印度和中东所扮演的角色，因为这两个地区使我们最清楚地看到社会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和掠夺。然而苏联并不满足于把它的渗透只是局限于这两个地区。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苏联都在试图同美帝争夺资本输出的市场和原料来源，并企图把别国变为它的“势力范围”
在整个第三世界，苏联一直在扮演着军火商的角色。年贩卖的军火是九千五百万美元，占世界军火贸易总额的百分之十一点三，到了七十年代初期，已增加到占世界军火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左右。仅仅在一九七二年，苏联就贩卖了价值二十二亿美元的军火。@近年来，苏联改变了它对第三世界掠夺的某些方式，从“经济援助”改为“军事援助”。例如，一九六六年的“经济援助”是“军事援助”的三到四倍，可是一九七○年的军火出口，达到了“经济援助”的四倍。
正如前面所说到的，苏联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并不是用来帮助受“援”国的。社会帝国主义的这种“援助”只能起到阻碍这些国家自力更生地发展本国经济的作用，并束缚住这些国家的手足，好让苏联统治者在他们身上无止境地榨取利润。苏联一方面在战争中大发横财；而另一方面，又虚伪地大念其“和平”经。在二十八届联合国大会上，他们建议所有国家的军事预算，都一律要削减百分之十。这一建议遭到了广泛的抵制。大家都很清楚这完全是宣传性的骗人鬼话。、
甚至在拉美这一美帝传统的“基地”，苏联也正在那里加紧同美国争夺。苏联人向不少拉美国家积极提供了“贷款”，社会帝国主义者在侵占他们的美国对手的地盘时，几乎总是先从这方面着手的。苏联对南美沿岸渔场的掠夺尤为粗野。苏联人拥有世界最先进的捕鱼船队，他们的拖网渔船一网捕得的鱼的吨数，比美国最大船只所捕的要多好几倍。他们在南美沿岸渔场捕鱼，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困难，造成了许多当地渔民的贫困。这的大规模的捕鱼船队进行竞争。
因此，拉美人民和政府要求，把他们的领海权扩大到两百海里。这一正义要求，得到了第三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也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强有力的支持。然而，苏联和美帝以及一小撮其他海洋强国合成一伙，企图反对两百海里界限，而把十二海里界限强加给第三世界国家。
苏联还建议巴拿马运河“国际化”，这同巴拿马人民坚持收回运河主权，反对“国际化”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在亚洲，许多对苏联商船和海军活动关系重要的海峡，也成了“国际化”的自标。苏联反对第三世界国家掌握本国海底资源和海峡的要求，因此它发觉自己处于日益孤立的地位。在最近举行的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两个超级大国都遭到了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严厉遣责。
象美帝一样，社会帝国主义也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讹诈，并在世界市场上推行“倾销”商品的恶劣政策，全然不顾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因他们倾销商品而遭到严重的破坏。苏联同马来西亚的关系是这种讹诈的一个典型例子。据《远东经济评论》一九七二年报道，“今年开始谈判签订一项技术合作条约的时候，俄国人企图对马来西亚进行讹诈，威胁说将更多地使用合成橡胶。由于苏联早就成了马来西亚天然橡胶的最大买主（每年购买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其弦外之音昭然若揭。”苏联的仆从国印度也曾经在背后吃过它这样的一刀。据报道，苏联“用卢比以慷概的价格买进印度产品，然后再拿到印度
社会帝国主义还利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修正主义政党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众所周知，一九七一年苏丹的未遂政变，正是他们企图在苏丹共产党支持之下，建立一个亲苏政权的精心作品。在另一些国家里，只要有助于实现他们的帝国主义计划，他们竟然命令“共产”党解散，例如在埃及就是这样。在智利，亲苏的“共产”党跟着社会帝国主义一唱一和，鼓吹所谓“通向社会主义和平道路”的谬论。实际上，智共领导和社会帝国主义所追求的，不过是把美帝卵翼下的愧儡国，“和平过渡”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控制的愧儡国而已。由于智利“共产”党的破坏，给那里的革命运动所造成的悲剧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正如前述，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是以争夺为主。但并不排厅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同美帝以多种形式进行勾结，其中竞然包括给美国的公司保险，这种保险业务是提防美国公司财产被第三世界国家政府没收而开设的。苏联参加“分保”业务，风险较小，但却有外快可捞，同时，还有助于镇压真正的革命斗争，这正是社会帝国主义同美国所共同关心的事情。
美国政府的私人海外投资公司是用来保护美国垄断资本免遭没收危险的。该公司于一九七二年四月披露，苏联正在帮助给美国公司保险，提防在七十个发展中国家遭到没收。苏联国家保险机构国家保险管理总局的子公司，即伦敦黑海波罗的海保险公司，正在为私人海外投资公司在伦敦劳合作名下的二千六百万美金的部分投保额承担再保合同。③因此，在阻挠第三世界国家没收美国公家里苏联确实能设法占到上风把美国排挤出去的话，他们偿付保险费的损失肯定会在其他收益中得到补偿，并且还会绰绰有余。社会帝国主义者就是用这种方式从两方面保护着自已的利益。
在从事再保险这个问题上，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丑恶面貌的大暴露是对柬埔寨朗诺反革命政权的支持。
美国支持的柬埔寨政变，废了合法的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柬埔寨人民和越南、老挝两国人民紧密团结，进行了英勇的民族解放战争。在整整三年中，苏联拒不承认西哈努克领导的合法政府（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尽管西哈努克政府控制了百分之九十的国土，解放了三分之二的人口，并获得了世界上大多数政府的承认。
相反，苏联在外交上却承认了龟缩在金边和其他几个城市的朗诺集团。一九七三年秋天，在一次不结盟国家会议上，七十个出席会议的政府一致要求承认西哈努克政府为柬埔寨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使苏联人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直到这时，社会帝国主义才作了应变的退却。他们向西哈努克发了一个照会，然而仍未明确声明承认王国民族团结政府。苏联至今仍然把柬埔寨人民的斗争描绘为“骨肉相残”的战争。他们企图以这种方式抹煞柬埔寨解放斗争的性质，即它是一场受到绝大多数柬埔寨人民拥护的、反对美帝和一小撮卖国贼的人民战争。
然而苏联对柬埔寨的叛卖远远超过了它对朗诺集团在政治上、外交上的支持。据美国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和《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杂志的调查披露，朗诺集团的保险公司（国家保险公司），得到了苏联的国家保险管理总局和其他六个外国保险公司的再保险。因此，英勇的柬埔寨人民流血牺牲，力图阻挡从南越沿着湄公河运来的汽油、军火等物资，都是得到苏联保险的！真是令人作呕。
五、社会帝国主义怎样从第三
世界国家榨取剩余价值
我们举例说明苏联是怎样掠夺并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不过是为了要证明这一点，即苏联的外交政策完全出自于它已经变成帝国主义国家这一事实。列宁在他的经典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所分析的帝国主义的规律同样支配着苏联。列宁所阐述的帝国主义的特征中有许多方面今天依然影响着帝国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之间的关系（垄断市场的需要、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等等），然而所有帝国主义的最主要的特征，即迫使其不得不推行侵略和掠夺政策的特征，却是帝国主义要向世界各个角落输出资本并榨取超额利润的迫切需要。
列宁指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出现了大量的“过剩资本”·….”他进一步指出，在帝国主义制度下，以贷款、工业设备、铁路等形式的资本输出取代了国际资本主义的传统剥削形式，即资本家主要通过贸易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出口工业品换取原料。
帝国主义为了输出资本掠取财富而去征服其他国家的那股劲头，完全不同于这国或那国政府或商人想取得一点经济特惠的愿望。他们那股劲头，正是构成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的推动力。
当然，苏联的新沙皇们并不会自称是帝国主义者。他们煞费苦心地“证明”他们不可能是帝国主义者。例如，有这样一篇名为《苏联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的苏联宣传品，就企图证明这一点。在这篇文章中，苏联辩护士B·里马洛夫写道：“苏联以信贷形式为亚、非、拉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物资，这并不是因为苏联在这方面有所过剩。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过剩的资金和物资，在国内(不能)有利可图地加以运用·…···在苏联没有，也不可能有必要向国外输出过剩的资金和物资·.·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每一个卢布，都能非常有效地运用于满足国内经济发展和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苏联向不发达国家提供的贷款和帝国主义国家提供的贷款，有着本质的区别·.·苏联贷款并非资本输出，而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向其他各国人民提供兄弟援助的一种形式。因此，这些贷款发放的条件，在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条件。其主要不同之处是，苏联贷款有利于在以前的殖民地附属国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经济；而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援助”却使这些国家永远保持着在经济上，而归根到底还是在政治上，依赖于帝国主义。“②
作者还进一步指出，苏联贷款只有百分之二点五的利息，可以在十二年内偿还，等等。除了声称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之外，里马洛夫还为索价，确实是低于苏联进入资本输出市场以前西方帝国主义的索价。但是，里马洛夫根本没有让我们看一看苏联“援助”的全貌。他避而不谈的正是揭示出这种“援助”的帝国主义性质的东西。
首先，他忘了告诉我们，所有的苏联“援助”，正如我们在本章前儿节中所指出的，是限制性的，即只能用来购买苏联生产的商品（有时也包括苏联东欧愧国的商品）。这些商品主要是资本货物，即成套工厂设备、重型机械等。他们不是按照世界市场牌价，而是根据贸易协定价格出售的。
许多研究资料揭露了苏联索取高价的情况。据一项资料披露，一九六五年，苏联向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六十五种商品中，有五十三种是以高价售给这些“有幸”得到苏联“援助”的国家。同样一种商品，卖给发展中国家的价格要比卖给工业国家的价格，平均提高百分之十三。最近中国公布的更多数据表明，这个价格差距已上升到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很明显，这种不等价交易给苏联带来了巨额利润。
有人会急于指出：帝国主义在发展中国家，是通过资本输出而不是通过不平等贸易来获取利润的。他们并以此作为根据，表示不同意那种认为事实上苏联正在输出资本，并从第三世界和其他国家榨取剩余价值的说法。
然而，这一论据实际上是空洞的。毛泽东写道：“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尽管这是通过不平等贸易赚到的。但是问题的实质在于：苏联正是通过不平等贸易来实现资本输出所产生的剩余价值。实质上，究竟苏联是以获取利息的形式赚回利润，还是从销售获取超额利润，在贸易协定将这种销售和资本输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只不过是一个记账方式而已。
也许下面这个事例会有助于阐明这个问题。假设有这样一个煤矿，所有的工人都被迫居住在一个属于煤矿公司的城镇里。公司对食品、房租以及其他所有生活必需品都规定了价格，比方说，都是市价的两倍。很明显，如果要了解煤矿资本家从矿工的劳动中榨取了多少剩余价值，只看他们的工资数额，那是太肤浅了。我们必须了解矿工的实际工资，即他们用工资所能购买的商品和劳务的数量。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矿工既作为工人又作为“消费者”受到双重的剥削。问题在于，煤矿资本家以两倍的价格出售商品赚得利润，只不过是他入账的一种方式，而这种方式是用来掩盖他搜取的剩余价值来自矿工的劳动这一事实。由于煤矿公司的绝对垄断，矿工被迫不得不按大大高于实际价值的价格，在公司所属的商店购买商品。
在本质上，苏联就是运用着这种方式掩盖了它在那些国家中，特别是在它输出资本的第三世界国家中，所榨取的剩余价值的总额。这是因为，再重复一遍，苏联同接受其“援助”（资本）的国家之间的贸易，是通过规定了偿付贷款方式的条文进行交往的，这种贸易的性质完全是根据苏联和受“援”国之间的关系，即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剥削国家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
现在让我们再来仔细看看里马洛夫用来“证明”苏联并非帝国主义国家的-一些其他论点。他说在苏联“每一个卢布都能非常有效地运用于满足国内经济发展和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我们已经看到了苏联经济的可悲状况，在下-章里，我们将看到更多的这种迹象。
很明显，苏联的生产并不是用来“满足人民的生活”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看到苏联生产会作出这样重大的变动，即从劳动人民基本日用必需品的生产，转到伏特加和时装之类更为有利可图的生产了。那种认为苏联正在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利益而作出“牺牲”，以及苏联输出的资本原来是可以用于苏联国内生产的论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这正如我国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和修正主义的“共产”党所提出的，只要我们把军事费用和海外投资“移作他用”，就能消灭国内的失业现象的论点，也同样是站不住脚的。这种论点意味着，帝国主义者仅仅是出于个人的意愿才输出资本，把世界瓜分为相互竞争的势力范围的。可是，不能把帝国主义者简单地说成是坏人或蠢人。是客观的生产关系迫使他们这样干。如果他们不这样干的话，那末，他们也就不成其为帝国主义者了。
针对这种见解，列宁曾作过这样的阐述：“用小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资本主义的人，就常常提出这种“论据”。但是这样一来（即消除工业与农业之间的不平衡并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一—“革命联盟”注），资本主义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因为发展的不平衡和民众的半饥半饱的生活水平，是这种生产方式的根本的、必然的条件和前提。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③
列宁对老牌西方帝国主义的论述，同样也完全适用于社会帝国主义。为什么苏联不去开发自已在西伯利亚的丰富天然气，却要向伊朗购买呢？为什么苏联要在工资每天只有十六美分的印度建造工厂，然后进口这些工厂的产品，而不把这些工厂建造在莫斯科呢？这正是因为““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了”，而不是象里马洛夫所说的那样“发展（其他国家的）经济”。难道社会帝国主义者真期望人们会相信他们的掠夺只不过是“兄弟般地援助”吗？很明显，他们永远也无法使苏联人民或遭受社会帝国主义剥削的其他国家的人民相信，苏联农业的落后和经济停滞的状态，是由于苏联出于对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热爱”，而作出了“牺牲”
在苏联《经济问题》杂志上，Ⅱ·泽文阐述了苏联是如何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经济”的。他写道：“同社会主义国家合作，能促进发展中国家形成-一个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合理的民族经济综合体；能导致消除过去遗留下来的不完整的经济结构以及对外界因素的单方面依赖；能发掘潜在的资源；能促进生气勃勃的经济发展；并能使发展中国家有能力在不损害本国经济进展的情况下，用不断增长的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偿还外债。”③
但是事实胜于雄辩。在现实的世界里，而不是在苏联辩护士幻想的宣传的世界里，印度这个接受苏联“援助”最多的国家，已在苏联的债务中越陷越深，根本不可能“在不损害本国经济进展的情况下..·偿还外债。”埃及是另一个苏联“援助”的受惠国，它仍然不得不进口千百万吨的粮食，同时集中种植棉花，用来偿还给苏联，作为进口粮食和建造阿斯旺水坝的代价。难道这就是泽文所写的“消除过去遗留下来的不完整的经济结构"吗？就我们所能看到的，接受苏联“援助”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唯一的“生气勃勃的经济发展”，就只是更大的剥削有了更快的发展。
就在同一篇文章中，泽文竞然厚颜无耻地引用列宁的话。列宁曾经说过，西方的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就会帮助东方受压迫的各族人民向机械化、向减轻劳动强度过渡，向民主和社会主义过渡。然而，社会帝国主义根本不是按照列宁的教导去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事实上是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加强本国的经济独立的，尽管这种援助并不能代替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解放自已的国家和解放生产力的革命斗争。但是，苏联的资本输出和真正的社会主义援助毫无共同之处。苏联在印度建造工厂，并不意味着减轻印度工人的劳动。远远不是这么一回事。苏联在输出资本的同时，也输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和苦难。
帝国主义确实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修建了工厂、铁路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帝国主义都为受害国“发展了经济”。但是，帝国主义阻碍了这些国家生产力的实际发展。特别是帝国主义在农村保持了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它阻碍了国内市场的实际发展，它使几百万农民处于饥饿状态，并且它还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工人，他们随着机器的运转而被榨尽最后的-滴血汗。
受饥挨饿的印度，是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它使我们看到社会帝国主义并不是在帮助印度“发展经济”，它只不过把资本主义剥削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结合起来了，丝毫也没有对生产关系的实质作任何根本：性的变革。几十万人正受冻挨饿而死去，但与此同时，却以印度钢产量有所增加（其中大量是出口到苏联的）来证明“发展经济”，这种作法，简直是下流无耻。可是，这却正是修正主义者企图向世界人民贩卖的货色。
同社会帝国主义在“援助”的幌子掩盖下的掠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真正社会主义国家的无私援助，这种援助支持了第三世界国家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及其反动帮凶的斗争。其中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就是中国援助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修建的一条铁路。这条铁路将连通两国，促进它们相互之间的贸易，并使赞比亚可以不依赖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就能把它的主要产品，特别是铜，运往海岸。
当这两个国家要求帝国主义帮助的时候，他们得到的答复是：修筑这条铁路不合算、没有必要。很明显，坦赞铁路将会成为由帝国主义修建的并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原有铁路的一个竞争对手。然而，中国承担了这一项目的援助。中国不仅提供了经济上的援助，并派遭了技术人员参加修建工作，他们同坦桑尼亚人民生活在一外，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还派遭学生到北京学习铁路技术和铁路管理。
这条铁路计划在一九七六年后期完成。它的完成，将不仅有助于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斗争，还将加强对非洲各国解放运动的援助。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克·尼雷尔一九七四年三月访问中国时，对这项援助发表过如下评论：“世界上的富国都讲援助穷国。其中少数几个提供了援助，但是大多数企图利用“援助”来掩盖进一步的剥削。中国不是一个富国，它什么都没有讲。它直截了当地使我们有可能修建一条连接我们两个独立的非洲前线国家的铁路，而没有利用我们的困难去谋利，甚至没有就此大做宣传-一尽管你们完全有理由这样做··.这条铁路对于我国和自由非洲将有极大的价值。但是，在铁路上担任技术人员和教员的中国同志艰苦奋斗和忘我服务的榜样，对于坦桑尼亚未来的发展可能是同等重要的·.···我相信你们把对坦桑尼亚和非洲解放运动的帮助，作为对世界革命事业的一项贡献。我们对你们的最好感谢，就是使这一事业在我们自己的地区获得成功。我向你们许下诺言：我们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中国提供真正援助的政策和苏联以“援助”作为剥削手段的做法，是由于这两个国家在当前世界上所起的完全对立的作用而产生的。这一情况归根到底是由两个国家的不同的社会制度的性质所决定的一一中国是工人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苏联的统治者却已复辟了资级大国。
近年来，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首的、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统-战线。在整个第三世界，人民从过去的痛苦经历中，了解到只有同两个超级大国进行斗争，才能使他们的国家赢得民族独立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各个国家的主要敌人各不相同的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例如印度支那人民把主要火力集中在美帝国主义身上，面近年来社会帝国主义已成为印度的主要敌人。
在某些情况下，利用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是适宜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在任何时候，最重要的是要看到，在战略上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是世界人民的敌人。如果不能作出这样一个正确的估价，那将是非常危险的，将会导致以一个超级大国的统治来取代另一个超级大国的统治，从而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有些人，其中包括许多真心实意的革命者在内，指出苏联在世界各地支持解放运动，因此认为苏联的所作所为不是帝国主义的行径。当然，苏联除了煽动并支持一些反动的“起义”运动（如孟加拉和前述其他例子）之外，它确实也支持过某些真正的解放斗争。但是，这并不会改变已经证实了的事实，即苏联是一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国家；也绝不会由于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了解放运动而显得自相矛盾。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了同美帝国主义争霸，对解放运动提供了一些军事和经济援助，那不过是苏联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同美国的争夺中多占点便宜而已。
美帝国主义同其他强国进行帝国主义争夺时，在许多场合下，也曾经这样做过。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曾经同印度支那、菲律宾以及其他地区的解放运动进行过一定程度的合作，甚至还对它们进行了援助，因为这些解放运动的矛头是指向日本的。然而菲律宾的例子也表明，尽管在有的情况下，它同某个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是必要的、正确的，同时却存在着一种危险，即不能十分了解并教育人民群众认识帝国主义的本性。
菲律宾共产党没有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大战以后立即使自已的党员以及菲律宾人民认识到，一旦日本被打败，美国就会从暂时的盟友变成菲律宾的主要压迫者，并在菲律宾重新建立起它的统治。结果菲律宾革命运动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当然，正象美帝国主义一样，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妄图控制并利用这些解放运动斗争来达到其帝国主义的目的的做法，是永远不会得逞的。帝国主义的愿望是一回事，可是，这些愿望能否实现，那又是另一回事。在当前世界上，两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在左右世界事务中，起着如此决定性的作用，形成了天下大乱的复杂局面，其特点是既给人民的斗争造成了有利的条件，也带来了极大的危险。为了抓住这个有利条件，迎着危险向前进，我们必须紧紧掌握住苏联的帝国主义本性；并了解到，归根到底是帝国主义的规律决定了苏联在世界上的所作所为。
六、苏联和它的东欧殖民地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加紧谋求霸权，与此同时，还采取行动加强对后院一一东欧的控制。除阿尔巴尼亚以外的绝大多数的东欧国家，原来都不是依靠自己革命运动的力量来发展社会主义的。这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的时候，都是由于苏联红军的英勇挺进才从纳粹的柳锁下获得解放的。苏联军队在所有这些国家都被当作解放者而受到欢呼。战争结束以后，苏联的友谊和社会主义的来临也受到这一地区各国人民热情洋溢的欢迎。这些国家的反动阶级（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以前基本上同纳粹为伍，或者完全听命于纳粹。随着同盟国的胜利，这些势力的合法性和权力也就丧失殆尽。
于是，这些国家就有可能在一九四五年以后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在这里，工人国家采取的形式绝大多数称为“人民民主国家”，因为，鉴于这些国家当时的特殊情况，无产阶级的专政都以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各阶层这三者之间的民主联盟为基础。这些国家同苏联一样都遭受过战争的巨大创伤，他们在独立和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依靠苏联的兄弟般的合作和援助，着手重建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
战争期间，美国曾保证帮助这些国家和苏联进行重建，以“感谢”这些地区的人民对反法西期事业作出的巨大牺牲。但是，当后来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时，这种援助所附带的政治条件是不能接受的。东欧国家处于严重困境。尽管苏联也面临着恢复经济这一无比艰巨的任务，斯大林还是提出了互助合作、互相交流的方针。斯大林的总目标是促进东欧国家经济的独立发展，但是在这同时，他也提议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进行合作并使其经济一体化。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就这样诞生了。
但是，经互会从一开始就由于沃兹涅先斯基（他又显露出丑陋的头角了！）的所作所为而遭到破坏。他作为苏联的首席经济官员而被委以管理该组织发展的职责。尽管当时的情况人们不尽了解，但是，沃兹涅先斯基显然在某种程度上把经互会引上了助长苏联统治的歧途。虽然在一九五六年以前，这种统治从未成为经互会在行使职能过程中的特征，但它的真正的弱点即使在沃兹涅先期基死后仍继续存在。③9
斯大林在战争结束时，决定暂时将社会主义阵营的总发展从属于苏联的恢复，这一决定也部分地助长了苏联对经互会的统治。随着美帝国主义不断地推行侵略扩张活动（比如在希腊），炫耀原子武器，对苏联的威胁不断加剧，因此尽快地建设苏联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是生死攸关的。这对于那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安全也是极为重要的。但是，斯大林这一政策的目的并不在于造成任何长期的组织结构上的依赖性，而只是在于暂时给苏联的需要以某种优先考虑。这在当时是一项必要的并且总的说来是正确的政策。
由于东欧国家主要是从外部获得解放的，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并不十分强大。尽管许多共产党员曾经是英勇的反纳粹地下战士，尽管共产党在绝大多数国家中是很得人心的，东欧的共产党却并没有坚实地在群众之中扎下深根，他们的革命经验在许多方面也是有限的。因此，这些党有时，甚至在他们总的说来仍然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候，还会犯严重的错误，这也是不足为怪的。这种错误在五十年代初给美国和西欧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在东德和波兰挑起反动叛乱。
一九五六年，帝国主义设法利用匈牙利共产党所犯的错误，在这个国家煽动了反革命叛乱。这一叛乱从匈牙利共产党内部的某些修正主义分子那里得到了帮助。那时，所有真正的共产党人都承认，在匈牙利许多正直的人都受了蒙蔽，但是他们决心不让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遭到帝国主义的破坏，尽管那时赫鲁晓夫已经开始将苏联引向修正主义道路。
在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建议下，赫鲁晓夫把军队派进了匈牙利。如果在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尚未在匈牙利煽动那些最为反动落后的力量之前，赫鲁晓夫就能果断坚决地及时采取行动的话，流血本来是可以大大减少的。
匈牙利叛乱不仅仅表明了东欧共产党的脆弱。这个叛乱实际上是由于赫鲁晓夫几个月以前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发言，特别是他对斯大林的攻击所引起的。这一反革命攻击使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混乱，削弱了许多执政的和在野的共产党的地位。情况表明，匈牙利共产机利用这种形势。
如果赫鲁晓夫没有对斯大林、对马列主义和对无产阶级专政发起攻击的话，如果他没有把苏联共产党和其他许多共产党拉上修正主义道路的话，匈牙利共产党人是有可能改正自己的错误的，他们也许还不至于象当时那样在通向修正主义和在匈牙利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上滑得那样远，匈牙利事件也可能在依靠群众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获得解决。然而，情况却不是这样。相反，赫鲁晓夫却采取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的手法，把当时已经相当虚弱、动摇不定的东欧共产党完全拉进了修正主义的泥坑。这些党听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指挥，复辟了资本主义制度。
绝大多数东欧共产党事实上都没有在群众斗争中经受过充分的锤炼，唯独阿尔巴尼亚是例外，这一点是举世闻名和鼓舞人心的。由于这个原因，这些东欧共产党就轻而易举地成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牺牲品。进驻匈牙利，在当时大体上还是正确的，因为它确实阻止了当时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落入帝国主义的魔掌。但是，它使东欧领导人由此感到恐惧，而屈从苏联，这是它的反面作用。几乎所有的东欧共产党都附和苏共二十大的修正主义论点，唯独恩维尔·霍查同志领导下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杰出地对这些论点进行抵制和遣责。
但是，在修正主义把苏联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演变为一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的同时，它却使东欧国家沦为在苏联帝国主义面前卑躬屈膝的仆从。今天这些国家无斯洛伐克、东德和波兰。
有些人争辩说，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指出，有些东欧国家，例如捷克期洛伐克，在某些方面工业比苏联更为发达。情况确实是这样。但是，老沙皇帝国的情况也是这样。不管其工业如何发达，东欧国家中没有一个能在军事上同苏联对抗。即使将其所有的经济能力加在一起，这些国家也没有足够广泛的经济基础能同苏联的全部工业能力相匹敌。这样，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他们要末继续充当苏联人的仆从，要末设法投靠美帝国主义及其西欧伙伴以得到保护和统治，如同捷克斯洛伐克人在一九六八年试图做的那样。
当然，还有第三条道路。可以相信东欧国家有时可能通过谨慎地挑动一个超级大国反对另一个超级大国或通过其他方式，坚持自己的权利而赢得某种程度的民族独立。南斯拉夫运用这种策略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社会主义国家也鼓励这种独立，正象它们鼓励美国的许多愧同其主子讨价还价，赢得让步。
但是，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坚持象阿尔巴尼亚在东欧成功地奉行的那种真正自力更生、真正独立自主的长远政策。在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掌握着政权，它的领导阶层在马列主义革命科学的指引下，敢于发动广大群众为捍卫独立和社会主义而斗争。只有在工人阶级能自由地发挥作用，推动经济全面平衡地发展的国家中，只有在党和群众紧密团结、相互汲取力量的国家中，才有可能保持完全的民族独立。这种情况是苏联在东欧的那些愧领导人连做梦也难以想象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分子。即使他们真的梦想到这一点，他们也会称之为噩梦。
今天，我们知道苏修炮制了“国际分工”的拙劣“理论”，为他们对东欧和其他地区的掠夺辩解。根据这种理论，每一个东欧国家都要为苏联新沙皇的利益作出特殊·的“贡献”。正如保加利亚《国际关系》杂志指出的，“国际分工”“将在各国的发展过程中，大大滋长片面性和依赖性”，并将“加剧各国之间的不平等”。
苏联对东欧进行经济统治的主要工具是经互会。沃兹涅先斯基的在天之灵如果知道他的得意门生柯西金也象他一样精通这门修正主义课程的话，他一定会洋洋自得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声称，所有的经互会国家都必须承认苏联的“领导作用”。他们公然说，某些国家，比如保加利亚和蒙古（经互会的非欧洲成员国，也处在苏联统治的铁蹄之下），不必“发展某些工业部门”，因为苏联已经“建成了这种工业部门”。这些国家因此奉命向苏联提供原料，甚至象保加利亚那样，提供廉价的劳动力。@
每年有好几万名保加利亚伐木工人进入苏联，在科米的森林里砍伐木材。今年，据报道说，大约有二万多名保加利亚人在苏联阿尔汉格尔附近从事-家巨大的造纸和纤维素厂的修建工程。难道这些工人不能对保加利亚经济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吗?
当然，在保加利亚，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也推动了诸如瓦尔纳等黑海休养地的发展。但这是供工人享用的吗？很难这样说。这里的海湾已成为专供苏联和东欧官僚度假的禁地，并且越来越向西欧和美国的旅游者开放。
在经互会中，即使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经济发展也是畸形的。例如捷克斯洛伐克，如果它的经济是全面发展的话，它现有的先进机床工业的发展，早已大大超过了目前的需要。捷克斯洛伐克机床工业的方向是满足苏联的需要。它的整个经济失去平衡，完全依赖于对外（主要是苏联）贸易。在波兰，符合苏联统治利益的专业化造成了波兰产品品种的减少。那里的批评者指出这种情况怎样在“技术进步、原料和投资方面起着不利的影响”。③
不仅如此，在“兄弟般合作”的借口下，苏联垄断了对东欧的燃料和原料供应。这是进行控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手段。据统计，东欧经互会各成员国“现在从苏联进口几乎全部石油，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的铁矿石和木材，四分之三的石油产品、金属材料、磷肥以及五分之三以上的棉花、煤和锰矿石。”@
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到过，苏联常常以很高的价格出售这些原料，而这些原料是印度、埃及、伊拉克等第三世界国家为偿还信贷而以低廉的价格卖给苏联的。通过提高这些原料的价格，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使东欧国家财政拮据。在一九六○年到一九七○年十年间，仅捷克斯洛伐克就被迫向苏联提供价值二十亿卢布的贷款和投资。保加利亚抱怨说：“它动用了农业投资中的一部分资金以偿付从外国进口原料的货款，这将放慢它本国农业的发展。”
在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东欧国家也充当了社会帝国主义者的马前卒。苏联在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提出的许多“改革”，往往先在几个东欧国家进行试验，特别是在匈牙利和东德。
我们革命联盟的人员尚未完成对东欧问题的研究，目前也还没有充分了解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细节情况。我们也没有全部了解苏联统治这一地区的种种使俩。但是，我们了解的情况确实足以使我们相信，这些国家已经沦为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东欧国家正在抵制苏联的控制。一九六八年，一个不同类型的资产阶级集团接管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这些人相信，捷克资产阶级如果越出苏联轨道就可以找到更加有利的前景。他们在修正主义分子杜布切克的带领下，对捷克期洛伐克经济提出了若干“改革”。杜布切克及其追随者一面碟碟不休地侈谈民主，并对群众作出某些细小的让步（几乎全是对小资产阶级作出的），一面企图按照他们称之为“市场社会主义”的路线重新安排经济。从理论上说，这不过是柯西金“改革”的极端的、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变种而已。但是它的真正的自的却是在于使其经济向西方的投资开放，以下事实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当时捷克人正在采取措施把他们的以卢布为基础的货币制度改变成可以直接兑换美元的货币制度。
但是，这是苏联不能容忍的。苏联统治者并不真正担心捷克人是否在试验一些新的资本主义经济“改革”。事实上，苏联也乐于让捷克人试验任何一种可能为苏联带来最大利润的资本主义方法。在“理论”问题上，苏联修正主义者也并不十分担心捷克人在马克思主义的伪装下更加公开地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这些努力，尽管在这里，我们应该强调指出，东欧傀儡党对苏联政策的政治上忠诚是一项重要利益，那是苏联领导不愿去失的。但是社会帝国主义者在捷克斯洛伐克主要担忧的是，可能会将这个国家“输给”美国和西欧帝国主义。这一点是勃列日涅夫及其一伙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他们在一九六八年八月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了野蛮的入侵。
一九六八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这一入侵不同于一九五六年对匈牙利的干预，因为时至一九六八年，苏联已经成了一个羽毛丰满的帝国主义超级大国。虽然杜布切克政府并不代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利益，但社会帝国主义的坦克却代表了一个更为凶横的敌人。人民当然认识到这一点。的确，尽管杜布切克政府立即投降，并敦促群众消极地放下武器，但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还是自发地、勇敢地进行反抗。共产党人严厉遣责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我们深信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总有一天会再次奋起斗争，并最终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帝国主义的干涉和统治下获得解放。
东欧国家横遭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践踏，受尽了苦难，尖锐的、不断恶化的矛盾越来越使这些国家动乱不安，激起了日益高涨的群众性反抗。迄今规模最大的斗争于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一年在波兰发生。社会帝国主义的统治造成了波兰经济的畸形发展，并由此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对着这种情况，波兰政府在一九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宣布大幅度提高许多基本日用必需品的价格，从而触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工人反抗斗争。十二月十四日格但斯克爆发总罢工，当地的共产党总部遭到袭击。十二月十七日斗争波及什切青，十八日又蔓延到埃尔布隆克。政府立即出动坦克，并枪杀工人，但无法制止骚乱。后来，以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走狗哥穆尔卡为首的政府和党的领导被迫辞职，哥穆尔卡集团被以爱德华·盖莱克为头目的新政治局所替代。军队撤了下来，但涨价的决定依然有效。
最后，在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五日盖莱克终于同意会见还在继续罢工的工人。作为苏联的忠实走狗，他对工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停止攻击苏联（我知道他们在散发这种攻击材料）。”真是原形毕露！
盖莱克经过许多让步，最后总算设法使工人复工。他同什切青的瓦斯基造船厂工人谈话的节录刊登在一九七二年英国《新左派评论》杂志上。这些节录是很有启发性的，它清楚地表明了波兰工人阶级正在更加坚决地同盖莱克之流的修正主义者及其莫斯科主子进行斗争。
波兰人民和全体东欧国家人民具有丰富的斗争传统，他们必然会团结一致推翻新沙皇的统治。
七、西方资本剥削苏联工人
苏联重建资本主义的后果之一，就是西方资本家可以随意剥削苏联工人和掠夺苏联的原料。这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极为丑恶的一个方面。
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苏联人民使他们的国家摆脱了沙皇及俄罗斯统治阶级的帝国主义制度，结束了帝国主义对他们国家的控制。而现在，随着资本主义复辟，苏联在新沙皇的统治下，又回复到帝国主义并且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剥削大开方便之门。
这一切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既然苏联声称“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我们怎么能说苏联工人阶级正在遭受外国资本的剥削呢？这难道不是象修正主义者所声称的那样，仅仅是平等贸易吗？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并且听听那些更了解情况的人的评论吧。
由于修正主义者在加速重建资本主义的事业中，越规模。况且，修正主义者已把苏联经济搞得一团糟，没有能力为人民提供基本的日用必需品。他们缺乏资金，特别是因为很大一笔资金已用于军火工业。因此，他们转而求助于西方，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一些急于竞争的西方资本家正在为其资本输出寻求新的市场和投资机会。美国报纸登满了关于这种苏联和西方资本家做交易的报道：菲亚特汽车公司在苏联建造了一座汽车厂、西洋公司的天然气合同、联合开发西伯利亚资源（石油、木材、铀矿）的计划，等等。
但是，始终在追逐超额利润并力图对投资取得控制权的西方帝国主义，竟然会投资在那些法律禁止传统形式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国家里，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的吗？
这确实是资本家在同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大笔交易之前所感到担忧的一个问题。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纽约时报》组织东西方贸易问题专家举行了一次圆桌会议，在这次很能暴露情况的独特的会议上，进行的讨论摘要如下：
《纽约时报》：“你们怎样经营才既能满足跨国公司要求充分控制企业的愿望，而同时又符合共产主义制度关于财产所有权方面的理论？”
亨德里克斯（代表一百四十五家公司）：“通过从心理上改变处理问题的方法。法基特先生（匈牙利国家银行的副总裁）有一次开玩笑时指出，东欧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投资场所，因为对一切东西都已实行了国有化。这就是说，，我们只需要改变我们处理问题的方法。同我们合伙的是政府，你谈判一笔笔交易，而对这些交易的控制并不依赖于所有权。”
讨论接着指出许多东欧国家（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已经修改法律使外国公司对工厂、矿山等的投资合法化。苏联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一位专门研究东西方贸易的国际著名的律师塞缪尔·毕沙参与了西洋公司的那笔交易。下面一段他说的话说明了即使苏联目前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也是无关紧要的：“从理论上讲，同外国人均等地分享所有权是同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共产主义国家不允许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进行剥削。但是，让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绕过这一点。美国公司谋求些什么呢？第一，寻求控制权。这是不是说他们可以在苏联或匈牙利或波兰控制住董事会呢？不可能。不管怎么样，在今后许多年内是不可能的。但是事实上，这也没有必要。如果你和一家共产主义的国营公司合办一项工程，在合同里写上关于联合管理委员会的条款，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反正共产主义的董事会并不会行使多少权力，并且他们对国际上的生意买卖也一窍不通。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排除一个由若干美国人和若干东欧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可以不触犯共产主义的教条法律而设计工厂，使其投产，进行质量监督并扩大销售范围等等。有那末一天，真正意义上的均等会成为可能。”
这一点说得非常透辟，但利润问题又怎么解决呢？怎样才能取得利润呢？让我们再听听毕沙是怎样说的：“我得到均等的所有权，或者如果得不到均等的所有权，也可以得到合同规定的那笔利润。但是共产主义哲学并不允许这一点。结果这家公司得到了比均等的所有权和利润更为宝贵的东西。它得到了专利权，得到在这项交易营业总额中享有一份的权利，并且被付给硬通货。”
至于菲亚特汽车公司，它在苏联建造了一座完整的汽车厂，这就是说，苏联工人每生产一辆汽车，这家意大利公司就得到一笔回扣。这也就是说，苏联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家分摊利润。菲亚特的例子特别清楚地表明了，引进资本主义的工厂对苏联工人阶级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意大利菲亚特工厂的好几万名工人，多年来一直在为反对增加劳动强度和非人的劳动条件而激烈斗争，而现在菲亚特公司却将它在意大利经营的工厂照抄不误地搬到了苏联。（菲亚特工厂曾多次未经工会同意就爆发了罢工，其中有一次罢工时厂方狡辩说：“我们不知道工人究竟在抱怨些什么，这儿同我们在苏联建造的工厂不是以同样的方式在进行工作吗？修正主义者竟然赐予苏联工人阶级以同样的命运，这只能说明他们正在自掘坟墓，因为苏联工人阶级必然会奋起反抗这种压迫并彻底推翻整个新资本主义制度。
菲亚特公司所代表的这种投资方式以专利权的形式获取利润。除此之外，另一种投资方式正在变得愈来愈重要，即西方银行向苏联提供贷款，利率约为百分之六。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二日《泰士报》报道说，西方银行家很高兴地看到苏联和东欧国家“正在回到债务市场上牟取利润的另一条途径。
正如这份《红色文件》在其他章节中分析的那样，仅仅国家所有制本身并不能保证生产成果归工人阶级所有。问题的要害在于：谁掌握政权？哪一个阶级的人管理国家？让我们再听听毕沙的讲话，他确实深知其中的奥妙：“很明显，我们现在不能通过占有企业而达到控制生产资料，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占有是不允许的。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这么做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对东欧人说，你们的国家将是这些装置、这些设备的所有者。我们只是向你们租借，比如说，借五年、十年或十五年。你们占有企业，我们在社会主义国家无权拥有这些生产资料，因为列宁和别的许多人都说我们不得拥有。可是在我们租用这些设备的时候，随着负责管理同时而来的就是我们控制所有-切实际的东西，比如生产、装运、计量等等。”
事情就是这样进行的。西方帝国主义者对生产资料所有制采取什么法律形式，半点也不在乎，但是他们对“控制”生产、利润、市场等“实际的东西”却大有兴趣。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实际的东西”中的一部分就是苏联工人阶级，他们也被“租借”出去供外国资本进行剥削。当然这就是利润的唯一源泉，这一点我们在第一章中已作过说明了。
苏联修正主义者企图为上述情况进行辩解，他们说，列宁在提倡新经济政策时也是这样做的。但是，正象第二章所分析的那样，这仅仅是苏修掩盖其真实意图的借不相同。当时，在有限的范围内，在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国家的控制下，这样做是为重建遭到破坏的苏联经济服务的，是为了帮助建设社会主义。今天这样做，是为苏联新统治阶级的野心服务的，它丝毫无助于共产主义，而决不是象某些参议员、劳联-产联的乔治·米尼以及苏联“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所声称的那样有助于共产主义。
苏修使用的另一个论据可以归结为一种对“毛泽东主义力量”的遣责，这种遣责认为“毛泽东主义力量”反对对外贸易，奉行“闭关自守”政策。这真是弥天大谎。
今天，中国和一百五十多个国家有贸易关系，但它和苏联的对外贸易关系迥然不同。中国的对外贸易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通有无”的基础上。我们不妨举粮食进口的例子来作说明。中苏两国都进口小麦，但原因不同。美苏之间的大宗小麦交易是苏联农业歉收的结果，后来引起世界市场价格上涨，苏联乘机把这些小麦中的一大批转售给其他国家，赚取中间贩卖的利润。这笔交易在美国国内也造成了价格上涨和粮食不足。
但是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它进口小麦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能向第三世界国家出口，往往是无偿赠送更多的谷物，特别是大米。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进出口平衡。相比之下，苏联负有债务，并且存在着严重的支付不平衡的问题。
中国外贸部长李强的下述一段话表明了中苏之间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区别。他说中国人民遵循毛泽东制定的会象某个超级大国那样，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吸收外国资本或和其他国家联合开发国内外天然资源。它决不同外国搞什么合伙经营，更不会象那个超级大国那样向外国乞求贷款。”
确实是这样，中国人民把帝国主义拒之门外。贸易，可以。剥削，不允许。我们坚信，苏联人民在推翻新沙皇以后，正象他们在推翻老沙皇以后一样，一定也会再次把大门关上的。
注释①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19f4
年版，第56页。②同上书，第56页。?同上书，第73，74页。④《国际生活》，1967年5月。5转引自阿沙·达他：《印度和苏联的经济关系》，剑桥，1972年。?转引自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发布的新闻稿，1973年10月31
日。?《北京周报》，1974年3月29日。⑧《北京周报》，1972年第3期。?《北京周报》，1974年3月29日。0达他，前引著作。1达他,前引著作。2原文无出处。③《远东经济评论》，1972年2月17日。4《共产党人》，1973年第8期。5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1964
年版,第58页。6《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72年1月3日。#《国际生活》，1967年5月。⑧马哈茂德·侯赛因：《埃及的阶级斗争》，纽约，1974年。19侯赛因，前引著作。20《对外贸易》，1965年，第3期。21《金钱管理人》，1974年4月14日。22《阿拉伯的愤滤现在转向资本主义的俄国石油大王》，载《每
日快报》，1973年12月28日。23《太平洋流域报道》，1974年1月。(2A《北京周报》，1974年1月11日。25苏联《经济问题》杂志，1972年2月。26《太平洋流域报道》，1974年1月。27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发布的新闻稿，1973年11月27日。(28《远东经济评论》，1972年7月8日。29《远东经济评论》，1972年1月19日。30《太平洋流域报道》，1973年7月。③1《太平洋流域报道》，1973年6月。③2B·里马洛夫：《苏联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33詹姆斯·A·卡特：《苏联援助的新代价》，第39页，纽约，
1969年。34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
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第96页。35里马洛夫，前引著作。36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1964
年版，第55，56页。37《经济问题》，1972年2月。38《北京周报》，1974年3月29日。39迈克尔·卡瑟：《经互会》，第1，2章。40转引自《北京周报》，1974年7月.5日。④同上。④②《今日阿尔巴尼亚》，1974年5一6月合刊。③转引自《北京周报》，1974年7月5日。
同上。5同上。46《新左派评论》，1972年3一4月合刊，第38页。47《对抗一波兰工人和党的领导人》，载《新左派评论》，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