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几个理论问题

一、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

只有社会主义革命能够消除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无政府状态及其带来的破坏和苦难。社会主义取消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取消了私人占有劳动群众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现象，从而解决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润不再是生产的目的了。生产是为了使用，是为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一小游手好闲的特权阶级的发财致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不再具有资本的性质（就是说，它已不受资产阶级的控制，已不能成为那些家伙残酷地剥削工人阶级以扩张他们的财富和权力的手段）。虽然工人继续领取工资，他们的劳动力不再是商品了。他们不再在市场上把劳动力出售给剥削者，让资本家去榨取最大限度的利润。

社会主义使人民能够解决那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解决的问题，使人民能够做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做不到的事情。举例来说，造价低廉的住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无利可图”的投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却成了优卖，是人民的灾难；在社会主义社会，则是资金充裕的公共福利事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公共交通无需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为了保持“自给”而必须收取高昂的票价（如旧金山的公共汽车和电车公司以及纽约的交通管理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创造的全部财富可以合在一起，不妨说是放在“一口锅里”，然后根据社会总的需要和发展加以分配，尽可能地不受某项投资在当前是否有利可图的影响。

社会主义把工人阶级的需要和利益放在第一位：整个社会的方向就是为劳动人民服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根本的规律却是你死我活的竞争。

但是，正如列宁所说：“无产阶级若不在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也是无从设想的”。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首要条件，也是最有决定意义的一步。然后，只有工人阶级统治的国家才能占有生产资料并废除利润制度；工人创造的财富才能通过国家而受社会的集体控制和利用，而不会作为资本落入资产阶级的腰包。

但是，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并不单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制。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的意思远远不止这一点。他们给社会主义下的定义是一种建立在废除了雇佣劳动基础之上的制度。

在一个没有雇佣劳动的社会里，生产关系必须反映出直接从事生产的人们对于一切生产力的全面的掌握。此外，这里面包含了这么一个内容，劳动的产品不再是商品，生产和消费丝毫不受盲目的价值规律的支配，而是由社会自觉地决定的。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需要生产的产品的总量和种类，可以根据各种产品对社会的效用以及生产它们所需的劳动时间这两方面的估计而直接作出决定，“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工人控制国家，从而占有生产资料，这是获得当家作主权利的最根本、最必要的前提条件。

列宁指出过，国有化并不等于社会化。为了建成一个更加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及时改变整个生产的组织和目的，借以使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使工人阶级的作用和社会主义原则得以加强。通过计划，无产阶级国家必须着手消除工人和他们对生产力直接行使支配权相脱离的现象，这种脱离是一切商品生产的特征。它也必须消除生产者之间彼此相对地隔绝的情况。

所以，社会主义确实是一个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长期的过渡阶段。前者是商品生产和阶级社会的发展的最高阶段，后者则表明彻底克服了商品生产的一切痕迹和一切阶级差别。在过渡时期中当然有不同的阶段。

在整个过渡过程中，工人自已必须开始在组织并指挥工厂一级的生产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而在全国范围内，工人必须逐步参与并领导整个的计划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不仅仅是在形式上或法律名义上结束工人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支配权相脱离的现象（这种现象正是雇佣劳动的实质所在）。

在日常语言中，我们说的“社会主义”就是指的那些已经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实现了生产资料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社会。我们是照着列宁的话这么说的，他说：“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承认新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的苏联，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决心是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核心，也是国家推行的各项政策的核心。在今天，象中国这样一些国家，正是把这种决心继续作为国家的指导方针。但是在这些国家中，还没有一个国家已经达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所描述的那么一个充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地步。其原因，至少部分是因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候，在这些国家中还十分广泛地存在着小商品生产。实际情况表明，要把小商品生产改造成为大规模的社会化的生产，必然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要分成几个阶段，而每一阶段都充满着激烈的阶级斗争！

在所有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货币继续充当计算产品的价值和分配产品的主要手段，而不是按社会劳动时间直接计算。国家的计划制订者用价值和实物单位（如重量、长度等）来分配资源和计量生产。不但工人仍旧领取货币工资，国家也以货币信贷的方式，给企业分配生产资料。例如，钢铁厂所用的铁矿石、煤或高炉都不是送上门来的实物；它是用收到的一笔一定数量的货币信贷或拨款来购买这些东西，同时它也接到了关于要购买的货物的数量和品种的指示。法律的眼光看来，它们又各具“法人”的身份。与此同时，我们在上面已经表明，它们又有一定程度的财政自主权，并且一般地都要求它们以销售所得抵偿成本，甚至还要赢得利润。

这一切表明，在实际生活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在我们把它叫做社会主义的社会，价值规律仍然在受到某种限制的情况下发挥作用。我们应该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

资产阶级说这就证明马克思主义是胡说八道，社会主义是白日做梦。他们声称现代工业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行得通。

在某些唯心主义“激进派”的眼中，任何形式的市场的存在就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的标志，他们全然不顾剥削是在生产的环节上而不是在市场上实现的。他们的结论是革命已经失败，要不然就是被出卖了。

正如大家可以预料到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分子基本上同美国和别国的资产阶级走的是同一条路线，只不过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辞藻把自已装扮起来罢了。看看《真理报》的版面，我们所见的是，“‘商品”、‘货币”、‘价格”、‘利润”·.·都是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俱来，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的。”

他们还告诫我们，必须分清：“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跟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内容和职能，历史上不曾存在过类似这样的价值规律和商品关系。”这一番话是苏联修正入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时期的标志，是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价值范畴在国内和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的领域。”①

然而，马克思说得很清楚：“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②因此，一个把自已叫做社会主义的社会仍然借助于市场范畴来安排自已的经济，这就表明它还没有完全摆脱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事实上，市场本身确实不过是一个远为广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一个方面。这个体系还包括从几千年的商品生产承袭来的劳动分工。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讲到，一定的分工在一切社会生产中都是必要的。但是，把一部分人推上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威、指挥和控制的地位，却是一种社会特定的分工；从长远的观点看来，这是不必要的。它只能是阶级社会的产物。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继承了这种分工，但是要设法消灭它。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述的新的社会主义关系是不能靠摇一下笔杆子所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关系的最后胜利要有一个过程，要耗费时间，也要进行自觉的斗争，即阶级斗争。它要经历一个长久的不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过程，一个不断地逐步加强工人自身管理社会权力的过程。它不是随着生产力发展而自行出现的副产品。毛泽东说过：“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③

人剥削人的现象从来就是以私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为基础。通过真正的社会化，通过有效地废除雇佣劳动并不断加强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社会权力（无产阶级专了共产主义，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工人和农民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别已告消失，当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已被按需分配取代的时候，一切的社会的不平等（作为个体的差别的对立面，个体的差别是永远存在的)才会消失。

总而言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继续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恢复资本主义提供了客观的基础，但是这并不表明，它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可以说，凡是工人阶级实际上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地方，凡是价值规律起作用的范围被缩减到经济的和政治的现实所许可的最大程度的地方，凡是党和国家积极鼓励工人阶级的首创精神去发展新的生产关系、包括新的分工的地方，以及凡是在工人阶级及其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大力实现社会各方面的革命改造的地方，那里就存在着社会主义。：

二、工人阶级是怎样在苏联

建设社会主义的？

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同在今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市场范畴起不了调节国家经济的中心作用。在有关生产和投资的决定中，价格只起最小的作用，规定的价格本身也是反映政治上的优先次序而不是实际的成本（例如，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年，基本消费品的价格降低了大约百分之四十）。同样地，企业完成它的计划是用货币价值计算的企业的产量），而不是利润。

工人知道他们是为自已做工。一九三六年的苏联宪法规定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它使不劳动者，使依赖别人劳动过活成为非法。它保障每一个公民有工作的权利。经济计划通过空前规模的工业发展把这一诺言变为现实，并且由于规定了劳动力的总额和每一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应该达到的水平，从而继续保证了充分就业。到了一九三○年，苏联已经关闭了最后一家劳动介绍所。

当然，在一项建设工程完工的时候，或者在技术的进步许可的情况下，也可解雇工人。不过那些工人总归是由计划重新安排工作的。计划是由中央机关在党的领导之下制定的。

我们考察一下今天的苏联工人的生活情况，呈现的景象就大不一样了。突出的现象之一是重新出现了劳动力的自由市场：在八十个城市里建立了挂着“劳动力利用局”这样美妙招牌的劳动介绍所兼失业人员事务所。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推行的所谓计划工作和管理工作的改革，已经使苏联宪法上关于人人有工做的保证成了笑柄。可是，那倒不要紧，宪法本身就是预定了也要加以“修正”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苏联劳动人民的地位决不仅仅是更加安定。由于工人们开始认识到他们自已是社会的主人，就出现了新的劳动态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群众运动开始自发地涌现。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这些运动为共产党所推广和普及。为共产主义的“嫩弱的幼芽”以共产主义星期六的形式出现。这是莫斯科-喀山铁路的工人的创举，和他们一起的还有党员和党的同情者，他们放弃休息日而进行无偿劳动。许多不同生产部门的非党工人立即起来响应他们。虽然许多人对于所做的工作是陌生的，组织工作也：做得很差，但是，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工人们的劳动生产率，却比正常的情况高出一到两倍！这个运动从莫斯科扩展到全俄罗斯。

在三十年代，掀起了第二个工人群众的自发运动一著名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尽管资产阶级（他们在这方面是老手）声称，期达汉诺夫工作法是用无产阶级的漂亮词句伪装起来的迫使工人加快生产的手法，这是完全不符事实的。它不是从上面发动的，也没有借助于工时研究员和“效率专家”，而是由顿涅茨盆地的一个普通煤矿工人亚历克赛·斯达汉诺夫首创的。斯达汉诺夫科学地分析了他自已的工作，重新组织了采煤的程序，丝毫不用增加体力强度，就使他的产量增加了十四倍。几乎是在他的成就公布之前，许多工业部门的工人们就已开始跟他竞赛，常常是结合成小组研究改进有关的工作。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普遍都很热心把他们的先进技术教给别的工人。

斯达汉诺夫运动不只是一场生产斗争，同时也是一场阶级斗争。斯大林在运动的初期说过：“这个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违反我们各企业行政的意志的情况下，甚至是在和他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和开展起来的。”企业

反对的原因是害怕小船要摇晃一一经理们不仅想要保持生产的低指标（这样容易达到），而且还要保留老的资本主义的分工，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组织和执行的分工。他们坚持说，生产工程师规定的方法是唯一正确的操作方法，直至他们在无数的事实面前无力抗辩为止。他们不愿承认这个事实：依靠普通的工人，而不是依靠专家，生产可以组织得更好，社会主义可以发展得更快、更全面。

所以，“斯达汉诺夫运动是从下面产生和开展起来的运动。”这个运动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意义，原因就在这里。它之所以成为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道理也在这里。不过，运动中也有某些缺点。首先，运动也许太着重于对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给予物质刺激。他们有时发到了奖金，或者还因为增加了生产而得到更高的工资。这不仅会在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中间助长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思想，并且还会产生使比较先进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脱离工人群众的不良后果。在个别情况下，这种做法甚至在工人群众中造成对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敌视。

其次，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本人常常被选拔出来，脱离生产，进入技术学院或大学去受训或深造。这确实表现了某种对才能和能力的合理使用，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会产生跟运动的目的背道而驰的倾向，因为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开始打破专家和群众之间的界线。限于当时的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把斯达汉诺夫位，看不到这一点则是严重的错误。

这些缺点丝毫也不改变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积极意义是居于压倒地位的性质，这个运动表现了阶级斗争中的一大进展，而丝毫不象帝国主义、托洛茨基派和修正主义的斓言所竭力污蔑的那样是“死逼工人快干”或“物质收买”。

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工人的首创精神和阶级斗争也具有一些不那么引人注自的形式。当时工厂里的纪律严格，然而厂里当权的人员也常常会在全厂范围的生产会议上受到一些指责。在党的积极分子的领导下，工人们揭露懈怠腐化、隐瞒设备和虚报产量等现象。厂长们害怕这些高度政治性的群众大会。

有关这种生产会议，下面一份材料可以说明问题。这是一次讨论工厂生产计划指标的会议，这份材料是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约瑟夫·伯利纳从一位前苏联商法和工业管理教授那里拿到的，后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走资本主义道路并流亡德国。（如果他再在苏联坚持数年，也许就可以成为一个大亨了！）

“所有的工人全都出席会议。接着就开始乱七八糟地搞所谓“赶超计划”，它很快就在一场混乱之中草草收场。他们宣读了计划。这里面我们的行政首长给我们提供了这样那样的情况，这样那样的指标，当然，我们必须完成它们，我们全都知道这是必须做到的。鼓动工作就是这样地进行下去。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完成和超额完成。‘我希望工人当中有人提出赶超建议”，这是一个工程师或者一个党组织的代表说的。于是，人人都要表现他的“积极性”，一个俏姑娘，一个送牛奶女工在座位上站起来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向斯大林同志保证超额完成百分之一百。’她不考虑原料，不考虑供应。接着第二个人站起来说，‘我们应该全体保证超额百分之一百，我个人保证超额百分之一百五十！”一句话，越抬越高，工程师和经济学家只好抓头皮。不管怎样，这还是叫做“赶超计划”，它是新的社会主义道德和更高的社会主义激情的表现。直到最上头也是这一套，你知道，在那里情况也是一团糟，无法形容的糟。”③

在这一段话里，很难分得清楚，究竟是什么东西更加显得突出：是这些劳动人民表现的对社会主义的热情，他们要挑重担的积极性呢，还是这个叛徒“专家”对于他们的轻蔑。

不过，这里面也确实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的某些基本的矛盾。从某种观点看来，这个混蛋也是言之成理的。对于象原料供应这一类技术的和物质的因素不加认真考虑，苏联的经济就无法进展。并且，超额完成的数量如此巨大（即使是可能达到的话），也许事实上对整个社会也不是件好事（当然，它对于管理人员和计划执行人员的墨守成规的保守思想倒是一剂对症的良药）。

简而言之，单靠工人的热情是不够的。管理复杂的工业经济要有一套适当的技术和形式，在工人们能够自已集体地掌握住这些技术和发展这些形式之前（不管那些最高贵的资产阶级嘲笑派说些什么，这都是工人们在过去和现在所能做到的），就得依靠这样的专家。

有一种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是，从工人队伍中训练一批新的、更有政治觉悟的专家。这当然是好的。但是，甚至这些“无产阶级专家”也仍然是处在一种客观上和工人阶级不同并且是在工人阶级之上的地位一一实质上是跟老的专家们同样的小资产阶级的地位，那怕是这些新的“无产阶级专家”确实在主观上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当然，这一矛盾，总的说来就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矛盾，在一个长时间内是无法消除的，但是必须采取措施来逐步做到这一点，而在各个阶段上，都要开展思想斗争和通过群众对专家监督来处理这个问题。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苏联社会，旧的分工尚未完全克服，新的分工尚未充分地发展起来（存在着这些生产会议本身就说明它至少是已经开始了）。当时对于限制价值和市场规律的作用范围是非常强调的，事实上特别是在三十年代，计划当局还有一种似乎可以完全不顾价值规律而行事的倾向，后来斯大林批评过这种过“左”的错误。与此同时，对于发展一种新的分工则相对地不够重视。换一句话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继续在苏联存在。我们马上就要重新详细谈论这个问题。

三、资本主义怎么能在一个

社会主义国家复辟？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人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的国家，资本主义为什么还会复辟呢？

答案是复杂的，但是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中，社会主革命产生的。但是，正象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写的那样，“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于-个资本家并没有放弃追求财富和权力的世界。不能指望老的剥削阶级会甘心情愿地失去他们的政权和财产。他们将试图通过武装反革命再次获得它们。为此，他们也必然要和外国帝国主义政府结成联盟。

历史表明，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挫败阶级敌人用暴力推翻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阴谋。对于这样重大的事情，决不能掉以轻心。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三年中，几乎所有过去在旧俄投资并获得很大好处的帝国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出动了军队，同前沙皇的将军们勾结起来，在农村大肆杀掠。他们在被打败以后，又实行了恶毒的经济封锁，同时还始终存在看再次发生军事干涉的可能性。果然，二十年以后，苏联不得不奋起击退纳粹的倾巢进攻。

经验表明，资产阶级手中不是只有枪炮这一种武器。在一九四九年，当中国人民的持久战争接近最后胜利的时候，毛泽东曾告诚说：“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但是，“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⑧

旧的资产阶级观念，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那个“人不为已，天诛地灭”的信条，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决不会立即销声匿迹的。资产阶级教育和文化从我们幼年起就向我们灌输，并在我们每天为生存而挣扎的过程中得到加强。它不仅在资产阶级中存在，而且也毒害和影响到一切阶级，包括工人阶级在内。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仍然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有力武器。因此，必须发动和教育群众不断地同它进行斗争。

但是，这一斗争主要不是一场抽象发生于人们头脑中的“斗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具体表现，在教育上是理论脱离实际，在艺术上是以旧剥削阶级为中心，并不知不觉地或甚至公开地支持他们，歌颂过去的反动道德标准，而不是表现劳动人民的斗争、成就和传播社会主义的道德观。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也表现在行政和经济管理中压制群众创造性的官僚主义方法。“专家决定一切”的口号只能是加强资产阶级的地位。

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斗争是在社会的一切领域中进行的，它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和方法去代替旧的思想和方法。

规模巨大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这样的一场斗争。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早年也进行过这类、斗争；但是由于对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而群众性的斗争形式还没有发展起来。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开辟完全新的天地，而所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却是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下来的。这些方法，在其的无产阶级的特性和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性质。这就多多少少为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创造了主观条件。

一九三八年，在斯大林直接主持下发行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曾指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我们将在下一章内说明，这句话的含意没有被斯大林所充分掌握，但是它指出了正确理解资本主义何以在苏联复辟的途径。

什么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客观条件呢？

我们已经提到过这样的事实，就是在任何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没有完全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取代。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继续存在，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在产品的价值形式中，已经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对立、产业后备军和危机的萌芽。”

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不能在真空中存在，而生产关系也不是形而上学的概念，它们都是存在于人们之间或阶级之间的实际关系。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复辟资本主义的主客观条件，这说明资产阶级或潜在的资产阶级集团也是继续存在的。

在苏联，我们能够辨认出一些充当资本主义复辟主要基础的集团：

第一，富农。在农业集体化之前，富农能够将没有土地的农民作为佃户或雇工来剥削。他们设法利用自已对粮食生产的控制权，向城市无产阶级进行讹诈，以取得后联无产阶级专政年代的初期，列宁曾将富农（农村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并列为促成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力量。他指出，当农业还处在很落后的状态，并以个体农民生产为特征时，必将继续为资本主义提供土壤，因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看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①而且即使在二十年代末期，富农阶级已经解体之后，许多人还是想方设法爬上了集体农庄中的权势地位，干着那种使私人利益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使集体同国家相对抗的勾当。

第二，经理、技术人员、其他“专业人员”、知识分子和脑力劳动者。这些人虽然名义上是为这个工人国家所聘用的，但是，却逐渐把他们领导的企业看作是自已的私产，并且高踞于工人之上。同样，技术人员和其他相似地位的人，甚至许多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的人（如勃列日湿夫），也认为他们的专长使他们有资格享受特殊照顾和特权。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过的，他们常常拒绝吸取工人的经验来解决技术问题。

这些集团构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社会基础。没有这样一个社会基础，复辟绝不可能由几个人，即使是职位最重要、最有影响的领导人所能实现。这些集团一方面可能形成–种社会基础一那就是，他们的客观地位使这些阶层最易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但是，还必须将他们同党和国家机器的高级官僚区分开来。只有后者才能把社会拉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并实际上按照资本主义路线去组织生产。正是一些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采取了资产阶级立场、世界观的党和国家干部，利用这一较低级的“中间阶层”作为他们的社会基础，发展他们的特权和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倾向，并驱使他们压制工人阶级的首创精神。

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那些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真正的共产党员，同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保持着紧密联系，并依赖他们作为自已的社会基础，作为唯一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的、将这一斗争推向前进的力量。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人，从这样一个立场出发，鼓励群众起来监督、批评并争取团结中间阶层，对他们的资产阶级倾向作斗争，逐步消除他们的特权，促使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党的领导机构中间，不断进行着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激烈斗争。这是社会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全面斗争的一部分，也是这个斗争最尖锐的焦点。毛泽东从苏联和中国（以及其他当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中得出结论：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主要焦点是在党内，特别是在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而无产阶级在这场斗争中的主要对象是“一小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他们又将是反复出现的。

这种高高在上的资产阶级野心家，由于他们处于特别有利的地位（生产资料已归国有，党控制着国家和企业的工作），就可以采取相对地不流血的方式，复辟资本主义。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另一些人开始时也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但一旦上升到了领导岗位时，就变得脱离群众了。他们陶醉于过去的业绩，并且感染上了过去他们曾与之斗争的那些观念。

我们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哪个阶级将进行统治”的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资产阶级势力必然要起来，不是图谋恢复私有财产，就是企图将工人阶级的社会财产改变为-个新的国家资产阶级的集团财产；但是他们的成功却不是必然的。

毛泽东已作出总结：“社会主义社会是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

无产阶级要保持国家政权并彻底改变生产关系，就不仅要对资产阶级集团，也要对人民群众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最坚决的斗争。

而且，在这个“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党和群众的关系是决定性的。如果党员脱离群众去进行工作，他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时期的任务。“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党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群众，使他们自觉地认清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并努力为之奋斗。

在苏联和其他修正主义国家，正是由于“从内部攻取堡垒”，资本主义才得以复辟，因此，党的关键作用就越发明显了。事实证明，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并使自已成为新的国家资产阶级的，正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以及在他们领导下的党的官更。

注释

①苏联《计划经济》杂志，1961年第7期。

②《马克恩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5页。

③毛泽东：《严重的教训》一文按语，《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重排本，第439页。

④斯大林：《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89页。

?约瑟夫·伯利纳：《苏联的工厂与厂长》，第275页，

坎布里奇，1957年。?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⑧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第1328页。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78页。

10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9页。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