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文化革命和社会主义阶段中的阶级斗争
现代社会中的两个主要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苏联的蜕化变质作出了两种完全对立的解释。资产阶级作的大量宣传和解释，自然不是以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阶级分析为依据。他们不认为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复辟是经历了一系列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的过程，不是从这个已经复辟的基础上去解释今天在苏联发生的一切，而是端出了他们喜爱的一套，说什么社会主义是“不切实际”的，什么它只适用于“落后”的国家，什么一旦建立起现代化的工业，它就没有生命力了，什么它迟早要和资本主义殊途同归，等等。
按照资产阶级的逻辑，当人们在贫穷和绝望的时候，即使他们被剥夺了“自由”（资产阶级所说的“自由”只能是被剥削和被压迫的自由！)也仍有可能支持革命；有朝一日达到了一定的生活水平，他们就会变得对革命不感兴趣，而只去关心消费品了；他们开始“厌倦”那种“老一套的共产主义宣传”，而是需要资本主义的文化和政治（资产阶级心目中的“永恒”的政治制度）。还说什么当政党大权在手时，革命的领袖们就变得保守起来，他们抵制头上的新的压迫者。这就是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卫道文人津津乐道的一套东西。他们用苏联的经验来证明他们所说的一切和他们的“人性论”。这个“人性论”跟基督教的关于原罪的说教一样，认为人类本质上就是以我为中心的，并且永远从最狭隘的自私自利出发，这种自私自利的行动只有在资本主义市场的活动中才能得到“公断”。
无产阶级及其马列主义的领袖们得出的结论则完全相反。我们决不认为人类永远达不到更高级的社会形式一共产主义，在这个社会里，阶级、剥削、压迫以及物质的缺乏都将成为历史的陈迹。我们考察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这一深刻的反面教材，为的是更好地学习如何用各种形式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为的是使社会从野蛮的、过时的资本主义制度进步到共产主义这个崇高的目标。
苏联的经验是个反面的例子，我们必须加以研究。这里存在着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它从反面告诉我们必须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并坚持从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也正是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核心问题。
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决定着中国是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还是回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一在中国仍然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后者意味着它将使中国重新变成帝国主义、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同时中国农村的半封建关系也必将重新出现。文化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革命领袖在总结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被颠覆和破坏的教训以及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阶级斗争的经验的基础上，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几亿群众参加的革命斗争。什么群众不能继续干革命呀！什么革命的领袖不可避免地要变成腐败保守的老爷呀！这些资产阶级的论调可以休矣。
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应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验，是领导文化革命的理论基础。一九四九年起，中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成为主要矛盾，这以后，剧烈的阶级斗争始终在进行着。
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中国人民和共产党面临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任务。生产力极其落后，当时中国的工业很少。事实表明，夺取政权以后，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小资产阶级因素，甚至资产阶级因素，在中国比在俄国更为需要。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的直接自标不是社会主义，这一阶段的革命锋芒是指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即大资本家，他们和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并运用国家机器作为积累资本的手段），这一事实使斗争愈益复杂起来。
在这一阶段的斗争中，民族资产阶级，或其中的某些部分（那些并非完全同帝国主义分子联结在一起的资本家）站在人民群众一边，因为他们面对的客观矛盾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夺取政权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主义阶段，还是经历一个漫长的资本主义阶段的问题。刘少奇提倡后一条道路，他的路线是“剥削有功”。
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要求立刻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它取得了胜利，到一九五六年，在城市工商企业中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这时，刘少奇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并使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解除武装，宣称“在中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已经解决”。刘提出这条修正主义路线的背景，正是赫鲁晓夫上台的时候。那一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向马列主义发动猖狂进攻，从背后向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捅了一刀，使它陷入一场严重的混乱之中。
仅仅一年以后，即一九五七年，在中国经济沿着社会主义路线获得基本改造之后，在修正主义据有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强大地位的条件下，毛泽东写了他的著名文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这篇著作中，他论述了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他指出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矛盾（敌人指被推翻了的地主阶级分子、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和人民内部矛盾（例如，工农之间、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矛盾等等）。他强调说，人民队伍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可以发展成为对抗性矛盾。
毛泽东所论述的、更有重大意义的一点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
毛泽东在同一篇文章的后面说：“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已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已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毛泽东就这样直截了当地驳斥了修正主义分子，并指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即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从一九五七年到文化革命这一段时期中，在中国显著地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这使中国的革命经历了迁分子利用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向中国共产党，向无产阶级专政，向社会主义发动了全面进攻。他们主张“自由化”，换句话说，就是要回到资本主义去。
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是大跃进的年代，为了巩固和扩大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中国人民建立了人民公社。同时，并迈开大步发展工业，包括全国各地的小型多样化的企业。但正如无产阶级每一重大前进步骤总会遇到阶级斗争一样，大跃进也遭到了苏联、中国国内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拼死反抗和破坏。
大跃进同一切真正强大的社会运动-样，不可避免地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某些暂时的不平衡，加上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的一系列自然灾害，包括干旱和洪水，严重地影响了农业产量。中国共产党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抓住了这个情况不放，乘机跳出来污蔑和攻击大跃进。
苏联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更是乘人之危，趁火打劫，停止全部苏联援助，撤回数以千计的帮助中国发展工业的技术人员，以配合并支持他们的中国同伙。他们搞突然袭击，也不招呼一声就使出了这个杀手。他们不仅撤走工程技术人员，而且把图纸和施工方案都一起带走。苏联的修正主义分子妄想用经济讹诈追使中国人屈从于莫斯科正在推行的反革命路线，破坏毛泽东所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三年困难时期以及其后数年，中国共产党党内以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势力疯狂产的幌子下，鼓励并推行了许多苏联修正主义分子采用并鼓励的方法和政策。工厂里的奖金制度、计件工资等盛行一时，迷信“物质刺激”，管理权几乎完全落在厂长和技术人员手里的情况屡见不鲜。贪污事件也不是没有，贪污者总是要寻求并且也常常能得到刘少奇的“政权机器”里的上层人物的保护。
资产阶级分子特别注意钻进上层建筑的要害领域（学校、新闻出版和文学艺术界）。在那里他们可以阻止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进展和传播，并利用这块阵地去散布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毛泽东经常指出，任何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前总要先“造成舆论”，这确实也正是走资派加紧在干的事。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文化部，那里是刘少奇手下的修正主义分子统治的地方。毛泽东说，“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他还说，卫生部应改名“城市老爷卫生部”
文化革命的直接先导是一九六三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个斗争中，刘少奇竭力镇压群众运动，实际上把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反对毛泽东的路线和无产阶级。一九六四年年底，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总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方向的会议上，毛泽东写道，“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直截了当地指明，主要目标不只是那些老的地主分子或老的资本家，而恰恰是共产党内部的、尤其是处于领导地位的资产阶级势力，因为这些人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内的革命派已经看得一清二楚，中国革命正面临着一个关键时刻，如果不采取措施，走资派必然会篡夺政权。如同毛泽东在一九六三年写的，如果党不注意阶级斗争的话，“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
自然，中国自解放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一直非常尖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化革命并没有什么特别。但以前的斗争不足以防止中国的资产阶级势力在党内和国家政权机构中增强他们的权势地位。以前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总是用解除走资派职务的办法解决的。在作出这种处理的时候也常常设法通过群众大会、示威游行等方式吸收群众参加。然而也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一样，对资产阶级分子的镇压，即使同时也在群众中进行教育并取得他们的支持，但从不是主要由群众自已去执行。
在上文叙述苏联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章节里，我们已经看到，对走资派斗争的处理方法，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没有做到让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经受锻炼，并在这个斗争中彻底反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支柱，即群众不能自已管理自已的事情，而必须依靠少数“救世主”和“天才”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并保护他们的利益。
“最上层”的斗争虽然能清除个别直接威胁无产阶级统治和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但不能最充分地发动人民群众经历一场在马列主义路线指导下的、有领导的斗争，并在这场斗争中认清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实质。同时，它也没有解决如毛泽东所说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问题。因此，在苏联，一旦象斯大林这样有威信的领袖去世以后，那些资本主义分子就能通过一次政变把政权夺了去。这样一来，党和国家机器已不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而是成了镇压革命派的工具。
在文化革命的初期（一九六七年二月），毛泽东写道，“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么一种形式和方式。
它是在一九六六年以一场改造京剧、交响音乐和芭蕾舞的剧烈斗争开始的。这些东西在社会主义时期没有什么改变，基本上仍然反映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剥削阶级世界观。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印发了一个由毛泽东亲自领导起草的《通知》，其中规定了文化革命的总路线。《通知》号召向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展开猛烈的斗争，清算教育界、文艺界的资产阶级思想。
在这个《通知》里，毛泽东指出：“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纯是一场批判文化教育等领域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运动，而是一场革命斗争，旨在推翻那些在党和国家里身居高位的人，他们实际上已在社会的许多方面窃据了大权一一尽管他们尚未控制整个国家机器。
一九六六年五月，北京大学贴出一张大字报，批判学校校长，控诉他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多几天，这张大字报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把它发表在报纸上。第二天早晨，北京大学的墙上盖满了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大字报，展开各种意见的争论。在极短的时间内，这样的大字报遍及全国，在每个学校、工厂、公社和机关都可以看到。
除大字报以外，还进行了大辩论，对文化革命的各个急迫的问题开展论战。干部中有些人实际上是反革命分子，而还有一些则是好人，但是犯了严重错误，中了修正主义的毒，他们都被叫到群众大会上，被迫回答群众的批判。
几百万革命青年来到北京，毛泽东亲自接见他们并鼓励他们继续革命。毛泽东告诉这些“红卫兵”：“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这就成了文化大革命中激励士气的口号。文化大革命并非象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所胡说的，是毛泽东在党的领导岗位上削除他的对手的“巧妙的计策”，而是解放群众的力量，使他们能够向压迫他们的修正主义分子及其反动政策进行回击，并粉碎那些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叛徒们的“司令部”
在一段时间中，中国大地显得是天下大乱。实际上，审查。社会的每个方面都受到批判并经历了斗争。正规的教育停顿下来，许多地方的生产都瘫痪了一定时期。那些资产阶级代理人，一旦火烧到他们身边，就设法把群众分裂为对立的组织，转移群众的斗争目标，挑动群众斗群众，忠实的革命派被错误地指责为反革命分子的情形也是有的。
修正主义分子叫事情搞糟了。每当群众起来斗争的时候，反革命势力总是来这一手的。早在四十年前，毛泽东在论述湖南农民运动时，就谈到了这一点：“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一派的议论，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但其实质则和前一派同站在一个观点上，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甚至有些误入歧途的老实人一度也滑到了“糟得很”的行列中去，认为文化革命“太过分了”。然而，在这些动乱中，毛泽东和党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作出结论，认为中国的形势从来没有这样好过！剧烈的斗争，运动的反复，变成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马列主义最大学校之一。
一九六七年一月，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上海的革命派成立了革命群众组织、人民解放军和党的革命干部的大联合，夺了被走资派统治着的中共上海市委的权。由人民群众直接采取行动，从下面推翻那个不再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局部的国家机器，这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历史上的第一次！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总结上海一月革命的经验，号召革命派联合起来在全中国进行夺权，重新控制所有那些被走资派篡了权的机构。的，是中国人称之为“斗、批、改”的过程。这是进一步使生产关系革命化，使之更能适应于生产力的过程；也是改造上层建筑，使之更能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过程。这一过程在中国仍在进行，并将以不同的方式、通过各种不同的斗争继续下去。在社会主义时期如何进行阶级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许多问题，中国的经验尚未作出完整的答案，或只不过是试验性地给予了一些解答。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
一、教 育
青年的教育在任何社会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教育基本上是把资产阶级思想教给青少年，同时训练他们得到必要的技能和知识，以便为资本家服务（由于“服务”的性质不同，实际的训练形式也不相同一换句话说，不同的阶级接受不同的教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教育必须有助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同时授以社会主义经济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
中国在一九四九年解放时，继承了旧社会的教育制度。直到文化革命，其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大体上和解放前没有什么区别，在很多方面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差不多。进大学是由考试来决定的，这种做法和我们国家一样，事实上排斥了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子女。把课程弄得比实际需要的更复杂得多，强调个人奋斗的资产阶级思想，普遍地理论脱离实际，即自然科学同生产相脱离，社会科学同阶级斗争相脱离。讲授炼钢过程的教授们，即使去过钢铁厂的话，也只是偶而有之，并且也肯定不曾在那里劳动过。讲农业课的教师，种庄稼不知道哪头朝上（这是在文化革命之后，他们参加田间劳动的时候表现出来的）。
一般来说，学校的教员都是照着传统的资产阶级的方式办学的，尽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是真心实意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这种教育制度同新的社会主义秩序完全不合辙。
学生和青少年作为开路先锋，在文化革命中一般地起看重大的作用，敢于向反动的资产阶级权威挑战，但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由于他们原来的思想观点的限制，单凭他们自已是不能完成教育制度的改造的。归根结蒂，击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只能依靠粉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整个社会的群众斗争。
在文化革命的某一个时期，毛泽东号召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去管理学校。这是保卫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毛泽东所规定的政策“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直接体现。
工农兵领导学校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协助学生和革命的教职员结成革命的大联合，结束许多地方学生造反派内部进行的剧烈内战（有些内战，包括那些引起严重武斗的在内，后来查明是由反革命分子挑起的）。在毛泽东的一所理工科学校），结束了那里的战斗状态。
若干工人被一些受反革命分子挑唆而陷入狂热的派性的学生所杀害，还有一些受了伤。但工人们没有进行报复。相反，他们设法把学生争取过来，说服他们停止武斗，实行文斗。而在工人们自已使用这个方法时，实际上不时地要提防着子弹或其他武器的伤害。这是政治挂帅的一个极其动人心弦的榜样，也是为什么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有力榜样。
在工人阶级控制了清华和其他教育机构以后，毛泽东号召工人的代表们永远留在学校，进一步帮助他们实现革命化。自此以后，中国的教育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旧的考试制度被废弃了。今天，所有的中国青年在完成中学（高中）的学业以后，都到工厂、公社或部队去劳动至少两年。能否进大学，多半是根据同申请人一起劳动的伙伴们的推荐决定的，伙伴们观察他或她对待劳动的态度、阶级立场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把这些作为判断他或她配不配做一个大学生的主要标准。凡被推荐和最后被选中的学生都是党和劳动伙伴们认为是能够利用教育来促进社会主义革命的人，而不是为了创建个人事业的人。
学校的学习内容也起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学制缩短了，课程也简化了。今天的大学把注意力集中在和实际斗争密切联系的科学、工程、技术以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上面。象哲学、文学艺术之类的东西也是教它们已成为全中国人民的财产。教育的指导方针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培养技术人员为社会主义作出贡献，培养工人阶级接班人继续干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进一步大力克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矛盾。
例如，现在的学生在学习给庄稼施肥的科学时，他们是通过边干边学进行学习的。从积肥到在化肥厂劳动，他们样样都干。这样，他们所获得的知识是全面的，是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人农民的需要和经验直接相联系的。
现在不仅大学生是从工农兵中选拔的，并且还有一些工人在课堂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他们经常受到邀请，以他们切身经验体会来讲授学生们正在学习的科学技术科目。但是比这个更加重要的是通过给学生上阶级教育课，讲旧社会的苦，帮助学生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促进学生的思想革命化。
学生和教师的关系也起了根本的改变。教师在课堂上不再是学生不能向他提出疑问的统治者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批评和斗争取代了盲目的服从。这同样是工人阶级领导教育和社会各个领域的产物和反映。
教育方面的这些巨大变化表明，在阶级斗争中，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在生产关系方面，尤其在处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矛盾问题上，是资产阶级的一个决定性的失败，无产阶级的一个重大胜利。这又反过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和科学实验的发展。而在彻底改造社会，最后消灭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阶级矛盾的长期的、复杂的斗争中，这还只不过是一个起步，仅仅是前进的一个开始。
二、城乡关系
城乡差别是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中必须予以解决的重大矛盾之一。今天中国的城市，正如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一样，其特点是具有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在城市中，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占优势的形式是国家所有的工业。中国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则较为低级，是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每个公社占有一部分土地，它们把产品出售给国家一一一种商品交换的形式。
中国农业的特点是生产力仍然相对落后；机械化虽然正以较大的规模在发展，但仍然很少。过渡到完全的国家所有制还需要长时期的艰苦斗争，要发展农业生产力，在农村建立工业并提高农民群众的无产阶级觉悟。
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道路是有计划地跟城市工业的发展结合起来，跟工人们通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而提高阶级觉悟结合起来。如前面所说，向共产主义的全面过渡，只有在克服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基础上，当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已变成有觉悟的共产主义的劳动者，社会上的阶级差别的基础已经消灭之时才能实现。
文化革命对中国农村的进一步革命化，加强工农联．盟并向着最终消灭城乡差别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把大量的城市中学毕业生送到农村去，是这个方面的一个重
第一，使这些青年人同广大的中国人民群众（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相结合，并使他们和农业生产紧密联系起来。农业生产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是主导），农业为工业提供原料和市场，而工业则向农业供应机械化的手段（所有这些都受社会主义计划的制约，而不是受资本主义市场的制约）。
第二，知识青年涌到农村，有助于为农村提供具有基本技术训练的人力，从而有助于农业机械化并在农村建立工业。
第三，这项政策有助于扭转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点，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自发地”存在下去，除非有意识地用社会主义计划和原则同它进行斗争。事实上，在文化革命前，这种状态在中国的确存在；但现在，中国的城市人口已经稳定下来，在某些情况下，人口还有所减少，而农村和边疆地区的人口则按照计划的规定在增长着。
鼓励人民公社发展小型工业，是共产党自大跃进时期以来的一贯政策。但在文化革命的影响下，依靠地方的积极性和运用地方资源建设工业的进展迈开了更大的步子。大量的工厂在农村中建立起来，主要是支援农业的化肥、水泵厂，以及为农民的需要服务的小型纺织厂等。
中国医疗方面的巨大变化，一直使来访的外国客人惊叹不已。它对中国农村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对最终克服城乡之间、脑力和体力劳动之间的矛盾作出了贡献。除正规医生以外，培训了大量的、中国人称呼的“赤脚医生”去处理农民健康方面的大部分需要，医治一般的疾病，治疗骨伤，普及避孕知识，等等。医院和诊所更是转向适应农民的需要。同时，大学里培养的医生则和农民一起参加生产。用这种方法就使得资产阶级的“分工”受到“两面夹攻”一一农民被训练为医生；而医生则到田间去劳动，向农民学习。
三、文学和艺术
如先前所指出的，文化革命的首要目标之一是文艺领域。许多艺术部门，包括京剧、交响乐、芭蕾舞等，实际上从解放前以来都没有改变过。古典的题材、外国资产阶级的作品和老的剥削阶级的人物统治着舞台。钻进共产党内的反革命分子竭力阻挠文艺的革命化，利用他们垄断的舞台和印刷出版机构，拼命制造舆论，复辟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对党和毛主席的恶毒攻击出现在历史作品和剧本里。
除了那些妄图对文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分子以外，有一大批作家和艺术家，他们虽然真心实意地拥护社会主义国家，但并未从思想上同旧社会决裂。修正主义分子阻挠作家和艺术家的改造，企图利用他们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
文学艺术领域中的斗争是文化革命中具有关键性的斗争之一。通过这一斗争，已经创造了一些新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真实地为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工农群众的利益服务。象《智取威虎山》和《红灯记》这样的京剧，象《红色娘子军》这样的革命芭蕾舞剧，都是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了的艺术，它们用真实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的英雄形象代替了原来舞台上的古老“英雄”，即皇帝、地主、美人和死鬼。地主、资本家和反革命分子仍然在这些无产阶级样板戏中出现，但他们不得占据“舞台中心”。他们是作为群众所不齿的、仇恨的、为人民的革命斗争所打倒的对象而出现的。
文艺方面的变化，也可以从艺术和人民生活的进一步结合中看到。目前，交响乐、体操队、剧团和其他文艺工作者都积极地到群众中去，在工厂、公社、公园等处演出。文艺工作者在演出的过程中也参加生产劳动，向劳动人民学习。
同时，工农队伍中出现了新的作家和艺术家；劳动人民自已的文艺小分队正在全国逢勃发展，同专业的文艺工作者并肩前进。这也是进一步打破“职业”艺术家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界限的一个步骤。
但是，在文学、文化和艺术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总的说来，仍然是非常尖锐的。资产阶级企图以这一种或者那一种方式在这个领域里重新施加它的影响，并且妄图把无产阶级赶出这一领域。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是尤其尖锐的，因为文学艺术在任何一个阶级手里都是表达它的世界观和制造舆论的强大武器。资产阶级可以利用文学艺术兜售它的反动世界观和政策，以隐晦曲折的方式散布它不能明目张胆宣传的种种反动思想。
无产阶级如果在文学艺术方面没有领导权，就不可能按照自已的世界观统治和改造社会。早在三十多年前，毛泽东在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已经阐明：“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
这一切说明了：为什么今天中国在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仍然是非常尖锐的；而且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消失之前，文化领域将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关键战场之一。
四、“抓革命，促生产”
生产方式进一步革命化
工人阶级一旦夺取并控制了生产资料，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就完全不存在了，这就是苏联以及其他国家的修正主义者的主要理论武器之一。我们在前面的几章中已经看到，苏联的走资派，在斯大林逝世前后，都是不断地提出这一论据的。
斯大林在他逝世前一年出版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有力地驳斥了这条路线。他在答复修正主义经济学家雅罗申科时写道：“我国现今的生产关系··完全适合于生产力的增长，推动生产力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但是，如果以此自满，以为在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那就不正确了。”斯大林在这里所说的基本上也就是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写的，一即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
斯大林还警告说，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那就会导致“生产关系就可能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极严重的阻碍者。”但是斯大林只是暗示了这一点，而没有能象毛泽东那样作出完整的结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当然，毛泽东是既根据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也根据苏联的经验得出这个结论的）。
在中国，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本上是相适应的，这一事实是解放以来的生产取得了巨大增长的原因。但是，生产关系仍然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矛盾，根据“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继续保持不同的工人之间的不同的工资（技术工人比一般工人工资高，重工业工人比轻工业工人工资高，等等），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一一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这些差别和其他差别，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残余，它们仍然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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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主义者想要抹煞这些矛盾并且否认这样的事实：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实际上是推动社会前进而且（在无产阶级占优势并且控制着社会的情况下）使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修正主义者却声称，一旦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化了，那末工人阶级的唯一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实质上就是为生产而生产。但是，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经指明，只有在劳动人民对生产目的和计划不断提高自觉性的基础上，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对生产过程的控制不断加强的情况下，才能建成社会主义，到达共产主义。没有这一点，而把生产本身当作目标，只能是反映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利益，并为这种利益服务。
刘少奇在中国大力推行了生产方面的修正主义路线：刘跨台后，林彪和陈伯达又曾使之拾头。他们竭力说什么在中国主要的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这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机械唯物论和“唯生产力论”而已，它们受到修正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以及资产阶级在革命队伍中其他一些代理人的支持。
这一“理论”胡说什么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自然而然地导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相反地，在生产力仍然处于相对地低水平的发展阶段的地方，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这就否认了俄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因为它抹煞了人民自身的创造力和革命的因素，从而也排斥了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必要性。
这次文化革命给予这条资产阶级路线以致命的打击。它对物质刺激、一长制这类东西展开了-一系列的大批判和斗争。归根结蒂，这场斗争的矛头是针对那些破坏工人阶级管理生产的走资派的。
批判是一种破的形式，毛泽东强调过，“不破不立。”随着走资派的罢官并对他们的资产阶级的方式方法进行了大批判，工人阶级就面临着使生产关系进一步革命化的重大任务。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发展现代化工农业的需要，必须推行一些管理国家和企业经济活动的新的办法。虽然通过不断的阶级斗争，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而且只要阶级矛盾仍然存在就不可能完成；但是许多改革，确实是抓住了文化革命所要解决的问题的实质。
现在中国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都要参加集体劳动。采取的形式是每周有几天或是每年有几个月在工厂的流水作业线上或农村劳动。在党的领导和鼓励下，工人、农民对管理人员和领导所犯的错误，采取个别交谈、会上帮助或贴大字报的形式进行批评。工厂的工人可以对生产定额进行讨论，提出批评或建议修改。
作为变相的计件工资等等的奖金制度已被废除。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同普通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别正在逐步缩小。更能体现集体管理的组织形式，如革命委员会或工人管理小组，已有发展，它们的成员通过工人和党委共同协商产生。工厂的规章制度已加修改，许多不合理的管、卡、压办法和“官样文章”已被铲除。
所有这些革命性的改革产生了解放生产力的效果。文化革命以来，中国工业发展的速度大大加快，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提高。劳动人民一旦重新牢固地掌握了主动权，他们就完成了许多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在中国的出版物中，不断地报道了工人如何发明并从废料里制造出新机器，又如何把过去的“废品”重新制成完整的新产品的事迹。
除了工人在日常工作中提出更快更有效地进行生产的建议以外，为了发展新的生产技术，还成立了由技术人员、革命干部和老工人组成的三结合小组。一旦战胜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过去从未做到过”，“在“先进”国家里不是这样做的”等等的资产阶级思想，工人就完成了一切资产阶级“专家”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一一如在三十九天内在只有制造五千吨船只的设备能力的船台上，建成了一艘万吨轮。
所有这些和其他方面的许多进步，都生动地证明了毛泽东所提出的“政治挂帅”的社会主义原则的正确性。这对资产阶级和它所雇用的修正主义文人来说，是很惨重的失败。这些人宣称，如果不象修正主义者在苏联搞资本主义复辟那样搞利润挂帅，那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我们在前面的几章里已经看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需要考虑各种企业的利润。但是，工人阶级在向共产主义前进过程中，必须经常努力限制并最终消灭它。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一般说来，企业需要获得利润以便国家能为发展生产积累更多的资金；但是，利润这个问题能够而且必须服从人民的需要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任务，这也同样是正确的。例如，为了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巩固工农联盟，也许需要在一段时期内，不顾亏损，去生产拖拉机等等农业机械。
这样做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可能的，因为工人阶级通过它的国家政权集体地控制了社会的盈余，并且根据社会主义的全面计划把盈余分配给各个经济部门和特定的企业。但是，决不许可用利润挂师来代替工人阶级的革命的政治挂帅。因为这样做会导向资本主义，而且会因此导致不断的经济失调和生产无政府状态。
文化革命也影响了各工业企业之间的关系，还影响到工业同全体人民之间的关系。一旦粉碎了利润挂帅的观念，工厂就能生产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东西，即使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产品“无利可图”。制造厂的工人现在访问使用厂（比方说，这个厂买了他们厂的机器），检查他们所生产的机器的运转情况并征求使用厂工人的批评意见，回厂后进行讨论，进一步加以改进。
生产消费品的工厂，现在直接向群众征求关于需要什么样的新产品、对现有产品有什么批评等意见。举一家生产雨衣的工厂为例，可以说明这一点。这家工厂的工人访问一个公社，那里的农民正在插秧，他们看到雨衣的下摆拖曳在水里。因此，他们回厂后就在雨衣上另添一副钮扣用以防止雨衣碰到泥水。这一切是在社会主义总的计划范围内，依靠群众，政治挂帅并突破劳动人民在生产过程中彼此之间的隔绝而得以实现的，从而使他们能更自觉地进行生产，对社会主义革命作出贡献。
对于文化革命以后中国工人阶级所创造的近乎传奇的业绩，也许要满满好几本书才能写得了。关键是革命，力，进一步变革生产关系并开展上层建筑里的斗争。革命解放了群众的创造力，从而进一步解放并发展了社会生产力。
继文化革命而来的生产方面的巨大进展生动地证明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正确地体现了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对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的有力驳斥。工人阶级如果掌握了政权，就能改变社会面貌，那怕在开始的时候连一家钢铁厂也没有。工人阶级如果失掉了政权，那末一切先进的生产设备就会完全变成新资产阶级的资本，被用来剥削工人阶级了。卡尔·马克思写道：“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中国的文化革命就是生动的例证。
五、综述这次文化革命的主要经验可以概括如下
1，文化革命证明了，群众性的革命斗争和由下而上的夺取权力，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重新在那些被资产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部门夺回权力的方法。
2.文化革命是整顿共产党的一次重大斗争。毛泽东和党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通过发动群众和支持他们的批评意见，孤立并击败资产阶级司令部，清洗反革命分子和腐化堕落分子，吸收新鲜血液，加强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团结。
3.文化革命表明，工人阶级必须实行在一切领域，全面专政。
4.文化革命有力地证实了马列主义的原则，即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群众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正如“抓革命，促生产”这个概括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正确关系的口号所表达的那样。
5.文化革命是无产阶级民主的一次大演习，在这次演习中，群众自已通过斗争识别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对任何他们认为不符合他们利益的事物都加以批判，而且对党和政府进行监督。
6.文化革命对中国人民群众来说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他们在剧烈、复杂的群众斗争过程中，加深了对马列主义的掌握。这也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阶级斗争的大学校。
最后这一点是关系重大的。中国人民群众如果当时没有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他们就识别不了资产阶级司令部，也无法把它摧毁；总之，也就不可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由下而上地夺回权力了。
在整个文化革命的多次反复的过程中，每一个人，不论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都以毛泽东的名义讲话。但是，问题在于要弄清哪一条路线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利益），哪一条路线代表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但却伪装是毛泽东思想。
而且事实证明，这一点尤其关系重大，因为林彪、陈伯达等人利用对刘少奇进行斗争作为掩护，来建立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刘被打倒后，在一九六九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文化革命得到了-定程度的巩固，对林彪及其一伙的斗争就变得非常尖锐。林彪甚至丧心病狂到企图谋害毛泽东的地步。
但是林彪失败了，阴谋暴露了，他在一九七一年九月逃出中国时坠机丧命。以后的三年中，反修斗争以及根据文化革命的经验而继续加以推进的群众运动，又以新的形式继续展开，目前集中精力于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三年，党的十大所强调的，从中国革命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党内的斗争）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关键的经验，用毛泽东的话来讲，就是“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从林彪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这次文化革命没有，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或彻底击溃修正主义者。正象毛泽东在文化革命中一再强调的那样，今后有必要进行多次这样的革命，因为他在一九六二年已经概括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的是，中国文化革命的惊天动地的正面经验以及在每一个领域继续进行的反对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群众斗争说明了：工人阶级不仅能夺取政权并着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且能继续进行革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并领导整个世界上的全体人类进入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