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辩证法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唯一科学的辩证法。毛主席说：“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矛盾论》）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经验和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并批判地吸取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而创立的。这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革命。

黑格尔唯心辩证法认为，客观世界的辩证运动规律是“绝对观念”的辩证运动规律的体现。唯物辩证法与唯心辩证法相反，认为物质世界本身有着自已的辩证运动规律，人的头脑中的辩证思维只是物质世界辩证运动规律的自觉反映。马克思曾明确表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217页）

唯物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相反，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处在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之中，任何事物都有它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矛盾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有矛盾就有斗争，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由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事物总是要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形而上学就是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斗争，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它们反面这样一个真理。

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就是承认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都是一分为二的。列宁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240页）毛主席说：“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矛盾论》）唯物辩证法的其他规律和范畴，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表现。

唯物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是指导三大革命实践的锐利武器。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一分为二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观点和方法。在阶级社会里，就是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观察和分析一切问题。毛主席指出：“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社会主义社会，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制定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方向。只有以唯物辩证法指导三大革命实践，才能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斗争中，不断地取得胜利。

唯物辩证法“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218页）它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因此，它引起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的刻骨仇恨。从伯恩施坦、考茨基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以及刘少奇、林彪等叛徒，都竭力攻击、歪曲辩证法。林彪污蔑辩证法是“变化法”，胡说“辩证法就是那么几条”，象“玩积木样”，可以任意拼凑，妄图用“合二而一”论、“中庸之道”和诡辩来代替一分为二的辩证法，为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制造理论根据。因此，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和诡辩，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具有重大的意义。

唯物辩证法是在斗争中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同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的形而上学的斗争中，写出了《哲学的贫困》、《资本论》、《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阐明了唯物辩证法的性质、对象、任务、规律和范畴，并运用它研究自然界和社会历史，大大发展了唯物辩证法。列宁在同第二国际和俄国修正主义者的形而上学的斗争中，写出了《谈谈辩证法问题》、《哲学笔记》等著作，阐明了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并运用它指导当时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毛主席在同我国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和国际上帝、修、反的形而上学的斗争中，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系统地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明确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并运用它指导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一万年以后还会存在。唯物辩证法将在同各种形而上学的斗争中不断地发展。

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对立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在古希腊文中，辩证法一词，是进行谈话和辩论的意思。马克思主义认为，辩证法就是发展的学说、矛盾的学说。恩格斯说：“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181页）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278页）不论自然界或人类社会，都是按其本身固有的辩证性质发展着，人们的辩证思维，乃是客观世界的辩证规律的反映。

辨证法的发展观同形而上学的发展观是对立的。列宁指出：“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列宁选集》第二卷712页）这是区别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根本标志。

毛主席说：“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矛盾论》）在中国，先秦法家、兵家、道家、名家的著作中，就包含着许多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例如，商说，“以战去战，以刑去刑”，孙武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老子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名家认为，“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些便是很好的例证。在欧洲，古希腊辩证法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赫拉克利特提出了万物皆变、对立统一、相反者相成的思想；亚里士多德对辩证思维的主要形式作了初步探讨。“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矛盾论》）

在马克思主义以前，黑格尔对辩证法曾经给了很重要的贡献。马克思称赞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恩格斯也称赞他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界、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不断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的过程，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多次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在其原有形式上是什么用处也没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改造了它，创立了唯物辩证法。从此，辩证法才真正成为科学的宇宙观和方法论。

唯物辩证法的本质就是承认自然界、社会和人类的思维都是对立的统一。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开头就指出：辩证法的实质在于“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列宁选集》第二卷711页）毛主席用“一分为二”来表述辩证法的实质，并在《矛盾论》中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明确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同时他还指出，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既互相联系又互相转化，便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从而得出结论说：“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辩证法的发展经历了三种形态，即朴素的、神秘的、科学的形态。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是这三种形态的典型代表。在人类认识史上，辩证法是同形而上学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斯大林说：“辩证法是在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中成熟的”。（《斯大林全集》第一卷279页）一般说来，辩证法是反映进步的革命的阶级、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形而上学是代表没落的反动的阶级、阶层的利益和要求。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实质上是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在哲学上的反映。

恩格斯说：“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482页）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反动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蔑视辩证法，结果都被辩证法所否定。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我们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觉地和形而上学作斗争，积极投入三大革命实践，才能逐步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一锐利武器，去正确观察、分析和解决各种矛盾。

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恩格斯说：“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534页）这就是说，客观辩证法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所固有的辩证运动规律；主观辩证法是人的思维的辩证运动规律，它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辩证运动规律在人的思维中的反映。

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的最根本的规律都是对立统一的规律。所不同的是，客观辩证法是自发地起作用，而主观辩证法是人们自觉地把辩证运动规律应用于思维。

恩格斯说：“头脑的辩证法只是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的运动形式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531页）毛主席说：“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客观矛盾反映入主观的思想，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不断地解决了人们的思想问题。”（《矛盾论》）客观过程的发展充满着矛盾和斗争，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看矛盾和斗争。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客观现实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的实践和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实践论》）这就是由客观辩证法向主观辩证法的转化。

要使客观辩证法转化为主观辩证法，重要的条件就是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积极地参加革命实践，对客观事物作周密的调查和研究；要学会全面地看问题。

从客观辩证法转化为主观辩证法，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往往要经过许多片面的或错误的认识，逐步克服这些片面或错误，才归于正确。人们掌握了主观辩证法，在三大革命实践中就有了主动权，就能高屋建领、势如破竹。

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的辩证关系原理告诉我们，人们要尊重客观辩证法，就必须使自已的思想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毛主席说：“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能不能使思想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是关系到能不能实行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一个大问题。我们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尖锐、复杂的革命斗争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经过对我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其发展变化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经过对各个不同时期的形势进行科学的分析制定出来的，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人民群众利益的。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是完全违背事物发展客观规律和人民群众利益的，因而是完全错误的。

客观的规律、历史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从孔丘到林彪都是违抗客观辩证法、历史辩证法，妄图开历史倒车，结果都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古代辩证法指古代社会产生的一种自发的、朴素的辩证法。它是辩证法的最初形态。毛主席说：“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矛盾论》）

古代辩证法就其总的成就来说，已经笼统地认识到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一切事物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对立面可以互相转化，由于对立面的斗争而产生万物。例如在中国，先秦法家主要代表韩非认为，“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①事物是不断变化的，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他还把矛盾的概念引入哲学，以朴素的形式表达了矛盾双方是互

①《韩非子·解老相排厅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此外，法家商提出的“以刑去刑”、“以战去战”，法家荀况提出的“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思想，都是以朴素的形式表达了通过斗争促使事物向反面转化的思想。名家、唯物主义者惠施认为，“物方生方死”、“日方中方”、“天与地卑”、“山与泽平”，说明事物都是运动变化的。名家还认为，“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以朴素的形式表达了事物的无限可分性。兵家孙武、孙论述了许多战争的辩证法思想。孙武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孙说：“故善战者，见敌之所长，则知其所短；见敌之所不足，则知其所有余。”①都是说明要全面地看问题。道家老子的哲学也包含着许多辩证因素。他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②，认为有无、难易、长短等都是互相依存的，失去一方，另一方就不存在。他又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③。认为坏事（祸）和好事（福）可以互相转化。但是，他的辩证法基本上是消极的。

在欧洲，古希腊唯物主义者赫拉克利特认为，“一切皆流，无物常住”④，“同一事物既存在又不存在”。他有一句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他认为“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宇宙中的各个部分都可分为相互对立的两半：地分为高山和平原；水分为淡水和咸水·同样，气候分冬和夏，春和秋”，“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

①《孙兵法》②《老子》第二章③《老子》第五十八章④③《古希腊罗马哲学》17页③《古希腊罗马哲学》27页转引1自《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396-397页成最美的和谐；一切都是斗争所产生的。”①列宁称他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390页)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辩证思想的杰出代表，他对辩证思维形式作了认真的研究。在他的《形而上学》一书中，充满了“辩证法的活的萌芽和探索”。（《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416页）

古代辩证法的特点是，它直观地猜测到客观世界辩证发展的总的轮廊，但不能具体说明客观世界各个部分的辩证发展，因而对世界的认识是不完备的。这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毛主席说：“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矛盾论》）

古代辩证法是在同古代形而上学的斗争中发展的。在中国，法家、名家的辩证法思想是在同儒家“无变古，毋易常”、“中庸之道”等形而上学的斗争中发展的；在欧洲，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思想是在同毕达哥拉斯学派、埃利亚学派等形而上学思想作斗争中发展的。古代辩证法和古代形而上学的斗争，是当时社会阶级斗争在哲学上的反映。有的是反映奴隶主民主派和奴隶主贵族的斗争，有的是反映新兴地主阶级和奴隶主阶级的斗争。|黑格尔辩证法黑格尔辩证法是德国古典哲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毛主席说：“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对于辩证法曾经给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的辩证法却是唯心的辩证法。”（《矛盾论》）

黑格尔对辩证法的重要贡献是，他批判了形而上学，第一①《古希腊罗马哲学》19页个系统地表达了辩证法的基本特征。

黑格尔辩证法的基本思想是概念的自我发展。他认为，绝对观念是不断地运动发展的，而绝对观念的运动就是概念本身的自我发展。“概念的发展在哲学里面是必然的，同样概念发展的历史也是必然的。”①恩格斯指出：“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概念的自我发展”，“在自然界中和历史上所显露出来的辩证的发展，..只是概念的自己运动的翻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38一239页）黑格尔关于运动发展的观点是值得重视的，但他把客观世界的辩证发展看成是概念辩证发展的体现，完全颠倒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

黑格尔以唯心主义的方式，叙述了辩证法的三个规律。第一个规律是质量互变规律。他说：“有”的变化从来都不仅是从一个大小到另一个大小的过渡，而且是从质到量和从量到质的过渡，是变为他物，即渐进过程之中断以及与先前实有物有质的不同的他物。”②第二个规律是对立的相互渗透规律。他说：“-切事物在其自身中都是矛盾的”，“矛盾却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③。说它们既对立而又统一，这就是矛盾。但是谁如果要求一切事物都不带有对立面的统一那种矛盾，谁就是要求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不应存在。”④第三个规律是否定之否定规律。他认为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有肯定，二者可以互相转化。他指出：如果某物被规定为肯定的东西，那末，从这个基础出发继续前进，它立刻就会直接转化为否定的

①《哲学史讲演录第卷40页②*逻辑学》上卷404页③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四卷545-546页④美学>第一卷150一151页东西；反过来，被规定为否定的东西也会直接转化为肯定的东西。他把这一规律归结为正、反、合的公式，即正题、反题、合题。黑格尔辩证法，特别是矛盾的学说，是马克思以前辩证法的最高成果，包含看合理的内核。

黑格尔辩证法强调逻辑和认识论、历史是一致的。他说：“精神的运动就是概念的内在发展：它乃是认识的绝对方法，同时也是内容本身的内在灵魂。”①概念的自我发展，既是认识的绝对方法，又是一切事物的内在灵魂。“在哲学历史上所表现的思想进展的历程与在哲学系统里所发挥的思想进展的历程，原是相同的”②。历史的发展和哲学思想的发展是一致的。列宁指出，按照黑格尔的理解，“逻辑学是和认识论一致的。这就是极重要的问题”。（《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186页）但黑格尔认为，“在概念与实在的统一里，概念仍是统治的因素”③，一切都统一于绝对观念，这显然是唯心的。

总之，黑格尔辩证法是神秘的、头足倒置的辩证法。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二章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和主要特点作了精辟的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说：“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因此，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08页）黑格尔辩证法在其原有的神秘形式上是毫无用处的。只有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和改造后，才把他的辩证法思想从唯心主义的体系中拯救出来。黑格尔辩证法也不可能是彻底的，①《逻辑学》上卷5页②《小逻辑》67页③《美学第一卷130页他认为矛盾最后要被调和，“矛盾并不是究竟至极的，矛盾会扬弃它自已”。①在他所谓“绝对观念”的最高境界里就不再有任何矛盾了。他认为发展是有顶峰的，哲学发展到黑格尔哲学就到顶了，历史发展到普鲁士君主立宪政体也到顶了。他认为自然界没有时间上的历史，这也是形而上学的。恩格斯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方法为了要迎合体系就不得不背叛自己”，“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闷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25、214页）

黑格尔辩证法是总结了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吸取了德国古典哲学另一些代表人物的辩证法思想，并在同十七世纪的莱布尼茨及其后继者沃尔夫的形而上学，以及十七、十八世纪的机械论和康德的不可知论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黑格尔辩证法和唯心主义体系的矛盾，是当时德国资产阶级两重性在哲学上的反映。他的辩证法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反封建的进步要求。他的唯心主义以及辩证法的不彻底性，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向封建势力妥协和对人民革命的恐惧和僧恨。

对立统一规律也叫矛盾法则、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本质和核心。列宁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列宁选集》第二卷608页）毛主席第一次明确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

①《小逻辑>267页的最根本的法则。”（《矛盾论>)这是因为，它揭示了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辩证性质，揭示了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总的特征。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其他规律和范畴的基础。例如量变和质变、肯定和否定、本质和现象、必然和偶然等等，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表现。它象一条红线贯事于唯物辩证法的一切方面。掌握了对立统一规律，也就从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

对立统一规律告诉我们，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包含着矛盾。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凡是对立统一，都是说不同性质的内容、对立的东西来统一。矛盾双方一方面互相作对、互相排斥、互相斗争，具有斗争性；另一方面又互相联结、互相依赖、互相转化，具有统一性。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无条件的、绝对的。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矛盾双方各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使一事物变为他事物。矛盾看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一切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动力。

对立统一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自然界中，机械运动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物理运动中的阳电和阴电、化学运动中的化合和分解、生物运动中的同化和异化，以及大至天体运动中的吸引和排斥、小至原子核中的质子和中子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在人类社会中，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先进和落后、新和旧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在人们思想中，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正确和错误等等，也是对立的统一。毛主席曾经用很通俗的例子深刻地阐明对立统一规律的普遍性。他说：“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这四个指头和大拇指也是对立的统一。又说世界上“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总之，“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

对立统一规律先是由黑格尔以唯心主义的方式加以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经验和科学新成就，批判地改造了黑格尔的这一学说，创立了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学说。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等光辉著作中对这一规律进一步提出了许多论述。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研究了中国社会复杂的矛盾，总结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在《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光辉著作中，又进一步发展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学说，特别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指引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这是对唯物辩证法的重大贡献。

掌握对立统一规律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具有重大的意义。社会主义社会是有阶级的社会。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有政党就有党内路线斗争。有尊孔就必有反孔。前进性和曲折性的对立统一，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学会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问题，处理问题，指导工作，推动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就能使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清方向，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去夺取革命的新胜利。

一切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由于他们代表反动阶级的利益，总是竭力攻击、否认和歪曲对立统一规律。特别是苏修的御用学者，胡说什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立统一规律“已经过时了”，鼓吹“对立向差别转化而以差别的融合结束”，宣称“统一”、“–致”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可以“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叫曦苏联现在“已经没有阶级对立”、“没有阶级矛盾”等等。他们否认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宣扬“矛盾融合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是为社会帝国主义的法西斯专政制造理论根据。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也玩弄诡辩术，否认辩证法，宣扬“希望没有矛盾”，污蔑我们党“制造矛盾”，胡说我国“社会主义在各个方面基本上战胜了资本主义”等等。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一分为二即对立统一规律。一分为二极其深刻、简明而又通俗地表达了对立统一规律，表达了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列宁曾经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列宁选集》第二卷711页）毛主席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思想，指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新贡献。

一分为二是指一切事物内部包含着两个互相对立而又互相联系的方面；其中一方是主要的，另一方是次要的；这两个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各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使一事物变为他事物；对立的统一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一分为二的核心在于“分”，就是承认矛盾，承认斗争，承认转化。

一分为二是宇宙最根本的规律，是事物固有的辩证性质，从自然界、社会到人们的思想都是可分的。一分为二是普遍的，只是不同的事物“分”的内容不同罢了。在自然界中，机械运动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物理运动中的吸引和排斥；化学运动中的化合和分解；生物运动中的同化和异化、遗传和变异，都是-分为二的。在阶级社会中，奴隶社会的奴隶和奴隶主，封建社会的农民和地主，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也是一分为二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既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是一分为二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是一分为二的。在我们党内，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也是一分为二的。在人们思想中，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也是一分为二的。总之，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由对立着的两个方面组成的。事物总是作为一个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

事物的一分为二是无限的，没有穷尽的。由原子论到“基本粒子”理论的发展史，有力地证明了这个真理。不但原子可分为原子核和电子，原子核又可分为质子和中子，质子又可分为质子和反质子，而且还可以无限地分解下去。我国战国时期的名家认为：“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以朴素的形式表达了物质的无限可分性。因此人们对物质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

一分为二是斗争的哲学，是革命的哲学。矛盾不断发生，不断斗争，不断解决。一万年也是如此。毛主席说：“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矛盾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这样，如果没有对立两个方面的斗争，事物就不能发展，人类就会灭亡。在阶级社会里，资本家讲：你们工人做工，我发给你们工资，不是蛮好。工人就给他一分为二，资本家是剥削工人为生的，我们工人是受剥削的，这样工人不愿受剥削，起来斗争，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就前进了。社会主义社会是有阶级的社会。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贯串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始终。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曲折地向前发展的。坚持一分为二，就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要看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长期性，看到反修防修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长期性；同时还要看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不同特点。

一分为二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是无产阶级分析和对待一切事物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按照一分为二的观点，就必须善于具体地分析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事物的反面，并且要看到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在阶级社会中，就是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分析一切，这样才能分清是非，继续革命。工农兵说得好：“一分为二无价宝，继续革命离不了，大是大非分得清，革命到底不动摇。”掌握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这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的重要保证。对自已，对同志，都要一分为二。这样，才能在毛主席革命路

.wd线的基础上团结对敌。

一切阶级敌人对一分为二都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从反动阶级的本性出发，疯狂地反对一分为二。苏修叛徒集

.团的御用学者恶毒攻击一分为二是“假辩证法”、“分裂哲学”，是“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胡说一分为二是“统一没有了，只存下一味的斗争”。刘少奇在哲学界的代理人、叛徒杨献珍，公开抛出“合二而一”来反对一分为二。林彪也鼓吹“二合为一”来与“一分为二”相对抗。千百万群众的实践证明，一分为二是普遍真理，而形形色色的矛盾调和论、“合二而一”论都是

地地道道的叛徒哲学、分裂哲学和假辩证法。国际共产主义运丙

动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不断地一分为二的历史，这是铁的事实，任何谎言和诡辩都是抹杀不了的。苏修叛徒集团和刘少奇、林彪反对一分为二，鼓吹“矛盾调和”论、“合二而一”论，其反动目的都是为了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分裂党，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复辟资本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同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必将得到新的发展。

两重性

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互相矛盾的两种属性。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重性，而且永远会有。只是由于事物的性质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形式罢了。列宁指出：“世界

上一切事物都有两面。”（《列宁全集》第六卷111页）毛主席指出：新学小辩典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088页）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

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真老虎。1后来，它们就逐步尚反面转化，成为反动派、纸老虎。乱子也有两重性。乱子是坏事，但坏事经过正确处理，经过批判和总结，可以锻炼、教育干部和群众，又成为好事。革命斗争中出现的反复和曲折，也有两重性。它给革命带来了一时的困难，但经过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又为革命事业的更大成功准备了条件。世界战争也有两重性，它有破坏的一面，同时也能使人民觉悟起来，可以引起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有两重性，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二是可以当革命人民的反面教员。革命的同志也有两重性，就是有正确和错误。总之，没有两重性的事物是不存在的。

由于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因此我们必须运用两点论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一切事物，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不但要看到事物的现状，也要看到矛盾双方经过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要看到事物的两重性，要学会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去分析和处理各种问题。

一切修正主义者都否认事物具有两重性。苏修叛徒集团不仅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而且否认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具有两重性。他们恶毒攻击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叫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真老虎，不是纸老虎。其目的是为超级大国争霸世界，压制世界人民反对两霸的革命斗争制造反动舆论。无数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质的简明而生动的概括。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矛盾的两个方面，都有两点；一点里面又有两点；一万年都有两点。两点论是事物矛盾的正确反映。

两点论是唯物辩证法分析一切事物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因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因此必须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和方法分析一切事物。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告诉我们，在认识事物、分析矛盾的时候，都要看到它的两个方面，而且要严格地把它们分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个方面，要用全面的、发展的观点去分析和对待事物。既要看到事物的正面，又要看到事物的反面；既要看到事物的个性，又要看到事物的共性；既要看到事物的本质、主流，又要看到事物的非本质、支流，既要注意一种主要倾向，又要注意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既要看到事物的现在，又要看到事物的将来。比如看形势，既要看到在正确路线指引下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又要看到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既要看到革命发展过程中反复和曲折的必然性，又要从反复和曲折的发展中看到革命胜利的必然性，既要看到斗争后的胜利，又要看到胜利后还有斗争；在敌人猖狂进攻时，既要看到他们真老虎的一面，又要看到他们纸老虎的虚弱本质；在表面的“平静”中要看到不平静，如此等等。又如对一个单位的工作，不仅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要看到在正确路线指引下，成绩总是主要的。这就是用两点论来观察和指导革命工作。

毛主席指出：“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055页）只有运用两点论去分析事物，才能克服思想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正确地反映事物的本质，认清事物发展的方向，并在实践中取得胜利。

叛徒林彪胡说“辩证法是两点论（两个组成部分），又是一点论”，别有用心地把辩证法污蔑为一点论，把两点论和一点论混为一谈，这是对辩证法和两点论的恣意歪曲和恶毒攻击。两点论同“一点论”是根本对立的。“一点论”认为事物只有一点，没有两点。它只看到事物的一面，看不到事物的另一面；只见局部，不见全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到现象和支流，看不到本质和主流；只看到一种倾向，看不到另一种倾向；只知道斗争，不知道斗争过程中有起有伏、有张有弛；或者只知道联合，不知道联合过程中包含着对反动事物、分裂倾向和错误思想的斗争；只看到事物的现状，看不到事物的变化和发展。看工作，不是否定一切，看不到成绩和光明，就是肯定一切，只见成绩，不见缺点，只能赞扬，不能批评。看后进单位，只看到落后，看不到进步，看不到后进变先进的可能性。“一点论”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是主观地片面地静止地看问题，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完全违背客观事物固有的辩证性质。用它来指导工作，必然使工作遭受损失。

苏修叛徒集团恶毒攻击“两点论”是“折衷主义”，完全是别有用心的。两点论跟折衷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折衷主义所谓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并不是事物内部所固有的内在联系，而是任意地把两个方面凑合在一起；或者把矛盾的两个方面平列起来，不看主要、次要，不分主流、支流，结果掩盖了事物的真象，模糊了事物的性质。折衷主义貌似全面地看问题，实际上是主观地片面地看问题，是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它表现在政治上就是阶级调和论，完全是反动的理论。

重点论指在分析事物矛盾的两方面时，要分清主要和次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马克思主义所以要坚持重点论，是因为事物“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矛盾论》）

重点论要求人们在分析问题和处理工作时，要分清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重点和一般、主流和支流、本质和现象，从而抓住重点，抓住主流和本质，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毛主席说：“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334页）在政治与军事、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中，政治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政治是统帅，是统率军事、统率经济、统率业务、统率技术的。因此在一切工作中，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毛主席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并且为各项具体工作规定了具体的路线和政策。我们在工作中，不但要重视党的具体的工作路线和政策，而且要特别重视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这是我们党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党委要注意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如果大事不讨论，埋头抓小事，这样发展下去，势必要搞修正主义。

坚持重点论，还必须注意分析重点和一般、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变化。例如苏联，无产阶级由统治地位转化为被统治、被奴役的地位，社会的性质就由社会主义国家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懂得重点论的道理，对搞好革命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有重点才有政策，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只有坚持重点论，才能认清事物的本质，正确制定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列宁在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善于抓住重点时指出：“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唯物辩证法的典范，看到善于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并加以强调的本领。”（《列宁全集>第十二卷345页）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和历次运动中，都明确提出了重点和相应的政策，指引着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重点论跟折衷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折衷主义把事物矛盾的两方面平列起来，不分主要和次要、重点和一般、主流和支流，结果掩盖了事物的真象，模糊了事物的本质。林彪反党集团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一会儿鼓吹“业务挂师”、“技术第一”，否认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地位；一会儿鼓吹“政治可以冲击其他”，把政治的统帅作用歪曲为“冲击”作用，实际上是用地主资产阶级政治“冲击”无产阶级政治。他们还胡说什么，讲政治时“革命第一”，讲生产时“生产第一”，“要照顾两头”，这就是用折衷主义来偷换唯物辩证法把两点论中的重点论偷偷地抽去，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修正主义，其目的是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制造理论根据。

矛盾毛主席说：“一切矛盾着的方面都因一定条件具备着不同一性，所以称为矛盾。然而又具备着同一性，所以互相联结。”（《矛盾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过程和人们的思想，都包含着这样带矛盾性的方面，它们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系。例如资产阶级残酷地剥削和奴役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为了反对剥削和奴役，就要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它们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但是，它们又互相联系、互相依赖。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就没有资产阶级。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由原来的被统治地位转化为统治地位；资产阶级由原来的统治地位转化为被统治地位。这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又如工业和农业、红与专以及战争中的进攻和防御等等，都是矛盾，都是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系的。如果割裂矛盾双方的这种辩证关系，势必陷入形而上学的泥坑。

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你承认它，它存在着；你不承认它，它还是存在着。矛盾又是普遍的、绝对的。毛主席指出：“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论》）

有矛盾就有斗争。矛盾和矛盾的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一切修正主义者都是辩证法的死敌。苏修御用学者胡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本身并不是好事”，矛盾多半只起“显示缺点的信号作用，正如疼痛是疾病的信号一样”，林彪也叫晒“我们当然希望没有矛盾”，“矛盾一方面是坏事”。他们所以要在哲学上否认矛盾，都是为了在政治上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就是要学会分析矛盾，解决矛盾，不断革命，永远革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坚持两点论，反对一点论，特别是要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要“听到矛盾就发愁，碰到矛盾绕道走，解决矛盾不敢斗”。只有敢于承认矛盾，大胆地揭露矛盾，认真地分析矛盾，积极地解决矛盾，推动革命不断前进，才能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即矛盾的共性。毛主席指出，矛盾的普遍性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矛盾论》）无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或人们的思想中，都充满着矛盾。每一个事物从其产生到灭亡的全过程，它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始终存在矛盾。矛盾处处在，矛盾时时有，旧的矛盾解决了，又出现新的矛盾。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的普遍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矛盾的特殊性即矛盾的个性，是指“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矛盾论》）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事物的特殊矛盾决定事物的特殊本质，这是世界上各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原因或根据。认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是人们科学地认识事物的基础。矛盾的特殊性有各种情形，物质的各种运动形式、各个发展过程、各个发展阶段的矛盾以及各个过程、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都有其特殊性。矛盾的特殊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就是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每一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包含了普遍性。无论是自然界、社会或是人们的思想中的任何一对矛盾，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例如，每一个社会的基本矛盾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是矛盾的共性；但是，在每一个社会里，它的基本矛盾又有各自的表现、特点，这是矛盾的个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场合则变为普遍性。例如，阶级矛盾是一切阶级社会共有的，是矛盾的普遍性，但阶级社会只是人类社会的特定阶段，因而它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来说则是特殊的。

正确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是正确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的关键。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能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原因，找到解决矛盾的总的方向。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就能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找出解决矛盾的具体方法。我们认识事物，必须以矛盾普遍性原理为指导，又必须从事物的矛盾特殊性出发，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来说，总是先认识个别的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联结原理的体现，是各国人民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这是为各国人民的无数革命斗争实践所证明了的。修正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却任意割裂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从不同方面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毛主席指出：“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所以，关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理，是我们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有力的思想武器。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就是在许多矛盾中起着领导和决定作用的矛盾，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次要矛盾就是处于从属和服从地位的矛盾。在复杂事物中，都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它表明了各种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毛主席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矛盾论》）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是辩证的统一。二者既互相依存又互相作用。主要矛盾对次要矛盾起着主导的决定的作用，解决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就可迎刃而解；但是次要矛盾的存在和解决，也影响着主要矛盾的发展和解决。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互相转化，次要矛盾可以上升为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可以下降为次要矛盾。

毛主席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矛盾论》）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不论对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以及日常的工作和学习，都是如此。“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抓纲也就是抓主要矛盾。在一切革命斗争中，全力抓住路线这个纲，就可以推动各项工作向前发展。

在主要矛盾问题上，马列主义同修正主义始终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抓住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主要依据。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正确地分析了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制定了民主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和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从而使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切修正主义者为了推行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和篡改各个革命阶段的主要矛盾。例如，一九五六年，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刘少奇伙同陈伯达抛出了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谬论，偷偷塞进“八大”的决议。一九六四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又抛出所谓“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等奇谈怪论，来掩盖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九大”前夕，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鼓吹唯生产力论，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恩格斯说：“为了达到伟大的目标和团结，为此所必需的千百万大军应当时刻牢记主要的东西，不因那些无谓的吹毛求疵而迷失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八卷270页）因此我们在工作中，一定要“牢记主要的东西”，“牵牛要牵牛鼻子”，“力气用在刀口上”，而决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或者“抓了芝麻丢了西瓜”。唯物辩证法强调抓主要矛盾，并不是忽视次要矛盾，次要矛盾也必须逐一加以解决。要“学会“弹钢琴””，“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332页）这样，才能有节奏地把工作推向前进。由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因此，无产阶级政党要善于掌握和预见主要矛盾的转化，及时提出新的任务和口号，自觉地有准备地把革命斗争从一个阶段推进到另一个阶段。

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毛主席指出：“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矛盾论》）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在一对矛盾的对立双方中起主导作用的方面。矛盾的次要方面就是处于被支配地位的方面。任何一对矛盾，都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分，它表明了矛盾双方力量的不平衡性。例如，战争的目的，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已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已。又如，从战争的全体来看，作为消灭敌人之主要手段的进攻是主要的，而作为消灭敌人之辅助手段和作为保存自已之一种手段的防御，是第二位的。

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是辩证的统一，二者既互相依存又互相转化。没有主要，就没有次要，没有次要，也无所谓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支配次要方面；矛盾的次要方面也影响主要方面。在政治和经济、业务、军事的关系中，政治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反过来，经济、业务、军事的发展，也影响春政治的发展。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换位置，主要方面由大变小，变为非主导方面，次要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主导方面。这是依据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增减来决定的。有人认为，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实践和理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些矛盾，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然而，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毛主席说：“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矛盾论》）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随着矛盾主要方面的转化，事物的性质也就发生变化。例如旧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这就决定了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由于无产阶级领导广大人民进行民主革命，打倒了三大敌人，使国内的反动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原理告诉我们，在认识事物、分析和处理问题时，一定要分清主要和次要、主流和支流、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和重点论。无论看形势，搞群众运动，指导战争，分析一个单位、一个人的工作，都要善于抓住本质和主流。这样才能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真象，认清事物的本质，明确事物发展的方问；才能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导革命的胜利发展；才能在工作中突出重点、抓住关键，促进事物向有利于革命的方面发展。如果不分主次，把矛盾两方面并列、等同起来，就会犯折衷主义的错误，在政治上可能走向机会主义。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矛盾的同一性，也叫统一性、一致性。毛主席指出：“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矛盾论》）例如，生和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战争与和平等等，都是在一定条件下既互相排厅又互相联系和互相转化。生转化为死，死物转化为生物，这是科学的事实。原来是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转化为统治者，原来是统治者的资产阶级却转化为被统治者，中国已经是这样做了，全世界也将要这样做。战争转化为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这是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了的。只有机会主义和形而上学，才否认这些转化。

矛盾的斗争性，是指矛盾双方互相排斥、互相对立、互相斗争。有矛盾就有斗争，没有斗争就不成其为矛盾。“一切过程中矛盾着的各方面，本来是互相排厅、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的。”（《矛盾论》）矛盾的斗争是普遍的，它贯串于一切过程和每一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矛盾的斗争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马列主义同修正主义，真理同谬误，新生事物同腐朽事物，前进同倒退，革命同复辟，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旧毒，污浊，革命进程中的某些波折，以及可能的回头路，只有斗争和努力才能够克服，而且需要长期的斗争和努力。”（《毛泽东选集》一卷本251页）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否认矛盾的斗争性，宣扬矛盾调和论，是一切反动阶级的腐朽哲学，是-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共同特点。孔孟鼓吹“执其两端，用其中”、“和为贵”、“无所争”。叛徒刘少奇胡说非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矛盾”，攻击党内斗争是“故意去寻找“斗争对象”，作为“机会主义的代表者”来开展斗争”。叛徒、卖国贼林彪胡说“中庸之道·合理”，鼓吹“两斗皆仇，两和皆友”，攻击我党反修斗争是“做绝了”“骂绝了”“斗绝了”，咒骂斗争哲学是“整人哲学”。这些谬论，都是否认对立面的斗争，否认矛盾转化，反对革命变革，反对社会的前进运动，力图保持旧事物使它免于死亡，为复辟倒退路线制造反动舆论。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和反革命野心决定他们对革命人民的斗争和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怕得要死，恨得要命。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恩格斯说：“真实的具体的同一性包含着差异和变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538页）我们常说“相反相成”，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矛盾的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矛盾论》）

掌握同一性和斗争性相互关系的原理，对于正确制定和领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党制定的在统一战线中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就是以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的原理为依据的。一切修正主义者从形而上学世界观出发，总是从不同方面割裂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或者借口同一，否认斗争，或者借口斗争，否认同一。在统一战线中，他们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就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他们根本不懂得联合和斗争的辩证关系。周恩来同志在党的“十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今天，在国际国内斗争中，类似过去同资产阶级讲联合，忘掉了必不可少的斗争；同资产阶级决裂了，又忘掉了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联合的倾向，仍然可能出现。需要我们尽可能地及时发现，及时纠正”。否认人民内部存在矛盾，只讲团结，不讲斗争，就会危害革命事业；而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只讲斗争，否认团结，看不到革命团结的极端重要性，也会危害革命事业。

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事物的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而矛盾的性质和斗争的形式却是多种多样的。矛盾的性质基本上可分为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两类，矛盾斗争的形式也可分为对抗和非对抗两种。

对抗性矛盾是指最后要采取外部冲突的形式去解决的矛盾。在阶级社会里，是指阶级利益根本对立的矛盾。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都是对抗性矛盾，这种矛盾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才能解决。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同本国人民群众的矛盾，也是对抗性矛盾。这种矛盾也必须通过本国人民群众的暴力革命去解决。马克思指出：“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104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这种矛盾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在党内，厂大党员同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已分子的矛盾是对抗性矛盾，对这些人必须清除出党，并不准重新入党。

非对抗性矛盾是指不需要通过外部冲突的形式去解决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指阶级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例如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这种矛盾只能用无产阶级民主的方法，即说服、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加以解决。毛主席指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内部在某些问题上看法不一致，应当通过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提高认识、分清是非的基础上逐步地统一起来。即使某些认识一时统一不了，也应当从革命大局的利益出发，求大同，存小异，共同团结对敌。

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矛盾论》）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民族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我党十次路线斗争的事实证明，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或在个别的问题上，并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性的。但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就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了。随着矛盾性质的转化，斗争的形式也要相应地加以改变。

正确区别和处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阶级敌人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总是竭力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因此，我们必须在斗争中努力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提高识别能力，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区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斗争方法，以团结真正的朋友，打击真正的敌人，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

基本矛盾也叫根本矛盾，它规定事物发展全过程的本质，并规定和影响这个过程中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毛主席指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矛盾论》）基本矛盾没有解决，事物的发展过程也就没有完结。例如，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这种基本矛盾没有解决，整个过程的社会主义性质是不会改变的。又如当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时代没有变，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这是因为当代世界的各种基本矛盾还没有解决，因此它所规定的时代的性质也不会改变。只有当基本矛盾解决了，整个过程才会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

事物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事物发展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例如，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虽然整个过程中根本矛盾的性质，即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性质，并没有变化，但是却经过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几个发展阶段。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虽然整个过程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即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没有变化，但是整个过程又可以区分为许多发展阶段。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也必然会区分出很多阶段来。

掌握事物发展过程的基本矛盾是十分重要的，它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毛主席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正确地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指引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胜利。

林彪反党集团歪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胡说党的“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党的“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反党集团还反对毛主席对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分析，歪曲时代的性质，胡说我们的时代“和列宁时代不同”。其目的就是妄图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复辟资本主义。

统一体指在一定条件下矛盾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的整体。毛主席说：“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矛盾论》）

毛主席说：“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不同的事物，由于矛盾性质不同，有着不同的矛盾统一体。没有矛盾的绝对统一体是不存在的。在统一体中，矛盾双方存在主次之分。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问题在于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确定的地位。只宣布它们是统一整体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43页）

在统一体内，矛盾双方有同一性，又有斗争性。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同资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建立了统一战线。在这个统-一体中，中国共产党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联合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在联合时，就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统一战线破裂，被迫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为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中发展和锻炼出来的。

统一体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暂时的。在一定条件下，矛盾着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转化；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任何一种统一体都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发展和灭亡的。由于统一体内部矛盾双方斗争的结果，使旧的统一体破裂，新的统一体产生。如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矛盾统一体，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这个统一体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就使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统一体转化为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统一体。又如红与专这一矛盾统一体也是可变动的。只专不红或只红不专，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为又红又专；而一定程度的又红又专，如果不继续努力，也可以变为不红不专。因此，任何一种统一体的稳定性是相对的，从一种统一体转化为另一种统一体的变动性则是绝对的。

机会主义者都不懂得统一体是矛盾的统一体。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他们不懂得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只要联合，不要斗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只要斗争，不要联合，都是否认矛盾的统一体的表现。今天，在国际国内斗争中，类似过去同资产阶级讲联合，忘掉了必不可少的斗争；同资产阶级决裂了，又忘掉了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联合的倾向，仍然可能会出现。因此，正确理解统一体的原理，对革命斗争有着重要的意义。

差异差异就是矛盾。毛主席在批判德波林时指出：“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矛盾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重要发展。

所谓差异，不是任何两个不相干的东西，而是指统一体内部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矛盾。例如，劳资之间，从两个阶级发生的时候起，就是互相矛盾的，仅仅还没有激化而已。又如工农业生产上先进与落后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矛盾。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是客观矛盾的反映，概念之间的差异也就是矛盾。因此，差异问题，是矛盾的差别性问题，不是矛盾的有无问题。矛盾是贯串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矛盾处处有，矛盾时时在，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

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却否认差异就是矛盾，从而否认矛盾的普遍性。德波林鼓吹事物的发展是先有差异和对立，后有矛盾，否认差异就是矛盾，否认事物自始至终存在着矛盾，陷入了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和机械论。由此出发，他认为富农和一般农民之间只有差别，并无矛盾，为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反对消灭富农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辩护。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哲学界批判了德波林的错误。现在，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当时德波林学派的一些批判者却变成了德波林学派的继承者。他们大肆宣扬差异不是矛盾，鼓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由“矛盾转变为差别，差别融合为统一”，胡说“差别不能认为是矛盾的表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农、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不能看作是矛盾”，等等。这完全是重弹德波林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老调。事实上，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历史阶段自始至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矛盾。工农、城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也就是矛盾。他们否认差异就是矛盾，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自始至终存在着矛盾，其目的就是为苏修叛徒集团推行“全民党”、“全民国家”的修正主义路线制造理论根据。叛徒刘少奇也鼓吹什么“差别的东西是没有形成的矛盾，是矛盾的萌芽”，与德波林、苏修御用学者唱一个调子，其目的也还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内因和外因内因是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外因是指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从整个物质世界来说，其变化发展的原因完全在于物质世界本身的矛盾性，不存在外因的问题。从物质世界的具体事物来说，事物与事物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每一事物的产生、发展和灭亡，都有其内因和外因。

内因和外因是辩证的统一。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内因和外因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矛盾论》）事物的内部矛盾决定事物的性质，决定事物发展的方向，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源泉。只有承认事物的内部矛盾，才能理解世界上各种事物在性质上千差万别及其互相转化的根本原因，才能理解事物的内在联系和运动、变化、发展。“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是事物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外因作用的大小依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都要通过内因才能实现。外因总是通过增强事物内部矛盾的一方，去反对另一方，从而影响事物的发展。正如毛主席所指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矛盾论》）

掌握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的原理，对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正确制定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重大的意义。毛主席运用内因和外因的辩证法观点，总结了国内外和党内外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矛盾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强调一个政党的成败是内因决定的，是由它执行的路线决定的。毛主席还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一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条路线是以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这一原理为理论根据的。我们分析矛盾，处理问题，定要从事物的内部矛盾去找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这样才能正确掌握解决矛盾的方向，同时也要注意事物的外在条件，充分利用有利的外在因素，防止和克服不利的外在因素，以促进事物的发展。

根据和条件根据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内因；条件指同这一事物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着的其他事物，是事物发展的外因。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内部根据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毛主席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矛盾论》）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

条件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毛主席指出：“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矛盾论》）并且还指出：“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矛盾论》）例如，鸡蛋是孵出小鸡的根据，适当的温度则是它的条件，没有一定温度鸡蛋便孵不出小鸡；但一定温度不能使石头孵出小鸡来，因为石头没有孵出小鸡的根据。又如，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这都说明，事物的发展决定于根据（内因），但条件（外因）也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条件（外因）只有通过根据（内因）才能发挥它的作用，这就是根据和条件的辩证关系。

实际生活中的矛盾是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因而根据和条件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一种范围内、一个问题上是“根据”，在另一种范围内、另一个问题上又会变成“条件”，反过来，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新老修正主义者都是外因论者和唯条件论者，他们片面夸大外部条件的作用，抹杀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刘少奇在经济建设中大肆鼓吹洋奴哲学和爬行主义，林彪借口“雷厉风行作风”推行命令主义和使用强制手段，都是企图用形而上学的外因论来破坏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唯物辩证法关于根据和条件的辩证统一启示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内因论，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必须坚持民主讨论和说服教育的方法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这样，才能真正和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划清界限。

共性和个性唯物辩证法的一对重要范畴。个性是指各个事物的特殊点，共性是指事物间的共同点。个性和共性同个别和一般、普遍和特殊是同类范畴，只是在不同场合用法不同罢了。

事物的个性和共性是客观存在的，是对立的统一。个性和共性是互相联结的，每一个具体事物都包含着个性和共性。其性存在于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同样地，没有共性，也无所谓个性。例如，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是共性；但这种普遍性、共性是通过各条战线、各个部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特殊性、个性表现出来的，各条战线、各个部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特殊性、个性，又不是孤立的，它和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普遍性、共性联结在一起的。又如，我们党内出现的各次机会主义路线，都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是共性；但每次机会主义路线又各有不同的特点，这是个性；而它们的共同的反动阶级本质，总是通过各次路线斗争不同的特点表现出来。

毛主席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矛盾论》）事物的矛盾问题，如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矛盾的不同性质和矛盾斗争的不同形式等等，都离不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辩证关系，它贯串于矛盾问题的一切方面，是我们研究矛盾同题各个方面的关键所在。我们要正确地认识事物，既要注意各个事物的共性，又要注意各个事物的个性，从共性和个性的相互联结上去把握事物。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坚持运用共性和个性的辩证法，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毛主席依据这个根本的思想原则，先后制定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基本路线，引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一切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从反动阶级的需要出发，总是割裂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玩弄诡辩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林彪叫马克思列宁主义“离我们太远”，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普遍真理，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既否认共性，又歪曲个性。林彪还从割裂共性和个性出发，通过割裂理论和实践、主观和客观、领导和群众、政治和业务等辩证关系进行诡辩，散布各种谬论来骗人。我们坚持共性和个性的辩证法，就能彻底揭穿修正主义的诡辩。，在实际工作中，学会运用共性和个性的辩证法，我们就能够自觉地处理好党的基本路线同各项具体工作路线的关系，处理好纲和目的关系；就能够自觉运用个别和一般、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科学工作方法。特别要注意在一般的指导下深入研究矛盾的特点，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要把斗争矛头始终对准一小阶级敌人。这样，才能不迷失或偏离方向，少犯错误，做好工作。

绝对和相对唯物辩证法的一对重要范畴。绝对是指无条件的、永恒的意思，相对是指有条件的、暂时的意思。列宁说：“绝对和相对，有限和无限=同一个世界的部分、阶段。”（《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107页)任何事物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例如物质和意识的对立，只是在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即物质和精神何者是第一性）的范围内才有绝对意义，超出这个范围无疑是相对的了。所以绝对和相对的区分本身也是相对的。

绝对和相对的关系，同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一样，是辩证的统一。绝对和相对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没有绝对，就没有相对，没有相对，也就无所谓绝对。绝对存在于相对之中，并通过无数相对来体现；在相对中有绝对，离开绝对的相对也是没有的。例如，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绝对的运动表现于它的反面，即相对的静止中。绝对的运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分化出相对的静止，相对静止又是事物运动的一种状态，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又转化为显著的变动。又如，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绝对的斗争性寓于相对的同一性之中，相对的同一性中包含着绝对的斗争性。再如，真理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绝对真理存在于相对真理之中，相对真理中包含着绝对真理的颗粒，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绝对真理，等等。毛主席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矛盾论》）

形而上学者否认绝对和相对的辩证统一，把绝对和相对机械地割裂开来，或者认为绝对就是绝对，是脱离相对的，从而走上绝对主义；或者认为相对就是相对，是排斥绝对的，从而陷入相对主义。列宁说：“对于客观的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说来，相对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绝对的。”（《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408页)林彪一伙搞诡辩，往往就是用割裂相对和绝对的辩证关系来骗人的。他们借口形势的变化，片面地夸大真理的相对性，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从而陷入相对主义。他们鼓吹大树特树所谓“绝对权威”，否认绝对存在于相对之中，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还要继续发展，从而陷入绝对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任何问题上绝对和相对都是辩证统一的。关于权威问题也是一样。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对立面的转化指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地位的转化。毛主席说：“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又说：“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矛盾论》)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由开始时起进步作用到后来转化为起反动作用，以致最后被无产阶级所推翻。无产阶级由初期的附属于资产阶级的地位，逐步壮大起来，成为独立的和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阶级，最后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由于矛盾双方地位的转化，社会的性质就由旧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化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一转化过程中，虽然存在着许多曲折和反复，然而这毕竟是一切国家必须要走的道路。

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是矛盾同一性的一种重要表现。任何矛盾双方的转化都必须通过斗争来实现。没有矛盾的斗争性，就没有矛盾的同一性，也就没有矛盾的转化。毛主席指出：“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矛盾论》）如果没有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就不会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地位转化，以及随之而发生的由资本主义社会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性质的转化。同时，一切转化又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实现的。毛主席说：“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例如，水害变水利，低产变高产，废物变珍宝，不治之症变为可治之症，诸如此类的转化，没有一样不是在具备一定的条件之后才实现的。再如，新事物与旧事物，战争与和平，生与死，得与失，祸与福，顺利与困难，好事与坏事，盲目与自觉…等等，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革命者的任务就在于“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矛盾论》）为此，必须不断研究事物转化的必要条件，在客观情况许可的范围内积极创造条件，促使事物向着对革命有利的方向转化。

一切反动阶级都竭力反对革命的转化论。苏修的御用学者，顽固地否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战争与和平、生与死等矛盾可以互相转化，恶毒地把革命转化的理论污蔑为“孟什维克唯心论”；杨献珍恶毒攻击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理论，胡说它是“马赫主义的等同论”，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毛主席关于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原理；叛徒刘少奇、林彪则鼓吹转化是思想上的“一念之差”，以此来否定转化的具体条件，从而达到取消革命转化的反动目的。我们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反对革命转化论的种种谬论，必须彻底批判。

物极必反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话，意思是说，事物发展到一定的极限之后，就必定要走向自己的反面。这是以朴素的形式表达了辩证法的转化思想，是和形而上学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相对立的。

中国的古书中还有“盛极则衰”、“否极泰来”等提法。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中说：“乱极则治，暗极则光”。这些都是物极必反的意思。

毛主席批判地继承了古代辩证法的珍贵遗产，对于物极必反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阐述。毛主席指出：“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矛盾论》）人们为了促成矛盾的转化，就必须在客观情况容许的范围内积极创设条件，“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教导说：“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矛盾论》）

物极必反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普遍规律。一切事物都是遵循这一规律而发展的。一切反动派都是无法逃脱物极必反这一规律的。他们的下场和他们的愿望总是相反的。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已告终，搬起石头打自已的脚。历史一再证明，凡是反动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革命人民的斗争就越猛烈。叛徒、卖国贼林彪妄想“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结果是一切不能指挥，一切不能调动，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中极其深刻地指出：“万恶的殖民生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看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这说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一定逃脱不了物极必反这一规律的惩罚。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毛主席的这一预言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波浪式前进也叫螺旋式上升，是事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的一种规律性。这里所说的波浪式或螺旋式是对事物发展的前进性与曲折性的一种警喻。

波浪式前进，是自然界、社会和人的认识发展的普遍规律。恩格斯指出：“在自然界中和历史上所显露出来的辩证的发展，即经过一切迁回曲折和暂时退步而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39页）在自然界，如

，声波、光波、电波等；在人们的活动中，如走路、开会、唱戏、说话、写字等，无不是波浪式的、螺旋式的发展。经济建设也是有起有伏的，从不平衡到平衡，从平衡到不平衡。阶级斗争更是如此，奴隶和奴隶主的斗争，农民和地主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都是高一阵低一阵地发展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仍然是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是波浪式的、螺旋式的向前发展。列宁指出：“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列宁选集》第二卷584页）毛主席也指出：“事物是往返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只有形式主义者想不通这个道理。”（《毛泽东选集》一卷本476页）

波浪式前进，是由矛盾引起的前进性和曲折性的辩证统一。事物发展的总趋势之所以必然是向前进，是由于新陈代谢这种普遍规律所决定的。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它们既互相依赖又互相斗争，经过反复斗争，最终必定是新的战胜旧的。这就决定了事物发展的总趋势一定是向前进的。毛主席说：“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061页）另一方面，事物前进的道路又是曲折的，这是由于矛盾斗争的曲折性所决定的。新事物要战胜旧事物，就必不可免地要遭到旧事物的顽强反抗；而且新事物本身起初总是比较弱小，只有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才能逐渐由小变大、由弱转强，直至强大到足以战胜旧事物的程度。因此，事物的前进

道路不可能是直线式的，而必然是曲折的。正如毛主席所指f

出的：“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

曲折的，不是笔直的。”（《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41页）寸

“循环论”把发展曲解为走马灯式的团团转，这是反动派用来愚弄人民，妄图阻止历史车轮前进的反动谬论。“直线式”发展的谬论则把革命道路说成是“笔直又笔直”的，这是机会主义者的形而上学的幻想。这在革命史上曾起过极大的破坏作用。

毛主席多次指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是总结无数历史经验所得出的科学结论，也是对于波浪式前进

这个辩证法观点的最清楚而深刻的阐明。革命过程中出现一县

些反复、曲折、困难，是不足为奇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从历史的全过程来看，前进、上升总是事物的主流和本质，而反复、曲折、困难则是事物的支流和暂时现象。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这是符合于历史发展总趋势的必然结果。只有真正懂得了这种辩证法的道理，我们才能既看到革命发展进程中出现反复曲折的必然性，又看到曲折发展中包含着胜利的必然性；才能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认清方向，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因势利导，去夺取胜利。

新陈代谢指一切事物由于内部矛盾的斗争必然引起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规律。

毛主席说：“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矛盾论》）任何事物内部都存在着新旧两个方面的斗争，经过斗争，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转化为新事物的性质。世界上的新事物，例如自然界的新物种或社会上的新制度，都是经过旧事物内部新旧双方的斗争，新的方面战胜了旧的方面以后产生出来的。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是在与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进行了长期曲折的斗争，直到获得了胜利才诞生出来的。世界上各种事物，由于本身性质和周围条件不同，因而新陈代谢的形式和特点也不相同。但是不论采取何种形式，其中都包含着由于新旧之间的矛盾斗争而达到除旧布新的质变这个共同的内容。所以唯物辩证法认为，新陈代谢是一切事物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共同规律。这个规律也就是对立统一这个宇宙根本规律的一种表现。

新陈代谢的规律表明，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新生事物在开始时虽然比较弱小，但它在斗争中必然会成长壮大，战胜并代替旧事物。谁压抑新生事物的发展，违抗新陈代谢规律，谁就没有好结果。

十九世纪末叶以来，资产阶级的庸俗进化论者竭力歪曲生物进化中的新陈代谢规律，利用达尔文学说中的缺点，说生物进化中只有量变，没有质变，并进而抹煞一切事物的除旧布新的质变，尤其是反对社会制度的除旧布新的革命变革。这种谬论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理论基础，也是新老修正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鼓吹“和平过渡”谬论的理论基础。

在生物学和生理学中，新陈代谢这个词，是指生物有机体从外界摄取营养和从体内排出废料的吐故纳新过程，以及细胞的不断新生和不断死亡相更替的矛盾运动。它是生命存在的基本条件。恩格斯指出：“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个存在方式的基本因素在于和它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不断的新陈代谢，而且这种新陈代谢一停止，生命就随之停止，结果便是蛋白质的分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646页）

吐故纳新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谈到整党建党时说：“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毛主席的这个生动比喻，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宇宙间一切事物无不是新旧两方面的对立的统一。这两方面互相依赖，又互相斗争，经过曲折的道路，新的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后战胜旧的，事物便发生质的变化。新事物出现后，其内部又产生新旧矛盾的斗争，继续不断地前进。事物发展的过程，就是这样不断发生新旧斗争、不断进行吐故纳新的过程。

无产阶级政党也是在吐故纳新中不断发展的。毛主席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矛盾论》）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正是由于它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积极开展党内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不断吐故纳新，“清除废料”，“吸收新鲜血液”的结果。

组织上的吐故纳新，就是一方面把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已分子清除出党。斯大林说：“党是靠清洗自已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斯大林全集》第六卷160页）这句话指明了组织上清洗的重大意义。在党员中，如有革命意志衰退的，经多次教育仍无转变，则劝其退党。另一方面，则不断吸收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首先是产业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并选拔优秀共产党员参加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工作。

思想上同样需要吐故纳新。这就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它是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吐故纳新的基本方法，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毛主席说：“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329页）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战士只有不断经受三大革命实践的锻炼和考验，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但“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且“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71一272页）只有在思想上不断进行吐故纳新，才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

新事物和旧事物新事物是正在产生、正在发展、富有生命力的东西。旧事物是在发展过程中日趋衰老、逐渐丧失其生存能力的东西。

新事物必然要代替旧事物，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由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所决定的。“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矛盾论》）“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矛盾论》）新事物之所以不可战胜，是由于它具备了发展的物质条件，“应运而生”，合乎客观规律，代表真理，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新事物在开始时虽然弱小，但它在斗争中逐渐成长、壮大，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句成语深刻地说明了这个道理。旧事物之所以必然要灭亡，是由于它不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丧失了继续存在的条件。在人类社会中，腐朽、没落的阶级，不管它在现实中显得怎样“强大”，由于它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违背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归根到底是要失败的。中国人民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帝国主义用飞机加大炮装备起来的蒋介石反动派。“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091页）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因为矛盾着的对立面，必须在一定条件下，通过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才能转化。“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毛泽东选集》一卷本655页）例如在社会上，革命的新事物的发展总会遇到反动势力的反抗和旧习惯势力的阻挠。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斯大林说：“生长着的东西也不是轻易地生长起来的，它们叫着，喊看，坚持目已生存的权利。”（《斯大林全集》第十卷284页）

新事物有一个成长过程，在开始的时候总是弱小的、不完善的，甚至可能有许多缺点、错误。我们要善于鉴别新事物，在它萌芽的时候就发现它，满腔热情地保护它，积极地扶植它，使它尽快地成长起来。毛主席最善于发现并爱护、支持新事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涌现出的诸如各族人民广泛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领导机构的老中青三结合、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教育卫生革命、广大于部和工农兵学商坚持五七道路、赤脚医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理论队伍、亿方人民共同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等，这许多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都得到毛主席的关怀和支持。同旧社会比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新事物的成长条件要好得多，但是公开反对和变相压抑新事物的事还是有的。列宁说：“讥笑新事物的幼芽嫩弱，抱着知识分子的轻浮的怀疑态度等等，一一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四卷14一15页）当前，支持还是反对新事物，实际上是肯定还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是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复辟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

主流和支流任何事物都有主要的一面，也有次要的一面，有主流，也有支流。主流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反映事物的本质，规定事物发展的趋势和命运；支流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它不反映事物的本质，不能规定事物的发展趋势和命运，只能影响事物的发展速度。主流和支流的关系，从哲学上说，也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关系。

分清主流和支流，是马克思主义者观察形势和分析问题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只有分清主流和支流，才能正确认识矛盾的性质。毛主席指出：“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334页）这也就是要我们注意分清主流和支流。过去和现今的事实都证明，在正确路线指引下，成绩总是主要的，形势总是大好的。前进、上升总是事物的主流，而曲折、倒退则是事物的支流，是暂时的现象。在国际上，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而且是越来越乱了。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是这一大乱中的主流，它反映了时代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趋势；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捣乱是支流，不反映时代的本质，不能决定历史发展的趋势。认清这一点，可以鼓舞革命斗志，坚定革命信心。毛主席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要分清主流和支流，首先必须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毛主席说：“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805页）这是我们观察一切问题的根本立足点。其次，必须经过细致的研究和分析。毛主席说：“我们对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应该采取分析研究的态度。”（《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334页）这是我们观察一切问题应有的科学态度。我们必须在革命实践中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把自已的无产阶级立场锻炼得更坚定；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即唯物辩证法，养成一分为二的分析习惯，克服形而上学，这样才能善于抓住主流，同时也不忽视解决支流的问题。

正面和反面指事物内部互相联系、互相斗争的两个方面。处于支配地位、决定事物性质的一面叫正面；处于被支配地位、作为否定因素的一面叫反面。例如，任何生物，从生命形成时起，就存在着生与死的斗争，生是正面，死是反面。哲学上所说的正面与反面跟通常所说的好与坏不是一回事。

毛主席说：“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这是因为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通过斗争，总是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当原来的否定因素由被支配地位转化为支配地位时，事物的性质就发生变化，原有的事物走向了自已的反面，变成另一事物。矛盾的转化是具体的、多样的，但总的说来，不外乎两种：向前进的方面转化，向倒退的方面转化。例如，先进者如果骄傲自满，就会走向其反面一落后；落后者如果总结教训、克服了缺点，又会走向其反面一先进。

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事物不断地走向自已的反面，表现为旧事物不断衰落、消亡，新事物不断成长、壮大。如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专政，由于无产阶级的不断斗争，迟早要走向其反面一一无产阶级专政。这种转化一旦实现，社会就由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社会主义阶段。随着社会的发展，无产阶级的专政又会走向自已的反面-一阶级的消灭和国家的消亡，到那时候，人类便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毛主席说：“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357页）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唯物辩证法的无限生命力就在于它承认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这一真理。但是，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由于条件的变化，有时也可能出现倒退，例如，自然界某些物种的退化；社会中反动阶级的复辟，等等，呈现出事物发展的曲折性和复杂性。然而，任何倒退终究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是上升的、前进的。

事物走向反面，是在一定条件下实现的。“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例如，我国是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还是被资本主义复辟，关键在于路线。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要反修、防修，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当然即使某些地方暂时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领导权，也没有什么要紧，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因为人民总是要革命的，是不会容忍复辟和倒退的。

事物的正面与反面的辩证关系，要求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成绩和胜利的面前，要经常想一想自已的弱点、缺点和错误；遇到挫折或犯了错误时，要自觉地接受教训，纠正错误，使坏事引出好的结果。在观察国际形势时，不但要看到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捣乱和破坏，尤其要看到“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061页)这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平衡和不平衡事物运动的两种状态。平衡是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势均力敌，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不平衡则是指平衡状态被矛盾斗争所打破，出现了矛盾双方力量的悬殊。平衡和不平衡，都是事物内部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的表现。

平衡和不平衡是对立的统一。平衡是由不平衡发展而来，平衡中就包含着不平衡。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中，平衡都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则是经常的、绝对的。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不平衡的规律是宇宙发展的普遍规律。

平衡和不平衡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平衡在一定条件下变为不平衡；不平衡在一定条件下又变为平衡。无论是平衡还是不平衡都贯串着矛盾和斗争，并通过斗争实现互相转化。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新的不平衡，如此循环不已，而每一循环都进到高一级的程度。这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事物就是这样波浪式地前进的。

正确认识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关系，能够使我们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掌握主动权，及时发现矛盾，解决矛盾，夺取新的胜利。我们掌握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发展规律，就能够自觉地及时地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推动社会不断前进。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与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与需要之间的平衡。但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平衡变成不平衡，又需作第二年的平衡。事实上每月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需要作局部的调整。总之，在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运动中，“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各项工作中，我们要根据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规律，积极地创造条件，使新生力量、新生事物尽快地成长，不断打破旧的平衡。同时，又要针对出现的不平衡现象，去组织和建立新的平衡，把各项工作不断地提高到新的水平。

批判和继承马克思主义对历史遗产的原则是批判地继承。“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毛泽东选集》一卷本984页）

马克思主义尊重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反对否定历史的虚无主义。马克思的学说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科学，它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思想体系，但是它并没有割断历史。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十九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一一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列宁选集》第二卷441一442页）毛主席一再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许多珍贵品，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地总结。从乌龟壳到共产党都应该给以总结。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就是批判地继承我国的历史遗产，用来为现实的阶级斗争服务，为反修防修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对历史遗产绝不能无批判地“全盘接收”，必须进行分析，将反动、腐朽的东西和具有民主性、革命性的东西区分开来，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我们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但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即等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的是批判地继承的原则，他们仅仅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而摒弃了它的唯心主义外壳；仅仅吸收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而摒弃了它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宗教伦理学的杂质。他们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成果，尤其是总结了现实斗争的实践经验，从而创立了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一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破不立，不批判旧思想，新思想无从产生；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新事物总是在和旧事物作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叛徒刘少奇及其在文艺界的代理人周扬之流，借口“抢救历史遗产”，大搞复古活动，这是地主、资产阶级复辟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千万不能放松警惕。

对历史遗产中有利用价值的东西，也不应该拿来就用。“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毛泽东选集》一卷本812页）可见一要改造，二要加进新的内容。没有这两条，旧形式决不会变成为人民服务的东西。即使是最有利用价值的东西，用来表现现实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生活，也是远远不够的。无产阶级应该创造自已的文化，而要创造自已的文化，就必须到唯一的最丰富的源泉一现实社会生活中去吸取丰富材料。批判地吸收历史遗产中有益的东西是必要的，但这仅仅是作为创造新文化的借鉴。如果脱离了现实斗争，到故纸堆里讨生活，用继承来代替自已的创造，甚至颂古非今，那就走到斜路上去了。我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出现的一批革命样板戏，“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批判继承和创新方面做出了榜样。这不仅是戏剧、舞蹈等文学艺术的革命样板，而且也是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的革命样板。

破与立毛主席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这段话深刻地阐明了破与立的辩证法。

破就是革命，就是批判，就是否定旧事物，促使旧事物灭亡。立就是讲道理，就是肯定新事物，让新事物代替旧事物。

破与立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是对立的统一。破中有立，立中有破，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但是，破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毛泽东选集》一卷本655页)破是立的前提，立是破的结果。要立新，就必须破旧。不破旧，不扫除障碍，就不可能立新，而新的不立起来，不日益发展壮大，也不可能把旧的彻底消灭干净。破旧立新的过程，也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必须通过斗争来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地主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在砸碎资本主义的旧制度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新的规章制度，就是在破除陈旧的规章制度的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毛主席说：“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从破到立是一个飞缺。不断地破与立，不断地飞跃，事物就不断地发展。

新兴的、革命的阶级，总是拥护破旧立新。没落的反动的阶级，总是反对破旧立新，而且要搞复辟。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往往打着“先立后破”的幌子来反对破旧立新，反对革命。“先立后破”的谬论，实际上是不立不破，·就是不准无产阶级破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思想体系，不准立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一句话，就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林彪也竭力反对破旧立新，一再叫要“克已复礼”，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们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必须继续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彻底批判旧制度和旧思想，同国内外敌人的破坏活动作斗争。

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一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同时又存在着非主要倾向。主要倾向和非主要倾向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主要倾向实质上就是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另一种倾向实质上就是次要矛盾或矛盾的次要方面。当主要倾向突出时，就可能使另一种倾向被掩盖着。因此，在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中，往往存在着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情况。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也要注意可能被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这是我们认识事物所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我们党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在我党的历史上，反对陈独秀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时，掩盖着“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纠正王明的“左”倾路线时，又掩盖着王明的右倾路线。反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时，掩盖着林彪的修正主义。每次都是毛主席及时洞察一切，拨正航向，领导全党用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使党的事业更加兴旺发达起来。

事物是复杂的，我们看问题决不可简单化。如果只注意一种倾向，忽视可能出现或已经出现的另一种倾向，这样，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就会受骗上当，犯错误，以至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我们要学会全面地看问题，既看到它的正面，也看到它的反面，既看到主要方面，也看到次要方面。这样，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时，才能自觉地注意到被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提醒我们：“今天，在国际国内斗争中，类似过去同资产阶级讲联合，忘掉了必不可少的斗争，同资产阶级决裂了，又忘掉了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联合的倾向，仍然可能出现。”我们一定要注意反对和防止这两种片面性.

毛主席指出：“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例如：军队在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左”倾；在打败仗或者未能多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右倾。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163页）要掌握情况，弄清什么是主要倾向，什么是被掩盖着的倾向，就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

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党的正确路线世是在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只有不断地同右的或“左”的有害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克服它们，才能不断地由胜利走向胜利。“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心，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坚持反对错误倾向，从根本上说来，就是因为它不仅是做一个自觉的、完全的、清醒的革命者不可缺少的条件，而且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重要保证。

务虚和务实虚是指人们对事物内在规律性的认识，务虚就是研究和讨论政治、思想、理论、路线等问题，以提高认识，实是指人们的实践活动，务实就是从事三大革命实践活动，贯彻路线、执行政策、抓具体工作。所以务虚与务实的关系，从认识论上说，就是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从方法论上说就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表现在工作上便是政治与业务的关系。

虚和实是辩证的统一，把务虚和务实紧密地结合起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之一。“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务实要以务虚为指导，在各项工作中，我们不仅要注意掌握有关的具体路线和政策，而且更重要的是时刻不忘党的基本路线。务虚必须从实际出发，注意“就实论虚”，深入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分析研究各种具体问题。在务实的基础上务虚，在务虚的指导下务实，我们就能方向明、决心大、方法对、十劲足。工农业战线上的两面红旗一一大庆和大寨，便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虚实并举”、“以虚带实”、“就实论虚”的最好榜样。

把务虚和务实辩证地结合起来，是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反之，把两者机械地割裂开来，就会滑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面去，就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如果只务实，不务虚，不注意思想和路线的大事，一头钻到业务中去，就会成为迷失方向的实际家、经验主义者，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面前，很容易受骗上当，甚至走错了路还不知错；如果只务虚不务实，对实际情况不了解，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就是空谈家。所以，从事任何实际工作都要关心政治、思想、理论和路线。

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投入革命实践，认真总结经验，是使务虚和务实密切地结合起来的决定条件。只有不断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及时从实践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根据实际情况和革命斗争的需要制定一个时期的和长期的计划，具体加强领导，才能不断提高务虚与务实的能力，更自觉地遵循唯物辩证法，克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才能端正思想，做好工作。

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和活的灵魂。毛主席说：“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矛盾论》）

“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宜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分析社会的阶级矛盾。在具体分析中，首先必须抓住主要矛盾。“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矛盾论》）同时还要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找出主要的矛盾方面，弄清事物的性质。所谓看本质、看主流，就是指要从事物的主要矛盾方面去看。对社会矛盾，只有分清革命和反革命、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才能有正确的认识和处理。对我们的工作，只有分清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才能有正确的估价。

在具体分析中，还必须分析矛盾在各个过程、各个阶段的发展和特点。列宁说：“马克思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310页）任何矛盾都有其产生、发展和转化的过程。同一矛盾在不同时间、地点和条件下，也有不同的特点。例如，从先秦到西汉初期和中期的儒法斗争，同西汉以后的儒法斗争，有着不同的特点。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必须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评价，才能作出正确的结论。又如，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矛盾是不变的，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只有具体分析了各种矛盾的特点，才能正确地认识事物，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因势利导，夺取胜利。

分析矛盾的过程，是一个反复地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毛主席说：“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只有客观地、全面地、深入地研究事物的矛盾，才能如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分析矛盾，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特别要坚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一切，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具体事物具体分析是十分重要的。毛主席说：“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矛盾论》）只有对矛盾双方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双方的依赖关系、斗争情况，双方各自的特点、发展及其与外界事物的联系进行具体分析，才能了解矛盾的特性，认识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把握事物本来的辩证法，从而正确地制定和执行路线、方针和政策，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如果拒绝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不从具体情况中间找出具体的矛盾，以及解决这些矛盾的具体办法，用这样的态度去指导工作，就会把工作做坏；去指导战争，就一定会打败仗。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就要经常了解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动态，及时研究各阶级的发展和变化，善于作基本阶级关系的分析，正确地估量阶级力量的对比和政治形势。这样，才能在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分清敌友；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从而在正确的路线指引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敌人营垒内部的一切矛盾和斗争，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毛主席指出：“必须教育干部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的具体情况出发，决定当地当时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226页）有些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的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这是错误的。

范畴范畴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本质的概括和反映。列宁说：“自然界在人的认识中的反映形式，这种形式就是概念、规律、范畴等等。”（《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194页）各门具体科学的范畴，如经济学中的商品、价值、货币等，物理学中的电、热、功等，都是某一领域中客观事物本质的反映，只适用于一定的范围。哲学范畴如物质、意识、矛盾、规律、本质、现象等，是客观世界最普遍的本质的反映，它适用于一切科学领域。

范畴的内容是客观的，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反过来又成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人类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不同方面揭示了事物的本质，从而概括出各种不同的范畴，以指导进一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客观世界的联系好象一张网，人们认识到网上一个纽结，就用一个范畴来标志它。一定的范畴标志着人类认识发展的一定阶段。列宁说：“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90页）这段话通俗地说明了范畴的起源和作用。

范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的，而是历史的、变动的。它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在实践过程中，有些范畴的内容丰富了、深化了，有些范畴被淘汰了，一些新范畴产生了。范畴的不断产生、丰富和变化，是人类对客观世界本质的认识日益广泛、深入的标志，也为人类进一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新的工具。

唯心主义把范畴看作是先天得来或主观自生的。在中国哲学史上，朱熹主张“理”这个范畴是先于世界而存在的，王阳明则把“理”看作心的产物。在外国哲学史上，康德认为，范畴是人的思维中先天就有的认识形式。黑格尔认为，范畴是“绝对观念”自身发展的产物。马赫主义者认为，因果性、必然性、规律性等哲学范畴是“人心的产物”，“从主观意向中产生的”。不论客观唯心主义者还是主观唯心主义者，都把范畴看作是离开客观世界而独立存在的，这就颠倒了本末，是十分荒谬的。形而上学者则把范畴看成是孤立的、一成不变的、僵死的，这也是错误的。辩证唯物主义坚决反对唯心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范畴论。

唯物辩证法的范畴，如本质和现象、内容和形式、必然和偶然、必然和自由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这些范畴从不同方面揭示了客观世界的矛盾运动，每一对范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表现。因此，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范畴，对于弄通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提高我们的认识能力，改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有着重要的意义。

质和量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无不具有质和量这两个方面的规定性。

质的规定性，也叫质量，指事物的特质，即一类事物之所以区别于另一类事物的特殊性质。这是由事物内部所固有的矛盾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例如：金、银、铜、铁，虽然都是金属，但各有不同的特质，表现为各有其特殊的元素成分、特殊的分子结构、特殊的比重、熔点、硬度、光泽等等。又如：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虽然都是革命，但属于不同性质的两种革命，表现为各有其不同的阶级性质、不同的革命任务、不同的对象、动力等等。

量的规定性，也叫数量，指一定质的事物在规模、程度、水平及运动速度上的大小、高低、多少的数量。毛主席指出：“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332页）

质和量是事物的内在联系的两个方面。它们既互相排斥，又互相依存，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全面地看待质和量这两个方面，而不可忽视任何一个方面。例如，在生产中，“一切产品，不但求数量多，而且求质量好，耐穿耐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921页）如果不保证质量，单纯追求数量，那就不仅没有完成生产任务，而且会造成返工和浪费；同样，如果只保证质量合乎规格，而忽视数量上的一定指标，那么生产任务同样也没有完成。毛主席教导我们：“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其中就包括要求我们既保证有好的质量，又达到尽可能多的数量。

关于量和质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问题，也就是量变质变的规律，参见“量变和质变”。

规定性指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性，是规定事物的本质及其数量的界限。

规定性有质和量两个方面。质的规定性是规定事物的性质以及同其他事物的区别。质的规定性变了，事物的性质也就随之改变。量的规定性是规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指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模、程度、水平、速度等。事物超出一定数量界限，质就发生变化。恩格斯说：“纯粹的量的分割是有一个极限的，到了这个极限它就转化为质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403页）

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规定性的统一。马克思说：“每一种有用物，如铁、纸等等，都可以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来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48页）事物的质的规定性总是和一定量的规定性联系在一起的。只有质的规定性而无量的规定性，或者只有量的规定性而无质的规定性，都是不存在的。不同的质都有不同的数量界限，并且“每一种质都有无限多的量的等级，例如颜色深浅、硬和软、生命的长短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575页）同样，事物的量的规定性也总是和一定的质的规定性联系在一起。即使研究事物的量的规律的数学，也仍然有质的规定性。如正数和负数、乘方和开方等等，充满了质的差异。恩格斯在批评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时指出，认为物质只在量上可以规定而在质上则自古以来都相同的观点，可说是倒退到毕达哥拉斯那里去了。毕达哥拉期就曾经把数，即量的规定性，理解为事物的本质。总之，把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机械地割裂开来，或用量的规定性来代替、抹煞事物质的区别，这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完全错误的。

掌握事物质和量的规定性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例如，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是阶级利益根本冲突的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我们在革命斗争中，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才能正确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夺取革命的胜利。如果界限不清，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会对革命事业带来损害。

由于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数量界限，因此我们在一切工作中必须“胸中有“数””，把握事物的量的规定性，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分析，要掌握主要的百分比，这样才能确定事物的性质，制定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否则，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

量变和质变也叫质量互变，是由矛盾引起的量变和质变以及二者互变的规律。它是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想发展的普遍规律，是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的一种具体表现。

马克思说：“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转化为质的区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342页）恩格斯也说：“在自然界中，质的变化一一以对于每一个别场合都是严格地确定的方式进行一一只有通过物质或运动（所谓能）的量的增加或减少才能发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485页）

事物的发展都是从量变开始的，量的增加或减少到达一定程度，必然引起质的变化，然后又开始在新质基础上的量变，使事物不断地发展前进。例如，在自然界里，水的温度的升降在一定程度内，仍保持水的状态，这是量变；而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则沸腾而转化为水蒸汽，降低到一定程度则急剧地转化为固体的冰，这就是质变。水蒸汽和冰又开始新的量变，到了一定程度又有新的质变。在阶级社会发展中，革命战胜反革命，也是由一定的量变而引起质变的。革命造成社会制度质的变革后，必然会发生新的量变到质变，向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发展。人们的认识也是如此，接触外界，搜集材料，对事物的感性认识阶段是量变；经过思考分析，由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就是质变。质变造成新的量变，然后又是新的质变，事物就是这样不断发展的。毛主席指出：“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只有数量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二种状态的时候，它已由第一种状态中的数量的变化达到了某一个最高点，引起了统一物的分解，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显著地变化的面貌。”（《矛盾论》）

量变和质变的规律反映了事物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的辩证统一，它是马列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理论基础。

由于矛盾运动的复杂性，在事物根本性质未变之前，即在总的量变过程中，往往会发生部分质变。有的因局部问题解决而发生部分质变，有的因进入一个新阶段而发生部分质变。部分质变可以进一步影响总的量变，并为根本性质的变化准备条件。

任何质变都是飞跃式的发展，“渐进过程的中断”。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决定了飞跃形式的多样性。基本上有两种飞跃形式：爆发式与非爆发式。自然界的火山爆发、炸弹爆炸是爆发式的飞跃；生物的进化，则属于非爆发式飞跃。社会发展中的暴力革命是爆发式的飞跃；而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则属于非爆发式的飞跃。这告诉我们，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杰出地运用和发展了量变和质变的辩证规律。比如，在分析到抗日战争第一阶段敌我双方力量变化时指出，我方和敌方各自都有“向上”和“向下”的两种不同的量变和质变，我方“向下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量上。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质上。”敌方除了向下的变化外，虽然也有向上的变化，但必须估计到这种向上的变化的“暂时性和局部性”。（《毛泽东选集》一卷本435页）毛主席的这一科学分析表明，为了掌握事物的本质和趋势，要善于把握量变和质变的辩证关系，特别是要善于把握“向上”和“向下”两种质量变化的内在联系以及何者占主导地位。这样才不致因受现象的迷惑而作出错误的判断。

渐变指事物逐渐的、不显著的变化，即量变。事物处于渐变状态，只有数量的增加或减少，没有根本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好似静止的面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见的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矛盾论》）

渐变是由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引起的。在斗争中，矛盾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逐渐的变化，在一定限度内，不会引起矛盾双方地位的转化。事物的变化发展总是从渐变开始。渐变到一定程度，就会转化为突变，也就是渐进过程的中断，事物就由旧质转化为新质。事物总是不断地由渐变到突变，由量变到质变，这是客观的普遍的规律。只是不同的事物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例如，从猿到人，由于生活条件和劳动的作用，先使类人猿的手、脚、脑等身体器官发生渐变，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突变、飞跃，即使用工具进行劳动，实现向人的转变。一个社会的变化，也是由于社会内部的矛盾斗争，使矛盾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渐变，到一定阶段矛盾激化了，才引起暴力革命，实现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的过渡。人们思想的变化，也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渐变到突变，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事物经过突变，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又在新质的基础上产生新的渐变。

渐变是突变的必要准备，没有渐变，就不可能有突变。渐变是事物发展的不可缺少的一环。否认渐变，就会使突变失去依据，理论上就会陷入激变论，政治上就会走上冒险主义；夸大渐变，就会否认突变，理论上就会陷入庸俗进化论，政治上就会陷入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泥坑。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就是以庸俗进化论作为理论基础的。他们“用“简单的”（和平静的）“进化论”去代替“狡猾的”（和革命的）辩证法。”（《列宁选集》第二卷3页）他们鼓吹“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以维护帝国主义的统治。苏修叛徒集团也夸大渐变，否认质变，胡说消灭资本主义可以“通过渐进方式来实现”，宣扬所谓社会主义社会是“渐进性”的发展，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以维护社会帝国主义的统治。斯大林早就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摆脱资本主义压迫，不可能通过缓慢的变化，通过改良来实现，而只能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质变，通过革命来实现。”（《列宁主义问题》635页）工人阶级只有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才能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飞跃（突变）飞跃即突变，是事物性质的变化。由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量变到一定程度，必然转化为质变，，出现由一种质向另一种质的飞跃。飞跃是旧事物的逐渐的量变过程的中断，所以又称为“渐进过程的中断”。

飞跃是宇宙发展的普遍状态。任何旧事物的死亡和新事物的产生都要经过飞跃。恩格斯说：事物“从一种运动形式转变到另一种运动形式，总是一种飞跃，一种决定性的转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72页）从机械运动到物理运动再到化学运动的转变是通过决定性的飞跃完成的，从化学运动到生物运动再到人类社会运动的转变也是如此。人类社会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的过渡，也只有通过飞跃来实现。列宁指出：“资本主义自己替自已造成了掘墓人，自己造成了新制度的因素，但是，如果没有‘飞跃”，这些单个的因素便丝毫不能改变事物的总的状况，不能触动资本的统治。”（《列宁全集》第十六卷347页）物质世界是通过不断的飞跃，由简单向复杂、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人们的认识也是通过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这样不断的飞跃，向前推移和发展的。离开飞跃，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事物的发展。列宁说：“渐进性没有飞跃是什么也说明不了的。”（《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127页）

由于事物的性质和条件不同，飞跃的形式也不同。毛主席说：“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矛盾论》）矛盾的性质有对抗性和非对抗性之分，相应地也存在两种基本的飞跃形式：爆发式的和非爆发式的。爆发式的飞跃通常是解决对抗性矛盾的形式，是通过激烈的外部冲突，使新事物战胜旧事物。如火山爆发、炸弹爆炸、暴力革命等。非爆发式的飞跃通常是解决非对抗性矛盾的形式，它不是通过激烈的外部冲突来实现。如物种的进化、从猿到人的转变、生产工具的革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飞跃等。矛盾的性质可以转化，因而解决矛盾的方法，即飞跃形式，也会随着改变。

认识事物所固有的飞跃形式，对于促成事物的革命转化有重大的意义。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矛盾论》）国际和国内的革命实践证明：当事物本身要求采取爆发式的飞跃而不采取这种形式，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当事物本身要求采取非爆发式的飞跃而却采取爆发式的飞跃，则会犯“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

部分质变指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局部性的质变。因为事物的矛盾运动是复杂的，量变和质变不但互相推移，而且互相交错，所以在质变中含有量变，在量变中含有质变。包含在量变过程中的质变，就是部分质变。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就是由部分质变引起的。从整体说来，事物尚未发生性质的根本变化，还在量变进程之中：但从某一局部说来，已经发生质的变化，因而使事物走上了新的阶段。

在自然界中，普遍地存在着部分质变。如蚕的一生，在它死亡之前，就经历了蚕卵、蚕、蝇、飞蛾这四个阶段。从蚕卵到蚕，到，到飞蛾的发展中，显然也不单是量变，而且包含着几次部分质变。又如人的一生，经过了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和老年这样一些不同的阶段。人的一生是一个量变的长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地进行着部分质变的过程。

在人类社会中，也普遍地存在着部分质变。例如在解放战争中，我们打跨蒋介石，这是一个质变。这个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是经过三年多的时间，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蒋介石的军队和政权。而这个量变中间，也有部分质变，即解放战争经历过的几个不同的阶段，每一个新的阶段和旧的阶段比较起来，都有若干性质上的区别。又如，从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经济，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我国是通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这样一些不同阶段的部分质变来完成的。

事物的量变和质变都是由于事物内部矛盾的斗争而产生的，部分质变也是这样。经过一定程度的量变，事物发生部分质变，这时虽未达到整体上的旧质死亡和新质诞生的根本质变，然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阶段。毛主席指出：“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矛盾论》)

关于部分质变的理论，是毛主席对于唯物辩证法的量变和质变学说的重大发展。它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和政策的理论基础之一。毛主席于一九六七年就指出：“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一九六九年又指出：“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弄清部分质变的理论，可以使我们加深对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的领会，进一步提高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肯定和否定任何事物都包含着肯定和否定这两个互相对立的环节。肯定方面是指在矛盾双方中占主要地位、支配地位的方面，是事物保持其存在的方面。否定方面是指占次要地位、被支配地位的方面，是促使旧事物灭亡的方面。

肯定和否定是对立统一规律在肯定和否定关系上的具体表现。肯定和否定是互相依存的。事物发展过程的每一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有肯定。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218页）肯定和否定经过矛盾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互相转化，肯定转化为否定，否定转化为肯定。例如，资产阶级是作为否定方面存在于封建社会之中，当资产阶级否定了封建社会，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它就转化为新的肯定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同资产阶级相对立的否定方面是无产阶级，经过不断的斗争，又否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也就转化为新的肯定方面。

事物的发展总是在肯定、否定、肯定、否定..这样不断的交替过程中前进的。一般说来，每经过一次否定，事物就进入一个更高的阶段。马克思说：“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69页）无论是自然界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类认识的发展，都是如此。事物经过不断的否定，实现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体现了发展的前进性；同时，这个过程有时还会出现反复，否定方面要战胜肯定方面不是一次较量能够完成，而是有起有伏，有张有弛，有高潮和低潮、前进和倒退、扩大和缩小等等，体现了斗争的曲折性。例如革命人民总是沿着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这样一条反复、曲折的道路而达到胜利的。

辩证法的否定，即否定方面战胜肯定方面。但它不是简单地抛弃肯定方面，而是辩证的扬弃过程，即抛弃旧事物中的糟粕，保存其中的精华。例如，对于中国和外国的文化遗产“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自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毛泽东选集》一卷本984页）

掌握辩证法的肯定否定规律，对于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地养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问题的习惯，尽量避免在工作中犯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错误；它还可以帮助我们自觉地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懂得斗争的复杂性、曲折性和胜利的必然性。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前进道路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反复和曲折，都能坚决依靠人民群众，去克服困难，战胜敌人。

否定之否定黑格尔首先提出了这个哲学概念，并把它作为概念运动的辩证法规律之一。黑格尔认为，先于客观世界而存在的“绝对观念”是不断发展的，其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肯定和否定的对立统一，肯定之中有否定，否定之中有肯定；发展的过程总是按照正题、反题、合题的“三段式”进行的。否定之否定贯串在黑格尔整个逻辑学里，他的哲学体系就是建筑在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

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是唯心主义的，但又含有一定的辩证法。他所说的否定之否定，是十分神秘的，完全是唯心的、纯粹理性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和对他的整个辩证法一样，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扬弃了它的唯心主义的“神秘垃圾”，吸取了它的“合理内核”。马克思谈到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时指出：“纯理性的运动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它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自相结合，就是它把自己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就是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07页）黑格尔的整个概念辩证法就是这样推演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的发展并不是按正题、反题、合题这样“三段式”进行的，而是按螺旋式或波浪式发展的。

本质和现象唯物辩证法的一对重要范畴。本质是指“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实践论》），它是由事物的内部矛盾，特别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现象是指事物的外部形态和外部联系，是本质的外部表现，能被我们的感官直接感觉到的。任何事物都是本质和现象的统一体。

事物的本质和现象是对立的统一。没有无本质的现象，也没有无现象的本质。本质是隐藏在现象之中，是同类现象中一般的共同的东西。本质一定要通过各种现象表现出来，任何现象都不能脱离本质，总是本质的某个方面的表现。本质比较单一、稳定，现象则比较丰富、多变。同一本质往往要通过许多现象表现出来。正由于本质是通过现象来表现，人们就可以透过现象，认识本质。所以世界是可知的，不可知论是根本错误的。

人的认识是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认识的任务就在于透过现象到达本质。列宁指出：“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239页）现象并不直接就是本质，人们触到了现象并不等于认识了本质。所以，马克思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923页）只有深入到事物的本质，才能真正地认识事物，深刻地理解各种现象。如果只停留在现象的认识，否认要深入认识事物的本质，就要犯经验论的错误；反之，如果离开现象的认识，去谈认识事物的本质，就要犯先验论的错误。

毛主席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毛泽东选集》-卷本96页）要把握事物的本质，必须深入实际，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取得全面的合乎实际的丰富材料，并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对这些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才能从现象中找出反复出现的规律性即本质的东西。林彪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胡说什么“要全面看问题，就看不到本质”。林彪玩弄这种诡辩显然是想否认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规律，以便兜售其唯心论先验论的黑货。事物的本质是通过许多现象的总和才完整地表现出来的，只有全面地分析这些现象，才能真正地把握事物的本质，这是最普通的哲学常识。

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次完成。这是由于人们的认识要受到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限制。事物本质的暴露有一个过程，人们在实践中对本质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例如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在我们党内经营了几十年，他有一个发展过程和暴露过程。我们对他的认识和斗争也有一个过程，这是合乎认识规律的。

假象假象也是一种现象，是歪曲地表现事物本质的现象。本质一般是通过真象来表现，但有时也通过假象来表现。假象也是事物的本质在运动变化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形态。归根结蒂，假象也是由事物的本质决定的。列宁说：“假象的东西是本质的一个规定，本质的一个方面，本质的一个环节。本质具有某种假象。”（《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137页）例如，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本性是好战的，但他们口头上却大讲和平，这种假“和平”的表现是由他们极端虚伪的本质决定的。

假象往往掩盖着事物的本质，给人-种与事物本质完全相反的印象，因而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但是假象所隐藏的本质终究是要暴露的。毛主席指出：“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序言）纸包不住火，假象掩盖不了本质。人们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各种现象进行过细地鉴别，就能分清真伪，揭露假象背后的本质。比如有些暗藏的敌人表面上装得“老实”、“听话”，但是，阶级敌人的一言一行，总是有朕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因后果可供思索的。再经过发动群众内查外调，就可以弄清其反动历史和当前的反动活动，截穿假象，识破其真面目。

假象是很容易迷惑人的。在战争中，人们常常有意制造假象（如声东击西、以强示弱、以弱示强、以退为进等等）来迷感对方，使对方看不清自己的真实意图，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新老修正主义者也都是故意以假象骗人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列宁选集》第二卷439页）苏修叛徒集团挂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招牌，搞的是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勾当；说的是“友谊”、“援助”“和平”，干的是侵略、颠覆、控制；喊的是“裁军”，做的是“扩军”等等。林彪反党集团更是制造种种假象来掩盖其反革命真面目。他们在革命的重要关头，总是犯右倾错误，又总是耍两面派，用假象来欺骗党，欺骗人民。林彪及其死党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不断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抵制国内外-切修正主义，彻底揭穿他们的种种阴谋诡计。

全局和局部任何事物都存在着全局和局部这两方面。全局是指事物的整体及其发展的全过程，带有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局部是指组成事物整体的一部分及其发展的某个阶段。全局和局部的区分是相对的。在一定场合为全局，而在另一场合则变为局部；反之亦然。

全局和局部是对立的统一。“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59页）在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中，全局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处于决定的地位。全局统率局部，局部隶属全局。全局的变化一定会引起各个局部的变化。毛主席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路线是全局，各项具体工作则是局部，二者的关系是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但是，每一个全局都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局部也影响着全局的发展。在一定情况下某一局部也能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棋艺上所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这一着就是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拿战争来说，如果组成战争全局的多数战役失败了，或有决定意义的某一二个战役失败了，全局就立即起变化。这里说的多数战役和某一二个战役，就是有决定意义的。毛主席提出的“在战略上我们要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的思想，深刻地反映了全局和局部的辩证观点。

在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中，必须牢固树立照顾全局的观点。对于指挥全局的人来说，尤其要把自已的注意力摆在照顾全局的问题上。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个道理。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照顾全局的观点。”（《毛泽东选集》一卷本491页）识大体、顾大局，使局部服从全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小原则服从大原则，这是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只顾局部不顾全局，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把局部、眼前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则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

强调局部服从全局，并不排斥发挥局部的积极性，而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这种积极性。毛主席指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高性的东西的。”（《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59页）只有全局在胸，才能避免或减少片面性，更好地做好各项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强调要有“全国一盘棋”的观点，地方要服从中央，这也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只有在中央的高度集中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才能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凡带有全局性的指导规律，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只有用心地去想一想才能懂得。因此，我们必须善于思索，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问题。

个别和一般个别是指单个事物，即事物的特殊现象和特殊本质。一般是指同类单个事物中存在的共同性，即事物的共同本质和共同特性。

个别和一般是对立的统一。它们是互相联结、互相依赖的。任何一个具体事物既是个别的又是一般的。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都是一般。例如，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分别来说，都是个别；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则是它们的一般。这个一般是从上述三种个别的社会制度中抽出来的共同性，没有这三种个别的社会制度，也就没有剥削制度这个一般；而其中每一种制度（个别）中都包含了剥削制度（一般）这一共性。

但是，个别和一般又是有差别的、对立的。从个别体现着一般来看，“个别就是一般”。但“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列宁选集》第二卷713页）因为任何个别既有和其他事物相联系的共性，又有和其他事物相区别的个性。一般是概括了个别事物的共同本质，而撤开了个别事物的一些具体特性，所以一般不能完全包括个别的一切特性。

个别和一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个别和一般可以互换位置，在一定场合是个别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一般的东西；反之亦然。例如，资本主义社会对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说来是一般的东西，而对于整个人类社会说来又是个别的东西。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原来是个别的东西可以转变为一般的东西；反之亦然。例如，商品交换在原始公社是个别现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却变成普遍现象；将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又会消失。所以，在特定的场合或关系中，个别和一般的区别是确定的，但在普遍联系中，它们的区别又是相对的。总之，个别和一般是对立的统一，它们既相互联结又相互转化。

毛主席把个别和一般的辩证法贯彻运用于认识论，指出：“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申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稿的和优死的东西。”（《矛盾论》）毛主席还运用个别和一般的辩证关系，为我们制订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毛主席说：“一定要抓好典型”，“面上的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典型是个别，但包含了一般。要从个别的事物入手，总结典型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然后又以此指导全面，先做好面上三分之一的工作。这种由个别到一般、又由一般到个别的方法，是一项科学的领导艺术。掌握了它，就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唯心论和形而上学都割裂个别和一般的辩证关系。有的夸大个别，否认一般；有的夸大一般，否认个别，这都是错误的。林彪玩弄诡辩术，篡改个别和一般的辩证法，胡说“一般，是上头的东西；个别，是广大连队、基层的东西”。既否认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又否认个别之中包含着一般。这完全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谬论。其目的就是反对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这一条唯物论反映论的认识路线。

内容和形式内容是指事物的内部矛盾和过程，形式是指事物矛盾运动的表现形态。

事物的内容和形式是对立的统一。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内容，也有它的形式。没有无形式的内容，也没有无内容的形式。例如水，氢氧是内容，液态是形式；一部文艺作品，主题、人物、思想是内容，而作品的结构、体裁、风格、语言则是形式。在复杂事物中，同一内容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例如无产阶级专政，有巴黎公社的形式，也有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等。同一形式也可以表达不同的内容。例如电影、戏剧、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可以表达无产阶级的思想内容，也可以表达资产阶级的思想内容。

在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中，内容是主要的决定的方面，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从内容。但是，形式并不是消极地依赖内容，而是对内容有着重大的反作用。适合内容发展的形式能够促进内容的发展；不适合内容发展的形式则阻碍内容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形式对内容的发展也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毛主席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找到了“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形式，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非常及时的，完全必要的。

内容和形式是在矛盾斗争中不断地发展的。内容是发展的主导方面，形式的变化是随着内容的变化而引起的。在发展过程中，形式由适应内容的发展逐步变为阻碍内容的发展，经过内容和形式的矛盾斗争，终于以新形式代替了旧形式，以适应内容的发展。然后内容和形式又在新的基础上相适应和相斗争，促进事物的发展。世界上万事万物就是这样不断地变化发展着。

新内容的发展，不但需要新形式，而且也要利用旧形式来为自已服务。利用旧形式，不是同旧事物、旧内容相妥协，而是彻底地抛弃旧内容，批判地改造旧形式，使它适应新内容的需要。

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告诉我们，观察问题时，首先要注意事物的内容，但也要恰如其分地估计形式的作用。我们既反对只注重形式而忽视内容的形式主义，也反对只顾内容而忽视形式的机械论。要善于运用一定的形式，为内容的发展开辟道路。毛主席在谈到评价文学艺术作品的标准时曾指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毛泽东选集》一卷本826页）这段话深刻地阐明了内容和形式必须是统·一的。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敌人会不断变更同无产阶级作斗争的形式，并千方百计地利用某些新生的形式向无产阶级进攻。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三卷332页）这是我们必须特别警惕的。

原因和结果唯物辩证法的一对重要范畴。原因和结果反映了客观事物之间的互相联系和互相作用。原因是指引起一定结果的事物，结果是指由原因的作用而必然产生的事物。例如种子是产生果实的原因，果实是种子发展的结果。列宁说：“原因和结果只是各种事件的世界性的相互依存、（普遍）联系和相互联结的环节，只是物质发展这一镍条上的一环。”（《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168页)只有从普遍联系中抽出特定的联系，才能确定事物的原因和结果。

因果联系的特点之一，是原因在先，结果在后。但并不是先后相继的现象都构成因果联系，如白天和黑夜是先后相继的，但无因果联系，它们都是由于地球的自转所引起的结果。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因果联系是客观的、普遍的。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和灭亡，都有它的原因，任何原因都必然引起一定的结果。在自然界中，阳光、水分、土壤是原因，种子发芽、作物生长是结果。在社会领域中，阶级斗争是原因，阶级社会发展是结果；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是原因，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是结果。在思想上，知识分子接受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原因，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提高是结果。这些因果联系都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的因果观念，是在实践中对客观事物因果联系的反映。

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者否认因果联系的客观性。康德断言，人的因果观念是先天就有的，自然界的因果联系是人外加给它的，不是自然界本身固有的。休谟认为客观世界是不可知的，因果性无非是感觉、知觉的习惯性联系，是纯主观的。孔丘、孟轲认为，富贵贫贱、生死祸福等等都是来自“天命”；“天”的意志是世界上所出现的种种现象的根本原因。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胡说电子具有“自由意志”，没有因果制约性等等。说法不同，实质一样，都是否认因果联系的客观性，宣扬唯心主义。他们散布这些谬论，目的在于愚弄和麻痹人民群众，以维护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

唯物辩证法认为，原因和结果是对立的统一。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不存在无因之果，也不存在无果之因。原因和结果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表现在互换位置和相互作用上。同一事物在一种因果联系中是结果，而在另一种因果联系中又可以是原因；反之亦然。例如，肥多既是多养猪的结果，又是农作物丰产的原因。

由于客观事物联系的复杂性，因而因果联系也是非常复杂的。一种原因可以造成多种结果，在一定条件下还会产生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结果。一个结果往往不是由一种原因，而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在多种原因中，又存在着内因和外因、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等等。我们必须善于具体分析，从中找出主要原因，抓住主要环节，促进事物发展。

只有正确认识事物的因果联系，我们才能在实践中依据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夺取革命的胜利。在总结工作时，只有正确地找出取得成绩和产生错误的原因，才能更好地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

必然和偶然唯物辩证法的一对重要范畴。必然是客观事物本质的、合乎规律性的联系，是不可避免的、确定不移的趋势。偶然是客观事物非本质的、暂时的联系，没有确定不移的秩序。它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可以这样发生，也可以那样发生，这要看条件。例如，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这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决定的；但社会主义革命在那一国家何时出现、何时胜利，则是偶然的，是受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制约的。

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在必然和偶然问题上虽存在着激烈的两条哲学路线的斗争，但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旧唯物主义，都未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71页）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既包含着必然性的方面，也包含着偶然性的方面，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对立的统一。必然性是偶然性的基础，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补充和表现形式。现象要比本质丰富得多，因此必然性需要丰富多样的偶然性来补充。必然性只有通过无数偶然性才能充分表现出来，所以必然性需要偶然性为自已开辟道路。脱离偶然性的必然性，或者脱离必然性的偶然性，都是不存在的。恩格斯指出：“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40页）在一定条件下，必然性和偶然性可以互相转化，偶然可以转化为必然，必然也可以转化为偶然。

必然性和偶然性都是客观的东西，都是有原因的。一切唯心主义者都把必然性说成是先天的或者是主观自生的。形而上学者则把必然性和偶然性完全割裂开来，认为必然就是必然，偶然就是偶然，不能既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这些观点都是违背事实的、错误的。

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作用不是相同的。必然性是居支配的地位，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前途和方向，而偶然性对事物的发展只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从历史发展来看，虽然偶然因素在历史发展中也起作用，但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由必然性决定的，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马列主义战胜修正主义，革命战胜反革命，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谁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必然会碰得粉身碎骨。一切修正主义者都否认和违背客观必然性，反对辩证法，结果都没有好下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头目伯恩施坦宣称：“我反对.根据客观的历史必然性来论证社会主义”，根本否认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最后堕落成无耻的叛徒。林彪反党集团逆历史潮流而动，妄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结果自取灭亡。

我们认识事物，就是要透过各种偶然性，找到客观必然性，把握客观事物发展的趋势，同时又恰当地估计和注意到各种偶然性可能造成的影响。这样，才能在实践中明确方向，坚定信心，争得主动，夺取胜利。

必然和自由唯物辩证法的一对重要范畴。必然是客观规律。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人们仅仅认识了客观规律还不是自由，只有进一步在实践中正确地运用客观规律，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才是真正的自由。恩格斯说：“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153页）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中发挥了恩格斯这一思想，毛主席在许多论述中又进一步发展了必然和自由的学说。毛主席指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必然和自由是对立的统一，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必然可以转化为自由，自由也可以转化为必然。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不断认识和改造，就是在必然和自由不断互相转化中实现的。人们在认识客观规律之前，只能盲目地行动，成为必然性的奴隶；一旦认识了客观规律，并利用它来为人类的目的服务，就能得到自由。例如，人们在认识洪水的规律之前，洪水常常泛滥成灾。一旦了解了洪水的特性，就可以筑水坝，修水库，建电站，变水害为水利。这说明人们在必然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盲目的必然性和自觉掌握的必然性之间的区别，“正象雷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别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样，正象火灾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304页)今天，虽然还有许多未被人们认识的盲目必然性，但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终究要转化为被人们自觉掌握的必然性。

必然与自由的互相转化，决定的条件是社会实践。实践不仅是认识客观规律的唯一途径，而且是改造世界中取得自由的动力和源泉。人们取得炼钢、织布、种田、养猪的自由，控制地面沉降的自由，以及断肢再植、使哑吧说话等等自由，都是来自实践。毛主席指出：“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认识世界，进行实践，才能在改造自然和社会中不断取得和扩大自由。对认识和改造复杂事物的自由不是一次实践就能获得的，而是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多次的反复才能得到。自由是历更的产物。“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客观世界的矛盾运动是不会停止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也永远不会完结。

可能和现实可能是指事物所具有的发展因素，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现实。现实是已经实现了的可能，亦即实际存在着的东西。例如，一粒种子就包含着成长为植物的可能性，如果具备了适当的土壤、水分、阳光等条件，这种可能就会变为现实。

可能和现实是对立的统一，在一定条件下双方可以互相转化。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决定着一个事物总要转化为他事物。当对立双方的斗争还没有达到转化的程度时，他事物的出现还只是一种可能性；在一定的条件下，对立双方通过斗争，一方克服了另一方时，这种可能就转化为现实，而在这现实的事物中又包含着新的可能性。可能与现实不断转化的过程，就是事物的发展过程。

世界是复杂的，在同一时间内事物发展的可能性往往有多种。然而归根到底，只有两种可能性，即继续前进或暂时后退这两种根本对立的可能性。这是由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及其斗争的曲折性所决定的。在同一时间内到底是哪-种可能性是主要的，能变为现实，这要看矛盾双方的力量对比。因此，在斗争中要经常注意了解和分析客观情况。一九二九年冬，当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林彪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严肃地批判了这种悲观论调，并根据对当时我国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形势的具体分析，得出结论说：“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革命力量“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毛泽东选集》一卷本94、96页）

可能转化为现实，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例如，从煤中提炼石油，从开始有煤起就存在这种可能性。可是只有在生产和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它才由可能变为现实。离开一定的条件，任何可能性都不会成为现实。以社会主义社会来说，正象斯大林所指出的：“苏维埃制度提供了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巨大可能性。但是，可能性还不是现实。要把可能性变成现实，就必须具备许多条件，其中党的路线和正确执行这条路线起着远非次要的作用。”（《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295页）所以，当客观的必要条件已具备时，“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毛泽东选集》一卷本454一455页）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和资本主义复辟的两种可能性，我们的责任就在于，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反复辟、反倒退的斗争，积极地创造条件，使我国始终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迅速前进。

有限和无限有限是指有条件、有界限、有始有终的意思；无限是指无条件、无界限、无始无终的意思。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有限和无限的辩证统一。有限和无限的对立统一，这是物质世界的普遍现象。

恩格斯说：“无限性是一个矛盾，而且充满种种矛盾。无限纯粹是由有限组成的，这已经是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56页）无限存在于有限之中，通过有限来表现，有限之中包含着无限。脱离无限的有限，或者离开有限的无限，都是不存在的。例如，从宇宙来说，宇宙总体是无限的，宇宙间每一个具体事物却是有限的。每一个有限的具体事物，都是无限宇宙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无限的宇宙总体是由这一个个有限的具体事物所组成，是存在于有限的具体事物之中，是通过有限的具体事物表现出来。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来说，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是无限的；但一定历史阶段的人类与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却是有限的。前者是由后者构成的，是通过后者来实现的。从历史来说，历史的长河是无限的，个别的历史时代、历史阶段是有限的。无限的历史长河是由有限的历史时代、历史阶段构成的，是通过有限的历史时代、历史阶段来开辟道路的，等等。

有限和无限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有限可以转化为无限，无限可以转化为有限。宇宙间任何具体的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正因为万事万物都有生有灭，有始有终，才汇成了整个宇宙的永无休止的发展。这就是有限转化为无限。无始无终的宇宙总体总是划分成具体的部分，通过无数的有始有终的具体事物表现出来。这就是无限转化为有限。

无限存在于有限之中，因而人们的认识总是“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找到永久”。“对自然界的一切真实的认识，都是对永恒的东西、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577页）人们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有限的认识，就会逐步接近对无限的认识。人类的认识发展史，是一个不断从有限接近无限的过程。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形而上学者把有限和无限绝对地割裂开来，否认有限和无限的辩证统一。有的离开有限去寻找纯粹抽象的无限，结果陷入唯心论的先验论。有的则把有限当作无限，宣称无限的宇宙已被认识完毕，结果陷入形而上学的“顶峰论”。恩格期尖锐指出：“如果在人类发展的某一时期，这种包括世界所有联系..的最终完成的体系建立起来了，那末，人的认识的领域就从此完结”，“这是荒唐的想法，是纯粹的胡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76页）我们要学会关于有限和无限的辩证法，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并把它应用到我们的革命斗争中去。我们对待任何事情，一方面要看到事物发展的无限性，永不满足，永不停步，不断革命；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到事物的有限性，科学地分析每一项工作的具体条件，根据现实的可能，发挥最大的积极性，力求做出更大的成绩。

间断性和不间断性间断性和不间断性是反映物质运动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间断性是指物质运动过程的不连续性，是物质运动在时间和空间中有限性的表现。不间断性是指物质运动过程的连续性，是物质运动在时间和空间中无限性的表现。

间断性和不间断性的根源是物质内部的矛盾运动。物质世界的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新的矛盾解决了，更新的矛盾又产生。正是由于物质世界的内部矛盾，使世界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引起事物从一种质转化为另一种质，从一种质的过程推移到另一种质的过程，出现“渐进过程的中断”。所以物质运动就表现出间断性和不间断性这两种状态。

间断性和不间断性是辩证的统一。没有脱离间断性的不间断性，也没有离开不间断性的间断性。黑格尔说过：不间断性和间断性“这两个规定，如果单独来看，没有一个是真的，只有二者的统一才是真的”。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摘录了这段话，认为这是“真正的辩证法”。（《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119页）一切物质运动形式都是既间断又不间断地向前发展。在自然界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无机界、有机界等等不同的阶段，显示出它的相对的间断性；但自然界始终在继续地向前发展，这又显示出它的绝对的连续性。自然界是既间断又不间断地向前发展。同样，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不同的历史阶段，显示出它的相对的间断性；但人类社会一直在向前发展，这又显示出它的不间断性。人类社会是既间断又不间断地向前发展。不仅物质运动形式是既间断又不间断地向前发展，就是物质运动的每一具体发展过程和发展阶段，也是既间断又不间断地向前发展。我国农村土改以后，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显示出农业发展的间断性；但这些相对的间断性，又构成了它的连续性。今后人民公社还要不间断地向前发展。间断性和不间断性又是互相转化的。间断性在一定条件下向不间断性转化，不间断性在一定条件下又分化出间断性来，如此反复无穷，汇集成整个宇宙的无限发展的长流。

间断性和不间断性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辩证统一的哲学基础。间断性决定革命发展要有阶段性，波浪式前进；不间断性决定革命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推进，不断革命。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理论，正确地解决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革命发展阶段问题，特别是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思维的至上性，是指人类认识的绝对性、无限性；思维的非至上性，是指人类认识的相对性、有限性。人类的思维是一分为二的，是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对立统一一。恩格斯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126页)人类在不断发展的实践中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过程、认识能力、认识使命和目标，是无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思维，包括“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的个人思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125页），是至上的。但个别人或某一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人类，他们的认识由于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又是有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思维又是非至上的。

但是，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并不是绝对分割的，而是互相联结、互相转化的。思维的至上性存在于非至上性之中，非至上性包含看至上性，无数非至上性的总和就是至上性。“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125一126页）这里的重要条件是实践。人的认识能力是在实践中产生，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人类经过长期的实践与认识，经过真理和谬误的反复斗争，使认识的能力无限地发展，对客观绝对真理的认识一步步接近。今天没有认识的问题，明天可以认识，这一代没有解决的问题，一代代延续下去就可以解决。从自然科学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史，有力地证明了人类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辩证统一。

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者总是割裂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辩证统一。他们或者片面地夸大至上性，否认非至上性，走上先验论和绝对主义；或者片面地夸大非至上性，否认至上性，走上不可知论和相对主义。江湖骗子杜林标榜他的思维具有“至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实际上是歪曲思维的至上性，否认思维的非至上性，把个人思维绝对化、神秘化，企图为他建立唯心论的哲学体系和假社会主义制造根据。林彪鼓吹“顶峰论”，离开认识的相对性讲认识的绝对性，把他的思维绝对化、神秘化，目的是妄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我们掌握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辩证法，就能有力地批判各种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决定论和非决定论在欧洲哲学史上，围绕因果性、必然性、规律性等问题存在着的两种根本对立观点。凡是主张世界上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有因果联系，具有必然性和规律性的，就是决定论。决定论一般是唯物主义者的主张。其主要代表有德谟克利特、斯宾诺莎、霍尔巴赫等。机械决定论承认自然界的因果性、必然性，却否认偶然性。例如霍尔巴赫说：“我们所见的一切都是“必然的””，“在这个自然之中，没有偶然，没有属于意外的事物”①。机械决定论者在反对神学目的论的斗争中起过一定的作用。但他们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他们否认偶然性，势必陷入宿命论。

凡是主张世界上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偶然的，没有因果联系，没有必然性和规律性，人们的意志是绝对自由的，就是非决定论。非决定论是一些唯心主义者为了反对决定论而抛出的，是科学的敌人，是宗教和僧侣主义的支柱。例如马赫说：“在自然界中，既没有原因，也没有结果”，“因果律的一切形式都是从主观意向中产生的”。②“在理论上拥护极端的决定论的人，在实践上必定仍旧是一个非决定论者·…”。③列宁尖锐地指出：“瞧，分配得多好：理论是教授们的事，实践是①*自然的体系》上卷51、66页②转引自《列宁选集》第二卷159页③转引自<列宁选集>第二卷193页神学家们的事！”（《列宁选集》第二卷193页）一针见血地揭穿了马赫企图调和科学与宗教，为神学家服务的反动实质。现代资产阶级则大肆宣扬非决定论。有些资产阶级物理学家，借口电子运动的特殊性，宣扬电子具有“自由意志”，没有因果性可言。有些资产阶级哲学家，例如新托马斯主义者，叫什么因果原则没有普遍性，必须用宗教的非决定论加以补充。他们的反动目的，就是要否认科学，否认资本主义终将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必然性。

辩证唯物主义坚持决定论的原则，坚决反对非决定论，但又不同于机械决定论。辩证唯物主义既承认因果性、必然性，又承认偶然性，既承认客观规律性，又承认主观能动性。同时，科学地阐明了必然和偶然、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列宁说：“决定论思想确定人类行为的必然性，推翻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为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做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一切都任意推到自由意志的身上。同样，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列宁选集》第一卷26页）

本质联系和非本质联系客观世界是有机联系着的统一整体。在客观世界的普遍联系中，存在着本质联系和非本质联系。本质联系是事物内在的、必然的、规律性的联系，是指事物内部矛盾两个方面的联系，以及这一事物和那一事物、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之间的内在联系。列宁说：“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161页）非本质联系是事物以及事物之间外部的、现象的联系。例如在阶级社会里，阶级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联系是本质联系，而地理环境、人口与社会的联系则是非本质的联系。

事物的本质联系和非本质联系是辩证的统一。本质联系制约着非本质联系；非本质联系也影响着本质联系。本质联系对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非本质联系对事物的发展只起影响的作用。例如在旧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中国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决定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这对于中国革命的发生及其发展趋势来说，是本质联系，是起决定作用的根本原因。美帝国主义的发言人曾把“人口太多”、“饭少了”说成是中国革命的原因，这不仅说明他站在唯心史观的反动立场上，并且也说明他的历史知识等于零。

辩证唯物主义要求人们善于从各种联系中区分出本质联系和非本质联系。只有找出事物的本质联系，才能弄清事物的性质，掌握事物发展的必然性，提出正确的解决办法，推动事物的发展。在阶级社会里，就是要对各种社会联系进行阶级分析，从中找出本质的联系即阶级关系。列宁曾经指出“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列宁选集》第四卷47页）社会上的各种思潮和学派，都是与一定的阶级有本质联系，都是反映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并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只有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找出各种思潮和学派与一定阶级的联系，才能认清各种思潮和学派的实质，并正确地加以识别和对待。否则，离开了阶级分析，就不能找出本质联系，甚至把本质联系当作非本质联系或把非本质联系当作本质联系，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会犯大错误。

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内部联系是事物本质的、规律性的联系，是指事物内部矛盾两个方面的联系，以及这一事物和那-事物、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规律性联系。外部联系是事物外表的、现象的、非本质的联系，是指事物或事物之间外部现象的联系。

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是辩证的统一。二者既互相联系又互相转化。人们的认识总是先认识事物的现象，进而把握事物的本质，从对事物外部联系的认识进到事物内部联系的认识，也就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是认识上的一个飞跃。只有真正地认识了事物的内部联系，才能把握事物的规律性，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取得自由。

毛主席说：“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毛泽东选集》卷本759页）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收集丰富的和合于实际的材料，然后经过思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才能把握事物的内部联系，造成正确的概念、判断和推理，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

对复杂事物内部联系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即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一次完成论是错误的。

属性事物固有的性质、特点。例如，运动是物质的属性，导电是金属的属性等等。事物的属性是由该事物内部矛盾性质所决定的。无产阶级具有彻底革命性、组织性、纪律性等阶级属性，这是由无产阶级所处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资产阶级具有保守性、反动性以及唯利是图等阶级属性，也是由于资产阶级所处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物的属性决定物的用途。马克思指出：“每一种这样的物都是许多属性的总和，因此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有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48页）

任何事物的属性都是多方面的，而在事物的许多属性中，有本质属性与非本质属性的区别。本质属性体现该事物的基本特征，并以此与其他事物相区别。例如，生产集中和垄断是帝国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点体现了它的基本特征，并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相区别。非本质属性虽然也是该事物的特征之一，是该事物的一个方面，但不体现该事物的基本特征。例如，道义上的虚伪性，生活方式上的腐朽性等等，虽然也是帝国主义的属性，但这些是一切反动阶级所共有的，不能体现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

弄清事物的属性，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有着重要意义。例如，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般说来，对抗性是敌我矛盾的属性，非对抗性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属性。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首先必须弄清那些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属于人民，那些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属于敌人。而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文有着不同的内容。所以必须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弄清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的属性。只有弄清它们的属性，分清人民和敌人，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赢得革命的胜利。

度也叫限度，指事物的质和量的对比关系，是事物的质和量的辩证统一。度表示在一定的界限之内，数量的增减不会引起事物性质的变化，如果超出了一定界限，就必然引起事物性质的变化。如在标准大气压下，液体的水的度是0°C一100°C，水的温度增减在0C一100C界限之间时，水仍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液体状态。当温度超过100C，水就沸腾化为蒸气，冷却超过0C，水就凝结为冰。自然界每一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有一定的度，在不同的事物之间又有着不同的度。社会上的事物虽然更为复杂，但也各有不同的度。例如，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对富裕中农和富农，就是根据它们剥削收入的不同限度来划分开来的。毛主席指出：“有剥削收入的农民，其剥削收入占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四分之一）以下者，应订为中农，以上者为富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164页）

注意和掌握事物的度，对革命实践有重要意义。既了解事物的性质，又了解“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332页），做到“胸中有数”。经常重视数量方面的统计和分析，这对做好革命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如果不懂得度，就不能真正理解党的政策界限的客观依据，就不能掌握革命运动中的一定的转折点，就很难跟上客观发展的形势。

革命者研究事物的度，是为了促进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而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在限度上大做文章，并竭力进行歪曲，则是为了反对革命。两千多年来，孔丘及其徒子徒孙不断叫嘎“过犹不及”，叛徒林彪胡说什么“防止对立超过了限度，它就会破坏统一。”他们都是妄图诱骗人们死守“中庸之道”，以便实现他们复辟旧制度的迷梦。

把度作为质和量辩证统一的看法，在哲学史上首先是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提出的，其中包含有辩证因素。但他为了创立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硬把度说成是绝对精神的一个环节，这是神秘的。

度量关系交错线也叫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折点，就是由量变引起质变的分界线，即在量变的一定点上突然发生质变。最初是由黑格尔提出的，他用这一术语来比喻由量变而引起质变的突变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吸取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时，也采用了这个术语。

拿自然界的情况来说，各种液体都有其在一定大气压力下的一定的冰点和沸点；各种金属在与温度的关系上都有其一定的熔点。诸如此类的一定的点或线，就是度量关系交错线。拿社会上的事物来说，例如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剥削收入在一定限度（即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以内的为中农，超过这个限度的就是富农；又如，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发展到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的时候，达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点。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打退了美蒋反动派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由战略防御转入了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扭转了敌人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灭亡，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转折点。这里所说的限度和转折点也就是度量关系交错线。

毛主席指出：“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如果“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332页）因此，我们在实践中，对各种情况一定要做基本的数量分析，研究各种事物的数量界限，掌握度量关系的交错线，这样才能做到胸中有“数”，才能切实地完成革命任务。

扬弃即辩证法的否定，包含抛弃和保存的意思。这个哲学用语最初是由黑格尔提出的，用来表达思辨哲学的“否定”的意思。黑格尔的所谓“扬弃”是唯心主义的，但在一定程度上猜测到了事物新陈代谢过程中的辩证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借用过这个词。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费尔巴哈突破了黑格尔的体系，并且干脆把它抛在一旁。但是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象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19页）恩格斯这段话指出了“扬弃”一词的意义和应用，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遗产的科学态度。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领域都充满了新与旧的斗争，新事物必然要代替旧事物，但对于旧事物不是简单地抛弃，而是抛弃旧事物中消极的东西，吸取旧事物中某些积极的东西，从而使新事物提高到新的发展阶段。例如，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是永远地被抛弃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更是彻底地被抛弃了。然而前一个历史时代所造成的生产力的成果，以及文化科学上的一些积极成果，经过批判改造，还可以使其从旧制度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

异化也叫外化，类似转化或表现的意思。它是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一个术语，不同于生物学上的异化。黑格尔认为，“绝对观念”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便“异化”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然后在精神中再返回到自身。他还认为，人的本质就是“自我意识”，“人的自我异化”就是“自我意识”的异化。这完全是唯心主义的。费尔巴哈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异化观，指出宗教的秘密在于人，人借助于幻想把自已的本质和自然界异化为上帝，然后又受它支配，并向它膜拜。但费尔巴哈根本不懂得人的阶级性，他的异化观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人性论。

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曾沿用过“异化”这个术语，例如在《经济学一哲学手稿》、《神圣的家族》中曾讲过“劳动的异化”、“人的自我异化”。但是，这根本不同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所说的“异化”。马克思所说的“劳动的异化”，是指在私有制社会里广大劳动者创造的社会财富被别人所占有，成为异已的、敌对的力量；“人的自我异化”则包含有阶级分化的意思。他阐述异化的目的在于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动本质。

现代修正主义者竭力利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异化”概念，来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并攻击社会主义社会造成了所谓“人性的异化”，叫晒要摆脱任何社会制约，使“永恒的人性”得到复归。这不仅是企图把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丑化成资产阶级人性论者，而且还企图利用这种资产阶级人性论来污蔑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就充分暴露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叛徒嘴脸。

辩证逻辑也就是马克思主义逻辑，它是关于思维的辩证发展规律的科学。它反映事物内在的矛盾运动，反映事物的内在联系和相互转化。它坚持思维内容和思维形式的辩证统一。它不仅研究思维的形式，而且研究思维的内容。列宁指出：“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换句话说，逻辑是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89一90页）列宁这里所说的逻辑即辩证逻辑。

辩证逻辑和唯物辩证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列宁曾经说过，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辩证逻辑的规律，也就是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其中最根本的是对立统一规律。毛主席说：“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矛盾论》）当然，辩证法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而辩证逻辑侧重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思维领域，是自觉地用唯物辩证法来进行思维。

辩证逻辑要求我们观察事物时要有全面的观点，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事物的反面，分清主流和支流、本质和现象，要有发展的观点，要从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发展看问题；要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从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把握事物的特殊本质；要承认社会实践是逻辑的概念、范畴的唯一来源，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等。一句话，要按照事物固有的辩证性质来认识事物。

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都是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科学。但

t是，辩证逻辑不同于形式逻辑，它研究的是思维的高级形式和辩证运动规律，所涉及的问题更广泛、更丰富、更深入。恩格斯指出：“辩证逻辑和旧的纯粹的形式逻辑相反，不象后者满足于把各种思维运动形式，即各种不同的判断和推理的形式列举出来和毫无关联地排列起来。相反地，辩证逻辑由此及彼地推出这些形式，不把它们互相平列起来，而使它们互相隶属，从低级形式发展出高级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545一546页）把形式逻辑看作“唯”的逻辑，是资产阶级的传统偏见；而企图用辩证逻辑代替形式逻辑，也是错误的。

辩证逻辑是科学认识的强大武器。学习和掌握辩证逻辑，对于用辩证方法来观察问题，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形式逻辑研究思维形式的结构及其规律的科学。它要求思维过程中运用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时，要遵循一定

1的规律和规则，做到概念要明确，判断要恰当，推理应当具有逻辑性。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主要有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同一律的公式是：甲是甲；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思想

辞要保持自身同一。矛盾律的公式是：甲不是非甲，要求在同

典一思维过程中，对同一对象不能作出两个矛盾的判断，不能同时既肯定它又否定它，思想必须保持前后一贯，无矛盾。排中律的公式是：或者是甲，或者是非甲；要求对两个互相矛盾的判断，承认其中之一是真的，作出非此即彼的明确选择，不能两者都否定，也不能模棱两可。

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而且也管不了。它是从大前提出发，按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进行推论。例如，“凡金属都可燃烧，镁是金属，所以镁可以燃烧。”或者说：“凡金属都不可燃烧，镁是金属，所以镁不可以燃烧。”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推论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

用形式逻辑是得不出多少新知识的。按照形式逻辑的公式进行推论，其结论实际上已包括在大前提里面。大前提错了，其结论必然是错的。

形式逻辑这门科学阜在古代就产生了。它是从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列宁指出：“人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233页）中国先秦的名家就研究过名实关系以及“名”的性质和分类等问题，对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法家韩非、王充等人的著作中，通过对儒家的揭露和批判，也具体涉及到形式逻辑问题，并有所发展。在欧洲，形式逻辑首先是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确立的。中世纪经院哲学曾对它极力歪曲，抓住它的糟粕，抛弃它的精华，把它变成诡辩的工具。因此，列宁认为传统的形式逻辑，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加以修正，才可以在学校里讲解。

恩格斯指出：“形式逻辑本身从亚里士多德直到今天都是一个激烈争论的场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465一466页）在形式逻辑的科学中，一直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条路线的斗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总是把形式逻辑的思维形式和规则，歪曲成先验的或固定不变的、纯粹形式主义的东西。这显然是错误的。

形式逻辑和形而上学不是一回事，它虽然不研究事物的内在联系和相互转化，但它的思维形式和规则，在一定范围内还是有用的，不可违背的。违背了它，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列宁说：“任何科学都是应用逻辑”。（《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216页）学一点形式逻辑，有助于我们正确地严密地思维，使我们的思维具有确定的、前后一贯的、有条理的性质，更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同时，还有助于我们从逻辑上揭穿阶级敌人的谣言和诡辩。

具体和抽象认识论上的具体和抽象，在不同的场合具有不同的含义。当我们说从具体概括为抽象时，这里的“具体”是指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抽象”是对具体事物的本质的概括。例如橘子、苹果、梨子是“具体”，水果是“抽象”。当我们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时，这里的“抽象”是指对事物的简单概念和局部的理性认识，“具体”是指许多规定的综合，即经过认识的深化而形成的深刻、完整的理性认识。例如，马克思从分析商品这个简单概念开始，进而对价值、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等等作出具体分析，并加以全面的综合，达到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深刻完整的认识，这就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

认识来源于实践，没有具体事物，就不可能有对具体事物的概括（抽象）。恩格斯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74页）这说明抽象决不能脱离客观具体事物，否则就变成空洞的抽象。但是从具体事物出发，还只是获得科学认识的第一步。要真正获得科学认识，还必须运用抽象思维能力，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即进行科学抽象的工作。列宁说：“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181页）

认识有一个深化的过程。事物的发展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认识也是如此。马克思所说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就是根据事物和认识的发展规律而总结出来的。马克思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03页）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和黑格尔是完全对立的。黑格尔把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过程，当作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即认为具体事物是由抽象思维产生的，从而颠倒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模范地唯物主义地应用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全体。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必须应用的方法。毛主席说：“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矛盾论》）

分析和综合既是客观事物的一种辩证关系，又是人们认识的辩证方法。客观事物的分析指统一体分裂为两个方面以及它们之间的斗争；客观事物的综合指通过对立面的斗争，一方“吃掉”另一方。任何事物都存在着分析和综合的辩证关系，两者既不可分，又可分，是一分为二的。如吃螃蟹，吃掉螃蟹这是综合，只吃肉不吃壳，这是分析；胃肠吸收营养，排泄糟粕，综合中有分析，分析中有综合。再以我国解放战争为例，分析就是敌我双方存在的不同特点及其矛盾斗争。起初，国民党军队的特点是，统治地区大，人口多，有大城市，有帝国主义支持，军队多，武器强；但是最根本的是反对革命，镇压群众，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矛盾重重。人民解放军的特点是，土地少，人口少，没有大城市，没有外援，军队少，武器差（小米加步枪）；但是最根本的是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一心一意为革命、为人民，受到群众的拥护、支持。而综合就是经过斗争，人民解放军“吃掉”敌人，把敌人的东西拿来改造，用缴获的武器、粮各种器材装备自己，俘虏的士兵不杀掉，一部分放走，自愿的留下充实部队。客观事物分析和综合的过程，就是一个矛盾斗争、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过程。分析之所以可能，是由于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存在着矛盾的两个方面，使统一体分解为二，综合之所以可能，是由于事物中的矛盾双方都经过斗争必然一方战胜另一方，结束旧的矛盾过程，开始新的矛盾过程。

认识上的分析指认识事物的各个矛盾、矛盾的各个方面及其斗争情况，认识上的综合指把分析的情况统一起来思索，从整体和对立面的斗争上把握事物的本质。人们认识事物先通过分析，了解事物的各个部分，然后进行综合，得到事物的完整概念。没有分析，综合就不可能。而分析又是建立在对整个事物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的。在分析时有综合，在综合时有分析。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就是一个分析和综合的辩证统一过程。如水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化合构成，对氢和氧只作孤立的分析，不作综合，就不能从总体上把握氢和氧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就不能对水有正确的认识。

人们思想上分析和综合的辩证认识方法，是客观事物分析和综合辩证规律的反映，它要求人们按照分析和综合的辩证关系去认识事物。脱离客观事物的分析和综合，或者把分析和综合割裂开来，就会陷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杨献珍胡说分析是一分为二，综合是合二而一，把分析和综合割裂开来，为“合二而一”论辩护，反对一分为二，完全是反动的。

归纳和演绎也叫归纳法和演绎法，是两种不同的推理和认识的方法。归纳是人们由个别到一般，即从许多个别事物的特点中找出普遍特点的方法。人们在革命实践中，总结了许多人和单位的经验，得出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结论，这是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法。演绎是人们由一般到个别，即根据一般原理引出对个别事物结论的方法。人们把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结论，作为一般原则用来观察某一个人、某一个单位的表现，得出相应的结论，这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法。恩格斯说：“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然相互联系着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571页)归纳和演绎是对立的统一，两者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相互转化的。当人们运用推理方法，从个别得出一般结论的归纳过程中，同时也包含了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过程。

归纳和演绎是人们在长期实践和认识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实践是归纳和演绎的基础，又是检验归纳和演绎是否正确的标准。归纳和演绎中的前提和结论，即从个别到一般或从一般到个别的关系，就是反映了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辩证关系。人们认识事物要经过两个过程。毛主席说：“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矛盾论》）因而，人们在实践中要得到正确的认识，必须把归纳和演绎结合起来。形而上学把归纳和演绎人为地加以分割和对立，甚至夸大归纳作用，否认演绎作用，得出归纳万能的结论，把认识变成一种僵死的、孤立的过程，这是错误的。

形而上学在中国亦译作玄学，是指与辩证法根本对立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所谓形而上学，“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矛盾论》）形而上学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彼此孤立的，不相联系的；一切事物都是永远不变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上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没有质变，没有飞跃，事物变化发展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是由于外力的推动，否认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形而上学宇宙观的要害就是反辩证法。它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斗争，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它们的反面这样一个真理。因而它不能解释事物的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他种质的现象，最后势必导向唯心主义。

在人类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形而上学和辩证法这两种根本对立的宇宙观。有辩证法，就有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在古代就产生了。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和辩证法的发展，形而上学也不断地变换它的形式。

古代的形而上学是笼统地否认事物的变化，否认事物的内在矛盾。在我国，春秋战国时的儒家，为了维护和复辟奴隶制，反对新兴地主阶级变革，鼓吹“无变古，毋易常”，认为古代奴隶制是永恒不变的，孔丘还把“中庸之道”说成是最高的道德，宣扬折衷主义调和论。道家庄周从相对主义出发，得出“万物皆一也”、“莫得有偶”（没有对立）的荒谬结论，否认事物内部的矛盾，充当儒家的同盟军。在欧洲，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派认为，对立的东西是固定不变的，不能互相转化。埃利亚派认为，唯一真实的东西是存在，它是永恒的、不生不灭的、不变的。他们在政治上都是为奴隶主贵族统治辩护。

中世纪的形而上学，“无论在中国，在欧洲，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间内，是属于唯心论的宇宙观，并在人们的思想中占了统治的地位。”（《矛盾论》）在中国，西汉儒家董仲舒，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认为“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①，主张“奉天而法古”②；他还认为矛盾双方的地位是固定不变的，阳永远是主导，阴永远是服从，因此臣要服从君，妻要服从夫，子要服从父，永远不能改变。董仲舒的形而上学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推崇。后来的儒家，从东汉《白虎通义》的编纂者到近现代的张之洞、曾国藩、蒋介石等，为了搞复辟倒退，无不宣扬这一思想。在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大多数既是唯心主义的，又是形而上学的。

①《举贤良对策三》②《春秋繁露·楚庄王第–》

在近代，欧洲的形而上学成为系统的思维方法，这是跟资本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发展相联系的。从十五世纪下半叶开始，自然科学家在分门别类地积累材料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考察问题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在十七世纪被英国哲学家培根、洛克从自然科学移植到哲学领域中来，形成了一种系统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恩格斯在揭露形而上学的特征时指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24页）欧洲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机械唯物论，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庸俗进化论，都属于这种形而上学。在中国，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康有为拥护庸俗进化论。帝国主义走狗、买办资产阶级奴才胡适也拥护庸俗进化论。

一切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把形而上学作为推行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苏修叛徒集团大肆鼓吹“矛盾融合论”，为社会帝国主义的法西斯专政效劳。叛徒杨献珍抛出“合二而一”论，为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宣扬“顶峰论”、“合二而一”论、“中庸之道”，玩弄诡辩术，为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制造理论根据。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矛盾论》）

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在革命队伍中也有影响。有些同志看问题主观片面，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见局部，不见全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现象，不看本质，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等等，都是形而上学的表现。有形而上学观点的人，看不到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长期性，不懂得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沿着螺旋式的道路向前发展，不懂得在正确路线指引下，成续总是主要的，形势总是大好的，缺点和困难是局部的、暂时的，不难克服的。他们在团结和斗争的问题上，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就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不知道斗争过程中有起有伏、有张有弛；不知道联合过程中包含着对反动事物、分裂倾向和错误思想的斗争等。这些都是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障碍，是继续革命的障碍，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极大，必须注意克服。

毛主席总是教导我们要重视学习和宣传唯物辩证法，反对和批判形而上学。他指出：“不论是用肯定一切的观点或者否定一切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工作，都是错误的。对于这些片面地看问题的人，应该进行批评”。“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们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努力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彻底批判和克服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一词，起源于古希腊对亚里士多德哲学著作的称呼，从字义上，即“物理学之后”的意思。我国在翻译这一词时，根据古代《易·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把“物理学之后”译为形而上学。在十八世纪末叶以前，形而上学是指研究经验以外的对象（如上帝、灵魂、意志自由等）的哲学。

庸俗进化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现于欧洲的一种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思想。主要代表是英国的斯宾塞。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各国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阶级斗争和自然科学也都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使发展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于是，在资产阶级那里，除了公开的极端露骨的反动的唯心论之外，还出现了庸俗的进化论，出来对抗唯物辩证法。”（《矛盾论》）

毛主席指出：“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矛盾论》）庸俗进化论歪曲地利用当时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一一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把进化、发展的观点庸俗化。它口头上承认世界和事物是变化发展的，但它所谓的发展只是渐进的量变，而没有飞跃、质变，认为变化的原因不在事物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否认事物内部矛盾是发展的根本原因。它认为人类社会也是逐渐地进化的，是通过种族之间的斗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或社会外部的地理、气候等条件的作用，否认社会内部对立阶级的矛盾、斗争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原因，否认社会革命。如斯宾塞说，发展是“通过完全不可觉察的阶段”面进行的量的加密和增大，物体粒子的重新排列、组合就构成新的物体。他用“力的平衡”来解释一切，胡说革命是对社会“均衡的破坏”，其目的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庸俗进化论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理论基础。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和国际工人运动的高涨，反动的资产阶级从庸俗进化论出发，竭力宣扬阶级合作、社会“改良”，妄图采取一些不触及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改革，来掩盖阶级矛盾，愚弄和麻痹人民，以维护帝国主义统治。新老修正主义者也都以庸俗进化论来反对革命的辩证法，鼓吹阶级调和与阶级斗争熄灭等谬论，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康有为最早将庸俗进化论和儒家的今文经学结合起来，提出“三世说”进化历史观，作为改良主义的思想基础。它强调社会发展必须“循序而行”，不能“骤变”，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严重软弱性和妥协性。帝国主义文化买办胡适，更是拼命地鼓吹庸俗进化论，叫“世界是一点一滴一毫一分成长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反映了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极端反动性。

外因论一种形而上学谬论，认为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不在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而在事物的外部，即由于外力的作用。资产阶级的机械唯物论者和庸俗进化论者都宣扬这种外因论。

有些机械论者把自然界运动变化的原因，归结为自然界之外的超自然的力量。例如牛顿认为，宇宙太阳系的运动，是由于上帝的“第一次推动”后才开始的，“第一次推动”使行星永远按一定的方向和确定的方式运动。德国物理学家克劳胥斯认为，.宇宙间热是由热体向冷体自发地转移，是不可逆转的，最后整个宇宙达到温度均衡，如果没有外界的作用，就不能再产生温度差，宇宙就会“热死”。恩格斯在讽刺这种外因论时指出：“宇宙钟必须上紧发条，然后才走动起来，一直达到平衡状态，而要使它从平衡状态再走动起来，那只有奇迹才行。上紧发条时所耗费的能消失了，至少是在质上消失了，而且只有靠外来的推动才能恢复。因此，外来的推动在一开始就是必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629页）英国庸俗进化论者斯宾塞认为，任何物体的集合体都没有稳定性，只要受到足够强大和长久的外力影响，就会发生变化。例如生物集合体的变化过程，就是按外力抵抗最小的方向进行的。

有些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把社会变化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地理、气候等外部原因，认为地理、气候决定社会制度的性质和更选。英国地理学派德伯雷宣称：“坐落东西方向的国家，要比由北向南延伸的国家强盛得多”①。英国地理学派布克尔，也用地理条件来解释英帝国主义的“强大”。他们否认社会内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阶级斗争、新旧斗争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毛主席彻底批驳了外因论，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事物的外部，而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外因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事实上，即使是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植物和动物的单纯的增长，数量的发展，主要地也是由于内部矛盾所引起的。同样，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许多国家在差不多一样的地理和气候的条件下，它们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个国家吧，在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的情形下，社会的变化却是很大的。”（《矛盾论》）外因论不能解释事物的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他种质的现象，最后把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归结到某种精神或上帝，导向唯心主义。外因论

①《欧洲智慧发展史在政治上是为资本主义掠夺殖民地辩护，为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辩护，完全是反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鼓吹小国要依赖大国、弱国要依赖强国、贫国要依赖富国等等，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说成是只有依靠两个超级大国才能过日子。这种外因论显然是为美苏两霸主宰世界制造反动论据的。

在革命工作中，外因论的危害是很大的，它是懒汉思想、保守思想的掩护体。一个革命者如果沾染上外因论，就不可能有革命的雄心壮志，就会丧失革命责任感，放松主观应有的努力，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因此，一切革命同志都要自觉与外因论作斗争。

予盾调和论一种形而上学谬论，认为矛盾可以通过调和得到解决，阶级矛盾也可以调和，根本否认阶级斗争，这是地地道道的阶级调和论和历史唯心论。

矛盾调和论由来已久。历代反动阶级出于他们阶级的需要，都宣扬矛盾调和论。中国反动的奴隶主贵族代言人孔丘、孟轲之流，鼓吹折衷调和的“中庸之道”，胡说“中庸”是一种最高的“德”，叫“礼之用，和为贵”，妄图以此来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维护和复辟奴隶主的统治。西汉儒家董仲舒，宣扬“凡物必有合”，把事物说成是合一的；南宋儒家朱熹，鼓吹“中和”，把对立面说成是调和的，都是为镇压农民反抗、维护地主阶级顽固派的利益效劳。有些革命阶级由于它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也宣扬矛盾调和思想。例如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黑格尔，认为“绝对观念”发展到顶点，矛盾最终就完全被调和了，这是为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向封建阶级妥协制造理论根据。

一切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是矛盾调和论的吹鼓手。蒲鲁东宣称要“找出一个调和的原理”来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并企图寻求真正的中庸之道，即奴隶制和自由的平衡，以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考茨基宣扬“一个社会里没有两个毫无共同利益的阶级”①，“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确有共同利益”②。毛主席指出：“第二国际的劳资合作论，把一个阶级一个革命都让掉了。”（《毛泽东选集》一卷本503页）苏修叛徒集团更是拼命鼓吹矛盾调和论。赫鲁晓夫叫晒：“面对着热核灾难的威胁，世界只有一个，而且是不可分割的。在这里我们都是人”。为了反对战争，“不同种族和民族、不同阶级和社会集团、不同党派和政治信仰的人们、各种宗教的拥护者和无神论者，都抛弃了一切分裂他们的东西”。勃列日涅夫大喊：“社会主义大家庭”要把“共同利益置于首位”，一切都要融合到社会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这个“整体”之中。苏修御用学者为适应社会帝国主义的政治需要，应声而起，胡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中从对立向差别转化而以差别的融合结束”，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通过对立面的结合（融合）以克服对立面”，发展是由“矛盾的协调”到“更为完善的协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动力不是增长的矛盾，而是协调和绝对统一的力量”等等。他们根本反对唯物辩证法，目的是为苏修叛徒集团的法西斯专政制造理论根据。

在中国，叛徒刘少奇胡说非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的解决可以用改良的方法解决”。林彪一类骗子也大肆鼓吹矛盾调和论，胡说孔孟的“中庸之道”是“合理”的，“是我民族伟大的德性之一”，宣扬“两斗皆仇，两和皆

①*国债的经济影响》②《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二卷友”，主张路线斗争应该“休战”，胡有“全人类的普遍利益”，鼓吹“各阶级的联合”等。所有这些谬论，都是反对唯物辩证法，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制造理论根据。

矛盾调和论不论在政治上、理论上都是反动的。马克思主义者尖锐地批判了矛盾调和论。恩格斯在批判勃鲁姆时指出：“他不偏不倚地站在更高的‘中庸”立场上，那就不对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400页）列宁指出：“‘中庸’：把两个极端“调和”起来”，“用折衷主义代替辩证法。”（《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5页）深刻地揭穿了“中庸”的本质。列宁还指出：“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列宁选集》第三卷175页）毛主席指出：“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矛盾论》）就矛盾斗争的性质而言，只有对抗与非对抗之分，没有可调和与不可调和之别。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可以调和的矛盾。任何矛盾都不会调和，也不可能调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矛盾只能通过斗争才能解决。在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绝不会调和。只有通过社会的阶级斗争，才能解决阶级矛盾。

合二而一叛徒刘少奇及其在哲学界的代理人杨献珍抛出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动谬论。“合二而一”论于一九六四年出笼，完全是为了反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反对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我们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的。同“合二而一”的斗争，是哲学上的一场大论战，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合二而一”一词，出自明末地主阶级思想家方以智著的《东西均》（一六五二年）一书。方以智说：“尽天地古今皆二也。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者”，“交也者，合二而一也”。方以智说的事物包含着对立的两个方面是调和的，合一的。这种调和矛盾、取消斗争的观点，是为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的。

杨献珍捡起方以智的“合二而一”这种封建糟柏加以发挥，用来概括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哲学，并且用它冒充辩证法，到处兜售。

杨献珍把“合二而一”说成是事物的根本规律，胡说“任何事物是“合二而一”的”，从而否认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的根本规律；认为“矛盾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地联系的”，对立面统一就是“共同点”“共同要求”。在这种“合二而一”的观点里，事物的内部矛盾不见了，事物内部对立面的斗争不见了，矛盾的一方必然要克服另一方，新事物代替旧事物，也不见了。这种否认矛盾、取消斗争、抹煞转化的谬论，是地地道道的矛盾调和论。其实质就是妄图用“合二而一”代替一分为二，在政治上就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的一分为二思想，是对合二而一的谬论的最有力的批判。

杨献珍声称，“合二而一”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他公开宣扬：“学习辩证法，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事”，“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的时候，要把对立着的两个方面联系起来，结合起来”，“我们执行它的时候，也必须遵照辩证法的方法，把对立的方面联系起来，合二而一’。”这是对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肆意歪曲，是妄图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代替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按照“合二而一”去观察社会，必然抹煞阶级界限，取消阶级斗争，导致阶级调和论。按照“合二而一”去制定和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只能是投降主义的路线和政策。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分为二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唯一正确的方法，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学习辩证法，就是要学会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处理各种问题，承认矛盾，开展斗争，促进转化，不断革命，而决不搞什么合二而一。

杨献珍还胡说，“分析是一分为二，综合是合二而一。”企图用割裂、歪曲分析和综合来兜售其合二而一的黑货。唯物辩证法认为，分析是一分为二的，是统一体分裂为两个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斗争；综合也是一分为二的，是通过对立面的斗争，矛盾的一方“吃掉”另一方。分析和综合既不可分，又可分，也是一分为二的。

“合二而一”论的要害，就是“合”字，就是调和矛盾，取消斗争，否认转化，反对革命，妄图把无产阶级合到资产阶级那里去，把社会主义合到资本主义那里去，把马列主义合到修正主义那里去，把革命合到反革命那里去。苏修的一篇反华文章喝采道：“刘少奇建议重新恢复同苏联（应该读作苏修）的友好关系···这一路线的捍卫者试图从理论上为这一方针提出根据，他提出“合二而一”论·.”。可见，“合二而一”论就是阶级投降论，资本主义复辟论，是地地道道的反动哲学。

叛徒林彪也鼓吹“二合为一”的反动谬论，胡说“没有二合为一就没有统一观念”，歪曲矛盾的同一性，对抗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其罪恶目的同叛徒刘少奇一样，就是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合二而一”论曾经渗透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政治领域中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史学领域中的“让步政策论”，文艺领域中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无冲突论”、“中间人物论”，经济学中的“综合经济基础论”等等，都是“合二而一”论的具体表现。

无冲突论一种形而上学谬论，认为世界没有矛盾冲突，或者有矛盾而无冲突；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阶级矛盾、阶级冲突，矛盾不必通过冲突斗争，可以通过调和得到解决。“无冲突论”根本否认矛盾、否认斗争、否认革命，实质上是矛盾取消论、矛盾调和论、阶级调和论。

在苏联，苏修叛徒集团胡说：“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直接利益并不冲突”，“苏联和美国之间并没有领土的纠纷。没有互相敌对，更没有发生冲突的原因”，“客观上就不存在矛盾”；经济上的强国援助弱国，就能“不仅把战争、而且把其他所有的冲突从人类生活中排除出去”，只要美苏两家达成什么协议，整个国际局势就会缓和下来，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的“历史新阶段”就要来临。这都是骗人的鬼话。事实上，世界上各种基本矛盾，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矛盾，和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都在进一步激化。没有矛盾冲突的世界是根本不存在的。只要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就存在着战争的危险，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缓和，也不可能有什么“持久和平”。他们还宣扬什么“社会主义条件下对立面的“斗争”不表现为各阶级及其政党的冲突”，社会主义社会“不是由于构成它的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的阶级冲突和斗争而是由于它们的共同努力、同志式的合作和互助向前发展的”，把社会主义社会说成是没有矛盾冲突的世外桃源。这也是荒谬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正是这些矛盾和斗争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这是任何人都抹煞不了的。矛盾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解决，只是由于矛盾的性质不同，斗争的形式不同罢了。矛盾不会调和，也不可能通过调和来解决。苏修叛徒集团鼓吹“无冲突论”，对外是为了反对世界人民革命，为其霸权主义服务；对内是为了反对本国人民革命，为其法西斯主义服务。

在我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抛出所谓“无差别境界”论，胡说“问题或矛盾解决了，生活上必有无差别的境界出现”，也就是“没有问题或矛盾”，“主观客观云云，完全统于一体。”这也是“无冲突论”。毛主席指出：“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论》）在旧过程完结和新过程开始之间，绝对不存在所谓的“无差别境界”。在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矛盾，存在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也是互相排斥、互相对抗的。可见，“无冲突论”完全是臆造的，其目的就是抹煞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根据。

“无冲突论”反映在文艺上，就是主张文艺作品不应当表现矛盾冲突和阶级冲突，不应当表现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或者只能反映人和自然的冲突等。例如，苏联文艺界的修正主义者把所谓“好的”与“更好的”之间的冲突，说成是“现实生活中唯一的冲突”，提出在文艺创作中应当歌颂太平，或者只能表现所谓“好的”与“更好的”之间的冲突。在我国，刘少奇、周扬一伙鼓吹文艺作品要有“人情味”，要写“家务事，儿女情”，追求所谓“轻松愉快”的文艺，拼命反对革命的“火药味”，或者提倡单纯描写人与自然的斗争，用人为的“误会”和偶然的“巧合”来构成戏剧冲突，从而抽掉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文艺上的“无冲突论”，是为政治上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是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造反革命舆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客观现实的反映。无产阶级文艺作品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反映现实的矛盾冲突和阶级冲突，反映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突出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这样，才能贯彻党的革命政治路线，使文艺真正成为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

诡辩论是以虚假的片面的表面相似的论据，用主观推论等手法，作出似是而非的结论，以达到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目的。其特点是貌似辩证法，而其实质是歪曲和反对辩证法的。其手法往往是用谣言、谎言代替或掩盖事实，以假乱真，倒打一耙；偷换概念，转移命题，主观推论，机械类比；折衷调和，冒充全面；混淆界限，抹煞本质等等。其哲学根源主要是主观主义、折衷主义和相对主义。

诡辩论和辩证法是根本对立的。列宁说：概念的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一折衷主义与诡辩。客观地应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112页辩证法承认事物的内在矛盾，认为概念的矛盾是客观事物矛盾的反映；诡辩论则根本否认事物的内在矛盾，他们或者用抽象的一般的概念来代替具体的东西，否认概念中的矛盾，或者任意地抓住一个“论据”、矛盾的一个侧面，加以夸大，否定另一个侧面。辩证法承认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联系着，认为对立双方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分，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诡辩论也讲“全面性”，但却把矛盾两方面平列，不分主要和次要，掩盖了事物的本质，或者抓住事物表面相似之处，把不同的事物混同起来。辩证法承认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但事物在一定条件下有其确定性，相对之中包含着绝对；诡辩论抹煞转化的条件性，把一切都说成是相对的，认为相对只是相对，是排斥绝对的，否认事物的确定性和质的差别。

诡辩论是反动阶级在灭亡之前进行垂死挣扎在理论上的表现，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辩护工具。用诡辩论冒充辩证法是一切修正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贩卖修正主义的惯用使俩，他们总是“用诡辩来阉割它的内容，使马克思主义变为对资产阶级没有害处的神圣的‘偶象””。（《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199页）叛徒考茨基玩弄诡辩术，胡说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的一种政策，以掩盖帝国主义的内在矛盾，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效劳。苏修叛徒集团玩弄诡辩术，说什么马克思不是“设想过英国和美国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吗？为他们宣扬“和平过渡”的谬论辩解，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批判考茨基时指出：“借口马克思在70年代曾经认为英国和美国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诡辩，通俗一点说，这是用引证来骗人。第一、就在当时马克思也认为这种可能是一个例外。第二、当时还没有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第三、英国和美国当时没有（现在有了）军阀制度一一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主要机构。”（《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91页）他们还玩弄诡辩术，为他们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别国的政策辩护。叛徒林彪和陈伯达也用谣言和诡辩的手法，抛出唯心论的“天才论”，作为他们反革命政变的理论纲领，等等。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囊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毛泽东选集》一卷本780页）

折衷主义把矛盾双方平列起来或把各种根本对立的立场、观点和理论无原则地混合起来，就是折衷主义。折衷主义有种种表现：

其一是用二元论来代替、冒充、偷换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把两点论中间的重点论偷偷地抽去，把矛盾双方平列起来，不分主要和次要、重点和一般、主流和支流，结果掩盖了事物的真象，模糊了事物的本质。例如，布哈林胡说“从经济上看问题和从政治上看问题有同等价值”；林彪一类骗子鼓吹“政治重要，经济也重要”、“政治与业务轮流突出”等等，都是把矛盾两个方面平列起来，都是折衷主义。列宁在批判布哈面”一一这就是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立场。这就是折衷主义。”（《列宁选集》第四卷449页）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双方是不平衡的，不能并列；只有分清主次，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认清事物的性质，工作才有正确的方向。

其二是用混合论、调和论来代替唯物辩证法的结合论，把水火不相容的东西无原则地结合在一起。在哲学上，就是企图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混合起来，建立一种超乎二者之上的哲学体系。例如，考茨基宣扬“唯物主义历史观不仅可以与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合得拢，而且可以与许多别的哲学合得拢。“①波格丹诺夫一伙鼓吹马克思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结合”，他们从马赫那里取出一点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再从马克思那里取出一点辩证唯物主义，把它们混合起来；林彪胡说“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等等，都是把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混合起来，都是折衷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对立面不能混合，矛盾不能调和。无产阶级世界观绝不能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结合，只能通过斗争，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折衷主义混合论不分阶级，不分敌我，不分是非，不要斗争，不要革命，就是修正主义。

其三是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东西来冒充、代替唯物辩证法，总是这也对，那也对，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列宁说：“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回避明确地肯定地提出问题，企图找出一种合力，在两种互相排厅的观点之间象游蛇一样回旋，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列宁全集》第七卷399页）折衷主义貌似公正，不偏不倚，

①*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一卷实际上倒向错误一边。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原则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表示赞成什么或反对什么，决不能模棱两可，调和折中。毛主席在分析一九二七年以后国际上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时指出：“中国不站在这方面，就要站在那方面，这是必然的趋势。难道不可以不偏不倚吗？这是梦想。”“‘中立”只是骗人的名词。”（《毛泽东选集》一卷本651页）

哲学上的折衷主义，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新老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篡改马克思主义的惯用使俩。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毛主席指出，对于那些“自已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相对主义一种形而上学观点，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它把相对和绝对完全割裂开来，片面地夸大相对，夸大认识的相对性，否认绝对，否认绝对真理。

相对主义由来已久。我国战国时的庄周就是相对主义的代表。他不承认相对之中包含着绝对，不承认事物质的规定性，因而得出了“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错误结论。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学生克拉底鲁也是相对主义者。他认为一切都在运动，对任何东西都不可能说出什么来。马赫主义者公然宣称：“我们是相对主义者”，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把一切知识都说成是相对的，否认绝对真理，否认真理的客观标准。按照这种相对主义的观点，事物根本没有确定的性质，事物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好与坏、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也根本不存在任何原则的界限，这是十分荒谬的。

列宁指出：“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就必然使自己不是陷入绝对怀疑论、不可知论和诡辩，就是陷入主观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136页）“物理学”唯心主义的根源之一，就是由相对主义走向唯心主义。既然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质的区别，真理没有客观标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有各的是非，就必然要陷入诡辩。列宁说：“从赤裸裸的相对主义的观点出发，可以证明任何诡辩都是正确的”。（《列宁选集》第二卷136页）

辩证法和相对主义是根本对立的。辩证法认为，相对和绝对是对立的统一。相对之中有绝对，没有脱离绝对的相对。辩证法并不否认认识的相对性，但反对相对主义。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这就是说，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列宁选集>第二卷136页）

相对主义是一切反动阶级的哲学工具。刘少奇胡说“绝对还是有条件的”，这是妄图用相对主义来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从而兜售其修正主义黑货，其用心非常恶毒，必须彻底揭露和批判。

在革命队伍中，有形而上学观点的人，也会犯相对主义的错误。他们对问题毫无定见，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或者这也是、那也是，采取相对主义态度。毛主席在批评有人用战争的流动性来否定一定时间内的相对固定性时指出：“否认了这点，战争就无从着手，成为毫无定见，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或者这也是、那也是的战争相对主义了。”（《毛泽东选集》一卷本464页）这种相对主义的错误思想，对革命事业是有害的，必须加以克服。

绝对主义，一种形而上学观点，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绝对的。它把绝对和相对完全割裂开来，片面地夸大绝对，夸大认识的绝对性，否认相对，否认相对真理。

绝对主义也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哲学基础。江湖骗子杜林在世界观上宣扬宇宙的原始状态是“物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是绝对静止、绝对平衡的，把相对的静止、平衡绝对化；在认识论上，他鼓吹认识的“绝对可靠性”和“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夸大思维的无限性和真理的绝对性，否认思维的有限性，否认相对真理。他用这种绝对主义来制造唯心论的哲学体系和假社会主义的反动理论。叛徒陈独秀鼓吹“一切联合，否认斗争”，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卖国贼王明先是鼓吹“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后又贩卖“一切联合，否认斗争”，推行“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林彪鼓吹“绝对权威”、“顶峰论”，否认相对，夸大绝对，使绝对脱离相对。他们的世界观都是绝对主义，都是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

在革命队伍中，有形而上学观点的人，也会犯绝对主义的错误。毛主席在批评战争问题上脱离政治的倾向时指出：“轻视政治的倾向，把战争孤立起来，变为战争绝对主义者，那是错误的，应加纠正。”（《毛泽东选集》一卷本447页）毛主席还批评有些同志“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893页）绝对主义往往从这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好，就绝对的好；坏，就绝对的坏。这种绝对主义的错误思想，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障碍，是继续革命的障碍，必须加以纠正。我们要学会分析问题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

辩证法和绝对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辩证法认为，绝对和相对是对立的统一。绝对存在于相对之中，没有脱离相对的所谓绝对。马克思主义承认绝对真理，但坚决否认有离开相对真理的所谓绝对真理、永恒真理。真理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的，所谓“终极的、最后的真理”是根本不存在的。“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论》）

机械论一种形而上学发展观，它用机械力学的观点去解释一切现象，用位置移动来说明一切变化，用量的差异来说明一切质的差异，用外力推动来说明一切运动。

机械论形成于十七和十八世纪的西欧。十七世纪英国的培根、霍布斯、洛克，法国的笛卡儿，十八世纪法国的狄德罗、拉美特利、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都是机械论者。拉美特利所著的《人是机器》是机械论的一篇代表作。机械论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由于当时只有力学比较发展，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在人们的头脑中占了统治地位以及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所决定的。

十九世纪的庸俗唯物主义者和机械论的自然科学家，也把一切运动归结为机械运动，也是机械论者。庸俗唯物主义者毕希纳断言，自然界是“任何地方都不可断开的同类现象的链条”，它的作用是“纯粹机械的”。英国物理学家格罗夫（1811一1896年）认为，“物质的其他状态是运动的变形或者最终会归结为这些变形”①，把其他运动形式的特殊性抹煞了。德国物理学家耐格里（1817一1891年）认为，一切质的差异只有在能够归结为量的差异时才能说明。他们企图把各种物质形态的质的差别归结为同一的最小粒子的结合所造成的纯粹量的差异。恩格斯指出：“因为除现在流行在德国各大学中的最平凡的庸俗哲学外，我们今天的自然科学家对别的哲学一无所知，所以他们才这样应用诸如“机械的”一类的术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597页）

机械论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同唯物辩证法是根本对立的。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运动有高级形式和低级形式，机械运动是物质运动的低级形式。高级运动形式包含低级运动的形式，但不能归结为低级运动形式。各种运动形式之间存在着质的区别。从一种运动形式过渡到另一种运动形式都是质变、飞跃，都是由于事物内部矛盾引起的。因此，用机械力学的观点去解释一切现象，是根本错误的。

机械论者抓住事物的某一侧面加以绝对化，否认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例如，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和实践、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矛盾，只承认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的主要的决定作用，不承认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作用，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是片面的、错误的。毛主席针对这种错误指出：“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

①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591页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矛盾论》）

此外，不从具体情况出发，把一种原理呆板地到处搬用，这也是机械论的一种表现。例如，把适合于一定时间、地域和性质的战争指导规律，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时间、地域和性质的战争，这是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也是错误的。毛主席针对这种错误指出：“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57页）

均衡论一种形而上学谬论，也叫平衡论。它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平衡或静止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绝对平衡是物质的一般状态或原始状态；各种对立力量的发展总是趋向平衡、稳定，事物只有渐变、进化，没有质变、飞跃，平衡、稳定是正常的状态，不平衡、斗争、革命是不正常的状态。

均衡论的主要代表是英国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斯宾塞。他用“力的平衡”来解释整个宇宙，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或者已经平衡，或者正在走向平衡。一切运动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均衡状态。“我们到处都发现趋于平衡的意向”①。有机体的进化是“内在的情况同外部世界趋于平衡”的结果；“人

①《基本原理类心灵与环境将逐渐谐和”，社会政治生活也是趋向平衡，即各种对立的共存。“完善”或“力的平衡”是发展的极限。社会组织的理想状态是一种静力学的静止状态，即个人和环境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平衡状态。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一切都达到平衡。他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说成是“均衡的破坏”。马赫主义者也鼓吹均衡论，马赫胡说什么：“我们可以按照我们本身的肉体均衡和精神均衡，推论出自然界一切过程的均衡·….”①。

均衡论是资产阶级反对唯物辩证法的反动工具。它把相对平衡绝对化，否认了各种矛盾和矛盾各方面力量的不平衡性。事实上，“一切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和暂时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590页）不平衡则是绝对的、经常的。任何复杂过程，其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间的力量对比是不平衡的。任何一对矛盾，矛盾双方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矛盾论》)

均衡论也是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在苏联消灭富农实行农业集体化的关键时刻，布哈林鼓吹国民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应当均衡地发展，主张资本主义、富农经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斯大林指出：“这种理论的目的是要保持个体农民经济的阵地，用‘新的”理论武器把富农分子武装起来反对集体农庄，破坏集体农庄的阵地。”（《斯大林全集》

①转引自列宁选集第二卷173页第十二卷128页）现代修正主义者鼓吹所谓“均衡裁军”，使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保持“均势”。这不过是骗人的鬼话。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展开了疯狂的军备竞赛，一方竭力追赶和力图压倒另一方，它们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既谈不上什么“均衡裁军”，也谈不上什么“均势”。现代修正主义者宣扬这套谬论，是为社会帝国主义推行霸权主义服务的。

循环论一种形而上学发展观，认为事物是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而不是前进的上升运动。在循环论者看来，世界上各种不同的事物，从一开始就是如此，经历了千万个春秋之后仍然如此，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有量变，而没有质变。循环论者往往抓住每年总是春、夏、秋、冬的循环往复，每天总是白天到黑夜、黑夜到白天的循环往复等现象，力图证明他们的循环论是正确的。其实，这不过是把事物运动形式上的反复循环，用来掩盖事物内容上的发展。

把这种周而复始的形而上学谬论，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中，就是历史循环论。它把社会历史看成是走马灯式的绝对的循环，没有质的飞跃，没有任何进步。我国战国末年的邹衍，把原来属于朴素唯物主义的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学说，硬套到社会历史的发展上去，创立了所谓“五德终始”说，把朝代的变换看成是土德、木德、金德、火德、水德的相继更替，循环往复。西汉儒家董仲舒提出了“三统”说，把夏、商、周等朝代的兴亡说成是什么“黑统”、“白统”和“赤统”的“周而复始”的循环更替。德国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尼采，用历史循环论来反对发展的历史观，认为历史不是在前进，而是不断地向经历过的阶段倒退。某些现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宣扬人类必将退回到以前的时代，提出要“回到中世纪去”、“回到原始时代去”等反动口号，这实质上也是历史循环论，只是花样有所不同罢了。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列宁选集>第二卷584页）其中虽有某些特征重复出现，但决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由旧到新、由新到更新

F的质变。例如，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每经过一次重大斗争，战胜了阶级敌人的进攻，革命和建设事业就朝前迈进一大步。人的认识的发展也不是直线的。正如列宁所指出：“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

，411页）这说明人们的认识过程虽然象圆圈，但并不是“老驴推磨，原地打转”那样机械地重复，而是螺旋式发展，波浪式前进，每一次循环往复，都使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虚无主义一种对事物不作具体分析，无原则地、任意地否定一切的资产阶级思想。

虚无主义在政治上表现为无政府主义。它否定阶级斗争

1和社会革命，反对国家权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以及一切组织性和纪律性。列宁在《合法派和反取消派的对话》一文中，曾把无政府主义和知识分子的虚无主义相提并论。另外，在批判伯恩施坦的机会主义的虚无主义时，列宁说：“表现出这种虚无主义的人，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列宁全集》第四卷241页）

在文化艺术上，虚无主义对历史的遗产、民族的文化不作具体分析而一概否定。例如，在我国，曾有人盲目崇拜西方医学、艺术等，甚至主张“全盘西化”，否认祖国的宝贵遗产及民族特点，不愿意去研究和发展中国的东西，这就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在毛主席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导下，我国革命样板戏创作的成功，中西医结合，针刺麻醉及中药全身麻醉的研究成功等，都是对崇洋思想和虚无主义的有力批判。

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虚无主义是垄断资产阶级腐朽、没落、颓废思想的反映。反动统治者利用它来腐蚀人民的斗志，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因而必须彻底批判。

虚无主义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流行于俄国。当时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年青的激进分子，反对封建专制的政治压

迫，对当时的封建关系、社会秩序、道德观念等，采取全盘否定1

的态度，自称为“虚无主义者”。这种虚无主义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它同后来机会主义者的虚无主义是有区别的。

形式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和恶劣作风。

形式主义者割裂形式和内容的内在联系，认为形式是决

定一切的，内容是无足轻重的，片面地夸大形式的作用，抹煞银

了内容对形式的决定作用。例如，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

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1

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形式

主义者抹煞了内容的作用，根本不懂得事物的内部规律性，总1

是在片面性、表面性和主观性上打圈子，并力图哗众取宠，所以是一种华而不实、自欺欺人的恶劣作风。

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报告中，深刻地批判了叛徒王明之流所传播的形式主义，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形式主义方法，“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毛泽东选集》一卷本789页）毛主席还指出这种作风是害人害已、极不利于革命，甚至是祸国殃民的，因而号召大家，要象“老鼠过街，人人喊打”那样，来肃清这种恶劣作风。

一切反革命两面派总是竭力玩弄形式主义。叛徒、卖国贼林彪卑鄙地利用形式主义来歪曲和反对毛泽东思想，并借以掩盖其极右实质。在形式上，他打着“高举”、“紧跟”的幌子，并高喊“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装出一副“跟得最紧”的样子，实际上却千方百计地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妄图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在革命队伍内部，形式主义对工作的危害也是很大的。毛主席早在一九三○年就严肃地指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反对本本主义》）我们要深刻领会毛主席这一指示的重要意义，在三大革命斗争中自觉地克服和防止形式主义。只有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不断提高识别能力，才不致为反革命两面派的形式主义所蒙蔽和欺骗。

自然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运动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辩证法的基本任务，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去研究自然界的辩证发展过程以及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辩证法。它主要研究物质及其存在形式一运动、时间和空间，各种物质运动形式及其辩证关系，研究自然界的发展史（如天体、地球、生命的起源与演化和人类起源的一般规律）；研究自然科学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的辩证关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辩证关系；研究人们在工业、农业、医疗卫生、科学技术等革命实践中的辩证法等等。

自然辩证法是在同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十九世纪中叶，近代自然科学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特别是三个伟大的发现（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和达尔文进化论），揭示了自然界的辩证性质。但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仍然盘踞着自然科学领域，“宇宙热寂论”、“生命力论”“物种不变论”等到处流行，使理论自然科学处于混乱状态。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辩证法为锐利武器，总结了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批判和改造了旧的自然哲学，批判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自然观以及各种形式的唯心论，创立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辩证法，使自然观产生伟大的变革。自然辩证法与旧的自然哲学根本不同，它“是严格科学的以实验为依据的研究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454页）它科学地系统地反映了自然界的辩证性质。此后，列宁和毛主席又在批判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中，总结和概括当时自然科学、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最高成就，继续发展了自然辩证法。

毛主席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自然辩证法认为，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整个自然界，从最简单的机械运动到物理、化学、生物运动，一直到人，都存在着矛盾，都是按对立统一的规律运动着、发展着、变化着。自然界的矛盾是无限的、多样的。“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矛盾论》）自然界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之间，都是互相依存和互相转化的，但又是本质上互相区别的。各种物质运动形式都有其特殊的矛盾，它们是各门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

自然辩证法是无产阶级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唯一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是各门自然科学最基础的理论。自然辩证法与自然科学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只有以自然辩证法为指导，自然科学、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才能取得新的成就。搞自然科学的，要学会用辩证法。我国解放以后，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的科技人员，在毛主席哲学思想的指引下，在各条战线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例如工业战线上的大庆和农业战线上的大寨，是正确运用毛主席哲学思想取得显著成绩的典型，那里充满着生动活泼的辩证法。随着实践的发展，将越来越显示出自然辩证法的无比威力。反之，离开了自然辩证法的指导，不仅会阻碍自然科学和生产实践的发展，而且会走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邪路上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482页）历史的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真理。

自然科学的物质结构学说自然科学的物质结构学说是研究具体的物质结构，它与哲学上的物质概念不同，但又是受一定的哲学思想支配的。

自然科学的物质结构学说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史。古代人往往从宏观上去考察物体，了解一些物体的外部形态，对物质结构的认识是笼统的、表面的，带有不少猜测成分。从十五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人类对物质结构的认识逐步具体深入了。

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到十九世纪初，资产阶级的工业革命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十九世纪初，英国的道尔顿提出了科学的原子论，认为一切物体“都由无数极微小的质点或物质的原子所组成”。接着又有人把由不同原子结合成的微小的原子集团，叫做分子。原子构成分子，分子构成物体。这表明人类的认识从宏观物体进到物体内部分子、原子的层次，是对物质结构认识的一大进步。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电能的广泛运用，促使人们发现了电子和放射性现象，说明原子是可以破裂的。一九一一年，自然科学家根据实验的结果，提出了原子的有核模型，指出原子是由原子核和围绕核作高速运动的电子所组成。在这以前，人们还发现了电磁场，它也有能量、动量、质量等物质属性，连续分布在带电体的周围，表明物质除了以间断的粒子的形式存在之外，还以连续的场的形式存在。原子核和电子是靠电磁场联系在一起的。这就进一步把人类的认识带到了原子内部更为深入的层次，这是继原子论之后的又一大进步。

当时，不懂得辩证法的自然科学家被物理学的这些新发现弄糊涂了，错误地认为“物质消失了”。列宁在批判这种错误时指出：哲学的物质概念永远不会消失，“任何关于物质构造及其特性的科学原理都具有近似的、相对的性质”。（《列宁选集》第二卷267页）一九三二年，人们果然发现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所组成。电子、质子、中子等等，统称为“基本粒子”。人类对物质结构的认识又进入了更深的层次。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科学的发展，人们先后又发现了几百种“基本”粒子。这种粒子既有间断的粒子性，又有连续的波动性，人们又叫它“波粒子”。列宁早已指出：“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列宁选集》第二卷268页）“波粒子”同样不是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还可以分下去。近年来，人们通过电子撞击质子的实验，发现质子内部有空隙，这个空隙已经显示出质子可分的曙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提出了重子一一介子族的复合模型（即坂田模型），为自然科学工作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树立了一个范例。我国的物理学工作者于一九六六年，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提出了强子结构的“层子模型”，表明了物质结构是由无限系列的层次构成，而人们对它的认识又可以无限地深入下去。这是对物质结构认识取得的新的可喜的成果。

人类认识物质结构的历史充分说明，物质世界是无穷无尽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人类在实践中对于物质结构的认识也是无限的。它宣告了妄图找到不可再分的“物质的始原”这种形而上学思想的破产。只有坚持唯物辩证法，才能在深入认识物质结构上作出新贡献。

吸引和排斥自然界一切运动的基本形式。吸引是指物体间的互相接近、互相结合；排厅是指物体间互相分离、互相抵抗.

恩格斯指出：“一切运动都存在于吸引和排厅的相互作用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493页）自然界的各物体间，既存在着吸引，又存在着排斥。物体之间由于吸引必然相互接近，由于排斥又必然相互分离。正是这种吸引和排斥的对立统一，构成了自然界的各种运动。例如，在天体中，太阳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表现为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在地球上，物体的机械运动归根到底是由反抗地球引力的排厅和地球的吸引构成的；在化学中，化合和化分实际上就是原子间的吸引和排斥。其他象接近和分离、收缩和膨胀.凝聚和扩散、吸收和辐射、聚变和裂变、同化和异化等等，都是吸引和排斥在各种运动形式中的具体表现。

吸引和排房是对立的统一，是自然界自身固有的一对矛盾。“宇宙中有一个吸引运动，就一·定有一个与之相当的排厅运动来补充，反过来也一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493页）对于整个宇宙来说，一切吸引运动的总和与一切排房运动的总和是相等的，二者总是互相并存，互相补充，互相平衡。但是，在宇宙间某一局部范围内，吸引和排斥并不一定是平衡的，某一方占优势的情形是存在的。例如，在太阳上排斥运动就占优势，而地球则是吸引运动占优势的场所。

在吸引和排斥的矛盾运动中，“排厅通常是过程的主动一面”，而“吸引是过程的被动一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498一499页）太阳不断地辐射热量，这就是排斥。没有这个排斥，地球上的一切运动就要停止。所以排斥往往是主动产生运动的一面。地球对物体的吸引作用，就是使物体最后静止在地面上，所以吸引运动往往是被动产生运动的一面。

吸引和排厅在一定条件下文可以互相转化。恩格斯说：“物质的分散有一个界限，在这个界限上，吸引转变成排厅；相反地，被排厅的物质的凝缩也有一个界限，在这个界限上，排斥转变成吸引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587页）例如当水处于汽态时，水分子之间的排斥大于吸引，而当水处于固态时，水分子之间的吸引就超过排斥。

在吸引和排斥的关系上，有两种错误的观点：一种认为，吸引和排斥最后会互相抵消；另一种认为，所有的吸引最后集中在一些物体上，而所有的排斥最后则集中在另一些物体上。这两种观点都是形而上学的。恩格斯指出，从辩证法的观点看来，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可能的。吸引和排斥作为对立的两极是存在于自然界的一切物体中，既不可能绝对分离，也不可能相互抵消，正如一块磁铁的南北两极既不能绝对分离、又不能互相抵消一样。

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是自然界重要的普遍定律之一。

能量是物质运动的表现，是物质运动的量度。自然界存在着各种物质运动形式，相应地也存在着各种形式的能量，如物质作机械运动就有机械能，作热运动就有热能，作电磁运动就有电磁能，作化学运动就有化学能，作核运动就有核能等等。

这个定律包括量和质两个方面。量的方面是指物质运动的总能量是始终不变的，既不增加，也不减少；各种形式的能量转化，是按照一定的数量关系进行的，失去一种运动形式的一定能量，必然产生另一种运动形式的相当的能量。如427千克米的机械能可以转化为一千卡的热能，一焦耳的电能可以转化为0.24卡的热能等等。质的方面是指各种形式的能量可以互相转化，物质的一种运动形式转化为另一种运动形式的能力是永恒的，是运动着的物质本身所固有的，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例如，当煤燃烧时，化学能就转化成热能；用这种热能来发电，则热能又通过发电机组转化成电能；用电来开动机器，则电能又转化成机械能等等，这种转化能力是物质本身所固有的。

人类对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认识，是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方面的过程。大约在五十万年以前，人类开始学会用火，又经过长期实践经验的积累，大约在十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学会了摩擦取火，在实践上实现了把机械运动转化为热。第一个提出能量不变的是近代法国物理学家和哲学家笛卡儿，他指出运动可以传递，运动量是不灭的。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他未能认识能量的转化。到了十八世纪，由于蒸汽机的出现，第一次在实践上实现了把热转化为真正有用的机械运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随着大机器工业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发现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因此物理学家迈尔、焦耳和柯尔丁于一八四二年，赫尔姆霍茨于一八四七年，通过各自的途径，从质和量两方面发现了这一定律。但由于他们受形而上学思想的束缚，仍然不了解运动不灭原理的质的意义。赫尔姆霍茨片面地以“力的守恒”来代替能量守恒，企图把一切运动形式都归结为机械运动形式，归结为机械力的守恒，从而陷入形而上学机械论。

恩格斯第一次对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说明，指出“在每一情况的特定条件下，任何一种运动形式都能够而且不得不直接或间接地转变为其他任何运动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547页）因此，“运动的不灭不能仅仅从数量上去把握，而且还必须从质量上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460页）他赋予这个定律以现在这样的精确名称，并指出它是“从星云到人的一切物体的普遍的自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559页）

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发现表明：“自然界中的一切运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不断转化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41页)这就为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世界的统一性和物质运动的不灭性，提供了精确的自然科学基础。同时，“这个定律使得自然科学的这一领域以及其他一切领域里的一整套传统的观点必须加以修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485页）它有力地打击了那种把物质运动简单化和割裂各种运动形式相互联系的形而上学观点，堵塞了那种认为物质运动可以随意创造和消灭的唯心主义门路。

应当指出，能量只是物质运动的一种量度，是与人们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对一定的物质运动形式的认识相联系的，它远没有穷尽物质运动所包含的无限丰富的内容。宇宙是无限的，物质运动也是无限的，因此宇宙是又守恒又不守恒，守恒总是相对的，不守恒才是绝对的。

细胞学说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是论述生物体结构和发育的理论，由德国生物学家施莱登（1804一1881年）和施旺（1810一1882年）所创立。

“细胞”一词，最早是在十七世纪中期由英国人罗伯特·胡克（1635一1703年）所提出。胡克在改进显微镜放大效能过程中，发现软木塞薄片是由类似蜂窝状的小室构成，他把其中的每一个小室定名为“细胞”。其实胡克发现的只是活细胞的残骸，即细胞壁及由细胞壁所围成的空腔，是些死的木栓细胞。随着医学和生物科学实践的发展和仪器设备的改进，人们积累了很多有关细胞的知识，认识到细胞是个活体，主要是由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等三个部分构成，从而改变了细胞的原始概念。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施莱登吸取前人研究的成果，并根据自己对植物方面的研究，于一八三八年提出：“细胞是任何一个植物体的基本单位，最简单的植物是由一个细胞构成的，而大多数的植物是由细胞和细胞变态构成的。”一八三九年，施旺又从动物材料上证实了施莱登的论点，并且明确提出，细胞是具有生命的物质组织形态之一，“细胞是有机体，动植物体都是这些有机体的集合物，它们按照一定的法则而排列在动植物体内”，细胞是一切动植物有机体构造和发育的基础，一切多细胞有机体都按细胞分裂和分化的规律，从一个细胞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于是确立了植物和动物的构造和发展基础的细胞学说。

细胞学说的创立，具有重大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意义。“由于这一发现，我们不仅知道一切高等有机体都是按照一个共同规律发育和生长的，而且通过细胞的变异能力指出了使有机体能改变自己的物种并从而能实现一个比个体发育更高的发育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41页）它证明了生命起源的共同性，整个有机界从最简单的生物（最低级除外）到人，都是建立在“细胞”的基础上，都是对立的统一，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提供了有力的自然科学依据，“是合理的辩证法的最令人信服的检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546页）；它动摇了“上帝分别创造动植物”、“生物之间毫无联系”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谬论；它使全部生理学发生革命，为生物进化论提供了科学根据，对生物学、医学和农学的发展都有重要作用。

现在看来，这一学说的内容是陈旧的，有些则是错误的，如将生物看成是细胞的集合物等。近年来，细胞学已发展到分子水平。从电子显微镜所显示的细胞超显微结构一整个细胞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膜层结构系统，进一步证实了细胞是细胞各组成部分的辩证统一体。自一九六三年起，我国科学工作者先后于鳞皱鱼等不同鱼类中，用细胞核移植的方法研究细胞核和细胞质之间的相互关系。一九七三年，我国科学工作者又与美籍中国科学家合作，以鲤鱼的卵细胞提取物“信使核糖核酸”和鲤鱼内脏器官细胞的提取物“去氧核糖核酸”，分别注入金鱼的成熟卵细胞中，发现前者（一般认为不能起遗传作用）和后者（一般认为是遗传物质）同样会导致金鱼的裙尾向鲤鱼的单尾转化。这些研究，对深入探讨细胞核和细胞质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细胞分化的机制，都有很大的价值。

达尔文进化论英国生物科学家达尔文创立的关于生物界物种变化发展的理论，是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

在达尔文之前，生物学领域中长期存在着生物进化论和物种不变论的根本对立和斗争。十八世纪中叶，存在着以布丰为代表的进化论同以林奈为代表的“神创论”的斗争；十九世纪初，存在着以拉马克为代表的进化论同以居维叶为代表的“激变论”的斗争。但进化论还没有取得胜利。达尔文在总结环球科学考察和人工培养动植物的实验的基础上，吸取了当时的科学成果，于一八五九年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提出了以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为基础的生物进化理论，对整个生物界发生和发展的规律作出了科学的解释，宣布了进化论的胜利，使人们对生物界的认识进入了新的阶段。

达尔文指出，生物界本身具有悠久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现有各种家养动物和裁培植物，是人们通过长期的选择和培育，由野生的动植物演变而来的。今天自然界中品种繁多的生物种类，是由少数简单的原始生物，经过几十万万年的变化发展而成的，甚至人类也是由一种古猿进化而来的。

他认为物种自然形成的主导力量是自然选择。生物普遍具有变异现象和惊人的繁殖能力，但真正能够长大、成熟和传留后代的却属少数。这是因为每一个幼体都有力争生存和发育成长的趋势，而自然界又有很多抑制这一趋势发展的因素，如空间和食料等。因此必然引起生物的生存斗争，不仅表现为直接的肉体搏斗或吞噬，如强克弱，大吃小等；还表现为植物争取空间和日光的斗争。在生存斗争中，凡是具有对生存斗争有利变异的那些个体，最有可能生存下来，达到成熟和繁殖后代，这叫做“适者生存”。如果这类变异在同一物种的许多后代中连续被遗传，就能因逐代积累而巩固和加强，成为这一物种的新的特性。而那些不具有对生存斗争有利变异的个体，则往往在生存斗争中死去，并且逐渐消失，这叫做“不适者淘汰”。这就是“自然选择”学说的中心内容。物种就是通过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的长期作用而发生变化的。

达尔文的进化论，证明了有机体从少数简单形态到各种各样复杂形态，一直到人和人类精神的产生，都是自然的产物，都是经过长期发展的结果，都包含着既互相对立、互相斗争，又互相依存、互相转化。它为辩证唯物主义提供重要的自然科学基础，有力地驳斥了物种不变论和目的论，使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马克思对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131页）“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574页）列宁说：“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种看做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列宁全集》第一卷122页）

达尔文的进化论也有它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是片面夸大了“自然选择”在有机体进化中的作用，把它看成物种变异的唯一原因，甚至否认物种进化有内在的和必然的发展规律，并在某些方面盲目地接受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反动影响，如强调繁殖过度而引起生存斗争。这一错误后来被敌人利用，强加于社会，提出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帝国主义压迫和侵略弱小民族效劳。

生命物质运动的高级形式，是从非生命物质在长期的矛盾运动中逐渐发展来的。生命的存在方式一般可分三大类：动物、植物和微生物。恩格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概括了从最简单的生命到人类生命的根本特征，给生命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的不断的自我更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120页）生命的物质基础是蛋白体。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遇到不处于解体状态的蛋白体，就能看到生命现象。蛋白体是由多种复杂的高分子有机物所组成，其中最主要的是核酸和蛋白质。现今结构最简单的生物，如病毒、噬菌体，就是由核酸和蛋白质组成的蛋白体小块。恩格斯曾英明地预见：“如果有一天用化学方法制造蛋白体成功了，那末它们一定会显示生命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646页）

生命活动最基本的矛盾是同化与异化、遗传与变异。生物体不断从外界环境中吸取营养，使之转化为自已体内的物质并贮存能量，这个过程称为同化作用。同时，生物体又不断地分解体内的物质并放出能量和排除废物，这个过程称为异化作用。同化与异化的矛盾是贯穿生命运动的始终。生物体通过繁殖产生与自身相似的后代，后代保持亲代的性状称为遗传，遗传是生物系统发育中保持种的稳定性的因素；后代与亲代的差异，后代出现新的性状称为变异，变异是改变种的特性的创造性的因素。遗传与变异的矛盾运动，推动了生物的进化、发展。生物体内的化学组成部分正是在同化与异化、遗传与变异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地自我更新。“蛋白体在每一瞬间既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121页）生物体还有其它多种生命现象，如生长、发育、繁殖等，都是由于蛋白体的新陈代谢而有规律地发生着。

对生命本质的认识，长期存在着分歧和争论。唯心的“活力论”认为，生命是由神秘的、超自然的、非物质的“活力”所支配、控制的。在这种“活力”的激发下，死物才变为生物。这种“活力”在某种意义上又是灵魂的同义语。孔老二的“天命论”把方物生长说成是老天爷的意志，也是唯心主义生命观的一种表现。机械论认为，生命与非生命没有本质的区别，把生命现象简单地归结为物理、化学运动。笛卡儿就提出所谓“动物是机器”的论点。现代资产阶级流行的“还原论”，鼓吹生命活动最终可以“还原”为构成分子的原子的活动，它是一种新的机械论。辩证唯物主义的生命观正确地揭示了生命的本质，阐明了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连续性与间断性，彻底地批判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在生命问题上的谎言，为生命科学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现代科学在核酸、蛋白质等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大进展。特别是运用了示踪元素，对生物体内同化、异化的物质运动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完全证实了恩格斯关于生命的光辉论断。一八二七年，德国人维勒，第一次从无机物中制造出以前人们一直认为只能在生命有机体中才能生成的尿素，打破了有机物与无机物之间的界限。这是人工合成生命的一项很有价值的发现。我国科学工作者努力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了具有生物活性的含有五十一个氨基酸的蛋白质一一结晶牛胰岛素，为实现恩格斯人造生命的光辉预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此后，又有人合成了更为复杂的蛋白质，也合成了核酸。关于人造生命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课题，它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注意。

激变论又称“灾变论”，是生物进化问题上的一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动理论。由法国生物学家、神创论者居维叶（1769一1832年）所提出。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随着生产的发展，地质学和古生物学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人们发现不同的地层里，有不同物种的化石。地层愈古老，化石愈简单，与现代生物相差愈大。这些事实说明了现代生物与古代生物之间具有一定的亲缘关系，生物界经历着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化过程。它为生物进化论提供了直接可靠的证据，有力地驳斥了林奈的物种不变论和“神创论”。在自然科学的自发辩证法的逼迫下，宗教势力变换了手法，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地球上自然条件是在变；另一方面文鼓吹这是上帝为了惩罚方物而发动的灾变。居维叶的“激变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笼的。

居维叶从自已的研究工作中，特别是在巴黎附近的地层里，也看到不同的地层存在着不同的生物化石，地层愈深，化石与现在生物愈不相同，这正好证明了生物界是变化发展的，古代的动物是现代动物种类的祖先。但是他坚持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提出了所谓“激变论”，顽固地为物种不变论辩解。“激变论”认为，一切物种都“没有超出过自己底界限”，都没有任何亲缘关系。不同地层中存在不同的生物化石是由于地球表面“突如其来”的多次激变造成的。每次激变，或使海洋涸为陆地并隆起成山脉，或使陆地沉为海洋，都使一切生物遭到毁灭。当地壳平静时，再创造新的物种，地球上则又出现新的生物。由于地壳的多次激变，所以不同地层里就存在不同物种的化石。物种本身并不存在进化的问题。他的一个追随者甚至“算”出上帝曾经进行过二十七次的创造行动。他自已还根据一些假象臆造出最后一次激变发生在五千多年前，以与圣经上的诺亚洪水相附会，并荒谬地把这种激变叫做“革命”。因此，当他的代表作《地球表面的革命》出版之后，立即得到封建王朝的加官晋爵。

居维叶的“激变论”完全是反动的。在政治上，它是为封建复辟势力效劳。工人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冒险主义者，也往往以“激变论”作为理论基础。在理论上，它否认生物的进化；否认发展是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把飞跃看成是突然产生的；否认自然界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为上帝分别创造动植物的谬论制造根据。恩格斯指出：“居维叶关于地球经历多次革命的理论在词句上是革命的，而在实质上是反动的。它以一系列重复的创造行动代替了单一的上帝的创造行动，使神迹成为自然界的根本的杠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451页）这是对“激变论”的深刻批判。

地质学家赖尔（1797一1875年），用科学的方法确定地球的变化是缓慢的。他认为过去地壳缓慢的升降并没有什么神秘，也不需要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完全可以用人们现代所看到的地质过程来理解。他科学地估算出地球的年龄绝不是圣经上所说的几千年，而是数十万万年。恩格斯指出：“只是赖尔才第一次把理性带进地质学中，因为他以地球的缓慢的变化这样一种渐进作用，代替了由于造物主的一时兴发所引起的突然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451页）不变论及其变种“激变论”从此宣告破产。

天体演化学天文学的一个分科，研究包括地球在内的一切天体和天体系统的起源和演化的科学。

科学的天体演化学是从一七五五年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星云假说时开始的。康德在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推动下，接受了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的原子论一一古代的天体起源学，又根据当时许多重要的天文观察资料，特别是最新观测到的云雾状天体的资料，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康德星云说的基本论点是：现存的天体包括地球、太阳是由原始星云逐步凝聚而成的。原始分散的星云微粒，通过本身运动的规律，由于吸引作用，使星云中心不断凝聚而形成恒星；由于排斥作用，使星云微粒发生围绕中心体的旋转运动，并逐渐向中心体的赤道平面集中，最后形成行星绕恒星运转的有规则的天体系统。在这个假说中，地球不是亘古以来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太阳也不是一直象今天这样明亮，今后再经过多少亿年，必然要慢慢暗淡下去。太阳系的产生也预示着它将来的不可避免的灭亡。尽管康德的假说在细节上存在不少问题，但他的基本思想是正确的。他强调天体的发生和发展是事物内部运动的必然结果，这就批判了牛顿关于地球和行星由于上帝第一次推动以后就永恒不变地绕太阳旋转下去的观点。所以恩格斯指出，康德的星云说“在这个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关于第一次推动的问题被取消了；地球和整个太阳系表现为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逐渐生成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450页）但康德在星云假说中，一面批判上帝的“第一次推动”，一面又把天体起源的客观规律说成是“神的意志”，企图调和唯物论和唯心论、科学和宗教的对立，这正是德国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哲学表现。

在天体演化学中始终存在着两种宇宙观的激烈斗争。二十世纪以来，坚持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天文学家，抓住康德星云说中某些缺陷，妄图复活天体起源的灾变论（一七四五年由法国动物学家布丰第一次提出）。他们大肆鼓吹关体的起源是没有规律可循，是一场灾变事件的结果，甚至宣扬宇宙是有开端，有末日的。自从天文观测证明，宇宙中有各种类型的恒星，它们处于不同的演化发展阶段后，人们逐渐得出了一个系统的天体演化的图景。二十世纪初，人们确定了太阳所在的恒星系一一银河系的结构。银河系是一个很大的恒星系统，在这里面大约有一千五百亿颗恒星，太阳只是其中极普通的一颗恒垦。此后不久，又确定了太阳所在的银河系也不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在银河系外面还有许许多多和银河系不相上下的星系。这些星系文分别组成了不同等级的星系团、超星系团以至总星系。人们认识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恒星，并非同时形成，它们有的处于青年时期，刚由星云收缩而成；有的处于中年期，内部存在着剧烈的热核反应；有的已达到老年期，内部核能快用尽，正处在衰亡中。宇宙中一切天体和天体系统都有演化过程，而无数天体和天体系统的生死交替是无限延续的，所以宇宙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无限的，是“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无止境地展开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91页）这就有力地驳斥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宇宙不变论和宇宙有限论。但是斗争仍在继续。目前，有些资产阶级天文学家热衷于研究整个宇宙的演化问题，所谓“大爆炸宇宙学”就是这类货色。它认为整个宇宙是由一团温度极高的原始火球爆炸而成，爆炸后的碎片形成恒星和星系。妄图以此来证明宇宙是有限的，为反动派服务。我们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才能战胜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使人们对天体和天体系统的起源和演化的认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

太阳中心说简称日心说，由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创立。主张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和其它行星都在自转，并且围绕太阳公转。

关于日心地动的思想，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的天文学家阿利斯塔克等人就已经提出，但遭到宗教势力的反对。我国东汉时的《尚书纬·考灵曜》中写道：“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舟中而坐，舟行而人不觉也”，“一年之中，地有四游”。西普的博物学家张华在一首诗里写道：“大地翰运，天回地游”。这些论述都表达了地动的思想。直到十六世纪，在欧洲资产阶级反封建、反宗教统治的潮流中，哥白尼根据自已将近四十年的天文观测和研究，并继承了前人的地动思想，在一五四三年发表了《天体运行》-书，才提出了与地球中心说针锋相对的太阳中心说。

哥白尼认为，不是太阳绕地球转，而是地球和其它行星绕太阳转。太阳外面由近及远有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等行星，它们都在自转，并且绕太阳公转。他还指出，人们所看到的太阳好象每天自东向西运转一周，实际上是地球每天自西向东绕轴自转一周；天上星辰的东升西落，也是地球自转的反映，不是星辰本身绕地球运行的结果；而行星的顺行和逆行现象，是地球和其它行星绕太阳公转的周期不同造成的假象。哥白尼用自然本身的运动说明自然，这是唯物主义的。

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虽然存在着一些错误，如把太阳看成是静止不动的，是宇宙的中心，并且保留了托勒密的恒星天层等观点，但他的学说反映了太阳系结构的真实情况。太阳中心说的创立，摧毁了宗教神学上帝创世说的理论支柱一一地球中心说，沉重打击了神权统治的基础，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恩格斯指出：“哥白尼在这一时期的开端给神学写了挑战书”，自从《天体运行》出版后，“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449、446页）

毛主席指出：“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发表后，立刻遭到封建反动势力，特别是教会的激烈反对。他们宣布太阳中心说是“异端邪说”，烧了哥白尼的书，并迫害传播哥白尼学说的人。宗教裁判所把哥白尼学说的热情传播者布鲁诺送上了火刑场，对另一个日心说代表人物伽利略进行审判并长期监视。太阳中心说传到我国时，清代腐儒阮元也攻击这一学说是“上下易位，动静倒置”，“离经叛道，不可为训”。这充分暴露了儒家扼杀新生事物，阻碍科学发展的丑恶嘴脸。但“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伽利略用自己发明的望远镜看到木星有四个较大的卫星在绕着它转，认为这是太阳系的缩影，刻卜勒发现行星绕太阳运动的三个定律；牛顿在此基础上又概括出了万有引力定律；一八四六年勒维烈和加勒根据这一系列的理论和数据发现了天王星外面的海王星，从而完全证实了哥白尼的学说。从一五四三年《天体运行》的出版到一八四六年海王星被发现，经过三百多年艰苦的斗争，哥白尼的学说冲破了重重障碍，终于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哥白尼的学说在斗争中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现代科学证明，恒星不“恒”，恒星（包括整个太阳系）是在不断地运动，宇宙是无限的，太阳不是宇宙的中心，纠正了哥白尼认为太阳不动，是宇宙的中心，以及保留托勒密的恒星天层等错误。事实雄辩地证明：“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近代资产阶级学者从相对主义出发，胡说“在科学早期的托勒密和哥白尼的观点之间的激烈斗争，也就会变成毫无意义了”，①妄图抹杀自然科学领域中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否定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成就，走倒退的道路，这是资产阶级日趋没落的反映。

地球中心说简称地心说，是关于宇宙体系的一种错误假说。地球中心说认为，地球是静止不动的，是宇宙的中心，宇宙的其他星球（太阳、月亮、行星和其它恒星）都围绕着地球旋转。

地球中心说的基本思想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就有人提出，如古希腊朴素唯物主义者阿那克西曼德认为，大地是居于宇宙的中心。公元前五世纪，留基伯认为地球由于旋转运动面被留置于中心。公元前四世纪，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论述了这一思想，认为地球静止不动，处于宇宙的中心，而太阳、月亮、行星、恒星等星球都围绕地球作均匀的圆周运动，它们是由本身不动的“第一推动者”（上帝的代称）所推动。到了公元二世纪，古罗马天文学家托勒密最后完成了这一错误假说，因此后人常称为：亚里士多德一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托勒密认为，宇宙体系中共有“九层天”（亦称“九重天”），月球、水星、金星、①爱因斯坦：《物理学的进化>136一137页太阳、火星、木星和土星由近及远分别形成第一到第七个天层，围绕地球旋转；所有的恒星都镶在第八个天层上，随着整个天层围绕地球转动。第九层天叫做“最高天”，是上帝居住的极乐天堂。为了解释地球上所观测到的行星运动的前进（顺行）和后退（逆行）现象，并推算行星在天空中的位置，托勒密还假想，行星是绕本轮（小圆）的中心旋转，而本轮的中心又沿着均轮（大圆）绕地球旋转。

地球中心说完全是错误的假说，但在整个中世纪却占统治地位，这与宗教神权统治有关。宗教利用地球中心说来论证上帝的存在，宣扬极端唯心的上帝创世说，胡说地球是上帝造的，是上帝选定的宇宙中心，日月星辰等宇宙万物是上帝为了人的目的而创造的。他们把地球中心说当作绝对真理，谁要是怀疑它就是大逆不道，就要遭到惩罚，使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受到了极大的阻碍。中亚细亚的毕鲁尼，在中世纪的欧洲和东方学者中第一个克服了地心世界观的束缚，认为托勒密的体系不符合宇宙的实际构造。但他还提不出科学根据。直到十六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波兰的天文学家哥白尼，根据天文观测的事实，指出地球中心说的错误，并提出太阳中心说之后，经过长期激烈的斗争，才彻底推翻了地球中心说。恩格斯指出：“天文学中的地球中心的观点是偏狭的，并且已经很合理地被推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559页）

人类中心说由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所创立，主张人类是宇宙的中心。这一学说是建立在托勒密地球中心说的基础上，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而地球和宇宙万物是上帝为了人而创造的，所以人是真正的宇宙中心。但人又是上帝创造的，因而主宰一切的还是全智全能的上帝。这一理论是宗教用来麻醉人民的精神工具。

随看社会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人类中心说便被推翻。十六世纪，哥白尼创立太阳中心说推翻了地球中心说，从天文学方面动摇了人类中心说的基础。十九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人类起源的学说，坚决打击了“上帝创造人”的谬论，又从生物学方面摧毁了人类中心说的基础。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等光辉著作中，创立了劳动创造人本身的伟大理论，彻底驳倒了“上帝创造人”和人类中心说的反动理论。恩格斯指出，人们在长期劳动实践中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自然规律，“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518页）

炼金术在中国又称炼丹术，是化学的前身和原始形式。它创始于中国，后来传入欧洲。在中国，公元前二世纪初期，已有许多人做炼丹的实验。东汉的魏伯阳，著有世界上现存最古的炼丹术文献《周易参同契》。东晋的炼丹家葛洪，著有炼丹术专著《抱朴子·内篇》。在欧洲，炼金术流行于公元三世纪到十六世纪。

炼金（炼丹)术是在冶金生产的基础上，在奴隶主、封建主“富贵寿考”的贪欲刺激下出现的。所谓炼金，就是把普通金属加以熔化、锻烧和溶解，从中提炼出“黄金”来。所谓炼丹，实际上是由四氧化三铅和硫化汞等熔炼而成的“铅汞之丹”。中国炼丹术和欧洲炼金术的哲学基础是一致的，都是以“性质”作为第一性的，即认为物质是由性质所组成。在中国，就是已经被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说”；在欧洲，则是亚里士多德的“原性说”。“原性说”认为，冷、热、干、湿是目然界最基本最原始的性质，由它们组成火、风、水、土四种最基本的元素。这些最基本的元素生成万物。此外，还有一种“第五本质”，它能够把各种元素合成为一个东西。当时奴隶主、封建主认为，只要找到这个“第五本质”（亦称“哲人之右”或“圣人之右”），就可使一般金属的性质发生变化，就可以从所谓贱金属（铅、铁之类）中炼出贵金属黄金来。他们还认为，这种“哲人之右”不仅能点石成金，而且还能医治百病、返老还童、长生不老。于是奴隶主、封建主就驱使炼金术士（在中国称炼丹术士或方士）们千方百计去寻找这种“哲人之石”。这样，炼金术便完全陷入神秘主义。处于萌芽状态的化学研究被引入歧途。

炼金（炼丹）术在化学发展史上也有一定的作用。它通过不少化学实验，逐步了解了金、银、铅、汞等等化学元素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发现了硝酸、硫酸、盐酸、氨、矾等化合物，发明了蒸馏、溶解、结晶等化学实验方法，积累了一些化学知识和实践经验，为化学的发展做了一些铺路工作。恩格斯说：“炼金术在当时还是必要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306页）但是，炼金（炼丹）术脱离了广大劳动人民的需要，脱离了生产实践，完全走入了死胡同，长期阻碍着化学的发展。同时，它与宗教神学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维护神权统治的工具。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炼金术和宗教之间是有很紧密的联系的。哲人之石有许多类似神的特性，公元头两世纪埃及和希腊的炼金术士在基督教学说的形成上也出了一份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30页）如基督教诺斯替教派曾热衷于炼金术，并把炼金术的观念引入他们的教义中。

燃素说德国化学家施塔尔(1660一1734年)提出的一种关于解释物质燃烧的错误理论。

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初，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推动下，欧洲工业生产迅速发展。当时的工业生产，特别是治金、煤炭、印染、玻璃等主要工业部门，都离不开燃烧。燃烧，既可以使金属变为灰渣，又可以使灰渣再变为金属；既可以使硫黄变成硫酸，又可以从硫酸中再析出硫黄。但是当时占统治的机械论物质观恰恰不能解释燃烧过程中物质相互转化的现象，更不能说明燃烧现象的本质。一七○○年，施塔尔从机械论物质观出发，提出了“燃素说”。这种理论认为，一切可以燃烧的物质本身都含有一种没有重量的、稀薄的、特殊的物质，叫做“燃素”。物体中含有的燃素越多，就燃烧得越旺，否则就相反。燃烧过程就是释放燃素和吸收燃素的过程。燃素往往以光和热的形式逸出。例如，当木材燃烧时，就释放出燃素而化为灰，当金属燃烧时，就失去燃素而化为金属灰。如果要从矿石（灰渣）中提炼金属，则必须放入燃素，这种燃素要由富有燃素的易燃物（如煤炭）来供给。通过加热，燃素由煤炭输入矿石中，灰渣得了燃素再变成金属。“这种理论曾足以说明当时所知道的大多数化学现象，虽然在某些场合不免有些牵强附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20页）它曾经风行一时，作为一种化学理论支配了化学家的思想约一百年，成为十八世纪化学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

随着冶金工业和化学实验的不断发展，燃素说越来越暴露出它的严重矛盾。在生产和实验中从来没有人见过或证明过神秘的燃素的存在。一七七四年，英国化学家普利斯特列在加热氧化汞的化学实验时发现了一种气体，它能促进物体燃烧。但他由于受“燃素说”思想的束缚，却把氧气称为“无燃素气体”。后来，法国化学家拉瓦锡依据这个新的事实，总结了劳动人民丰富的实践经验，研究了整个燃素说化学，提出了燃烧的氧化说，否定了燃素说。氧化说认为，在燃烧的时候，并不是神秘的燃素从燃烧物体中分解和释放出去，而是燃烧着的物体和氧的化合。

虽然，燃素说把“燃素”当作一种物质看待，使化学“从炼金术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447页）同时，“燃素说经过百年的实验工作提供了这样一些材料，借助于这些材料，拉瓦锡才能在普利斯特列制出的氧中发现了幻想的燃素的真实对立物，因而推翻了全部的燃素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471页）燃素说在化学发展史上曾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它作为一种化学理论是错误的。它认为燃烧不是物质内部结构的变化，而是燃素从外面干预的结果，把现象当作本质，颠倒了燃烧的真实关系。它在以后的一百多年中严重地阻碍了化学的发展。

热素说也叫热质说。是一种解释热现象的错误理论。

热素说认为，热是一种特殊的、没有重量、不能衡量的流质一一热素。热素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能钻进物体的细孔中去，也能从物体的细孔中流出，既能和物体结合起来，潜伏在物体中，不影响物体的温度，也可以在物体中处于自由状态而影响物体的温度。物体温度的高低是由所含的自由状态的热素的多少来决定。物体里自由状态的热素越多，物体就越热。热素可以从较热物体流到较冷物体中去，象水从高处流到低处一样。自然界中始终存在着同样数量的热素，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遵守热平衡定律。由于热素说表面上能解释一些热现象，如认为热传递就是热素的流动，凑合了物体从固态转变为液态和从液态转变为气态所需的潜热的事实。所以在十八世纪曾经普遍流行，得到一些自然科学家的承认。

但是热素说却对许多现象（特别是摩擦生热）无法解释。一七九八年，有人把一个炮简固定在水中，用马转动很钝的钻子在炮筒内钻孔加工。结果发现，加工出来的铁屑极少，但是炮筒周围大量的水却不断地沸腾。由此，他们就认为随着加工的不断进行，热几乎可以无穷无尽地产生出来。过了一年，有人把两块冰互相摩擦（在不受外界温度影响下进行），使冰融化成水。这些事实驳斥了热素说，说明了热是物质的一种运动形式，它是可以从物体的机械运动转化而来的。但是这些实验还比较粗糙，还没有找到机械运动转化为热的定量的关系。到了一八四二年，精确的试验找出了机械能转化为热能的定量的关系，即热的机械当量。这一当量的发现，宣告了热素说的破产。后来英国物理学家格罗夫等人把热和物体的分子运动联系了起来，提出了热之唯动说，这就彻底推翻了热素说。

热素说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产物。它把物质与运动割裂开来，否认热是物质的一种运动形式，否认热和物质的其他运动形式间的转化。这种理论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法国物理学家卡诺，“他已经碰到热的机械当量了·，只是他不能够发现和看清它，因为他相信热素。这也是错误理论造成损害的证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549页）但是热素说在热学发展史上也有一定的作用。恩格斯指出：“热素说所统治的物理学却发现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热学定律”，热之唯动说“不过是把它的前驱所发现的定律倒过来，翻译成自己的语言而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471页）热之唯动说同热素说的关系，正如马克思的辩证法同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关系一样。

热之唯动说是关于热本质的一种科学学说。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英国物理学家格罗夫等人，在总结热的机械当量的发现，以及前人对热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热和物体的分子运动联系起来，提出了热之唯动说。

热之唯动说认为，组成物体的分子是在不断地运动着，热运动就是组成物体的大量分子的无规则运动。恩格斯曾经指出：“热之唯动说一一按照这种学说，热就是物体的那些活动的最小粒子（分子）按照温度和聚集状态而发生的或大或小的振动，这种振动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变为任何其他的运动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102页)因此，物体内部的分子运动得愈激烈，物体就愈热，它的温度也就愈高。物体内部的分子具有两种能量，一种是分子本身具有的动能，另一种是和分子之间的相对位置有关的势能。物体的温度高低和物体内部分子的动能直接有关。物体内部分子的平均动能愈大，物体温度就愈高。·

热之唯动说虽然还有不少的缺点，它对热的本质的揭示还比较粗糙，不够全面。但是它证明了热是物质的一种运动形式，初步揭示了热的本质，阐明了热运动既能由其他运动形式转化而来，也能转化为其他运动形式，说明了不同的运动形式之间可以互相转化。这对于物理学和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恩格斯指出：“热之唯动说曾经以新的例证支持能量守恒原理，并把这一原理重新置于最前列，这肯定是它的巨大成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466页）

随着生产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表明，热运动不单是组成物体的分子的运动，而是各种微观粒子（如分子、原子、电子等等）的运动都与热运动有联系。所以，一般地说，热运动是大量微观粒子的无规则运动。

电的以太说是解释电磁波传播的错误假说。

十七世纪末，由于当时首先发展起来的是机械力学，人们把在力学中所获得的概念和认识，推广到其它物理现象的领域中去，由此形成了机械论的世界观。就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荷兰物理学家惠更斯提出了光的波动学说，认为光是一种机械波，必定有一种媒质来传播这种波，正如声波以空气作为媒质而传播一样。他就假定传播光波的媒质是“光以太”，用“以太”的振动来说明光波的运动。并且假定“光以太”是一种密度极小、没有重量的弹性固体。它充满着整个空间，甚至能够渗透到一切物体之中。

一八四六年，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首先假设：电是弹性媒质的一种运动，即以太粒子的一种运动，这种弹性媒质渗透整个空间，也渗透一切物体。一八六四年，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赞同拉法第的假设，认为电磁波在真空中传播的媒质就是“电以太”，它的性质和“光以太”一样。随后，他又根据实验事实，断定光波就是电磁波，提出了光的电磁波假说。一八八八年德国物理学家赫兹用实验证实了这一假说。这时，人们就把从前所称的“光以太”和“电以太”看作是一回事，传播光的电磁波的媒质就是“电以太”。

“以太说”在电学发展史上起过一定的作用。恩格斯是这样评价的：“以太说一方面指出一条道路，去克服关于两种相反的电流体的原始的愚蠢观念，同时，另一方面，它也使人们有希望弄清楚：什么是电运动的真正物质基础，什么东西的运动引起电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459页）但是“以太说”用机械的观点来解释电的运动，抹煞了电的运动的特殊性，却是错误的、形而上学的。一八八二年，恩格斯指出：“在以太说也被另一个崭新的理论取而代之以前，电学就不能脱离这个讨厌的地位，不得不使用它自己也认为是错误的表达

！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459页）预见到“电以太”说一定会被新的科学理论所代替。一八八七年迈克尔逊、莫雷等人的实验完全否定了电以太的存在，证实了恩格斯的预言。随后科学证明，电磁波的传播并不需要什么媒介物，电磁波就是电磁场的传播。电磁场是连续的物质形态。这就排除了神秘的“以太”，从间断的实物之间找到了现实的合理的联系，掌

公握了物质结构的连续性的物质基础。

小香

量子力学现代物理学理论基础之一。研究微观粒子（如核子、原子、分子等）运动规律及其性质的理论。

十九世纪末，经典物理学对微观物理现象，例如黑体辐射

1的实验规律，无法解释。一九○年，普朗克为了说明黑体辐

，射的实验规律，在物理学中引入量子概念。他认为，黑体辐射的能量不是连续变化的，只能以某一最小单位的整数倍发生变化，这个最小单位就称为能量量子。并且发现物质吸收或发射的辐射能量量子，它的大小是hv，其中h是比例常数，就是所谓“普朗克常数”，v是辐射频率。这就是量子理论的开端。一九二四年，德布罗意提出，微观粒子不仅具有粒子性，而且具有波动性。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不能用通常的宏观物体的运动规律来描写。它被大量的实验事实所证实。此后，量子力学出现两种形式：一是矩阵力学形式，即用数学工具矩阵代替经典力学的物理量，从而把经典力学改变为矩阵力学。二是波动力学形式，即通过几何光学与经典力学的类比，建立了薛定谔方程。不久，薛定谔又证明了这两种形式可以相互转换。一九二八年，狄拉克推广薛定谔方程，使之能适用于高速微观粒子的情况，得出所谓狄拉克方程。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先后被应用于化学、金属、半导体、超导体、等离子体、激光以及原子核内部等，都取得显著成效。

在量子力学里，物理体系的运动状态是用一个时、空的函数来描述的，称为波函数。在给定的条件下，薛定谔方程可以确定波函数的变化规律，从而给出各种运动状态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并用算符或矩阵方法对各物理量进行计算。在解决原子核和基本粒子的某些问题时，量子力学必须与狭义相对论结合起来处理，并由此逐步发展到现代的量子场论。量子力学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确定某些成对的物理量，例如粒子的动量和位置、时间和能量。而粒子位置的确定程度和粒子的动

量的确定程度又满足一定的关系，即所谓“测不准”关系。其i

一确定的程度越高，其另一的确定程度就越低（时间与能量也一样）。这是微观粒子具有波粒二象性的反映。可是有些

人却歪曲这种关系，错误地把它说成是对微观世界认识的“极！限”，并称它为“测不准原理”。像玻尔还认为测不准关系的出现是由于微观粒子的观测，要分为对位置（或时间）的和对动量（或能量）的两类。它们是互相排斥的，但又必须“互补”（或“并协”起来，才能得到对粒子的完全的认识。这种“互补性”（或“并协性”）是微观现象的基本特征。他还认为测量结果的这种互补、互斥的特征，来自微观粒子和测量仪器之间的不可控制的相互作用，因此不能把微观客体的行为同观测仪器的相互作用明确分割开来，借此宣扬客体与主体不能分开的主观唯心论。

对量子力学的基本解释至今还存在着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上述的统计规律是不是微观客体的最基本的规律，在其背后还有没有更基本的规律。以玻尔、海森堡、玻恩、狄拉克为代表的所谓哥本哈根学派认为，波函数的统计解释是微观客体的最基本的规律，在其背后不存在更基本的“决定性”规律。长期以来，他们成为量子力学的“正统”派。他们在哲学上是以实证主义不可知论为其核心，反对唯物主义实体观，否认微观现象的决定论描述。实际上堵塞了人们深入认识微观世界的道路，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以德布罗意（双重解理论）和玻姆（隐变量理论）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微观现象应该有更基本的“决定性”规律，这种规律是可以找到的，它是量子力学的基础；目前量子力学的统计性质，只是来自更深层次中的波和粒子的剧烈扰动的统计平均的结果；要详细研究单个微观粒子的决定性运动，应该探求目前尚隐藏在这个亚量子力学层次中的某些因素，对于量子力学来讲，它们就是隐变量。对上述两种观点，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科学实践，加以鉴别。

相对论近代物理学基础理论之一，是关于时间、空间、物质、运动相互联系的理论。由于历史的原因，相对论分为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两部分。

十九世纪末，由于生产的发展，人们在电磁学、光学等宏观高速运动的领域内发现了一系列新的实验事实，这些事实都和当时在物理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牛顿力学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年青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总结了当时新的实验事实，于一九○五年提出了突破牛顿力学的狭义相对论。他从光速不变原理（在相互作匀速直线运动的不同系统即不同惯性系中测量光速所得的结果一样）和相对性原理（各惯性系中做任何物理实验结果一样）出发，导出了不同惯性系之间时间、空间的变换关系。根据这个时空变换关系，运动的钟和静止的钟相比要变慢，运动的尺和静止的尺相比要变短，即时间、空间的量度是相对的，在一个系统中不同地点同时发生的两件事，在相对运动的另一个系统上来看就是不同时的，即“同时”具有相对性。狭义相对论的这些结论，大大突破了牛顿力学中的绝对时空观。根据相对论的时空观又进一步改造了牛顿力学，得出了物体的质量随运动速度变化的公式，质量和能量互相联系转换的公式。这样，狭义相对论就能解释牛顿力学所不能解释的许多实验新事实。

狭义相对论获得成功之后，爱因斯坦又想把这一理论推广到在引力作用下作变速运动的系统中，进一步解决万有引力问题。他于一九一六年提出的广义相对论，主要就是关于万有引力的理论。他从惯性质量和引力质量相等这一简单的实验事实出发，认为惯性和引力本质上是一个东西（等价原理），并认为万有引力的产生是由于物质的存在和一定的分布状况使时间和空间的性质呈现出各处不同的结果，即所谓的时空弯曲的结果，物质的能量、动量越大，时空就弯曲得越厉害。这样，广义相对论就进一步把时间、空间和物质、运动联系了起来。从广义相对论可以导出一些重要的结论，如关于水星轨道近日点要进动，光线经过太阳附近会弯曲，光谱线在引力作用下会向红端移动等等。这些结论和以后进行的天文观测基本一致，这就是所谓的广义相对论在实验上的“三大验证”。

相对论作为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第一次把物质、运动、时间、空间结合起来考虑，实现了自然科学在时空观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它关于时间、空间是彼此联系的，时间、空间的量度又是和物质、运动紧密相关的结论，丰富和证实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时空观，这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但是，提出相对论的爱因斯坦，是一个深受马赫主义影响的资产阶级科学家，在他的理论中就不可避免地渗入了许多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东西。如他在强调时空相对性的同时，就把时空纯粹地归结为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否认时空是物质的属性，取消时间和空间的差别，最后甚至把时空完全归结为人的主观感觉；他还从广义相对论出发，提出了一些所谓的“宇宙模型”，得出宇宙无论在时间或空间上都是有限的荒谬结论。所有这些都是应该深刻批判而加以剔除的。许多反动哲学流派都想利用相对论，贩卖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黑货。因此，围绕着相对论问题，辩证唯物主义与形形色色的反动哲学流派始终存在着尖锐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