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教育史上的两场大辩论
二十和三十年代，苏联教育界先后发生过两场大辩论。二十年代的大辨论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围绕着“全面改组国民教育制度”的问题展开的一场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发生的另一次大辩论，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围绕着教育革命沿着什么方向前进的问题展开的一场革命与复辟、前进与倒退的斗争。这两场大辩论，是苏联国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在教育战线上的集中反映。
近年来，苏修叛徒集团唆使一批御用文人，颠倒黑白，混是非，肆意歪曲这两场大辩论的历史真相。他们把二十年代的教育革命污蔑为“混沌”的“非科学”的，是“方向错误”。对三十年代教育战线出现的转向、倒退，却竭力歌功颂德。当年西方资产阶级的评论家曾把苏联二十年代的教育称之为“试验（探索）时期”，把三十年代的教育称之为“保守
（转折）时期”。今天苏修叛徒比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更反动，可见他们无耻落到了何等地步！#全维#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回顾一下苏联教育史上的这两场大辨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苏联教育的演变过程，也有助于我们认清，在文化教育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重大意义。大政两的上#育郑花
（一）第一场教育辩论与二十年代教育革命的成果
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在《修改党纲的材料》的教育条文里规定：“对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儿童一律实行免费的普及义务综合技术教育（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熟悉一切主要生产部门）；把教学工作和儿童的社会生产劳动密切结合起来。”在炮火连天的二十年代里，苏维埃政权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在军事、政治、经济战线上努力抗击国内外敌人的猖狂进攻的同时，在教育战线上采取了一系列接管和改造旧学校的初步措施：废除教会特权，清除宗教势力对教育的影响；废除“学区制”，取缔学堂管理处和视察处等特务机构，全部学校由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教育人民委员部统一接管；废除旧学校的等级限制、民族限制和男女不平等；发动工农群众监督和管理学校教育；实行免费的初等教育，等等。这是苏联无产阶级在教育领域中第一次向资产阶级发动的大规模的进攻，它开始触动了资产阶级历来霸占的教育阵地，因而遭到了来自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猛烈反抗。他们以全俄教师联合会为中心，煽动教师罢教，公开怠工。规模最大的一次是莫斯科教师的罢教，从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日延续至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一日。列宁尖锐地
—2—指出：“念工比任何鼓动员、比我们所有的演说和成千种小册子都更清楚地说明，这些人把知识当作专利品，把知识变成他们统治所谓“下等人’的工具。他们利用他们的知识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公开反对劳动群众。”工人阶级理所当然地同怠工者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热情地支持进步教师站到苏维埃政权一边来。一九一八年六月和七月，在列宁领导下，教育人民委员部接连召开了第一次全俄国际主义教师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全俄教师代表大会。列宁亲自参加了会议，并号召：“教师应该和一切战斗着的劳动群众打成一片。新教育学的任务是要把教师的活动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联系起来。”在列宁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的感召下，进步教师结成全俄国际主义教师联盟，反动的教师组织土崩瓦解，集体怠工被摧毁了。然而，资产阶级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继续进行顽抗。正是在这样的阶级斗争形势下，爆发了一九一八年开始的苏联第一场教育大瓣论。一九一八年三月，列宁在《党纲草案草稿》里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十月革命以后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纲领：“在国民教育方面，俄共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耀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在无产阶级专这时期，学校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能够最后实现共产主义
—3—的一代人。“为了落实列宁的这一教育革命钢领，一九一八年七、八、九三个月，教育人民委员部连续召开教育改革会议。辩论就是围绕着如何“全面改组国民教育制度”的问题展开
众#灵开公业事赢义主会的。辩论的焦点是：
1、是坚持党的领导，还是继续维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
争夺教育领导权的斗争突出地反映在高等教育战线上。一九一八年八月二日，列宁指示教育人民委员部应立即拟定若干决议和步骤，保证工农出身的人都有升入高等学校的机会。他强调：“这里不容许有产阶级享受任何法律上的和实际上的特权。首先应该无条件地招收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出身的人，并普遍地发给他们助学金。”同年七月和九月，举行了两次高等学校改革会议。会上，资产阶级教授们申言大学是他们的，而且任何改革是不正当的，主张“大学自治”，妄图把教育改革变成“教授们的事情”。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公然支持资产阶级教授的“大学自治”的口号。一九二〇年，卢那察尔斯基又背着列宁，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主张文化组织享有完全的“自治权”，妄图与党分庭抗礼。列宁及时揭穿了他的阴谋，明确指出：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整个教育事业“都必须贯彻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精神，为顺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服务；一切文化教育部门都必须无条件地置于“共产党的
-4—总的领导下，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美作将学标港教好美助共并式
2、是坚持列宁规定的“根本改造”旧学校的革命道路，还是继续维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办学道路。
这一时期学校教育改造的主要环节是中小学。因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集中地反映在中小学教育战线上。早在一八九七年，列宁在《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一文中，就曾经提出了建立“统一劳动普及义务学校”的设想，并且指出：“没有年轻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根据列宁的教育革命思想，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六日至九月四日召开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制订《统一劳动学校规程》和《统一劳动学校基本原则》。提交大会讨论的有两个针锋相对的草案，一个是莫斯科代表提出的，一个是彼得格勒代表提出的。两派争论激烈，涉及统一劳动学校的基本原则、教学制度乃至方法等各个方面。主要表现在#######
（1）创办“统一学校”与维护“等级学校”之争。莫斯科派强调教育与政治联系的原则，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学校的改造体现为一种教育革命；教育革命意味着彻底摧毁旧的教育制度。”主张一律取消沙俄时代等级森严，名目繁多的小学（单级小学、两级小学、地方小学、部立小学、教会小学）
—5-和中学（古典中学、实科中学、教会中学、技术学校、商业学校、陆军学校等）以及一切其他类型的各种学校，实行统一学制。学校统一命名（除大学外，一律叫统一劳动学校），学制类型统一———九年一贯制（第一阶段五年，第二阶段四年）。
“所有正规学校，从幼儿园起直至大学都是一个不间断的阶梯”。彼得格勒派强调，“无论如何不能考虑把所有学校按同一个式样建立起来。”主张实行高中分科制，借以维护学校的等级差别。##装一####出#
（2）创办“劳动学校”与维护“读书学校”之争。莫斯科派力图贯彻列宁在党纲草案草稿中所规定的“把教学工作和社会生产劳动密切结合起来”的原则，提出“学校改造的工具、手段和方法，是把生产劳动引进学校（主要在第一阶段的学校）和把学校引进生产劳动（主要在第二阶段的学校）”。并且指出：“生产劳动不是作为一种支付孩子们生活费用的手段，也不单是作为一种教学的方法，而正是作为一种公益的生产劳动，它应该成为学校生活的基础。”彼得格勒派却认为，
“教学是教师把现成的知识传授给学生”，生产劳动只是“掌握普通科目的一种教育手段。”彼得格勒草案一面兜售资产阶级劳动教育的破烂货，一面主张把沙俄时代的一套课堂教学、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统统继承下来。#
这场辩论进行得相当激烈。在大会前的《统一劳动学校规—6~程》草案定稿委员会上，彼得格勒派一度占了上风。但是到了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在列宁的亲自领导和参与下，情况发生了变化，大多数代表赞成并肯定了莫斯科方案的革命大方向。列宁在会上痛斥了旧学校“完全变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列宁指出，“我们的学校事业同样是为推翻资产阶级而斗争。我们公开声明，学校可以脱离生活，可以脱离政治，这是撒谎骗人。”在列宁的关怀与教育下，与会大多数代表决心同旧教育实行决裂，从而煞住了资产阶级掀起的第一次复辟倒退妖风。####手总########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六日，公布了《统一劳动学校规程》和《统一劳动学校基本原则》。后者一般称作“统一劳动学校宣言”。统一劳动学校规程和宣言虽然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它宣布新型的苏维埃学校是“统一”的和“劳动”的学校，规定了苏维埃学校改造的基本原则，充满了要从根本上变革旧学校的革命精神。也就是说，它规定建立九年一贯制的“统一劳动学校”，从而同沙俄时代阶级压追和民族压迫的工具—
“等级学校”宣告决裂：它强调学校与政治联系的原则，强调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原则，强调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反对教学工作中的形式主义与烦琐哲学，从而同沙俄时代维护和扩大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工具——“读书学校”宣告决裂。宣言规定的教育革命大方向是不容否定的。
—7-
这一场辩论，决不是什么方法之争、学术之争，而是一场方向之争、路线之争。实质上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围绕着要不要落实列宁规定的根本改造旧学校这一办学路线的问题，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展开的一场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无产阶级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为苏联二十年代的教育革命，进行了奥论上与组织上的准备。即盲开公进而
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宁在俄共（布）党纲草案里进一步明确指出：“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一九二0年十月，列宁又发表了著名的演说《青年团的任务》，号召工农青年“学习共产主义”，把自已学习的每一步骤同无产阶级的斗争联系起来，培养自已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列宁教育思想的指引下，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八年的整整十年内，苏联教育界涌现了不少新生事物，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兴旺景象：本用是#######经##学###
第一，加强了党的领导，吸引工农群众参加了学校的管理。大中学校委员会由教育人民委员部、地方教育局、学生、教工和工农居民代表组成；中小学教师由工农群众选举，大学教授由国家教育机构任命，由受过高等教育的共产党员补充；规定吸收专家应当具备两个必要条件：（1）非党专家必须在觉员监督下进行工作，（2）关于普通教育课程的内容，特别是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和共产主义教育的教学内容，只能由共
-8—声党员求确定所造学是主品#者都黄情共老###
第二，废除学位和学街，缩小教师工资差距。取消博士、项士学位和助理员的称号，废除功勋教授、编内教授、编外教授、助理教授、副教授等学街，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权利和特权。缩小了工资差距，从革命前的1：20，缩小为一九一九年的1：5，一九二0年的1：8。#
第三，坚持了工农优先入学的招生路线。在大学里创办工农速成中学（又称工人系），入学的工农一面学习准备上大学，一面对大学进行监督管理，保证了“大学工人化”方针的实施。苏联高等学校工农成份的录取额一九二六年已达百分之五十点九，一九二七年达百分之五十九。同时，发展工人村（镇）和农村中小学教育，改革了学校的布局。到一九二一年，普通学校数比一九一五年增加了一万三千所，特别是农村中学发展最快，增加了二千零七十二所，是一九一五年的近三中倍#####学#####
第四，实行学校教育与社会实际相结合的教学方针。广大革命师生走出校门积极参加“政治启蒙工作”（扫盲、读报、演戏等），帮助农村实现电气化，从事义务劳动，改变了学校与社会隔绝的状态。 在各级各类学校中还创立革命青少年的组织：一九一八年创建共青团，一九二二年创建少先队，一九二五年创建十月儿童，使青少年更好地“学习共产主义”，广大
—9—青年学生在苏维埃共和国最困难的日子里，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到前线保卫新生的政权，到农村贯彻列宁的土地法令，到工厂参加恢复国民经济的斗争。在粉碎国内外阶级敌人进攻、战胜饥饿和贫困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题
第五，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扫盲运动，创办了各种类型的工农学校。列宁指出，“劳动者渴求知识，因为知识是他们获得胜利所必需的。十分之九的劳动群众已经懂得：知识是他们争取解放的武器”。一九二O年七月开始，在全俄扫盲非常委员会的直接部署下，在俄罗斯共和国的四十一个省中，设立了一万二千多个扫盲站。一九二O年底、一九二一年初，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二千八百二十八所职工扫盲学校，在红军部队中有三千七百个扫盲站。这十年间，工农学校如雨后春笋地发展起来。例如，一九二O年由工厂主办的工厂艺徒学校，以培养“技术熟练的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为目标；一九二三年，由共青团主办的青年农民学校，则以培养“渴望合作化和集体耕种土地的革命的有文化的新型农民”为目标；一九二四年创办工农广播函授大学；一九二六年由工会主办工人大学（学制四个月至二年半不等）；一九二六年以后在工科院校设立函授教育部，等等。
总之，在这整整十年中，苏联党和政府为改造旧的学校进行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教育革命宝贵的经验。银千#
-10—
但是，“改造学校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由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长期霸占学校教育阵地，资产阶级的顾固偏见根深蒂固；资产阶级复辟势力自上到下，盘根错节。因此在二十年代，教育战线的领导权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局面也没有完全打破。“统一劳动学校”的实施遇到了重重阻力。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只有工厂艺徒学校与青年农民学校落实得比较好。农村小学教育，直至一九二八年仍未建立起贫雇农的优势。许多农村学生往往不能读完四年，退学的首先是贫农子女，其次是中农子女。至于高等学校，学生的阶级成分虽然改变了，但工农出身的学生仍然面临着被资产阶级改造的“现实危险”。一九二二年，列宁尖锐地指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几乎有五年了，但旧的资产阶级学者还在无产阶级的国立学校和大学里用旧的资产阶级毒素教育（确切些说，是腐化）青年，这是一种耻辱。”鉴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大学和中学里仍然占优势，一九二三年四月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派遣大批适宜作学校工作的党的骨干力量去充实高等学校。一九二四年俄共（布）十三大决议指出，“在大多数专科大学里，甚至社会科学教研室，也被日的资产阶级教授们所占据”。因此，教育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
烈的。
#一学#
（二）第二场教育辩论与三十年代苏联教育的转向
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苏联正处于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一九二六——二九年间，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了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的历史任务。从一九三O年起，进入农业全盘集体化的新时期。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新形势提出了大力发展工人阶级技术队伍的需要。就在苏联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一九二八年，在顿涅茨矿区，一小资产阶级专家与原来的企业主同帝国主义间谍机关相勾结，制造了大规模破坏矿区生产和设备的“沙赫特事件”。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同志极其重视这一反革命案件的发生，责成各级党组织从沙赫特事件中吸取教训，并提出了加速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宏伟任务。斯大林同志指出：“只要回忆一下沙赫特事件，就能了解造就新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干部的问题是多么迫切”，“要把事业向前推进，就必须从工人阶级、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中加速造就新的专家干部。”在这种形势下，总结二十年代的教育革命，研究如何沿着列宁指引的路线继续前进，就成为摆在当时苏联教育界面前待解决的重大课题。而教育界的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正是利用这个时机，制造奇谈怪论，否定二十年代的教育革命，刮起了右倾翻案风，终于导致了一九二八至一九三O年的第二场教育大辩论。
-12-
国内外资产阶级复辟势力趁无产阶级总结教育革命经验的时候，公开地以反革命的咒骂来发泄对二十年代教育革命的刻骨优恨。“国外资产阶级报刊证称“统一劳动学校”计划是“空中楼阁”，是“乌托邦”。叛徒考茨基于一九三一年抛出《布尔什维克党的难关》一书，攻击苏联二十年代的教育革命，是“教育的独占”，污蔑苏维埃政权“毁灭了”“思想的自由”和“真正的教育”。国内一大批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教育家，打着“探索”社会主义教育的旗号，进行反攻倒算。一九二八年底，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和莫斯科教育专家联合举行的扩大会议上，就教育科学现状和当前任务的问题，展开了争论，从而揭开了第二场教育辩论的序幕。资产阶级刮起的这一股右倾翻案风的主要内容与特征是#####民#
1、以“探索社会主义教育”为名，鼓吹“超阶级”的教育##”不###的######
各种资产阶级流派纷纷登合表演。“自由教育派”高喊，
“儿童的解放是拯救人类文化的唯一手段”，主张教育要“绝对自由”，“真正自由”，提倡学校独立于致治之外。“折衷教育派”断言，“教育是对肌肉、肺、大肠、心脏、肠、感觉器官、反映和唤觉等等一些人的先天条件的影响”，叫“教育是改变人的生物学兼性”、“发展人们与生俱来的生物学秉性”的过程。“学校消亡论”者境称，学校本身是资产阶级的
—13—东西，过去学校是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随着这个阶级的消灭，学校就自然归于消亡”。各派用语虽然不同，但实质上都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否定列宁提出的关于“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一根本原理，从而阁割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根本任务，篡改社会主义学校的根本性质。
2、以“考察教育质量”为名，攻击二十年代教育革命乱、糟、偏。
一九二六、二七和二八学年度，卢那察尔斯基把持的教育人民委员部以“考察教育质量”为名，组织人员到各地学校进行“考察”，他们的结论是“学生语文程度不高”，“缀字、造句很差”。据一九二八年的一个“调查报告”说，受调查的顿河地区农村的一组学生，在书写二十四个单词组成的十个句子中，共出了二千五百八十个错误，平均每个学生错四个。另一组学生中，书写技巧好的只占百分之四点一，“中等”的占百分之四十一点五，其余百分之五十四点四都是“劣等”。资产阶级复辟势力便抓住学生的错别字大做文章，攻击教育革命
“搞乱了”，“劳动多了”，“质量低了”。教育部门的走资派也跳出来打着提高教育质量的幌子，鼓吹加强中学的普通基础知识教育，延长学制，反对二十年代建立起来的新的教育制度。
华###大变##3、以“整顿教育”为名，扼杀教育战线的新生事物。—14—
教育界的走资派一贯对抗列宁主义的路线，总要在教育革命的每一步骤上，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早在工农速中这一新生事物如春笋破土的年代，叫寝“跟教授们政治世界观的顽固积习作政治上的斗争，这完全不是工农速中的事”，污蔑工农速中把“很难跟上高校教学、基础差、因而成为高校包狱的人送给了高校，他们或者在高校中留级，或者离开高校，或者知识不足就从高校毕业。胡说“工农速中的学生的事就是学习，就是每天吃饱那些对我们的相当无知的无产者特别必要的知识。”在一九二七年召开的全苏科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卢那察尔斯基公开宣称：“我们需要学识渊博的专家，因此必须延长某些高等学校的学习期限”。到了一九二八年，卢那察尔斯基又公然违抗列宁关于对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出身的人普遍发给助学金的指示，宣称：“不能随心所欲地扩大无产阶级大学生领取助学金的范围”。卢那察尔斯基还蓄意篡改列宁关于招生问题的指示，鼓吹“保证那些显示了特别能力、才干或者天资的孩子，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是“最追切的任务”。第二任教育人民委员布勃诺夫在一九二九年上台后，到处作报告，发议论。一九三一年，他声称“学校工作的根本缺点之一，是传授的知只不足”，叫管要把智育“作为改革的主要环节”来机。同年三月和十月，一再叫察“必须使中小学来个第二次转变”，
—15-“按一长制原则管理学校，更重要的是给学生提供充分数理化基础知识”。一九三一年底，布勃诺夫在苏联国民教育局长会议上抱怨说：“从工人中提拔出来的干部没有从教师中提拔的学校校长所具有的教育知识”，强调“学校校长一定要是受过高等师范教育的人”。这种对新生事物的嘲讽和怀疑态度，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当时就有人指出，他们的目的是要“保护旧学校，毁灭新学校”。工开对于二十年代教育革命，无产阶级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他们热情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充分肯定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就是一个代表她热情支持统一劳动学校，她说：统一劳动学校宣言中的许多东西，现在看来是很单纯的，但宣言“却响彻着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的有力号召”。“宣言的基本任务，—是在打毁旧的、特权阶级的学校，把学校变成真正大众的、真正人民的、群众享有与群众需要的学校”。她大声疾呼：“打倒关门的学校”，“无论如何不能走美国人的道路”。她赞扬工农速中等新型学校“使高等学校的大门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为工农开放”。对于工人参加学校管理，她给予高度的评价：工人“把自己极其丰富的组织经验和阶级训练带到学校中来了。这件事对于我国的学校具有极其重大的、决定性的意义。”克鲁普斯卡娅对于否
—16—二十年代搬育革命的错误思潮作了尖统批判，指出：“右倾分寻是无论如何不会提脱旧的一套的，他们对新鲜事物都深表怀疑，他们紧紧地抓着旧尺度不放”，“想把学校拖向后退”。
由此可见，这一场辩论是教育战线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展开的一场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复辟的激烈斗争。
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在列宁逝世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在教育战线上基本上仍然遵循列宁的路线，努力贯彻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这一根本原则。联共（布）中央多次重申列宁规定的招生路线，要求进一步扩大高等院校的
“工人核心”，强调不得招收“靠非劳动收入为生者”入学。对于高等学校脱离生产实际，只能培养“书本上的专家”的倾向，作了严肃的批评。并且采取实际步骤，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改变学校的领导体制，使学校同工厂、机器拖拉机站、国营农场、集体农庄挂钩，以利于改变教育脱离生产实际的缺陷。但是，从三十年代起，由于联共（布）中央片面驱调“技术决定一切”“千部决定一切”，没有坚持教育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于资产阶级在教育界刮起的右倾翻案风不仅没有识别，反而接受其影响，作出了一系列错误的决定，这科就使学校教育逐步偏离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大方。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五日和一九三二九月十九日，联关（市）中央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先后发布的《关于中学和小
—17—学的决定》和《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教学大纲和制度的决议》是对苏联教育转向起很大影响的文件。前一个《决定》虽然也说教育战线上的“主要危险”仍然是右倾机会主义，但却错误地把当时学校教育的“根本缺点”，归结为“没有给学校充分的普通教育知识，并对培养有足够读写能力、能很好掌握科学基本知识（物理学、化学、数学、语文、地理等）的学生以升入中等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这个任务，执行得不能令人满意”。后一个《决议》认为过去几年对教育质量问题重视不足，“片面地注意学校网和学生数量的增长”，“某些高校与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的专家只具有技术员而不是工程师的熟练技能水平”。因此，规定了“为提高技术教育而斗争”的各项措施。一九三四年联共（布）中央又规定：“必须保证实行学校管理方面的一长负责制”，“在学校的教育工作，绝对保证教师的领导作用”。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发布的《关于高等学校的工作和领导的决定》进一步强调，由于“一长制没有得到贯彻”和“缺乏统一的招生制度”，使得“高等学校培养干部的情况不能令人满意，许多高等学校的教学水平和中学、中等技校差别不
大。”
####有###学###，
联共中央这一系列决定事实上为这场大辨论作了结论。因此这一场辨论是以三十年代采取的一系列行政措施为结束的。
-18—
三十年代以后，苏联教育界的走资派就利用联共（布）中央发布的一系列教育方面的决定，以实现“现代化”和培养
“红色专家”为幌子，大搞反攻倒算，全盘否定二十年代教育革命的成果，使苏联学校逐渐脱离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教育战线出现了大倒退。原在二十年代创办的新型“劳动学校”被砍掉了，重新恢复了所谓“正规化”的脱离生产劳动的“读书学校”。这些学校的任务被规定为培养合格的学生升入大学和中等技校。这样就使学校成了读书做官的阶梯。从一九三二—三三年开始，普通中小学教育从二十年代规定的九年延长为十年，高等教育的年限从二十年代规定的三年（事实上一直未实现）延长为四至六年，学生被关在学校里，长期与工农脱离。从一九三二年以后，由于规定了“一长负责制”、“绝对保证教师的领导作用”，事实上取消了原来由工农群众参加学校管理的制度。向工农开门的阶级路线，优先录取工农子女的招生制度事实上也取消了。大学生中工人及其子女所占的比重，从一九三二年的百分之五十八下降到一九三八年的百分之三十四。与此同时，在教育理论上，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九年， M·M皮斯特拉克编纂的《教育学》和凯洛夫的《教育学》相继出笼。凯洛夫鼓吹“在全面发展人的教育中，智育即教养，应占第一位。”大肆散布“智育第一”的谬论，宣扬盼级斗争滤灭论和唯生产力论。 为资产阶报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制
—19—造与论，从根本上屏弃了列宁主义的路线。
三十年代教育战线上发生的这一转向、倒退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三脱离（脱离政治、脱离劳动、脱离实际），三中心
（课堂中心、教师中心、书本中心）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重新被恢复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重新把持了学校。在这种学校里，大批出身很好，长在红旗下的青年受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腐蚀。他们虽然学得了一些文化技术，被称为“红色专家”，但却满脑子升官发财思想，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成为高踞于劳动人民头上的新的精神贵族。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就是这种资本主义旧土壤培植出来的新毒草。最近苏修二十五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等二十七名头目中绝大多数出身很好（其中仅一人出身于资产阶级，另二人不详），他们中间二十三人是三十年代前后在大学毕业的，一人在大学肆业，另外三个人是专科学校毕业的。正是这些披着“红色专家”外衣的走资派在苏联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复辟了资本主义，成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头目，做了希特勒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他
回顾苏联教育史上这两场大辩论，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时期教育领域里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尖锐性。这两场辩论告诉我们，教育领域从来
-20—说是利制阶级的世教领地。制前阶级在这里统治了几千年，根于很深。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刹本了资产阶级占有的生产资料后，资产阶级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拥有知识和技本上的优势，而这是无法一下子剥夺掉的。资产阶级决不会甘心自动退出教育这个阵地。 他们必然要凭借这种知识、技术的优势，和几千年来的传统势力，在教育这块世袭领地上，对无产阶级进行拼死的斗争，竭力把学校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重要阵地。这就决定了教育战线上斗争的长期性。无产阶级要牢固地占领教育阵地，决不是经过一两次运动就能解决问题的，必须经过十次、百次的斗争，经过几代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经过反复与曲折，才能最后战胜资产阶级。
苏联教育史上这两场大辩论的历史事实还告诉我们，教育领域里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关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大事情，是关系无产阶级专政命运的全局性问题。正因为如此，一切党内外资产阶级搞复辟都要抓教育，无产阶级也必须把教育革命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来抓。 我们要认真研究苏联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系外国教育研究室供稿）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