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防科委文革看中央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目录：
一、 文革初期的情况
二、林彪、聂荣臻砸烂政治机关
三、打倒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四、插手国防工办等单位的运动
五、大树聂荣臻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大会”
六、“聂核心”大抓“反林、反聂5.16”
七、1974年批林批孔
八、张爱萍“整顿机关和七机部”
九、揭批张爱萍
十、张爱萍制造“天大的冤案”迫害知其严重问题的同志
国防科委(注：以下称科委)，后改为国防科工委、现改为总装备部，其间沿革情况就不介绍了，本文主要介绍科委文革情况。文革前和文革初，科委除管辖几个试验基地，还管辖十几个研究院、八所高等院校、第二炮兵、以及从科学院调入科委的一些研究所，是个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毛主席、周总理、党中央直接领导、指挥重大科技事项的规划、方针、政策、研制、试验等，付出了大量心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科委对国家科学、技术、尤其是现代化国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正因为重要，因此，也是一些野心家、阴谋家、走资派等的必争之地。林彪把科委作为他搞武装政变(五七一工程)的“借用力量” ；张爱萍把科委当作私人“资本”，同王洪文勾结，企图私造核武器，图谋不轨，并利用情报所刘毅民等人，非法从进口反动报、刊搜集诽谤和攻击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黑材料，……。从文革一开始，两个司令部的矛盾和斗争，在科委就突显出来，并贯穿文革始终。因此，揭开科委文革期间，走资派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间的矛盾和斗争，对研究中央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有一定参考价值。
一、 文革初期的情况
1966年，毛主席亲自主持下，中央制定的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决定(即5.16通知)发表前后，聂荣臻领导的科委党委常委(注：以下称“聂常委”)，积极推行彭真等五人小组搞的“二月提纲” ，在科委机关内部布置大抓“右派”；对所属在京院校(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派驻工作组，也是抓“右派”；这同众所周知的当时刘少奇、邓某某在北大、清华两所大学大抓“右派”是一个模式。中央的“5.16通知”，明确指岀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月提纲”主要是镇压群众。所谓右派就是出身成份或社会关系不好、并对本单位领导有意见，但重点是整拥护党中央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拥护毛主席、党中央坚持社会主义和开展文革反修、防修的群众和广大干部、知识分子。这在中共党史上，刘、邓开创了把斗争矛头对准了拥护毛主席、党中央反修、防修的同志的先例，揭开了两个司令部矛盾和斗争的实质。
当时科委机关有司、政、后，下属九个局，例如第八局(李敏同志在该局)为院校局，管辖八所院校；第九局为情报局，另有情报研究所(注：全称“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情报资料研究所”)，局、所合一，即两块牌子、一套领导班子(以下称：情报所)，兼管全军科技情报工作的协调。其中，情报所的人数比司、政、后以及八个局的人还多，当时司、政、后和八个局约200人不到，情报所共380多人，如包括直属厂，则有500人左右。其中，科委后勤部和情报所都不在国防部大院，均在北京近郊，独立的院子。
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5.16通知”，“聂常委”竭力封锁不予传达，继续大抓“右派”，进行内查、外调，搜集整理黑材料。“5.16通知”由小道传进了科委机关和在京院校。当时，情报所就有大字报，揭发刘毅民(所党委书记)的问题；尤其北京航空学院一部分师生贴出针对科委派驻的工作组的大字报。抓“右派”和派工作组均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背着毛主席镇压革命师生、革命干部干的，造成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严重后果。邓某在检讨书中说：“在五十多天的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撒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们所犯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尽管耍尽两面派的邓某，在他篡权后翻案了，但他的这一检讨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现以北航为例，北航一些师生把工作组镇压师、生的情况，报告了毛主席、党中央，毛主席明确表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大大鼓励了革命师、生投入文革的热情。聂荣臻对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不是认真总结教训、检查错误，而是把长期住院的与派工作组不相干的钟赤兵(科委副主任)从301医院逼出来，带了氧气瓶，交北航师、生批斗。聂荣臻坐在批斗会主席台上，对钟赤兵说：“你身体不好，战争中受过伤，我也保不了你”。在背后，“聂常委”把工作组整的师、生的黑材料转移到总政治部隐藏起来。李敏同志把批斗钟赤兵同志的情况，回家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说：“钟赤兵同志是好人，是打仗打出来的，他在娄山关战斗中负的伤(锯掉一条腿)”。北航师、生知道这情况后，转问追究向北航派工作组的后台。1967年4月，北航韩爱晶带领一、二百人到国防部南门(即科委大门)外，要求科委领导出来澄清问题，科委领导拒不接见，师、生们就在大门外静坐。科委领导几昼夜不接见，影响愈来愈大，直到毛主席、党中央知道此事，毛主席指示：“搭个棚子，席地而坐，给水喝”。北航师、生一直静坐了二十八昼夜，聂荣臻舍车保帅，把科委副主任罗舜初推了出去，交北航师、生批判，并承认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整了群众的黑材料，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北航师、生同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反动路线斗争，在毛主席、党中央支持下，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这一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对贯彻“5.16通知”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聂荣臻问题在北航的暴露，这位在科委机关一向奉为“神”一般的元帅的“尊严”随之一落千丈，被迫承认在科委机关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路线。刘毅民吓得惊惶失措，找到本人，要我出来组织文化革命小组领导运动。我对他说：“我只主张批你的错误，没有别的想法，希望你认真检查错误，并更好搞好工作，千万不能躺倒不干”。遗憾得很，他很快召开党委会议，作出了改组党委决定。“聂常委”批准了改组的报告，选举中刘毅民落选。他在办公室台历上写道：“睡在我身边的是什么人？”企图把矛头引向所长江涛同志(这之后不久病故)，本人动员大家别上当。从此，刘毅民依仗上司支持步入篡权、反党的道路，这在下面逐步介绍。
二、林彪、聂荣臻砸烂政治机关
1967年2月，中央军委决定各总部、科委、国防工办(以下称工办)，以四大形式(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开展文化大革命。从上可知，运动一开始，“聂常委”就同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同流合污，竭尽全力把运动压下去，结果以失败告终。聂荣臻并不甘心失败，很快以体制调整为名，大树山头(当时被称为“聂氏山头”)，以中央军委名义，召开了1000多人参加的干部大会(本人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在主席台就坐的有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叶剑英说(大意)：“今天由聂老总作体制调整的报告(注：设十八个研究院)，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个报告，报告‘高举毛泽东思想’，……”；他话风一转说：“聂老总是林(彪)副统帅最亲密的战友，他党性很强，罗(瑞卿)长子一直想夺他的权，他一直放在肚里不吭声，……”。从此，科委就打出了“以聂副主席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常委的正确领导”的旗号(注：以下称“聂核心”)。
1967年5月13日，林彪集团策划了北京展览馆一场文艺演出，结果是一部分人支持，一部分人去冲。支持和去看了演出的被封为“拥护林副统帅的‘大三军’”，去冲了的被定为“反林副统帅的‘小三军’”； 这就成了军队“革命”和“反革命”的分界线。从此，由林彪死党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司令李作鹏、总后勤部长邱会作等组成军委办事组，取代了中央军委。下属各总部、科委、军兵种等成立了“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称‘大三军’)总勤务站”，领导运动。在这同时，林彪指挥砸烂了“总政阎王殿”，并打倒了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科委由“聂核心”指使“总勤务站”经林彪批准，砸烂了“总政阎王殿的黑分店—科委政治部”。开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中央军委到科委、到情报所没有政治工作机关，由什么“总勤务站”群众组织取而代之，向下属单位发号使令。聂荣臻一度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通过“总勤务站”控制的《红旗漫卷西风》(注：当时很多人称它为“西风杂志”)，大树特树“聂核心”，不仅刊登了聂大谈“科研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文章，还于1967年第六期，以专刊发表“国防科研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问题”，宣扬“聂荣臻红线论”，为其大树山头造舆论。
聂荣臻砸烂政治部，搞“勤务站”专政，目的同林彪一样，为了搞乱军队，排斥异己，企图搞成帮天下，为林彪之类上台铺平道路。
三、打倒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聂核心”为砸烂政治部，把刘毅民调任科委“审干组组长”，另有“总勤务站”对科委机关发号使令，凌驾于司、政、后和情报所党委之上，即群众组织领导党委；并把许多人叫到“总勤务站”去“谈话”，策动“踢开党委闹革命”等等阴谋篡党夺权活动。从而打击一大片，对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把科委搞得乌烟瘴气，一些部门和单位被搞瘫痪。
1、砸烂科委政治部
他们借林彪砸烂总政治部的妖风，由聂荣臻并经林彪批准，指使“总勤务站”砸烂“总政阎王殿的黑分店科委政治部” 。当时科委政治部主任由“聂核心”一位常委兼，日常工作由副主任徐平同志担任，他们无任何理由而打倒徐平同志，同样无任何理由打倒组织部长吴凤翔同志、副部长毕庶模同志、宣传部长宋力生同志、副部长刘景路同志、保卫部副部长杨萃民同志等。其口号是：打倒“徐、吴、杨、宋、毕、刘”。政治部基本瘫痪，由“总勤务站”、刘毅民夺了权。
2、打倒一大片中、高级干部
砸烂科委政治部后，继而打倒一大批中、高级干部，并都关押起来迫害。其中有唐延杰、张震环两位科委副主任，一局局长刘某某、四局局长李某、五局局长李某某、孙某某、八局局长庞某、科委副秘书长范某某。“聂核心”在科委一天揪斗九名中、高级干部，其中包括唐延杰、张震环、徐平三位同志，并搞喷气式等体罚。会后，本人在科委办公楼贴了署名大字报，责问一天打倒九个，科委的干部还够打几天？
3、打击一大批群众和知识分子
上述北京展览馆的文艺演出，情报所大部分同志不赞同把它作为“革命”和“反革命”的分界线，但有少数赞同，也有少数同情去冲的。情报所既没有去看演出的，也没有去冲的，因为都是在事后知道的事。在这同时，刘毅民利用“审干”之便，经聂荣臻送给康生一封匿名诬告信，诬告彭德怀元帅和陪同他去苏联访问当翻译的张某某(情报所副所长)，为“苏修特务”。康生作了批示，支持了聂、刘。“聂核心”和刘毅民扣压了诬告信和康生的批示以及聂给康生的信，说是要让情报所大部分人“跳一跳”(意思是暴露暴露)。无任何合法手续，非法把张某某和新党委书记鞠某关押了起来。给鞠某捏造的“罪状”是支持“小三军”，后来又捏造他是“假党员”。那个“总勤务站”公开策动了“踢开党委闹革命”，并把占全所90％以上的干部、知识分子、工人打成“小三军”。仅这90％就占科委机关总人数50％以上，占了绝大多数。
以上这些，就足见科委审干组组长刘毅民的一份“贡献”。更严重的是刘毅民背了党组，私立专案，审查彭老总、张某某和党委书记鞠某，构成严重违纪、犯法。并挑起了武斗，把情报所彻底搞瘫痪长达三年左右。
刘毅民甚至依仗“聂核心”支持，企图在情报所召开“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即‘大三军’)誓师大会”，想当场逮捕“小三军头头”和“后台”。 由于遭到广大干部、群众强硬抵制而未开成；并使“聂核心”不得不坐下来听取群众代表意见，承认非法关押党委书记是错误的，但仍坚持关押张某某没有错。情报所群众严正声明：情报所只接受上级党委领导，拒绝“总勤务站领导”，如“总勤务站”仍到情报所指手划脚，一切后果由科委常委负责；并提出让刘毅民回所参加运动，接受批判。“聂核心”同意让刘毅民回所参加运动，情报所的运动由科委常委领导下进行；作了表面的让步。
四、插手国防工办等单位的运动
“聂核心”依仗同林彪的特殊关系，搞乱了本单位还嫌不够，还积极插手兄弟单位的运动。积极参与策划“大三军”的乱军活动。例如参与策划和揪斗彭德怀、杨勇(北京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武汉军区司令员)等老同志的批斗大会，会上都搞了武斗。并一晚上贴出矛头指向朱老总、贺(龙)老总等等老同志的大标语；并贴出了打倒彭德怀、贺龙、薄一波、罗瑞卿等等大字报。尤其是批斗罗瑞卿同志，充分暴露了“聂核心”反总理、吞并工办的野心，现集中把这个问题介绍一下。1967年8月11日，“聂核心”以“国防科委直属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科委的‘大三军’)的名义，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批斗罗瑞卿同志 (先后兼工办副主任、主任) 大会，用箩筐把罗瑞卿同志抬到台上批斗，批判罗瑞卿同志在部院合并问题上的“大阴谋”。李敏同志等当场退出了会场，以示抗议。
为说明问题，先介绍一段历史。1964年，中央决定把研究院合并到国务院有关部；例如搞电器电子设备的第十研究院和搞电子元器件的第十四研究院，同第四机械工业部合并等等，这项工作是周总理亲自抓的。在考虑部院合并之初，聂荣臻就同中央顶了牛，而布置情报所搜集国外以科研带动生产的情报，目的性很强。其实国外较多是大公司(生产单位)设有科研机构。可见，批罗的目的是对着总理来的。这同他们后来批江青的目的是对着毛主席是一脉相承。直到后来他们政变成功后，因贺龙(原工办主任)、罗瑞卿两位同志去世，张爱萍终于吞并了工办，成立了国防科工委，主要人马都是科委的，以至搞成了聂荣臻的后代的“夫妻店”，这充分证明聂荣臻搞山头的目的，同邓某一样，都是为了自己子孙后代永享荣华富贵。结果使科学技术遭到严重破坏。后来中央只得把国防科工委划归国务院，张爱萍还顶了一阵。甚至当时被工办借用的情报所的科技人员，在那发表了不利吞并工办的材料，张爱萍大动肝火，立即把这位同志调了回来，……。至今还有传说：聂荣臻临死还对部院合并“想不通”。
基于以上事实，聂荣臻批罗，不仅有违兄弟单位关系，不惜对罗瑞卿同志进行人身污辱，更主要是怀有野心，把矛头对着周总理。工办和科委同在一个办公楼，文革中工办从不插手科委的运动。何况文革前，中央书记处领导说：“为什么大将不能领导元帅！”
罗瑞卿同志的“权”比聂荣臻大，要夺聂荣臻的权吗？事实说明，聂荣臻确实念念不忘并吞工办。
关于前述聂荣臻的大体制报告(设十八个研究院)，周总理代表中央批评了聂荣臻，说聂“背了个大包袱”，成了聂荣臻拉山头的历史记录。
至于工办副主任赵尔陆同志突然去世在办公楼(科委二楼)办公室，引起周总理的高度重视，要科委查一下，后不知下文。
上面已介绍的诬告彭德怀和张某某等人问题，情节就更严重了。刘毅民不仅私立专案，没有查出任何问题，却仍背了党组，也没有给分工主管政治运动的本人看，私下把“调查报告”送至张春桥。张春桥批示(大意)：按特嫌立的案，不回答这个问题，怎么结案？张春桥的批示是对还是错，不讨论。但关于此案，康生批示支持了聂荣臻、刘毅民，成了康生一大罪状(参见中央关于康生问题的材料)，而聂反成了维护彭德怀的“卫士”，说得通吗？按理，康生的批示是错的，但可以说是没有调查，受了聂荣臻、刘毅民的欺骗；但聂、刘能说受了谁的骗吗？匿名诬告、私立专案，不仅违纪，而且违法，理应追究责任！
五、大树聂荣臻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大会”
“聂核心”经过积极策划，认为大树“聂核心”已具备条件，于1968年1月，召开了科委系统“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企图借此打压持不同意见者，代表资格一条核心内容：“拥护以聂副主席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常委的正确领导”。“代表大会”事实上是对拥护“聂核心”的大动员、大演练，也是聂荣臻公开树旗拉山头。
当时的背景是，七机部相当一部分工人、干部、知识分子“打倒王秉璋、解放七机部”的大标语随处可见，王是聂荣臻的得力助手，后成了林彪死党；同时还“炮轰聂荣臻”， 这部分同志显然被剥夺了代表资格。由此，聂荣臻的“学代会”，就成了名符其实的拉山头搞宗派的山大王会；本人在大会上发表了反对声明。由于聂荣臻的错误行为，七机部一些同志的强烈不满，那个会议无法开下去。
问题反映到了毛主席、党中央，4月20日，周总理代表党中央来处理“学代会”的问题。总理发表了有名的4.20长篇讲话，现仅摘几段如下：“同志们，我好久没有同科技界的同志们见面了。我首先声明，不是我好管闲事，是形势逼着我要同你们讲几句，听听你们的意见。国防科委召集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发生了一些问题，你们反映到毛主席那里去了，反映到林副主席那里去了，在中央开会时，要我帮助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解决这个问题”。总理问：“(七机部军管会主任)阎奎耀同志来了没有？”阎答：来了。总理：“选积极分子代表时有一条标准提到‘要拥护以聂副主席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阎答：有。总理：“同意这个就选，不同意就不选”？阎答：对。总理：“按这一条来选就必然出问题，…。聂荣臻同志我也熟悉，我们是老战友，我知道他不是一贯正确的，是有错误的嘛！当然啰，今天没必要在这里讲。我收到他一封信，我想跟他提几点意见，帮助他。在三月底，杨、余、傅问题出来后，他给毛主席、林副主席有一封信，也抄了一封给我，毛主席加了批语，然后准备继续写一份检讨。他自己感到不安，他写了一份检讨在我这里，我打算给他提几点意见。他是四月十六日写的，我还没有提意见，毛主席要我帮助他，我就帮嘛！”中间有人揭发“科委机关压制群众，我们要到科委机关点火”。总理：“你们不要管科委机关的事，要相信机关的群众自己会起来，你们怎么起来的”。
这之后不久，李敏和八局的一些同志贴了“炮轰聂荣臻”的大字报；随后成立了“卫东”群众组织；周总理表示支持，并赞扬。
以上，总理一开头就讲“我不是好管闲事”，文革中，总理处理那么多单位的问题，从未这样讲过，可见他们一再声称“拥护总理”，“拥护”到了什么地步！这以后，又传达了毛主席对“聂核心”的批评：“核心是在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不是自封的” 。从此，科委系统开展批判聂荣臻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直至1968年1月，中央为解决科委的问题，而举办了中央国防科研系统学习班(称中央学习班)，期间，中央把上述聂荣臻的检讨书发给中央学习班人手一份，掀起了批“聂氏山头”的高潮。并出现了原来护拥“聂核心”的部分同志贴了“打倒聂荣臻”的大标语，李敏同志组织人员四处做工作，动员把“打倒聂荣臻”的大标语撕下来，坚持只“炮轰”不打倒。聂荣臻大树山头，结果是抓鸡不着，反倒贴一把米。但他不思悔改，反埋下了秋后算帐的大阴谋。
六、“聂核心”大抓“反林、反聂5.16”
聂荣臻自周总理四.二0讲话和毛主席的批评传达以后，为摆脱困境，从此转入幕后，由其得力助手王秉璋、张爱萍先后登台为其效忠，成了没有聂荣臻的聂荣臻核心。首先出台的是王秉璋，任科委代主任，并调梁军任科委参谋长；撤销了中央派驻的工宣队，回归了聂氏一统天下。调整后，“聂核心”干了两件事：一件是1969年9月，把科委机关“一锅端”离北京，一部分(包括李敏同志)端到河南驻马店“遂平干校”，一部分(情报所)端到辽宁锦县渤海湾海边四周芦苇塘称“大有干校”，“一锅端”的目的是搞分而治之和大换班(注：后周总理知道后，大换班计划破产)，隔断了两地间，以及两地与北京的联系，关起门来抓“反林副统帅、反林副统帅最亲密的战友聂副主席的‘国防口5.16’”；第二件事是为林彪搞武装政变提供大量国防科技绝密文件和材料。至于敞开大门为林立果选美，在此略。可以说“聂核心”从此丑事干尽、坏事干绝！再无回头可言。
1、大抓“反林、反聂5.16”
1970年初开始，“聂核心”在国防科研系统大抓“反林副统帅、反林副统帅最亲密的战友聂副主席的‘国防口5.16’”，重点在科委机关，企图最终把李敏同志打成“6.16”，把“炮轰聂荣臻”派打下去。为此，他们煞费心机、精心策划。当时毛主席、周总理都健在，聂荣臻虽声称毛主席的女儿是反革命，照样抓。问题是毛主席的女儿不是反革命，而要把她打成“反革命”，“聂核心”就费尽了心机。众所周知，毛主席健在时，不管你功劳多大、取位多高，如果利用职权故意陷害，把一个普通公民打成“反革命”是没有好下场的。只是邓某篡权以后，权势人物随意捏造“罪名”，致普通公民于死地才成了家常便饭。他们首先把机关一分为二，化整为零，便于各个击破。一部分搞到河南，一部分(情报所)搞到锦县渤海湾芦苇塘，隔断两地间、两地与北京的联系，让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这完全是国民党特务手段。情报所被搞到芦苇塘，“聂核心”还派来“聂核心”成员罗舜初曾任过司令的某军来军管，军队管军队，并给“军管组”头头许愿：搞好了可调来北京科委机关升为某官衔。
在策略上，他们选择院校和科研院、所为突破口，又以曾参加上述中央学习班“炮轰聂荣臻”的同志为突破的重点人选，因为李敏同志平时与外界联系极少，但她参加了中央学习班。他们首先在某研究所，利用诱供、指供、逼供等手段，迫使某某承认是“国防口5.16‘联络部长’”，并仿照京剧《智取威虎山》智审阮平他招认有十几个联络点，让某某承认“国防口5.16”在“全国各地有十几个联络点”的假口供，并制成约两小时的录音带；另外在某单位，利用中央学习班期间，一部分同志批判聂荣臻站在蒋介石像前作报告(注：罗舜初亲自旁听了那次批聂的会，后来他不澄清事实，被中央调离科委的处分)，把它改编为一部分人站在蒋介石像前“集体宣誓参加‘国防口5.16’”，同样制成录音带；另外不知从那里搞来了“5.16后台杨、余、傅”“迫害江青同志”的宣讲材料。他们在北航炮轰聂荣臻的人那里发现我所有的同志的电话号码和亲友关系，而作为突破情报所的“证据”。
“聂核心” 取得上述“丰硕成果”后，选择情报所为突破科委机关的突破口，达到最终把李敏同志打成“5.16”(注：后来查获了“轰核心”编制的“5.16”名册有李敏等科委机关人员的姓名)。重点选在我头上，但由于本人未参加中央学习班，上述那些假口供涉及的事无法同我连上；因此，他们开始想把我先拘留后审查，打成“国防口5.16‘组织部长’”，但某军领导不同意，认为没有任何材料和证据就抓人，不合适。“军管组”就费尽心机制造“材料”；也费了约半年多时间，折磨了好几位参加中央学习班的同志，和选择同北航“炮轰聂荣臻”的、而又参加中央学习班的人有亲友关系的同志。终于仿制“聂核心”下发的那些录音带，而编导出“控诉恽某发展他们参加了5.16的口供” ；为培养全所人员对恽某的“无比仇恨的感情”，“军管组”精心策划了“控诉恽某罪行”的漫画展览会，组织全体人员参覌，漫画对本人进行了十分恶劣的人身攻击。后来本人要求看一下那个展览，欣赏一下“聂核心”的艺术创作水平，但他们把它销毁了，本人感到遗憾！
一切就序以后，“军管组”召集全体人员大会，又放录音、又宣讲材料。那个“军管组”头头宣讲“5.16迫害江青同志的罪行” 材料，真是声情并茂，又掉眼泪、又淌鼻涕，把一些同志感动得也掉下“愤恨”的眼泪。但至此，本人还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揪出本人的前奏。“军管”突然宣布让本所某某同志上台“控诉”，由于某某语言和情绪十分低沉，本人还没能听清他讲了些什么，就有人点名要我上台交代怎样“发展某某参加5.16”的？本人只得昂首、挺胸走上台去愤怒宣布：“如果我是‘5.16’就立即枪毙，别的没有什么要说的”。接着是呼口号，要我低头向毛主席认罪。我说：“本人无罪，也就谈不上要低头”。结果把我按倒在地，本人也不低头、弯腰。“控诉大会”进入僵局，无法再开下去。会后，大小批斗会不计其数，也有人动武的等，把我非法关了三个月，每天深夜十二点前不准休息，这类摧残人肉体的卑劣行为就不细介绍了。问题是，聂荣臻这类在文革中拿了高薪，没有在群众中检讨过一句，甚至个别人还干着说不上嘴的禽兽不如的勾当，然而还瞥着一肚子对毛主席、对文革、对共产党的怨气。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有什么吃不完的老本可以说三道四？
“聂核心”的残酷迫害(包括后面介绍的聂荣臻的得力助手张爱萍对我的迫害)，从反面教育了我，更加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更激起我对资产阶级司令部和走资派的仇恨！
借此，介绍一点如何面对反动势力迫害的问题。因为革命还在继续，说不定还会有坚信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坚持防修反修的同志遭到迫害。谈点体会供参考：第一、首先自己要相信自己，俗话说心中没有鬼，就不怕鬼敲门，文革前脑袋比较天真，从来不相信共产党内会出鬼(走资派)，碰着了鬼，一定要吃好、睡好，千万别自己整自己，鬼在整你，你再自己整自己，很可能垮台；第二、坚持原则，不怕牺牲，走资派这类鬼整你，都是往死里整的，比国民党反动派还黑，如果你一怕死，不仅害己，还必害人；第三、要有一套同反动势力斗争的策略和勇气，要以正气压倒邪气；为说明问题，举一点实例。一天晚上，一名“军管组”人员到我囚室，他手里拿着一卷纸，说要开个会。我当即站了起来。他说“你坐下”。我说：“我不站着，显示不出你们开斗争会的气氛”。他还要我坐下，我就坐下了。他说：“我们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他接着把握在手里的一卷纸举了举说：“你发展‘5.16’的表格在这里，证据确凿，就看你的态度，……”。我站了起来口气和缓地说：“既然有那么多证据，还来找我干什么？但我不知道你手里拿的是马粪纸(一种很粗糙而厚的纸)、还是字典纸？如果是马粪纸，那还没有一张，还不够一个人填写的；如果是字典纸，那全所每人都填一份还有多；可是我倒担心你今天一张也拿不出来，担心你不仅今天的批斗会不好收场，甚至不知你是脸蛋先出这个门、还是屁股先出这个门？他拉大嗓门说：“恽某某你想干什么？”我说：“不是我想干什么，而是你今天来想干什么？”他哑口无言，而灰溜溜离了我的囚室，在场的搞我专案的同志没有一人帮腔，因为他们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以至后来当他们知道是假案后，其中有一位同志认为上当、受骗，气得神经失常。以及后来“军管组”一位持不同政见的非找我聊天，他说：“从揪斗你那次大会上，一听你表态，我就认定某某(‘军管组’组长)碰在钉子上搞不下去了”，接着他介绍了一些“军管组”组长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内容略)。敢于做到这些的前提是：本人在文革中不赞同军队搞群众组织和同地方搞串联，给中央反映情况的信函，均敞开信封交党组织逐级转，包括前些年给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控告张爱萍、常勇等人的控告书，都是这样处理的；近两年因内容不变，而改从邮局发走。在党组工作，决不同任何无关人员会外讨论党组的事，决不搞小动作。坚持了这些原则，反动势力来整我，唯一的办法就是凭空诬陷。上面介绍的那次批斗会，也是“聂核心”抓“5.16”最后的一次批斗会，不久林彪摔死在温多尔汗，“聂核心”就又失败了。
讲上述那个批斗会，还有更重要的意义：把我放出来后，知道有一位同志被整得夜里拿了绳子到厕所准备上吊自杀，就那最后一瞬间，他想到每看到批斗恽某时，恽某总是态度怂恿，精神振作，因此他想看个结果而没有上吊。可见我的态度关系到旁人的安危，如果我也顺杆爬糊说八道，死了人你能不内疚吗！
“聂核心”抓“5.16”涉及到科委好几个研究院、几十个研究所，虽未见统计数据，但起码是迫害数千人之多。情报所卡了壳，在科委“遂平干校”就没有敢动手。没有一点影子的事，“聂核心”能编导出那么多惊心动魄的“大罪状”，其手段的残忍就可想而知，并不亚于国民党在渣滓洞的残忍，仅刑具不全而已。他们还有何脸面对文革说三道四。我自豪地讲，本人并没有因受了迫害，而对本所干部、群众，利用手中之权，别说进行打击报复，就连批评也没有为此而批评的；因为我相信绝大多数能正确总结经验教训；有的同志曾对我动了点手的，在入党时，有人提出非议；我说林彪集团搞那么多假材料，如果不是整在我头上，我也会信以为真，积极参加的，因此决不能因为对我干了些不合适的事，而影响他们入党和正常使用；包括那时搞我“专案”的同志，概不受影响。这些都事实摆在那，经得检验。正因为这些，张爱萍最后要处分我，支部广大党员拒绝到会，支部会没开成，科委常委张爱萍一个人说了算，所有常委委员不表态。我讲这些，并不是我个人有多高明，而是说明造反派严格按毛主席、党中央文革期间一系列政策办事，把斗争矛头对着资产阶级司令部、走资派。这同刘、邓的“二月提纲”形成显明对照，“二月提纲”保护的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走资派，打击的是广大群众、干部。
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温多尔汗。周总理代表党中央亲自来处理科委的问题，查清了“国防口5.16”是林彪集团制造的假案，并对此案作出了彻底平反的决党；我们这些差点去见马克思的路上又跑了回来。林彪武装起义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把科委列为其“借用力量”。并粉碎了“聂核心”大换班的阴谋，把我们又分别全部从河南、渤海湾“一锅”端回了北京。周总理代表中央逮捕了王秉璋、粱军这两个林彪集团的死党，“聂核心”损失了两员忠实干将。
2、为林彪武装政变提供国家绝密文件和科技资料
“聂核心”为林彪搞武装政变效了犬马之劳，背了中央举办了一个供林彪“参覌”的“展览会”，为了搞这个“展览会”和配合“大有干校”抓“5.16”，科委把刘毅民从渤海湾“大有干校”调回北京。“展览会”基本上是刘毅民领导负责策划、组织的，并同时为林立果选美开绿灯。“展览会”展出了国家最新科研成果和绝密文件和资料。于1970年7月23日，“聂核心”组织上万人夹道欢迎林彪一伙“参覌展览会”，盛况空前。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随后林彪死党驾直升机外道被迫降，在直升机上查抄到林彪从“展览会”窃取的大量国家绝密文件和资料。
以上阴谋活动，均被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而告终。但聂荣臻变法有术，很快打扮成“林彪的受害者”而遮人耳目。至后来张爱萍上台，七机部批林、批王秉璋，他竟公开压制说：林彪死了几年了，还他妈什么林彪、王秉璋？以至有人公开为王秉璋翻案就不足为怪了。“聂核心”支持谁、迫害谁？阶级阵线清楚，毫不含糊。事实证明，资产阶级司令部、走资派、复辟派同林彪是一丘之貉，什所受“林彪迫害”，只是披了一块遮丑布而已！
七、1974年批林批孔
1、关于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纪实》一书：“(1974年)1月…25日，江青等人不经中央同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等人严然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出现，置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于被领导、被指责的地位”。(参见第三卷第1712页)。他们不失时机把自己打扮成“拥护总理”。
本人能查到的这一段内容的证据是王洪文交代材料(参见“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第七页)。再没找到旁证。
凭记忆，在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召集并主持召开的，所谓江青等人不经中央同意……。不符事实，江青就没有到会，但有一段插曲：会议迟迟不开，后来听说是叶剑英一直等江青给他写的信，信一到，会议开始，江青给叶剑英的信，成了叶剑英动员军队批林批孔的组成部分，向下传达也是这样，还包括江青给其它单位的信，都是部队动员批林批孔的组成部分。叶剑英把江青的信作为动员在京部队批林批孔的重要内容，就不知“精英”该作何评论。本人的看法是，叶剑英在军内搞揭批“四人帮”，指导思想形而上学猖獗，“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但唯独江青给他本人的信，他可一言不吭，如果说江青插手军队批林批孔，则事实是叶剑英请进来的。
2、关于科委处理二十基地的问题
这个问题起因于1974年3月8日，中央军委听取科委、七机部汇报批林批孔运动情况。会议由叶剑英主持，参加会议的军委领导人有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陈锡联、苏振华；科委、七机部领导人：陶鲁笳、汪洋；还有一些代表，共计二十多人。地址：三座门。
会上发言的主要内容是上、下都批评陶鲁笳同志，以及一部分代表揭发科委二十基地司令员李某某的问题。可以说后来被打成七机部“四人帮党羽”的和科委被打成“李敏为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的在会上没有发言。仅本人讲了两句话：“科委的情况比较复杂，但批林批孔是有成绩的”，缓和一点会议紧张气氛。会上，批陶、揭李某某是另一些同志的发言。会议时间较长(约6小时)，发言激烈(内容略)，气氛紧张。
会议最后由叶剑英代表军委总结性讲话(大意)：会议温度不低啊！陶鲁笳同志接受得了吧！……，关于二十基地的问题，你们回去研究一下，派个工作组，去“放火烧荒”，…(他讲话不多)。邓小平在这前讲了一句话：听了不少新闻哦！
回科委后连夜开常委会传达叶剑英的讲话，本人列席了会议。会议决定向二十基地派工作组，由吴凤翔同志任组长、杨萃民同志任副组长。会后，本人受常委委托，和另几位同志一道把汇报会的记录整理出来，争取第二天一上班传达到全体同志。我们加了一通宵班，说心里话，我们把叶剑英的讲话当圣旨一样，逐字逐句反复核对，力争无误。
但当叶剑英政变以后，张爱萍把叶剑英的“派工作组，去‘放火烧荒’”转嫁给了江青：“…，江青给酒泉发射基地(注：二十基地)的两个参谋写信，支持赞扬他们‘放火烧荒’的可贵的革命积极性”(参见《张爱萍在1975》第56页)。这一转嫁，不仅两个参谋、工作组正副组长，而且积极贯彻叶剑英指示的许多干部、群众，都被戴上“跟了江青‘四人帮’‘放火烧荒’”的大“罪名”，遭残酷迫害。江青给那两个参谋的信，科委传达到全体人员，科委系统是人人皆知的事。江青的信没有几句话，主要讲送去批林批孔的材料，没有“放火烧荒”这句话的影子。张爱萍倒是活学活用了：“把一切坏事给‘四人帮’加上，一切好事给邓、叶加上，写的书就好出版，否则就有‘麻烦’”这一当今最时行的信条。张爱萍如此信口雌黄，不仅栽赃了江青，而且以此迫害那么多干部、群众。如果“放火烧荒”真如张爱萍在书中所说造成那么严重后果，那为什么不批指使去“放火烧荒”的叶剑英？难道书中描写得气壮山河的张爱萍还怕什么吗？还其实是个让人牵着的哈巴…而已！《张爱萍在1975》一书对他的化妆太白费了，其真实面目倒像满清皇朝的李莲英，在主子面前一付奴才相，在老百姓面前横行霸道，一付霸道相。在此，送张爱萍一付挽联：
横眉冷对弱势人
俯首甘为主子犬
横幅：专横跋扈
这类事例，揭示了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了一帮、一派的私利，什么恶劣的事都干得岀来。正是这些人物在政治上方方面面腐败，导致全面腐败，已是成了我们党的肌体上的恶性肿瘤，回天少术了！
4、情报所的批林批孔运动
当时本人分工负责政治运动，我在发表过的文章中介绍了一些，在此仅概略介绍一下。我们坚持了党组领导下业余闹革命，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坚持集中批林批孔，不打横炮；没有批或斗其他任何干部和群众，对犯有错误的强调自我教育，在较短时间内，解决了瘫痪了三年之久的全部遗留问题，许多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总结出一些办法，科委在在京各单位推广，本人在三百多厂、所以上干部会上作了介绍，其中一定比例的内容是本人自我检讨。科委摘要上报了中央，1974年国庆二十五周年招待会，一位中央领导在宴会厅见了我对我说：“上报的材料看到了，搞得很好”。四届人大期间，江青在赛福鼎、苏振华陪同下，来到我们代表组(由海军、科委、工程兵、装甲兵的代表组成)会场，钱学森(大组召集人)向江青介绍了我。江青问我：“批林批孔搞得怎么样？”我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她说：“是嘛，看来就是要批林批孔。我父亲是个木匠，目不识丁，可孔老二的思想脱口而出，…。可见影响之深”。后来，科委派我到第十、第十四研究院任工作组副组长、组长，方法基本上是搞本所的办法，没批、斗一个人，问题基本很快解决。可见毛主席、党中央重在教育的方针十分正确，斗争的矛头只能对走资派，对群众要既爱护、又教育，决不能压制。同时，本人也在这期间，研究出了全新概念的大型相控程雷达方案，全所出现了一些受中央重视的论文。坦率讲，我认识不了批林批孔有什么坏处；也没看到后来他们保林、尊孔有什么好处。
八、张爱萍“整顿机关和七机部”
1、张爱萍整顿科委机关
林彪问题岀来以后，回顾毛主席的讲话，“毛主席晚年，从林彪问题以后直到去世，一再忧虑：在他死后老帅们要造反，岀现中国军中的赫鲁晓夫，怎么办？”(参见姚文元《回顾与反思》)。为此，众所周知毛主席对军队采取“掺砂子”的办法，提倡地方干部学军事，并把王洪文、张春桥、纪登奎、陶鲁笳等在部队兼职或调入部队工作。陶鲁笳同志调任科委主任、党委书记。科委这块“宝地”，资产阶级司令部能甘心吗？肯定要排挤岀去。陶鲁笳同志调科委以后，给我的印象是讲民主，不摆架子，能敞开思想研究和讨论问题；勤奋看书学习，也一再要求我抓紧学习；他作风正派，不搞派性等歪门邪道，并一再提醒并教育我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并能正确对待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同志间的关系，……。如果说有不足处，可能因为文革挨过整，处理问题显得果断不够，而民主有余。
旁覌者看得很清楚，不是“聂氏山头”的人，来科委站住脚是难之又难.，甚至难有好下场。不岀所料，1975年，叶剑英“三顾茅庐”把聂荣臻的爱将张爱萍请岀山(参见《张爱萍在1975》第62至64页)，任科委主任、党委书记，陶改为政治委员、第二书记。张爱萍岀山的目的是什么？张爱萍还未到科委上班，而给陈彬同志(科委副主任)打电话有一段露骨的描绘：“……，科委那个负责人一次次上门来，再三动员他尽早上班(注：陈请病假，肝病较重)，……，又以为来催他上班。…来电话的竟是他一向敬重的老上级张爱萍”(参见《张爱萍在1975》第56页)。这段话里“科委那个负责人”，显然指陶鲁笳同志，这句话的含义三岁的孩子也看懂其奥妙，陶还有好结局吗？因为这里涉及陈彬，有责任把真相公诸于众。张爱萍在书里，通过陈彬把他塑造为尊重人才、宽宏大度等等，是这样吗？陈彬在文革期间，在总参参与了张爱萍的专案工作，他亲自向我介绍说：“张爱萍很霸道、打击报复心狠手毒、他怕他”。以至张爱萍住院时，陶鲁笳约陈彬去医院探望张，陈彬拒绝去。事实证明陈彬介绍张爱萍其人是负责任的，看得很透。陈彬去中央开会，要看了张爱萍的脸色讲话，中央领导犮现后批评了张爱萍。张爱萍前仇不忘(参见《张爱萍在1975》一书咒骂总参审查他的那些话)，并派人去总参调查陈彬的“问题”，陈彬被逼得请长假直至去世。
这里仅说明张爱萍“整顿科委机关”目的是迫害陶鲁笳同志、以及“聂核心”“关心”的一些同志。为使问题集中，摆在后面介绍。另外，当时毛主席还在世，“聂核心”有了前面的失败，也不敢轻举妄动。因此，张爱萍到七机部去显威风，他在书里也主要吹嘘“整顿七机部的伟大功勋”。
2、张爱萍“整顿七机部”
张爱萍去“整顿七机部”，一进七机部就传达他登门拜望王洪文副主席的情况，说王副主席要他好好干，…；以及他熟练的吹捧上司的话。这一套同他到科委升为主任在干部会上讲的是一个版本。借用王洪文副主席压阵脚，这也是当惯奴才的拿手戏。他从王洪文那里拿到了“整顿七机部”的“圣旨”，同时靠这类敲门砖同王洪文勾搭上，以至不久两人私下勾结密谋私造核武器，图谋不轨。可是张爱萍在他的书里却大力鼓吹他早就看透王洪文是个不值一议的小人。“整顿七机部”同资产阶级司令部完全一致，联系李敏向邓某揭犮张爱萍同王洪文私造核武器一事，他表示要查，实际上没有查；审查王洪文，王很快交了械，并对江青作了如前所述伪证，但隐瞒了他同张爱萍的秘密，取得了“手下留情”的判决。这一串问题值得研究！
关于张爱萍“整顿七机部”具体情况，本人恪守不介入兄弟单位运动，仅就《张爱萍在1975》一书中大肆宣扬的“成绩”，任选几点谈点看法，如有不妥处，望七机部的同志批评指正。
1)、文革十年的七机部是不是像张爱萍说的漆黑一团“今不如昔”
这不仅仅是七机部的问题(仅指科研方面)，也与科委有关。我在已犮表的“评‘犮展光是硬道理’”一文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在此不重复。国防尖端和高新技术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大部分在文革期间，坚信没有人能驳倒这个结论。其中七机部的工人、知识分子、干部，包括他们的家属，功不可没，贡献是巨大的。从现状看，要突破那时的水平，并非易事。我讲的突破是指理论上、原理上的突破，而非打远一点、精度高一点、尺寸变一点、……。决不是几个“专家”跟了张爱萍骂骂文革能骂岀来的。
邓某的改革对科研的破坏，不少同志用事实作了揭露。我只想补充一点，邓和张爱萍之类，不是以国家安危为重，而热衷于摘毛泽东时代的“桃子”，以犮射多少卫星之类，树自己的形象工程、或“政绩工程”。反正一犮射，所有宣传工具不计时日连轴吹。有如有些卫星的遥感分辨率，提高了多少，同国际水平的差距是缩短了还是拉大了？美国吹嘘能看清地面人民日报(注：吹牛的可能性大)，我们怎样？再就月球探测，美、苏都化巨资搞过好多年，结果月球不是仙宫，就停了。现在看到我们搞，美国又检起来，目的很淸楚，为了显示他的军事实力。我们国家原来也打算搞，后来停了，中央决定先把地球上的事搞好，这个决策是正确的。现在有人宣传开发月球的价值怎么怎么，糊弄老百姓，本人讲句绝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说是开犮月球，只能是神话或童话，除非地球与月球间的“载重车”能像北京与天津间来回那么简单，何况月球有否开犮价值至今无定论；对我们国家来说，当今连领土、领海权都不维护，还去争什么开犮月球，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讲不客气一点，那套方案还不是跟在人家屁股后面爬，人家爬到金星的什么了，你还跟着爬上去吗？当然，我不是说登月等不能搞，而是有个轻重缓急。放心好了，月球美国人抢不走，有探测的机会，当务之急是保安危、保领土主权。
2)、张爱萍“整顿七机部”的制胜犮宝
《张爱萍在1975》一书塑造了他“整顿七机部”的“伟大魄力和辉煌成果”。为此，细致描绘他抓住的问题：“某某奸污幼女证据确凿，…。案子之所以久拖不决，…之所以抓抓放放，完全是派性作祟，……”、“提交公安局法办”(参见《张爱萍在1975》第160页)；另关于抓偷鱼人的描述(参见第163页)；类似例子就不举了。张爱萍抓住了这些“要害问题”，一举扭转了七机部的局面，而一反以往“今不如昔”，岀现了“三星高照”辉煌成就。所谓三星高照，即一年打三颗卫星(注：这个问题下面评述)。
参加过四淸的同志都清楚，工作队一进驻，搬用“桃园经验”，扎根串联，摸出类似张爱萍抓的问题，找出与领导干部的关系，把人一抓，干部虽本身没有这类问题，但吓得“老实了”，就打开了“缺口”，让人见了工作队就怕，工作队的“威信”也就大大提高了，工作也就打开了“局面”。 这种经验就是把共产党干部队伍看得一团漆黑，85％以上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整的是群众，保护的是走资派。后来中央的二十三条扭转了这个局面，重点整走资浱，干部绝大部分是好的、比较好的。
但我认为，张爱萍能认识到强奸幼女是犯罪，对他来说，无疑是一大进步，本人为他高兴。感到不足的是，张爱萍没有抓这样的案例：有的走资派利用职务之便，霸占有夫之妇；或把情妇强行安插到下属单位，有抗命拒不接受者，就残酷打击迫害，以置于死地；或者荒淫无度、十分腐败；…。张爱萍要是处理这样的典型，何况他清楚有这类典型，那就更好了。对他没抓走资派这类典型，表示遗憾！
3、关于长征运载火箭
张爱萍在书中以及他任顾问拍摄的有关电视剧，都一再诬蔑长征运载火箭“生在乱世，先天不足”。不仅有“专家”为此帮腔，还有发表长篇文章进行论述。是的1974年的试验是失败的，失败在陀螺仪一根连接导线开路，并决于次年(即1975年)再发射。能由此证明文革中研制的长征运载火箭“生在乱世，先天不足”吗？我想那些为张爱萍捧场的“专家”，一定会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发射东风二号导弹失败的事，那次失败，在今天看来是“很闹笑话”的，但那时是包括张爱萍在内的“聂常委”鼎盛期，可称他们的“黄金时段”，我们能说它“生在‘黄金期’，先天不足”吗？再如到了九十年代，用张爱萍的话1975年就“三星高照”表明长征火箭成熟了，然而九十年代替美国打卫星，却发生了我国航天史上空前(但希望绝后)大失败，能说“生在改‘革开放’，先天不足”吗？我认为在科研道路上没有常胜将军，失败中包含着成功，成功中包含失败；我们的长征运载火箭，研制周期和走的弯路比美、苏研制同类火箭短而少，这是历史事实，张爱萍们是骂不倒的。而长征火箭至今仍是我国主要运载工具，因此，可以无愧地讲，长征火箭的研制成功，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是我们党、我们民族的骄傲！张爱萍对长征火箭的污蔑，只能说明他技术上的无知，政治上的别有用心！
在此还想补充一点，张爱萍在书中说；“1975年这一年，却‘三星高照’。……，我国在一年之内成功发射三颗卫星！这是中国航天发展史上空前壮举！它成了我国空间技术史上光辉的新起点”、“这一切，便是给张爱萍近一年来夙兴夜寐、殚精竭虑狠抓整顿的最好报偿”(参见《张爱萍在1975》第229页)。作为一名科技战士，我对任何一次发射，都表示高兴和祝贺！
但我在这里讲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因为三颗卫星都是长征火箭发射的，上述张爱萍所言，说明没有他，就是“生在乱世，先天不足”，有了他才有“我国空间技术史上光辉的新起点”。事实果真如此吗？张爱萍去“整顿七机部”，约是1975年4月前后，1975年11月初，中央把他召回接受批判。则在七机部约七个月时间，如果张爱萍真能在七个月内研制出三颗卫星(在此不包括运载火箭)，那中央只要发掘出十个像张爱萍的，那至今航天部就星满为患了。航天部像张爱萍那点技术水平的人，北京火车站的全部车辆都用上，也够拉上几趟的，如果都去搞卫星，都能7个月搞出三颗卫星，可能北京市也堆不下了。事实是张爱萍吹的牛皮，同邓某说小岗村分田到户单干一年，粮食亩产就增加3.6倍，同样是牛皮吹炸了的浮夸风。张爱萍把七机部描绘得“乱到了不能再乱”，就算他有“整顿天才”，花三个月“整好了”，余下四个月搞卫星，别说研制出三颗卫星，就研制一颗卫星的设计方案也拿不下来，就别说运载火箭了，他把研制卫星看作是正月十五为孩子扎花灯似的那么简单。事实只能是他把已研制好的库存卫星和运载火箭拉出来一连打三颗，为自己歌功颂德、竖碑立传，摘了文革的“桃子”，还把文革骂得“狗血淋头”；这同邓某，分田单干不久，粮食减产，吃掉了毛主席时代积存的够全国人民三年以上吃的战备粮，还进口大量粮食，甚至乞求联合国粮食暑救助大量粮食，而宣布废除粮票，不仅掩盖了这些真相，还制造了分田单就灵的假象，欺骗人民，这是一路货色。但伪装终将剥去！
第二个问题，再次呼吁少搞“政绩”、“形象”工程！
九、揭批张爱萍
由于张爱萍问题多多，毛主席指示批判张爱萍。1975年10月前后，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以后，毛主席把李先念留下对他说：“张爱萍这个人问题不少，你们要好好组织批”。李先念把毛主席的指示向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作了传达，陈锡联又向科委政委兼第二书记陶鲁笳作了传达。
后来，由李先念挂帅：由纪登奎、陎锡联、华国锋和陶鲁笳组成五人小组，帮助张爱萍(参见《张爱萍在1975》第258页)。由于张爱萍不认错，又扩大到科委、七机部联合召开常委会帮，仍无效，最后中中决定开科委、七机部常委扩大会，由100百多人，后来到200人左右，批张爱萍。在准备召开两委扩大会期间，七机部舒某某给毛主席写信，揭发张爱萍，毛主席在信上作了批示；扩大召开后，科委康某某给毛主席写信，揭犮了聂荣臻、张爱萍，毛主席在信上作了批示。叶剑英政变以后，舒某被判了16年徒刑；康某被开除党藉。另外，邓某南巡时突然问叶正先(叶挺同志的儿子)哪里去了？叶正光被叶剑英等无理定为“‘四人帮’党羽”而处理出七机部并流放到天津，邓能不知道？其实以上明显是他们都炮轰了聂荣臻，而被打击报复。而且炮轰聂荣臻总理是支持的。迫害炮轰的同志，矛头对的是周总理。上述过程，批张爱萍同江青毫不相干，而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但张爱萍要捏造说：江青“四人帮”整了他，为自己升官捞光荣资本。四位副总理亲临会场或每天向他们一汇报，领导揭批张爱萍，在党内是少有的，足见张爱萍的问题严重。
关于张爱萍的严重问题，合并在下一个问题介绍。
十、张爱萍制造“天大的冤案”迫害知其严重问题的同志
1976年10月6日，右派政变夺取政权以后，张爱萍进行了残酷的打击报复，迫害知其严重问题的同志。
本人已犮表的“重温‘炮打司令部’” 一文，对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因李敏同志揭露了张爱萍与王洪文勾结私造核武器问题，他制造了“以李敏为女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这一“天大的冤案”，迫害知情的二十六位同志，和李敏的爱人孔令华同志等，在此不重复了。但文章发表后，好几位同志希望公布证据，为对读者、网站负责，也对张爱萍们负责；同时证明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造反派，是认真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文革的决定和有关政策的，同资产阶级司令部走资派们随意捏造罪状整群众、迫害知识分子的“二月提纲”格格不入；因此，公布有关证据、证明材料很有必要。说明一点，原来发表的文章中，把涉及张爱萍迫害陶鲁笳同志等内容删了，本文均按原证据、材料抄录，不再删减。
1、张爱萍凭空捏造假案迫害同志
张爱萍凭空捏造了“以李敏为女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这一假案，用高压、升官等迫使一些处、团以上干部编织“罪状”，迫害知道张爱萍的严重问题的二十六位同志；从而达到他掩盖同王洪文勾勾搭搭，密谋私造核武器，图谋不轨，以及他非法搜集攻击、诽谤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黑材料等严重问题。
张爱萍私造监狱，非法关押八位同志，均被无辜打成“以李敏为女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骨干分子’”。被非法关押的八位同志是：司令部的叶某某(司令部领导小组副组长)、魏某(一局局长)、张某某(陶鲁笳的秘书，已含冤去世)；政治部的刘某某(干部部调配科长)、尹某某(干部部干事)；后勤部的常某某(后勤部领导小组副组长，已含冤去世)、尹某某(后勤部政治部宣传干事)；情报所的恽某某。被迫害含冤去世的还有后勤部副部长王某某、司令部领导小组副组长薛某某、政治部组织部长吴某某、保卫部副部长杨某某等。
本人很尊重李敏同志，因为她是毛主席的亲骨肉；但我们间无何私人交往，更谈不上搞“阴谋活动”。然而张爱萍指使其心腹常勇(在后面介绍)、刘毅民等人，凭空捏造了一大堆“滔天大罪”：1)、“恽仁祥与陶鲁笳、李敏及其‘小帮派’，整死了肖向荣同志”(注：原科委副政委，因病长期住院治疗无效病故)；2)、“恽仁祥同李敏合谋，向毛主席写诬告信”、“恽仁祥与陶鲁笳、李敏合谋，制造了耸人听闻的政治诬陷案”(注：均指张爱萍搜集中央领导黑材料，下面介绍真相)；3)、“恽仁祥同李敏合谋指使鞠某(所政治部负责人)写大字报批张爱萍”(注：李敏至今未到过情报所)；4)、“(恽仁祥)态度恶劣，负隅顽抗，恽仁祥同李敏订立‘攻守同盟’”。(注：以上材料选自“1977年国防科委政治部编《内部文件》第14页”)。他们把这份《内部文件》上报中央、下发各下属单位，制造混乱，蛊惑人心，并流传到社会，助长一股反毛、非毛妖风，本人发表的“重温‘炮打司令部’”一文中，所涉反毛、非毛妖风，不少内容就选材于此，造成的社会后果十分恶劣。因此，张爱萍、常勇、刘毅民等人，捏造的这些“罪状”，已远超出了对陶、李、恽三位同志迫害的范围，其用心十分险恶，非控告他们不可，不能坐视听任他们掀起的反毛主席恶浪！
编造这些“罪状”目的之一，明显是杀人灭口。在科委召开的一千多人群众大会上，宣读了这些“罪状”后，并宣布撤职、仃止党的生活，当埸把我押赴张爱萍专门私造的监狱，配一个排的武装看押，搞白色恐怖，企图把我作为他迫害陶鲁笳、李敏的突破口。张爱萍无合法手续，随意关押在任的全国人大代表，无视人大代表人身自由受宪法保护的权利。
上述“罪状，”后经组织核实，除张爱萍搜集黑材料问题，属于张爱萍对我们栽赃、诬陷外，其余三条“罪状”均属子虚乌有，是恶意凭空捏造的；严重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律。
关于他们捏造“整死了肖向荣同志”的问题，很抱歉，本人就不认识肖向荣同志，他调来科委时，本人由科委派驻三线某单位任工作组组长，加上他长期住院，我们间从未见过面。一次我们在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突然来了一位老年军人，有的同志看出我不认识他，马上向我介绍肖副政委来了，我马上让座，并倒了杯开水端了给他。他坐下后，有的同志提议让肖副政委讲讲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体会，给大家启发启发。他一直讲到下班，约讲了40来分钟，我扶着他把他送上电梯。会上，本人没有讲一句话，更没有陶鲁笳、李敏在。这都是有记录可查的事。这以后十多天，通和说肖向荣同志去世了，让大家去向遗体告别。这就是我一辈子唯一见到他一次、唯一听了他一次发言。编造出我们“整死了肖向荣”，我只能说张爱萍们太卑鄙无耻！
2、张爱萍为掩盖自己罪行而栽赃陷害他人
张爱萍们捏造的上述第二条“罪行”： “恽仁祥同李敏合谋，向毛主席写诬告信”、“恽仁祥与陶鲁笳、李敏合谋，制造了耸人听闻的政治诬陷案”。
这个案子的真相是：张爱萍背了科委常委，滥用职权，电话指使刘毅民从进口反动报、刊搜集报纸上没有公开发表的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注：军委成立情报所，明文禁止搜集政治方面的情报) ；刘毅民背了党组，私自组织十几名、四种语种的翻译，加班加点突击搜集了内容十分反动、攻击、诽谤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并加班译成中文，而后电话向张爱萍作了汇报；张爱萍的秘书接的电话，张爱萍看了电话记录，亲笔在电话记录稿上作了批示；刘毅民接到电话记录，按张的批示，批给某某某(所核心组成员，组织搜集材料的重要成员，下面的某某某均指他)；于一次党组会议上，刘毅民、某某某突然在会上揭发张爱萍这件事，本人劝阻了他们，某某某离开会场回办公窒打电话给科委政治部揭发张爱萍，刘毅民加班写揭发张爱萍的材料，于第二天，背了党组，由某某某直接报送科委(包括那份有张亲笔批示的电话记录)；科委报中央后，陈锡联、华国锋作了查清后报中央的批示；科委根据批示，清查了这件事，并给中央写了调查报告。事情的本来面目就这样清清楚楚。
中央政变后，就不知刘毅民、某某某是为了什么？开始把他们揭发张爱萍(内容下面介绍)嫁接到本人头上，后来张爱萍派来常勇为组长的“工作组”，而同刘毅民等人一道策划捏造为上述涉及陶鲁笳、李敏和本人三人的“罪状”： “恽仁祥同李敏合谋，向毛主席写诬告信”、“恽仁祥与陶鲁笳、李敏合谋，制造了耸人听闻的政治诬陷案”。
刘毅民在江青等被捕后，篡夺了所政治运动的领导权，目的很清楚，其一是要掩盖他涉及前面介绍的诬告彭德怀等的问题；其二是要把他们揭发张爱萍的问题，要做手脚。但是，在1976年上半年，某某某贴了一张很长的大字报揭发张爱萍这事，基本上如实向全所公开了这件事的全过程，因此要180度大转换，栽赃给我，难度很大。所以某某某主笔的：“恽仁祥同志是如何制造一桩耸人听闻的政治迫害案的！–关于张爱萍同志布置刘毅民同志找所谓中央领导同志材料问题”长篇文章，在刘毅民控制的“揭批‘四人帮’‘情况反快’第十三期”，成了发表某某某这篇文章的专刊，其内容就无法避开先前那张批张爱萍的大字报的一些事实。正是刘毅民篡夺政治运动领导权后，亲自把持的所“揭批‘四人帮’‘情况反映’第十三期”，已足以澄清张爱萍搜集黑材料的事实真相。其可信度无疑比我抄其它材料的高。我们所的“情况反映”，每期都上报科委，科委认为内容好，还摘报中央。以下内容全部选自“情况反映”第十三期，就不注释了。其中表有“注：”字样的，为本人解释，另外，标题为本人加的。
1)、张爱萍电话布置刘毅民搜集中央领导的材料
刘毅民：1975年9月18日下午三时前后，张爱萍在电话中对我说：“你们那里不是订有香港和国外报刊？据说你们那里的资料中，有我党中央领导人对外国记者谈话的报道和评论，你查一下，送到我这里来。我问属于哪方面的？他又说：就是我党中央领导同志与外国记者谈话的报导、评论，我们报纸上没有发表的，已发表过的不要，属这方面的材料都给我送来。最后还说：注意不要扩散”。
某某某：“刘毅民对我说：张主任要我们查一下国外报纸中有关我中央领导同志与外宾的谈话的报导。不是公开报导的内容，查了后送给他”、“ 并要我找几个文种的翻译来，他亲自布置。根据刘的指示，我先后通知了三处领导和办公窒教研组。到会的包括刘同我共八个人。刘毅民同志亲自给大家布置任务，讲的内容同跟我讲的差不多。由于讲的很简单，当时就有人提出任务不明确，有的提，象邓小平在宴会上的讲话要不要？刘说，公开宴会上讲话就不要了”、“关于这件事，张爱萍先有一个电话指示，后有一个书面批示。两次都没有讲明查什么人的材料”。
2)、他们搜集了黑材料的物证
“情况反映”第八页整页为电话记录全文，其中张爱萍亲笔批示用手写摸拟张的笔迹可乱真，这里只能改为打字，特此说明。现全文抄录如下：
刘毅民同志电话报告：
遵首长指示，找了纽约时报的几篇文章(目录附后)。这些文章内容是对我政策、领导人和领导人的变动。主席、总理对外宾谈话的评论、分析。以及访问中国随笔。其中有许多对我歪曲、污蔑的话。现只有七月卄日以前的报纸。七月卄日以后的未到。且星期日报纸我们没有订购。故现找到的不一定是所要查的内容，如以后查到再报。
目录：
1、《北京的哲学》五月卄日
2、《中国领导人逐渐采取向外看的政策》五日
3、《新中国》访问中国七月三日
4、《老兵在北京掌舵的不多了》四月九日
(张爱萍秘书)XXX 签字
21/9。
张爱萍亲笔批示：
刘并资料所诸同志：据说你们那里的资料中有我党中央某领导同志对外国记者个人谈话摘报。如无就算了。以后如有请(送)我，切勿他传。
这几篇(注：他用箭头括了目录中四篇文章)如已译岀请(送)我，未译出就算了。(注：他在纽约时报下面画了一杠，批道：是否还有其它报)。
张爱萍(签字)22/9
以下是“情况反映”对搜集到的材料及译成中文等情况：
刘毅民：1975年9月21日下午，向张爱萍的秘书汇报了四篇文章的来源和题目，及“主要内容是对我政策、领导人和领导人的变动。主席、总理对外宾谈话的评论、分析。以及访问中国随笔。其中有许多对我歪曲、污蔑的话。”对此张爱萍作了批示。
某某某：“有评论我四届人大的内容”、“有没有公开发表的毛主席的谈话”、“有江青的一张像”、“一条矛头指向毛主席的反(动)标(语)……”、“一共查到了六篇文章”、“都摘译成了中文”(注：所谓摘译，就是反标没有直译，而是加了说明)、“对六篇文章的处理是有缺点的，…，不应该接收，不应该摘译，不应该向张爱萍报告”。
3)、刘毅民、某某某揭发张爱萍
某某某：“(1975年)12月17日，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听取了23、24、26号文件传达，……。我当时感到张爱萍调查的这件事也有问题，于是我当天下午核心小组会上，我准备揭发此事。然而当我刚要说这件事时，恽仁祥同志打断我(发言)，不让我继续说下去(注：他当即离开会场，回办公窒打电话给科委政治部揭发张爱萍)。第二天下午，我将刘毅同志(写)的揭发材料(包括电话记录)送给了科委领导”。
注：不久周总理逝世，好多工作停了一段时间。
4)、中央领导批示
注：可能由于周总理去世，科委过了一些时间把刘毅民、某某某揭发张爱萍的材料上报中央，中央领导作了批示：
建议：国防科委追查清楚
陈锡联(签字) 1966.3.8.
查清后报中央
华国锋(签字)
陶鲁笳同志：请按国锋同志批示办。组织清查核实清楚并向中央写一报告。
陈锡联(签字) 3.24.
注：以上均选自情报所“揭批‘四人帮’‘情况反快’第十三期”，
5)、科委给中央的调查报告
注：科委按上述中央领导批示，组织了调查组，进行了调查，并给中央写了调查报告。现将调查报告摘抄如下：
党中央：
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我们组织专人对张爱萍从外国报刊上搜集党中央领导同志黑材料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 根据刘毅民(科委情报所政委、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某某某(注：原材料为真实姓名，参谋、核心组成员)等同志证明：1975年9月18日15时左右，张爱萍亲自打电话给刘毅民同志讲：“你们那里不是订有香港和国外报刊？据说你们那里的资料中，有我党中央领导人对外国记者谈话的报道和评论，你查一下，送到我这里来”。刘当时对其意图没有领会，反问张“属于哪方面的？”张又讲：“就是我党中央领导同志与外国记者谈话的报导、评论，我们报纸上没有发表的，已发表过的不要，属这方面的材料都给我送来”。最后还嘱咐刘说：“注意不要扩散”。刘毅民同志接电话后，背了该所党的核心小组，向有关业务部门的负责同志和日、英、德、法四种文种的15名翻译人员作了布置，其中六人进行了抵制，有九人按照张爱萍的要求进行了搜集。先后从1975年日文《外交时报》上搜集了一篇，从1975年美国《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纽约时报》上搜集了七篇，江青同志照片一张。七篇英文材料中有两篇翻译人员当时未交出来。搜集提供出来的共六篇日、英文字材料的内容十分反动，对我党的方针、政策，党和国家领导人和领导人的变动，有许多歪曲、诬蔑的报导，还有直接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极其恶毒的语言。9月21日下午，刘毅民同志将搜集的情况和从《纽约时报》上搜集到的四篇材料的题目、主要内容，打电话报告了张爱萍的秘书，请他转告张爱萍。张看了刘毅民同志报告的电话记录后，于9月22日批示：“刘并资料所诸同志：据说你们那里的资料中有我党中央某领导同志对外国记者个人谈话摘报。如无就算了。以后如有请送我，切勿他传“、“这几篇，如已译岀请(送)我，未译出，就算了。”刘毅民同志接此批示后，于9月23日又批给所有关同志阅，并要求“今后发现这类资料及时报来，以报张主任”。此后至10月24日张爱萍离京去二十一基地前这段时间，张爱萍对刘毅民同志还有什么布置？刘是否把搜集到的材料送给张看过？尚未完全弄清。
二、4月14日下午，常委派人将此问题和张见了面，……。
三、根据调查情况，经我们常委研究，一致认为，有充分人证、物证，张爱萍确实亲自布置从外刊上搜集中央领导同志黑材料，此事己在情报所造成恶劣影响，……。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党委章)
1976年4月19日
附：1、张爱萍在刘毅民同志电话报告记录上的批示复印忡
2、刘毅民等六位同志的证明材料(摘要)
3、张爱萍交代材料
注：以上材料摘抄自科委调查组手抄件。
懂点常识的人都清楚，科委的调查报告，是针对揭发的人揭发的问题和线索进行调查而证明揭发人揭发的是或否，因此报告必须表明揭发人及其揭发的问题。所以调查报告证明了揭发人是刘毅民和某某某。何况，电话是打给刘毅民的，张爱萍的批示也是批给刘毅民的，也是刘毅民给张爱萍电话汇报的，这些内容谁能知道？而调查报告全内容，与本人和李敏同志不相干；更荒唐的是李敏同志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张爱萍不仅栽赃、诬陷了陶鲁筋、李敏和本人，还迫害了科委受命于科委常委而进行调查的杨某某、髙某某两位同志。更卑鄙的是，刘毅民揭发了张爱萍，中央领导批示查清楚后；刘毅民几次到我家里，要求我召集党组会议，把他参与搜集中央领导黑材料问题解决一下。本人都以我无权召开这个会，你是组长又有解决问题的要求，应由你(刘毅民)自己召集，而于拒绝。如果我真召集了会议，后来他可能什么大帽子都可给我加，我只能说，这伙人太卑鄙了！那还有点做人的味道、就更不说是共产党员了！这伙人窃取了领导权，能不腐败吗！
以上证据，足以说明：“恽仁祥同李敏合谋，向毛主席写诬告信”、“恽仁祥与陶鲁笳、李敏合谋，制造了耸人听闻的政治诬陷案”，纯属是张爱萍指使常勇、刘毅民等人蓄意制造的栽赃、诬陷、政治迫害案，确实到了耸人听闻的地步！常勇、刘毅民等人都靠这种恶劣行为官升几级，常勇还升为科委政治部主任。
为进一步说明张爱萍们政治上的腐败，在此补充一案例：
就在刘毅民揭发张爱萍后，刘毅民发现了本所日文翻译XXX，工作中从日文刊物上看到一条对毛主席的不实报导(大意)：“说毛主席已去世了，现在中南海的不是…”。这位日文翻译下班回家后对家人讲了这一不实报导；其亲戚向刘毅民揭发了此事。刘毅民当即把XXX隔离审查，很快就查清了，刘毅民立即作出决定：“逮捕XXX法办的决定”；但不久毛主席去世，未逮捕他，不久XXX病故。(注：当时本人出差不在所里)。
这同刘毅民本人等搜集那么反动的材料，不仅无事、官升几级，还栽赃陷害了他人，这同他处理日文翻译XXX的问题一比较：所谓的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些什么货色？他们干的，同封建王朝、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区别吗？可笑的是，他们竟还有脸面攻击“毛主席独裁”、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造反派。在毛泽东时代、文革期间、造反派中，能找到如此荒唐无比的案例吗？
张爱萍们尽管使尽全力，遗憾的是，从被迫害的二十六人中，没有查出一个人给“四人帮”写了诬告信、“劝进信”、“效忠信”的；没有查出一个人同“四人帮”在组织上有联系的；更没有查出有一个人跟了“四人帮”干了坏事的；也没有查出一个人受贿或贪污一分钱的。自豪地讲，二十多位同志都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老中青中级以上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事实无情地证明，除张爱萍本人同王洪勾搭搞阴谋外，另外，鉄的罪证证明：真正参与给康生送了诬告信，诬告彭德怀等老干部是“苏修特务”，并私立专案迫害彭德怀等的是张爱萍的心腹刘毅民等人干的，国防科委迫害那么多老同志、把科委政治部打成“总政阎王殿黑分店”、踢开党委闹革命、搞喷气式或用箩筐把罗瑞卿抬出来批斗，都是被称为“林彪的亲密战友聂荣臻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某几个常委们领导了一些人干的，而都让张爱萍包庇了。
常勇到我所任工作组组长，一再在本人不在埸时非法抄家，而抄家不开收据；抄走了他能抄到的所有有关材料和私人财物，怀疑他是销毁罪证、私人财物窃为己有。坦言讲，他一进我们所，七机部领导同志就对我讲：“常勇这个人政治品质不好，你要防着点”；还有同志对我讲：“文革初期，常勇在二十一基地任政委，想夺司令员的权，挑起了动用武器的武斗，科委处理不公，一人“五十大板”，司令员调沈阳军区当参谋长，常勇调七机部五院任政委”；还有一个同志找到我对我说：“我是七机部五院政治部的，你是恽仁祥吧？(我答是)。知道常勇到了你们所，你千万多加提防，夜间千万别出门，常勇什么卑鄙事都干得出来”，他一讲完转身就走。常勇在情报所，为运动事，拍了桌子同他干的决非个别；甚至他在科委某单位吹嘘在情报所的“战功”时，当场就有同志站出来指责他：“常勇，你把情报所搞成什么样啦？”搞得他下不了台。我衷心感谢那些不留姓名而冒险对我的忠告的同志。因此，常勇靠抄家那点“小手艺”，可能“收获不会理想”。但是，张爱萍、常勇、刘毅民等人对情报所的破坏，十分严重，损失巨大，而且无法挽回(内容略)，决非耸人听闻，而是有据可查！！！
1977年，在张爱萍们迫害我之初，中央军委办公厅主要领导同志告诫他们：“恽仁祥的问题中央知道，(毛)主席还有指示。这个人不能搞他，谁搞了要倒霉的”。
1980年万里同志这样说：“没有想到国防科委(注：原内容是国防科委张爱萍)把李敏搞成这个样子，把李敏同江青四人帮连到一起，根本不合逻辑，这是个天大的冤案。问题一定要解决。我的这些话是我们集体的意见(指中央领导集体意见)”；罗瑞卿同志出任军委秘书长后，得知我的情况，他非常气愤，并表示：‘“等我从国外治病回来，我亲自处理”(注：遗憾的是，他不幸在德国离开了人世)；黄克诚同志任军委纪委书记时，也非常关心我的事，并委托军委纪委副主任甘维汉同志和总政副主任朱云谦同志找我们的单位领导谈话，要求他们解决我的问题。黄克诚同志明确指示：“李敏没有什么问题，告诉单位领导，要让李敏上班工作(注：张爱萍收掉了李敏的出入证，不仅不让进办公室，连每月的粮票都不让去领)。恢复组织生活。如有什么问题，党委可同李敏当面谈嘛！”余秋里同志任总政治部主任时，也非常关心我，并指出：“看来一下子做不通单位的工作，是不是先调到总政来”(注：调总政后保护了起来才免遭张爱萍迫害)”。 (以上参见李敏著、辽宁人民出版社《我的父亲毛泽东》第377至379页)。另外孔淑静著、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题写的书名《唯实—我的哥哥孔令华》，一书中有同样的文字披露了这些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决定和指示。
但自称是“邓某的‘四条汉子’、‘四大金刚’”的张爱萍(参见《张爱萍在1975》第190、 269页)，无视中央的决定和中央领导同志的一再指示，专横跋扈，充当了名符其实的党霸、党阀。以至对本人的处理，他一个人说了算的一人专政，本人所在党支部广大党员拒不参加讨论关于对本人处分的支部会议，支部大会没有开；用强权迫使所新的党委在常勇等人编造的处分材料上盖章，结果所党委把上述那份张爱萍的罪证(电话记录)主要内容，加进了常勇们编造对我的处分材料，就成了张爱萍的犯罪记录；科委常委讨论时，其他常委无一人发言，张爱萍一人说了算；甚至最后还指名要所党委书记去汇报“为什么对恽某某处理不下去？”这些可能是中共史上从未听说过的奇闻。请问这些人高喊“实事求是”、“拨乱返正”、“要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又是些什么？这就不得不提出质疑：究竟是党领导、还是“邓某的‘四条汉子’、‘四大金刚’”领导？让这伙人闹到了党无党纪、国无国法，还能不腐败嘛？！
仅就以上事实，以及本人已发表的“重温‘炮打司令部’” 一文，基本上说清了科委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激烈交锋的重要战场之一，斗争的交点是重点整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走资派、还是刘、邓按“二月提纲”迫害广大群众？其实质是坚持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刘、邓的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场惊心动魄、长达十年之久的战斗，周总理站在毛主席一边，在关键时刻，他挺身而出，支持群众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予资产阶级司令部走资派有力的回击。
再回顾毛主席的讲话，“毛主席晚年，从林彪问题以后直到去世，一再忧虑：在他死后老帅们要造反，出现中国军中的赫鲁晓夫，怎么办？”(参见姚文元《回顾与反思》)。
毛主席病重时说：“叶剑英也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极端不满的分子，再不要让他插手军队的工作了。这两年军认的情绪不稳是和他有关系的呢。许多政治谣言，和他有很大关系呢”。(参见师东兵访华国锋谈话记录)。
重读毛主席这些讲话，他老家多么敏锐、高瞻远瞩！看得多么准确、深刻！
毛主席、周总理去世以后，资产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科研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遭到了暂时的挫折，成千上万的工人、知识分子、老中青干部、解放军指战员遭残酷迫害，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正是付出了如此沉重的贷价，必将推动后来人更加成熟、更加坚定而迎来无产阶级革命新高潮！
恽仁祥 200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