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苏联民主
作者按：除非特别说明，本文不谈论苏修以后的苏联。
现在有些自由主义分子，只要一提到苏联就会说它是个极权主义，不民主的独裁国家。他们甚至坚持苏联的老百姓在职场和政治上毫无权力可言；他们说苏联人民一切皆由顶端的官僚决定，而他们最痛恨的头号官僚就是这掌握一切的斯大林；他们甚至认为全国的大小事，每个人的私生活都受斯大林个人的监控。这些说法几乎成为他们口中批评苏联的利器，却很少有人追问关于这些说法的证据；连许多自居为左派的人也对此毫无疑问。 毛主席告诉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对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个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
那么我们对民主的定义是什么？对专政的定义又是什么？自由主义分子对民主这一概念的理解是基于三民主义的民有，民治，民享，即政府为人民服务，且由于群众有联系的人民代表组成。而他们对专政的理解是少数统治，亦即国家机器不是为群众而运作。 毛泽东强调：“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 那么民主和专政的关系呢？其实二者不见得有二元对立的关系，那些先生们熟悉的民主制度是资产阶级民主，也就是资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而苏维埃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这里又质的不同。谈论民主时，我们必须自问：“到底是谁的民主？”国家从来不是中立的，而是为了它所代表的某个或某些阶级镇压其他阶级而成立的。没有阶级，就没有国家！
言归正传，一般人误解是斯大林是个独裁者。他要国家做什么，国家就非得做什么。要证明这一说法的错误非常容易。苏联档案馆的大量信件表明，斯大林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提议，因赞成票数不足而无法通过。例如斯大林希望卡冈诺维奇（Каганович）成为苏联民用航空总局局长，后来却是戈尔茨曼（Goertzmann）获得这一职位；又或者斯大林希望马林科夫（Маленков）取代滥用权力而造成大恐怖的内政部长叶若夫（Ежов）成为新的部长，但政治局的多数委员却推荐贝利亚（Beria）；斯大林在试图改革政治体制时，提议时常被拒绝，的确有些提议被批准，但他无法实施所有的改革。由此可见斯大林不是大家想象中的独裁者，国事也并非像封建君主一样由他一人掌控。
所以苏联的政治体制到底是怎样一回事?简单而言，苏联人投票直接选出人民代表，这些人再由选举选出其他人担任其他职位。若人民选出的代表做不好，他便随时可能被罢免。而这些人民选出的代表不但有参与决策的义务，更有实行政策的责任。就连反苏联的人也承认：这种体制其实比较民主，虽然他们会坚持苏联选举实质上不民主。因为选票上只有一名候选人，而选民只能赞成，反对或弃权。 正如毛主席所说：“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 ，这是事实，但这并非事实的全貌。关键在于候选人是如何被提名的。
Ronald hill在引用沙巴诺夫的研究报告时指出： “正式提名发生在工人的集体会议上，出席者被鼓励坦诚的谈论各个拟议候选人的个人素质。”
换句话说，人民在那些会议上提出一些人选，讨论他们的资格，并决定他们是否应该成为候选人。基本上当候选人获得提名时，他们就已经赢了。投票只不过是对此民主程序做的正式确认。
Pat Sloan是一位曾经在苏联生活和工作的英国人。他在《苏联的民主》中写道：“I have, while working in the Soviet Union, participated in an election. I, too, had a right to vote, as I was a working member of the community, and nationality ……allpeasants.”（ 我曾在苏联工作的时候参加过一次选举。我也有投票权，因为我是社区里的在职人士，而民族或国籍并不妨碍选举权。过程非常简单，我们组织中的所有工人在由工会委员会召集的大会上讨论候选人，用举手的方式进行表决。在场的任何人都有权提出候选人，而且那次当选的候选人不是党员。在考虑候选人的断言时，他们过去的活动被讨论，他们得亲自回答有关他们资格的问题，任何人都可以表达赞成或反对的意见，而所有讨论的基础内容是：候选人有什么正当理由在地方代表会议代表他们的同志？ ）
这样民主制度有输给先生们熟悉的自由民主制度吗？现在西方政治选举大致上只能选出有两个大党提名的候选人，苏维埃制度反而在直接和间接民主之间找到了良好的平衡。苏联人在毛泽东提出 群众路线 的说法之前就已经有类似实践。
苏联许多法律都是按照群众的意见而起草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1936年的宪法，整个宪法简直是因应人民讨论出的需求。苏联在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组成了31人的宪法委员会，起草苏联宪法的修改草案，草案被提交给全国人民讨论了将近半年后，才在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得到修正和批准。经过这些讨论，最终草案包含的修正案比原本提交了多了40多项。Pat Sloan在书中也举了有关堕胎法律的例子。那些法律也是由人民决定的。
苏联政治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是批评官员，批评工作环境和批评管理阶层的自由。这种批评相当普遍，Pat Sloan和其他在苏联生活过的外国人的书中都提到这一事实。
Sidney Webb在他书中写道：“… free criticism, however hostile it may be,is permitted, even encouraged, in the USSR, of the directors of all forms of enterprise, by the workers emplyed, or by the consumers of the commodities or services concerned…… concerned.”（ 不论是被管理的工人，还是商品或服务的消费者，自由的批评各种企业的主管，不管怎么样不友善，在苏联是允许的，甚至被鼓励。 ）
因为档案在苏联解体后解密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找到这一方面的证据。
Robert Thurston在研究档案后在书中写：“Of course, criticism had been strongly encouraged during the purges, and local records contain plenty of it. The press strongly endorsed criticism from below at the end of 1938.”（ 当然，批评在清洗期间被强烈鼓励，而且地方政府的记录包含大量的批评。新闻界在1938年底强烈支持下级批评。 ）
他还说，1936年3月，斯大林强调了党与群众联系的重要性。要保持联系，就必须认真倾听群众，基层党员，所谓小人物和普通民众的声音。《真理报》甚至把不做批评视为人民公敌的特征。只有敌人希望我们布尔什维克注意到现实，只有敌人会努力使人民自满而只看事物的光明面。正如扎沃德尼的资料和大量的其他证据表明，这些呼吁不仅是一种只允许可靠的精挑细选之人做出安全的批评的恶劣骗局。
他的书还提到了一个调查和和解批评的委员会的存在，部分下级的官僚确实有试图阻止批评，因为这些批评肯定对机会主义者和其他权力滥用者不利。
连代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教授David Granick都说： “管理阶层在严厉的思想和实践障碍下努力压制工人的批评，有一位厂长暗示生产会议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但至于工人是否敢公开批评的问题，他说：‘任何压制批评的主管都会受到严重的惩罚，它不但会被解职还会被审判’。”
这一类的资讯使得非共产主义的历史学者robber thirston驳斥 “苏联是集权国家” 的说法，
他在另一本书中写到： “据说大恐怖时期，那些城市里受到跟其他地区差不多影响的工人们，仍然能够当面批评主管，骂完主管后还能讨回职位。纵然理智，冷静和清醒的工人当中，没有一个会说社会主义是一个不好的制度或说斯大林是个白痴，但批评的自由的确帮助工人争取到对他们而言非常重要的权利。当时受苏联工人管制的，包括生产规范的某些方面，工资率、工资级别、工作安全、住房和管理人员的待遇。同个时期的美国工人还在为了使工会获得最基本的法律认可和斗争，就算争取到，在工作场所也无法造成太大的正式影响。1930年代末期的苏联政权远远没有将负向的强制手段作为其统治权的基础。他反而培养了人民有限但正向的政治作用。在低层的日常事务和政策执行方面，苏联的政治结构是参与式的，对苏维埃国家的旧概念需要被重新思考。那些把主管赶下台，监禁目标人物和在工厂赢得副职的工人，都是通过有在国家机构中拥有国家权力的组织实现的，只有停留在故事的片面上，并将证据的使用限定在特定来源，才会把体制描述为一种主要靠强制来决定工人的生活的制度，这类问题意味着被政府或党的法令控制的事不多。党发表的通常是虔诚的愿望，而不是被实现的命令。”
另一名历史学者J.Arch Getty研究了斯摩棱斯克档案馆的文件后，对1930年代的苏共得到了以下的结论： 根据大多数的西方观点，权力是由中央至上而下传至地方的。理论上，每个委员会都完全服从上级的委员会，而且个别委员根本没有权力或控制权。苏联政治与这种观点大有不同。事实上，指挥链的倒塌比它的运作常见。共产党远未渗透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像是一个散漫而混乱的势力，在城市之外的影响甚微。1930年代的苏俄像是个落后的传统社会，远远不是一个复杂精细的集权主义制度，斯摩棱斯克档案馆的文件的淳朴性质，中央政府在关键领域的薄弱和一定程度的政治多元主义，根本不是集权主义的任何特征。
现在，我们知道，苏共在斯大林时代即便想搞集权统治，他也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根本没有那种能力。因此就连非共产主义的历史学家认为 “苏联是集权国家” 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人民在职场和社会上都有做主的权利。
关于政党的问题，自由主义者又会反驳：由于国家只有一个党，苏联就必然是个不民主的党国。而事实上，只有在人民 要求 国家有 别的政党 的情况下，才能说国家 只有一个政党 是不民主；只有在党的成员 不属于 群众本身的情况下，才能说苏共是 不民主 的党。而现有的西方两党政治下几乎只允许本国人民投票给比较不讨厌的人。由此可见，民主与否的关键是能否掌握提名的权利。
事实上根据数学家凯尼斯梅所发现的梅定理：两党以上的制度其实对民主有害。详情请参阅Carneades.org。一党制本身没有比两党之民主或不民主，重点在于党属于哪些人和阶级。况且在苏联党外人士也能参政。而且以上学者的研究显示，如果人民对候选人有意见，就算他是党员也不会被提名。
比如Pat Sloan参与的选举没有选出半个党内的代表。而且通常共产党员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而且共产党本就代表人民的意愿，所以其他党的存在并非必要。当然不可否认共产党的阶级性质的确有腐化的可能性。斯大林也意识到党有腐蚀的风险，他长远的解决计划是改革苏联的政治体制，让党成为宣传鼓动的工具，而他短期的解决方式则是党的清洗–使体力劳动者占党的多数。两种方法双管齐下，当时多数党员也的确是体力劳动者或农民，而这里指的清洗不是叶若夫那种恶名远扬的大清洗。而是由人民决定哪些人有资格继续做党员
Pat Sloan这么说： “如何确保党内的人不会与其他人民脱离关系，掌握着强大权力的小政治组织难道没有隔离他宣称代表的人民之风险吗？正是因为为了对抗这种风险，列宁才主动创造被称为‘党的清洗’的活动.这个清党每几年由农村，村庄和军队的公开会议组成。党员必须在公开场合提出自己加入自称为劳动人民的先锋组织的党的正当理由。在我亲自出席的这种活动中，每个党员都必须说明他们在生活，在改善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斗争中付出了功劳，和他们当今从事的工作。在场的任何人都可以提出问题，在场的任何人都可以发言。所以每个党员的优缺点都被充分讨论。”
另一个目击者是曾经走遍了苏联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他在书中写： “共产党的全体成员必须在大量非党员的观众面前接受所谓的清洗。每个共产党员必须在有办法证实其声明的人在场的情况下，分享自己的履历和日常活动。对不受欢迎的莫斯科的大学校长而言，在学生和检察委员会前解释自己为何值得被国家信任是一种痛苦的经历；对工厂负责人来说，在有权发表言论的工人面前揭露自己的过失和日常活动，甚至揭露妻子使用工厂的汽车去购物之事，也一样痛苦。全国各地共产党人都经历过这种事，党的清洗导致大量党员被开除，以及少数党员的逮捕和审判。”
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时期，党是由全国劳动者控制的。工人对于工作环境政治和经济上有相当大的发言权，这就是列宁的 无产阶级专政 。统治权在多数的工人手中，而非在少数亿万富翁的手里。然而斯大林死后他遭到了严重的污蔑。而他提出了政治改革没被实行，体力劳动者在党内占的比例变得越来越小，而知识分子变得越来越多。政权逐渐地从工人手中消失，直到工人完全不再掌权。
根据我们能接触到的证据，这些现象不是在列宁或斯大林的领导下发生的，却是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的领导时期发生的。至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派对斯大林的诬蔑，即关于1932~33年的饥荒，叶尔夫大恐怖时期，莫斯科大审判以及其他常被自由主主义者断章取义诠释的事件，可以参考格雷弗弗写的《苏共20大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
走资派常常说是三位领导人试图在苏联引入民主改革，而这其实是刻意把市场自由化和民主混为一谈。由此可见，即使无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打破旧的国家机器，争取到统治权，不代表革命结束了。相反的，社会主义即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阶段，或马克思的低级阶段共产主义，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期，人民不断地抵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还得防止国家机器被新资产阶级夺走，变成修正主义的反革命国家。上世纪社会主义国家陷入修正主义的经验，给了我们宝贵的教训。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人从巴黎公社的失败中学习，让我们反思前人的经验，强化自己的理论，永远不要忘了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过程也不是一处可及，甚至不是一两百年内就完成的。
现在，还有些群众，对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卡斯特罗和金日成等人根本不熟悉，但只要提到这些名字，他们就表现出强烈的敌意，坚持这些人是杀人魔。值得思考的是：正如毛主席所说：“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 若你只是对这些人是抱有强烈的敌意，即使在诚实深入地反思后发现自己其实从来没对这些人或事物进行过研究和调查，那你只是在不求甚解的重复被灌输的别人的宣传罢了。即使你研究过一些片段，就直接给他们带上了高帽子。 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 要知道，对陌生事物或者一知半解产生强烈情感是被愚弄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