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事论事-对安倍晋三的死亡的反思
安倍晋三遭到了刺杀。他流血倒地的图像在全球社交媒体网络上瞬间传遍，引发了雷霆式的讨论。
首先，对待安倍这个“军国主义遗腹子”式的右翼政客的死，表明日本极右翼势力抬头,并以有组织的暗杀的方式清洗日本右翼队伍，而且这必定导致日本中右势力将不得不对自己一手扶持起来的极右翼势力进行戒备,甚至慢慢削弱。对于中国人民和日本、世界进步的人民，也很难对被刺者寄予过多的同情。可是，仅仅表达难以寄情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
反对慈悲为怀
有人说，安倍是右翼，但不是极右的，甚至自作聪明地以为“留着”安倍更有利。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安倍晋三都干了些什么？
在 经济 上，以2020年第二季度为例，日本全国产出较第一季度水平下降7.8%，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27.8%，季度降幅比2009年大衰退时超过60%以上。
事实上，2013年初安倍上台时宣传的巨大希望遗憾地落空了。安倍当时宣称了他的经济政策，很快就被称为“安倍经济学”，有三支“箭”，分别是货币增发、财政刺激和结构改革。现在我们可以说，我称之为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结合的安倍经济学，对促进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几乎没有起到作用。我们来看看安倍政府自己用来检验成功的基准之一，即安倍经济学文本中列出的经济增长指标：名义GDP。
2012年底安倍上台时，名义GDP为495万亿日元。他给政府定下的目标是让日本经济达到600万亿日元。在COVID-19爆发之前，实现了多少呢？到2019年底，名义GDP达到了560万亿日元，每年增长2%左右。而实际GDP的表现更差，年均增长只有1.2%，几乎是G7经济体中最差的，仅仅略好于最差的意大利。
在工资方面，日本的劳动者要多花11%的时间才能挣到和二十年前同样多的工资，而且有些人加班加点都没有加班费。很多工人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做两份或更多的兼职，有的人做多份兼职，每周工作时间长达70小时 !在安倍执政的期间，每个员工平均的年工作时间有所下滑，但这仅仅是因为很多新员工是兼职或者临时工——日本的年平均工作时长仍然位列全球最高之一。
同时，安倍晋三没能促进日本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劳动生产率的低增长。在经合组织的36个国家中，日本仅仅排名第21。2018年日本每小时的劳动生产率只有46.8美元（相当于4744日元）；还不到爱尔兰102.3美元生产率的一半，大概只有美国74.7美元生产率的60%。
总之，经济上万变不离（凯恩斯主义）其宗，根本无益于日本资本主义，借提高物资生活条件欺骗无产阶级，还大大激起了日本的阶级对立和矛盾。 这或许也是他为什么被刺杀的经济背景。
在 政治 上，安倍晋三曾经在国会上宣称日共为“暴力革命组织”，称“共产党有昭和26-27年（1951-1952年）在全国杀人放火暴力革命的行为。我们意识到他们并没有改变这个方针。”
在任上，安倍还致力于自卫队国防军化、扩军备战。讽刺的是，刺杀安倍的山上彻也，是一名前日本自卫队成员。
这也警示全球其他试图把人民绑上战车的帝国主义者：玩火必自焚。
综上，安倍这种老练于实际政治操作的、看似“没那么右”的狡猾政客，实际上在经济问题糟糕的日本大肆推行矛盾转移，大喊反共，大搞军国主义，恐怕比那些高喊口号的极端者还要危险一些，还要反动一些。有人会问：“安倍不是下台了吗？”是的，安倍虽然已经下台，但就他能影响菅义伟和岸田文雄的交接来看，他在自民党仍是个“教父”级别的人物。
安倍的长期执政，为当代日本在右倾道路上狂奔打开了“恐怖闸门”。安倍推进了什么，这是明摆着的。
列宁指出：“现代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结果。” 二战以后，美帝出于一己利益之私，重新“武装”起日本：其中作为日帝侵略基础的垄断资本也在美帝保护和扶植下迅速恢复发展起来，特别是从美帝侵朝等战争中发了横财。垄断资本的恶性膨胀使它的生产同原料供应和商品市场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国内阶级矛盾也日益加剧。战后日本保守的自民党的长期执政，就是政治上的缩影。
美日反动派置战争教训于不顾，一心复活军国主义，这是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威胁。这是上个世纪反法西斯斗争不彻底的象征，留给今天世界人民的斗争任务也是明摆着的。毫无疑问，作为战后日本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安倍晋三又在最近的历史条件下给这个反动趋势加强了一把。法西斯分子咎由自取，使日本民族受到伤害（战后幸存的日本人一度靠捡垃圾中的食物为生。许多日本女人主动向美国占领军投怀送抱，日本男人则拎着骨灰盒默默走过—骨灰盒里面也许是他的战友，也许是他的兄弟）；其他民族则遭受无妄之灾(大约有三千万中国人死于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华战争）。由此引起中国人民、东亚人民和世界人民警惕反感，是不足为奇的。
然而，偏偏有一些小资产阶级同情心泛滥的人士，面对如此重要的一位政治人物的评价和态度，离奇地要求“去政治化”或“抛开政治不谈”。当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泛滥的同情心，被用于一个继承了上世纪对中国人民严重犯罪的日本军国主义衣钵的政治人物身上时，其恶臭性质就不是通常的“叼盘”所能解释的了。
忙着对这号人物表示慈悲，这“叼盘”少了一份搞笑，多了一份令人细思极恐的黑色性质。我们看到的是某些人在涉及政治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的“不清醒”—或许可以解释为：在资产阶级及其走狗那里，确实可以存在这种“互相怜惜”。这无疑是反动的。
警惕民族主义
历史上，民族主义曾经在德国、日本等国家嚣张一时，导致国家走上法西斯主义邪路，给世界人民和本民族人民造成毁灭性灾难。我们也不能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第二国际奉行民族沙文主义政策，支持本国的帝国主义战争，曾经被列宁严厉批判。其特征有四。
其一，无限贬低他国，自嗨自乐。他们把安倍当成符号，无底线地丑化、愚化、脸普化，把符号先于思考，认为用表情和抖机灵就可以参与严肃讨论，追求虚假的身份认同的快感；还有对能被“无意义的行为”轻易煽动，认为能参与到虚假的历史中（其实也可以归为虚假的身份认同）；最后就是对纯粹乐子人，完全被符号的享乐机制异化，符号行为仅仅只是为了恶心他人找乐子的病态快感。他们摆出一副“不要用思考来占据我的娱乐时间”，“我上网就是为了图一乐”，“反思怪又开始了”，“宁这么会反思怎么还在这敲键盘呢”的嘴脸，殊不知，享乐主义恰恰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了当今互联网上最大的权威。（为什么他们能看乐子呢?因为觉得和自己过于遥远，毫不相关）这实际就是将严肃的历史娱乐化、虚无化，从而解构对抗日战争和现代帝国主义认识的伟大意义，落得愚人亦自愚的后果。
其二，自己完美无缺，他国（如日本）一无是处。一些人，为显示自己爱国，就容不得别人半点批评，否则就扣上“恨国党”、“汉奸卖国贼”帽子。言论上充斥着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情绪，到处都是自己如何如何厉害，他国如何如何衰败无能。他们很容易从“民族自尊自信”异化为“民族自大自夸”，坠入小资产阶级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而迷惑自我，失去对真实世界的判断能力。事实上每个国家如同每个人一样，总是既有所长、又有所短，只盯着他国的短处无限放大，而看不到或故意不看对方的长处，则是明显的偏执自大、狂妄无知，并不是真正对付对手的方法。只有知已知彼，既有自知之明，又有知人之智，才会立于不败之地。
其三，无原则上纲上线，随便扣帽子、打棍子。打着“爱国”旗号的暗流，肆意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动辄将一些简单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经常以“不爱国”为名，对不同观点、不同做法的人进行人身攻击，扣帽子、打棍子。比如一些人没有在群聊中发表对安倍的死亡的搞怪，就被扣上“50万”的帽子；那些没有对暗杀者有狂热崇拜的人甚至被拉黑（暗杀行动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方法的，这只是幼稚派在犯英雄史观的形而上学错误）。虽然这招看起来好使，也容易使，且具有极大蛊惑性，但无法掩盖其浮噪浅薄的本质。
其四，立场先行，唯我独尊。不是首先以事实为根据，通过事实来推定立场，甚至做不到就事论事；而是首先以立场为判断，站在立场的角度来臆断事实。
这样的判断就不可能是客观的、唯物的，而是主观的、唯心的。更由于这种主观的、唯心的思想作怪，容不得别人的半点不同意见，以我划线，唯我正确。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形成语言暴力，如果充斥网络，必然妨碍正常的交流。显然，被狭隘民族主义裹挟的社会舆论毒化了网络空间，其负面影响显面易见。举对待蒋介石的死亡这样一个阶级立场明确的问题为例：毛泽东曾经私下为蒋介石举行了一场个人的追悼仪式。据说那天，毛泽东只吃了一点点东西，沉默庄严地把张元干的送别词《贺新郎》的演唱录音放了一天。这首词只有几分钟长，反覆播放便形成一种葬礼的气氛。主席时而静静地躺著听，时而用手拍床，击节咏叹，神情悲怆。这首词的最后两句，原文是：“举大白，听金缕”，表示满腔悲愤，无可奈何，只能借饮酒写词听唱来消愁。为蒋介石送葬后几天，毛泽东仍念念不能释怀，下令把这两句改为“君且去，不须顾”，重新演唱录音。这一改，使送别的意味达到高潮，送朋友流亡外地变成了生离死别。要是放在一些民族主义者的面前，恐怕连毛主席他们也要扣上帽子。
在我国，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一些人做爱国生意的绝好资本。各种狡猾的利己主义者，眼里根本没有什么民族大义，心中根本没有什么家国情怀，却把民族主义用“爱国”口号精心包装，贩卖给那些焦虑于国家崛起的人们。对于安倍的死，他们可以明目张胆的把它降格为消费广告，大肆赚起了死人钱。甚至只要狠狠地贬低别的国家和地区，狠狠地夸耀本国、本城、本地区，这种言论不仅没有任何风险，能得到体制的默许鼓励，还能大把大把地以“爱国”之名，轻松收获无数的粉丝和掌声，何乐而不为呢？
同时，民族主义的虚浮宣传，还客观上起到掩盖社会矛盾的作用，将社会主要矛盾秘密转移，突出与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而遮蔽国内阶级阶级矛盾的实质。正如 列宁所述：“俄国统治集团想用老办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即一方面用暴力镇压国内的解放运动，另一方面煽动民族主义的感情、制造一些后果无法预料的外交冲突来转移人民的视线，使他们不去注意国内的可悲局面。” 列宁还指出：“民族主义的偏见也助长了战争。在文明国家里，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经常在培养这种偏见，其目的是诱使无产阶级群众放弃他们本身的阶级任务，使他们忘记国际的阶级团结的责任。” 因此，在阶级社会里，民族主义历来是统治阶级用以欺骗和利用被统治阶级的工具，目的是为维护其统治服务的。
归根结底，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其底色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体现， 列宁曾经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年代，爱国主义代表的是一种十足反动落后的政治思潮，是小资产阶级意识的集中反映。 以爱国主义面目出现的民族主义同无产阶级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往往是被大资产阶级利用作为转移社会矛盾、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同民族主义是不能调和的，即使它是最“公正的”、“纯洁的”、精致的和文明的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提出以国际主义代替一切民族主义，这就是各民族通过高度统一而达到融合…… 只有有通过阶级分析方法才能正确地认识民族问题，只有通过受压迫阶级的阶级斗争才有可能解决民族问题。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把阶级矛盾解决了，才能将民族矛盾解决。
最后，谈谈马列主义者对这类行为应有的态度。
第一，肯定地不跟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舆论后面，简单谴责采取行动的群众个体，乱发“慈悲”，而不对事件所处的具体阶级环境、社会政治背景做分析；
第二，反对一切对这种行为的符号化，拒绝成为乐子人，用阶级分析去看待历史事件而不是用小资产阶级的消化方式去理解事件。警惕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利用。应当认识到此类行动带有相当的局限性，不容易对实际的社会政治议程发生影响。（就是说，既要把他的死当回事，联合日本无产阶级，又不要把这太当回事。）死了一个安倍，结束不了“安倍既定路线”，甚至还将出现更加右倾的政治人物（如岸田文雄的修宪）。同样的，支持甚至模仿暗杀行动也可能会像俄国革命中那些只会大喊大叫，冲塔，冒着绞刑和同归于尽的危险去暗杀沙皇的民意党知识分子一般，结果一事无成。
无产者作为一个阶级，只有觉悟、团结起来，把斗争矛头指向整个资产者阶级而不仅是资产者及其政客个人，才是长远的解放之道。